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_克劳斯・施瓦布

第五章 全球化

故事要从2012年夏天讲起。安妮莎、安迪和安雷卡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万隆的三名大学生，学的分别是经济学、建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三人优势互补且都有创业的想法。万隆是西爪哇省的首府，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人口约250万。尽管这里拥有大量创新型人才，但其辐射范围几乎仅限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安妮莎、安迪和安雷卡如果追随父辈的脚步，最后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公职人员、教师或自由顾问。但因为拥有强烈的求知欲、远大的抱负，并且在学术领域的人脉拓展至万隆之外，他们的前景逐渐改变。这三名大学生经过接触后，很快就着手共同创业。他们从菇农做起，旨在帮助自己村的村民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销售一种可食用蘑菇菌包。2014年，他们有了更远大的追求：在长年与蘑菇打交道后，他们发现真菌有可能作为一种环保材料。他们打算用这种材料生产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并有望将其销往世界各地。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这三名来自万隆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向国外寻求资助。在一次学术交流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决定为他们的科研和实验提供资金。几年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风险投资企业500 Startups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境外投资者。时至今日，安妮莎、安迪和安雷卡所创建的MYCL已经成为一家小有成就的中小型企业。MYCL的生产基地在远郊的一个村庄，距离万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却总是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我的同事在2019年夏天前往参观时，看到多功能室里坐着几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正在用笔记本电脑做研发。他们在开发以蘑菇为原材料的新产品，包括环保的皮革和建筑材料，这也是该公司当前的重点项目。多功能室的隔壁就是生产基地，这里的工人全是年轻女性，她们正把工业化生产的蘑菇加工成“皮革”原料。沿着街道再往前走，能看到十几名菇农正忙着为公司供应生产所需的原材料。MYCL的客户遍及世界各地，近的有来自万隆本地的合伙企业，远的有来自澳大利亚、英国等16个国家的消费者，他们通过Kickstarter众筹平台购买该企业生产的“蘑菇木制手表”。

类似这三名万隆大学生创业的故事在印度尼西亚并不是特例。大约在MYCL蓬勃发展的同期，出生并成长于泗水的温斯顿·乌托莫和威廉·乌托莫兄弟二人也在追逐自己的创业梦。泗水也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大城市，位于万隆以东约700公里（430英里）的地方。20多岁的乌托莫兄弟受到一些外国企业的启发，例如美国的迪士尼和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等媒体公司、谷歌和脸书等科技公司，以及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和红杉资本等风险投资公司。乌托莫兄弟对美国硅谷十分向往，想知道能否复制那里的创业模式，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一家类似的公司。他们下定决心试试看。兄弟二人都是在美国上的大学。哥哥温斯顿本科就读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谷歌的新加坡办事处担任客户策略师。弟弟威廉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投资银行。在自己所崇拜的企业工作的经历令兄弟俩深受启发。很快，他们就决定是时候创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了。

温斯顿用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攒下的薪水，到泗水招聘了几名青年人才，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IDN Media。温斯顿在新加坡有一间6平方米的公寓，公司最初就设在这间公寓里。IDN Media的目标是：“实现信息民主化，为印度尼西亚千禧一代和Z世代发声。”[1]他们想填补印度尼西亚几十年来的信息鸿沟。公司后来运营得非常成功，甚至超乎乌托莫兄弟的预期。凭借在新加坡、加利福尼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当地几家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的人脉，IDN Media很快吸引了来自新加坡、纽约、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泰国的大批投资者。IDN Media成立6年后，其内容平台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的领先内容平台之一，每月专属用户超过6 000万。[2]该公司拥有500余名员工，还有数十万社群成员。我们前去参观时，IDN Media刚刚在雅加达新设了一处宽敞的办公场地：一座冠有公司名字的大厦——IDN Media HQ。

再举一个印度尼西亚千禧一代在全球经济中成功突围的例子。正当乌托莫兄弟的业务不断扩张之时，普蒂·普亚尔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普蒂是安妮莎（前文提到的来自万隆的企业家）的大学校友，学的是地质工程专业，毕业后就职于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公司，并且被派到婆罗洲岛从事地质工作。当时普蒂的生活并不容易。她的丈夫在雅加达工作，夫妻俩每两周才能在周末见上一面。后来，普蒂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她打算辞职，回到雅加达和丈夫共同生活，当一名全职妈妈。她开始尝试从地质工作转行，做一名插画师和平面设计师，或许收入比不上在道达尔工作时，但这一新的职业规划让她不光能发展自己的艺术爱好，还能有时间在家陪伴孩子。

对于普蒂而言，这个选择的结果比她预期的还要好。她在照片墙（Instagram）上发布了很多帖子和插画，分享自己成为一名新手妈妈后的生活。借助照片墙强大的传播能力，她的帖子和插画很快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甚至全球各地的年轻妈妈的共鸣。后来她还赢得了一次前往纽约的机会。在国际艾美奖组织的一分钟短视频大赛中，普蒂成功入围决赛，打响了在国际上的名声，成为一名成功的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虽然是居家办公，但普蒂接到的业务可能来自世界各地。比如，来自旧金山的脸书的艺术总监请她设计一些符合当地特色的“表情包”，因为脸书在印度尼西亚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在另一个项目中，一位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女士委托她设计一些个性贺卡。普蒂从未在线下见过客户，但与客户线上交流十分顺畅，客户会通过PayPal付款，整个过程简单直接。在这之后，一家新加坡公司找到她，请她为公司的服装品牌设计插画。普蒂虽然放弃了在道达尔的高薪工作，但在社交网站上获得了大量关注，从而使国内外客户能够主动找到她。

