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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冠军 一个天才操盘手的自白
拍卖会举行的日期是在十二月四日星期四。我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周五收盘后到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去待了一下。正如我所预期的，艾尔和克利夫对于奥黛莉和我所挑中的那几幅画简直了若指掌。“你们的眼光真不错，”艾尔说：“不过你们不能光凭型录上面的介绍就做决定，一定要亲眼签定过才行。”
所有的拍卖品都将在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三日公开展示。“花园”是所有我们感兴趣的作品中惟一没有放在苏斯比展示的，它目前正在东八十二街的柯克(CoeKerr)画廊中展示。奥黛莉和我在周六时到柯克画廊看了那幅画。它简直闪闪发光，还比在苏富比型录中所看到的要好太多了。我们不只希望在拍卖会中出价，并且已经开始想像一个星期后这幅画挂在我们家墙上的美好景像。
在苏富比举行的画展是开放给一般大众参观的，只有星期一晚上，这些画会对特定的人士开放，这表示在星期一晚上苏富比会举办一场专为潜在大买主所准备的私人鸡尾酒会。这场展示会是我想要参加的，因为这是我能够和纽约艺文界那些闻人们凑上一脚的最好机会。但是由于奥黛莉和我之前并没有参加过苏富比任何活动，所以并未受到邀请。我们和艾尔以及克利夫约好在星期三也就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下午去看另外四幅画，可是在我们要出门前的最后一刻，我们的保姆突然请病假，所以奥黛莉只好留在家里。
当我走进苏富比在约克大道的总馆时，一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这一定不像走进水道跑马场或赌城凯撒宫一样。我以为每个参观画展的人都会如同参观博物馆般地放轻脚步、轻声细语。但事实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走进苏富比展览馆的大厅，就好像走进了一九四八年的共和党年会似的吵闹。一堆看起来像是长春藤名校学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虚情假意地互相打招呼，在展览厅中四处走动，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好像真的懂些什么。“毫无疑问的，这一定是瑞菲尔德最好的一件作品”，“这是裴克斯顿望远镜视觉法的最好范例”，“没错，注意看他的视焦有多特别，而且他从远景转移到近景的手法简直让这幅画活了起来”，“看看这幅‘少女与狗’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和强度”，“罗宾森把平凡无奇的东西给处理得多么棒啊!看看他对于空间的浓缩处理手法，这柔和的光线是怎么画出来的?他的笔法真是不可思议。”真是鬼话连篇!但这些至少都是好听的屁话，比我每天在华尔街所听到的要好听多了。
艾尔和克利夫不停地挥手和人打招呼，毕竟这是他们的市场，而且他们认识在这个市场里的每个人。他们也不停地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但是我可不是来这里搞社交活动的，我到这里是要研究画作和观察周遭的人，就好像在水道赛马场研究马匹或是在Amex观察那些作价员行为的道理一样。我仔细看着每一幅我们选出来的画，并且详细倾听别的参观者是如何评论这些画，然后把他们说的加以归纳，试着从中找出任何可以依循的脉络。
当我回家后，奥黛莉和我坐下来一起翻着我们的笔记，做最后的回顾。我们已经为明天的拍卖会做了万全的准备，确定明天的策略，检查我们的调整点，并且设定进场和出场的价位。我希望我那陆战队式的作战原则能清楚地放在脑袋里，并希望在拍卖会开始前准备好，因为从事交易本来就必须在一切发生前先做好心里建设和沙盘演练。尤其是当喊价已经超过我设定的最高价位时，我只能再往上加一，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喊价却已经高到二十一万美元时，我会在二十二万的价位再喊一次。拍卖是一种竞标者情绪充斥的游戏，所以在竞标时绝对不能失去自我控制，一定要设定明确的退出点并且坚守此一计划。在就寝前，我们拿起那本已经翻烂并做满笔记的型录，小心地把最后决定要出价的三幅画，编号一七六、二四与二七所在的页角折起来，做上记号。
“花园”与“河面之上”
苏富比所举行的拍卖会分为两个阶段。上午时段从十点十五分开始进行编号一到一五号的拍卖，下午二点则开始进行一五一到三四九号作品的拍卖。所有的艺品都是以年代远近的顺序排列，所以美国的印象派作品都属于第二时段，不过我还是想利用上午时段来熟悉拍卖会场的环境。我们在周四早上走进约克大道的苏富比公司总部，在警卫的指引下来到大厅，和艾尔及克利夫会合，然后跟着他们上楼，来到拍卖会场所在的大厅。
我们进入一个和百老汇街底小戏院差不多大小的房间，并且在前排找了四个位子。艾尔安排我坐在克利夫的左边因为克利夫负责喊价。艾尔自己坐在我的左边，而奥黛莉则坐在艾尔的左边。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张上面放了很多电话的桌子，旁边坐着六位年轻男女。“那些人是接受电话喊价的人员。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可以透过电话参加竞标。”艾尔告诉我。在那些年轻男女的左前方是一个电脑控制的电子汇率揭示板，上面明列着所有货币的汇率，以便出价者能很方便地换算成本国货币，其中包括：美元、英镑、法国法朗、瑞士法朗、日元以及德国马克。我们的前方则有一个架高的展示箱，里面有光亮的脚灯由下往上照射，而在它的四周都以毛毡包覆着。“那就是他们展示画作的地方。”艾尔说，“这个展示台分成三个部分，当一个拍卖品正在竞标的时候，他们就在布幕后面把前一个拍卖品拿下来并且把下一个拍卖品准备好。”在展示台的右边是一个讲桌。它现在是空著的，但很显然那是拍卖员要站的地方。
大厅的两旁及后方都有以深色玻璃隔间的小包厢，我猜想那一定是为拍卖会的大买主所准备的空间。拍卖会场里的人群都在聊着天，场面显得有些闹哄哄的，但是当十点十五分一到，每个人都立刻就座并且安静下来。接著苏富比的首席拍卖员约翰·马里恩(John Marion)走上讲桌。场中只有苏富比公司的工作人员站着，分布在拍卖场四周监督着一切。
约翰·马里恩以一种上流社会人士的语调将拍卖的相关规定做了简单的介绍，他检查了一下麦克风并且确定每个工作人员都就定位后，便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的喊价。在一阵如连珠炮般的喊价声中，巴特渥斯(Butterworth)那幅七寸乘十二寸大小，上面画著两艘在怒海中航行单桅帆船的“击败英国战舰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 Defeating the Galatea)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展示架上拍卖。每个与会者都把身子往前倾以便能看得更清楚，那些年轻的电话接单员则对着电话轻声讲话，汇率揭示板也开始显示着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而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四处穿梭。突然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有人出价六千了，有人出价七千吗?”那个充满磁性和高贵气息的声音大声地宣布。“七千美元，有人出价八千吗?好的，谢谢您，八千。现在，有人出价九千吗?”不停地有人提高投标价，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些买盘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一点也不像Amex。没有人会摇着他的手大声喊价，出价的动作是以非常安静而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九千美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约翰·马里恩用一个金属材质的槌子敲打在桌面上。展示架的转轴仍然在转动着，汇率揭示板也继续运作，在我把第一笔交易记录下来之前，约翰·马里恩已经开始第二个拍卖品的喊价了。
在上午的时段当中，克利夫对几个作品出过价。根据苏富比印行的型录中所附的“未来买主指南”的规定，出价是经由举牌的方式进行的，不过很显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职业买家。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的牌子一直没有离开过克利夫的衣服下摆。克利夫只要眨个眼、轻拍一下鼻子、拉个耳朵、点一下头、拉拉领带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小动作，约翰·马里恩那锐利的眼睛都看得到。我紧张得动都不敢乱动。就在这眨眼、摸鼻、点头和击槌的动作间，二十或三十万美元的交易就完成了。这样的景象让我有很深的亲切感：电话、数字、揭示板、出价、成交确认的动作以及金钱的快速流动，在我眼中简直就像一个干净而又文雅的Amex，而约翰·马里恩看起来就好像交易场里的法兰尼一样，只不过约翰穿着较好的衣服，又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约翰·马里恩用他的金属槌敲定交易，而法兰尼则靠他的蛮力完成交易。
上午时段结束时，我们出去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餐，但我太紧张以至于根本食不下咽。大部分上午时段的拍卖品都以比型录上底价更高的价位成交。“天啊，克利夫，你会不会觉得我订定的价位太低了呢?”
“你永远不会知道，”克利夫说：“有的时候你订的价位恰到处好，而有的时候你又和你要买的东西擦身而过。我想最好是先看看下午的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改变出价的策略。”
我们在一点五十分回到座位。二点整，约翰·马里恩准时回到展示台上的课桌旁。砰!开始第一五一号拍卖品的出价。第一五一号是约翰·拉法吉(John La Farge)的“审美家”(The Aesthete)，底价是四千到六千美元，结果以一万三千美元卖出，比预期的价格要多出两倍以上。这对我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得标价钱都偏高。汇率揭示板继续翻动，展示架也不停转动，每件美国画家的作品都好像旋转木马似的平均只展示两分钟就被买出。它们流通的速度简直比梅沙股的选择权还要快。
十二分钟后，第一七六号作品“到海之路”被推出来放在展示架上，该是我把这幅哈桑姆卖下来的时候了。我们为这幅画所订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这也是苏富比的型录中较高的预估价。“有人出价十五万吗?”莫里恩那雄厚的嗓音喊道。克利夫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有人出价十五万了，有人出价十七万五千吗?”莫里恩这家伙真懂得怎样抬高价码，“有人出价十七万五了，有人要出价二十万吗?”
“是那些希腊人出的价。”艾尔低声说。克利夫点了一下头。
“有人出价二十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二万五千吗?”会场一片安静，“有人愿意出价二十一万吗?”
克利夫看着我，等着我的许可。“去吧，去吧，给他们二十一万。”我小声的说。克利夫对前面眨了一下眼。
“有人出二十一万了，有人出价二十二万吗?有人出二十二万了!”
“这是那些荷兰佬。”艾尔说。
“放手去做!”我喃喃低语。克利夫摸了一下鼻子。
“有人出价二十三万，好的，请问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吗?”
“又是那些希腊人。”艾尔说。
狗屎!我不能让那些希腊人赢过我。可是当我正想告诉克利夫出价二十四万美元时，我感觉到奥黛莉正用她的指甲掐着我的大腿。“放弃吧，巴奇。”她说。“这幅画没有那么好看，更何况你还有另外两个竞价对手。”真是见鬼!可是奥黛莉是对的。我们一路看着希腊人和荷兰佬把价钱哄抬到二十八万美元。该死，这个拍卖会还真不是市着玩的呢!这就好像赌掷骰子一样。我痛恨自己输给别人，但小输总比滥赌输光后被人丢到场子外来得好。
七分钟后，现场开始第一九号作品的拍卖，那是希欧多尔·罗宾森的“夏日的山坡风光”，以四十七万五千美元卖出。这个价钱真的蛮高的，但是还好它至少还在苏富比型录的预估范围内，而且它看起来真的是一幅好看的画。三分钟后，编号一九六号，威廉·麦瑞的“塞考克的风景”以三十万美元的价位卖出，整整比苏富比型录中预估的价位高出五%。这对我来说是个坏消息。“该死!”我细声地说：“别担心，”艾尔说：“这是个英国汉普敦来的家伙，他是个情绪化的买主，他们出的价太高了。准备好接下来的出价吧!”
我的心砰砰地跳。二一、二二、二三号拍卖品都成交了。“第二四号，莫瑞斯·巴奇的‘花园’，”充满磁性的嗓音再度响起：“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四万吗?好的，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六万吗?谢谢您，十六万，现在，十八万呢?有人出价十八万吗?”克利夫领首，“十八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价二十万吗?有人出二十万了，二十二万呢?”
“那是一家在费城的画廊，”艾尔轻声告诉我：“可能是为他们自己或某个客户在出价，我不是很确定。”
“我才不管他们是为了谁出价。这幅画我要定了。帮我出价吧，克利夫”约翰·莫里恩看着克利夫，克利夫对他点头。
“二十二万，有人愿意出二十四万吗?”会场一片安静。“这是一幅很好的佳作，有人要出价二十三万吗?”约翰·莫里恩向会场后方看着。“二十三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二十四万吗?他又回头看着克利夫。
“还是那些费城来的家伙，”艾尔说：“没有其他的竞标者了。”
克利夫看着我，我看着奥黛莉。她点了点头。“放手出价吧!”我说。克利夫拉了拉自己的领带。
“二十四万，有人出价二十五万吗?”我把拍卖品型录放在膝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盯着这幅画，它正在我的面前闪闪发光。拜托!请让我买到这幅画。“二十四万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拍卖台上的槌声让我兴奋地站了起来。我是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疯狂的一次抢购行动，我弯过艾尔身前，紧紧拥抱着奥黛莉，然后赶忙握艾尔的手，再转身去握克利夫的手。我们座位后面的人都向我和奥黛莉恭贺着。这感觉真不赖，只花了二十四万美元(当然还得另外加上给苏富比的二万四千美元)我们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啦!
砰!糟糕，我已经忘了我们还在拍卖会场当中。编号二六号的作品刚刚成交，而弗利锡克的“在河面之上”已经被拿到展示架上。奥黛莉小声说：“这真是灿烂亮丽的一幅画。”她并没有参加前一天晚上的展示会，所以在这之前她并没有机会看到这幅画的真面目。“买下它!买下它!”她命令着。
嗯!我是一个优秀的陆战队员，而现在我接到了一个向前推进的命令。“现在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元，有人愿意出价二十六万元吗?”克利夫开始拉拉扯扯地做手势。“二十六万，……二十八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九万吗?”，“买下它!买下它!”我说。克利夫急急忙忙地动作，扯动身体各个部位，好像得了癫痫症似的。“一次，……，二次，……成交!”拍卖槌砰地一声敲下。终于，我们拥有了这幅“在河面之上”。我可以感觉到人们在后面拍着我的背，恭贺我们买下了第二件优秀的作品。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二十九万美元(外加二万九千美元佣金)以及二十四万美元(外加二万四千美元佣金)，在我这生中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花这么多钱呢!
这些画造就我成为更好的人
六个月后，艾尔和克利夫来拜访我。“巴奇，”他们说：“我们有一个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建议。我们有一个大客户，他是一个收藏家。他说愿意以七十万美元买下你那幅沃诺的画，我们认为以沃诺的画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由于我们在九个月前是花了四十万美元买进这幅画的，在持有九个月后能享有七五%的报酬率对奥黛莉和我来说是很不错的事，所以我们就把这幅“花园里的农夫”卖给那位收藏家，现在那幅画正挂在位于法国的美国艺术博物馆中。
在这些年当中，只要价钱合适，我们也透过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卖出其他的画作。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好的艺术品本身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标的物，一种可以像金融工具一样被买卖的商品。苏富比和克利斯提这两家公司很清楚这点，而其他数以千计和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一样的艺品商也是如此，他们就是真正造就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艺术品不只是一种投资标的，它们具有更高尚的意义。和买卖债券、期货或其他证券不同的是，在我买进一幅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拥有这幅画的前手是谁，而在我打算把一幅画卖掉前我也希望知道谁是买主。这是一种情感上、道德上的差异。
我买的画就好像我家里的客人一样。一早醒来我就可以看到厄尼斯特·劳森的画，我和斐德利克·佛利锡克的画一起共进晚餐，我读书的时候则有温斯洛·霍姆和查尔德·哈桑姆的画作为伴，而在我的座位旁则是莫瑞斯·巴奇、威廉·格列肯斯和玛莉·卡塞特的作品。正如同我的母亲在很多年前就知道的一样，这些画教给我许多在艾迪·柯汉家地下室，或交易场中没办法学到的事，诸如礼貌、谦逊和人性。这些画让我了解到赚钱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些画造就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我们搬进公园大道的几年后，我被选为大楼管理委员会总干事，随后又马上当选管理委员会总裁。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通在大楼里住了二十多年的住户打来的电话。“舒华兹先生，”他说：“我可以去拜访你吗?”
我们在我家的客厅坐了下来。“舒华兹先生，”他眼睛看着地板，然后说：“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我相信只要给我一些时间，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我恐怕没有办法按时支付这个月的维修费了。”
起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实在很难相信能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会没有办法按时付他们的管理费。就法律上的观点，我可以对外宣布他无法付款，并且逼他卖掉资产来支付积欠的管理费。这是那些管理委员在七年前告诉我他们会采取的行动。但是我是一个从纽海文来的街头小子，和那些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拥有权力时，他们随时可以修理我，但是当我拥有同样的权力时，我会用人性化的作法相待。因为我曾经被别人压迫过，我知道被压迫的感受。
“听着，”我说：“您已经在这幢大楼住了有二十五……还是三十年?慢慢来，先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不用担心你欠的管理费。我相信你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把管理费付给我们，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内不会向你追讨这笔钱。”
他看起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当他站起来准备告辞的时候突然停住片刻，仔细端详我的客厅。那时，挂在我们客厅墙上的画价值比我们所住的公寓还要高。“您的画作收藏真是一时之选。”他说。
“谢谢夸奖!”我说：“我的家人喜欢这些画，而保有这些画也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尤其是当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
当你从事交易时，把武器随时带在身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能两手空空就在华尔街闯荡，尤其当你对地形也不熟悉的话，就只能等着送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研究自己的操作方法，并且每次进场前要和我在Amex交易场内的朋友海斯·诺尔(Hayes Noel)保持连系的主要原因。可是很不幸的，我在一次赴芝加哥的旅途中忘记了这条守则。
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奥黛莉和我开始跨足艺品收藏领域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正准备参加一场艺术界的宴会。当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柏雷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提供相当的捐款，就可以受邀参加位于芝加哥的风城博物馆开幕式时，我马上就把支票簿和笔掏了出来。这座博物馆的发起人和他太太是著名的美国印象派画作收藏家，而他们这座博物馆的开幕式可说是艺坛的年度盛事。满场都会是系着黑领带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文界人士。我送出了支票，擦亮了我的鳄鱼皮鞋，准备好要去参加这场盛会了。
我们在开幕式举行的前一晚住进德瑞克饭店，由于第二天早上无事可做，于是我决定到Merc去，顺道拜访一下我的场内接单员黛比。在过去五年之中，我已经成为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最大的个人操盘手之一，可是我却从来未曾到史坦普的交易场来参观过，更何况去看看那里的家伙在干些什么应该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叫了一部计程车到威克大道(Wacker Drive)，然后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门前下车。抬起头来仔细端详这幢双座，外层包覆着花岗岩的四十层大楼，心中不禁想起：“我是这个地方的主宰者!”
