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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巴菲特在所罗门力挽狂澜
究竟是什么样的罪行和错误将所罗门兄弟公司推向了悬崖的边缘？巴菲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正是这个令人痛心而又离奇的故事所要讲诉的内容。
64岁的桑迪·威尔（Sanford I.Weill）是旅行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发起了自己人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投资，即以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在华尔街叱诧一时的所罗门兄弟公司。与此同时，67岁的沃伦·巴菲特也借此机会撤出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缘分始于10年前的秋季。当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成为所罗门兄弟公司最大的股东，而他自己也加入了后者的董事会。1991—1992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非法交易使自己处在了漩涡的中心，巴菲特也被深深地卷入其中。为了力挽狂澜，巴菲特不得不亲自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驻扎了9个月。这段时间对巴菲特言，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消耗都是空前的。一开始，巴菲特只是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使他不得在“钢丝上骑起了独轮车。”
虽然此前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巴菲特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文章，但在本文中你还是会读到很多新的内容。笔者是巴菲特30多年的老朋友，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老股东（但没购买过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票）。作为巴菲特的好友，我每年都为著名的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当编辑，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在讨论合著一本书关于巴菲特商业生涯的书。这层关系，使我能近距离地观察巴菲特是如何思考的。
通过《财富》杂志，特别是1988年4月11日我写的《巴菲特内幕》一文，以及紧随其后的《所罗门的智慧》一文，我将自己领悟到的巴菲特思想的精髓几乎都公布出来了。不过，关于巴菲特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中的经历，很多都属于机密，他不希望我向外界透露，因为当时所罗门兄弟公司一方面正想方设法保持稳定，另一方还必须处理巨大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尽管后来危机解除了，巴菲特的顾虑也烟消云散了，但大众对于这段内幕故事的兴趣也逐渐冷淡了下来，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必要发表了。如今，由于旅行者集团的收购，所罗门兄弟公司又重新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这也给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表理由。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需要加上一条：1991年戏剧性一幕其实给每个人发出了一个警示，在日渐复杂的金融系统中其实一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在这个故事开头，我们必须提前明白一件事：身陷“所罗门风暴”的10个月，对于巴菲特的生活节奏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巴菲特，通常每一年顶多做出一项重大的投资决策，但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他可能每天要决定25件关系到公司生死的大事。1991年8月18号是整个“所罗门风暴”的转折点，也被巴菲特认为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在这一天里，美国财政部下达禁令，剥夺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竞标美国国债的资格，这几乎要将所罗门兄弟公司推入死地。随后，通过巴菲特的不懈努力，该禁令最终被取消了。在两次国债拍卖中间悬而未决的四个小时中，巴菲特充满激情地奋斗着，终于将整个金融系统从他预感到的大灾难中拯救了出来。在巴菲特看来，该禁令肯定会导致所罗门兄弟公司（如今它卖了90亿美元）立刻申请破产。更为重要的是，他相信，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破产将从根本上动摇当时的整个金融系统。即便到了现在，他还是对此坚信不疑。【更多新 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rgh3w】
