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律动

百姓日用即道：金融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区别

香帅（唐涯）的《金钱永不眠》躺在行李箱里已经很久，这篇书评却迟迟无从下笔。作为香帅每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对香帅的文章是了然于胸的。写这篇书评的难点，在于说几句自己认为新鲜的话。即便没有新的思考，至少也要有新的表达。

香帅曾经问我：什么是“金融学”？它和“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作为一个经济系的学生，曾在金融学上花了十多年的功夫，这应该是个简单的问题。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很好地作答。

脱口而出的回答，“金融”是“经济”的一部分。显然，这是个没有意义的回答，既没有说“经济”是什么，也没有说“金融”是什么，更谈不上二者的区别。依据的，不过是一句陈词滥调：金融是经济的一个研究领域。其实，这句话本身也不准确。在传统经济系当中，金融的教授很少，金融的课程也很少，金融学研究的问题，经济系的老师知之甚少，甚至不感兴趣。顶尖大学的金融系，大多在商学院。从学术的组织构架上看，金融学已经独立于经济学，与管理、营销、会计、战略等共同组成广义上的管理学。

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要看这二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先说经济学。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来的著作，在方法和分析上有进步（退步）和细化（走偏），但是在方向上并没有突破。翻开这本书，共分为5篇，第一篇讲劳动产品的提高和分配，包括劳动分工，货币的起源和作用，商品价格的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第二篇讲财富存量的性质、积累和用途，包括财富的分类、资本的积累、利息和资本的各种用途；第三篇讲不同国家财富发展的不同路径，侧重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国家，包括城市的兴起，城乡的协同发展；第四篇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包括重农主义、重商主义、限制进口、通商条约、殖民地等；第五篇讨论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包括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公共机构、礼节支出、公共收入、公共债务。

看来看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都是一部“经世济民”的学问，讲的是“国民财富”的来源、性质、积累、分配，都是些“高大上”的问题。其实，这本经济学开山之作还有一个更加达意的副标题：“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起源的探究”。说白了，这是“君主”的学问，“国家”的学问，不是站在寻常百姓的角度看问题的。

换个角度看，其实可以问的是，你学了经济学能干什么？你会记账吗？那是会计专业。你会销售吗？那是营销专业。你会管理吗？那是战略专业。你会管理信息系统吗？那是信息专业。你会投融资吗？那是金融专业。

说白了，倘若你学了经济学之后进了一家普通的企业，那你的专业什么技能也没教你。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和市场营销是有很大差异的。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和企业管理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是近代的经济学，为了分析的便利，做了太多、太抽象的假设，和实际的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有很大的差距。

反反复复看，经济学都是一门“国师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来源、性质、积累、分配这些大问题的，并不研究草根百姓如何生存。经济学不教人如何就业，不帮助人们怎么发家致富。想想古今经济学大师，靠着经济学发财的，还真想不出来有谁。凯恩斯可能是一个，可是主要靠的是投资。大名鼎鼎的欧文·费雪、保罗·萨缪尔森等人，在现实世界里的投资和预测，都是一塌糊涂的。

那么，学好经济学能做“国师”吗？看你怎么定义“国师”了。政府是个庞大的企业，需要各种研究报告，市场也需要很多报告，学好经济学可以打下基础，加上你的努力，是可以写一些好报告出来的。

可是若认为写报告可以影响决策，改变历史，不妨想想鲁迅先生的话：“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各式各样的报告，甚至连徒手的游行请愿也算不上，至少没有像刘和珍君一样用生命到街上去抗争。倘若真被采用了，或者疑似被采用了，也不过是恰好顺手合用而已，写报告的人不用太过沾沾自喜。读书写字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那么，经济学没有用吗？也不能这么讲。不妨问一问，学哲学有用吗？学历史有用吗？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可是，不懂历史的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懂哲学的人，时常会失去方向。所以，有些知识，本来就是没有直接的用处的，是一个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经济学和历史、哲学一样，都是基本知识修养的一部分。不是没有用，而是没有直接的、必然的作用。

现在的大学，大约分为5个学院，文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其中的文理学院，包括传统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常常离直接的就业有一点距离，更多培养文史和科学修养。后面的四大学院，和就业的关系相对更加直接一点，也被称为职业学院。

经济学和历史、哲学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众说纷纭，并没有定论。你看哲学流派、历史学流派，都是争来争去的，谁也说服不了谁。经济学也一样，古典、凯恩斯、新古典、新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各成一体、互不买账。究其原因，就是没有重复实验，没法验证，被案例证否了之后，修订一下继续辩论，就这样周而复始下去。

