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典藏版）

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巴鲁克自传（典藏版）

第22章　未来岁月

有些人在生活早期便已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人生变成梦想如何成真的故事。坦率地说，我的一生不是这样的。我在个人志向方面经常为相互冲突的渴望所困扰。我的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重大转折都是由突然出现的事件确定的。

尽管我最初身临华尔街时没意识到，但实际上这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的历史关头。当时拥有支配力量的金融人物（摩根、哈里曼、瑞恩、希尔、杜克和洛克菲勒）正处于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阶段。

注视着他们，听说他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我暗自思忖：“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我竭力效仿他们，尤其是效仿哈里曼，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富有魅力和充满自信的典范。作为牧师的儿子，哈里曼从一无所有开始起步，我也是从零做起；他赌赛马，赌职业拳击赛，赌竞选赢家——这些也是我热衷的事情。

我在研究铁路公司时，曾兴奋不已，因为看到哈里曼收购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那不过是两道锈迹斑斑的弯曲条痕，他居然使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将它变成美国最优良的铁路之一。关于哈里曼，我最喜欢的故事是，有一次，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问他最喜欢做什么。哈里曼回答说：“就是被告知某件事无法办成，我全身心投入进去办成此事。”

但是，我从未成为第二个哈里曼。或许，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但我现在认为，有些作者称之为“强盗大王”或“创世之神”的那些金融巨头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那时正在悄然逝去。1898年7月4日，我充分利用美西战争即将结束的消息在证券市场大获成功，或许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开始崭露头角的那些年里，美国金融界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时代也攀上了顶峰。

其中一个原因是，进入新世纪，金融竞技场变得过于宏大，任何一个个人或个人集团再也无法对之施加控制。如果说1907年像摩根之类的人尚且可以阻遏一场金融恐慌，那么当1929年的洪水决堤而出时，谁也无法阻挡洪水一泻千里。

我们可以从股票市场本身看到两个时代的演变。189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估计有60%是铁路股。这种情况当然反映了一个事实：南北内战后，美国一段时期的主要事业就是在地理上跨越和征服北美大陆。时至1914年，铁路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所占数目比例已不足40%，而到1925年大约只占17%，到1957年便只剩下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国政府在我们国家融资很少，几乎只有英国在布尔战争期间以及日本为准备日俄战争时进行了融资。当然，如今美国已是外来融资最重要的中心。

两个时代发生演变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两代人也发生了变化。摩根和洛克菲勒比我年长30多岁，哈里曼比我大22岁，瑞恩大我19岁。我们这一代不太满足于只是赚钱。就我本人的情况而言，我父亲的榜样一直在我面前，始终让我的心灵为一个问题所困扰：“既然现在有钱了，你会拿钱做些什么呢？”

时间流转，整个国家也正在唤起社会责任感。那些创造了巨大财富的金融巨头已开始捐赠钱财回馈社会——他们常发现捐献金钱比赚取金钱更难做到明智。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出现了诸多社会变化和情感洪流，这些社会变化和情感洪流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进步观念中都得到了相应表达。

正如前面所述，我掌握一套政治哲学往往非常缓慢。我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投票是在1892年投给了格罗弗·克利夫兰。1896年总统选举时，我思想混乱，以至于现在都想不起当时把票投给了谁。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来纽约拉选票，我去听他的演讲，他雄辩的口才让我激动得情不自禁，可当我离开他演讲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后，他的声音离我越远，影响也就消退得越多。

我差不多已下定决心投票支持麦金利，这时，曾在博雷加德将军手下做电报员的舅公费什尔·科恩，开始跟我谈起“败局命定论”[1]和战后重建。他告诉我，要是在共和党人的选票上留下痕迹，我的手臂就会烂掉。我很可能把选票投给了约翰·帕尔默（John M.Palmer），他是民主党人，我父亲也支持他。

然而，当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我投票支持他是因为他反对“土匪联盟”[2]。我记得，交易所收市后，我常常感到焦虑不安，感到并不满足。从办公室窗边俯瞰华尔街和三一教堂，我经常想起格雷的《墓地挽歌》，不知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医生是否应该。

