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智慧

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目前没啥异样，它至少教导我们：有无可争议的今天必定会有别具一格的明天，即最稳定和可预测的社会却发生了大规模动荡。1914年，欧洲重镇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当时大约有4 000名会员。4年后，奥匈帝国消失了。翻看历史书中的任何一年，然后往前数10年或15年，都会看到巨大变迁。1925年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盛世，到了1935年或1940年时就面目全非了。过去50年里，随便翻找出任何一个10年历史的第一年看看，1960年、1970年，直到2000年，每个10年年初存在的传统智慧总会在之后的10年或15年被彻底颠覆。

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始于19世纪20年代，尤其在巴里奥学院，这一替代传统学术学位的现代新兴学科，专为培养那些准备管理大不列颠帝国的英国公务员而设立。诚然，英国当然知道彼时的帝国已奄奄一息。直至今日，在充分了解了大学教育之后，我很好奇的是，或许在输送了大量自以为是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后，可能并未真正阻止大英帝国的衰落。

1918年的大英帝国是全球最有权势、最富有的国家。那时的世界地图上，除了红色别无其他，大英帝国的疆域随处可见。整个19世纪，世界贸易繁荣、全球经济一体化令经济开放无处不在。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由此受益匪浅。这一时期，英国在经济、社会和艺术等领域成绩斐然。

不过，大英帝国的过度扩张和铺张浪费为其最终衰败埋下了伏笔。1918年，大英帝国已从内部腐坏。布尔战争 [1]

的巨大牺牲和巨额军费最终引发了英国国内的动荡，这与一个世纪后的美国发生的事情相差无几：虚荣的政客们肆意践踏生命，将大量的资源徒劳地浪费在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上，令一个国家无论是在军事、地缘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更不用说在道义上都是那么力不从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可怕的恐怖行为采取的政治反击，导致了英国的过度扩张。早在1910年，英国王室与德国王室以最快的速度联姻，两国王室成员还相约去度假。到1914年，他们的孩子却在法国的战壕里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英国拖入过度扩张的泥沼，战争结束后留给英国的是巨额外债和江河日下的窘境。

自1939年起，英国为阻止英镑与实施外汇管制纠缠了40年，最终它丧失了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逐渐减少了在欧洲以外的军事力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已不再捍卫“苏伊士运河以东”所谓帝国的利益。

大英帝国的海外利益之一是新加坡。“狮城”是新加坡的别称，源自对梵文singh（狮子）和pura（城市）的直译。狮城的传说在《马来年鉴》里有详细记载，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乘船抵达此地，看见岸上有一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王子认为是个好兆头，于是在14世纪初将自己建立的王国命名为“狮城” [2]

。12 1824年，英国占领了狮城。

1969年，英国撤出新加坡岛前夕，英属殖民地的官员们在莱福士的告别宴上痛饮。他们喃喃自语：“新加坡完蛋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这个极度贫困的前哨基地上，拥有50万绝望民众的新加坡将走向地狱。

当他们回到英国，安然度过一段大英帝国的风烛残年后，同样是这些殖民地的官员，只能对远方这个国家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瞠目结舌。今日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若以外币储备计算，新加坡或许是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国家。

而英国，它正走向地狱。1976年，由于无法卖掉政府债券，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时惨遭羞辱。1918年的日不落帝国，仅仅一代就陷入经济混乱，不到第三代就已破产——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待到英国恢复元气时，历经半个世纪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的美国，已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她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最终令英国经济走出长期“滞胀”局面，她因此广受好评。不过，也正是在1979年，英国人发现了北海油田。正所谓“只要发现了大油田，想不发家都难！”

伴随一系列财政政策的实施，撒切尔夫人终结了自1939年以来的外汇管制规定。1964年我去牛津大学求学时，除非符合严格的外汇管制规定，英镑还不能自由兑换，无法买卖，也无法将大量英镑带出国门。

英镑危机四伏！那时每周的经济学课上，我们最后的关注焦点总会转移到英镑困境上。当时的汇率高得离谱，1英镑兑2.8美元。这一汇率并未准确地反映英国的经济状况，至少反映的是不健康的英国经济。这个国家正濒临破产，无论哪方面都缺乏竞争力。没人会在英国投资，英国也不太可能在其他领域投资。