历史只有一个样本点，哲学、历史、经济学都是解释历史的，可以有无数种解释，谁也说服不了谁。所谓学派，只不过是一个解释的侧面和角度。终究，是个思考深度和修养的问题，并没有谁说服谁的问题。纵观百年经济学说史，各类学派竞相粉墨登场，考校的并不是思考的深度和逻辑的严密，而是勤奋的程度和嗓门的大小，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最终决定谁占上风的，是当时历史浪花的颜色，而不是哪个流派更有道理。

罗宾逊夫人曾说，学习经济学就是为了防止上经济学家的当，这句话很有道理。除了这个，经济学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用处。当然，职业经济学家中有一些有用的分析，比如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分析。问题是，非职业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谁是骗子，谁是有用的，无从分辨。

从一出生开始，金融学和经济学就截然不同。现代的金融学，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资产组合理论，实质是为了解决人们的投资组合问题。这里的要点，是金融学不关心“高大上”的“君主”或者“国家”的问题，而是关心百姓的问题。后来的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说、资本结构理论、市场微观结构、行为金融理论，也都是冲着企业和家户的投融资问题去的，着眼点并不是抽象的“国民财富”，而是具体的张三或者李四的财富。从“国家”到“居民”的角度切换，是金融学和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事实上，现代金融学之前的发展，也是冲着解决实际问题去的。比如，金融学的基础，是计算现金流的现价，尤其是不确定的现金流的现价，这个是17世纪荷兰人发明的，是现实问题驱动的结果。再比如，众所周知的投资圣经《证券分析》，也是教人怎么投资的。

这样一来，经济和金融的区别就清楚了。经济学是“上帝”的学问，讲的是“国民的财富”。金融学是“百姓”的学问，讲的是你我他的财富。

香帅自画像是“非典型博士，非典型北大教授，嗜武侠，星爷粉，不小心做了严肃学术的非严肃女青年”。这个非典型的北大教授，一脚踹开了传统的国师情怀，从寻常百姓的角度，解析资本市场的暗流涌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香帅借历史的镜子，用武侠的笔墨，照今天的金融市场之乱花渐欲迷人眼。

既然谁也不是上帝，就安心做好自己的百姓，关心粮食和蔬菜，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本文写于2017年5月）

禀赋约束下的经济变迁——读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在涉及第一推动力的时候，牛顿想到了上帝，“华盛顿共识”想到了政府。在这一刻，广为诟病的政府，似乎顷刻之间变为万能。

本文是应“金融40人论坛”海明秘书长之邀，为林毅夫先生的新书《新结构经济学》作评。作为CCER的学生，为先生作评本轮不到我。然先生提出的这一“新结构”的概念，把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串联在一起，实在有趣，借此机会好好学习之，便勉为其难答应了，只希望不要太误解先生的思想才好。

卢卡斯曾曰：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一旦开始思索，便再难以搁下。是的，卢卡斯因对经济周期理论，特别是理性预期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1995年的诺奖。然而，在1988年写了第一篇经济增长的论文以后，就一直醉心于此，再也没有回到经济周期的研究。林毅夫又何尝不是如此。先生从念书开始，就一直思索国富民强的道路，从未停止。早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发展战略。这一本《新结构经济学》，是多年思索之后的一次提炼。

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所谓“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简单明了，就是实行“市场经济”，让价格体系来配置资源。为了让价格体系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就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因为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而且，还要辅以完善的法治来保护产权制度，让市场机制能够持久、有序进行。市场、产权、法治三位一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描述的图景不可谓不美好，但是没有很好地回答市场机制如何建立，以及建立后能否稳定运行而不变形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市场机制作为迄今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当然也不是免费的，而且很昂贵，需要耗费很多“资源”。不仅建立需要资源，维护也需要资源。

对于建立和维护市场机制的巨大资源要求，不可低估。很多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市场制度似乎在一夜之间建立了，但是后来却严重走形，具体的原因当然五花八门，但终究都可以归结到市场制度的基础不实，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护，或者没有人愿意花足够的资源来维护。市场其实可以被看作一种公共物品，而且是最大的公共物品，有着巨大的外部性，像所有公共物品一样，也有投入不足的问题。

那么，这个资源谁来花呢？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建立和维护市场制度，当然也就是政府的责任。然而，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制度的建立与维护，是市场参与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政府不能完美监控国有企业，政府其实也不能完美监控市场的运行。市场里的人，固然都希望他人遵守市场秩序，却往往希望自己有点特权，比如各种形式的垄断。在一些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场合，人们往往立即想让政府有所作为，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也未必知道如何作为。我国医疗改革这几年的讨论，各种想法众说纷纭，争得不亦乐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市场的良好运作，需要各种力量与智慧的结合。“华盛顿共识”把在发达国家运转相对良好的市场在想象中移植到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市场机制的复杂性，存在严重的认知不足。