我昂首阔步地走到会员服务台前。“我是马提·舒华兹，是交易所的会员，我可以领取我的会员徽章吗?谢谢。”
我以为服务台后面那位小姐，在听到我报出舒华兹的名号后，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相反的，她白了我一眼，然后说：“舒华兹?这个字怎么拼?”嗯!她能知道些什么?她又不是市场的玩家之一。等我走到交易场里面，那些人可就要抬起头来把注意力放到我这边来了。
我穿着亚曼尼西装、鳄鱼皮鞋戴着那闪亮的新徽章走进交易场内。我的天，这个地方可真是大!这里就像一座足球场一样大，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找到黛比。市场已经开盘，每个人都以疯狂的速度在交易场中进行交易。这里看起来就像尖峰时段的中央车站一样人潮汹涌。我得找人帮个忙，所以就抓住第一个从我身旁走过的跑单员。“嘿!我是马提·舒华兹!到底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在哪里?”
“嘿!我才不管你是谁，不过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场在那里。”他很快地走开并且向人群中挤了进去。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走过这个拥挤的交易场。我身旁是一个个具有十角形的高台、向中间以阶梯形式级级下降的个别期货契约交易场。这就是所谓的交易圈(pits)。每个人都在大声吼叫，挥动着手臂疯狂般地打着手势，借着所谓的公开喊价方式进行交易。掌心向内就是买进，掌心向外就是卖出，而手指则不断地比画着买价和卖价。“·六买十口!”“给我六月猪腩的报价?”“我要九月活猪的报价。”看来我到了肉品期货的交易区。我继续在交易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瑞士法朗还汇的报价在哪里?”“八五我要叫出三十口德国马克!”“披索到底在搞什么鬼?”终于，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我看着报价荧幕，显示着下列数字：
我终于找到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区了。
开盘高低收盘变动六月28650289302865028915+265九月28860290902884029060+215十二月29050292252904029220+170
要找到黛比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在Merc的交易场中女性接单员的人数实在是屈指可数。她开始向身旁的人介绍我，而更令我高兴的是，人们开始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就好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嗨!”“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这是你第一次到交易场内参观?”“想做些交易吗?”
我能说什么呢?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在史坦普指数期货市场简直像秋风扫落叶般地超越大部分交易员的表现。我像是西部出手最快的快枪侠，而现在每个在交易场里的人都等着看我露一手。“那有什么问题，看我的!”我走到黛比身边。根据交易所的规定，我并没有得到在交易场内交易的许可，所以还是得透过黛比和她所属的结算公司进行交易。
整个市场为之沸腾，而突然间我才意会到我惹了大麻烦了。我这个快枪侠这回可是忘了把枪带出门，我身边没有线图，没有报价器，没有移动平均线、随机指标或是强弱指标。这里所有的人都准备好对我掏枪，而我的处境就好像光着身子站在大街上一样无助。我对市场惟一的感觉只能来自于交易场中充斥着的喊叫声和手势，但我对那些喊叫声和手势可几乎是一点儿也看不懂。就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来观察，市场似乎正在上涨，但走势又似乎摇摇欲坠。“·二叫进五口，”有个满脸面疱的小子从交易场的另一边向我喊着。“得了吧!舒华兹，你是来看戏的，还是来做交易的?”
去你的，浑球!我低声喃喃自语。那该死的五口!“黛比，让我们来教训那个小混混。五十口!·二叫出五十口!”如果那个家伙想做多，我就偏偏要做空。
在交易场中响起了一片同调的声浪。“成交!成交!·二十叫进十五口。”“·二叫进十口!”“·二再多叫进二十口!”“嘿!舒华兹，再多卖出一些给我们嘛!”“对啊!来嘛，纽约仔。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嘛。·二再多叫进二十口!”舒华兹，你想做做看九月的契约吗?·六叫进二十口!”该死!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对我来说简直度日如年。我一直执意坚持我的空头部位，但是我已经弹尽援绝了。市场简直就是一去不回头。当我的亏损累积到九万美元的时候，我轧平所有的部位然后宣布投降。当我努力推挤着走出交易场时，一个老操盘手对着我大喊，“嘿!舒华兹，你给我回来!这么些年来你一直透过电话交易赚尽了我们的钱，我们要当面跟你要回来!”
在一九八九年我再度到Merc拜访，但是这回我拒绝再在交易场里做交易。我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教训，那就是如果你忘了把你的枪带出来，就千万别站到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市场不是一个用来娱乐任何人的地方，如果你想要使别人印象深刻，惟一的方法只有站稳脚步、保持原则并且依照自己的理性来从事交易。把我捐给风城博物馆和在交易场里输的钱加起来一算，想在芝加哥当大人物的念头花了我十万美元。
第 11 章 带着黄金逃命
在华尔街你最常听到人们问你的问题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那天你在哪里?”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那天，我手上持有的是多头部位，结果也证明我的部位是错误的。可是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来过一遍的话，我还是会作多，而且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那时正是蓬勃发展的八年代。就算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一九八二年从墨西哥灰头土脸地撤退，市场还是一路持续多头走势。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七这五年当中，道琼工业指数从七九点上涨到二六点，总共飙涨了二三%。光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前九个月当中，道琼工业指数就上涨了六五点，等于三三%的涨幅。华尔街就好像西班牙的潘普隆纳(Pamplona)在庆典中的情景一样，每个人都跟着牛群跑。我在那年中赚了八百万美元，在那样的多头市场中赚钱是如此容易，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多头市场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
我手上的持股相当多，而且数量一直持续加大。我对市场非常有信心，所以在哥伦布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我带着奥黛莉，以及职业网球选手安德烈和他的老婆盖比到天堂岛去度假。在哥伦布纪念日当天市场还是照常交易的，但是Amex里那些犹太和义大利裔的操盘手则不上班。只有北欧裔、英裔和爱尔兰裔的操盘手在哥伦布纪念日还在维持市场的运作。但八年以来，我都是一如往常地交易，并不在这天休息。所以当奥黛莉、安德烈和盖比坐在海洋俱乐部的吧台上喝着鸡尾酒时，我却正拿着电话继续进行交易。“再帮我买一万股的田纳科(Tenneco)。……什么?你说市场传闻田纳科就要被别的公司购并?那再帮我买进二万股。帮我买就对了!……等一下，奥黛莉，赌场什么时候开始营业?”
在这个哥伦布纪念日中市场状况相当敏感。在周四(十月八日)道琼指数下跌了三五点，并且在周五(九日)接着下跌了三四点，在紧接的周一(十二日)下跌了一点，周二(十三日)上涨了三六点，周三(十四日)重挫了九五点。周四(十五日)下跌了五八点，而接着就到了黑色星期五(十六日)。后来华尔街日报是用以下的说法来描述周五破历史纪录的跌幅：“道琼工业指数以破纪录的一八·六五点跌幅重挫，成交量也放大为史无前例的三亿三千八百万股。这是道琼指数连续第三天的重挫。但部分技术分析师表示，周五的跌幅配合上盘中的巨量，可能显示未来盘势将有机会出现较佳的表现。”
这就是大部分的市场专家对周五那种戏剧性跌幅大致上的共同看法，大家都认为周五的走势是多头向下修正的末跌段。贝尔·史腾的杰克·所罗门(Jack Solomon)宣称“市场的大幅下跌总是以死亡性的杀盘作结束”。奇德(Kidder)的丹尼斯·加瑞特(Dennis Jarrett)的意见则是“市场已经到了‘投降点’”。大部分的分析师都同意，星期五盘中的走势是一种典型的“空头顶峰”。至于我自己呢?我也认为市场已经见底了，虽然在我自己设立的交易法则中显示，在周五出现的跌势通常都会延伸到下个周一，但我还是在周五收盘前开始建立多头部位。毕竟，下档还能有多少空间?市场还能跌到哪里去嘛!就在周五收盘前我打电话给黛比。“帮我用市价买五十口史坦普期指。”她帮我买进了，成交价在二八三·五。这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部位，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五十口已经够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周末当中，发生了两件事情使我真的紧张起来。
周五晚间，我如同往常一样快要累垮了，简直累到没有力气出门，所以奥黛莉就帮我煮了丰盛的晚餐，我躺在沙发上边吃晚餐边看电视上由路易斯·洛基瑟(Louis Rukeyser)主持的“华尔街周报”当洛基瑟向当天的来宾马提·崔格(Marty Zweig，著名的基金经理人以及市场预测专家)询问对于周五这一八点的重挫有什么看法时，马提说：“市场目前正在很危急的状况中，我认为在短期内将再往下跌至少五百点。”
马提和我住在同一幢大楼里，所以星期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他。他下楼到我的公寓，然后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当时债券价格也已经在很短的期间出现重挫，而马提告诉我他所有的货币市场指标也都呈现严重的负面数据，他再一次以相当肯定的态度表示，市场将会再下跌至少五百点。当然，他说这个结果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们两个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生。
另外一件令我感到害怕的事，则是美国财政部长贝克(Baker)在周末指责德国当局任由马克利率走高的谈话。贝克一直以来都想借由控制美元的汇价来得到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目的，也认为波昂当局所采取的行动已经违反了他在当年二月和德国达成的协议。贝克这项强硬的谈话等于是向市场放出美国即将调高利率的空气，令市场相当不安。所以当我听到贝克的谈话后，就知道麻烦大了。
星期一当天我一直非常非常地小心。在崔格发表对市场的看法以及贝克对德国开骂后，我认为当天的市场从一开盘就不会让人好过。我通常对任何部位都会设一个“认输点”，一个心理上的停损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我犯的错误并停损。在心里设下一个停损价位是一回事，而真正执行它，在市场把你的多头部位砍掉，并且实现一大笔的损失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华尔街，切实执行停损就好像分辨纯种狗和杂种狗有什么不同一样地困难。
当开盘的钟声响起后，市场马上进入疯狂的状态。道琼工作指数好像垂死般在开盘十五分钟内立刻下挫子一五点。我坐在办公室里陷入恐惧的情绪中，因为我手上那四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一卡车的选择权和两卡车的股票在转眼间都已经跌破了我心里所设的停损点。我的部位已经亏损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动手执行停损，也无法做任何因应动作。陆战队的教育告诉我在战场的火线下千万不能停滞不前，不管你是前退或撤退，总之不要呆坐在原地等着挨炮弹。不过他们所教的只适用于一般的战斗上，而我现在却好像被核子弹轰炸了一样。
我的眼睛从一个荧幕换到另一个荧幕。老天爷!所有的线图和技术指标都直直向下指。道琼工业指数呢?在半个小时内下跌了二百点。史坦普指数呢?一开盘就重挫了十九点，而且还正在争速下滑中。“小刀”(NYFE)指数呢?简直已经崩盘了。那斯达克(Nasdag)指数呢?就像满目疮痍的战场一样。芝加哥交易所的选择权呢?全倒!我开始对自己喃喃自语：“这是在搞什么鬼?这不是真的!下一个支撑在哪里?反弹吧
终于，在十点半左右，市场暂时停止下滑，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我开始到处打电话，打探市场状况，试着为我的部位找到一个方向。“今天的成交量是多少?”“买进和卖出家数是多少?”“有多少买家?他们只是在轧平部位还是建立新仓?”“狗屎!你能相信莫克竟然跌了十二美元到一七二美元一股吗?再看看迪吉多，下跌了二十美元到一五二美元一股。这些都是多好的价位啊!一定有很多人会进场抢进。”在下个钟头里道琼工业指数回稳，并且从低点向上回涨了一百点，我开始采取行动了。
我拿起电话打到芝加哥，“黛比，把我那四十口史坦普期指卖掉。市价卖掉。现在就做!”我卖在二六七·五，当场实现了三十一万五千美元的亏损，但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棒的几次交易之一。我一向以擅于掌握市场的进出时点而自豪，而我万万没想到这次会是我这一生中时点掌握得最棒的一笔交易。我在只比当天市场最高价低一·五点的价位卖出了那四十口史坦普期指。就从我卖出的价位开始，市场再度陷入快速跌势当中，而这一次我开始努力作空，卖出我所有的部位。到了当天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除了我在哥伦布纪念日度假喝鸡尾酒时所买进的那几个选择权外，所有部位几乎都清干净了。我不是不想清掉那些选择权，而是因为它们在那时已经停止交易，根本没有任何买盘了。
到了中午时道琼工业指数又下跌了大约一五点。我想我已经赔了大约二百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至少我已经停损出场，不会再输更多钱了。这回我受到了重伤，但我当机立断地帮自己止血。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即使是撤退也可以视为一项具攻击性的行动，因为你藉由撤退而保留了来日再度反攻的实力。这正是我当时的作法，我从市场中撤退并保留了他日再进场放手一搏的实力。
提领黄金、准备逃命
但问题是，我从战场上撤退得够远了吗?我开始怀疑整个金融体系是否会就此一蹶不振。情况是不是会像一九二九年那次一样糟糕?从我心里开始漫延的经济萧条想法中浮现出我父亲的形象，他同时做两份工作，想要让家里能够收支相抵却从来没有办法做到。我开始思考可能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我的家庭。对我来说，保护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离开办公室直接回到家里。“奥黛莉，”我说：“整个金融市场马上市要垮了。我要去把我们的黄金领出来。”
奥黛莉开始测试我的心理状况。“巴奇，你真的认为情况已经糟到这个地步了吗?”
“市场已经重挫了一五点。我觉得情况糟得很呢!”
“那你的部位怎么样?”
“除了一些已经暂停交易的选择权契约外，我已经把所有的部位都轧平了。”我看得出来奥黛莉正回想起一九八二年那次，我们在海边度假时我逼她去把黄金提领出来的旧事。该死!那些黄金还真的是重得不得了，我真的不想再做一次同样的事。“或许我做的已经够了。”
我走进卧室，我们的儿子正在他的小床里睡觉。我看着他躺在那儿吸着他的手指，再想想我目前面临的状况，如果一切真的如我想像的那么糟糕，进而危害到我的家人的话，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的孩子们知道我可以在事前做好防备措施而没做时，我有什么颜面来面对他们呢?我还是决定去把黄金提领出来。
我跑到衣帽间，拉出一个破旧的皮箱，然后往电梯走去。我是一个操盘手!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信任我的直觉，而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快要崩溃了。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雷根就可能像胡佛在一九二九年所做的那样，宣布银行暂停营业，而我的黄金将会被困在那些银行里面。我要去把我们在银行的保险箱都清干净。
“巴奇，你要去哪里?”
“我觉得事情不对，我要去把黄金领出来。”
“巴奇，如果你真的觉得事情不对劲的话，那就去吧!不过要一切小心啊!”
我们的公寓座落于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的转角上，而东纽约储蓄银行(East New York Savings Bank)则是位于六十四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就在我们这幢公寓大楼的下一个路口上。我在这么一个美丽的秋天午后，冲出门，急忙地向那个街口走去，皮箱在我身旁晃来晃去。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的总裁大卫·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在他搬到纽泽西的赛铎(Saddle River)市前，也在六十五街的南边拥有一幢加宽式的房子，就位于尼克森住过的房子旁。大约十二点半左右，我走到洛克斐勒的房子旁时，看到他的屋外有六部大轿车并排、甚至三排停放着。“喔!”我自言自语：“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啦?他们一定在开什么紧急会议。”
在这种状况下我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到像副总统布希(Bush)、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乔治·舒兹(George Shultz)、米尔顿·费德曼(Milton Friedman)、马格莉特·佘契尔(Margaret Thatcher)、海慕特·柯尔(Helmut Kohl)等这些家伙都可能正齐聚在洛克斐勒的房子里商量怎么样在真正拯救全世界前，先保住他们的老本儿。我加快了脚步，赶到我的保险箱那里去。这些混球只需要从这幢位于六十五街的房子打一通电话到白宫，就足以让银行的大门关得比吉米·哈法(Jimmy Hopffa，美国工运领袖)的棺材板还紧。
当我回到所住的公寓大楼时，胸前皮夹里放了二万美元的现金，而我脸上则挂着诡异的笑容。觉得自己就像是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和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的共同化身。“一切都好吗?史瓦兹先生。”门僮对我问候着。“您刚刚离开时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呢!”
“一切都好，威廉，都很好!”我说：“到了明天，我住这栋大厦里的人恐怕有一半以上都没有办法付得出下个月的管理费了，但我可不会这样!”我拍着胸前的皮夹。“我要让这些浑球知道。银行马上就要关门了，而我可以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身上有的是现金。”
我把现金和黄金一起放在保险箱里。时间是下午二点半。我查看了一下市场的状况。正如我所预期的，市场下跌了四九点，并且仍然在持续下滑当中。我抓起电话打给我哥哥：“杰瑞!你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马上去银行把你的现金领出来!明天这些银行可能都没办法开门营业啦!”
“巴奇，我现在没有时间赶去银行。我很忙，手边有一大堆客户。”
“杰瑞，去那些客户的吧!你得听我说。银行现在正面监结构性的问题。它们就快要像三哩岛核电场的炉心一样熔解掉啦!你一定得去银行，现在就去!”
“巴奇，你听起来好像有点歇斯底里了。回想一下你八二年那次发了疯似的叫我们去提领黄金那件事吧!我现在没空跑去银行，我手边有太多事要做了。”
“是啊，好吧!可是如果银行都真的关门大吉，而你的手边一点钱都没有的话，你要怎么办呢?”
“我会到你家，然后向你借!”卡喀一声，他挂上了电话。
在市场向下跌五八点作收之后，我打电话给佐尔纳。“所以啦，鲍伯，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马提，但是你知道我一向都是怎么说的‘当市场的状况坏到你觉得恶心到极点时，或许就是你该再加码的时候了!’”