1987年9月27日是一个周日，巴菲特和时任所罗门兄弟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约翰·古弗兰达成协议，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购买价值7亿美元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可转换优先股，占到后者总股份的8%。就商业性质而言，那个周日和1997年8月的周日有着天壤之别。约翰·古弗兰在签署该协议之后，终于可以从容地应对“大鳄”佩雷尔曼的恶意收购了。当时，南非投资者持有大笔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票，他们正打算出售，而佩雷尔曼准备将这些股票都买下来。有了巴菲特的注资，所罗门兄弟公司自己就能够先于佩雷尔曼将这些股票买下，从而彻底挫败佩雷尔曼的企图。
约翰·古弗曼欢迎巴菲特的注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巴菲特是“白衣骑士”。然而，巴菲特为何愿意入股所罗门兄弟公司却十足让人摸不着头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看起来信心满满，直接调动了7亿美元，在这之前，他没有在单一一家公司中，投入过如此巨额的资金。这么多年来，巴菲特对于投资银行一直极尽嘲弄之能事，说它们总是对于促成交易有着巨大的热情，因为这样能使它们获得巨额的佣金，而这对于它们的客户而言并不是好事。况且巴菲特一直都强调，他只愿意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可是，涉足所罗门兄弟公司，就等于要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巨额资金，拱手送给一群“叼着雪茄、奢侈、爱走捷径”的人。随着《说谎者的扑克牌》这本书的流行，这些人不久之后就变得非常臭名昭著了。
市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有三个原因促使巴菲特走了这步棋。不过，以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三个原因都极为勉强。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巴菲特这些年来一直找不到自己认为价格比较合适的股票，所以不得不转换思路，投资固定收益证券。
第二原因是，这笔交易是由约翰·古弗兰发起的，在巴菲特眼里，他是一位极有原则性、不贪婪的管理者，曾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有过真诚友好的合作，而巴菲特是该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现在更是由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全资拥有）。巴菲特很喜欢古弗兰的为人，至今仍旧如此。
第三个原因很简单，巴菲特认为这笔交易的条款很划算。事实上，可转换优先股就像是在稳定回报上又捆绑了“彩票”。在这笔交易中，巴菲特每年可获得固定的9%的股息，三年以后他还可以按38美元的价格将优先股转换为所罗门兄弟公司普通股，而当时该股的市价已经达到30美元了。如果巴菲特不行使转换权，这些优先股则将在2000年之后被所罗门兄弟公司赎回。对于巴菲特来说这是相当好的方案。“你所希望的‘三倍收益’是‘不可能的’，”他在1987年对我说，“但这不能否定其价值。”
对于所罗门兄弟公司那些头脑聪明、精于计算的人士来说，这笔交易是全年中最“赔本”的交易了。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认为，巴菲特利用古弗兰对佩雷尔曼的惧怕，才锁定了“梦寐以求”的证券。这种债券具有非常高的股息，或者是非常低的转换价格，又或者是这两种优点兼顾。他们把这种看法透露给了媒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这种看法并未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绝迹，而且公司高管（当然绝不是古弗兰）曾不止一次地造访巴菲特，探讨收回优先股的办法。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巴菲特能预见到1991年8月使整个公司陷入巨大灾难、回报成为泡影的丑闻，他真可能会认真考虑那些高管的报价。这场灾难让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巴菲特本人遇到了天翻地覆的逆转。
在这儿补充一点当时的背景：在危机到来之前，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所罗门兄弟公司又将迎来一个大丰收的财年。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美国财政部关于5月份短期国债拍卖的调查，因为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怀疑策划了一次美国国债的“逼空”事件。除了这件麻烦事儿之外，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价已爬升至每股37美元了，已经非常接近巴菲特38美元的行使转换权的价格。
谈到这场危机的发生，我们不妨从当时身在里诺（Reno）的巴菲特说起。里诺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子公司的两位高管选定和巴菲特共度小假期的地方。1997年8月8日是周四，当天下午，巴菲特抵达里诺，随即便接到了办公室的通知，当时正从伦敦飞回纽约的古弗兰希望当晚和他会谈。古弗兰办公室的秘书说，晚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会在为所罗门兄弟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巴菲特同意纽约时间晚上10点半给他打电话。
