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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译丛”序

    未知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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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未知 引言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章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注意到每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经常对政府政策持有相互激烈冲突的看法:“土地利益集团、制造业利益集团、商业利益集团、金融利益集团,以及其他许多较弱小的利益集团,必然在各个文明国家中成长起来,并把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由不同的情感和观点驱动。”他指出:“管理这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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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争取独立的斗争,1763—1789年

    未知 第一章 争取独立的斗争,1763—1789年 在美国走向独立和建国的关键时期,对于对外贸易的管理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英国与北美13个殖民地的冲突最终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主权,许多具体分歧则源自英国对殖民地贸易实施的限制和税收。由于殖民地居民在英国议会缺乏政治代表影响这些政策,他们只能利用自己可以掌握的武器施加经济压力,包括抵制英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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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新国家的贸易政策,1789—1815年

    未知 第二章 新国家的贸易政策,1789—1815年 新联邦政府的首批目标之一是梳理国家的财政和贸易政策。依靠新宪法赋予的权力,国会开始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对外贸进行管制。通过进口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必要性没有争议,但某些国会议员认为保护制造业免受外国竞争也同样必要。最有争议的贸易议题涉及与英国的商业关系,尤其是在美国航运业被卷入1793年英法战争之后。国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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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地区间冲突与危机,1816—1833年

    未知 第三章 地区间冲突与危机,1816—1833年 1812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开启了新篇章。独立后时期的主要问题,即从英国和法国手里确保中立航运权,随着再出口贸易的重要性下降而消失了。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转到新的方向:除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进口关税是否应该用来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持支持态度的国会议员很快把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推高到美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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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关税和平与南北战争,1833—1865年

    未知 第四章 关税和平与南北战争,1833—1865年 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危机通过1833年妥协方案得以平息,由此导致关税在1/4个世纪中逐渐下降。平均关税率从1830年顶峰时期的62%,下调至1859年的不足20%,除了一个短暂的特例外,没有强大的运动再度推高关税,因此不能佐证关税是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的说法。不过,这一政策的稳定性取决于民主党对国家政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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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关税改革的滑铁卢,1865—1890年

    未知 第五章 关税改革的滑铁卢,1865—1890年 美国贸易政策在内战前后发生了重大转折。内战期间,美国的进口关税被推升至极高的水平,共和党由此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使政府难以在战后下调进口税率。尽管民主党倡导开展关税改革,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常四分五裂,在近30年的时间里未能实现对政府的统一掌控。本章阐明了高关税体制如何在内战后逐步扎根,并且探讨了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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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1890—1912年

    未知 第六章 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1890—1912年 1888年关税大论战后制定的《麦金莱关税法案》再次推迟了内战后对进口关税的重大调整。在政治层面,通过高关税提供贸易保护的体系看起来根深蒂固。有时人们称这种关税有助于美国发展成工业化国家,用这个理由为它们的合理性辩护,本章将深入探讨这种观点。然而,世纪之交的美国历史上首次成为制成品净出口国,这一重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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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政策逆转和偏移,1912—1928年

    未知 第七章 政策逆转和偏移,1912—1928年 尽管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强势崛起,成为全球头号工业大国和制成品净出口国,但这些发展趋势未能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路线。相反,进口关税仍然居高不下,美国对互惠政策的兴趣昙花一现后便迅速湮灭,两党的贸易政策主张依然僵持不下。尽管在民主党执政期间(1913—1922年),美国曾短暂地调低过关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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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和大萧条,1928—1932年

    未知 第八章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和大萧条,1928—1932年 在20世纪20年代,贸易政策的重心从保护制造业转向保护农业。国会绞尽脑汁找到适宜的方式救助农民,为农业纾困。柯立芝总统否决了为农业提供价格补贴的法案后,国会改变思路,把关注点转向了关税调整。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1930年《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成为1828年“可憎关税法案”之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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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新政与互惠贸易协定,1932—1943年

    未知 第九章 新政与互惠贸易协定,1932—1943年 大萧条引发了一场有利于民主党的重大政治调整,而民主党则给美国贸易政策带来了历史性转变。1934年,应罗斯福政府的要求,国会颁布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TAA),授权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中下调进口关税。《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赋予了行政部门前所未有的权力,改变了贸易政策的制定进程,并使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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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建立多边贸易体系,1943—1950年

    未知 第十章 建立多边贸易体系,1943—1950年 虽然国会通过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贸易谈判权授予了行政部门,但20世纪30年代达成的双边协定在降低进口关税方面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务院开始制定宏大的多边协定计划,以期减少世界各地的贸易壁垒并消除歧视性贸易政策。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谈判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虽然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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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新秩序与新压力,1950—1979年

    未知 第十一章 新秩序与新压力,1950—1979年 虽然平均关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出现大幅下降,但战争在欧洲和亚洲造成的经济破坏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国内企业并没有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欧和日本的产业经过重建之后,已经可以对美国生产商构成挑战。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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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贸易冲击和应对,1979—1992年

    未知 第十二章 贸易冲击和应对,1979—1992年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贸易政策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1979年至1982年的严重衰退和1980年至1985年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显著升值这两大宏观经济因素相结合,挤压了国内的贸易品生产商,尤其是制造业生产商。美国还开始出现大幅贸易逆差,这成了美国贸易问题的代名词。外国竞争的加剧意味着要求限制进口的政治压力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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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从全球化到极化,1992—2017年