暂停交易
星期二早晨的市场状况就好像是台风过后，人们开始在海边巡视并且评估灾情的景况一样。到底市场的跌势是虚假的还是结构性的?谣言充斥着整个华尔街，诸如纽约证交所当天可能暂停开市啦……Merc也可能暂停开市啦……所有的交易所今天都暂停开市啦……等等。而最大的谣言则是所有投资银行的龙头老大——摩根·史坦利，可能要宣告倒闭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内线”史基尼。
“马提，那些保守主义者……”史基尼用尖锐的音调说。“他们手上持有一大堆的套利部位，他们放空现股然后作多史坦普指数期货，可是由于市场出现恐慌性卖压，所以他们就亏大啦!指数期货契约的价格出现四十点的逆价差(期货价格低于现货价格)可是股票根本就有行无市。他们欠了Merc高达十亿美元以上的保证金，更糟的是他们没有能力支应追缴保证金的压力。”
“内线”史基尼所告诉我的，就是说任何人如果持有期货的多头部位而赔了大钱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期货市场出现的四十点逆价差，而在市价结算时出现巨额损失宣告破产。这表示摩根·史坦利得在一夜之间筹集一笔巨额的资金来支付结算所对他们追缴的保证金。因为在期货市场里，每个人每天都得以市价评估方式结算损益，并在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损益。
我打电话给佐尔纳，“葛林斯班已经开放联邦储备局的重贴现窗口了。”他告诉我。“我刚刚才听说这件事，昨天市场上最大的输家已经借到了足够的资金来支应他们在史坦普期指的保证金追缴。如果他们没有借到这笔钱的话，Merc今天就没办法开门营业了，如果这样我们可真要一头栽进第二次经济大萧条啦!”哇
就在Merc如往常一般开盘之前，我打电话给黛比探一探那边的状况。Merc里面的状况就好像是一座疯人院似的，黛比过去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情况。星期一时交易场委员会为了处理错账和交易纠纷简直搞得脸都绿了。一大堆的操盘手不承认他们所成交的交易。甚至在我和黛比说话的同时，李奥·米尔兰正在史坦普期货的交易场向每个人宣布一切都没有问题，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许多经纪商和操盘手为了不想面对现实，根本就不来了。许多交易所的会员席位都在跳楼大拍卖，因为有不少会员都指望拿这笔钱来支付保证金的追缴。
在股票市场中，作价员创造市场价格，但是如果市场中的买盘和卖盘相差太远时，他们也可以暂停交易，而这正是星期一当天很多档股票所面临的窘境。但是在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中并没有作价员，指数期货是利用公开喊价的方式进行交易。所有的交易指令都集中在交易圈内，市场中总是有人在不同的价位叫进或是叫出。这就是史场普期指之所以会和现货指数出现如此巨幅价差的主要原因。操盘手会针对目前市场上叫出的卖盘喊出叫进的价格，但是这些价格都比现货指数的最后成交价来得低。在纽约证交所大部分的股票中，并不是每档随时都有真正成交价的，用来计算史坦普指数的股价都只是星期一收盘时所取得的最后的价格而已。
在这么一个供需完全失衡市场中，我决定停止交易。如果现在跳进史坦普期指市场的话，那我就真的是头壳坏去了。在那个市场中价格波动得愈厉害，场内操盘手就愈有机会恶搞你。就算在平常一切都没问题的状况下，我都免不了被他们瞎整一番，更何况在一个像今天这么乱的市场中，他们不把我咬成碎片才怪呢!整个星期二早晨，我都把手放在口袋里，盯着报价荧幕看。股票市场以极大的成交量下上下振荡。黛比在十一点三十分时打电话给我。米尔兰和Merc的总裁杰克·山德纳(Jack Sandner)刚刚才走进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并且宣布暂时停止所有的交易活动。他们担心纽约证交所可能马上会宣布停止交易，而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的话，Merc就会成为操盘手蜂踊而上，全力掼压的地方。
但是中午过后，道琼新闻社开始报导许多绩优蓝筹公司已经开始进行买回自家股票的行动。这个利多消息马上让所有的蓝筹股强劲反弹，而Merc随后也重新开始交易。那天道琼工业指数收盘上扬一二二七点，是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我完全错过了这一波涨势，因为我整天都在场外观望。我在当时仍然拥有六百万美元的年度获利，而且我的神经不再紧绷，最重要的是我的黄金都放在保险箱里。这就好像在拉斯维加斯大赢之后的心情，我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行。
超越索罗斯
星期三，有更多的股票跟随蓝筹股的涨势上扬，到了下午三点时，股市已经上涨了一七五点，轻易超越了星期二的单日涨幅纪录，并且收复了星期一那五八点跌幅的大半失土。市场进入疯狂的状态。我一定得回到这场游戏里。
我看着我的神奇T指标、移动平均线、相对强弱指标，和趋势轨道线。在市场经过了我一生仅见的巨幅波动过后，我的指标简直都已经完全纯化，无法使用了。在我的指标中显现不出半点规律，没有任何对称的型态，也毫无高低价的限制，市场的价格波动就好像暴风雨中飘浮在大海里的救生艇一般。我得靠我的市场感觉来操作，而我对市场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戏剧性的强劲反弹无法持续下去了。“黛比”，我大喊着：“我们要重回市场里去，但是这回我们得慢慢一步一步来。帮我用市价卖出一些指数期货，然后看看接下来市场会怎么走。”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市场继续往上涨，而我则持续不断地以一次一到两口的数量加码放空，交易所场内的那些家伙不断地延迟我的成交回报，一路在执行我的交易指令前偷跑，在这儿偷我一点，在那儿又偷我个一五点。史坦普指数期货收盘在二五八二五，而我在当天收盘时总共卖出了十二口契约，平均放空成本为二五五。这对我来说算是小事一桩。我平常每天收盘时总会作多或放空个一百或一百五十口的期货契约，但是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才不这么干呢!
到了下午五点，我打电话到艾略特波浪理论学会的热线去听听看鲍伯·普瑞契特(Bob Prechter)怎么说。普瑞契特住在乔治亚州的甘斯维尔(Gainesville)，他印行了一份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The Elliott Wave Theorist)的市场行情分析报导。普瑞契特曾经成功地预测了一九八二年开始的大多头市场，并且因此而成为八年代市场的大师级人物。他拥有一大推信徒，唯他马首是瞻。除了那份市场分析报导之外，他还设立了一个每周一、三、五下午五点更新一次内容的热线电话。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那天的热线电话中，普瑞契特表示悲观的看法。根据热线电话中的内容，虽然市场历经了两天的强劲反弹，可是行情仍然无可避免地要再度开始下挫。
在星期四早晨开盘时，我已经和黛比通上电话。普瑞契特是大师中的大师，只要他说市场会往下跌，那就很可能会真的成为事实。不管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在这么巨幅的波动行情中，我可得要时时加以掌握。口当!开盘的钟声响起。“马提!”黛比在电话中高声叫着：“席尔森(Shearson，大型投资银行)刚在市场里下了一个一千口的卖单，他们市场卖出!”
“价位!价位!该死的!给我一个报价!”
“二四叫出!”
“狗屎，昨天不是收在二五八的吗?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让我想一下，我得好好想一下。”我已经赚了多少呢?十二口成本在二五五的空头部位，而现在市场上是二四叫出。十二口乘上五再乘上十五点等于九万美元。“马提!现在是二三叫出!二二五叫出!”
“契约量呢?二二五叫出多少口?”如果以二二五来计算的话，只要我马上轧平那十二口部位，就已经稳赚十八万美元了。“到底叫出多少口?”
“马提，市场上没有任何买盘，我不知道有多少口叫出!二二叫出!二一五叫出!”我的老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成了无底洞，没有任何人叫进。在我从事史坦普期指交易的五年来，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阵仗。“二一!二五!马提，市场刚刚在二二成交!”
“多少口?到底成交多少口?”
“我不知道，我没看清楚!二成交!又成交在一九八!”
“平仓!”我大喊着。场内那些家伙已经开始买进了。“轧平我那十二口契约，然后马上把成交纪录输入结算所的电脑里。我不要那些浑蛋把我的成交纪录拿去乱搞!”在市场出现如此剧烈的波动时，这些家伙会常常忘掉一些他们执行过的交易，不管是无心或是故意。“马上帮我执行!”卡喀，我挂上了电话。
我转头看着报价荧幕。上面出现了二二这个价位，接着是二，然后是一九八、一九七、一九五。过了一分钟后，一九七、二、二四。市场已经开始转向了。但这都没有关系，我一定已经在二以下的价位轧平所有的部位了，我又大赚了一票!
铃……，“黛比!黛比!你帮我做了吗?”
“马提!我在二帮你轧平了五口，但是他们不给我另外七口的成交回报!”
“现在市价在哪里?二一吗?价格变动得太快了，如果他们还不把那七口在二百成交的单子回报给你，就马上用市价帮我买进另外五口!现在就买!”那些天杀的浑蛋!他们拿我的交易指令去应付另外七口单子。让我在这七口契约上每口至少少赚了十点，这至少是三万五千美元，搞不好他们还要吃我更多点数。
铃……，“马提!我拿到了成交回报了，五口成交在二一，而另外二口成交在二一五。这是我能做到最好的价格了。市场价格的变动实在太快了。”
我情绪激动得发抖。我不知道该感到高兴还是不爽。我在这次十二口契约的交易中总共赚了二十九万美元，而那些在Merc交易场内的家伙则假藉所谓“执行差价”的名义从我口袋里拿走了五万美元。仅仅靠着十二口契约就赚了二十九万美元!这真是不可思议!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大家才知道席尔森那一千口的卖单是帮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量子基金(Quantum BVI.Mutual Fund)下到交易场的。很明显的，索罗斯对市场的看法和普瑞契特相同，并且决定把他的基金所持有的二千四百口史坦普期指契约在开盘时以市价杀出。根据《贝伦周刊》在事后的报导，当那第一波为数一千口的卖单下到交易所时，“交易场内的操盘手们听出了鲸鱼陷入困境的叫声。”他们把所有的买盘撤掉，直到叫出价格掉到大约二百时才开始发动攻击。索罗斯的部位大部分都轧平在一九五到二一之间，而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市场价格又弹回到二三附近，让一大堆新诞生的百万富翁在交易场内狂欢庆祝。这是Merc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笔交易，而许多相关的细节都是日后由美国地方法院的芝加哥分院流传出来的，因为索罗斯控告席尔森公司并求偿一亿六千万美元(随后双方于庭外和解)。根据“内线”史基尼的说法，索罗斯实际上损失了八亿美元。“马提，他老早就已经作多了，而他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下被迫停损。”我只记得那一天我的操作绩效“超越”了伟大的索罗斯。
当我回到家里时身体还是不停地颤抖。“奥黛莉，”我说，“你一定不会相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只靠十二口契约就赚了二十九万美元!”
“巴奇，这真是太好了。你这个部位开了多久啊?”
“隔夜而已。”
“这对你可是一件好事啊!现在总该可以把你装黄金的那个皮箱从保险箱里拿出来了吧?我都没办法把我的珠宝拿出来了呢!”
到了二十三日，星期五，我把那些黄金又存回了东纽约储蓄银行里。当我独自站在银行专为贵宾客户所辟的房间里，把黄金一块块地放回保险箱里时，不禁想到这是我第二次把黄金提领出来的经验了。在这两次经验中，市场都回到正常的状况而我也因此赚了不少。或许佐尔纳说的对，当情况坏到我们想把部位不计一切抛出时，反而应该把部位加倍加码。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但是当下一次我的直觉告诉我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时，或许我会真的照做，把我加倍加码，然后还是要把我的黄金领出来。
坐在湖边，静静等待潮汐的来临
鲍伯·普瑞契特是所有市场分析师当中最具有天份的一位。鲍伯相当聪明，他以全额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并在一九七一年拿到心理学学位，然后花了几年的时间自行学习技术分析的相关领域。这使得他在美林证券得到一个技术分析专员的职位，他就在那时开始接触并学习洛夫·尼尔森·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tt)的研究成果。
艾略特原本是一个会计师和不为人所熟知的技术分析者，他在二和三年代中发展出一套波浪理论来分析市场，并且在一九四六年(去世前两年)出版了他一生当中惟一的呕心沥血之作《自然的法则——宇宙的秘密》(Natures Law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从那时开始，波浪理论的操作哲学吸引了一群为数不多，但忠诚度颇高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了哲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理则学家以及投资者。
一九七七年时，普瑞契特从美林证券辞职，搬到乔治亚州的甘斯维尔市，那是一个位于亚特兰大北方一个钟头车程，濒临兰尼尔湖(Lake Lanier)畔的小城镇。就在那个地方，他开始发行他的市场行情报导刊物，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而在一九七八年，他和A·J·佛洛斯特(AJFrost，一名会计师，同时也是波浪理论的资深信徒)合写了一本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的书，并且在其中以神奇的精确度，成功预测出八年代的大多头行情。自此以后，这本书和他所发行的市场行情报导刊物，使普瑞契特成为八年代市场中的大师级人物。
我也订阅了一份《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因为我总是不停地在找寻一切可能帮助我改进操作方法的额外资讯，而艾略特的波浪理论正好弥补了我的神奇T指标的不足。波浪理论根基于数学理论之上，并且正好满足我对于对称、涨潮、退潮和宇宙规律等等课题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操盘手而言，它就好像宇宙的奥秘一样吸引人。
在一九八三年秋季的某一天，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普瑞契特，就像我在一九七八年打电话给泰瑞·隆德利(Terry Laundry)的情况一样。鲍伯也参加了诺姆·查德举办的全美冠军操盘手大赛，所以认得我的名字。我们开始谈到市场的状况，我很喜欢他所提出的看法，而随后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他提供咨询服务，而我则每月付他些许费用。我真的非常敬重鲍伯的智慧，所以每天都和他谈好几次话，就像以前每天和佐尔纳交换意见一样。
就在一九八七年的股市大崩盘前，鲍伯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而他每场演讲至少都能赚进二万美元，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对“股市大师”这个头衔感到厌倦。他认为八七年的崩盘是大多头市场的结束，并且对前景转为完全悲观的看法。虽然市场在稍后回稳并开始上涨，但仍然无法改变鲍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波浪的顶峰，而市场的情势就像大浪即将打在岩石上一样地危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来加以挽救。
一九八九年，鲍伯荣任金融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总裁，这是一个由全国依技术分析方法从事交易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体，而他邀请我和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共同参与一项市场分析鼎谈会。当时由于鲍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站在空方，所以渐渐地已经失去了人气，在那次座谈会开始之前，我把他拉到一边。“鲍伯，”我说：“就算市场真的会崩盘，你也等一等再发表看空的想法吧!等到市场真的下跌了，再告诉他们你看空。”
不过他似乎并没听进我的话。他强烈地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浪潮的顶峰，并且应该抱持居高思危的想法，随时有跳进救生艇里的心理准备。他正坐在又高又干的甘斯维尔等着洪水过境。我仍然对鲍伯的智慧相当尊敬，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就不那么常连络了。我是一个操盘手，不能只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呆呆地等着世界末日来临。
一九九五年，鲍伯送给我一本他所写的新书，书名是《在浪潮的顶端》(At the Crest of the Tidal Wave)。虽然在一九八九年我建议他应该对市场更乐观时，市场已经上涨了超过二千点，鲍伯对市场的看法依然悲观。他的那本新书对后市的看法消极且悲观，但是却相当具有吸引力。鲍伯真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作者。我有一个朋友在读完了《在浪潮的顶端》这本书之后甚至吓得一个星期都上不出大号。可是这又怎么样?市场还是继续上涨。
当我阅读他那本书时，我不断地思考，鲍伯真的是疯了。或许你很确信自己的想法没错，但市场却永远是对的。只有在你不得不做时才该把沙袋堆在河边，而不是在那之前就动手。华尔街可不会买裸体国王的账。或许他又老、又肥、又肌肉松弛，但是人们可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想看到的是他坐在王位上尊贵威严的模样。只要他们一直觉得国王是这么的高贵，他的形象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因为人们会持续地认同他(买进?)。那么这个大球就会继续滚动下去。
鲍伯就是那种典型的认定自己对而市场错的人。他的理论很冠冕堂皇，他的聪明才智足以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我也希望他哪一天真的能得奖，但是市场才不在意这些呢!鲍伯现在总算公开承认他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的确看错了，他对于自己找寻市场顶部的能力失去了自信。但是在他认同追随市场潮流才是获利的较佳作法前，他还是会坐在湖边，静静地等待着浪潮的来临。
第 12 章 商品公司－－我如何阅读华尔街日报
市场刚刚收盘，我正忙碌地补画技术线图和计算技术指标。我在赶时间，因为门僮随时会按铃通知我，商品公司派来的闪闪发光大轿车已经在楼下等我，准备好载我到普林斯顿去。我知道我会在外面待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得赶快把手边这些工作做完，不然明天我的交易可就会大受影响了。
商品公司操盘手晚宴
通常，我在工作日里都不会在晚上出门。想要成为成功的操盘手，你需要休息，而且至少需要在晚上工作三个钟头来完成充分的准备。不过今晚算是例外。今晚是商品公司每半年举办一次的操盘手晚宴，这是少有的让所有顶尖操盘手齐聚一堂的机会，我可不想错过这个和其他顶尖操盘手互相较劲儿的大好良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项晚宴，而我正期待借着这个机会去发掘伟大操盘手的成功秘诀，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棒，甚至更棒的操盘手。
“铃……，铃……”，门铃响了起来。那部加长型的礼车已经到了。穿上那套新买的亚曼尼西装外套和贝里鳄鱼皮鞋，系紧火松尼领带，然后站在镜子前检查自己的穿着。好极了!我已经准备好去和那些顶尖高手过招了。
一个半钟头后，我们正驶进纽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我是在耶鲁大学的地盘——康乃迪克州的纽海文市长大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造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让我回想起像安赫斯特(我是在那里读大学的)那样的新英格兰式小城。我实在很难想相信在纽泽西州也会有这么棒的地方。
当我所乘坐的礼车缓缓驶进商品公司雄伟的总部大楼车道时，秋天夕阳的光芒正逐渐地消失在晴朗的夜色中。精心布置过的树上闪耀出红色和金色光芒，反射在商品公司超现代化大楼的玻璃帷幕上。当我走过那扇超大型的玻璃门时，觉得胃好像打结了一般难受。参加这种认识的人不多的晚宴场合令我感到相当紧张。我不喜欢和人聊一些无聊的话题，而平常都是奥黛莉帮我应付这些社交的繁文缛节。但是今晚奥黛莉并没受到邀请。商品公司这个半年一度的操盘手晚宴只限男性参加，配偶是恕不邀请的。
首先，在主要的接待区中提供鸡尾酒服务。我驻足在门口环视着会场，试图找出一个熟悉的面孔。第一个被我认出来的人是麦可·马可斯(Michael Marcus)。他也在场中四处游走，手里转动着他的矿泉水瓶。马可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hi Beta Kappa兄弟会的会员，并且拥有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被商品公司延揽成为旗下操盘手的学院派人士。这件事是在七年代商品公司刚刚成立时发生的，在接下来的十八年当中，马可斯将他最初只有三万美元的部位，成功扩大为总市值八千万美元的部位。不过承受如此重的压力自然得到相当的报偿。马可斯安静地住在南加州一幢可以俯瞰一片私人海滩的豪宅里，而他现在手上拿着一瓶矿泉水，或许有人告诉他洛矶山以东的水都受到严重污染吧!我在几个月前才和他共进过一次晚餐，我很好奇他是不是已经度过了危险边缘。但是你永远没办法知道这些操盘手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这类人通常都在某些方面有着奇怪的想法。
商品公司的总裁巴布·伊斯顿(Bob Easton)走上前来和我寒暄。伊斯顿以前曾经在美国法制协会任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企管硕士和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操盘手。他是那种无论在何种社交场合都能轻松愉快地应对的人。他的社交手腕就像商品公司那幢大楼外面的玻璃帷幕一般平顺圆滑。伊斯顿向我介绍布鲁斯·考夫纳(Bruce Kovner)，他是市场上最有名的操盘手之一，然后伊斯顿就溜到一旁去欢迎其他不擅于交际应酬的操盘手，试着让每个人在今天的晚宴中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就像马可斯一般，考夫纳是另一位被商品公司所网罗的学院派操盘手。这位前哈佛大学和宾州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是在七年代中期，决定把自己的事业重心从学术领域转移到金融市场方面的。考夫纳相信他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将使他从事期货市场分析时占有相当的优势。而事实也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光是在一九八七年当中，考夫纳就帮自己和其他像商品公司一样富有的投资者赚进超过三亿美元的获利。但虽然他在操盘手这项工作上获致如此重大的成功，在他的内心还是具有学者风范。
当考夫纳涛涛不绝地叙述着他是如何喜爱在殖利率曲线方面的研究，以及他如何把市场的研究工作和利率期货操作相互配合时，我的心思却已经飞回到去年的秋天。那时刚好有一个席尔森公司的经纪人哈利·丹尼(Harry Denny)开始试着说服我和商品公司谈谈。商品公司付给像哈利·丹尼这样的经纪人相当的多佣金来找寻像我这样的操盘手和他们合作。这并非因为我需要和任何人合作，而是由于我在诺姆·查德所举办的全美冠军操盘手大赛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再加上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发行的《贝伦周刊》有一篇专文以“市场上最棒的”标题来介绍我，让我在华尔街享有相当的声望。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考虑过操作别人资金的可能性。操作别人的资金对我来说会是一件好事，因为虽然我开始操作自有资金以来一直相当成功，我还是觉得并没有把所有该赚的钱都竭尽所能地赚到。我在挑选进场时机方面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对于损失自有资金的恐惧，和急于实现获利的心理，却使我无法创造最佳的操作绩效。如果我是用别人的钱进行操作的话，我确信会采用更积极的手法进出，并且持有获利部位更久。这就是为什么哈利·丹尼来的正是时候的主要原因。当他告诉我商品公司有意找我帮他们操作部位，并且想和我谈谈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了。
在快速成长的八年代过后，大型基金简直成了大怪物。共同基金快速地成长，退休金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国税局将数以百万计的新投资人推向市场。经过了八年代早期后，通货膨胀相当严重，所以大笔投资基金都寻求高额的报酬率。新的金融工具一直被发明出来，而那些拥有大笔资金的人，也一直都在向外找寻有能力操作这些新金融工具的专业操盘手，像我这样的冠军操盘手，当然就是最好的人选了。
商品公司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海默·威玛(Helmut Weymar)的脑力创作。在一九六九年，他三十岁的那一年，海默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脑专家，随后他成为纳贝斯克(Nabisco)公司的商品经济学者。海默是首先发现商品交易特别适合利用电脑所产生的资讯来分析的少数人之一。在那之前，大部分的商品交易都是经由类似早先伦敦金属交易所(贵金属)、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谷物)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肉品及牲口)所采用的老式人工方法来进行的。那些老操盘手中大部分份都是靠直觉，而非理论来从事交易。他们会注意一些事物，像是气候、政治以及经济状况，并据以作为他们操作的指标。他们没有办法分析影响商品价格变动的神秘市场力量，而这也是为什么商品市场的价格是如此波动剧烈且难以预测的原因了。
海默·威玛觉得他可以利用电脑的模型，为他的操盘手带来更多的优势。他的计划是征选一批他所能找到最有天份的操盘手，把他们放在一个拥有最先进科技支援的环境下，给他们一笔资金，让他们放松情绪，借由这个方法他想要训练出新品种的操盘手，那种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优势，而非采用老式作法的人。他的计划相当成功，到一九八八年时，商品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商品市场最大的交易者了。
为商品公司操盘
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和我的律师丹·柯恩斯坦一起开车到普林斯顿去，和巴布·伊斯顿、依莲·克鲁克(Elaine Kornstein)(负责为商品公司募集操盘手的人)以及其他几个衣着光鲜，彬彬有礼的商品公司人员共进午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些人都不是市场的玩家。他们都太斯文了，根本不像操盘者。他们都是业务人员，那些帮商品公司招揽像我这种操盘手的人。
他们陪伴着丹和我进入一间布置豪华的贵宾室，在那儿我们享用了一顿由商品公司内聘厨师精心调制的美味午餐。商品公司的品味和美国股票交易所里的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在交易所里我的午餐通常只是我从蓝色工作服口袋里拿出来的牛肉三明治。
当丹和我在享用午餐的同时，伊斯顿和他的业务员们轮番告诉我们商品公司是怎样的一个好地方，还有公司是如何善待旗下的操盘手。我想知道的只是他们到底要付我多少钱，以及我得要为他们赚多少钱。所以当我吃完第三份甜点后，我说：“好吧，你们的条件是什么?”