思虑再三，巴菲特觉得应该不会是坏消息，因为古弗兰人不在纽约，不可能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他猜想，古弗兰可能谈成了一笔出售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需要董事会的认可。和朋友们去塔霍湖（Lake Tahoe）吃晚餐的时候，巴菲特还告诉大家，估计今晚会有“好消息”降临。有迹象显示，从4年前开始，巴菲特就有意退出，这笔收获颇丰的交易已经让他心满意足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巴菲特离开餐桌，使用付费电话拨通了古弗兰办公室的电话。稍微等了一会儿之后，他的电话被直接转接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长汤姆·施特劳斯（Tom Strauss）和公司内部律师唐纳德·福伊尔施泰因（Donald Feuerstein）。由于古弗兰的飞机延误，所以由他们两位向巴菲特简短地汇报了正愈演愈烈的“一个严重问题”。二人以相当冷静的语气告诉巴菲特，公司委托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的两位美国国债交易员，包括最优秀的部门主管保罗·莫泽（Paul Mozer，巴菲特不知道这个名字），在1990—1991年间，不止一次地破坏了美国财政部制定的国债投标规则。
施特劳斯和福伊尔施泰因告诉巴菲特，莫泽和他的同事已经被停职，公司即将通告监管方，并向媒体披露这件事。福伊尔施泰因接着给巴菲特读了一遍新闻稿草稿，还提及他当天早些时候与查理·芒格详细讨论了很多重要细节。
新闻稿只透露了一点点关于莫泽的违法行为。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内，有一份更详细的记录被爆光了，它详尽地讲述了莫泽与他所鄙夷的财政部投标规则相对抗的过程。为了防止像所罗门兄弟公司这样的巨头垄断国债市场，美国财政部1990年发布的新法规限定，每一家公司在任何一次竞标中，其竞购数额不得超过该批国债总额的35%。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莫泽只通过几个简单步骤就僭越了美国财政部的法规：首先，他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名义依法竞标35%的国债；然后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私自用自己客户的名义再投标；最后，将以客户名义获得的国债再转到自己名下，而整个过程对客户只字未提。通过这一系列操作，所罗门兄弟公司最终获得了超过35%的拍卖国债，这样一来更有利于打压其他竞争对手。
在那个星期四的晚上，由于旁边还有很多人用公用电话聊天，巴菲特几乎没怎么听清楚细节，也没从施特劳斯和福伊尔施泰因平淡无奇的语气中洞察到什么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信息。因此他放下电话，径直走回了餐桌。
直到周六，当他联系上正在明尼苏达州北部岛屿度假的芒格时，巴菲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芒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两天前他打断了福伊尔施泰因的描述，希望对方清楚地说明，律师所草拟的“提要”中，“部分问题在4月底已经被察觉了”这一句的具体含义。按照语法来说，这句话使用了被动语态，那么被谁发现的呢？
芒格通过深入的调查发现，4月底时，莫泽相信自己的行为即将暴露，于是将2月份在国债竞标中的违规行为告诉了他的上司约翰·梅里威瑟（John Meriwether），梅里威瑟认为莫泽的劣迹“将终结其职业生涯”，并立即报告给了施特劳斯。几天后，他又和施特劳斯、古弗兰以及福伊尔施泰因一起商讨接下来的对策。
福伊尔施泰因提醒其他几位，莫泽的行为很可能是一种“犯罪”，必须将实情告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然而，没有一个人真正履行了“告知”的责任。4月份过去了，5、6、7月份过去了，这种懈怠和拖延，按照巴菲特后来的说法，“简直莫名其妙，不可原谅”，并让危机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周六和巴菲特谈过之后，芒格认为管理层这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就像婴儿“吸拇指”一样幼稚。尽管在巴菲特与施特劳斯和福伊尔施泰因谈话时，也一直听到他们不断重复着“吸拇指的幼稚行为”，但他并没听出这两个人在这场危机中尽到了任何高管应尽的责任。稍后，监管方也发出同样的声音，声称他们接到了一些关于公司高层玩忽职守的消息，但是这些消息的用词太含糊从而掩盖了问题的核心。
即便如此，他们知道得内情还是比公众要多。在8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丝毫没有提及高管们知道什么，又是何时知道的，公众仍然被蒙在鼓里。在与福伊尔施泰因的电话交谈中，芒格尖锐地指出这种有意的忽略。不过，福伊尔施泰因辩解说，管理层和律师团一直认为公开太多信息会危及公司的“以长债换短债的能力”，公司必须发行长债以偿还每日到期的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因此，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计划是告知董事和监管方，公司管理层早就知情莫泽的胡作非为，但要避开公众的视野。芒格不喜欢这样的举措，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坦率也不够理智。不过，因为自己并非“以长债换短债”方面的专家，所以他选择了息事宁人。
然而，当周六和巴菲特讨论问题时，芒格发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新闻在《纽约时报》头版占据了大幅版面，所以，他们下定决心立刻将整件事的全部事实公之于众。周一，芒格将他和巴菲特的强硬立场传达给了古弗兰的好友和谋士马丁·利普顿，并在周三下午的董事会电话会议中详细地讨论这件事。与此同时，巴菲特正与古弗兰谈话，后者同意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其影响无非就是“让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价下降几个点”。