在牛津求学时，我办了个外国人银行账户。账户上标明我存入的外币是美元。银行记录显示每周我可存入多少外币，若高出这一规定，我就无法离开英国。银行账户对外币控制非常严格，尽管最初我也没多少钱，但依然小心谨慎，每周存入的外币从未超过规定限额，因为我一直深信没准儿到哪个周末政府就会让英镑贬值。

尽管我是个22岁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子，我也明白政府对英镑的管制必须要放弃。在牛津大学的两年里，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两先令六便士跑来跑去。

那时，伴随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英国贸易逆差日益加剧的同时，其外债也不断攀升，最终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但直到我离开英国那年，英国政府仍未让英镑贬值。我对英镑的判断是对的，但却不逢时。这个特质（判断准确但时机尚早）告诉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它将会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显著特征，贯穿我的职业生涯并重复上演。

英镑贬值至1英镑兑2.4美元时，汇率却未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浮动汇率的实施，英镑汇率一度跌至1英镑兑1.06美元。如果那时货币汇率能够逐步进行调整，英国工业也会得以为潜在的变化逐步适应和调整，从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不是最终令英镑陷入崩溃。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伦敦金融城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也因此历经一段20～25年的风光岁月。不过现在随着北海石油的枯竭，英国再度沦为石油净进口国。作为财富的助推剂，金融曾令万人仰止，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世界的焦点正从金融领域撤离（未来的二三十年，金融将是一个太难赚钱的行当），伦敦金融城正面临“枯竭”。英国正在巨额债务中痛苦挣扎，并再次走向没落。

2010年，我带着家人重游了牛津，并应邀在奥利弗史密斯大学于巴里奥学院 [3]

举办的一个讲座上发言。这个系列讲座是由200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史密斯（巴里奥学院校友，出生于英国的美国遗传学家）发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方面希望我能与当今的牛津学生分享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不过如果要问我女儿此行的目的，她会回答说：“给他们一条船。”

我们不妨了解一些背景。

牛津大学只有一种运动——划船。除了“牛桥船赛”， [4]

再没有哪个赛事会如此激动人心、万众瞩目了。

“牛桥船赛”起源于1829年，此后，每年春季3月最后一个周六或4月首个周六，牛津和剑桥船队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一决高下。有了耶鲁校赛艇队3年的训练经历，我对“牛桥船赛”并不陌生。当我来到牛津大学，我清晰地意识到“牛桥船赛”的重要意义。在英国，参与比赛会让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英雄，这种有证可循的绚烂，会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酒吧里得到验证。除非是英格兰足球队，你不会在酒吧找到一个急于给你买酒的人，毕竟类似这种有人会为你买酒的运动少之又少。

（2010年，大约25万名观众在泰晤士河沿岸绵延4.5英里 [5]

的现场观看了“牛桥船赛”，仅在英国本土就有超过600万观众通过BBC（英国广播公司）收看了这一比赛的实况转播。BBC同时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对此赛事进行了直播。）

为了能在每年春季著名的“蓝船”赛事 [6]

中一展身手，牛津大学各个学院数以百计的选手（包括很多“舵手”）要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才有机会成为赛队一员。蓝色是指大学体育蓝，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运动员们在一些体育项目上进行最高水平的竞技并赢得荣誉，理所当然会成为“蓝船”赛事的队员。而众所周知的“蓝色”，则是牛津大学深蓝，剑桥大学浅蓝。

在牛津大学第二年，我成为“蓝船”赛事牛津代表队的舵手，这也是“蓝船”赛事开赛137年来第二个入选的美国舵手。巧合的是，第一个入选的美国人同样也曾在耶鲁大学和巴里奥学院就读。他做舵手那年——我猜是1951年，牛津大学的船沉了！因此，当他们宣布有个毕业于耶鲁大学、正在巴里奥学院学习、名叫罗杰斯的家伙当选“蓝船”赛事牛津大学代表队舵手的消息时，周围立刻一片哗然，有人惊呼：“我的天哪！又来了个要把牛津大学的船弄沉的家伙！”

我差点就痛失成为赛队一员的机会。赛队有这样的规矩：一旦你被选中成为队员，就要买蓝夹克和队员特有的蓝围巾、针织衫与白裤子、黑皮鞋等队服。我没黑皮鞋，唯一的一双配正装的科尔多瓦 [7]

皮鞋的颜色也介乎黑色和棕色之间。我实在没法一下子买齐这些行头，决定就拿这双深褐色皮鞋凑合着当黑鞋使。至今我依然记得牛津大学船赛俱乐部的总经理邓肯·克莱格来看我，说：“你最好别穿这双鞋！”