“由于你是新加入本公司的操盘手，”伊斯顿说：“我们会提供二十五万美元的保证金给你，然后你能得到操作获利的三%。”
我大声地笑出来。“二十五万美元，”我说：“少来了吧!我光是操作自己的资金一年就可以赚进六、七百万美元了。我明白告诉你吧。我给你二十五万美元让你们替我操作好了。”
“马提，马提，拜托听我说。”伊斯顿拉了拉他的名牌领带，说：“麦克·马可斯、布鲁斯·考夫纳，甚至保罗·都铎琼斯都是从这么小的金额开始的。这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作法。”
“这对他们来说管用，”我说，然后站起来，从椅背上拿起了我的西装外套。“我现在要去洗手间洗个手，等我回来的时候，希望你们已经考虑清楚，再给我一个更好的方案吧!”
当我走出那间贵宾室时，丹给了我一个眼色，暗示我“马提，你在干什么?你快要把这笔生意给搞砸了。”但是我是一个操盘手，我知道我是对的。这些家伙需要我比我需要他们更多，而且更确定的是，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高条件。商品公司希望我为他们操作一千万美元保证金的部位，而我仍然可以得到这个部位总操作获利的三%。
在我离开之前，他们希望我能够和商品公司的创办人兼总裁海默·威玛见一面。海默和我马上见了面。海默是一个操盘手。我向他展示我的操作方法，我是如何手绘技术图，如何计算移动平均线，如何计算所有的指标数据并依照它们来感觉市场的脉动。海默很喜欢我的操作方法。“电脑是很棒的工具，”他说：“但是你还是得亲自动手处理这些数据和资料。”
我和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和商品公司之间契约的相关细节，然后在六月中旬我正式开始为商品公司操盘，但是我立刻就感到不对劲。拥有如此庞大的资金迫使我必须改变操作风格，以及持有部位的时间长短。如果我在操作自己的部位时犯了任何错误，我会马上轧平部位并且实现亏损。但是当我持有数以百计的契约部位时，我就会出现等待更长时间并且给部位更久观察期的倾向。不幸的是，如果我犯了错，这其中所造成的损失就将高达数十万美元，甚至数百万美元。而我就必须重新开始，努力把赔掉的钱赚回来。此外，我不喜欢别人仔细检查我的操作绩效。当我亏损自己的钱时，我只要承认事实，然后继续操作就可以了，可是当我赔的是商品公司的钱时，我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我的亏损看。
我为商品公司做了几笔小额的交易，那些都是符合我操作风格的交易。但是到了七月份，我几乎没有为他们的账户做任何交易。之后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一通海默打来的电话。他正在丹佛机场，正在前往亚斯本中心为他的脑细胞充电的路上，我一定是他行事历上最后一个需要连络的对象。“嗨，马提，”他说：“怎么搞的?你都没有为我们做一笔交易。”
“我试过用你们的资金做交易了，但是我得用一种不一样的风格来操作，我得持有更长期的部位，而我对于这一点感到不怎么舒服。我一直都是一个短线操作者。”
“你管这么多干嘛?就用你操作自有资金的方法来操作我们的账户就好了，”他说：“这才是我们请你来的原因啊!”海默接着和我讲了一大堆有关他们对我有多大的预期、他们是如何认为我是最棒的操盘手，以及借着共同合作我们可以赚多少钱等等的话题。
“好吧，”我说：“我会再帮你们试一次。”
海默说的话正是我所需要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我为商品公司的账户赚进了七十万美元。这样的表现使我立刻成为他们的明日之星。所以在商品公司这个每半年一度的操盘手晚宴中，我觉得自己是会场中的高手。
当考夫纳在发表他的高见“在目前的经济情势以及景气循环中，利率理论告诉我们近天期的期货契约价格应该高于远天期期货契约”到了一半时，他突然停下来，对窗外说：“那是什么?”
会场内每个人的眼光都向商品公司超摩登大楼的大型玻璃窗移动。一架直升机正在大楼外的草坪上降落，机身上的灯光在傍晚的夜色中闪闪发亮。“那是琼斯。”有人以崇敬的语气说着。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已经到达会场了。我必须承认，保罗·都铎琼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操盘手，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很会表现自己的人，一个斯文、外表好看又总是走在时代尖端的南方佬。都铎琼斯从一九八年开始从事棉花期货的交易，并且从中赚到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但是在这场商品公司半年一度的晚宴餐会之际，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在一九八七年的股市崩盘中，将他的资产增加了一倍这件事。都铎琼斯喜欢研究一套他称之为类比式的数学模型，而他的技术图形在一九八七年的十月份显示出市场将会出现和一九二九年一样的崩盘走势。结果，他从十月十九日起一路放空，而当市场真的开始崩盘时，他更趁势加码放空来加深市场的崩跌。我从来都不相信都铎琼斯的那一套模型，尤其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出现像一九二九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而且经济状况也仍然不错。但是都铎琼斯的模型的确为他赚进了大把钞票，所以人们都很崇拜他。
当都铎琼斯走到接待区时，那个场面就好像劳勃·瑞福(Robert Redford,著名影星)走进会场那么轰动。每个人都想凑到他的身边。他八面玲珑地样子和巴布·伊斯顿颇为相似，而精明干练的模样则和海默·威玛不相上下。当然，他可不是专程来吃顿晚餐的。他是要乘直升机回到他在契莎皮克湾(Chesapeake Bay)那幢占地三千亩的豪宅里，只不过是经过这里顺道进来致意罢了。都铎琼斯可不需要问这会场里的任何一个人假以辞色，他的财力足以买下这整座大厦。
控制市场五%以上资金的操盘团队
到了准七点半，当都铎琼斯的直升机起程飞向夜空之后，伊斯顿请我们进入商品公司的餐室。我不想坐在一些言语乏味的人旁边，所以就抓着路易斯·贝肯(Louis Bacon)不放。路易斯和哈利·丹尼在席尔斯是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但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如果那时我够聪明的话，就该马上雇用路易斯，让他帮我分担部分资金的操作工作，可是路易斯是一个南方来的男孩，就像保罗·都铎琼斯一样，而我对这些南方佬可是一点都不了解。虽然都铎琼斯非常成功，但我还是直观地认为他们说话慢，想的也很慢。我万万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路易斯竟然凌驾于我九倍以上。如果我当时就雇用他的话，他现在已经帮我赚进几百万了。
伊斯顿举起了他的杯子。“海默和我诚挚地欢迎诸位莅临商品公司每半年一度的操盘手晚宴，”他宣布着：“感谢诸位杰出的工作表现，使我们拥有另一个丰收的年度。伊斯顿接着说我们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团队，我们是如何在市场中扮演主流的角色，以及我们是如何利用电脑交易系统成功地预测市场走势，并成为在此方面的世界领导者。“你们是世界上最棒、操作规模最大的团队。”他在结论中说：“根据我的计算，国内商品交易市场有一半以上的资金是由这个屋子里的人所操作。”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怀疑有没有其他的产业可以像今天的晚宴这样把五%的参与者齐聚一堂。
伊斯顿说完后就坐下，然后我们就享受了一顿美餐，其中包括：塞满了鱼子酱的鸡蛋、大蒜奶油火局生NB358、鹿肉排。穿着燕尾服的侍者不停地为我们的杯中加满最高级的法国葡萄酒。当巧克力甜点送上来的时候，伊斯顿再度起身并举起他的酒杯。“这是商品公司在每次餐会中的传统节目，”他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演说，并且告诉我们他对他所专精的市场最近有什么样的看法。”就这样，他开始依照桌次向每个人询问他们对不同商品市场的看法，其中包括货币、谷物、可可、糖、猪腩、牲口、黄金、白银、精铜、欧洲美元、国库券、长期政府公债以及股价指数期货等等。每个操盘手依序作答。商品公司从事一百三十五种商品交易，照这个情况看来，我们好像真的得把所有市场的状况都听一遍。
终于，轮到油品期货的操盘手发表意见了。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会很有趣，因为石油价格在最近呈现崩跌的走势。原油价格目前大约在每桶十二五美元，这是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后所出现的最低油价，而更有趣的是没有人想得出来油价到底为什么会下跌。市场上有些投机客谣传可能是中情局(CIA)向沙乌地阿拉伯施压，造成石油过量供给以帮助美国平衡国际收支账，或是借此来扯俄罗斯、伊朗或伊拉克的后腿。谁晓得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谈到原油市场，伊斯顿点名某个从德州来的牛仔来发表高见。在我看来，这个家伙看起来就像电影里那种典型的西部牛仔，他穿着高统马靴和一件装饰着小金属片的丝质衬衫，扣子扣得很低使胸前敞开。一条斤两十足的金项炼挂在他的脖子上，而在炼子上则悬着一个金牌，垂在他多毛的胸膛上。他那满是横肉的脸涨得血红，并且不停地冒汗。“我并不是很清楚”他吞吞吐吐地说：“在过去六个月以来，西德州原油的价格已经每桶跌了六美元。我想告诉各位的是，那些油井还是一直不停在地大量抽取原油。但是我想在六个月内情况应该能够得到改善。”
“谢谢你，”巴布说：“现在让我们听一听目前欧洲市场发生了什么事。”他叫起了一个外表整洁、个子矮小的法国人。这个家伙很瘦而且形容枯槁，穿着一套手工订制的蓝色西装、手工制的衬衫配上名牌领带。“在未来的五年中，”皮耶·列佛利特(Pierre Le Filt)轻声地哼着：“欧洲的石油供应将会远高于需求。”
当皮耶说完了之后，海默·威玛突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叫我。“我们很幸运马提·舒华兹先生也参加了今天的晚宴，”他说：“马提是新加入商品公司的操盘手，他是我们操作绩效最好的操盘手之一。马提，你对于刚刚所听到的有什么看法?”
我轻轻地喘了一口气。我并不时常从事原油期货的交易，但是我想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为会场制造一些高潮的好机会。我是这个地方的新人，而现在该是放手展现本领的时候了。“海默，”我说：“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邀请我来参加这个餐会，但我一向像个异教徒，我的看法可能和前面几位不同。我一点也不清楚在未来的五年内，欧洲地区的原油供给是不是真的会高于需求，也不知道未来的六个月内，西德州原油的价格到底会跑到什么价位，基本上，我对这些事根本不在乎。我是一个每天以市价评估损益的操盘手，只想知道明天市场的价格会到哪里，而且我得告诉诸位，当今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补画我的技术图、检查技术指标以及计算各项比率时，原油的价格在我的移动平均线之上。至少以我目前的观察，原油的价格正处于一个向上的格局当中。”
这场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直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累得没有办法再检查一遍技术图。第二天，我就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一直都站在和市场走势不对盘的那一边，我感到非常疲倦。在上午过了一半时，电话铃声响起。是席尔森的哈利·丹尼打来的。“马提，”他说：“你看到石油的价格了吗?简直是太疯狂了。”我把原油的价格叫到我的报价荧幕上。八八年十二月的原油期货价格在十三美元一桶，而且正向上攀升。跳到一三一，又跳到一三一五。
“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说：“我们昨天晚上在商品公司的晚宴餐会上才刚谈到原油呢!我说原油价格会涨，但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完全忘掉了原油市场的事，继续专心于自己的操作。当天我在史坦普期指上面输了一笔钱。第二天，哈利又打电话给我。“马提，”他说：“你看到原油价格了吗?一定是谢克·亚曼尼(Sheik Yamani)命令石油输出国组织关闭了一些油井还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油价简直是直线上升呐!”我把原油期货的价格叫到报价荧幕上。原油的价格跳到一四三，又跳到一四三五。
当油价在次日飙涨到每桶十五美元时，我才终于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正把原油价格在三天内拉升二%的人不是谢克·亚曼尼，而是一个来自纽海文的小子——“谢克”·舒华兹!这件事情我早该想到，如果全国五%的期货基金操盘手在同一时刻齐聚一堂，其中大部分是原油期货市场的老手，而他们大部分都持有空头部位，当谢克·舒华兹在会场中提到他的技术图形显示原油价格正处于上升格局当中时，无异于在一个拥挤的房间中向人群大喊“失火啦!”现在这些家伙正手忙脚乱地试着补回他们的部位。我真想踢自己一脚。到底那位说话慢条斯理的保罗·都铎琼斯、长袖善舞的布鲁斯·考夫纳或者是紧抱着矿泉水不放的麦克·马可斯在接到我传达的讯息后做了什么动作?我确信他们一定不需要花三天就把情况想通。可能早就已经大展身手，作多原油期货，加入原本就已经很强势的价格走势中，并且赚取数以百万计的利润了。这就是我们这些训练有素的猎犬的作风，而这也正是我应该采取的作法。汪
我如何阅读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是一份自一八八九年开始由道·琼斯公司发行，并且在日后成为金融刊物方面佼佼者的报纸。每一个市场玩家都必须每天阅读华尔街日报以获取最新的金融市场资讯。
我通常都只浏览，而非真的去“阅读”。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习惯于在星期一大早起床后和哥哥杰瑞争着看纽约时报的体育版。我会把报纸拿来看个二十分钟再给杰瑞，他则会拿一些报纸上的内容来考我，像是球赛的比分、球员的平均打击率、谁可能会是今天比赛的先发投手等，而他从来都未曾难倒过我。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操盘手，就得学着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华尔街日报。那里面有这么多的资讯，你只能训练自己用浏览的方式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加以吸收。
我通常会在每天早上查对完每个户头的余额后，赶在八点二十分债券开盘前翻一翻华尔街日报。我会直接看第一页的第二个专栏“市场要闻”(Whats News)，拿着笔和速计簿把每一件我认为有趣的东西记下来。
每一件我写下来的东西都会存档以备未来参考之用。在陆战队里，一个好的、有责任感的军官会随时保持大量的记录来备查。
然后我会瞄一眼最右下角那一栏的头条新闻内容。我在高中和大学时都是学校刊物体育版的主编，所以我习惯性地只浏览新闻标题，而且只阅读极少的新闻内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从华尔街日报的首页里，只想吸收一些对今天市场脉动的感觉而已。
接下来我会直接翻到第三部分“金钱与投资”(Money & Investing)，这是所有市场资料汇集的地方。我会看“与市场同步”专栏，这里提供了前一天股票市场中所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以及来自不同经纪商、分析师、基金经理人以及其他华尔街专业人士的评论。我会仔细查看我所注意的七十档左右的股票是否在这个专栏中被提及，如果有的话，再看看别人用什么观点来评论我选的股票。然后再翻到“华尔街耳语”，这个单元通常会介绍某个产业、公司，或是个人，在其中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内线报导。不过这些消息常常都是我在两、三天前就已经从“内线”史基尼——我的“谣(言)指(挥)部”那里听过了。
在确认完“内线”史基尼在华尔街还算是消息灵通之后，我会查阅索引然后翻到“上市股票选择权收盘价”来感觉一下买权和卖权在市场的成交状况。我想借此知道前一天选择权市场中的动态，提供我今天进出场的指标。当卖权/买权比率连续二或三天高达一%时，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买进讯号。当这项指标低于五%时，市场已经太过乐观而使我开始考虑作空。我会把这项指标记录在我的速记簿中，全部白纸黑字地记载下来。
在“金钱与投资”这个单元中另一项我很喜欢看的指标就是“纽约证交所新高/新低股票名单”，在这个表中列下所有在前一个交易日中创下最近十二个月以来新高和新低的股票。一九七四年当我还在爱德华与韩利公司上班时，那里有一位技术分析师约翰·布鲁克斯教我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有趣的指标。创下新高和新低的股票总是依字母顺序排列在四个同样大小的栏位中。约翰告诉我“马提，不管什么时候，你拿一把尺放在新低或新高股票的栏位中，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一个名单的长度超过十二英寸时，就准备采用逆势操作的策略吧
当我查看完“纽约证交所新高/新低股票名单”后，就把目光转到债券专栏看看有什么人在对债券市场做怎样的评论。之后我就算是已经把“金钱与投资”这个单元看完了，我会把这个部分放在左边的地板上。然后回到头板仔细搜寻一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针对最近经济情势和个别企业经营状况的特别报导，看完后再把这个部分放在右边的地板上。
有时我会快速翻阅一下第二个单元“市场动态”(Marketplace)，在那里有一些我或许会感兴趣的较小型企业相关报导。不过对一个操盘手而言，这个单元很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通常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但是在一大早起床后马上花十分钟来看华尔街日报，却能使我立刻对今天市场的脉动产生最原始的感觉，而其中那些指标也可以迅速地进入我当天对市况的思维当中。在加入其他各种资讯后，我不用花更多时间去阅读华尔街日报就能建立当天的操作逻辑，任何一个认真的操盘手都不会花更少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
第 13 章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公司
艾尔德期货公司是一家期货经纪商，它在商品公司举行半年度操盘手晚宴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和我协商。艾尔德公司希望我为他们操作一个总额二十亿美元的基金，并且提出最低基金管理费六%外加总获利二%的优厚条件。这等于每个月保障我有十万美元的固定收入，再加上我为他们所赚金额的二%，而且我无须负担任何风险。这笔买卖比起商品公司开给我的条件可要好得多了，所以在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我停止为商品公司操盘，开始为艾尔德公司操盘。不过我还是觉得为别人操作资金是一件很令人感到不对劲的事。
订自己的规矩，做自己的老板
这和我在替商品公司操盘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管理一个金额庞大的部位改变了我持有部位的时间长短。我倾向于持有亏钱的部位更久，期待有更多时间给我更多机会可以拗回来。我和奥黛莉谈起这个问题。
“奥黛莉，我就是不想替这些人操盘。他们每两个小时就打电话问东问西的，简值就把我的操作风格都扭曲了。这或许是一笔好买卖，但是我希望保持在操作方面的自主性。”
没有人告许我该怎么办，奥黛莉告诉我该照自己的方式操作，我仍然拥有操作的自主性。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呢?