在周三的董事会议上，董事们听取了第二份新闻稿，其中用三页的篇幅陈述了整件事的细节，并坦承公司高层早在4月份就知晓了莫泽2月份的违法行为。然而，稿件中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参与电话会议的董事们陷入一片哗然：由于“其他业务方面的压力”，所以管理层没能告知监管方。巴菲特在奥马哈听到这番言论时，直言这借口漏洞百出，简直“荒唐至极”。新闻稿的措辞随后增加了这样的说法，“因为缺乏足够的重视，所以决策没能被及时地贯彻”。又一个“被动语态”的表述，虽然听起来没那么荒唐了，但仍然坚定地拒绝承认一切指责。
显然，在周三董事会议中真正有杀伤力的不是某些措辞，而是明目张胆的蒙蔽事实：古弗兰没有告诉董事会，他在前一天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信，信上透露出很多不祥的预兆。信是由该银行副行长签署的，但是，所有读过这封信的人都知道，其幕后的指使者肯定是行长杰拉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这位身高1米9的行长很有些爱尔兰式的脾气秉性。科里根得知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现这种事情时，非常愤怒。信上说，所罗门兄弟公司在投标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让人们开始质疑其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持续性业务关系”，所罗门兄弟公司在获悉莫泽事件后没能适时公开，这一管理上的失败可能会牵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陷入“难以摆脱的麻烦”。信上要求所罗门兄弟公司就已知情况，在10天之内递交一份涵盖所有“不规范、违法以及渎职”细节的综合报告。
巴菲特后来得知，科里根希望这封信能第一时间抵达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会手中，他相信董事会在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会立刻考虑更换公司管理层。然而，董事会没有任何反应，这让科里根感觉自己被蔑视了。不过，事实上，董事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周末，巴菲特与科里根交谈时，他还以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只是发了一封询问详细信息的请求。直至一个多月之后，巴菲特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听到科里根提及这封信，才明确地得知了信的内容。
在巴菲特看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因为信件被忽视而大为动火，直接导致监管方几天后直接进驻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古弗兰、施特劳斯和福伊尔施泰因假装一切正常，从而向董事会隐瞒了许多重大事件。然而，与这些隐瞒相比，没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信件转呈给董事会简直是引爆了“原子弹”。“或许，用接地气的说法，”巴菲特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认为，董事会与管理层穿一条裤子，一起朝他们吐口水。”
当整件事败露之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价表现如何呢？唯一的答案是：急转直下，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从每股36美元降到了不足27美元。然而，股市的表现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已经让公司摇摇欲坠。到8月15日时，由于信任危机，公司的整个财务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巨大裂缝。如果一个公司过于依赖“信用”，那么它将无力承受负面评价的打击，而所罗门兄弟公司对“信用”的依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巴菲特说，信用对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意义，就如同空气之于人类：当必需的东西随处可见时，人们从不会注意到它；只有当失去了它，所有人才会真正理解它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在公司已经成长为巨擘之后，信用却突然坍塌了。1991年8月，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资产已经达到惊人的1500亿美元（当然还未包括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项目），荣膺美国最大的五大金融机构之一。而在资产负债表右边，支撑这艘“航母”的是什么呢？仅仅40亿美元的净资产以及160亿美元的中期票据、银行债务和商业票据。就是这总额约为200亿美元的基础资本，支撑起了1300万美元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是1天到6个月到期的短期债务。
最严峻的事实莫过于，短期贷款机构随时都有可能弃逃。一旦它们察觉到自己的本金存在风险，它们就不会再有任何兴趣去赚取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只想尽早抽身。因此，在它们面前大谈特谈高收益只能起到反作用，只会让它们更加怀疑潜在危险的存在。此外，和其他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商业银行可以求救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或者求助于“大而不倒”的惯例，而投资银行却没有过硬的靠山去阻止贷款机构的弃逃。