那时候，格雷特·盖瑞特（Garet Garret）下午四五点钟经常来看我，他当时在《纽约晚间邮报》工作，后来成了《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星期六晚间邮报》的主编。他总是在证券交易所收市后走进我的办公室，听我边想边说出自己的各种看法。他起身离去时会说：“巴鲁克，你不属于华尔街，你应该在华盛顿。”

*　*　*

但是，我的思考（对美国工商人士的全面思考）真正地发生转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迫使国家暂时搁置历史悠久的自由放任传统，迫使政府身不由己地承担起全新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的作为后来从未被完全遗忘。此后，每当出现危急情况，无论是像大萧条那样的国内危机还是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国家无不转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府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

当然，我是经历了国家思维和政府角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人之一。这并非因为我特别富有远见。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显然不是一个从全球角度思考问题的人。那时，军事战略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或者说毫无意义；我也不了解为全面投入战争而动员国家经济需要做到什么。

但随着战争轰轰烈烈地进行，我的确开始思考，如果美国被拖入战争，我们必须如何作为。我生平第一次造访白宫，是财政部部长威廉·麦卡杜（William G.McAdoo）安排我向威尔逊总统解释我为国家防御动员经济资源而起草的一份计划书。

当国防委员会下属咨询委员会成立时，我成了一名委员，为备战计划承担起务必获得原材料的职责。既然原材料最终会进入制造一切的生产过程，我不禁发现自己在关注每个经济部门。我很快就领悟到，交给我的任务若像平常处理交易那样被对待便无法完成。

我必须采用一套全新的处理办法，必须将每一间工厂和所有原材料、每个工商领袖和工人纳入一只庞大的产业军队。

我自己所领会的东西，要想方设法传递给其他工商人士。这绝非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工作。在我最初与工商人士举行的那些会谈中，每当一位工会领导人开口表达意见时，我发现他总会被咨询委员会中的工商业委员打断话头。我经常情不自禁地说：“请让某某先生把话讲完，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在这只新的产业军队中，金融界或工商界原先的将军级人物经常要扮演尉级军官和军士的角色。很多工商界领袖已习惯于我行我素、独断专行，不容忍政府或其他任何人干预他们如何经营工厂。向这类人解释他们为何必须抛开极端个人主义的做法而接受政府指令或与其竞争对手合作，并非易事。

要让这些工商领袖从国家利益这一更广阔的视野考虑问题，我也并不总能成功。比如亨利·福特。我去他在华盛顿入住的宾馆看他，跟他解释，既然用于生产车辆的钢材需为战争服务，为什么将必须削减民用轿车的生产。

福特坚持认为，自己可以同时做到既生产轿车又制造军火。他声称：“你只告诉我想要什么就行了，我能办到。”

尽管我给他解释为何就是没有足够的钢材既用于战争同时又用于民用轿车生产，但他还是不肯相信。

其他一些人虽然与福特一样具有极为强烈的个人主义作风，但他们看到了更加广阔的画面。有一天，我邀请詹姆斯·杜克共进午餐，跟他讨论我们对烟草行业制订的计划。杜克抗议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全都不正确。我叫来委员会中负责烟草行业的那位委员，对他说：“杜克先生现在让烟草业动起来了。”杜克表示反对，我说：“你不喜欢我们现在做事的方式，那你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肯定要解决的问题。”

杜克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尽管他在政治上反对威尔逊，但还是成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大体上，上面就是我处理所有面临的战争资源动员问题的方法。战争在继续，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一位工商业领袖转换观念。但在每个行业中，我总能找到一个或多个可以信赖的人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我已叙述过丹尼尔·古根海姆如何协助我们将铜价降低一半以上。后来，我们面临一个新问题，必须决定政府收购用于造船的钢板的价格。我去找弗里克（H.C.Frick）。他在自己著名的图书馆里接待了我。我问他政府应支付什么样的价格。

“你问我这个问题不公平，”弗里克抗议说，“我是美国钢铁财务委员会主席。”

“我不是把你当作钢铁业人士才来见你，”我告诉他，“我是把你当作一名爱国公民。”