    未知 第十三章 从全球化到极化,1992—2017年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采取了很多临时进口限制措施帮助本国生产者规避外来竞争的冲击,那么90年代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提出了重要倡议以削减贸易壁垒,不断深化美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这些举措包括: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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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未知 结语 就像本书展示的那样,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在政坛引发激烈争议。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各利益集团,通过不同政党和当选议员体现自己的利益所在,要么努力扩大出口,要么竭力限制进口。这些群体或者受益于国际贸易,或者受它所累。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美国的整个历史。 然而,稳定一直凌驾在这种冲突之上。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财政收入、限制及互惠等目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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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未知 致谢 本书的成书过程历时颇久。我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欠下不少人情债。首先要感谢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在1994年和我打电话时,不经意间让我关注到美国贸易政策史这个主题。对于任何一个同时研究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人来说,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我衷心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他的学术榜样作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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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略语

    未知 缩略语 AC 《国会年史》 ASP 《美国国家文件》(F-财政,FR-外交) CG 《国会议事录》 CQA 《国会季刊年鉴》。华盛顿特区:国会季刊出版社,1945年至今。 CR 《国会记录》。1875年之前的资料请搜索国会图书馆(https:/ /memory.loc.gov /ammem/amlaw /lawhome.html); 1875年之后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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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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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书的成书过程历时颇久。我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欠下不少人情债。首先要感谢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在1994年和我打电话时,不经意间让我关注到美国贸易政策史这个主题。对于任何一个同时研究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人来说,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我衷心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他的学术榜样作用。此外还要感谢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他们对我研究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的方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的领导下,为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我借助这个平台发布了不少研究论文,其中部分已经纳入本书。我在国民经济研究局时有幸参加了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牵头负责的“美国经济发展计划”以及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负责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计划”主办的很多研讨会,促使我的研究思想成形并不断升华。多年以来,很多参与国民经济研究局研讨会和项目会议的学者都对我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我特别要感谢普赖斯·费希贝克(Price Fishback)的热情鼓励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对这个项目的长期支持。

有些朋友慷慨地抽出时间阅读了全书手稿,有时甚至会读两遍!然后细致入微地提出自己的评论意见。他们是: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斯蒂夫·米多恩(Steve Meardon)、查德·鲍恩(Chad Bown)、马克·德斯特勒(Mac Destler)和道格·纳尔逊(Doug Nelson)。我再怎么感谢他们在帮助我完善手稿方面花费的巨大时间和精力都不为过,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这本书会更加精彩。迈克尔·芬格(J.Michael Finger)对几个章节的评论相当有帮助。苏姗·阿伦森(Susan Aaronson)在成文初期就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很久以前对本书草稿召开的两次评论会也使我受益匪浅:一次会议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参会人员包括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道格·纳尔逊、斯蒂夫·米多恩和尼娜·帕克尼克(Nina Pacvnik);另一次会议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举办,由巴里·埃肯格林组织,参会人员包括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 DeLong)、朱迪思·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加文·赖特(Gavin Wright),安德鲁·古茨曼(Andrew Guzman)、艾伦·泰勒(Alan Taylor)、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罗伯特·芬斯特拉。

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为我提供的资助使我有能力抽出时间,在这本书上取得显著进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休假也是如此。

在达特茅斯学院工作期间,我非常感谢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和南希·马里翁(Nancy Marion)提供的支持。这些支持对完成本书必不可少。我为了这个项目殚精竭虑时,迈尔·科恩(Meir Kohn)不断对我提出我迫切需要的睿智建议。如果不是因为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出色地收集了大量政府文件及其他材料,本书根本无法完成。我还要感谢约翰·科克林(John Cocklin)多年以来在政府文件方面提供了极其专业的协助。达特茅斯学院拥有大量一流的国际经济学家。我的同事(特别是尼娜·帕克尼克)和历史系的同事都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达特茅斯学院Citrin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空间分析实验室(Citrin Family GIS/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Laboratory)主任乔纳森·奇普曼(Jonathan Chipman)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对他万分感谢。科里·希拉克(Kory Hirak)和克里斯蒂娜·蒂姆-莱克(Kristine Tim-lake)帮助我处理了很多草稿里的问题,为我节省出大量时间。最后,我很高兴地感谢几届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对本项研究提供的宝贵帮助。他们是:威廉·康登(William Congdon)、埃米·苏格曼(Amie Sugarman)、埃莉斯·韦克森伯格(Elise Waxenberg)、克里斯汀·里奇(Kristin Ricci)、马哈·马利克(Maha Malik)、康拉德·冯·莫尔特克(Konrad von Moltke)、安德烈斯·伊萨扎(Andres Isaza)、罗伯特·克林根伯格(Robert Klingenberger)、泰勒·吴(Taylor Ng)、埃玛·瑞特克利夫(Emma Ratcliffe)和April Liu。

伯纳德·戈登(Bernard Gordon)很久以前就在我心中撒下了对贸易政策感兴趣的种子,这种兴趣在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和罗纳德·芬德利的引导下不断增强。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度过了令人兴奋的一年,参与了本书第十二章讨论的很多问题,这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贸易政策的兴趣。这一年赋予了我绝佳的机遇,让我看到联邦政府的贸易政策流程是如何运作的。我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特别是托马斯·多尔西(Thomas Dorsey)那里学到很多。我特别感谢斯蒂文·赫斯特德(Steven Husted)和戈登·劳舍尔(Gordon Rausser)的悉心指导。在这一年里,他们允许我越级参加一些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政策会议。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岁月里,我都从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那里获益良多。

让我感到难过的是罗伯特·鲍德温、迈克尔·穆萨和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在本书完成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我们,是他们的鼓励使我坚持完成本书。

最后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萝丝(Marjorie Rose)。我们初次相见于我到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报道的第一天,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她耐心地容忍了我对贸易政策和神秘历史的痴迷。如果没有她的口头禅“结构和目的”,你就不会有机会读到本书。我对她的感激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