我说：“这不是棕色，是深褐色，而且是科尔多瓦产的。”对我来讲，这双鞋已经很贵了。

“这可不行，真不行！”克莱格说。

我说：“我没钱再去买双鞋了。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买了几乎所有要买的东西，我实在没有再买一双鞋的钱了。如果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没法待在赛队里，我也无能为力了。”

最终他们让我穿着这双深褐色的鞋留在了赛队里。

那是1966年，我们在“牛桥船赛”中以超出剑桥3.25米的成绩夺冠。此前一年，即1965年，“牛桥船赛”委员会首次决定在正式比赛前要进行一场预赛，以此扩大参赛选手的遴选范围和培养第二梯队，我有幸成为伊西斯队 [8]

的舵手。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我正为入选“蓝船”赛事而与其他人展开激烈角逐。用英国人的话讲，由于某种“不愉快”，我几乎完全放弃了划船。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有的运动都非职业级别（我们甚至要自己掏钱买队服），牛津大学的教练都是志愿者。那年负责我们船赛队员选拔的是澳大利亚前世界冠军山姆·麦肯兹。这是个骗子，总在造假。山姆也是个给鸡配种的好手，一直高度重视禽类产业人士对他特殊技能的认可。山姆和船赛俱乐部的总经理，那年是个叫迈尔斯·莫兰德的学生桨手，他们俩最终拍板谁能参与“牛桥对决”比赛。

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在其1983年出版的《牛津剑桥船赛》（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Boat Race）的书中曾这样写道：

在巴里奥学院和伊西斯船队，吉姆·罗杰斯二世是个快乐的人，直到1月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后遭受重创，并倍受困扰。他闷坐了好几天，发现自己是个无辜的外国人。于是，他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放弃这一切。他不想卷入一场不知谁对谁错的游戏。他去找他的教练大卫·哈迪，告诉他自己想退出伊西斯队，也不想继续这一比赛。哈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极力劝阻，试图找出罗杰斯辞职的原因。哈迪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罗杰斯在伊西斯队一直都干得不错。此时，罗杰斯向哈迪展示了那封关键的信。

山姆·麦肯兹寄了一封信给罗杰斯远在美国南部乡村亚拉巴马州的父亲，尽管老罗杰斯对于牛津大学和“牛桥船赛”一无所知，但他完全能明白麦肯兹信中所述的要领。

这封信大概有两三段简单介绍了下牛津大学、“牛桥船赛”以及罗杰斯在牛津的情况。在信纸下方有一段手写内容：如果能给麦肯兹的银行账户里存入一笔四位数的资金，那么罗杰斯铁定能参加“蓝船”赛事。就在这段手写内容的下面，老罗杰斯给他儿子写道：“是这人疯了，还是我疯了？”

那会儿我刚去牛津几个月，赛队里其他船员都认识多年，彼此熟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明白，无论发生了什么，唯一令我不被无端卷入、陷入进退两难之际的办法就是尽早抽身，这似乎是阻力最小的捷径。但哈迪说服我打消了退出赛队的念头，之后他给船赛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和会计——卡波尔学院的财务主管，同时也是桨手的威尔·戴威基写了封信，说明了这一情况。有一次威尔·戴威基碰见我说，“山姆跟我们不是一类人”，最终，麦肯兹被船赛俱乐部开除。

8名桨手和我代表的牛津大学伊西斯队在那年的预赛中完胜剑桥大学。我们决定继续团结奋战，为夏天举行的“亨利皇家赛艇会”做准备。

每年7月连续5天的“亨利皇家赛艇会” [9]

是英国重要的体育盛事。该赛事之所以被称为“皇家”赛事，是因为其首位赞助者是皇室成员。比赛期间，菲利普亲王会亲临现场观看赛事。来自全世界的选手汇聚一堂一决高下，令其成为船赛中的顶级赛事。如果某所大学的选手表现卓越，能有幸参加这一赛事，将是该大学莫大的荣耀。

