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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用自己的投资标准观察投资世界
制胜习惯九 自己去调查
投资大师
不断寻找符合他的标准的新投资机会，积极进行独立调查研究。只愿意听取那些他有充分的理由去尊重的投资者或分析家的意见。
失败的投资者
总是寻找那种能让他一夜暴富的“绝对”好机会，于是经常跟着“本月热点消息”走。总是听从某些所谓“专家”的建议。很少在买入之前深入研究一个投资对象。他的“调查”就是从经纪人和顾问那里或昨天的报纸上得到最新的“热点”消息。
如果我对一家公司感兴趣，我会购买它的每一个竞争对手的100股股票，以便得到他们的年报。
—沃伦·巴菲特
探索就是看其他人已经看到了什么，想其他人已经想到了什么。
—圣乔其（Szent-Gyorgyi）
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像巴菲特和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大师是靠什么找到那些让他们变成大富翁的投资机会的。
答案很简单：靠他们自己。
巴菲特最喜欢的投资信息来源是人尽可得，且通常可以随意索取的：企业的年报。在与《超级金钱》（Supermoney）一书的作者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一次会谈中，他建议投资新手们去做他40多年前所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去了解美国所有的已经发行了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在长期内，这些知识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
“可是美国有27 000家上市公司。”史密斯说。
“那么，”巴菲特回答说，“就从最好的开始”。
巴菲特自1950年第一次读到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以来，一直有看企业年报的爱好。今天，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没有报价机，但档案室里有188个抽屉装满了年报。巴菲特的唯一“调查助理”就是管理这些年报的那个人。“我终生都在观察企业，”他说，“第一家是雅培制药公司，现在是Zenith公司”。
因此，巴菲特的潜意识里储存着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美国大公司的信息。而且，他还用最新的年报不断更新着这些信息。
如果他想了解的情况不在年报中，他会走出去挖掘信息。比如在1965年……
巴菲特说他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在堪萨斯城铁路调车场数油罐车的数量。不过他并不是在考虑购买铁路股票。他感兴趣的是历史悠久的斯图德贝克公司，因为它生产STP，一种非常成功的汽油添加剂。这家公司不会把STP的详情告诉巴菲特。但巴菲特知道它的基本成分来自美国联碳公司，也知道生产一罐STP要用掉多少这种成分。这就是他去数油罐车的原因。当油罐装运量上升时，他购买了斯图德贝克的股票，后来，该股票从18美元一直涨到30美元。
在本例中，实地调查使巴菲特得以信心十足地投资于斯图德贝克公司。他已经知道了一些只有这家公司的人才知道的事情。其他一些可能有同样看法的投资者并没有“坚持”去证实他们的看法。
投资大师的秘诀不在于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在于他如何解释已看到的东西。而且，他愿意“再下些工夫”去验证他最初的评估结论。
做广告是值得的
巴菲特是以购买股票起家的，但今天，他更喜欢买下整个公司。他幽默地说，他的选股策略是非常科学的。“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电话。有时候是打错的电话。”
确实，主动联系的通常是潜在卖家而不是巴菲特，但巴菲特也积极地鼓励别人给他打那样的电话。
从他在伯克希尔年报中对股东们说的话，到卖家们的推荐，再到偶尔出现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广告，巴菲特知道这样的宣传是有价值的。
巴菲特和索罗斯用他们的投资标准来观察投资世界。他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事实上，其他人想什么或说什么，对他们来说价值极小或根本没有价值。巴菲特甚至说：“你必须独立思考。高智商的人无意识地模仿其他人的现象一直令我吃惊。我从不曾通过和别人谈话而得到什么好点子。”
唯一对投资大师们有意义的建议者，就是那些投资哲学与他相同，而且像他一样成功地使用着同他完全一样的投资系统的人，比如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和索罗斯在量子基金的接班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
在盲眼王国中
像巴菲特一样，索罗斯一直在做着自己的调查研究。他对市场的看法总是与他的同行们不同，甚至在创建量子基金之前就已如此。
在他于1956年初次来到纽约时，他发现他有一个竞争优势。在伦敦，欧洲股专家多如牛毛，但在纽约，他们却十分珍稀。正是凭借这一点，他在1959年欧洲股票开始暴涨时，实现了他在华尔街的第一个大突破。