因此，8月15日，所罗门兄弟公司突然发现自己的债权人在大逃亡。投资者一窝蜂地下达了指令，期望卖掉这家超一流的交易商和做市商的债务证券，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距离清偿遥遥无期的中期票据。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直都是这类票据的做市商，但由于人们一旦买入，就不会出售，所以这项业务基本无人问津。然而如今，卖家如潮水般涌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员只能降低报价，试图遏制这次风潮，这也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唯一选择。事实上，所罗门兄弟公司每回购一笔这种票据，就意味着支撑自身财务结构的基础资产消融了一块。最终，在交易者购回了约7亿美元的票据之后，所罗门兄弟公司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停止交易自己公司的证券。华尔街其他交易商也同时叫停。如果所罗门兄弟公司自己都不愿交易自己发行的证券，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信任他们。
当天晚上，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白天所经历的超乎寻常的事件，当交易柜台的窗口猛然关闭的那一刻，就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了。古弗兰和施特劳斯通过电话和科里根进行了交谈。因为麻烦接踵而至，所以，在交谈的过程中，古弗兰和施特劳斯都表达了离职的意愿。
8月16日早上6：45，身处奥马哈的巴菲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那头是古弗兰、施特劳斯和利普顿。古弗兰说，他和施特劳斯递交了辞呈，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接手这个“烂摊子”。接着，古弗兰提议由巴菲特接管这项工作。巴菲特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在家就草草做出决定，而是先去到离家5分钟路程的办公室给《纽约客》打个电话，然后再决定。刚到办公室，他就看到了刚刚收到的一封传真，是当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上面赫然写着：华尔街目睹所罗门兄弟公司遭受严重威胁；高层引咎辞职，客户纷纷因恐惧而倒戈。奥马哈时间早上7：45，巴菲特召集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管团队，宣布他将临危受命，直至公司摆脱困境，步入正轨。
于是，这成了当天最轰动的新闻，媒体报道称巴菲特担当此职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7亿美元的投资。这种观点实在太肤浅了。保护自身的投资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除此之外，他还是这家深陷泥淖公司的董事。虽然鲜有董事如此行事，但他却认为对公司所有股东都负有责任。由于他还有另一个光辉的头衔，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他现在需要一只手掌控自己公司的运行，另一只手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麻烦寻找出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的年薪只有1美元，根本无须费心起草什么雇用合同。好吧，他知道这是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而且不是往好的方向。“但是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他随后说，而且自此一直这样回应外界，“按道理来说，我就是那个人。”
8月16日早上，巴菲特决定立即飞往纽约。此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员曾请他待在奥马哈的办公室，等待科里根的电话，但迟迟没有等到。当巴菲特正等待科里根的电话时，股市开盘了，然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票却处于停盘状态。此时，科里根的电话来了。两人通话的时间很短，寥寥数语就说完了，科里根在电话中透露，在巴菲特介入这件事之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要求的“10天”期限将会延长。由于还没读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来信，巴菲特还不清楚科里根说了什么，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肯定要求披露更多信息。两人谈话结束之后，巴菲特就匆匆飞往纽约，于下午4点抵达。此时，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放出消息，巴菲特将担任临时董事长，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票。尽管只有短暂的“曝光”，股票交易量还是相当大的，而且股价上涨了1美元，以接近28美元的价格报收。
巴菲特的“行程”包括了晚上和科里根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办公室的会面，古弗兰和施特劳斯也一同前往。3人心情沉重地步入办公室，科里根对巴菲特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热情，和平日里欢迎巴菲特的场景大为不同。科里根严肃地说，他从未见过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代理董事长，并警告巴菲特，不要试图动用“华盛顿友人”的关系来说服他。他还给巴菲特提了一条可怕而又神秘的建议，要为“任何结果”做好准备。
然后，当科里根与古弗兰和施特劳斯进行隐秘谈话时，他请求巴菲特回避。这两位曾是科里根多年的好友。他们走出办公室之后，古弗兰告诉巴菲特，科里根情绪激动地表达了对自己亲手结束好友职业生涯的愧疚之情。古弗兰向巴菲特讲述这件事时，语气生硬，愤怒地拒绝对方的歉意，他说自己不打算给予科里根“宽恕”。现在，每当巴菲特回忆起这段不同寻常的岁月时，总是会想起乔治·华盛顿在签署英国间谍安德雷上校（Major Andre）的死刑执行令时流下的泪水。