“每磅2.5美分。”他怒气冲冲地回答。

当时一些钢铁公司的发言人在向政府索要用于造船的钢板4.25美分的价钱，而黑市交易价更是高达18.5美分。

其他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像弗里克和古根海姆一样做出积极回应，如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克利夫兰一家钢铁公司的普莱斯·麦金尼（Price McKinney）、圣约瑟铅矿公司的克林顿·克雷恩（Clinton H.Crane）、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艾尔弗雷德·贝特福德（Alfred C.Bedford）、新泽西锌矿公司的埃德加·帕尔默（Edgar Palmer），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

倘若我没在华尔街干过那么多年，我真不敢相信能够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战时职责。我从事的很多金融交易，使我对很多工商业领袖的个性有了深入的了解。我知道哪些人会对直截了当的爱国主义诉求做出积极回应。对于另外一些人，我也知道，如若我们必须得到他们的合作，我们就得提供事实向他们证明政府强于任何个人。

当真的需要这样摊牌时，我发觉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此前在华尔街作为一个独立操作者已赚到了钱。倘若我的财富此时依赖于在某个特定产业持有的股份，我可能会屈服于正得罪其商业利益的人所施加的压力。比如，当确定钢材价格的问题提出来时，我们价格控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那些大型钢铁公司可以摧垮他持有股份的一家公司，办法就是拿走这家公司的业务。

我告诉他我来直接处理这个问题，跟他解释说：“他们伤害不到我。”

我在华尔街的诸多经历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使我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上，我常常感到非常吃惊，我发现竟然有那么多战争资源动员问题适合采用我在投机活动中使用过的同样的方法。

比如，我很快便领悟到，很多物资短缺问题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制造商害怕可能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就会过度采购；或者，供应商以为价格必然急剧蹿升，便会囤积材料而不愿出售。

我在股票市场操作中懂得，一旦市场上涨趋势背后的思维连续性被折断，一次牛市行情反转起来就会有多么迅速。我们已进入战争，需要削减重要战争物资的价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打破以为价格必将上涨、上涨、再上涨的普遍心理预期。

在华尔街，我还体会到，制订一次成功的金融交易计划与制订一次军事行动计划非常相似。在采取行动之前，你得知道对立双方的各种优缺点。

我们经常对那些不乐意合作的人，着力于其弱点施加压力，从而赢得合作。在国内，我们用过威胁手段，如果某制造商不愿合作，我们便威胁要征用其燃料或切断其铁路运输。对于外国，我们采用的策略不一样，但其原则完全相同。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代表坚持认为，他们无法控制加尔各答的黄麻纤维价格，因为印度是一个独立政府。我去找麦卡杜部长，请他再扣留一些运输白银的船只，印度需要这些白银来稳定币值。我们此前已向伦敦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由利兰德·萨默斯（Leland Summers）率领，他告诉英国政府官员，即使孟买和加尔各答的交易所被迫关闭，我们也会坚持扣留船只的立场。英国人很快便找到办法控制黄麻纤维价格。

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遭遇的至关重要的供应问题很可能是硝酸盐。生产肥料和制造炸弹都需要使用硝酸盐，当时任何可能的生产能力均不能满足硝酸盐的需求。直到战争结束，这一短缺仍然很严重。每次冒死长途运输硝酸盐的轮船被击沉，都是一次沉重打击。

美国宣战后，硝酸盐价格几乎一夜之间猛涨了1/3，不出3个星期，便翻了一番。硝酸盐价格急速上涨，触发了更加疯狂的抢夺硝酸盐的情况，投机者企图控制大量可以获得的硝酸盐，使其脱离市场，以便迫使价格进一步上涨。

大约此时，威尔逊总统召见我，让我放下其他一切事务，专心处理这一问题。我绞尽脑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未获成功。一个由军火制造商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华盛顿，询问如何才能弄到履行合同所需的硝酸盐。我让他们放心，硝酸盐会有供应的。

会谈散场后，负责化学品部门的查尔斯·麦克道威尔（Charles MacDowell）问我：“头儿，你怎样兑现那个诺言呢？”

“我也不知道，麦克，”我如实相告，“但我们总不能让他们从这儿走出去时想着政府也无能为力吧。”

