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是平的

引言

安达卢西亚的冲击

单行道

全球化常被视为“单行道”。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技术上的非凡进步让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寻常也越发便宜的方式连接彼此。我们可以通过WhatsApp（瓦次普）、Twitter（推特）和Facebook（脸书）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我们可以通过FaceTime（视频通话）和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进行交谈。我们可以通过谷歌搜索食谱和人脑结构。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买椰汁咖喱鸡和三文鱼寿司，并通过当地的送货服务将它们送到家中。感谢Spotify（声田），我们可以免费播放音乐，在YouTube（优兔）或Vevo（一个音乐录像网站）上观看我们最喜欢的艺人和猫咪视频。我们可以下载电视节目和电影，在方便的时候观看。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窥探到其他国家的事务（同样，世界其他国家也可以更容易地窥探到我们的国内事务）。

从这些技术进步来看，我们很容易相信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距离正在缩短、国家的边界正在慢慢消失，而且，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单一全球市场。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然而，技术本身并不能决定全球化。无论何时，它也不能阻止全球化产生各种相互竞争的版本。如果技术是唯一重要的东西，那么拥有高精尖技术与物流基础设施的西罗马帝国就不会在476年耻辱地走向灭亡；由于拥有工业革命的巨大优势，大英帝国今天应该依然蓬勃发展；而“冷战”最终提供了两种彼此竞争的全球化版本，伴随着令人不安的核对峙，这一切也本不该发生；如今，内部四分五裂、外部与世隔绝的“失败国家”也成了全球化的反例。全球化不仅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它同样是由那些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形成和构建我们的政治、经济、金融体系的思想与制度的发展和消亡驱动的。如果现有的思想被毁，体制基础从内瓦解，那么任何新技术都无法拯救它。

我们思想和体制的变迁具有惊人的规律性。16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征服者，即那些赴汤蹈火从新大陆攫取白银的赏金猎人，如果发现西班牙这个曾经的欧洲超级大国沦为欧洲穷国，他们应该会大吃一惊。16世纪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曾威胁要征服维也纳和欧洲其他国家，如果看到自己一度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中东和北非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使垮台的种子在多年前就已种下）完全崩溃，应该也会惊讶不已。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所热爱的大英帝国，这个为19世纪的全球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的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风雨飘摇，濒临破产。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苏联经济体制的拥趸无疑会惊讶地发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整座苏联大厦开始摇摇欲坠。

西班牙南部

全球化的格局虽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是一旦开始瓦解，速度就会很快，并导致财富的急剧变化。不妨回顾一下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历史，短短几年间，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治体制（伊斯兰教）就改弦易辙（变成基督教）了。

711年，一支伊斯兰柏柏尔军队从北非穿越地中海地区到达西班牙南部。六年后，由于柏柏尔人击败了执政的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人，科尔多瓦成为所谓“安达卢斯”的首府。作为征服者的摩尔人（北非穆斯林）开始着手建立他们的权力象征。784年，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建造工作开始了。到公元987年，又经过三个工期后，清真寺已经完工。这是一座真正非凡的建筑，它的设计初衷是成为伊斯兰永恒统治的象征。然而，阿尔摩拉维德王朝被阿尔摩哈德王朝击败后，伊斯兰力量的中心便从科尔多瓦转到塞维利亚，两地相距不到100英里（约161千米），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一座新的清真寺。1171年，这座清真寺建成了：它的尖塔——如今被称为“吉拉达”的建筑完工，宣告了工程的结束。塞维利亚的阿尔摩哈德清真寺是摩尔人世界中的奇迹。