巴菲特在周五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周六都用在了制定重要决策上。其中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决定约翰·梅里威瑟的去留。梅里威瑟在得知莫泽的违法行为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他的上司，但另一方面，却又自愿或不自愿地加入了保密阵营。利普顿亲身经历了这些天来的深度危机，他认为梅里威瑟应该被解雇。许多管理者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正在试图抓住一切可以挽救公司的救命稻草。
尽管如此，巴菲特还是不确定解雇梅里威瑟是否有失公平，他一直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4月份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8月17日，他终于得知了一些信息，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花了一个多小时向巴菲特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管理层讲述了他们自7月初开始的调查的结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梅里威瑟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但他自己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辞职。
在失去了两位重量级人物古弗兰和施特劳斯之后，巴菲特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应该任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层中的哪一位来担任证券部门的负责人呢？因此，8月17日，在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巴菲特与所罗门管理层的10位成员先后进行了谈话。他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公司里由谁来接管大任是最合适的？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43岁的德里克·莫恩（Deryck Maughan），他最近刚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东京办事处回到美国，并被任命为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莫恩自己的回答却很微妙：“我想，如果你去问其他人希望由谁来接管大任，你会发现答案往往是我。”巴菲特知道古弗兰的选择也会是莫恩。因此当天他就选定了莫恩。不过，他并没有急于告诉莫恩本人和全世界，因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会需要对这一决定进行表决，他们已经准备好在8月18日上午10点召开紧急会议，当天是周日。届时，董事们会将通过该任命，并正式选举巴菲特为临时董事长。
如果整个监管机构在周末睡着了，那么董事会议就会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事与愿违，周六，监管机构按下了“导弹发射的终止按钮”。在8月18日上午10点之前，美国财政部给公司打来电话说，几分钟之后将宣布，终止所罗门兄弟公司竞标美国国债的资格，不管是它自己购买，还是帮客户购买，都不行。这给了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总部当头一棒。
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巴菲特正和古弗兰、施特劳斯等公司高管在一个小房间内开会。在会议上，古弗兰和施特劳斯正要提出自己的辞呈。得知消息的三人立刻意识到，这是在将所罗门兄弟公司推向死路。显然，财政部的禁令不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让整个世界都将该禁令解读成：美国财政部对所罗门兄弟公司判了死刑。非但如此，新闻一出，会让已经处于信用危机中的公司更加风雨飘摇，难以为继，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留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公司已放出消息，巴菲特将要出席在下午2：30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到时候必定会有一大群记者进行“狂轰滥炸”式的提问。更糟糕的是，洪水猛兽般的全球市场将彻底击垮摇摇欲坠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日本股市将在美国时间的下午开盘，接着是伦敦，然后是纽约。坏消息如同瘟疫一般，将从一个市场蔓延到另一个市场，其核心内容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对于一个万分依赖信用的公司来说，恐怕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打击力的了。单就这一条坏消息，就能让整个公司毁于一旦。
就在这个小房间里，在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巴菲特和他的同僚们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认为眼下有三种选择。第一，劝说美国财政部撤销或者至少修改禁令。第二，佯装坚强，斗志昂扬地去游说，期望全世界能够买他们的账，或者换个词儿，谎言，用谎言换取别人的信任。第三，宣告破产，实施清算。死也要死得光荣，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尽量公平地偿还所罗门兄弟公司债权人的损失。
