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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无人能颠覆供求规律
每个国家、公司、家庭抑或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段时间必须要处理过去犯的错误。衰退是我国经济特有的地方病，每四到六年就会来一次经济放缓。现在，我们正处于衰退的半山腰。但政府却操作失误，拒绝纠正此前的错误。下次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下次，那之后又会是怎样呢？美国已弹尽粮绝，下次我们的问题会更糟，因为债务会像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会有更多人走上街头尖叫、恳求，这个国家将失去财政资源来解决他们的不满。
不久的将来，世界粮食价格将会更高，部分缘于全球各地的粮食库存太低。如果老天爷不配合（比如巴西不下雨），则库存还将回落，粮食价格会更高。政客们会将此归咎于邪恶的投机者，但事实则是粮食价格若不高些，农民也不会有新产量。如果可怜的尝试种小麦的农民坐在那儿说，“我的小麦只能卖3美元”，他肯定不会去种仅种植成本就要花4美元的小麦（当然还会发生其他的费用）。但如果小麦的价格涨到了8美元，全世界所有种小麦的农民，甚至一些不种小麦的农民都会抢着去种小麦。
这期间，你我将会因昂贵的面包而愤怒。但如果我们不花那么多钱，我们也没法买到任何面包。世界既是如此运转了数千年。苏联试图践踏供求规律，结果却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物资短缺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在那里，人们每天要花两三个小时排队，试着买点西红柿，或者其他任何可买的东西。你可以走到街上去，若看见商店外面有人在排队，不管他们在买什么，你也可以跟着排队。排队意味着商店里有货，不管是什么，你都想把它搞到手。即便你用不上这种商品，若你碰巧是男性，比如这会儿卖的是女装，你也可以排队买了——因为你知道迟早有可能会拿它来和别人交换你所需要的东西。
那些试图以谋略打败市场的人从未成功过，但政客们却非要这么干。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他们实施价格管制。数千年来，政客们一贯如此，一直延续至今，尽管这么干从未管用过。几年前，菲律宾政府限制大米价格，农民因此不种田了。菲律宾人一直习惯吃米饭——相对于不断上涨的玉米和小麦价格，大米价格最便宜。于是，他们继续吃更多的大米。一方面不鼓励种大米，另一方面对大米的需求又在不断增加，其结果显而易见，最终，大米几乎“断顿”。当种植大米无利可图时，对大米的限价政策便无疾而终。
19世纪90年代末期，小麦价格节节攀升，德国政府为了遏制“罪恶的投机者”，通过了一项法律：即在商品交易所交易小麦违法，小麦价格随即一飞冲天。值得称赞的是，德国的政治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3年后就废除了该法律。但20世纪50年代，在相似情况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类似的有关禁止洋葱交易的法律 [1]
，直至现在。今天，在美国，洋葱是期货交易所唯一属于非法交易的商品。该法案一通过，洋葱价格立刻就翻了一倍。在过去的10年里，洋葱价格的涨幅超过其他任何食品。事实上，价格如此之高，连印度也强行施加洋葱的价格管制。
苏联物资匮乏缘于无人生产这些物资，他们不生产只因物资定价太低。当我开着摩托车环游世界经过俄罗斯时，孩子们用面包换足球。面包的价格被人为设定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一串烤面包的价钱比一个足球还便宜（如果你能找着一个去买），所以在那儿，人们在街头踢面包。在苏联，克瓦斯是一种用发酵的面包做成的饮料，并不常见。那里面包太便宜，人们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菲律宾人和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价格管制注定要失败。苏联直到解体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全球已发现的石油探明储量正以每年6%的速度递减。这意味着除非有新的发现，或者类似水力压裂提取工艺得到广泛应用，不然，16年后不管出多高的价码都没油可买。幸运的是，水力压裂技术至少短期内有助于延长能源供应。类似这样严重的供应问题导致大宗商品市场牛市的来临，商品价格也会更高，动荡也将如影随形。
如果是铜价上涨，没多少人会立刻知道这一信息。但若是小麦和糖价上涨，所有人当天就会知道，没人会很开心。这也常常会引发社会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这些仅仅只是开始。伴随全球食品价格上涨，我们会看到更多不满、更多政府倒台，我们也会看到更多国家分崩离析。
我在《资本家的冒险》一书中曾写过，当我和佩姬开车穿过埃及时：“我们明白了为何街头巷尾的人憎恶穆巴拉克政府。政府的便衣到处都是，扼杀任何首创精神和异议……因为美国的介入穆巴拉克得以掌权。国内民众对他的反对呼声是如此高涨，以至于无论他是否被推翻或去世，最终都将在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引发骚乱……如果你飞到开罗，一路打的到金字塔，然后坐巴士去卢克索，你看不到任何首创精神和异见人士。”
这一幕发生在2000年秋天。2011年，穆巴拉克被席卷埃及的抗议民众驱逐。像穆巴拉克这样根深蒂固的独裁者，现在其国民可以通过接触互联网、各种社交媒体、无限的信息流和即时通信工具来组织政治活动。人们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但引燃示威活动的火花不一定是政治行为，更多是经济活动的表现：激增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不断攀升的生活开销，最为明显的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这些事情都令人深感愤怒。埃及人并不是真的在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把他们当作政治受迫害者保护，尤其是美国已支持该政权几十年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果面包价格一飞冲天，而他们却无能为力时该怎么办？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又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在中东发生了，也会在其他国家出现。我们在欧洲许多地方看到过，美国现在也开始出现苗头。这可不是第一次。