对西班牙南部的人民而言，他们轻信了这样的观点：中世纪的“全球化”最终取决于伊斯兰教的传播，这种生活方式在思想上、技术上和文化上都比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先进得多。然而，短短几年，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统治就陷入了混乱。1213年，执政的哈里发去世后，他十岁的儿子接管了大权。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成年人之间的内讧，每个人都为权力耍尽手段。更糟糕的是，这位年轻的哈里发短短十年左右就去世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摩尔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基础毁于一旦。这对北方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们来说，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1236年，他们已经控制了科尔多瓦。12年后，他们又夺回了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清真寺被“改”为一座大教堂，而塞维利亚的清真寺被拆除了（除了变成钟楼的“吉拉达”），取而代之的是保存至今的世界最大的大教堂。

出人意料的是，塞维利亚大教堂——或者说，用其完整的西班牙名字称呼为“塞维利亚圣母主教座堂”——安葬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rnbus）的遗体。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摩尔人在1478年的宗教审判开始后（对剩下的摩尔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意外。毕竟，没有人料到西班牙会发生宗教审判……），最终被驱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那时，伊斯兰政权在东面的遥远地区站稳了脚跟。

哥伦布之后

哥伦布无意中发现了一条西欧主导、基本信奉基督教义的通往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道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所谓的西方强国统治地位日益上升，它们要么是欧洲国家，要么是新增人口大多来源于欧洲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它们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基本相同：为了它们各自和集体的利益，其他地区就该被发现、剥削和殖民。这是一种可以被笼统称为“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的开端。

然而，尽管有人试图创造持久的稳定——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但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在面对帝国斗争时总是格外脆弱。曾有一段时间，大英帝国在其鼎盛时期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凭着对自由贸易的热情——由其皇家海军威震四海的影响力保驾护航——开启了一个非凡的全球商业网。不过，其他国家想要瓜分战利品也是可以理解的，最明显的便是19世纪的俄国人和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人。最终——事后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格局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战争、革命和孤立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才得以重现江湖，不过此次出场是在“冷战”的阴影之下。华盛顿就算放弃了它在19世纪曾出力建造的“帝国大厦”，[1]这一次，美国实际上既是全球化的总设计师，又是主赞助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是后哥伦布时代全球化的完美典范，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

然而，21世纪初，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陷入了严重困境。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新的联盟正在建立，而这些联盟通常在并不支持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产生。有迹象表明，前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版本——权力集中在欧亚大陆而非西方——正试探性地回归。美国不再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是在大西洋彼岸还是在太平洋彼岸，或者是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oump）当选总统后所认为的在国内而非在国外。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从现在开始，一切以美国优先”。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自由市场不尽如人意。对于为战后全球化奠定基础和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最突出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其常任理事国竟然包括英国和法国，但不包括德国、日本、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来说，它们得到的支持和尊重正在与日俱减。政治理念的保护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对政治家而言，无论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将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别人”——移民、外国人或是他们中的陌生人——都似乎简单得多。与此同时，选民也不再待在整齐划一的政治阵营里。由于被主流的左翼和右翼政客忽视，许多人转而投票支持那些通常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者和本土主义政客。孤立主义再次成为一种可靠的政治选择，如果没有它，也就不会有“英国脱欧”和特朗普。

后哥伦布时代全球化的终结

总之，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表明，至少对于后哥伦布时代的版本而言，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本结合经济学、历史、地理和政治哲学的书中，我提出了六个关键主张：

第一，超越国界的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发生。全球化很容易发生逆转。

第二，技术既能促进全球化，又能摧毁它。

第三，经济发展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但似乎却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全球生活水平总体提高的希望和对国内经济与社会稳定的渴望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21世纪巨大的移民潮可能对满足国内稳定的需求不利。

第五，帮助管理全球化进程的国际机构正在丧失其可信度。无论这个观点是对是错，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为少数人服务，而非造福普通大众的。然而，创建21世纪新的机构来对抗这种看法并不容易，尤其是考虑到姑且称为西方民主国家和东方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的价值观冲突。