在耶鲁大学时，所有有关“亨利皇家赛艇会”的趣闻我都耳熟能详，并沉迷于关于这一赛事的种种传说之中，但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参加该比赛。自1839年首次举办赛事以来，“亨利皇家赛艇会”最为著名的赛事是男子8人有舵手级别比赛，冠军将获得“泰晤士挑战者杯”。1965年，伊西斯队的全体成员决定角逐“泰晤士挑战者杯”。能参加代表最高荣誉的“亨利皇家赛艇会”令我兴奋不已。当我们以6分28秒的新纪录夺冠后，我乐晕了。我们因创造了这一赛事的历史纪录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是我第一次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如今，巴里奥学院船赛俱乐部有男选手，也有女选手。他们的首条8人艇分别以“彼兰德·罗杰斯”和“乐乐·罗杰斯”命名。2007年，我给俱乐部的女选手捐了首条赛船，船就以我大女儿“乐乐·罗杰斯”的名字命名。那之后不久，我给男选手们也赞助了第一条船，船名是我小女儿的名字“彼兰德·罗杰斯”。

2009年，当捐给男选手的赛船抵达时，正值牛津大学著名的“八周赛季”，这是每年“牛桥船赛”后牛津大学最负盛名的船赛季节，以“盛夏八周”著称。“盛夏八周”是牛津大学最重要的船赛和社交盛会，为期4天的比赛中，有男子7人组和女子6人组的不同赛事，总共会有158条船参与比赛。有些学院甚至让N多的女子5人组和男子5人组参赛。

2008年，巴里奥学院男子首个8人组代表队52年来头一回抢先抵达终点。2010年，巴里奥学院首个女子8人组代表队驾驭着“乐乐·罗杰斯号”成功夺冠，这也是女子赛事30年来头一遭。次年，“乐乐·罗杰斯号”再夺桂冠！2009年，男子8人组的“彼兰德·罗杰斯号”也拿了个冠军。这样我的两个女儿都有自己的“冠军”赛艇了。

2010年，我参加史密斯大学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举办的讲座时，适逢庆祝妇女运动胜利的领导人晚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出席了这次庆祝晚宴。那时，乐乐7岁，小蜜蜂两岁半，孩子们终于有机会穿着华美的晚礼服参加自己赛艇的香槟洗礼庆祝仪式了。为了纪念赛艇夺冠的年份，我授予船赛俱乐部的每位女选手一枚2010年的金币，向每位男选手赠与了一枚2008年的银币。乐乐为每位选手颁发了这份纪念品，之后她宣布，她将为女选手捐赠第二条船，名叫“乐乐·罗杰斯2号”。

不出所料，我的发言让巴里奥学院的学生无比困惑。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困惑，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清楚，自我到牛津大学学习至今，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他们不太高兴的有些事已出现转变，尤其是金融的崛起，它现在又变回去了。

在牛津大学的第二年，我的经济学导师威尔弗雷德·贝克曼教授告诉我：“我们这儿没一个人像这你这样，我们不知道你要干吗？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股市。对我们而言，伦敦金融城是微不足道的，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更何况英国的经济，没人在乎。”

19世纪60年代，巴里奥学院的大多数教授都是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们也多半走左倾路线。自由市场对于那些为政府献计献策的学者而言，毫无意义可言。1964年我去牛津大学时，伦敦金融城几乎无人关注。巴里奥学院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都在谋求在政府部门供职或在学术界有所斩获。去伦敦金融城找工作被认为是很白痴的做法。

我的经济学导师说得对！当时的伦敦金融城已一潭死水，正如之后的华尔街一样。

2010年，当我回到牛津大学做演讲时，时代明显变了。伦敦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同时也引领着世界金融行业。听我演讲的这一代巴里奥学院学生正热切寻求在投资银行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早已在校外运作对冲基金了。

他们想做我曾做过的事情，他们问我，该学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学哲学，学历史。“不，不，不”，他们说，他们想到伦敦金融城工作，想成为富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他们应该远离城市，因为伦敦金融城不久就会成一潭死水。金融已死！我告诉他们，不如去学农。如果他们真的想致富，我建议，他们最好都去当农民。

如今，美国仅MBA每年的毕业生就超过20万人，相当于1958年的40倍。世界各地每年的MBA毕业生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相反，1958年除美国外，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一个MBA毕业生。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些商业学位将一钱不值，读金融、商业学位意味着耗时耗钱。现在的金融界债台高筑，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变化的结果。新的监管制度、法规和税收政策等将令融资更加昂贵。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病态地偏好发展金融，正如20世纪30年代他们曾经历的那样。