接下来的几天是我迄今为止最受折磨的时光之一。我寝食俱废，就连喝水，也会噎着。我相信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恐慌的一次经历，我差不多都要被这恐慌击垮了。有一天早晨，我对镜穿衣，看着镜中自己苍白耷拉的苦脸，大声说道：“怎么了，你这窝囊废。振作起来，要像个男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疑惑，心想是否有某种特别的天意在眷顾我。我强迫自己吃早餐，强迫自己走进办公室。我在办公室没待多久，一位海军情报处军官带着几份被截获的电报进来；电报揭示，智利政府把黄金储备放在德国，一直要让德国政府释放这些黄金储备，但毫无结果。

我终于有办法可想了。几天之后，智利大使来见我。他开始时抱怨说，由于多种物资短缺和控制通胀的困难，他们国家正在遭受很多困扰。我知道智利大约有20万吨属于德国的硝酸盐，但一直运不出智利。我向智利大使提议，如果智利没收属于德国的硝酸盐，我愿意按每磅4.25美分的价格全部吃进，并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的6个月中用黄金支付。智利大使一离开我的办公室，我就做出安排，将必要数量的船只派往智利，这样拿到硝酸盐就不会浪费任何时间了。

奇怪的是，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以违反《对敌贸易法》为由，反对这一交易。对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我感到大为震惊。“你们意思是说，”我质问道，“我不能买德国的硝酸盐造炸弹炸德国人？”

这一问题上报给威尔逊总统决定，他支持我的行动。整个事情的结局是，我们达成令人满意的交易协议，协议使我们得到了十分急需的硝酸盐，也帮助智利政府克服了国内困难。不过，倘若我们不知道智利政府的需要，并运用这一需要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

满足双方的共同需要现在仍然是国家间达成一切协议的最佳基础。尽管这看起来像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表明，我们尚未学会如何将这一道理运用于我们与盟国的交往之中。我们一直过于倚重条约的正式文字表述，却忽视了要做到需要做到的事情来加强与盟国的共同利益结构，其实，仅仅做到加强共同利益结构，便可以维持长期的同盟关系。

你无法用金钱购买其他国家的友谊，靠这种方式获得的“朋友”在任何事情上都会说翻脸就翻脸。然而，如果真正存在共同利益基础，那么国家间会相互原谅各自未做到的事情，也会忽略各自的短处。

除了满足共同利益，应该在与盟国交往中遵守诚实公平的原则。“己所欲，施于人”的黄金法则不妨稍做改动，改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可以应用于处理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上。

正是伍德罗·威尔逊首次代表美国阐明了这一原则。他坚持认为，无论我们为战争购买了何种物资，我们都应该以自己支付的相同价格让我们的盟国使用。

在对这一原则发生争执的期间，我第一次在温斯顿·丘吉尔身上看到了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如此激励人心的战争领袖的伟大品质。我们提议，英国在美国购买任何东西支付的价格与我们在本国购买的完全相同，而美国在英国内购买的任何东西也应该支付与英国在其本国内购买的完全相同的价格。英国有些商界巨头对此提议持反对意见。当这一问题被告知时任英国军需品部长的丘吉尔时，他表示同意这种安排，并认为这是盟国之间交往唯一的公平之道。

我们在分配从智利购买的硝酸盐时，就是根据这种一视同仁的原则行事的。我拒绝接受有些人提出的利用我们对这批硝酸盐的控制为美国带来商业好处的所有建议。我们反而同意通过设立一个国际硝酸盐执行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在所有盟国间公平分配这些硝酸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执行委员会成了联合理事会的示范机构，联合理事会得以成立正是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所有盟国中配置稀缺物资。

我提名丘吉尔担任国际硝酸盐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后来经常开玩笑，提到是我让他成了“世界硝酸盐之王”。

与丘吉尔成为朋友的40余年来，我从未见他在对美关系中做出过一次刻薄或不光彩的提议。对于捍卫英国的利益，他向来行动迅捷，但同时他也始终谅解美国的利益，令人感到温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们面临需要从英国调用日常必需品的问题时，我听见他断然表示反对，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我们的人现在生活苦不堪言，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们的食品供应无法削减。”我也听见他强烈抗议其他英国人对美国及美国领导人的诽谤中伤。