第六，（西方国家百般托词之后才开始承认）全球化的版本不止一个。随着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其他新兴超级大国将寻求符合自身利益、反映自身历史的方式来重塑周围的世界。如果“冷战”是一种二元对立，那么21世纪很可能会出现多种对立，更接近于19世纪的帝国主义争锋。

一直以来，为全球化摇旗呐喊的人很多。但我最终的结论是：世界肯定不是平的，也不可能是平的。[2]经济和政治总是起起落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国家之间更是如此。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从属于自己的历史版本。西方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说，我们会一直保持幸运。这种观点迟早会被广泛传播。但，是时候认清现实了。

战后的成功和21世纪的失败

本书的第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年间都是促进财富增长的一种方式，以及为什么之后它却由福祉变成了祸根。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已经取得了胜利。在“冷战”结束时，人们很容易相信，我们都能享受到——引用一句陈词滥调——“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与繁荣”。

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迹象——金融危机只是让事情更糟了。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给那么多人带来收入增长后，全球化突然陷入了困境？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不断增长、永续繁荣的秘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也越发紧密的一个时期——是什么运行得那么稳定，又是为什么在这个大多数观察家都觉得繁荣可以永续的时间点，它却似乎出错了？

民族国家VS.全球化

本书的第二部分考察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要使全球化发挥作用，民族国家需要为了更大的利益接受对其主权的削弱。但是谁来决定什么才是更大的利益呢？

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分担了应尽的责任。有些国家表现得比其他国家更好。然而，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关心其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全球化在经济上和金融上走向繁荣，但却在政治上既不公平又不稳定。

随着各个帝国的依次崩溃，20世纪将民族国家的崛起视为“默认的”政治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历任美国总统提供的道义上和实际行动上的支持（和没什么帮助的、对中东和非洲任意瓜分的、正在撤出的帝国主义列强）。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国家很不自在。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再到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他的“大棒经济理论”，完全看不出姑且被定义的“国家利益”总会和“全球利益”一致。特别是孟德斯鸠，他认为只有在绝大多数公民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一致时，民主国家才能生存。相反，如果一些公民开始认为可以——动用政治权力——占其他公民的便宜，从而更轻易地实现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不平等的精神”将开始破坏社会契约。

然而，现代的全球化似乎正表现出这种不平等的倾向。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差距只能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那些生活水平没有拉开太多差距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对全球化的支持也在减弱。但更突出的，也许是“我们并不是共同享有全球化”的感觉。在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概念有多种形式。在欧元区，那些将货币主权集中起来的各个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数以百万计的西方工人没有获得可观收入的增加，而少数幸运儿却变得难以想象的富有；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吸引西方企业投资的能力，而这些企业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为美国或欧洲创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工资水平；由于技术和移民的双重影响，一些（但不是全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精英阶层纷纷涌现，他们似乎常常为了自身利益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妄下决定，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然而，如果认为全球化仅仅是因为它和主权国家的利益格格不入所以陷入困境，那就错了。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彼此抵触竞争的全球化的不同框架也出现了，反映在俄罗斯在中东日益增强的力量上。新的制度机构正在挑战国际现状。在西方，我们随意地谈论着“国际社会”，认为它是一群有着相似道德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集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在经济困难的时期，相互竞争的共同体可能越来越难就共同的行动方针达成一致，特别是考虑到它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观，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无法就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达成协议。

21世纪的挑战

本书的第三部分透过历史过去的棱镜来凝视未来，聚焦全球化的三大挑战：移民、技术和金钱。

全球化最纯粹的形式最终将是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统治机构在全球层面运作。在这个假想的世界里，商品、服务、资本和人都将自由流动，这正是欧盟推崇的“四大自由”。同时也会有单一货币和单一中央银行：如果市场运转良好，就不需要进行货币调整。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欧盟正艰难地挣扎于“四大自由”中的两种自由，即资本和人的自由流动。欧元区危机在本书撰写之际依然悬而未决，部分原因在于欧洲无力应对资本在其内部自由流动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叙利亚冲突暴露出人员自由流动带来的严峻挑战，尤其是考虑到申根区共同边界还存在薄弱环节。