“我不喜欢那些家伙成天在背后监视我的操作状况。艾尔德公司拥有一大堆每个月汇进汇出的国外资金。当这些资金抽出去时，艾尔德公司就会把其他资金转过来，但每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我就会觉得自己被投资人拒绝了。觉得我好像没把工作做好似的。”
奥黛莉会说我把这种状况用对人不对事的观念来看简值是疯了。听取她的看法已经成了我平常操作时的例行公事。我得借由这个作法把我的自尊心从这场游戏中抽离出来。
“但是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给我。这该是一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才对，现在我得每天习惯性地应付他们。我不喜欢任何人对我有任何怀疑。我希望拥有作自己老板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来创业的主要原因。”
奥黛莉会说我仍然是自己的老板。没有人会阻止我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而且我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所做过的交易(当然啦!对国税局除外)。
“可是我对这些事就是感到很不痛快。我内心感到矛盾与冲突，总是必须不停地下决定。这笔交易该算我自己的?还是艾尔德的?其他的基金经理人或许能分辨得清楚，但我没办法。当我为自己进行交易时，我会跑短线，但是当我为基金而进场时，又得采行较为长线的作法。如果我自己在短线交易中赚钱而基金的部位却赔钱的话，我的感觉就更糟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基金呢?奥黛莉会这么问我。“你平常光是操作自己的账户就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又何必一定要操作这个基金?”
“可是我想多赚数以千万计的钱啊!我要当市场上最大也最棒的操盘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别人拿钱出来。”
“嘿!”奥黛莉会说：“那干脆成立你自己的基金算了嘛!订自己的规矩，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当自己的老板。自己控制部位的持有期间，每个月只需要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发行一次公报。你不会有任何内心冲突，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也不会再有那么多问题了!”
所以啦!在一九八九年初，我停止为艾尔德公司操盘，并告诉那个专精于设立避险基金相关事宜的律师——修华及柯塞尔(Seward & Kissel)律师事务所的约翰·塔维斯(John Tavss)，我要开始计划自己基金的创设作业。到了六月时，约翰已完成了所有的纸上作业，但对这一切我还不是非常确定。回想起自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美国交易所为自己的账户操作以来，我没有一年产生过亏损，我是如何在连续五十五个月中保持无亏损的操作绩效，如何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如何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一切——完全的自主性。为什么我需要操作其他人的钱?然后我回想起在商品公司半年度的操盘手餐会中，在麦克·马可斯和布鲁斯·考夫纳这些人面前昂首阔肯的感觉，以及保罗·都铎琼斯在会场中打个照面后，就搭私人直升机前往他度假别墅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和那些市场上的能手比个高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六月份我的孩子们开始放暑假后，我们到亚斯本度了一个假。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斯本，但是亚斯本是海默·威玛和其他大人物们最常去充电的地方，所以我怎么可以没去过?在距离纽约市和金融市场两千英哩外的地方享受清新、干净的山间空气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曾经花了九年半的时间当一个证券分析师，又花了九年的时间从事操作，并且创造了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成就。现在我必须决定是否要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每个早晨我都会走出那位于山脚下的度假小屋，跳上我的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放下来，呼吸着新鲜的山间空气，然后像一个牛仔似的开车到亚斯本市区买一份华尔街日报。我经过机场时可以看见停机坪上停放着属于电影明星、大企业家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的豪华私人飞机。我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租一间我所能找到的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一幢新建大厦的顶楼，能够以完美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它的租金可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我签下了为期三年的租约，以每月一二、五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占地三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等于每年十五万美元的租金，那又怎么样?这和我将要赚进的大把钞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我让奥黛莉挑选办公家具。她选了一些具有后印象派主题，强调立体派画风，并且隐含后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作品。而这些总共花了我七万五千美元，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得要把办公室弄得好看些，而我总是想像自己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把脚翘在办公桌上。
我的朋友艾尔和克利夫，也就是东北城区那家佛雷斯哥——伯雷特画廊的两位老板，借给我一系列的现代艺术作品。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就好像走进古根汉艺术馆一样。我另外又花了三万美元买进最先进的电脑设备和电话系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最好的我才要。然后我又在外面雇用了两个新员工，每人每个月付他们二万美元的薪水，这可是一大笔钱，但是又怎么样?只要在我手底下做事，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明日之星。到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的感觉和外表也开始像个市场上的高手了。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些愿意付高价给我的有钱投资人了。
事实上，我需要两组投资人，一组投资在我的国内基金，另外一组则投资在我的海外基金。市场上的高手都拥有两种基金，而我也很想赶快变成大玩家。两种基金代表多两倍的资金。
回想六十年代，当我还在商学院里读书时，避险基金是一种有限的合伙关系，其中基金经理人属于一般的合伙人，而那些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金、所谓多角化投资的富有投资人就属于有限合伙人。按照美国的法令，基金不能接受超过九十九位投资金额不低于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合伙人，而且必须以美国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六十年代的那些避险基金和九十年代的避险基金比较起来，就好像约翰·伍登之于麦可·乔丹。像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以及麦可·史丹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之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都募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如此庞大的金额使他们无法选出足够的美国国内股票作为投资标的，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大的国际市场，使他们得以有更大的舞台发挥并且运用更高的财务杠杆。他们设立了美国证管会无法管理的海外基金，并且开始在全球的外汇和利率市场从事投机交易。他们会介入美元兑日币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公债对德国公债的价差交易。
募集资金
为了要和这些正牌的大型投资机构竞争，我必须要设立两个基金。其中国内基金的名称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Sabrina Partners L.P.)，而海外基金则名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Sabrina Offshore Fund Ltd.)。我将这两个基金的最小投资金额都设为一百万美元，而且资金投入后一年内不得领回，这个作法可以让我不必担心有人会干涉我的操作，使我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由于我是冠军操盘手，所以我收取四%的固定基金管理费，再加上总获利的二%。而由于投资人其实是投资在我个人身上，所以有必要把我的操作风格和方法详细地加以介绍。在营运计划书当中，我强调我的作法和一般的资金操盘手不同，我同时操作股票、选择权以及期货，而且从过去的纪录中，我在这三种领域都能保持持续获利的绩效。在任何一段时间中，我可能无法和个别市场中的特定操盘手赚同样多的钱，但是以长远的表现来看，我在各方面都能胜过他们。我是冠军操盘手。约翰·李修(John Liscio)曾经在《贝伦周刊》中这么说过，而杰克·史瓦格(Jak Dschwger)也在他的《金融专家》(Market Wizard)一书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为我的国内基金——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资金还算是我能力所及的事。就像我在安赫斯特写毕业论文一样，我拿起一叠纸卡做记录，但这回上面写的可不是凯因斯或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我脑海中所能想到拥有一百万美元资金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一一打电话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和他们见面喝一杯，寄给他们我的营运计划书，也寄给他们所有介绍我成为冠军操盘手事迹的媒体剪辑，其中包括李修那篇文章的副本，以及史瓦格的书。我一再打电话给他们，重复地写信，赞助他们的慈善捐款，寄给他们另一份营运计划书以及那些剪报。我恳求他们到我那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新建大厦的顶楼、能以完善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的新办公室参观一下。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们到奥黛莉精心布置的会客室，里面有后文艺复兴风格的家具、巴洛克时期立体派画风的古董作品，以及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伯雷特提供的现代艺术品。就这样，到了十月时，我已经为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了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我自己投入五百万美元并担任常任合伙人)。
不过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募集资金可就非凭我一己之力可以办到的事了。我曾经到过欧洲几次，但是对那些国际型的大投资客可一个也不认识。一般而言，美国的资金经理人找寻国际投资者的方法，都是经由一些具有国际上良好关系的掮客来进行，并经由这些掮来将资金操盘手引介给那些国际投资人。这个方式所面对的问题是可能有些掮客会要求巨额的佣金，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一试。有一个添惠公司(Dean Witter)来的家伙是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他宣称他有一些“了不得”的国外联系管道。我可不打算把我获利的二五%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和他一样的寄生虫。所以我在外头放话说我最多只愿意依客户的多寡支付佣金。只要他们帮我介绍客户，我就付他们定额的佣金，这就是我的条件。
有两家经纪公司接受了我的条件。奇德(Kidder)公司的保罗·桑德斯(Paul Sounders)和琵芭迪(Peabody)公司的凯文·布兰特(Kevin Brant)和我接上了头。他们都是经营资金募集业务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名叫拉柯许·巴加瓦(Rakesh Bhargava)的印度籍同事，而且这个印度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许多富豪有很好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很难缠的敌人，但很显然地当我可以从中得到赚钱的机会时，那又有什么关系?凯文和保罗请拉柯许于十月中旬在伦敦安排几个会议。我同意这个安排，所以凯文和保罗就为我排定了伦敦这一系列会议的时程。
我一直都期待着这趟旅程。我非常喜欢伦敦。记得六七年那次暑假中在伦敦的日子，以及当年想像着能到伦敦经济学院拿一个经济学硕士的梦想。我还记得当年从旧克伦威尔路我那个位于四楼的租处搭地下铁到骑士桥的景象。我曾经走进当地的赌场，期望有一天能够在赌桌上大捞一票，曾经搭乘火车到爱普森去看那头小马，曾经搭乘双层巴士到哈洛德百货公司去，并且期待哪一天能有机会再回到那里去大肆采购，曾经经过丽池饭店、康诺特饭店、伯克莱饭店以及克莱丽奇饭店，梦想着哪一天能够住在这些全英国最金碧辉煌的旅馆，并且从一部劳斯莱斯轿车中走出来，由打着领结、穿着红色短礼服外套及闪亮黑皮鞋的门僮为我开门。克莱丽奇饭店是我这次行程最想住的饭店，所以我打电话给艾尔和克利夫。由于他们和全世界的艺品商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全球各大饭店都非常受欢迎，而他们也透过关系帮我弄到了一个房间。
在十月十三日，星期五的早晨，我轧平了所有的部位，在司机来接我去机场前无聊地看着报价荧幕解闷，当时市场正在重挫当中。那一阵子市场中的话题是聊合航空的融资收购案(Leverage-Buy-Out，LBO)，在这个融资收购案中聊合航空的每股叫价是三百美元，但是突然间融资者缩手使得这笔交易顿时化为泡影。这个案子正是垃圾债券风光年代的产物。市场的反应告诉我们该是为八年代的过度扩张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我马上觉得这笔融资收购案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一个操盘手在十年当中都难得碰上几回的赚大钱良机将要来临。而我就坐在这里，完全准备好随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我所有的部位都已经轧平，就好像是坐在一堆现金上面似的。我打电话给凯文和保罗。“取消这次的行程。”我说：“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哪儿都不想去。”
他们完全了解我的状况。一些个人的紧急状况诸如死亡、结婚或是生病，对一个操操盘手来说都不是用来取消会议的理由，但是为了赚钱而取消和客户的约会是绝对应该被接受。他们打电话给拉柯许，告诉他把我的会议行程延到下个礼拜举行。拉柯许说没有问题，为了一个对我有利的市场状况而取消和客户的会议只会加强我的名声。我就是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Midas Touch)的家伙，我也是华尔街的优胜者，一名冠军操盘手。
我看到市场重挫了一整天，到了下午略晚时，道琼工业指数已经下跌了一九点。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同样的状况又来了!”大家都相信市场将会出现像八七年一样的崩盘局面。好极了!我很清楚该怎么做。在八七年的股市崩盘当中，投资人因为认为股市的泡沫已经破碎，所以抢进债券市场，把公债的价格拉高。换言之，投资人会把资金从股票市场拉出来，转而投入固定收益资产的证券。债券期货市场在下午三点收盘，所以在二点五十八分时我开始买进债券。股票市场到四点才收盘，而当股市继绩下挫的当口，债券价格是一飞冲天。我很快地在俩券期货的第二交易时段(直到下午四点十五分)结束前轧平所有的俩券期货部位。我赚了七万美元。这天的成果还算不错，但我很确定最好的状况还没出现。这不认为市场后势会像一九八七年那样的走法，因为利率比当时要来得低，股市的本益比也比八七年时低得多。我正打算要建立多头部位。
就在市场收盘之后，我接到约翰·李修打来的电话。不管在什么时候，约翰都会打电话向我询问对市场的看法。我告诉约翰我强力看多，而且已经持有多头部位了。到了十六日星期一，我在《贝伦周刊》上看到以下这篇短文：
当我们在上周五市场收盘后对传奇操盘手马提·舒华兹做访问时，他表示对于当天股市重挫一九点的原因并无所知。“真正开始令我感到烦心的，”他说，“是每一个人都在股市赚到了钱。从过去的事实来看，当市场在一年当中上涨超过三%的时候，情势就变得相当危险了。”但舒华兹，这位我们所知市场上少数富有而又诚实的操盘手，告诉我他在当天稍早才刚刚轧平所有的部位。“但我真的不认为市场的状况糟到什么样的地步，”他表示：“目前的利率水平比起八七年时要来得低，而本益比也比八七年要低得多。就期货市场的表现来看，或许股市在星期一要开低六十或七十点都很难。我目前倾向于仔细研究我的技术图，然后找进场点作多。”
约翰·李修简直就像是我的出版商似的。但是当你在市场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时，你说的话最好是对的。很幸运地，这一次我真的说对了。我在星期一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抢进那些我已经计划好要买的股票，像是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范尼·梅(Fannie Mae)和佛莱迪·麦克(Freddie Mac)等。这些都是在上星斯五的跌势中抗跌性甚强的个股，当市场反弹时，它们就会是带头一飞冲天的超强股。
根据八七年崩盘的经验，我预期市场会开低，但是当市场稍后出现反弹并且收高八八点后，我就开始轧平我的多头部位。到星斯二下午我开始将部位转向，放空史坦普指数期货。如果每个人都在买进时，就是买出的最好时机，而我又对了一次。我在星期三把所有部位轧平。就在我赴欧行程延后的一星期当中，我赚了五十万美元。
欧洲之行
约翰·李修在我正要出门赶赴机场之前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问我在这几天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债券、股票和期货这三个市场中都大有斩获，但是由于我必须前往欧洲为我的海外基金筹集资金，所以不得不把所有的部位都轧平。当我舒适地坐在前往伦敦的头等舱的皮椅中时，我开始专心思考要怎么样才能说服那些国际投资人把资金投入我的基金里。
在克莱丽奇饭店的早餐会议进行得顺利极了。除了拉柯许·巴加瓦、保罗·桑德斯、凯文·布兰特和我之外，还有一位大型不动产开发兼国际性企业家谢克(Sheik)参加，他的父亲曾经是某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的市长；然后是一位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地毯大亨；此外还有欧玛·凯扬(Omar Khayyam)，他是某个主要中东银行的伦敦分行经理；以及施德霖·席克史潘斯(Stirling Sixpence)，他是一家在美国以恶意购并著称的英国控股公司前任总裁。他们是怎么被找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我可是很清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只要有钱赚，把灵魂卖给魔鬼都不在乎的人。这是国际性商业行为的的常态。
我马上就对席克史潘斯很有好感。其他几个人都是拿他们家族里的资金出来投资，而我觉得他和我一样，是那种白手起家，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此外，在他执行过的几次购并案中，曾经买下过一支职业足球队。在六七年的暑假里，我曾经看过那支球队的比赛。那时我还只能坐在便宜的席位上，吃着洋芋片。而现在，在二十二年之后，我可是坐在克莱丽奇饭店，和这些大亨们一起享用着丰盛的早餐。
当拉柯许·巴加瓦介绍完他的客户后，保罗·桑德斯正式地介绍我。“如果你们诸位曾经读过“金融专家”这本书的话，”保罗手里拿着那本书向他们说：“那你们就一定知道马提·舒华兹的大名。可是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这里有一份《贝伦周刊》中的文章，你们或许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让你们感兴趣的东西。”
说完他就伸手从桌子底下拿出六份十月二十三日《贝伦周刊》的影本。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向上挑战高峰，或者是小心下档风险。”在标题下方是以粗体字印刷的五位伟大操盘手姓名，这些人都是《贝伦周刊》曾经访问过的对象。保罗·都铎琼斯是第一人选，而我则是五个人中排名之末。在场的每个人都开始阅读这篇报道。我的照片被放在第十五页的一个标题旁边，那个标题是“两位赚钱一位赔：看三位超级操盘手在十三号星期五的表现。”接下来的文章叙述我如何在那周之间就赚了五十万美元，而虽然我不想轧平部位，但是由于必须飞到欧洲为我的海外基金募集资金而被迫平仓。在文章的最后以我的一句话作结尾：“我正要前往欧洲，可是市场在我出发前给了我临别一吻，我想在这种匆忙的状况下我这次的表现算是够好的了。”