这开始于最终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煤钢共同体的形成。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在一个“欧罗巴合众国”中抢占先机的美国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对欧洲证券兴趣极大……我成了欧洲投资热潮的领航者之一。这使我成为一群盲人中的独眼国王。像德赖弗斯基金和J·P·摩根这样的机构实际上完全被我控制了，因为他们需要信息。他们正在做巨额投资，而我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突破。
一些有同样优势的分析家只是坐在那里享受当本地“专家”的快感。索罗斯却非如此。像他的理念一样，他的调查也是原创性和第一手的。精通德语、法语、英语和匈牙利语的索罗斯能深入研究纳税申报单，揭示欧洲企业的隐性资产。他还会拜访企业管理层，而这种做法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
他的独立调查促成了他在1960年的第一次大行动。首先，他发现德国银行的股票远比它们的市场总值要值钱。其次，他发现保险企业集团Aachner Meunchner的不同成员间的复杂持股关系，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买到它们的股票。
就在圣诞节前，我来到J·P·摩根公司，给他们看了这50家关联企业的联系图，并把我的结论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会在圣诞节期间详细写下我的看法。但在我完成报告之前，他们就命令我立刻开始购入，因为他们认为，根据我的结论，这些股票的价格可能会翻一到两番。
今天，索罗斯以在期货和远期市场上做杠杆交易而闻名。但在1969年索罗斯和他的合伙人罗杰斯创建量子基金时，只有像小麦和咖啡这样的农产品以及像银和铜这样的金属才有期货合约。货币、债券和市场的衍生合约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迅速兴起。然而，索罗斯在金融期货诞生之前就运用了同样的原理，寻找可以通过买入或卖空私人企业的股票来加以赢利的机会。
索罗斯和罗杰斯如何寻找这样的股票？方法就是阅读，大量地阅读。或者参阅像《肥料溶剂》（Fertilizer Solutions）和《纺织品周刊》（Textile Week）这样的行业刊物，或者为寻找可能影响市场的社会或文化趋势而阅读流行杂志，或者仔细研究企业的年报。当他们认为他们发现了一种趋势时，他们就会走出去拜访企业管理层。
索罗斯回忆说，在1978或1979年，吉姆·罗杰斯感觉到模拟世界将变成数字世界。
吉姆和我来到了蒙特雷，AE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正在这里举行会议—它当时叫WEMA。在整个星期内，我们每天都拜访8~10家公司的管理层。我们竭尽全力地全面了解这个复杂的技术行业。最后，我们选出了5个最有希望的成长领域，并在其中的每个领域内都挑选了一只或更多股票。这是我们这个二人团队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努力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量子基金的表现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好。
期货市场的发展为索罗斯提供了一个运用他的灵活性哲学的全新舞台。这些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对量子基金来说是最理想的市场。在期货市场，索罗斯建立大头寸的速度远比在股票市场中快，而且他的买卖行动影响市价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索罗斯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经济、行业、货币、利率和其他趋势上，一直在寻找正在发生的全异事件之间的联系。他的方法并没有变，变的只是他的关注对象。
他仍然喜欢与人交谈，他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联系网，有时候会请这些朋友帮他判断“市场先生”在想些什么。
一直怀有一种自我批评精神的索罗斯不断完善着他的理念。而且，如果他的职员真的喜欢某个理念，他会要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思考这个理念。他还会敦促他们通过与持相反意见的人交谈来检验他们的理念，看看他们的想法是否站得住脚。
索罗斯和巴菲特都会用严格的系统化方式来寻找符合他们的标准的投资机会。他们自己控制这个程序，并愿意采用一切必要的方法，确保他们所找到的投资机会会创造非常高的利润。
再来看一看一个典型个人投资者的调查程序。他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以偶然得自经纪人、分析家的捧场文章、投资业务通讯、电视金融节目、报纸和杂志的第二手信息为基础。他甚至很少在购买一只股票前花点心思去读一读它的年报，更别说像巴菲特那样阅读它的所有竞争对手的年报了。
至于走出去拜访那些与公司有某种联系的人（如职员、顾客和竞争者），以挖掘第一手资料，在个人投资者当中就更为罕见了。
即便他确实使用了严格的调查方法，他也经常忽视投资大师们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用与调查方法同样严格的方法来监控他所做的每一项投资。
投资监控的重要性