第二个策略还没成形就被大家否决了。另外两条则继续接受大家的讨论。这也就意味着公司需要请破产清算律师到场。于是，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被请到公司，研究如何执行一家庞大的国际化证券公司的破产程序。这些律师可能正在享受愉快的周日，可能正手捧爆米花观看棒球赛，却突然被拽来处理一堆棘手的事。这些律师从没有接触过如此大的破产案，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是打字员搞错了，多打了一个0，将150亿美元打成了1500亿美元。这些律师也从没听说过金融衍生品、回购或是交割失败等专业词汇。简而言之，如果事态真的演化到必须破产清算的程度，那么光文案工作就将是一场梦魇。
对于巴菲特个人来说，这就像一场梦魇一样困扰着他。按照职责要求，巴菲特没有理由卷入这场风暴，但他还是临危受命。他告诉自己：他是来拯救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而不是帮助它完成破产清算的繁冗程序的，能做这项工作的人大有人在。
因此，8月19日一大早，巴菲特就决定，如果走上破产程序，他会拒绝当公司的掌舵人。尽管他知道自己的退出会被视为对漏水的巨轮的彻底放弃，甚至更糟的是，会被指责为致使巨轮最终沉入大海的重要原因。不过，无论如何，他都不能以自己的名誉为儿戏，让别人以为，自己依靠董事长的身份，在破产清算中偏袒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一直告诫自己的三个子女，人们穷尽一生去维护的名声，却只需要5分钟就能让它彻底粉碎。整个周日下来，他感到自己正在无限接近这5分钟。
不过，上述决定并没有影响他在第三个选择上所做的努力：试图劝说美国财政部改变它的禁令。巴菲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是，致电美国财政部，并请求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谈一谈。古弗兰和施特劳斯的任务则是去游说难以接触的科里根。梅里威瑟也伸出援手，他要去找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布里登（Richard Breeden）谈谈。然而，他的好意却没有什么收获。梅里威瑟找到布里登时，布里登说自己同意美国财政部的决定，并认为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烂到了骨头里”，他们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
在美国财政部方面，他们行动得更早。巴菲特在听说坏消息之后，差不多第一时间就致电他们，但美国财政部的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状态。电话公司同意切换线路给他接通，但还是出现混乱、错误、延迟等各种状况，总之是一团乱麻。然而，当巴菲特终于千辛万苦地和美国财政部的发言人通上话时，财政部的禁令已经人尽皆知，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了。
巴菲特随后联系上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后者当时正在纽约小镇萨拉托加（Saratoga Springs）观看赛马。巴菲特和布雷迪两人相熟多年，但从没料到会在这样一个周日的早上，在电话里为这个问题发生争辩。当巴菲特向他提及修改财政部的禁令时，布雷迪提高了声调，略显激动和愤怒。巴菲特则直抒己见，告诉布雷迪，所罗门兄弟公司不会配合美国财政部的禁令，而且公司已经请来了破产专家，正在准备破产程序的所需材料。巴菲特着重强调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结构的庞大及其遍及全世界的业务。他预言，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破产将是灾难性的，其“多米诺骨牌”效应会波及全球。对依赖即时支付的金融体系来说这将是一场浩劫。
“末日降临”的情节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布雷迪对此表现得非常友好、动情，但他还是觉得关于破产和金融系统崩盘的言论有些危言耸听。他很难相信巴菲特会拒绝承担这一重任，或者所罗门兄弟公司破产。布雷迪也非常清楚眼下的形势：禁令已经被宣布，如果再收回的话将引发巨大的反作用。
让巴菲特倍感欣慰的是，布雷迪并没有终止对话。相反，他还打了不少电话，给了巴菲特不少反馈。当天，巴菲特留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小细节，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电话都被设置了静音，来电的时候，只有一个小绿灯会亮起来。巴菲特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满心期望布雷迪的来电让小绿灯亮起来。
每通电话，巴菲特都试图让布雷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们必须合力让这列疾驰向深渊的列车赶快停下来。一旦人人都意识到这是个不应发生的惨剧，那情势就可能会被逆转。在和布雷迪对话的某个节点上，巴菲特的苦恼和无助凝结成了一句话：“尼克，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布雷迪说：“别担心，沃伦，我们会平安度过的。”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下午，科里根的电话让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科里根告诉巴菲特要为“任何结果”做好准备，而又是他的态度致导了美国财政部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禁令。不过，这次科里根听得很认真，似乎真的是在思考所罗门破产以及巴菲特辞职的影响。科里根在电话里头跟布雷迪以及另一位监管者说：“有些事情我们之间最好先商量一下。”
