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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凸显，苏联开始全面收缩
在这段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面对美国完全处于一种进攻的状态，可就在这种顺风顺水的表象之下，依然潜藏着不少隐患，具体来讲有两点：
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阿拉伯军官团的军官们相对中东的另外两支政治力量而言是进步的，而他们之前进行革命、搞发展工业的出发点则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可以迅速凝聚人心，一致对外，当安全不再成为问题，国家已无“亡”可救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社会资源该如何分配？军官团的成员已经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不止拥有更多的能力，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在纳赛尔时代，在个人权威的光环之下，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明显。
另一个问题则是出在苏联身上。苏联是中东变局最大的受益者，可是60年代以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所转变，就其本质来讲，政治一直在走向官僚化、山头化，这导致苏联在对外战略方面始终无法摆脱一个问题——他们其实并不想和西方进行太激烈的冲突。如此一来就导致苏联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一直是三心二意，从美苏全球争霸的角度来讲某些问题确实需要强硬，可从某些官员或部门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又不想太“过火”。如此一来，就很容易做出一锅“夹生饭”。
最终，第三次中东战争证明苏联在中东的布局看似气势十足，可根基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牢靠。
1964年，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约旦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他们决定改变约旦河上游的流向，一旦这个水利工程得以实现的话，以色列最主要的水源将被阿拉伯人切断，这可以说比在特拉维夫扔一颗原子弹的破坏力还要大——中东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如果约旦河的流向被改变，以色列所处的土地将彻底丧失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1967年6月5日早上7点45分，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进行突然袭击，由此展开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因为战争只持续了六天，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六日战争”。无论是对阿拉伯与以色列，还是苏联与美国，这都是对之前十年战略成果的检验。
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一边倒，以色列阵亡了不到1000人，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加在一起阵亡将近2万人；以色列空军损失各型战机26架，可击毁对方飞机400多架。凭此一战，以色列占领了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从约旦手里抢去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从叙利亚手里夺下戈兰高地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说三个参战的阿拉伯国家身上都被大大地切了一块肉。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呢？
三个阿拉伯国家当时在整体上依然处于农业时代，虽然说通过援助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还仅仅是起步阶段。而以色列在西方的援助之下，已经是中东第一大工业国。
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更重要的是人的差距。现代工业社会下，由于需要大范围的劳动协作，因此人们往往拥有更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长期处于工业社会，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更容易上手。埃及等三个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士兵多数来自农牧民，不少士兵其实就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文盲，再先进的武器在他们手里也发挥不出效能。而就组织和纪律性而言，阿拉伯军队同样远逊于以色列。
除了基础条件上的差距外，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之间也相互猜忌，难以拧成一股绳。1961年9月叙利亚宣布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又重新分成了两个国家，埃及和叙利亚由此有了罅隙；约旦是君主制国家，而埃及和叙利亚两国都是由军官团政变推翻了王室，约旦对此必然会心存芥蒂。
除此以外的第三个问题在于外援上。美国对以色列几乎达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而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却是一副“腰来腿不来”的架势。苏联人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抱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态度，既希望借此获得战略红利，又不想下太多本钱——如前所说，苏联上层始终不愿同西方国家爆发激烈冲突。战争期间，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非常有限，埃及自己的军工厂生产缓慢，根本无法满足战争的高强度消耗。战争到了第六天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开始同美国进行协商，苏方做出的让步完全落在了阿拉伯联军身上——在苏联的外交压力下，埃及和叙利亚在战局最不利的情况下宣布停火。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让阿拉伯人明显感觉自己被苏联人出卖了。
不止是苏联的形象在中东一落千丈，纳赛尔主义在战争之后也面临着危机：无论是军官团的精英们，还是底层的老百姓们，都发现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看着很辉煌，可在战争中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之前又是图什么呢？[2]
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情况开始变得急转直下。继任者萨达特虽然宣称继承了纳赛尔的衣钵，但埃及的很多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逆转。萨达特上台后，在1972年7月下令驱逐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和专家，宣布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都必须移交埃及管理和使用，苏埃关系由此全面倒退。
埃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除了苏联之前的表现让埃及无法继续信任之外，军官团自身的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虽然纳赛尔在平民当中有着极高的声望，但埃及政府的根基则是建立在军官团这个精英阶层之上，而且这个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底层百姓的利益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此前埃及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政策把大量的社会财富资源都固化在了国有企业上，加上还要照顾底层的利益，精英阶层事实上并没有拿到太多实惠。纳赛尔更多的是属于埃及，而萨达特则更属于军官团。
