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

未知

附录

宏观审慎政策

通常情况下，央行应该为整体经济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为经济广泛提供资金和信贷，而无须指定发放对象），而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应该妥善分配财政资金。宏观审慎政策是央行通过监管机构以某种方式引导信贷的工具。央行之所以需要采取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是因为信贷增长存在差异：当一个领域出现信贷泡沫时，另一个领域可能面临信贷短缺。如果决策者需要减少出现泡沫领域的信贷供应，并将信贷引向其他领域，可通过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来实现。例如，一项典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是，当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时增加购房便利（例如，强制性降低信贷标准，或降低首付），当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时加大购房难度（实施相反的政策）。

通过监管机构引导信贷，宏观审慎政策可以产生类似于财政政策的效果：牺牲一些人的利益，而让另一些人获益。尽管央行通常避免采取此类措施，但在去杠杆化进程中，经济体的管理者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宏观审慎政策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辅助工具。例如，即使整体经济仍处在复苏阶段，量化宽松政策往往会使一些经济领域出现泡沫，尤其是在资产市场。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各国央行采取宏观审慎措施，减少局部领域的泡沫，同时保持总体货币政策宽松，为整体经济提供充分的支撑。

宏观审慎政策并不是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事实上，自现代货币政策产生以来，宏观审慎政策一直都是央行和监管机构的一项基本工具。例如，美联储自成立以来已23次改变持股的保证金要求。在股市大幅上涨或信贷过剩时期，美联储通常收紧要求；在股市处于熊市或信贷低迷时期，美联储通常会放松要求。[1]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前10年的中期，宏观审慎政策被使用得较少[2]，但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并非常态。近年来，各国央行与监管机构都重新认识到，宏观审慎政策是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

（通过考察美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历史，我们得出）决策者通常在以下情形中采用宏观审慎工具。

当调息逐步丧失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时。

. 经济体需要加大刺激力度，但在零利率情况下，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有限。

. 整体经济不需要紧缩，但某个或某些领域需要紧缩。此时不宜上调利率，因为这会妨碍整体经济增长。

当决策者需要将信贷从出现泡沫的资产/贷款领域引向信贷紧缺的领域，需要同时采用不同的政策组合时。

. 以下措施旨在调节信贷需求：

——改变所需的贷款与价值比率；

——改变所需的偿债总额与收入比率；

——改变贷款期限；

——改变购买金融资产的保证金要求；

——通过利率补贴、税收政策或其他法规，改变贷款成本。

. 以下措施旨在调节信贷供应：

——改变特定类型贷款的资本或准备金要求；

——改变金融机构可持有的资产组合；

——改变不同资产的会计准则；

——金融机构监管者对特定贷款行为施加压力；

——制定利率或贷款利率上限及其他限制。

当美联储、国会、行政部门和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协调时。

. 最成功的情况是，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协调行动。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通常要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不同政府机构提供政策管理的工具和空间。

. 设立新机构，推行政策规定，并监督其进展。

不同政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一些政策更为有效，另一些则会产生间接的不良影响。在最成功的案例中，决策者反复尝试，进行灵活调整。

. 在最成功的案例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往往被长期沿用或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而不成功的政策则在几个月内就被终止。

. 有些政策导致了扭曲性的间接影响，决策者需要快速终止这些政策，但其成效不尽相同，以致有些政策持续了多年（例如Q条例）。

.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不同政策工具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发生变化，因而决策者依赖的工具组合不断更新。

. 如果金融创新使投资者更容易绕过某些政策（例如，投资者使用新方法加大杠杆率，新兴金融机构涌现），决策者就会改变或放弃这些政策。

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疑问

从不同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时，决策者产生了各种疑问。下文将详细讨论这些疑问，并给出一些历史案例。

哪些经济部门出现了泡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确定这是泡沫？

. 在不同历史时期，决策者采取了不同方法应对泡沫。

——1935—1936年，由于股价快速上涨引发泡沫恐慌，美国采取了紧缩政策，重复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做法。最终，由于紧缩力度过大，处于去杠杆化进程中的经济体无法承受。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股市于1937—1938年下跌60%。