巴菲特回到会议室，和其他几位董事一起等待新闻发布会的开始。在六层的大厅里，超过100位记者和摄影师聚集在那里，笔者也在其中，等候即将于2：30开始的新闻发布会。在会议室外面，前一天与巴菲特会过面的一些部门高管正左右踱步，他们是被刚上任的所罗门兄弟公司临时董事长召集起来的。
就在两点半，财政部长的助理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给巴菲特打来电话，宣读了一份财政部的最新决议。这项新决议就像是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半个面包”，也可以说是“2/3个面包”。所罗门兄弟公司自己申购国债的禁令被解除了，不过，它被禁止为客户申购国债。“这样满意了吗？”鲍威尔问道。“我想，是的。”巴菲特回答说。于是，董事会立刻选举巴菲特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临时董事长，莫恩为首席执行官。巴菲特找来了莫恩，对他说：“你也被套牢了。”然后两人共同步入新闻发布会现场，此时是2：45。
开场白相当突然：“我是沃伦·巴菲特，今天下午被选举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临时董事长。”几分钟之后，他拿出刚刚收到的美国财政部通知，大声宣读起来。读罢，听众席的后排响起了几声不太响亮的欢呼，这条救命新闻点燃了公司员工的希望，他们匆匆奔走相告。接下来，巴菲特接受了记者长达两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式的提问。“你要频繁穿梭于纽约和奥马哈之间，您能应付得了吗？”他立刻幽默地回应道：“我妈妈把我的名字缝在了我的内衣上，所以我不会迷路的。”
到8月20日时，关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报纸头条并没有刊出“死刑”这样的字眼，而且它们的口风还有了些逆转的迹象。公司的股票如期开盘，交易也正常进行，收盘时下跌了大约1.5%。
如今巴菲特再说起与美国财政部的那段往事时认为，尽管它的政策的反复让人像坐着过山车，但它还是非常及时的。财政部的表态相当于给所罗门兄弟公司注了一剂强心针。局势的反转从当天下午的2：30开始，全能的监管机构、美国财政部向市场释放了信号，它认为所罗门兄弟公司没有太大的问题。要不是有这样的信任背书，那么周一的债务市场就被迫自行判断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商业信用问题，如此一来，它就必须依靠上天的启示来得出结论了。
正如世人所见，所罗门兄弟公司从那个周末复活了，并以超强的耐力步履蹒跚地挺过了接下来艰难的几个月。在此期间，它的临时董事长通过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来减少杠杆，与银行交涉所罗门兄弟公司急需的贷款。当然，在一切工作中，重中之重还是要设法使所罗门兄弟公司避免因莫泽的违法行为（莫泽承认了他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欺诈行为之后，被判入狱近4个月）而遭受起讼。最后，公司向监管及司法机构支付了2.9亿美元，终于彻底了结了这一纠纷。这个数字可是巴菲特尽一切努力与上述机构合作后的成果。
在平息这场风波的过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常常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工作的加利福尼亚律师罗伯特·德纳姆（Robert Denham），巴菲特把他拉到所罗门兄弟公司担任全职工作。1992年5月，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面临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之后，巴菲特回到了奥马哈，德纳姆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新任董事长以及股东权益的新的监管者。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旅行者集团以90亿美元的价格兼并之后，德纳姆的目光又瞄准了别处。
在这90亿美元之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占的比重有多少？大约17亿美元。不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收到的部分旅行者集团的股票，将会转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可转换债券持有者的名下。当然，你可能不想知道这其中复杂的细节，也不想深入分析巴菲特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股票上运用了什么技巧。不过，你需要记住这点：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以每股约为81美元的估价换成旅行者集团的股票的。稍微对比一下，198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38美元的价格行使了转换权，随后又以稍高的价格加仓，两者平均成本为48美元每股。
简而言之，1987年巴菲特预言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这笔投资不会成为“三垒安打”，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这笔投资也不能算是“三振出局”。“我得说我们获得了一个意外安打，”巴菲特说，“不过是在前两棒落空后击出的。”
要总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得与失实在非一朝一夕能办到的，在此，巴菲特用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一言以蔽之”：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