“华盛顿共识”对如何建立市场机制的问题并非没有作答，而是做了一个简单激进的回答，大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力推动市场化。市场化改革绝对没错，但是在路径上，“华盛顿共识”显得粗糙甚至幼稚。在涉及第一推动力的时候，牛顿想到了上帝，“华盛顿共识”想到了政府。在这一刻，广为诟病的政府，似乎顷刻之间变为万能。“华盛顿共识”对于政府作用的认知，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往往是在政府参与下推动的，但不会是朝夕完成的。举一个例子，我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1978年就开始了，然而直到今天，离完整的产权制度依然遥远，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依然很多。建立产权制度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现实中的制度演进，受到复杂的现实情况的约束，简单激进的做法，往往欲速则不达。

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例如道路、交通、通信等，以及软件设施，例如金融结构、法律服务、市场管制等。第二，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穷和富两个阶段，而是分布在从低收入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之上。每一阶段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禀赋结构决定。第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里，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得到了体现。

第一个要点，把要素禀赋的约束引入，认为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产业结构相应的市场基础设施，都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这一洞见，比起过于简单化的“华盛顿共识”，充分考虑了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二个要点，把经济结构变迁置于连续的频谱上研究，并研究相应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升级的最优阶段性目标，充分考虑了经济结构变迁的动态性。最后一点，充分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考虑到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在软件和硬件的基础设施的改进上应该作为。

综合上述三个要素，林毅夫把“新结构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结构变迁的新古典框架”，强调了“结构变迁”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学生以为，禀赋约束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产业结构和市场制度的演进都内生于禀赋约束。这一思想把抽象的市场制度置于具体的现实约束之下，打开了研究制度演进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因此，倘若把“新结构经济学”表述为“禀赋约束下经济结构变迁的新古典框架”，似乎更为达意。

“新结构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在于强调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禀赋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区别于“旧结构经济学”，在于使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不是简单强调市场失灵，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支持系统性的政府干预。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新结构经济学可能代表了发展经济学思潮的第三波。前面的两波，分别是旧结构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本文发表于2012年3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凯恩斯：天然容易被滥用

凯恩斯可能是经济学说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甚至都没有之一。弗里德曼的那一句以讹传讹的“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还有张维迎的那一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充分体现了学者群体对凯恩斯理论的矛盾心态。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人都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凯恩斯的贡献与非议都集中在一本书上，就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一方面，《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发明了经济波动管理理论。在此之前，是没有“宏观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另一方面，许多批评者认为《通论》很不严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甚至谬误百出。更重要的是，《通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打开了方便之门。

政府是什么？在不涉及国家理论的前提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完全回答的。一个不严谨的、描述性的回答是：政府至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组织，里面有领袖，有不同层级的官吏，是很多人的集合体，不是“铁板一块”。

换句话说，政府由很多人组成，他们的信仰、利益、观点，对问题的解读、看法都不同，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也不同。于是当有些人想做点啥，需要论据，凯恩斯的大名正好可以一用时，就号称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转过脸去，又强调自己是市场的信徒。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凯恩斯的著作里面，无疑有一些看起来模糊，甚至不够严谨之处。笔者愚见，《通论》的写作，对凯恩斯而言是个思考和探索的过程，而不是梳理和表达的过程。因此，他天才的大脑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说得很清楚。实际上，复杂的问题本来就很难说清楚，何况是在思考和探索过程中，这样也有些强人所难。而且，凯恩斯的思维长于飘逸而短于严密。于是，后人的理解、整理、发展工作，也就很重要。

问题也就出在这发展和整理上。整理要先找出好的和坏的，去掉坏的，留下好的，然后补齐漏洞，衍生出进一步的理论，才曰发展。然而理论的发展往往以“与时俱进”的方式出现。说白了，世间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他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政府作为庞大的、掌握资源最多的组织，其需要当然更强一些，发展出来的东西当然更符合其需要，这也是自然的事情。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在于需求管理。经济危机来了，风险增加，人们的避险情绪也增加，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下降，导致总需求不足。本来可以渡过暂时难关的企业，可能因为短期的问题而倒闭，比如流动性枯竭，比如资金链断裂，比如防守性收缩等。企业一旦倒闭，损失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利润和资产，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企业的组织资本，员工之间的熟悉和信任，协作关系，时间积累起来的信息成本的节约，进行一半甚至将要完成的研发，等等。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但是需求管理，与“政府主导”是有本质区别的。需求管理是在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基础上，对市场的运作进行“微调”。基本的逻辑，是萧条时期的总需求不足。相比较而言，一遇到困难就大上投资，祭出“4万亿”之类的大旗，已经远远不是“微调”了，而且后患无穷。试问，投资的效率谁来保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是一个永恒的争论话题，但是市场里企业的运行效率高于政府干预的效率，这一点早有公论，是不在讨论之中的。

何况，“微调”的边界是很难界定的。在政府面对危机不能不作为的舆论之下，大刀阔斧的投资可以声称是为了避免更深的衰退。毕竟经济观察只有一个时间序列，却有无数个解释变量，怎么说都是可以的。这时候，胆大妄言大行其道，就不奇怪了，反正最后都可以解释。