对于那些MBA毕业生而言，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拿个农业或者矿业学位。今天，学公共关系的人比学农业的人多，学物理或体育管理的人比学矿业工程的人要多，但是农业未来将是比财政部更赚钱的经济部门。很快，股票经纪人会去开出租（不过他们中的聪明人也会因为农民工作而开上拖拉机），相反农民会开上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最初源自一家出产拖拉机的公司。1948年，费鲁吉欧·兰博基尼创立了兰博基尼拖拉机公司，出身意大利皇家空军机械师的他用剩余的汽车发动机和军用物资起家，很快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1963年，费鲁吉欧 [10]

创立兰博基尼汽车公司。我一直听说这是因为他曾找恩佐·法拉利买一辆法拉利跑车，结果却被嘲笑道：“我可不想让人看见拖拉机司机坐在我的车里。”需求是发明之母，一气之下，费鲁吉欧最终发明了自己的跑车。）

目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商品市场的长期牛市中，上一个商品和农业市场牛市是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库存不断攀升。到19世纪80年代，全球粮食库存消费了35%，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也是导致价格最终暴跌的结果。

以糖为例，1974年糖价为66美分1磅 [11]

，到了1987年，糖价跌至1磅两美分。全球各地的农民备受农产品低价煎熬，以至于在美国，一个歌手威利·纳尔逊还组织了农场救助音乐会，对遭受重创的农民进行救助。农业部在国民经济中简直就是个灾难，每个潜在的农民都想着赶紧去学个MBA，然后去华尔街。这就是钱和人都涌向华尔街的原因。

但时代在变，美国现在农民的平均年龄是59岁，再过10年他们69岁，如果他们还活着。如今在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高达67岁，但农场资源已枯竭。如果你开车到日本各地走走，就会发现大片荒芜的田野。那些依然健在的日本老农，他们的孩子多在东京或者大阪做股票经纪人。这一状况在日本这样一个全球沙文主义意识甚浓的国家越来越严重，日本政府甚至允许中国农民到日本的农场里搞实验基地。

情况更糟的是印度，由于农业难以谋生，在过去不到11年里，有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自杀。据《福布斯》2011年5月的报道，印度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个农民自杀。

除非价格达到一个高点，种粮食才有利可图。现在，全世界上了年纪和死亡的农民，都不会被取代。因此粮食价格肯定会不断上涨。近年来，全世界消费的粮食比生产的粮食还要多，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历史高点的粮食库存现在正处于历史低点，约14%的消费量，世界粮食正面临严重短缺。粮食价格正一路上涨。不管你怎么抱怨，如果粮食价格继续高涨，我们就会经历以前从未经历的事情——粮食将有市无价。

最近的大宗商品牛市始于1999年。撰写本书时，我们正值这一牛市的第14年。像所有牛市一样，它将以泡沫终结。如果在鸡尾酒会上，人们告诉你他在大豆上赚了多少钱，这意味着是时候离场了。不过，商品牛市还将持续几年。大宗商品、原材料和自然资源都将热卖，很显然，如果世界经济有所改善——经济增长将继续刺激需求，上述市场就会继续火爆。如果经济疲软，政府会印更多钞票（尽管它们不该如此），正像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印钞总会让诸如白银、大米、能源以及其他实物资产的价格更为坚挺。为了让手里的钞票免遭贬值厄运，投资实物资产成为投资者的一个重要选择。

不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稍后我会加以说明。

参加我2010年讲座的巴里奥学院毕业生们仍决意从事金融业。我解释了作为一个投资者，学习哲学和历史是必不可少的。“你必须对自己有更多了解，”我告诉他们，“如果你真想干成件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就必须对此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学习哲学帮助我掌握了这些技能，也训练我跳出固有的框架，审视自己和外界。它教会我独立观察事物，验证每一个概念，每一个“事实”。它教会我仔细思考每一个细节，看是否有所遗漏。

现在有很多人常陷入惯性思维中，就像对国家、文化或宗教这些概念的认知一样，大多数人对此的直接反应是一种更容易也更安全的感性认知。想和别人有不同意见很难，哲学将教会你思考、质疑后再去做事情。

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目前没啥异样，它至少教导我们：有无可争议的今天必定会有别具一格的明天，即最稳定和可预测的社会却发生了大规模动荡。1914年，欧洲重镇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当时大约有4 000名会员。4年后，奥匈帝国消失了。翻看历史书中的任何一年，然后往前数10年或15年，都会看到巨大变迁。1925年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盛世，到了1935年或1940年时就面目全非了。过去50年里，随便翻找出任何一个10年历史的第一年看看，1960年、1970年，直到2000年，每个10年年初存在的传统智慧总会在之后的10年或15年被彻底颠覆。