——近几十年来，美联储以“清理者”的立场，认为自己不应着手戳破泡沫，而应专注处理泡沫破裂对经济造成的后续影响。[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决策者很难确定市场何时存在对资产错误定价的问题。例如，在2006年及之前，尽管对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担忧，但监管机构并未积极采取针对性政策，以放缓抵押贷款的泡沫化增长。

哪些经济部门出现了信贷紧缺？是否需要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

. 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决策者试图构建一个正式的框架，以评估何时需要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4]他们提出了4项基本的衡量标准。

——在平衡经济体的信贷供应方面，一般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

——特定部门的信贷增长可能带来多大的不稳定性？

——信贷对特定部门的发展有多重要？

——实行选择性信贷管制将会产生何种效果？

在引导信贷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之别，是否能轻松应对这种局面？政治代价如何？

选择何种政策工具重新引导信贷？是主要针对信贷需求或信贷供应，还是两者兼顾？如何衡量政策的效力？

政策将会产生何种二级影响或三级影响？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影响？这些影响通常在多年后才会显现。

. Q条例从大萧条时期开始实施，该条例对存款利率设定上限，旨在帮助规模较小的银行。到20世纪50年代，Q条例开始造成严重扭曲，使存款流入影子银行系统。[5]

. 20世纪80年代初，部分为了帮助小型银行应对货币紧缩政策，政府对储蓄贷款协会（S&L，一类小型银行）放松监管，导致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储贷危机。[6]

如何确保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央行之间的政策协调？如何授权监管机构做出调整？

. 在美国最成功的案例中，不同政府机构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协调合作。二战期间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美国国会修改了几项法律，赋予美联储所需的权力，罗斯福总统颁发行政令，补充美联储的举措。[7]

. 在美国最成功的案例中（例如，在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决策者能够灵活调整政策，应对局势变化。很多重大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缺乏灵活性，决策者不能灵活调整利率上限，导致负面的二级影响。

. 目前依然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拥有不同的授权。例如，英国将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大部分权力授予了英国央行及其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美国则将这些权力授予多个机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设立了协调委员会，即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8]

美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些历史案例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过去100年间美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历史案例。由于案例数量较多，我们根据政策类型将其分为7类，并按时间顺序逐一讲述。本部分使用的分析框架和历史细节是基于埃利奥特、费尔德伯格和莱纳特合著的杰出权威论文——《美国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的历史》。

针对信贷需求的宏观审慎措施：保证金要求

保证金要求是指投资者使用信贷购买资产时需要提供的抵押品金额（通常是现金）。如果提高保证金要求，用来购买金融资产的信贷数额就会面临下行压力。

根据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美联储获得设定保证金要求的授权。自此之后，美联储便利用这一授权进行逆周期调节。[9]在实践中，当资产价格高涨，用来购买资产的信贷增多时，美联储会提高保证金要求；当资产价格走低，用来购买资产的信贷紧缩时，美联储会降低保证金要求。

. 具体而言，T条例规定了经纪人的保证金要求，U条例规定了银行的保证金要求。

. 美联储在不同时期调整保证金要求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 自1974年以来，美联储基本上停止使用这一政策工具，因为随着使用信贷购买资产的新渠道（例如衍生品）出现，投资者很容易绕开保证金要求。

针对信贷需求的宏观审慎措施：承保标准

大萧条时期

1932年，美国国会创建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HLB）系统。[10]该系统的宗旨是，作为准中央银行为储蓄贷款协会服务，通过预付款或抵押贷款提供流动性。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还负责设定承保标准与抵押品范围。

1934年，美国国会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FHA），为住房贷款提供保险。[11]此举产生的结果是，对于符合承保条件的贷款，承保标准降低（贷款价值比为80%，期限为20年）。

. 1934年，美国政府成立电器家庭农场管理局，旨在为家庭购买家用电器提供廉价贷款。这些贷款的利率低于10%，首付款只需5%，期限在36个月以内。该项目于1942年结束。[12]