“好啦!现在他就在诸位的面前了，”保罗说：“请让我向各位郑重介绍，马提·舒华兹。”
这真是令人头痛的事。现在我站在这里靠着贩卖我最满意的商品——我自己，马提·舒华兹，华尔街的冠军操盘手来募集资金。《贝价周刊》才刚刚为我打上品质保证的正字标记。我觉得自己好像唐纳·川普(Donald Trump)。当你聆听唐纳·川普的演说时，他的语气听起来总是那么的具有说服力。他本身可能也的确充满了信心，他在卖的其实是他最棒的产品——自己。即使他的心理医生知道他真正的状况，可是唐纳·川普的言谈总让人认为，他相信自己胜过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
这就是当我在描述我准备如何建立自己的金融王国时心中的感觉。我的基金将会成为最大和绩效最好的，而每个在场的人也都能感受到我的信心。真要感谢《贝伦周刊》那篇报道，使我成为像唐纳·川普一样的名人。谢克、地毯商人、凯扬和席克史潘斯都是那种凡事向“钱”看的人，而我在他们眼中就是那个能帮他们赚到钱的人。
当会议结束时，拉柯许·巴加瓦把我拉到一旁，“马提，你今天晚上有没有计划要干什么?”他问我。我没有任何计划。保罗·桑德斯和凯文·布兰特要赶到欧陆去，我直到下周才会前往日内瓦和他们会合。我正打算到处逛逛，就像我在七年代当证券分析师时那样。“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拉柯许说：“欧玛·凯扬(Omar Khayyam)的女儿要和谢克的儿子结婚，根据我们的习俗，新娘的父亲要在婚礼的一周前办一个宴会。我和谢克谈过，他说如果你能来参加的话他将感到非常荣幸。”
“我很想去，”我告诉拉柯许，事实上我也真的这么想。这个聚会将是我进入另一个世界一窥究竟的大好机会，那个世界里有着我前所未见的财富。
“很好，”拉柯许说：“新郎的哥哥卡姆兰·凯扬(Omar Khayyam)会在晚上七点给你电话。你将会和一些很有趣的人见面。我想你会很喜欢那个场合。”
我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
开车到谢克在乡间的房子，就好像开车到一个传奇故事中才会出现的地方。他的房子座落在伦敦市区外二十英哩的一片起伏的丘陵上。在出城的路上，我了解到卡姆兰本身在他父亲的银行中担任分行经理的职务。我们在一片大停车场中把车停在施德霖·席克史潘斯那部豪华的房车后面。那部名贵的班特利(Bentley)房车是那么地华丽，至少值个几十万美元，不过在谢克的停车场里停放的车子全都是那么华丽而昂贵。谢克站在主要的入口处欢迎他的客人。他真是一个最亲切的主人。他主动走向我并且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和朋友。“马提，这是我的弟弟，他是世界桥牌冠军呢!”“马提，这是一位酋长，他控制了奈及利亚境内大部分的油田。”那位酋长的皮肤黑得就像煤炭一样，而在他的脸上布满刺青。
谢克继续带我四处参观他的房子。他告诉我这幢房子至少有三百五十年历史，是由查理一世国王建造来作为金屋藏娇的秘密处所。对我而言，这倒是挺讽刺的一件事。因为在纽海文有三条主要的道路是以三位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官来命名的，而这三位法官是用试图判处查理二世国王绞刑不成，被放逐到美洲而闻名。这三位法官的名字是迪克斯威尔(Dixwell)、惠利(Whaley)和高夫(Goffe)，他们可能都曾来过这幢房子。
谢克带我来到一个餐室。里面有一张极大的桃木餐桌，周围放置着乔治三世时代风格的雕花银质椅子。“来吧，试坐一下这种椅子。”谢克说，我走上前去拉了一张椅子，但几乎没办法搬动。“它们都是实心的，每张重达八十磅。”
我们接着走到一间起居室，“马提，”谢克说，他手上拉着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我希望你来认识一下班纳姬·布托(Benazir Bhutto)，她是我们家族的好朋友。”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女人，她裹着一块黑褐色的布蓬，像苦行僧一样削瘦的脸庞脂粉未施， 她那又直又黑的头发用一条黑色的头巾绑在后面，充满光泽的身上穿着闪烁着金银光芒的长袍，一条金链挂在她线条分明的肩膀上，而链子上则悬着黑色的香奈儿小笔记本。香奈儿的珠子、鞋子和香水都是班纳姬的最爱。名服装设计师Coco身上穿戴的配件也没有班纳姬·布托身上的多。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暴发户气习。
“马提才刚刚上了《贝伦周刊》的头版”谢克骄傲地说。班纳姬·布托点头称许。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个纽海文来的乡下小子，竟然成了这一屋子大人物中的大人物。
我穿过花园走到草地上，那里已经搭起两座账蓬。其中一个账蓬供应鸡尾酒，另外一个账蓬则供应食物。那里供应的食物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产：鲟鱼子酱、鹅肝饼、生虫豪、斑节虾、烤乳猪、龙虾、数不清的烤牛羊肉串，以及各式各样的乳酪，数量简直多到远超过实际的需要而极尽奢华之能事。我等不及要好好尝尝这些人间美味。现场还有变戏法、跳肚皮舞、吞剑以及喷火等各项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余兴节目。再加上无与伦比的美食，我真的从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事。
当最后卡姆兰·凯扬把我送回克莱丽奇饭店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但是我根本无法入睡。我不需要睡眠，因为我的美梦已经成真了。我本来还在为我的海外基金担心，但现在我已经成为市场的明星、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的人、《贝伦周刊》也不成问题了。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有人将名片递给我，他们都相信我可以让他们变得比现在更富有。
接下来的行程也进展得几乎同样顺利。日内瓦、苏黎士、巴黎，我每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那个荣登《贝伦周刊》头版的风云人物。当我在约翰·甘乃迪机场落地时，我一刻都不停地直奔我那华丽的新办公室，然后开始把这次行程中拿到的名片加以分类和排序。
几周之后，银行汇款开始源源涌入，但是都只有数额而没有汇款人名字。我没有办法从这些汇款人的背景、新整理好的名片和刚结交到的那些外国富翁朋友们之间找出关联性。这些汇款都来自百慕达、根西岛(Guernsey)、曼岛(the Isle of Man)和开曼群岛等地的银行。我们一天当中会收到五十万、一百万或二百万美元的汇款，但是却一点也看不出到底是谁汇的。我们打电话给那些汇款银行询问，但是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任何一个名字。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管数字。就这样，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成为一个总额二千万美元，却没有出资人名单的基金。就我所知，我的投资人有可能是诺瑞加、格达费、阿敏或许也可能是某个更糟的邪恶之徒。别人告诉我不必为此担心，我并不需要知道投资人到底是谁，只要负责帮他们赚更多的钱，每个人就可以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了。
第 14 章 我的钱操作的如何了？ 抱歉！老。你被炒鱿鱼了！
我的钱操作得如何了?我躺在床上，把床头柜上的闹钟调到下午七点整，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去。当时是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六点半，我才刚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的办公室回到家里。这真是忙乱得不得了的一个月，我正打算在待会儿和客户在鲁提斯(Lutece)餐厅——全纽约最棒的义大利餐厅共进晚餐前小睡片刻。我已经要求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在十一月前让我知道，他们是否在下个年度还会继续把资金投资在这两个基金里。所以整个十月份当中，我除了要做例行工作外，还要不停地向各方面的客户解说，过去一年中我为他们赚了多大的一笔财富。如果你正在操作一个基金，你可无法承受损失任何一个客户所带来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好像是一群生命共同体，一旦有人跳船，其他人也会马上跟进。
三大难题
当时我在股票市场的绩效是十八%，高出大盘许多，但在和客户的会谈当中我发现我面临三项问题。第一项就是我收取的费用。我是名列杰克·史瓦格书中的“金融专家”之一，同时也是市场高手，但我发现如果我要承受为别人操作资金的重大压力，就一定要收取更高的报酬。我想要把基金管理费调高到和保罗·都铎琼斯、布鲁斯·考夫纳和路易斯·贝肯那些人一样的水准。但问题是，琼斯、考夫纳和贝肯这三个人操作的都是期货基金，而我不是。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都设定只以资金的二五%从事期货交易，另外七五%则从事股票交易，所以这两个基金都不是期货基金，只能算是股票基金。而大部分的股市基金经理人收取“一加二”型的报酬，所谓“一加二”就是总资金一%的固定年管理费再加上获利二%。只有市场上的顶尖高手，也就是那些操作纯粹期货基金的家伙，才有这个条件要求“四加二”的报酬，而这也正是我要的价码。这表示若以十八%的报酬率来计算的话，我会得到六·八%的报酬——四%的管理费加上获利的二·八%(剩余报酬率十四%的二%)，这比总获利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所以有很多投资人开始发现这个条件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买卖。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时的市场状况。市场一整年以来都呈现非常不规则的走势，因而使我在找寻明确趋势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为那两个基金操盘时，市场在我的移动平均线上下冲刷洗盘，所以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策略，并且根据市场上一些企业接收的计划或小道消息建立了几个部位，希望借此产生了一些稳定的获利来支持我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交易上的困境。我买进了一些林传播公司(Lin Broadcasting)和乔治亚海湾公司(Georgia gulf)的股票，但只要市场出现谣言，那些个股的买卖价差都会明显拉大，而资金调度的考量会破坏我在短线上的获利。由于我的基金有一部分算是期货基金，依照期货法规每个月必须向投资人提出报告，而这也对我产生短期性的压力。我认为这些套利部位能够在一个没有明显趋势的市场中提供较好的收益率，但我的想法错了。这些获利并没有出现，五周后，我的亏损已经达我募集的四千万美元资金的六%，高达二百四十万美元。
我以前从来没有亏损过这么多钱，我的自信心也随着我的钱而每况愈下。我开始缩减部位、保护我的资金然后尽量在一有机会时就实现获利。这些作法果然奏效，到了三月底，这两个基金的净值已经转为获利七·六%，反观同一时段，我的比较基准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四·二%。在短短三个月里能够有高于大盘指数十一·八%的表现，在任何投资人眼里都应该是非比寻常的操作绩效。许多投资人也的确这么认为，因而衍生出我的第三个问题。
当我开始为基金操作时，最主要的考量之一就是我是否能够像操作自己的一千万美元规模的资金一样，有效率地操作这两个总额四千万美元的资金。在前两次经验中，我发现操作较大金额的资金会改变我部位持有时间的长短。我倾向于持有部位更长一段时间，这改变了我在短时间内实现获利的交易风格，但是我在一九九年第一季的表现让我相信我有能力管理更大的金额的基金。所以在四月一日，我再度开放新的资金投入我的基金里，并且成功募集到三千万美元的资金。
大部分操作七千万美元资金的操盘手都会打散资金，寻找适当的投资标的，分散风险，然后让他们手底下那些年轻的职员帮他们执行交易指令的工作，那些操盘手们则高高在上，纵观全局并且主导全盘策略的大方向。但这可不是我的风格，我一向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此外我的手底下也没有帮忙的小弟。我早就把原先雇用的那两个职员给辞掉，完全由自己进行交易工作了。我一直采取着防守性策略，并且在四月份当中又增加了一·五%的获利，但是在五月及六月当中，市场的走势却和我的部位背道而驰。我没有搭上任何一波重要多头走势的列车，压力立刻从四面八方蜂踊而至。在整个上涨趋势当中，投资人不断打电话给我，问道：“我的钱运作得如何呀?”
当你全心投入操作的时间超过了结算年度的三分之一时，投资人只想听到一个答案，“这简值棒呆了!”但是我没办法说得出这句话。在每个月初，我都会寄一封信给的投资人，向他们说明基金的操作状况。而在六月份的那封信里只能这么说：
身为基金里最大的投资人，我个人觉得维持每个月获利的重要性，要比试图在市场上靠少数几次交易大捞一票来得高。我的投资绩效是基于持续性的获利能力，并使复利成长得以有机会发挥它神奇的力量。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什么振奋人心的话。客户继续打电话、传真、写信或用其他方式来抱怨他们的报酬率，并且拿其他操盘手的绩效和我比较。那些引介国外资金的掮客就更糟糕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我正在交易的时段中打三次电话给我：“马提，马提，我的钱操作得怎么样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家伙会干出这些事，既然他们是把资金以一年的固定期限投入，那这么在乎每天的损益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在各式各样的市场状况下，已经连续维持了十年的二位数获利吗?他们不知道我是冠军操盘手吗?
在七月份当中，我试着在报告六月份绩效的信中提醒投资人他们是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金的 ，并且附上一份长达两页，从理查·罗素的“道氏理论通讯”上摘录下来的文章。这篇摘录显示复利成长的效果是多么强大，并且一直以来都是聪明投资人用来累积巨额财富的最佳方法。缓慢但持续地获利才是这个游戏的真谛。我在七月份的那封信中再次以防卫性的方式写道：
当我创立这个基金时，我知道总会有某段时期会超越其他操盘手的绩效，而有些时候又会表现得比别人逊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诸位以最低一年的期限来投资的原因，而这也是我认为应该被诸位评估的方式。当这一年的期限结束时，诸位将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把资金投资于此，甚至提高您的投资金额。我只希望诸位能在适当的期限时再评估我们的操作绩效，并且以相对和绝对的观点把我们的表现和其他操盘手及投资机会做比较。
在那封信中我没有告诉投资人的是，我已经准备好要采取攻击性的策略了。我马上就要来个长打。
海珊入侵科威特
奥黛莉决定在暑假期间重新装潢我们在公园大道的公寓。当孩子们上学去的时候，我们把东西都打包好，然后搬到我们在罕普敦的避暑小屋。我在那里和另外一个避险基金的经理人一块儿打网球。有一天他对我说：“嘿，马提，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和普强(Upjohn)有关的消息啊?”
“普强?”我一付真的听到什么似的表情说：“干嘛!你听到了什么呢?
“听说有一家瑞士公司打算要购并他们，所以我已经买进普强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内线”史基尼。史基尼在华尔街到处都有眼线，如果有人对普强这个位于密西根的大型药厂采取了什么行动的话，史基尼一定会知道。
“马提，”史基尼语气轻松地在电话里说：“我正想要打电话给你呢!我在瑞士的眼线刚刚告诉我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而且你知道，有很多欧洲方面来的买盘，看起来真的是有那么一回事，大家想藉着这个购并捞一票。”史基尼说话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而他已经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了。如果我想要来个全垒打的话，普强就是我该介入的标的，我开始大量买进普强。我对于精巧的小电器用品一向非常热爱，终于也买了一部行动电话，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又大又笨重的汽车电瓶。我可以坐在球场旁边看着奥黛莉打网球双打，边对着电话大喊：“再帮我买进一万股。买进一万股!”在整个七月里，普强一直不停地小幅上涨，我也不停地买进。我有时会在周五的下午坐在海滩上看着孩子们堆砌着沙堡，然后一边对着那个像汽车电瓶的电话大吼：“收盘前帮我买进三千股!买进!”我的多头部位愈来愈大，整个资金都投到普强去了。到了八月初，我正在前往中国大陆途中，但还是持续作多。我买进了超过四千万美元的普强，超过了基金总额的一半，总共买进了将近一百万股。
八月二日，沙丹·海珊派兵入侵科威特。市场开始下挫，而原油期货的价格则一飞冲天。在股市很快重挫了十%时，普强的股价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下跌的走势中。我开始卖出史坦普指数期货来规避部分的现股风险，但这却让我陷入另一个星期的困境中，因为普强的贝他(Beta)值(单一股票和大盘指数之间的连动关系系数)已经因市场的变动而成为史坦普指数的两倍，但我却在后来才察觉到这个变化。基本上这表示大盘每变动一%，普强的价格就会变动二%。以目前市场下跌的状况来说，普强会下跌二%，所以如果我卖出总值四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指数期货，这一点也不够，我应该要卖出总值八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期指契约才封。
在八月中旬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卖出了四百口史坦普期指契约，而市场开盘就跳空下跌。我在五分钟内就赚进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但是普强的股价也下跌了一又八分之七，使得基金在当天的整体表现只是打平而已。同时，真要谢谢沙丹·海珊，让原油和其他大宗物资的价格疯狂飙涨，使得琼斯、考夫纳和贝肯那些没有买进普强的期货市场玩家们因为作多期货而赚翻了。由于“金融专家”这本书的介绍，我得到了期货市场玩家的封号，但是我从来没有纯粹专做商品期货交易。我真正的专业是在史坦普指数期货，而它则代表了那个目前正在狂跌的股票市场。所以当那些市场高手们因为买进商品期货，趁着通货膨胀预期心理高涨之际大赚其钱的同时，我却只以卖出史坦普期指来锁住那一百万股普强所面临的风险而勉强打平而已。
到了九月中旬，我和一位主要的投资人做了一次年度操作绩效回顾。除了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外，我另外替豪斯曼海外基金(Hausmann Overseas N.V.)——一家注册于荷兰安特列斯(Antilles)的基金操作五百万美元。我将这笔钱分开来操作是因为豪斯曼不希望将这笔资金和其他投资人的混在一起。他们希望所有交易都经由纽堡与柏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来进行。每个人都想和豪斯曼合作，看在五百万美元的份上，我同意他们的交易都经由这家荷兰籍的大公司来完成。
豪斯曼公司的十二位高级主管在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西南角的丽晶饭店订下了一个小会议，然后邀请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和他们仔细捡讨操作绩效。我的房子就在公园大道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所以我只要走短短的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会场。我挺着胸膛，昂首阔步走进那个会议室，然后说：“各位先生，我为各位操作得很棒。我在普强上面亏损了八%，但是以年度而论我还是保有十二%的净获利。以我目前持有的部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将可以出现三%到四%的获利率。目前的问题是我的部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
那些豪斯曼的高级主管并不想听到这些关于普强的话题。他们开始拿我的操作绩效和琼斯、考夫纳、贝肯以及其他期货市场的明星操盘手做比较。“听着，”我对他们说：“我操作的不是期货基金。就像当初你们把资金投入时我就告诉过你们的，保护资金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只投入二五%的资金到期货市场。如果我把你们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期货市场的话，我可以把财务杠杆放大十五倍，然后帮你们赚取一%的报酬率，或是把你们的钱全部输光然后去坐牢。”他们根本不买我的账。他们继续拿我和那些期货基金的经理人比较，因为我收的基金管理费和期货基金一样高。然后同样的戏码一直重复上演到十月份。在市场收盘后，我躺在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办公室的沙发上，等着我的国外投资人到来。我们坐在由奥黛莉精心挑选，围绕在大理石桌旁的名牌皮椅中。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操作得有多好，而他们则告诉我琼斯、考夫纳、贝肯和其他人的操作绩效有多好。这一切真是令人沮丧。
鲁提斯的晚餐聚会
在我床头柜上的闹钟响了。已经七点钟了。我起床，在脸上拍了拍水，清理了一下亚曼尼套装，擦亮贝里牌鳄鱼皮鞋，拉直米索尼领带，然后动身前往鲁提斯(Lutéce)。
奥黛莉陪我坐电梯下楼，然后我们走出门去拦了一部计程车。“巴奇，你妈妈打了个电话来，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过感恩节。”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没办法在感恩节的时候回佛罗里达去。我还有一堆公事要办呢!”