于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就变成了政府主导经济。

凯恩斯发明了需求管理理论，可是使用这一理论的并不是理论本身，更不是早已作古的凯恩斯，而是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号称的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本人的那一句“长期我们都死了”，引起了无数的争议与非议。语不惊人死不休，世间天才大抵如此。未曾想到的是，这句话成为后来无数人的座右铭了。至于凯恩斯的原意，早已被人们忘却。

真是满纸荒唐言。

新古典：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市场干预的智库？

研究市场运作的新古典经济学，生产了几乎所有用来攻击自由市场的概念和理论。这里的悖论是，推崇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了干预市场的智库大本营。

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是研究市场运作的新古典经济学，生产了几乎所有用来攻击自由市场的概念和理论：外部性，非对称信息，道德风险，公共物品，囚徒困境。市场不完美，似乎成了近年来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成了市场干预的主要理论来源。推崇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了干预市场的智库大本营。

一位学友的观察很有启发性。最近他看了很多理论模型，发现一个套路。首先，求解一个全社会最优解，也就是假设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来为人类做经济决策，看能够达到怎样的“大同社会”。然后，再求解一个市场竞争均衡解，也就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能够达到的均衡解。下一步，就会如获至宝地发现，市场竞争解不是最优的，而是次优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讨论福利改善的方法和工具。

谁来做“福利改善”呢？只能是政府。理论模型里那个全能的上帝，现实中当然只能由政府来充当。上帝天然不是政府，但政府天然就是上帝。

说白了，这样的理论，无非是为政府干预经济找到了“科学”的外衣、“理论”的依据。于是，标榜信仰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沦为不折不扣的政策干预的辩护人。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是这个套路，但是确实有许多文章是这个套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模型本身往往都是对的。要不然，就是编辑和匿名评审的失职，这样的文章不在讨论之列。

在讨论“福利改善”的工具时，这些研究都或明或暗有如下几个假设。首先，这种干预是可以按照模型设计进行的，模型中已经考虑了社会经济生活运作的各个方面。其次，这种干预在执行中不会走样，不会因为执行者的个人利益等因素产生误差。第三，这种干预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更不会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简言之，社会经济生活按照模型设计的方式运作，每个人都可以被看作是机器的一个部件，不允许走样。

至此不难明白，这些假设的要求之高，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干预的成本其实也很高的。首先，很难保证干预的细节都对头，而魔鬼往往都在细节里，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其次，执行中有很多问题的，特别是执行者都是人，不为自己牟利是不可能的。牟利就罢了，政策就是这么扭曲的，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大。再次，你干预政策一来，大家都会做出反应，行为会发生变化。政策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一般均衡模型里面，会尝试考虑第三条，考虑个体在经济环境变化下的反应，但是由于反应复杂，往往做很简单化的假设，要不然模型很难解出来。但是假设完了，就往往忘了做了这样那样的假设，信以为真地以模型来讨论现实。

更要命的是，这些模型往往都不讨论前两条的，似乎政策设计、执行都是没有成本的。倘若这些成本可以忽略而不影响分析的结论，那也就罢了。但问题是，加上这些成本以后，分析的结论往往是大相径庭的。所有的干预、管制，初衷往往是好的，但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经常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些考虑。

简而言之，这些新古典的分析，其初衷往往并不错。但是强调了市场失灵，而绝口不提政府失灵，不知为哪般，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市场当然不完美，古典的框架抽象掉了这些不完美，描绘了市场汇集信息，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基本图景。后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不可避免地要细化，找到了一些市场机制运作中遇到的困难，比如非对称信息、道德风险等。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是市场来解决，还是政府来解决？是“市场失灵”，因而政府必须介入？还是市场本来不完美，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学在这里产生了巨大分歧。一念之差，走向背道而驰的两条路。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市场不完善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吗，还是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基本常识？

倘若以一个假想的完美无缺的市场为参照，我们很容易感到很受伤。倘若我们接受市场从来不完善的基本判断，而是处于不断的演化当中，那么在发现市场“失灵”的时候，就不会大惊小怪，不会手忙脚乱，慌忙请出政府来充当上帝。或者，心态真的很重要。

着急的心态也容易产生无谓的二分法。讨论中，时常会把人和观点分类，说某某信奉自由市场，某某信奉政府干预，某某信奉奥地利学派，某某信奉凯恩斯主义。其实，具体分析问题时，或者把信仰抛开，就事论事好一些。

信仰是人类把不能清楚认知的事物打一个包，放在书架或者祭坛上，餐前饭后拿来品味一下。剩下的大把时间，不妨认真做点调查研究，不谈信仰，不谈情怀，不贴标签。

（本文写于2013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