. 1935年，美国国会放松了全国性银行的贷款价值比要求（贷款价值比从50%升到60%）和贷款期限（上限从5年升到10年）。[13]

. 1934—1937年，联邦住房管理局为高达20%的改善住宅物业贷款（期限在5年以内）提供保险。[14]

. 1938年，联邦住房管理局降低了住房贷款保险的承保标准，规定贷款价值比在90%以内、期限不超过25年的住房抵押贷款都有资格获得承保。[15]

二战时期

. 1941年，罗斯福总统指示联邦储备委员会，限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耐用消费品。他希望把生产从国民消费转向国防。罗斯福在行政令中表示：“这种宽松的信贷条件会刺激耐用消费品需求，而生产这些消费品将占用国防所需的物资、技术和设备。”[16]

——因此，针对分期付款的各种消费贷款，美联储提高了承保标准（被称为W条例）。[17]

战后时期

. 1950年10月，由于担心抵押贷款债务增多，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了住房信贷标准，出台了X条例。[18]

——X条例对住宅地产贷款设定了贷款价值比和贷款期限上限。随着贷款规模增大，住宅地产贷款受到更多限制。

——美联储定下目标，要使1951年的住房建设水平比1950年低1/3。

. 1950年，应杜鲁门总统的要求，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将首付款要求提高了5%，联邦住房管理局对独户住宅的最高贷款额从1.6万美元降至1.4万美元，并规定最长贷款期限为25年。这是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自成立以来的近20年里，首次采取限制性举措。[19]

——1953年年中，美国面临经济衰退和政治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决策者取消了这些措施。

——1954年8月，国会推翻了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前期政策，降低了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的最高首付款要求，并提高该贷款的最高限额。

. 到1954年年底，房地产市场日趋泡沫化。然而，由于经济刚刚从衰退中复苏，美联储不想收紧货币政策。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20]（如下所述）。

——首先，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提高了首付款要求，并把贷款的最长期限从30年降至25年（这些措施在随后几年里有所调整，最终被推翻）。

——其次，基层办公室接到指示：“加强审查当地住房市场，采取协调行动，针对出现住房过剩的地区提高抵押贷款的联邦审核标准。”

——再次，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要求联邦住房贷款银行限制对储蓄机构的贷款承诺。1954年9月，对储贷银行的贷款限制正式实施。

——最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采取措施，限制抵押贷款仓储贷款。抵押贷款仓储贷款是指商业银行发放过渡期贷款，为非银行贷款机构发放抵押贷款提供融资。从1954年8月到1955年8月，此类贷款增加了一倍多。

. 1969年，国会通过《信贷控制法》，授权美联储对特定行业实施信贷控制。通过瞄准特定行业，美联储可以在保持总体货币政策宽松的同时，收紧出现通胀的行业的信贷。[21]

——美联储的政策工具包括：规定贷款的“最高利率、最长期限、最低定期付款、最长付款间隔时间，以及有关贷款发放条件的其他任何规定或限制。”

——《信贷控制法》直到沃尔克时代才被使用。

. 1982年，国会取消了全国性银行的贷款价值比限制和期限限制。[22]

针对信贷供给的宏观审慎措施：推出自愿性指导方针，旨在减少投机性或非生产性贷款

在以下案例中，决策者对银行实施了自愿性限制措施或指导方针，旨在抑制投机性或非生产性贷款。

. 1947年，美国国会鼓励银行“主动限制贷款与投资项目”。[23]在分期偿还消费贷款的限制政策到期后，美联储推出了这项指导方针。

.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国会于1950年颁布《国防生产法》。该法授权美联储实施“自愿性”信贷限制。[24]

——美联储要求贷款机构“除了照常评估信用情况之外，还根据（贷款）目的，审查贷款申请”。该项目实施了大约一年。

. 1965年，内阁设立的国际收支委员会建议，在美联储的监督下，实施“自愿性”贷款限制计划。[25]