1894年3月，美国经历的最严重经济萧条的第二年。一位富有的俄亥俄州马西隆商人雅各布·科克塞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游行，抗议政府面临危机时不作为，并游说国会拨款建立庞大的公共设施。那时正值4年经济萧条高峰期，受1893年恐慌的影响，国家有多达1/5的劳动力失业。在经济萧条结束前，大概有15 000家企业倒闭，包括500多家银行和多家国家铁路的优质资产，如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艾奇森（Atchison）、托皮卡和圣达菲（Topeka＆Santa Fe）等。
众所周知，那年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失业工人组成了多个团体，“科克塞的军队”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抵达首都华盛顿的失业工人团队。5月1日，科克塞和他组织的500名游行者抵达华盛顿，准备在国会大厦的草坪发表演讲，示威者遭到警棍袭击和殴打，并被驱逐。科克塞和其助手遭警方逮捕，在监狱里待了20天，政府对其唯一持续有效的指控为：践踏国会大厦前的草坪。
38年之后，即1932年春天，匹兹堡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詹姆斯·雷肖·考克斯（James Renshaw Cox）的牧师带领25 000名失业的宾夕法尼亚人（被称为“考克斯军队”）在华盛顿游行，同样游说国会建立一个公共工程项目。这是当时首都最大的示威活动。考克斯还在那年作为失业党首个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在总统大选前两个月，考克斯退出选举，转而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
1894年，在雅各布被捕8天后，他的演讲被曲解成国会纪要。雅各布·考克斯在演讲中援引一位未具名的美国参议员的说法，其认为“长达1/4世纪以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到本世纪末，生存竞争将变得更加冷酷无情，中产阶级因生存压力不堪重负，并因此而消失”。
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对吗？最近自称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则来自同一剧本。我们还没见过这类抗议活动的终结。
现在，我对这一运动的起因持不同意见。他们宣称1%的人口拥有太多的国家财富。我的回应是50%的美国人根本就不支付联邦所得税，攻击那50%的纳税人对我来讲，似乎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至少有些人在工作、储蓄、投资，他们纳税，并且创造就业机会。
“不是让那些无家可归者去推倒别人家的房子，”亚伯拉罕·林肯说，“而是让他努力工作，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样通过实例来确保他自己的房子建好时能安然无恙。”
对于那些喜欢中伤亿万富豪的活动家而言，我会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最近，根据一家交易机构编制的列表，亿万富豪创立的42家美国上市公司在全球雇用了超过400万名员工。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内阁正考虑：有必要创建国家半导体行业。当时人们认为计算机和半导体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内阁决定停止推进该计划，其原因就像其中一位部长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发展半导体工业，部分人会非常富有。这并不符合我们创造百万富翁的政策。”当然，10年后，英国破产了。
每个国家、公司、家庭抑或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段时间必须要处理过去犯的错误。衰退是我国经济特有的地方病，每四到六年就会来一次经济放缓。现在，我们正处于衰退的半山腰。但政府却操作失误，拒绝纠正此前的错误。下次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下次，那之后又会是怎样呢？美国已弹尽粮绝，下次我们的问题会更糟，因为债务会像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会有更多人走上街头尖叫、恳求，这个国家将失去财政资源来解决他们的不满。
因全世界商品短缺，我们将看到不断上升的社会动荡——正在发生且继续恶化。在动荡中，最为脆弱的是那些独裁政府。这又引发了中国的问题。你听到美国政客们对中国共产党独裁的咒骂了吗？那会是哪种独裁呢？是什么样的独裁者？独裁者叫什么名字？中国政府每五年自动换届，没有哪个领袖连任两届以上，这就不可能是独裁政权。
做一个中国领导人要经历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你必须接受审查。你得花30～40年时间按部就班地逐级排名。中国共产党有数千万成员，总书记人选要准备多年，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且获得大家一致通过方能当选。在某些方面，这种方式优于美国，后者是但凡有点钱的人，仅仅只是有不错的衣装和发型，在电视上很上镜，就能当总统。我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制度，但我敢肯定这一制度在中国管用。这个国家的成功以此为证。
30年前，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那儿只有一个国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一种报纸、一种穿衣方式。现在，中国有很多媒体，网上有成千上万的网友，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像其他国家，但它肯定是开放的。尽管它改革开放的过程无疑会有缺陷，但我们的政治体系不也有缺陷吗？我国的政体离理想状态相去甚远，这从我们领导者的才干就能看出来，类似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等。还可能有更糟的吗？
孔子撰写的文献中，士大夫或者受过培训的高级文官都从科举考试中选拔而来。如果你被证明聪明、有特长、知识渊博，你就会提当领导职责。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有全国性考试。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尊重历史，并对奖学金赞赏有加。我不知道是否这使其成为最好的制度，但它肯定不同于我们所拥有的体制。
