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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译丛”序
未知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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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未知引言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章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注意到每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经常对政府政策持有相互激烈冲突的看法：“土地利益集团、制造业利益集团、商业利益集团、金融利益集团，以及其他许多较弱小的利益集团，必然在各个文明国家中成长起来，并把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由不同的情感和观点驱动。”他指出：“管理这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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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争取独立的斗争，1763—1789年
未知第一章争取独立的斗争，1763—1789年在美国走向独立和建国的关键时期，对于对外贸易的管理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英国与北美13个殖民地的冲突最终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主权，许多具体分歧则源自英国对殖民地贸易实施的限制和税收。由于殖民地居民在英国议会缺乏政治代表影响这些政策，他们只能利用自己可以掌握的武器施加经济压力，包括抵制英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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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国家的贸易政策，1789—1815年
未知第二章新国家的贸易政策，1789—1815年新联邦政府的首批目标之一是梳理国家的财政和贸易政策。依靠新宪法赋予的权力，国会开始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对外贸进行管制。通过进口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必要性没有争议，但某些国会议员认为保护制造业免受外国竞争也同样必要。最有争议的贸易议题涉及与英国的商业关系，尤其是在美国航运业被卷入1793年英法战争之后。国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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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地区间冲突与危机，1816—1833年
未知第三章地区间冲突与危机，1816—1833年 1812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开启了新篇章。独立后时期的主要问题，即从英国和法国手里确保中立航运权，随着再出口贸易的重要性下降而消失了。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转到新的方向：除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进口关税是否应该用来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持支持态度的国会议员很快把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推高到美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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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关税和平与南北战争，1833—1865年
未知第四章关税和平与南北战争，1833—1865年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危机通过1833年妥协方案得以平息，由此导致关税在1/4个世纪中逐渐下降。平均关税率从1830年顶峰时期的62%，下调至1859年的不足20%，除了一个短暂的特例外，没有强大的运动再度推高关税，因此不能佐证关税是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的说法。不过，这一政策的稳定性取决于民主党对国家政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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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关税改革的滑铁卢，1865—1890年
未知第五章关税改革的滑铁卢，1865—1890年美国贸易政策在内战前后发生了重大转折。内战期间，美国的进口关税被推升至极高的水平，共和党由此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使政府难以在战后下调进口税率。尽管民主党倡导开展关税改革，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常四分五裂，在近30年的时间里未能实现对政府的统一掌控。本章阐明了高关税体制如何在内战后逐步扎根，并且探讨了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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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1890—1912年
未知第六章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1890—1912年 1888年关税大论战后制定的《麦金莱关税法案》再次推迟了内战后对进口关税的重大调整。在政治层面，通过高关税提供贸易保护的体系看起来根深蒂固。有时人们称这种关税有助于美国发展成工业化国家，用这个理由为它们的合理性辩护，本章将深入探讨这种观点。然而，世纪之交的美国历史上首次成为制成品净出口国，这一重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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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政策逆转和偏移，1912—1928年
未知第七章政策逆转和偏移，1912—1928年尽管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强势崛起，成为全球头号工业大国和制成品净出口国，但这些发展趋势未能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路线。相反，进口关税仍然居高不下，美国对互惠政策的兴趣昙花一现后便迅速湮灭，两党的贸易政策主张依然僵持不下。尽管在民主党执政期间（1913—1922年），美国曾短暂地调低过关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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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和大萧条，1928—1932年
未知第八章《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和大萧条，1928—1932年在20世纪20年代，贸易政策的重心从保护制造业转向保护农业。国会绞尽脑汁找到适宜的方式救助农民，为农业纾困。柯立芝总统否决了为农业提供价格补贴的法案后，国会改变思路，把关注点转向了关税调整。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成为1828年“可憎关税法案”之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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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新政与互惠贸易协定，1932—1943年
未知第九章新政与互惠贸易协定，1932—1943年大萧条引发了一场有利于民主党的重大政治调整，而民主党则给美国贸易政策带来了历史性转变。1934年，应罗斯福政府的要求，国会颁布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TAA），授权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中下调进口关税。《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赋予了行政部门前所未有的权力，改变了贸易政策的制定进程，并使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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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建立多边贸易体系，1943—1950年
未知第十章建立多边贸易体系，1943—1950年虽然国会通过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贸易谈判权授予了行政部门，但20世纪30年代达成的双边协定在降低进口关税方面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务院开始制定宏大的多边协定计划，以期减少世界各地的贸易壁垒并消除歧视性贸易政策。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谈判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虽然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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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新秩序与新压力，1950—1979年
未知第十一章新秩序与新压力，1950—1979年虽然平均关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出现大幅下降，但战争在欧洲和亚洲造成的经济破坏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国内企业并没有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欧和日本的产业经过重建之后，已经可以对美国生产商构成挑战。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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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贸易冲击和应对，1979—1992年
未知第十二章贸易冲击和应对，1979—1992年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贸易政策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1979年至1982年的严重衰退和1980年至1985年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显著升值这两大宏观经济因素相结合，挤压了国内的贸易品生产商，尤其是制造业生产商。美国还开始出现大幅贸易逆差，这成了美国贸易问题的代名词。外国竞争的加剧意味着要求限制进口的政治压力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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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从全球化到极化，1992—2017年
未知第十三章从全球化到极化，1992—2017年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采取了很多临时进口限制措施帮助本国生产者规避外来竞争的冲击，那么90年代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提出了重要倡议以削减贸易壁垒，不断深化美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这些举措包括：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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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未知结语就像本书展示的那样，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在政坛引发激烈争议。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各利益集团，通过不同政党和当选议员体现自己的利益所在，要么努力扩大出口，要么竭力限制进口。这些群体或者受益于国际贸易，或者受它所累。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美国的整个历史。然而，稳定一直凌驾在这种冲突之上。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财政收入、限制及互惠等目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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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未知致谢本书的成书过程历时颇久。我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欠下不少人情债。首先要感谢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在1994年和我打电话时，不经意间让我关注到美国贸易政策史这个主题。对于任何一个同时研究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人来说，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我衷心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他的学术榜样作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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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未知缩略语 AC 《国会年史》 ASP 《美国国家文件》（F-财政，FR-外交） CG 《国会议事录》 CQA 《国会季刊年鉴》。华盛顿特区：国会季刊出版社，1945年至今。 CR 《国会记录》。1875年之前的资料请搜索国会图书馆（https:/ /memory.loc.gov /ammem/amlaw /lawhome.html）; 1875年之后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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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译丛”序

未知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