——实施该政策的目标是，使净资本流出比前一年减少15%以上。

——该计划建议，将外国贷款增速的初始上限设为5%，这是历史上首次设定量化信贷目标。

——1968年，约翰逊总统颁布一项行政令，允许美联储赋予该计划强制力。但美联储以该计划的自愿参与度较高为由，没有这样做。该计划持续到1974年。

. 1966年，美联储鼓励银行放缓商业贷款。当时，商业信贷增长得很快，通胀率也在上升。对于不合作的银行，美联储将会限制其通过贴现窗口进行借款。该政策在经济放缓后结束。[26]

. 1980年3月至7月，卡特总统制定了“自愿性”特别信贷限制计划。该计划要求银行、银行控股公司、金融公司和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将贷款增速控制在6%~9%。[27]

——该计划的整体目标是，限制特定类型的投机性贷款以及可能引发通胀的贷款，同时使小企业、农民和购房者继续获得贷款。该计划鼓励银行“继续贷款给小企业、农民、购房者等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融资的借款人”，同时确保银行“在一般市场环境下，正常处理汽车贷款、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用于住房改造的贷款”。

——另一方面，该计划鼓励银行限制信用卡贷款以及其他无担保的消费贷款。该计划还要求银行限制为投机性活动提供的信贷，例如企业自愿使库存积累超过经营需求，或将资金投入暂时不必要的收购或合并等交易（这些活动不会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率），以及可能通过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活动。投机性贷款还包括“为纯粹投机性地持有大宗商品或贵重金属的活动提供资金”。

——这项特别信贷限制计划要求银行定期报告贷款活动。

. 欧洲国家也使用了类似的工具。法国和意大利的全国信贷委员都会公布，哪些部门需要增加信贷，哪些部门已经信贷过度，尤其是在战后时期。[28]

针对信贷供给的宏观审慎措施：准备金要求

. 19世纪，美国的州政府制定了最早的准备金要求，以确保州特许银行有足够的准备金（通常是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履行还款义务（以流通纸币的形式），满足提款需求。1863年，国会通过《国家银行法》，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设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9]

. 在《1913年联邦储备法》中，美国国会放松了准备金要求。[30]这是因为美联储成为全国性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因此国会认为，准备金要求已不那么重要。

. 在20世纪30年代及之后，准备金要求再次被视为一项有效的逆周期政策工具。1935年，美国国会授权美联储设定存款准备金率。[31]配合1938年春罗斯福总统实施的经济复兴计划，美联储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20世纪40年代，美联储对准备金要求做了一系列调整。1942年，存款准备金率三次下调。美国参与二战期间，美联储保持存款准备金率平稳。二战结束后，在1948年，存款准备金率三次上调，回到了原来的法定上限。1949—1951年，美联储9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1949年将其下调，在1951年将其上调。

. 在加息期间，即1966—1969年、1973年和1979—1980年，美联储也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32]

. 最终，新的融资工具问世，可绕过准备金要求，继续提供贷款。这些新工具包括商业票据、欧洲美元、回购协议和大额存单。[33]

. 1969年，为了弥补银行绕过准备金要求的漏洞，美联储对银行从海外分支机构获得的新借款设定了10%的上限，目的是阻止银行通过其海外分支机构（不受准备金要求限制）借入欧洲美元。此外，美联储将银行向其海外分支机构出售资产的上限设为10%。[34]

——1970年，银行从其海外分支机构借款的上限和向海外分支机构出售资产的上限都被上调为20%。但在1973年，这两项规定均降至8%，与对大额存单的规定相同。[35]

. 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使用准备金要求调节住房抵押贷款。当储蓄减少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降低准备金要求，从而提升住房抵押贷款的流动性；当贷款活跃或流动性充足时，它则提升准备金要求。[36]

. 1979年10月，为了实现保罗·沃尔克抑制通胀的目标，美联储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大规模负债的准备金率上调至8%（大规模负债包括大额定期存单、欧洲美元借款、政府或机构担保的回购贷款，以及联邦基金借款）。[37]

——1980年3月，存款准备金率升至10%。一个月后，美联储将存款准备金率降至5%，7月将其完全取消。

. 1968—1969年和1973—1974年，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流动性收紧，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这“充其量只能对住房抵押贷款产生有限的正面影响”。[38]