萨达特时代，对底层的利益让渡开始慢慢减少，同时工业化进程也开始大大减速。[3]由此，大量的财富被释放了出来，军官团手中的资源实现了“变现”。从萨达特到后来的穆巴拉克，埃及始终延续着这套治国方式，这为2011年爆发的埃及“1·25革命”[4]埋下了伏笔。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只有把产业链做得足够长，才能保证财富分配尽可能公平，而只有工业化才能保证较长的产业链，单纯的资源性经济很容易导致贫富分化。此外，只有有了坚实的工业设施，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才能稳定地发展——灌溉、化肥、农药都需要工业基础。埃及的去工业化，既拉大了精英层与底层的贫富差距，也弱化了农业基础。而埃及的人口却一直在增加，到2000年以后，人口与粮食的比率逐渐突破了临界值，仅仅靠政府的补助已经解决不了底层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埃及2011年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回到正题上来。萨达特在1972年驱逐苏联人后，很自然地选择了倒向美国。萨达特的聪明之处在于，在赶走苏联人后他并没有马上改变外交政策，而是在1973年10月联合叙利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叙联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彻底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虽然最终没有像战前所宣称的那样收复西奈半岛，但萨达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以进为退。如果想同美国人及以色列人谈判，就必须先得在军事上扳回一局。对比1967年的惨败，埃及在1973年的表现已经可以让美、以刮目相看。这样一来，在以色列和美国人的眼里，萨达特就不再是一个在失去了苏联人支持后急于找下家的角色，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谈判对象。
萨达特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在战后不久，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到达开罗进行谈判。有了这层保障，1976年萨达特才正式宣布废除埃及和苏联过去签署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同时禁止苏联军舰继续使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失去了亚历山大港后，苏联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活动范围极大地受到限制。而萨达特进一步的行动还在后面。
1977年11月，萨达特亲自抵达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贝京进行会谈，同年12月贝京又到埃及和萨达特进行第二次会晤。埃以和解让美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977年萨达特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第二年即1978年9月，在卡特的主持之下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协议，1979年3月份埃及又正式和以色列签订了合约——《戴维营协议》。这样一来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就长期的和平问题得到了解决；萨达特也因此在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根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把过去夺取的西奈半岛的69%的土地归还埃及，而作为回报，埃及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投资市场。1980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交，整个中东的局势由此彻底逆转，苏联的势力开始一退千里。
1981年10月6日，埃及举行十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胜利八周年阅兵式，在阅兵式上萨达特遇刺身亡，但此时埃及的走向也已经完全被锁死。在萨达特遇刺的当天，同样出身军官团的副总统穆巴拉克宣布继任为埃及第四任总统。
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从那年开始，勃列日涅夫在任时期的苏联已经完全沉醉于石油红利当中。苏联的好日子全部依赖于石油贸易，可恰恰由于失去了对埃及的影响力，未来苏联在同对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这些产油国的博弈中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就意味着苏联彻底失去了石油的定价权。那段时期，虽然好日子还在继续，可苏联经济的运行开关已经完全握在了美国人手里。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对苏联而言这原本可能是一个翻盘的机会，但苏联高层再一次让历史重演——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期一样，苏联初期的态度非常强硬，可在以色列人动手以后，其态度又迅速软化下来，变得模棱两可；对叙利亚和巴解放组织的支持时有时无[5]，完全成了同美国谈判时战术级别的筹码，这导致叙利亚在军事和外交上均处于劣势，苏联在中东的信任危机因此反倒进一步加深。
[1]同时达成的另一个协议是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埃及对此并不感兴趣，仅仅表示了支持，但并没有参与。
[2]工业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进程，为了实现生产力的飞跃，短时期国家资源必然要集中于一处，因此在工业化初期，底层民众往往不但享受不到多少成果，生活水平还会因此下降，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英国工业时代早期的“羊吃人”。对当时的埃及来说，在承受了工业化前期的成本之后，一场战争却将成果否定得干干净净，因此出现信任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3]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之后，埃及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了市场，薄弱的本国制造业因此受到严重冲击，由此埃及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海外援助以及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的税收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
[4]2011年1月25日开始，埃及民众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向政府表达不满。由于当日正值埃及法定警察假日，所以一个名为“4月6日青年运动”的组织选定该日作为示威活动开始的日子。抗议示威活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最为激烈，在埃及的其他城市也有明显的抗议示威活动。超过100万人参与了此次抗议。这一事件最终导致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并被投入监狱，埃及国内局势也由此陷入混乱。
[5]在埃及改弦更张后，叙利亚事实上成为苏联在中东唯一一个可靠的盟友，也是苏联保持在中东发言权最后的抓手，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卖队友”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