说到投资监控的重要性，我本人所得到的最生动的教训，来自于我年轻时结识的投资者哈罗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已经超过100岁了）。哈罗德进入投资界纯粹出于兴趣，他参考《价值线投资研究》（Value Line Investment Survey）杂志寻找价值被低估的企业。由于投资给了他太多的乐趣（和钱），他在40岁左右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全职投资者。
他曾对我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2~3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家公司（权且把它称为纸质表格有限公司）的股票，最后以21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它们。
纸质表格公司生产所有样式的商用表格。它在全美各地拥有 20个工厂和仓库。让哈罗德感兴趣的是，它的房产全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租来的，租期20年，公司有权在租期结束时购买这些房产。这个期权的定价在通胀肆虐之前的50年代后期无疑显得过高了，但在70年代末的两位数通胀时期，它看起来低得可笑。
公司的利润水平虽然比较稳定，但谈不上引人注目，所以说购买这只股票的唯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看重它的房地产期权的潜在价值。
哈罗德确实行动了，他以2~2.5美元不等的价格购买了这家公司的大量股票，成为除公司创始家族之外的最大股东。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那种看起来不需要你在购买之后再费心关注的股票的话，这肯定算一只。但如果哈罗德持有这种观点，他不会在纸质表格公司的身上赚到一分钱。因为他刚开始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没多久，公司的创始人和控股股东就死了。
去世者的股份最后落到了一家银行的信托部手中。于是，公司的命运被这家银行的财务官员们控制了。
你可能会想，即便是这个信托部门中最蠢的人也不会放过在20世纪70年代以定于50年代的价格购买房地产的天赐良机。
但对银行家们来说，期权是危险的衍生工具。执行期权将使纸质表格公司置身房地产开发这个危险的行当。在他们看来，公司最好还是照管好自己的老本行。毕竟，有谁批评过采用安全、保守方法的银行家呢？
创始人去世而银行控制了这家公司是可以轻松获得的公共信息。但哈罗德凭经验意识到，在管理层结构变化之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包括荒谬的事情。
由于哈罗德购买纸质表格公司的股票只是为了它的房产期权，了解这些期权的命运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于是，他想办法从公司中层管理队伍那里搜集了相关情报。当他得知这家银行的信托部已经决定不执行期权时，他约见了银行的总裁。
两人见面之后，哈罗德问银行总裁，他的信托部决定不执行纸质表格公司的期权是不是真的，总裁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于是哈罗德把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问：
“少数股东们会告你没能把公司价值最大化，你怎么会愿意成为集体诉讼的靶子？”
“你在买我们的股份？”总裁问。
“你说对了。而且我会继续买。”
多亏了哈罗德的积极，银行信托部改变了主意。
哈罗德继续购买纸质表格公司的股票，买价一直升到了3美元。没多久，纸质表格公司成为一次收购行动的目标。最初的报价是每股18美元，但哈罗德又一次坚守立场，最后以每股21美元的价格全部脱手。如果哈罗德没有积极地监控他的投资，他不可能获得每股17美元以上的利润。
监控是一个连续过程。它是调查的延续，不是指找到一个投资机会，而是指投资之后继续关注，判断一切是否顺利，是否需要抛售获利、清仓退出，或像哈罗德那样采取其他行动来保住资本。
在监控方面，投资大师之间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监控频率。例如，巴菲特可能每个月甚至每个季度才对他的投资进行一次切实检查。平常，他一直在密切关注任何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他的某个公司的新闻或发展趋势。
索罗斯的监控频率要高得多，远不止每月一次，有时候甚至是每分钟一次。
另外，对巴菲特来说，调查和监控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程序，但在索罗斯的投资方法中，两者可以融合在一起。
例如，索罗斯会首先用投石问路的方法检验他的假设。监控这个小头寸有助于他判断假设的质量。他的检验也是他的研究策略的一部分……研究正确的时机，扣动扳机的正确时刻。
监控他的试验性头寸有助于他获得“对市场的感觉”；而试验的失败可能会让他修改他的假设，完善他的研究。
尽管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投资风格不同，但他们都在不断寻找符合其投资标准的投资对象，不断根据这些标准衡量他们已经拥有的投资对象，判断是否以及何时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是否需要清仓或接受损失……或者是否需要像哈罗德一样用集体诉讼吓唬一家银行的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