. 1980年，为了降低通胀率，美联储推出史无前例的举措：实施以资产类别为基础的准备金要求。1969年通过的《信贷控制法》授予了美联储这一权力。[39]具体要求如下。

——对于特定类型的消费信贷，所有贷款机构必须持有15%的特别存款。货币市场基金需要持有相同比率的准备金。后来，这两个比率均降至7.5%。

——货币市场基金还必须每月提交报告。

——到1980年8月，美联储取消了所有限制，同年年底，国会终止了《信贷控制法》。

. 在1990年和1992年，美联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提高信贷可得性。[40]

. 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情况，欧洲也一直使用流动性比率和准备金要求作为宏观审慎工具。为了引导信贷，法国和意大利专门制定了不同的准备金要求。例如，对上市银行的准备金要求更为宽松，规定长期贷款和出口贷款不受准备金要求限制。[41]

. 监管机构更常用的工具是对贷款额度设定某种上限，或者限制银行获得央行融资从而发放贷款的能力，这些工具的净影响比较类似，均对信贷供给造成下行压力。例如，在1972年之前，法国设置了“再贴现上限”，限制金融机构从央行借款的规模。[42]

. 这些上限通常因经济领域和贷款类型而异，旨在鼓励或抑制特定类型的贷款。例如，由于某些农产品出现过量生产，法国央行对这些领域设置贷款配额。[43]有时，央行扩大这些上限的适用范围，涵盖发放给企业和家庭的所有贷款。[44]

针对信贷供给的宏观审慎措施：利率上限

. 20世纪初，美国各州限制银行存款账户的利率。这是州存款保险计划的一部分。[45]

. 1927年，美国国会修订《联邦储备法》，对全国性银行向州银行支付的利息设置上限。[46]

. 《1933年银行法》通过后，美联储获得授权，监管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47]

——1933年11月，美联储颁布Q条例，将利率上限设为3%。市场利率下降后，美联储将该上限下调至2.5%，从而降低了银行的成本。

——Q条例还规定，美联储可以设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支付给受担保的非会员银行的利率上限。

——美联储不想限制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后来将利率上限调回3%（适用于期限为6个月或以上的所有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由于利率提高，银行可以吸引更多储户。

——1960—1961年，随着市场利率再次上升，美联储上调Q条例规定的利率上限。

. 1934—1989年，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储蓄贷款协会。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对储蓄贷款协会支付的利率设定了非正式上限，这一上限通常比联邦基金利率高出25~50个基点。[48]

. 根据《1966年利率管制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获得授权，对互助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的存款利率设定上限。该法还授权美联储对特定类别的存款设定利率。[49]

——美联储利用这一授权，将单期限大额存单的利率上限设为5.5%，并下调了定期存款利率上限。

——但在1973年，美联储取消了上述大额存单的利率上限。

. 1978年，美联储允许银行在货币市场发行储蓄产品，并使储蓄产品的浮动利率与6月期美国国债挂钩。因此，银行可以发行与货币市场基金竞争的工具。这相当于下调Q条例此前设定的利率上限。[50]

. 198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废除了Q条例。最终，Q条例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可以通过许多途径直接绕过它。[51]

. 到1986年，这些上限逐步被取消。[52]

针对信贷供应的宏观审慎措施：监督指导和“直接施压”

繁荣时期，关于抑制贷款的指导

. 一战后，美联储希望把信贷引向它认为的生产性用途，而非投机性用途。美联储通过监督机构对银行“直接施压”。[53]

. 到1927年年中，决策者对股市投机感到紧张。此前一年，股市上涨近100%，信用创造繁荣。1929年2月，美联储发布声明，谴责市场投机行为，表示不会贷款给那些向投机活动放贷的银行。美联储的声明对于遏制投机活动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54]

. 1947年11月24日，贷款标准监督机构发布声明，呼吁银行采取谨慎态度。它们担心经济体信用创造过度，信贷标准也在下降。该声明表示，“对于在房地产市场、大宗商品市场或证券领域进行投机的任何个人和企业，银行应当减少贷款”。[55]