“这样啊，那在那几天假期里我们要干什么呢?如果不去滑雪的话，就只好回佛罗里达了。”
“滑雪?谁要去滑雪?”
“巴奇，我们在假期当中一向都会出去度假的。”
“今年可不行。听着，奥黛莉，我没有办法度假，也没打算去佛罗里达。我得想办法改善操作绩效，不然我的投资人都要跑光了。”
在鲁提斯的这个晚餐是由威利·韦伯(Willie the Web)作东的，他是一个专门为欧洲的富有投资人找寻热门基金经理人的瑞士掮客。威利介绍了一些大客户给我，代价是他想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董事会中取得一个席位。我真的不知道董事会的成员们除了收钱和报费用之外还做些什么，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威利的确控制了不少国外投资人的资金动向。我和威利是经由我的老兄弟尼尔·魏斯曼(Neil Weisman)介绍认识的，但是尼尔今年并没有受邀参加威利的晚餐聚会。尼尔的基金是纯粹的股市基金，而他今年的表现显然不像前三年平均年报酬率七五%那么好。威利希望他来往的操盘手都是当红炸子鸡，而他显然认为我够红。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参加这个餐会的主要原因。经过了和投资人长达一个月的艰苦沟通后，我很想找个机会到那种高手云集的场合去和别的操盘手打打交道。
威利在鲁提斯的楼上保留了一个隐密的房间。当我走进那里时，可以看到在场有许多市场中的后起之秀。朱利安·罗勃森(Julian Robertson)正和史丹利·德拉肯米勒(Stanley Drucenmiller)谈话。朱利安是一个安静而又谦逊的南方人，他在一九八一年离开奇德——琵芭蒂(Kidder,Peabody)公司后，在他四十七岁时创立了一个只有八百万美元规模的基金。现在他操作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十亿美元了。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是乔治·索罗斯的左右手。奥德西合伙基金(Oddysey Partners)的李昂·列维(Leon Levy)正加入他们的谈话。
威利上前来欢迎我。“马提，马提，真高兴看到你。来这里，跟我来见见几个客户。”客户的名字对我来说可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中，我的客户就是一堆位于百慕达、巴哈马、瑞士、开曼群岛和其他免税天堂的银行账户号码。当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时，威利向我解释客户们正在进行一种创新式的生意，并且已经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马提，告诉他们你的基金操作得很棒，真的很棒。”威利在我身旁轻听说着。
等到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费翁娜·毕格斯·德拉肯米勒(Fiona Biggs Druckenmiller)的旁边。由于我是这个交际圈中的新人，所以我对这些人并不是都很熟悉，但是在晚餐当中，我知道费翁娜不但是史丹利·德拉肯米勒的太太，也是巴尔顿·毕格斯(Barton Biggs)(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侄女。她和史坦利是在他们任职于德瑞弗斯(Dreyfus)公司时认识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费翁娜显然很知道要怎么和这些高手们打交道。
这场在鲁提斯的晚餐聚会比起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要有意思得多，甚至比在谢克那个位于查理一世别墅里的聚会还要棒。在那两个餐会中，会场中的人相当多，而在这个餐会中，我却是少数与会的菁英人士之一。整个晚餐当中，我都不断地对自己说：“这里是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这里是我真正想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操作资金的理由。”但是在整个晚餐之间，有另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的另一个耳朵里嚅嗫着：“马提，明年你会在麦当劳和尼尔一起吃晚餐，除非你今年能够反败为胜。”
午夜过后我才回到家中。简直累得要命，但却没办法入睡。我的思虑飞腾。我知道如果想要继续持在市场高手的阵营里，必须做一些重大改变。朱利安·罗勃森、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李昂·列维、琼斯、考夫纳、贝肯、索罗斯都是市场中的高手。我能够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平起平座，我的基金规模可以和他们的一样大甚至超越他们。我得多赚点钱，我需要改善我的操作绩效。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我的交易助理艾莉森·布朗(Allison Brown)：“我要你帮我每天卖出二万五千股普强，直到我们的存货都出清为止。我要在今年底之前把这个部位完全出清。”只要这个高达四千万美元的包袱还在我身上，我就铁定没有办法达成投资人期望的报酬率。如果我以每天二万五千股的幅度来调节掉这个部位，我想不会把普强的股价打压得太严重，此外，如果那家瑞士药厂真的开始他们的购并行动，我还是有机会享有部位的涨幅。“内线”史基尼不停地告诉我：“这事马上就要宣布了，马提，不要卖掉那些股票。我知道这的确是拖得久了一点，但这些事不就是一直都会拖得比较久的嘛!”
接着，我坐下来为十一月一日要寄给投资人的信打草稿。如果他们希望我操作的是期货基金，我就帮他们把基金转型为期货基金。在我的信中，写道：
“展望一九九一年的发展计划，我已经决定要为沙伯林纳基金进行几项改变。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基金在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的投资分配比例分别由一九九年的二五%比七五%改变为五%比五%。我们有几个理由做这项改变，第一是我们今年的获利绝大多数来自于期货交易，我们以一六五万美元的投入资金赚得了一二万美元的获利，相当于六一·八%的报酬率。做这个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来自许多基金投资人的要求，他们希望投资有更高的波动性，并且愿意承受伴随而来的风险，以追求更高的潜在获利。
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迁，投资人只要支付一%的账务费用，就可以在年中抽回投入的资金。
第三个重要的改变是一个“到价出场”的运作模式，一旦基金的操作产生年初资金总额三五%的亏损时，基金将自动停止运作。
由于我有计划地出清所持有的普强股票部位，并将投入期货和股票市场的比例加以调整。我已经准备好全心投入接下来两个月的交易中了。
抱歉
尼尔·魏斯曼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和尼尔见面可以回溯到七二年我到金字塔工作的那个时候。尼尔是金字塔公司里的一个股票经纪人，他总喜欢到处搜集一大堆资讯，也一直都试着和市场里的好手打交道，由于我在公司里是负责热门产业的新进人员，所以他就自然地和我成为朋友。
能够认识尼尔是我在金字塔公司的工作经验中惟一对我有帮助的事。当我在排队领失业救济金，而华尔街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工作时，尼尔为我打电话给杰瑞·法柏(Gerry Farber)。杰瑞是金字塔公司的前任分析师，当时他正担任爱德华——韩利(Edwards and Hanly)公司的研究部主管。尼尔告诉杰瑞我被人恶整的事，并且向杰瑞极力推荐我。感谢尼尔，杰瑞真的雇用了我，我也因而认识了鲍伯·佐尔纳。多亏了尼尔才使我从人生最严重的低潮中拉了出来，并且再度回到了市场。
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他。尼尔是一个很棒的操盘手，也一直都想成立自己操作的基金，但他需要有人帮他一把，所以我就对他说：“听着，尼尔，我把我和奥黛莉的退休基金都交给你操作，你放手帮我操作这笔钱吧!”
这笔钱的总额大约有七十五万美元。就以这笔钱作为基础，尼尔募集到了另外的一千二百万美元，这已经足够让他开始操作他的基金了。他在基金募集完毕后很高兴地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动身前往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遥远小岛上度假，并且在这一年的前五个交易中完全断绝了和市场的连系。在这几天当中，市场突然狂飙上涨，而尼尔却完全没有掌握到这次机会。当我们在二月中一起参加某一个晚餐聚会时，市场已经上涨二%，尼尔的基金报酬率却只有九%，所以我对他说：“尼尔，你在搞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在新年一开盘的时候跑去度假呢?你完全没有把握到这次的涨势。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钱交给你操作。如果我现在能够把钱抽回来的话，一定马上就这么做!”这就是我对尼尔，这个把我从人生低潮中拉拔起来，而且刚刚才开始操作他第一个基金的好朋友所说的话。
尼尔或许可以对我说：“去你的
第 15 章 病魔缠身－－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我发觉如果能够在十一月份有良好的绩效表现，或许就可以保住大部分的投资人。到了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在那个星期中，我和亚伯特·贝克渥(Albert Backward)、伯纳李·巴福(Bernard Le Buffoon)、海默·谢斯可夫(Helmut Scheisskopf)以及皮耶·莫德(Pierre Tete du Merde)等几位最重要，也是平常最支持我的客户见面。现在我的时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的。我以前为自己的资金操作时，从来不在营业日晚间出门，而那场在周一于鲁提斯餐厅举行的餐会，以及十月份以来和客户的密集会谈简直把我累坏了。我整个白天都投入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并且在那周之中赚了十万美元，但以我所承受到的压力来看，这种获利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十一月二日的早上我收到一封由乔治·葛兰诺里斯(Georges Grenouilles)从日内瓦发来的传真，里面只写着：
请惠予协助将本人于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中之持分赎回。万分感谢。
其实有两个投资人在十月份就已经通知我，准备赎回他们的基金持分，但是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这封传真代表的是第一个因为对我的投资绩效不满而决定赎回基金持分的投资人。
我好像要病倒了
我累得倒在沙发里，连起身看市场收盘状况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麦克·施密斯(Mike Schmeiss)正要前来拜访我。麦克打算要经营自己的基金公司，所以想向我寻求一些建议。当他在五点半到达时，我告诉他我之前是如何募集资金的，并且让他看一看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操作绩效，当他准备离开时，我对他说：“利用他人的资金是你想要赚大钱的不二法门，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坏处。每个人都在身后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而永远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的绩效感到满意。他们总是不断打电话来问东问西的，‘我的资金操作得怎么样啦?’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总是贪得无厌。”
到了周末，我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奥黛莉已经带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书展了，而我则打算中午去那里和他们会合，但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因感冒而病倒了。我知道必须努力对抗病魔，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有太多事情要做。我得补画技术图，计算各项技术指标，并且想好星期一要采取的操作策略。
当我到达书展现场时，气温上升到暖和的华氏七十五度，但我却热得满身大汗。在我走进会场，我觉得头晕，而且痛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迈出脚步。这个书展当中到处都是老师和阖家光临的人潮，里面一点空调都没有，一大堆小孩在我四周奔跑、嬉戏、推挤、尖叫着。我不知道是否有力气走上阶梯。这些年以来，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八磅，比在陆战队时苗条那付而结实的体型重了二十三磅，我现在可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磅肉在我身上所造成的负担。
奥黛莉和我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等于是在出差，晚上我们到六十八街的戏院去看一部名为“Reversal of Fortune”的电影。戏院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在戏院大厅里有一个写着因为岁修关掉空调，并向观众道歉的告示牌。在等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浃背。或许我应该在看到电影看板时，就推算出进了戏院会遇到的状况，可是我已经病得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联想了。奥黛莉想带我回家，但是我并不想照做。“算了吧!”我说：“我们已经付了电影票钱了。我能挺得住。我很悍。我是陆战队员。”
到了星期日，我躺在沙发上研究技术图，为星期一的操作做准备。我觉得身体状况糟糕透了。十月过后，我该去度个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保住投资人，就没有时间去度假。我确信如果能在沙发上打发一整天的话，就能够在下周上工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惜天不从人愿。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去他的陆战队!”我跟奥黛莉说：“打电话给啥克曼。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Raymond Hochman)约好十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沙伯林纳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所以倒在沙发上收看“金融新闻网”(Financial News Network)。
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金融新闻网。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三万美元。到了下午五点半，背后和胸前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点，所以他已经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六点半给急诊医生辛(Singh)医师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计程车里。
辛医师直到七点十五分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五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讽刺的是，正如我和人面狮身在十八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给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八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发了精神病，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辛医师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九点十五分左右还没出现。奥黛莉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十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奥黛莉：“我恨这个鸟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惟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星期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刚收到的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亚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耶·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第二封的开头就客气多了：
早安。我们想卖出一、二九、八五五单位的沙伯林纳海外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回覆：“各位早安，拿着你们的一、二九、八五五单位基金，把它们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第一次住院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哈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发展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都有积水。好消息则是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医院，但是却又多花了三个钟头才拿到住院许可。真要好好感谢蓝十字会、健保以及医疗给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测试、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在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三·三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奥黛莉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他们要价每天七五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知道得要有人仔细地照顾我，我需要那种专为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奥黛莉，但奥黛莉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孩子们。
现在我终于住进了病房，一大堆的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注射针筒，他们开始不停地在我身上抽血、抽血、再抽血。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个架子，以便我如果病情好转想起床时可以支撑，可惜我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我一直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只是一再漠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冠军操盘手，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他们另一个病人。真要感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斐德利克森(Esther Frederriksen)。依莎从来不会让那些医生不看我一眼就走开，她在了解医生要采行什么样的医疗程序前也不会让他们碰我一下。她也不停地看着我的心电图、检视医疗仪器、仔细地向医生询问、对付那些护士，并且持续问我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护士们一直都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打针、打针、再打针。依莎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要抽这么多血，是因为要确定造成这次生病的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纽约市立医院传染性疾病科的主任亲自检验我的病例。依莎说这位主任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在过去四个月中，已经在医院里看过四个相同的病患，这四个病例都是病毒性感染。“舒华兹先生，”依莎向我解释：“如果你的病因是细菌性感染，他们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但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他们就只能任由病毒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那，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我说。
“他们就会开始由静脉注射红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另外他们也会帮你注射头孢菌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支气管和喉咙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依莎向我说明完毕前，我的手臂上已经多了几支针筒。
药物的作用终于展现了。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它们开始击退病魔。到了九日星期五的下午，我已经觉得好些了。二点四十五分，依莎还没推我到楼下去照X光之前，我打电话给芝加哥的经纪商艾维·高费德。因为当时的利率水准很低，所以我相当看多，而我也随身带着Metiplex随身型报价机，这个像呼叫器一样的小东西，可以提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期货报价，所以我知道目前的市场状况如何。“艾维，”我尖声说着，试图以平常的音调来说话：“帮我用市价买进四百口十二月的契约。”我刚刚买进了四百口三十年美国政府公债期货契约。根据报价机上所显示的价格，我的进场价可能会在“九二二四”，这表示价格是九二又三二分之二四，或者可以说契约总值为九二、七五美元。
“马提，你确定吗?”艾维说。“你不是应该正在休息当中吗?”
“是啊，我很确定。事实上，帮我改成买进六百口吧!”
“马提，你这个白痴!你不是已经住院了吗?你在搞什么鬼啊?嘿，你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额外的压力。”通常，我会对艾维大吼一顿然后叫他照我的话做，但是现在我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
“好吧，那只要帮我买进四百口就好了。可是我要你马上就给我买进。”
在整个周末里，我的身体状况不断改善，当我的体温下降到华氏九九·八度时，公债期货的价格也上涨到九三一了。当市场在十二日星期一开盘时，我卖出了那四百口期货契约并且赚进十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利润。果然，卖出了那些债券期货让我脸上恢复了血色，我告诉哈克曼医生我希望回家。又有另外两个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通知我要赎回资金了，因为新的资金分配(五%投入期货市场，五%投入股票市场)对他们来说风险太高。我得开始想办法赚一些真正的大钱。
哈克曼同意让我出院，所以奥黛莉就在十三日星期二的早晨到医院接我回家。那天我一直从下午工作到晚上，补画技术图形、计算技术指标，试着让一切回复到我能控制的状态下。我在大约十点时上床就寝，并且马上进入梦乡，但是在星期三的凌晨一点半时，却因胸口剧痛从睡梦中醒来。这种疼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阵强烈的刺痛从我的心脏穿刺而过，我不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但是每呼吸一次，就会引起一阵阵深入脊髓的疼痛。奥黛莉开始为我按摩胸部，试着减轻我的痛苦，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打电话给哈克曼诊所里的服务人员。医生总算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回电，奥黛莉向他详细叙述我的情况。“先让他吃两颗止痛药减轻疼痛，再吃两颗镇静剂帮助他入睡，拿一张电热毯放在他的胸口保温，我明天一早再打电话给你们。”我终于入睡，然后在早晨七点半醒来，全身都被汗水浸透。
再度住院
到了九点，哈克曼打电话来。“马提，我不希望你四处走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在十点四十五分时，由克利斯多杜罗医师为你做心电图，这位医师的办公室就在你住的那幢大楼里。我们那四个被病毒感染的病人，最后都验出来有心包炎(Pericardities)的反应。”
回声心动描记法检验证实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我得了心包炎。在我的心包中开始大量积水，在心脏四周包围着膜状囊组织，而这些积水压迫到心脏，引起我强烈的疼痛。所以我又住回医院去了。
再一次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而奥黛莉也再度请依莎来当我的全天私人看护，而那些如潮水般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再度穿梭在我的房间中，每个人都拿着针头在我身上抽血。上一次住院时，我很介意这些事。但是现在我简直吓坏了。之前有毛病的是我的肺，现在有问题的是我的心脏。
我的体温一直往上窜升。从华氏一零三、一零九到华氏一一六度。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注射针管，其中一条插在右手臂上注射着加入红霉素的生理食盐水，另一条插在左手臂上则注射着头孢菌霉素。第三条插在身上的针管是一支导尿管，它只是用来收集我膀胱中的尿液，但却是我最痛恨的一条针管。
高德医师是胸腔外科的医师，他过来向我解释目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舒华兹先生，”他说：“我们准备要试用抗生素来控制你体内的感染状况，但你知道的，如果你的心脏四周还是继续积水的话，就必须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这是我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当天晚间七点，奥黛莉来看我。在说完孩子们的事后，她提醒我金克劳德(Jean-C1aude)今天打了一整天电话找我。金克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他是另一个专门介绍欧洲有钱人和热门基金经理人接触的掮客。和威利(在苏黎世帮我找客户的另一个掮客)不同的是，金克劳德的办公地点位于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如此一来，他可以随时留意与他合作的基金经理人的动态，而他那个在瑞士当银行家的哥哥金皮耶(Jean-Pierre)则在欧洲帮他挖掘客户。在过去的十个月当中，金克劳德简直就是一个令我讨厌到极点的头痛人物。他总是不断打电话给我，在我做交易的时候打扰我，多嘴多舌地跟我说要怎么样才能让基金操作得更好。“马提，马提，你要好好操作，你的基金比起别的基金表现较差，你的绩效得更好才行!”