印度尼西亚的这三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展现了全球化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全球性的贸易、科技、投资、人力以及知识网络，有助于人们成功创业和获得工作机会，有助于地区和国家发展，而且交易双方都能从中获利。安妮莎等人联合创办的公司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地区，但他们利用全球性科研和创业网络获取知识，为研发获得融资。温斯顿和威廉则利用其在全球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的人脉，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成立了一家类似的公司，雇用了数十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工程师和市场专员。普蒂则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社交网络，开启了作为自由插画师和网络红人的职业生涯。那些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者和客户通过与他们合作，也能够获利。那些投资者在其国内的投资选择通常有限，但在印度尼西亚找到了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者。那些客户则在这里找到了产品独具特色且价格优惠的供应商。他们的资金帮助这些青年创业者追逐梦想，而且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自己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如果人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得益，那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地区仍然对全球化报以敌视态度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全球化的利弊进行深入探讨。

印度尼西亚与全球化

首先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不光是MYCL创始人、乌托莫兄弟以及普蒂，印度尼西亚整个国家都从全球化中得益。印度尼西亚总人口2.66亿，平均年龄29岁，人均GDP仅4 000美元，有大量的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为了实现这一点，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印度尼西亚积极拥抱全球化，[3]直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这一进程按下了“暂停键”。印度尼西亚对全球化的热衷究竟源于何处呢？

此前，印度尼西亚曾长期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东南亚国家才开始逐渐放开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一系列开放举措——降低出口关税、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且取得了成效。自21世纪初至今，印度尼西亚的GDP增速每年都保持在4%~6%。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翻了一番——从20世纪80年代的30%增至21世纪初的60%。

通过开放贸易和外国投资，印度尼西亚成功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业，并且成为G20成员。其企业家更加精通技术，其国民更具有国际视野。如今，该国聚集了国内外多家科技独角兽：网约车公司Gojek就是在印度尼西亚成立，总部位于新加坡的Grab是Gojek在国内市场上的一大劲敌。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助力下，印度尼西亚的旅游服务预订网站Traveloka和电商平台Tokopedia开始对缤客、亚马逊构成挑战。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人的全球化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根据YouGov和贝塔斯曼在2018年实施的一项调查（这是现有的最新数据），绝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占比为74%）认为全球化对世界是有益的。这项调查还显示，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人们对全球化的热衷程度远不及印度尼西亚人（持相同观点的人占比分别为47%、42%和41%）。[4]

这并不是说，印度尼西亚的例子证明了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国际贸易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岛国也有行不通的时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最早被销往世界各地的印度尼西亚商品是产于马鲁古群岛的香料。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初期，印度尼西亚出产的肉豆蔻和丁香都是欧洲各国的奇缺之物，实际上这构成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等大批商人、探险家开辟通往“印度群岛”的东部航线或南部航线的原动力。“重商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由此开启：在这一时代，只有个别欧洲贸易国从中受益，但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深受其害（详见下文）。实际上，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到来使印度尼西亚当地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批外来者并没有与当地居民进行公平交易，而是实行了压制和殖民统治。直到二战后，印度尼西亚才获得独立，摆脱这种贸易不公平和被外国占领的状态。即便如此，印度尼西亚又经历了40年的独裁和孤立主义统治时期，才进入自由民主时代。之后，印度尼西亚终于向全球市场迈出了第一步，却在1997年遭到反噬。在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印度尼西亚陷入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金融风暴始于泰国，并且很快波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大批投机商不看好东南亚国家保持钉住汇率制的能力，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公共债务飙升，经济严重衰退。这些都是拜金融全球化所赐。

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近些年的发展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全球化的成功案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实施审慎的经济管理政策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在2018年底降到10%以下，达到历史新低，而且贸易成为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板块之一。[5]在雅加达和万隆的街头，很多对国家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未必会将自己的这种心态归因于国家对贸易的开放——他们只是很开心生活在变好。但这两者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外国投资和采购商增加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从而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雅加达，一条新修的地铁线、几座新架的桥梁，就能让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网约车公司Gojek和Grab如果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便能够扩大运营范围、雇用更多司机，从而给更多的印度尼西亚民众提供收入来源。MYCL公司如果能将产品销往国外，就可以雇用更多农民和工人来生产产品，以供出口。在印度尼西亚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无论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土木工程师，大家都认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说明国家的经济政策肯定是行得通的。

类似的趋势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上演，在亚洲尤其明显。如本书第三章所述，近几十年来，除了苏联解体、其加盟国作为独立经济体崛起之外，最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当数中国的对外开放。许多亚洲经济体纷纷紧随中国而起。总体来说，亚洲的转型或许是截至目前全球化最为成功的案例。但是，与印度尼西亚及亚洲其他地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人们对贸易和全球化的认知。在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工业区，人们对全球化、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态度越来越消极。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着实让人大跌眼镜。毕竟西方国家可是第一波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背后的推动者，也是其主要受益者。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简要回顾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1] 2019年10月，乌托莫兄弟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 IDN Times, IDN Media, consulted October 2020, https://www.idn.media/products/idntimes.

[3] 以下内容是基于彼得·万哈姆有关世界经济论坛议程的文章进行改编和更新。“Why Indonesians Fight like Avengers for Globalization,”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why-indonesians-fight-like avengers-for-globalization/.

[4] 以下内容是基于彼得·万哈姆有关世界经济论坛议程的文章进行改编和更新。“Why Indonesians Fight like Avengers for Globalization,”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why-indonesians-fight-like avengers-for-globalization/.

[5] “Indonesia Maintain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in 2019,” World Bank’s June 2019 Economic Quarterly,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9/07/01/indonesia-maintains-steady-economic-growth in-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