很多亚洲人说，亚洲模式首先是开放经济，为国家带来繁荣，只有在这之后才会开放其政治体制。他们指出，韩国和中国台湾可以作为亚洲通向政治开放的样本，尽管这两个地方曾经都由美国支持。日本一度曾是由美国军队支持的一党制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开放。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 [2]
一书中表示，社会发展的方式就是从独裁到寡头政治，又蜕变成民主政体，再形成僭主 [3]
政体，继而又回到独裁。它有特定的逻辑。柏拉图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不知道亚洲人是否看过《理想国》这本书，但亚洲方式似乎表明，柏拉图深谙此道。
不仅亚洲模式与苏联不同，而且中国与此前的30年也截然相反。中国领导人付诸努力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概是想为居住于此的13亿人寻求繁荣富强。让我们看看中东吧，我们看不到这里有多少领导人采取类似的首要政策。那里的独裁者忙着挣钱，把钱存进瑞士银行账户里，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逃离此地。他们的首要政策是让其家庭和朋友中饱私囊，秘密地从国外捞很多钱。
的确，中国也存在一些同样的事情，比如一些腐败现象。这是人类特有的，无论是在中国、非洲还是在美国。但中国采取坚决严惩腐败的政策。犯罪分子通常会被很快监禁或被依法执行死刑，而且很快就执行了死刑。这与很少在政界或商界因滥用机制而被惩罚的西方政客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看来，国民揭竿而起构成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不可能让阿拉伯文化再度繁荣。阿拉伯文化使中东成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医学、物理学、天文学、数学……所有这些均出自阿拉伯世界。当走出洞穴的欧洲人依然把自己涂成蓝色时，阿拉伯人已经创造了字母，给世界带来诸如代数和天文导航等知识。如今，该地区唯一的力量似乎是政治组织对复兴宗教激进主义的渴望。美国在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国家扶持的独裁政权，只是嘴上说说渴望民主，一旦真的获得民主了也不会很满意。更有甚者，从支持民主发生转变，我们会看到反美、反以色列层出不穷。正如我此前所提及的，艰难岁月中每个人都在寻找替罪羊，替罪羊多半会是外国人。在中东地区，有史以来传统的替罪羊一直是美国。
穆巴拉克在埃及独裁的30年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埃及却根本没有进步。中东很少有经济回报或者任何变化。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人们不太可能滋生愤怒。如果他们吃得好，有房有车，他们不太可能跑到街上去闹事。这就是新加坡的天才政策。一个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让每个人居者有其屋，这会令其感到自豪。从一开始，政府就着手拆除贫民窟，建政府公屋。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就没那么多紧迫感要去参加反对党或者成为工会的积极分子。因为你已为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
在亚洲有些地区，繁荣尽显，有些地方繁荣一直是民主的先兆。有趣的是，在新加坡你会发现繁荣引导受益民众去接纳政府。老一辈人还记得早期曾有过的艰难历程，自那之后，政府是如何有效改善其经济前景的。而像我们这样的移民知道其他地方有多糟糕，随后的一代人却只知道美好岁月。40岁以下的人都在繁荣中长大，这就是责骂多党民主的一代。这种状况在中国台湾有、韩国有，在日本也有。年轻人获得成就，他们希望能改变政府，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种状况最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这个国家面临给主要城市之外的广大人口带来繁荣的艰巨挑战，但中国政府很快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时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新加坡为中国改革开放，并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借鉴模式。到1990年，中国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今天，这个国家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企业家精神的释放。人们可以做其想做的事情。是的，这个国家有国家计划，有央企，有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但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有着一张中国脸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单纯的遗迹，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30年来中国的一切都为国家拥有。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资本家。加州比中国还要“共产主义”，马萨诸塞州比中国更“社会主义”。我遇见的很多商人都很喜欢在中国做生意，因为一旦他们的生意获批向前推进，他们离开时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获得批准并不是很难。当然也有受约束和恐怖的故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相比世界其他地方，如韩国、欧洲，当然也包括美国，这些人更愿意在中国做生意。
[1] 1955年，商人山姆·西格尔与文森特·小菅通过大量囤货成功操纵了当时占芝加哥商品交易所20%交易量的洋葱期货市场。针对这一事件而施行的监管措施最终导致洋葱期货法案的诞生，即美国禁止对洋葱进行期货交易的国会法案。——译者注
[2] 又译为《国家篇》《共和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90年完成的作品。该书以苏格拉底为主角，采用对话体形式，探讨了政治科学，对后来的学者有巨大影响，成为政治学领域的基本经典之作。——译者注
[3] 这一称谓最初来自古希腊文。希腊时代认为，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与影响力，获得权力，来统治城邦的统治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