.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监督机构又发布数项声明，详细阐述贷款标准下降的情况。[56]

——具体而言，1995年，美联储警告称，审查机构应当提防信贷承保标准过于宽松的状况。鉴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储贷危机，美联储还担心地方性房地产市场出现周期性低迷的风险。

——1999年，监督机构发布声明，详细阐述次级抵押贷款风险。监督机构还建议提高次级贷款相关机构的资本标准。1998年，有几家银行曾因次级贷款损失而倒闭。

——两年后，监管机构对新资本标准做出量化规定。其在声明中建议，银行对于次级贷款持有的资本金比同类资产多1.5~3倍。

——进入21世纪的前几年，联邦官员发布数项声明，表示担忧信贷增长泡沫。

——2005年，监督机构采取进一步行动，对房屋净值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和非传统抵押贷款制定指导方针。

——2013年，美联储和美国货币监理署（OCC）针对杠杆化贷款收紧监管政策，设定6倍的杠杆率上限，并声称要对违规者进行罚款。

萧条时期，确保信贷可得性

. 1938年4月，为推动信贷创造，罗斯福总统要求监管机构“就放宽银行审查政策达成一致”。[57]

. 作为回应，美国财政部和三家联邦监督机构发布联合声明，概述统一对待贷款和证券的纲要，表示证券不再采取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方法，并对“投资性”证券和“投机性”证券进行区分。评级机构将投资性证券定为4个最高评级之一。

.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结束，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缓解信贷紧张局势。[58]

——首先，1990年5月，美国货币监理署、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呼吁银行高管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1991年3月，监督机构发布报告，“澄清监管政策”。尽管监督机构表示，“一些存储机构在贷款方面可能过于谨慎”，但其监督标准并未放松。

. 当选后不久，克林顿总统推出了提高信贷可得性的新法案。同时，监督机构发布联合声明，鼓励银行发放贷款。[59]

. 克林顿总统的提案旨在为小企业借款提供更多便利，减轻“评估负担”，并加大银行对审查者决定的上诉权。

. 2007—2009年，监督机构鼓励银行在不降低审查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发放贷款，并与陷入困境的借款人合作。[60]

[1] Douglas J. Elliott, Greg Feldberg, and Andreas Lehnert, “The History of Cyclical Macroprudent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 2013-29 (May 2013): 19.

[2]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

[3] Fischer, Stanley,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How Far Are We?” At the Martin Feldstein Lectur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 Speech 813 (July 2014).

[4]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3.

[5]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0-31.

[6]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4.

[7]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0.

[8] Wilson, Dominic, Kamakshya Trivedi, Noah Weisberger, Aleksandar Timcenko, Jose Ursua, George Cole, Hui Shan, and Julian Richers, “Beyond interest rates: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in housing markets,” Global Economics Weekly, Goldman Sachs, no. 14/16 (April 2014).

[9]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9.

[10]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9-10.

[11]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0.

[12]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0.

[13]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9.

[14]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9.

[15]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9.

[16]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0.

[17]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1.

[18]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3.

[19]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3.

[20]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4-15.

[21]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5-16.

[22]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17.

[23]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1.

[24]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1.

[25]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2.

[26]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3.

[27]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3.

[28] Kelber, Anna and éric Monnet,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quantitative instruments: a Europ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Banque de France, no. 18 (April 2014): 157.

[29]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4.

[30]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5.

[31]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5.

[32]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6-27.

[33]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6.

[34]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7.

[35]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7.

[36]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8.

[37]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7.

[38]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8.

[39]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9.

[40]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24.

[41] Kelber and Monnet, 158.

[42] Kelber and Monnet, 155.

[43] Kelber and Monnet, 156.

[44] Kelber and Monnet, 156.

[45]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0.

[46]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0.

[47]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0.

[48]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2.

[49]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2.

[50]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3.

[51]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4.

[52]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4.

[53]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6.

[54]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6.

[55]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7.

[56]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7-38.

[57]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8.

[58]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9.

[59]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39.

[60] Elliott, Feldberg, and Lehnert,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