金克劳德告诉奥黛莉他得立刻和我谈一谈。当奥黛莉告诉他我再度住院时，他希望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医院。他说要来看我，但金克劳德担心的可绝对不会是我，他担心的是他的钱。当奥黛莉不愿意告诉他我住在哪个医院时，他开始有点发火了。“如果马提在本周结束前没有和我连络的话，我就要把我客户的钱，转到另一个愿意回我电话的人那里去。”
我告诉奥黛莉回家去，不要理会金克劳德。我因为药效发作而头昏得没法子和奥黛莉多说什么，而且胸口也痛得没有心思去担心像金克劳德那样的瑞士黄鼠狼。奥黛莉离开后我试着要睡一下，但是大约在晚间九点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依莎，救命啊!”我尖声叫着：“我快要死了!”接下来我只知道一部急救推车推进了我的房间。
依莎按下了紧急求助铃。那些药对我而言都没有效果，我心包里的积水已经急速增加到直接压迫心脏的地步。我的脸色发青，血压降到只剩下四、五的状况。在几分钟之内，一整个急救小组已经围绕在我床边。我的头旁边有一位麻醉师，一位胸腔外科医师伏在我的身体上，床脚则有一位心脏专家监看着心电图，甚至有一位医生连电击器都准备好了。我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说话，喊叫着仪器上的读数，并且下达指令。“血压六—八，还在下降中。”“给我五CC。”“血压五五—七。”“心跳一六，非常急促而微弱。”“血压四—五，我们快要失去他了。”搞什么!失去我?“救我，救我，请不要让我死!”我气若游丝地说着。脑海中浮起女儿和小儿子的脸孔。“求你，求你，不要让我死。”医生开始将我的血压稳定下来，但双腿却因为医生将一些冰冷的液体打入我体内而开始剧烈颤抖。我再度昏厥。
我在一张推往加护病房途中的担架床上醒来，身上满是连接管子的注射筒。一根导管从我脖子上切开的一个口子中接出来，在外面摇晃着。很幸运地，高德医师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刚刚才动完一个开心手术，一直忙到深夜，然后睡在医院里。当我看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动手吧!”
高德医师通知奥黛莉，准备马上为我动手术，但是奥黛莉必须照顾孩子们无法抽身，只好打电话给她姊姊琳达，把她从睡梦中挖起来，等着她到我们家来。在此同时，我可能已经开始动手术，并且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就在我要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一个非常美丽的护士对我说：“舒华兹先生，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把你的结婚戒指拿下来，你不能戴着戒指进开刀房。”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平常总是随身戴着结婚戒指。就算有某些特殊状况不得不拿下来时，心里还是觉得我戴着它，由于我在婚后体重一路上升，手指上已经留下明显的戒痕。我试着把戒指拿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我被注射了太多的液体，而且臂膀和手指都因为吃药而有些浮肿。那位护士用一些肥皂和水，很温柔地把戒指从我手指上拿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对她说：“拜托你把我的结婚戒指拿给我太太，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把戒指再戴回我的手上。”
凌晨四点半，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平躺着看着手术台上的灯光逐渐放亮，心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阳光。他们把我从活动病床上移到一个小小的不锈钢手术台上。我硕大的身躯几乎没有办法配合它的大小。他们注射了另外一个针管到我左手背下面的静脉里。一位麻醉师开始用一种低沉、自信而平稳的语调在我耳边说：“马提，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包起来。”我的右手臂被包裹起来并且固定在床单上，左臂也被包裹住然后放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支架放在你的背部下方，这样就可以让高德医生看清楚下刀的部位。”当他们把那个支架放在定位时，我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坚硬和冰冷。“现在我们要在你的头上盖上保护巾。当麻醉开始时，你会昏迷几秒钟。现在我要你从一百开始倒数。好，开始倒数吧!九九、九八、九七……”当我数到九六时我的身体有一阵疯狂的感觉直冲到每一条神经。我看到白色的磁砖从面前飞过，速度愈来愈快，好像坐在一列不断加速的云霄飞车上。
一阵干渴的感觉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的嘴巴简直比沙漠还要干，脑子里惟一想的就是能马上喝一口水。我根本不管身上插满的针管，那些针管和我身上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活着。一个护士靠上前来。“早安，舒华兹先生。很高兴你平安动完手术了。觉得怎么样?”
“水，”我沙哑地说着。
“不行，不行，还不能喝水。医生马上会来看你，然后我们会把你转到加护病房去。”
“痛!啊…好痛啊……”
“这样就好。疼痛表示你已经好多了。等一下你被送到加护病房去时，他们会马上帮你注射一些吗啡的。”
我再度感到头晕，在他们移动我的过程中，我只觉得四周叮叮咣咣声响不绝于耳，就好像身处于一个电动弹珠台游乐场里似的。然后才发觉我已经被送到加护病房，而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来自病房中用来观察每个生命垂危病人状况的医疗仪器。一个挂在墙上的大型时钟显示时间是十一点半。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一定是吗啡发挥了药效。
我开始向四周观察，检查每一部放在我身旁的机器，试着看懂机器上所显示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虽然我身上安装了一根导尿管，不管目前我所能争取回来的有多少，我还是不放弃重新建立一些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床边的一个大型电视荧幕，上面显示了五个项目。一个心电图持续在荧幕上跳动，下面是一个小格子，里面用绿色的数字显示着我的血压(八二—一三四)，心跳速度(九八)，血液含氧量(九七)，和心脏压(八/一)。这些数字让我想起了我的Quotron和Metriplex报价机。我开始做一些呼吸练习，来测试一下我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血压。我不停地吸气、吐气、弊气，眼睛盯着机器上的读数，七八—一三，八六—一三八。
“巴奇!停止这么做!”我的心思太专注于那些仪器的荧幕，以至于没有看到奥黛莉已经走进病房。她转头对跟着她一起进来的护士说：“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他平常就是盯着荧幕过日子的。你们如果想要让他的血压降下来的话，就快把这些该死的机器挪开。”那个护士照办了。
感恩节的短暂团聚
当你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时钟看时，时间似乎过得更慢了，而这正是我在接下来五天里惟一能做的事。当我在做交易时，从来不觉得有足够的时间，总是希望时钟能够停下来等等我。现在，我在心里不停催促时钟走快一点，因为我知道随着时间逝去，我的情况就会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目标是先把体温降下来然后回家过感恩节。而我真的办到了。二十二日星期四，感恩节当天，奥黛莉来接我回家。我没有力气坐在餐桌旁用餐，药物治疗使我仍然不很稳定，但是至少已经出院和家人团聚。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整个周末中，我都在整理上周不在时所堆积下来的邮件。一封苏黎世来的信中说道：“请贵公司照本人先前指示，将本人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全数赎回……”在拉柯许·巴格瓦、奇德，及琵巴帝公司的来信中说：“本人在此请贵公司赎回本人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开曼群岛来的信中提到：“请照本人于十一月十三日去电中之指示，确实赎回所有持份……”来自巴哈马的邮件也写道：“谨以此信通知您本人将要求赎回本人之持份……”，“我们要求‘立即’赎回所有持份，最晚期限为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人将于今年底取回所有投资于贵处之资金，本人对贵基金操作风险之提高深感不安……”最后，有一封芝加哥来的信中说：“请将本信视为豪斯曼国际公司之正式通知，本公司已决定将于贵处之账户完全结清，并终止原先之协议……”又有另外七个投资人，包括豪斯曼和另外总额达五百万美元的资金从我的基金中抽走。你想像不到在其中至少有一封信竟然写道：“附注：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钱罢了。
我希望他们是最后一批要赎回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可惜我又错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的早晨，又有一堆传真、信件和快递送到雷克辛顿街七五号，里面全都是坏消息。巴基斯坦的客户要求赎回。我在巴拿马的投资人用西班牙文告诉我：“再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告诉我同一句话：“再见!”我的基金在一个月之内从七千万美元的规模一下子缩水成四千五百万美元，而我还得继续撑过十二月。我真的必须好好赚一票才行。
但首先我得去看高德医师。他要在星期一帮我拆线。想起又要再回到医院就让我感到痛苦。我确信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又会把我给留下来，然后那个痛苦的过程就会重来一遍。可是我猜错了。“马提，你的手术部位恢复得相当好，”高德说：“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回家，放松一下，可是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
我整个星期中都在做交易，但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那天市场开低时，我开始觉得胃部好像停滞不动般地郁闷，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心里很想轧平手上所有的部位。我一直撑着直到市场开始上涨才把所有部位抛出，可是在我卖出后债券市场才开始迅速向上猛涨。我的体力完全耗尽，几乎没有力气把握这一波涨势，可是我怎么可以在多头列车终于开动时，只是呆呆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子开走呢?管他个高德医师!我得要让那些卖出我基金的浑球知道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我打电话给高费德，并且建立了六百口债券期货的多头部位。
三度住院
十二月一日星期六，我几乎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在计算上个月的操作绩效时，我的体温上升到华氏一零五度。到了星期天下午，体温已经高达一一二度，我知道又有麻烦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他要我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报到。当我到医院时体温已经升到一二八度。很幸运地，是高德医师——那个和我一样的工作狂在那里。我求他一定要让我好起来。我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开口，我就帮他弄到手。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对他大吼。或许我真的是在胡言乱语了。
“好吧!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个新的立体音响好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奥黛莉!帮高德医生买一组立体音响。”我大叫着：“免费送给他!现在，医生，请你救救我的命吧!”
高德医师马上开始为我做心电图。问题出在我的心包囊又开始积水了。他向我们报告了一下我的状况，“我要再送你回加护病房去观察你的冠状动脉功能。我们不想再动一次手术，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话，就必须开刀摘除你的心包囊，没有它你一样可以正常过日子。”
CBOT的债券期货在星期日的晚间也开盘。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艾维·高费德，并且留话要他立刻回电话给我。或许在没有心包囊的状况下我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可不确定我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受得了再动一次大手术。我必须轧平那个债券期货部位，当那些贪婪的投资人打电话来想知道他们的钱操作得怎么样时，奥黛莉可以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即使我死掉了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着身旁仪器嘈杂的声响，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债券期货部位到底怎么样了。有一位护士拿了一支电话走到我床边。“舒华兹先生。这是你的私人医生高费德医师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我们把你的状况向他报告过了，但是他坚持要和你说话。”高费德医师?
“怎么样，马提，他们不肯把我的电话接进来。没有人能打电话进加护病房。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医生，而你想从我这里听一听意见。”
“哦，你真是一个好医师，艾维。”我轻声地说：“那你的诊断如何呢?”
“你已经赚了十点，大约是二十万美元。你想要怎么做?卖出吗?”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谢谢你啦，高费德医师。”
第二天早上，我真正的医生帮我注射类固醇，而感谢高德医师，这个疗法真的有效。我的高烧开始神奇地减退，心跳速度也从每分钟一百四十下回到每分钟九十下。我终于在十二月四日离开了医院。从十一月七日开始，我总共进了医院三次，总住院时间长达二十六天。当然在这段期间内我为我的投资人赚进了五十万美元，但是代价又是什么呢?我的医院账单就超过了十万美元，但这终究只是金钱上的花费。真正让我感到心痛的是，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我的投资人尽心尽力赚钱，但是在生病住院的这段期间，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寄任何一张简单的卡片给我，关心一下我的健康或是安慰一下我的家人。
我回家并回想起这场恶梦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和麦克·施密斯会面中的谈话内容。如果时空换成是现在的话，我会对他想要募集基金的计划有什么评语呢?我曾告诉他为了操作别人的资金而付出太多心血并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我也会告诉他不管得到金钱上多大的报酬，为那些对你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在乎你死活的人工作是毫无价值的。
我一直都想和市场中的高手们一较长短，而在某段时间内我也的确办到了，但结果却几乎要了我的命。金额庞大的基金对都铎琼斯、索罗斯、德拉肯米勒、罗勃森、贝肯以及考夫纳这些操盘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事，但是对我来说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操盘手，不喜欢任何人来干涉我在操作上的决策，也不想为那些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人负责。我只想要享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保有健康。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维持基金的运作，我还是相信我可以找到一些欣赏我和我的操盘能力的投资人，并且在这样的状况下操作一个金额具规模的基金。
在寄给投资人的十一月份绩效报告中，我写道：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九零年(我最后一次住院的出院日)
亲爱的伙伴们：
我对于十一月份的操作绩效延到今日才送交给您感到万分抱歉，但正如同部分投资人所知，我在上个月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毒，起先像是肺炎，但最后却漫延到我的心包囊中。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我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清晨进行了一项必要的外科手术……
我预期一九九一年将是一个远比今年来得更有生产力的年度。我们的基金规模将在一九九一年下降为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左右，如此一来应该可以使诸位投资人的报酬率更为提高。将资金继续留在本基金的伙伴们现在就像是我的一家人，我将在一九九一年更加倍用心为您服务，特别是在我由死神手里走过一遭后。
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一、在压力摧毁你之前先把它化解掉
雷·古拉(Ray Gura)是一个古板、有着一头白发又固执的选择权操盘手。他坐在一个拥挤吵闹，充满着不成气候、一心只想混口饭吃的操盘手办公室里。我是在八年代初，刚离开Amex到场外自行操盘时认识他的。贝尔·史腾公司给了我一间位于交易所附近的私人办公室。而雷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门外。
有一天我正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上建立一个很大的部位，压力正开始慢慢在我心中堆积起来。市场正在下跌，而我仍继续在那个本来就不小的部位上加码摊平，在一路下滑的走势中加码买进是我几乎从来不做的事，但是我的技术指标一直告诉我市场已经超卖，应该会出现一个反弹走势。此外，奥黛莉在那一天休假，所以并没有在我身边提醒我已经违反了自己最优先，也是最重要的守则：绝不让自尊心控制你的交易行为。
当汗水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来时，我开始找一些方法来解除压力。我笨拙地在桌上摸索着，找到一只铅笔盒，把它放在头顶上，然后跑到雷的办公室，跳到雷的桌子上，开始轮流踩在每一张桌子上，拿着那个铅笔盒跳舞并大叫：“我买进喽!我买进喽!我是他妈的死多头哦!”
当你正处于输钱的状况，而且开始脑袋空空的时候，该尽快采用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法来帮助你理清思绪。不管你是一个市场老手还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都不能失去你的客观性。
我藉着跳到桌子上跳舞来抒解压力，因为我怕我像在共和党获胜那天放空时一样地停止思考，呆若木鸡。然后我回到座位上坐下来，重新思考我的策略。我依然得到同样的结论——作多是正确的决定。但是这一回我还是为我的部位设立了一个停损指令。不久市场果然开始回转，到了那天收盘时我赚了十万美元。
第二天早晨，雷·古拉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手里拿了一颗棒球，球上有一九六零年美国联盟冠军纽约洋基队全体球员的签名。“拿去”他把那颗球拿给我：“我希望你收下它，因为你是那样迷洋基队。”我看着那颗球，上面满布着我心目中偶像球员的亲笔签名。我从小时候住在纽海文时就是这些人的球迷。“雷”我说：“我不能收你的球。而且你为什么要把这颗球送给我?”
“因为你让我和家人赚了很多钱，这就是我的理由。”雷回答我：“昨天当你拿着那个铅笔盒在我们的桌子上跳舞，并且大叫着你持有了很大的多头部位时，我打电话给我在交易所场内工作的儿子和女婿，告诉他们如果你作多，我们最好也跟着作多。马提，昨天是我们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天，我们希望把这颗球送给你作为我们最诚挚的礼物。”
我仍然不愿意收雷这个具有二十三年历史的纪念球，但经过他一再坚持把这颗球作为他对我深刻谢意的象征品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想无礼，而且也真的深深被这个礼物所感动。今天，这颗球装在一个玻璃盒中放在我儿子的房间里，就摆在他的书桌上。
二、没有人能够死到临头，还拼命工作
一九九二年，有一个名叫肯·库希的芝加哥债券操盘手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去看一匹赛马。我当时正想让自己和市场切断往来，并且培养一些新的兴趣。而且从我到过赛马场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梦想着能拥有一匹赛马，所以我说：“好啊，我们去吧!”
库肯帮我们买了一匹四岁大，名叫普利班的小雌马。普利班一跑出起跑线就一路落后，她有各式各样的毛病，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在别的马身后喘气。肯曾经飞到各地去看她参加各项比赛，然后总是打电话给我说：“马提，别担心，她是一匹很棒的马，只是她的训练师没把她照顾好。”或者是“马提，那个训练师说他发现了一种新药可以让她变成赢家。”又或者是“马提，她刚刚才跑出第三名的成绩。这真刺激。你一定要来看看她。”
我并不打算搭飞机跑去看普利班，然后把我的钱浪费掉，但是有一天肯打电话来，说：“马提，好消息。下星期三我们帮普利班报名参加一项比赛，她可不是昔日吴下阿蒙喽!训练师帮她找了一种刚刚由马里兰州赛马协会核准使用的新药，她现在训练时的成绩好得不得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