然而，相对于历史上的移民模式，进入欧盟的叙利亚移民数量很少。如果移民潮存在一个高点，那就是在19世纪，当时欧洲的收入增加，加上横跨大西洋的成本下降，为大批人口涌入新大陆铺平了道路。叙利亚甚至可能仅仅代表了21世纪移民危机的丘陵点。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婴儿死亡率比生育率下降得更快，一场空前规模的“婴儿潮”即将到来。除了不断增加的实际收入之外，我们将见证一场壮观的非洲人口北迁，他们将穿越地中海，到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无论欧洲是否做好了准备。

技术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力，主要表现为它可以拆除与距离、时间和成本相关的障碍。然而，技术有其阴暗的一面。社交媒体的运用正在破坏现有的政治安排。虽然名字中带有“国”，但ISIS（伊斯兰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国家行为者，却能够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支持。网络空间为各国在虚拟现实中互相攻击和彼此破坏创造了机会。大西洋两岸的主流政党实际上已经被特立独行的人及其支持者劫持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特立独行的人已经成功地在社交媒体上强行表达了对全球化的反对，并对部分事实闭口不谈。

与此同时，货币已经成为各国进行经济战争的手段，针对国外投资者进行21世纪版本的“硬币裁剪”。尽管各国央行行长都在谈论刺激经济增长的话题，但货币刺激政策却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和国外制造赢家和输家。这一过程在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理应为之服务的公民之间制造了更大的鸿沟。

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义务与道德

本书的第四部分认为，许多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是技术官僚主义的表现。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缺乏民主问责制。同样，关于其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最好的总结便是缺乏全球“领导力”。这不仅反映在美国的做法越发孤立，同样反映在世界其他地区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涌现。这些对手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和日本，并没有理由向华盛顿屈服，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对全球价值观“夹带私货”的做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伊朗门”、第二次海湾战争和关塔那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

然而，全球化的终结不仅仅是因为全球权力游戏的回归。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它未能为所有人带来繁荣，危机之后这一点更为明显。这反映出了远远超出市场力量的深刻弱点，尽管市场力量本身偶尔也具有不可思议的破坏性。我们在民族国家内部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往往在跨越国界后被忽视了。一个国家的债权人要如何与另一个国家的债务人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纳税人要为银行的全球不端行为买单呢？如果移民没有缴纳税款，那么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样的社会权利？在缺乏全球税收体系的情况下，如果要求全球化的赢家补偿输家，尤其在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国家，还来自不同的大陆的情况下，这一切现实吗？

我对未来的看法并不像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样可怕：没有人类“孵化工厂”，没有化学设计的经济种姓，也没有官方推广的维持肤浅和享乐的生活方式的药剂。然而，我的叙述也令人深感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信奉的许多价值观和信念正在迅速崩溃。特别是，我们寄希望于市场和技术，随随便便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其他国家将会接受与西方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相关的普遍真理。然而，许多国家并没有这么做。更糟糕的是，西方国家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不确定它们是应该继续支持国际制度并向世界其他国家伸出橄榄枝，还是应该放弃，选择一种孤立的方式，即使这样的方式只在最开始显得诱人，最终却被证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这本书以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开篇。若不是他说过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的乌托邦倾向，他可能早就从历史书上消失了。他说，我们的乌托邦倾向是相信如果在正确的框架内发展，那么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1] 19世纪，美国人本身对帝国活动并不陌生：1812年，华盛顿向英国宣战，旨在控制加拿大（结果，英国人烧毁了白宫），而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以缔结《巴黎条约》结束，菲律宾由西班牙转交给美国控制。同时，1846年开始的墨西哥战争导致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

[2] 最贴切的例子见于T.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艾伦莱恩出版社，纽约，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