当我还在牛津求学时，因为没钱，所以很少出门旅游。不过，这也成为我想外出旅游的第一个原动力。英国高校每学年有两个6周假期，一个是圣诞节期间，一个是复活节期间。因为没钱，我没法在第一个圣诞节飞回家和家人团聚，只好搭两个美国同学的顺风车一起去了摩洛哥。我们在马德里分手，他们继续南下，我则搭便车到了里斯本，然后去了直布罗陀，正好碰见回牛津的美国同学。当他们的轮渡停靠在直布罗陀海岸时，车里正好搭了3个年轻美国女孩。

其中一个美丽善良的犹太女孩名叫露易丝，来自费城。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她有个亲戚在美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当医生。她去欧洲旅游时准备住在医生家里。露易丝要去距离我们返程以北300公里的丹麦。尽管想尽了办法，车还是抛锚了。我说服了露易丝和我一起搭便车去巴黎，在那儿她可以搭火车去哥本哈根，而我继续回牛津。我们花了三四个晚上才赶到巴黎。她睡觉时穿着两条滑雪裤，在我们分开前，正好在巴黎火车站一起吃了餐饭。

“你不能走，”我告诉她，“你还没把盘子里的东西全部吃完。”

“我已经22岁了，”她说，“我没必要非得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完。”

“当你还是个孩子时，”我说，“难道你父母没告诉你要多想想那些在中国忍饥挨饿的孩子吗？”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她笑着说，“我父母常跟我讲，要想想那些在亚拉巴马（罗杰斯故乡）挨饿的孩子们。”

在牛津大学的第二个圣诞节，露易丝在牛津租了套公寓。夏天，我们搭便车去了南斯拉夫，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学生旅游团，去了另外5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起去了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次旅行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那里人民的生活，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黑市如何运作的真实世界。

俄罗斯卢布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你没法在市场上买卖卢布，将卢布带进或带出苏联都是违法的。但美国运通公司在伦敦的办公室却有卢布，你在他们那里买卢布还可以打很大的折扣（就像在黑市上），可以以俄罗斯官方利率的5倍来结算。我们在伦敦买了一堆卢布，露易丝将这些卢布塞进了胸罩里，悄悄地带到了苏联。按照西方标准，苏联境内的商品和服务对我们而言，尽管很便宜，但非常稀缺。

多年以后，当我开车环游世界时，每当我穿过偏远的边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黑市。我们在一起的第三个圣诞节，露易丝和我结婚了（尽管她父母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因而对这桩婚事有些不太乐意），不过我已在华尔街有了奋斗目标。

[1] 布尔战争（Boer War）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17世纪来到南非的荷兰、葡萄牙和法国殖民者的后裔统称为布尔人。19世纪晚期，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士自由国相继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与金矿，被英国觊觎，最终于1899年8月爆发战争。历史上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于1880～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于1899～1902年。布尔战争是英国复兴史上最长的战争。——译者注

[2] 《马来年鉴》中指王子视力极佳，他看见的黑兽更可能是一只马来西亚老虎，或者从未远足至东印度次大陆的亚洲狮。直到20世纪30年代，老虎还在新加坡野外游荡。

[3] 吉姆·罗杰斯当年就读牛津大学时亦在巴里奥学院求学。巴里奥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以“盛产”经济学家和政要著称，如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72页。——译者注

[4] “牛津-剑桥船赛”简称“牛桥船赛”。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75页。——译者注

[5] 1英里=1.609 3千米。

[6] “蓝船”赛事是“牛桥船赛”前的传统赛事，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赛手身着不同蓝色著称。每个代表队有9名成员，包括1名舵手和8名桨手。——译者注

[7] 产自西班牙的高级皮革。——译者注

[8] 牛津预备船队的名字是以泰晤士河流经的一个城市伊西斯命名。——译者注

[9] “亨利皇家赛艇会”始于1839年，因皇室成员参与，获准冠以“皇家”二字。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

[10] 费鲁吉欧非常喜欢跑车，曾拥有阿尔法·罗密欧、蓝西亚、玛莎拉蒂、梅赛德斯-奔驰等多款名车。——译者注

[11] 1磅=0.453 6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