有一次，他在伦敦为我举行晚宴，一些讨厌罗斯福及其新政的托利党人也在场。一位先生决定逗同伴开心，让我猜一个谜语——罗斯福和哥伦布为何非常相似？他给出的谜底是，罗斯福像哥伦布一样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等到达了也不知道身在何处，而返回后还不知道曾去过何处。

我站起来说：“或许罗斯福和哥伦布的确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两位都探索了新领域，开拓了新视野，他们两位都让一个新世界诞生，从而平息了旧世界的纷纷扰扰。”丘吉尔梆梆梆地拍着桌子，大声赞同地说：“你们听听，你们听听！”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尤其是从事工商业的人普遍努力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生活状态。我没有这样做。我现在想，没有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已发现从事公共服务较之赚钱更能让我感到心满意足。不过，当时我也能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无法通过“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得以解决。

于是，我的很多同事都在竭力复兴自由放任的传统，而我却继续努力解决政府在现代生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威尔逊总统召我去巴黎担任顾问，协助他起草《凡尔赛和约》中涉及经济问题的条款。我还和他一起为美国进入国际联盟而战斗。此后，我又奋力为农场主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而斗争；我甚至还想出一些计划，以重组国家铁路，打破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方面形成的僵局。

忆起这些及其他很多我们必须绞尽脑汁予以解决的问题——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一直到与苏联冷战的问题，我常常感叹这些问题多数均围绕着一个关键的相互关系——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至少自1914年以来，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是已进入战争状态，就是正在从战争中走出来。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和平时期的经济规则和社会规则应该会符合我们的需要。然而，自1914年至今，几乎没有任何一年可以真正被视为不受战争及其余殃的影响。

我们遇到的多数经济问题，从农业生产过剩到国家债务融资，其根源正在于战争所造成的种种干扰和破坏。有生以来，我们已两次被迫将整个国家经济翻个底朝天，以满足战争需要，然后又返回和平的道路。

同时，我们纵观历史也会看到战争的一个作用，无论战争爆发之前有什么样的变化在促成之中，战争爆发之后这些变化均会得到强调并加速发展。例如，倘若我们未因惧怕敌人首先完成原子裂变，我们可能到现在都尚未实现这一突破。

在政府治理能力方面，我们从未真正完全解决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种种问题。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总有问题悬而未决，仿佛我们在追赶似乎永远也无法赶上的列车。

我打算在回忆录第二卷尽力细加检视战争与和平之间这种至关重要的相互关系，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总结所有可以汲取的教训。或许我应该在本书余下的数页内容中探讨一些思考，阐明我们所面临危机的性质以及我们每个人如何能更好地理解其中包含的意义。

我们必须将现在面临的考验从实质上视为对自我治理能力的考验。我们不缺乏任何物质资源。人类现在可以运用的力量，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所缺乏的，是控制和引导这种力量的能力，以及控制和引导丰富的生产性资源的能力。

对自我治理能力的考验实际上是三重考验。

第一，这是对价值观的考验，即考验我们为其他事物获得安全而应放弃哪些事物。

第二，这是对我们理性能力的考验，即考验我们是否具有通盘考虑问题以求有效解决的智慧。

第三，这是对自我约束能力的考验，即考验我们是否能坚守价值观从而无论个人代价有多大也贯彻执行政策的能力。

我们的国防开支应该多大的问题，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考验所涉及的三个方面。有些人断言“我们的经济只能承受这么多”，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已用事实证明，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我们的经济可以支持比任何人的提议都繁重千百倍的任务。我绝不会承认我们无法为捍卫自由而付出与任何将来想破坏这些自由的敌人所付出的同样多的努力。

我们愿意约束和组织自己去做到的，才是我们的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我们可能无法同时办到既拥有所需要的国防又拥有其他所追求的一切，但只要我们愿意削减与做出某种努力相冲突的不切实际的需要，我们需要做出多大努力，便能拥有做出这种努力所需要的资源。

我们最应该重视什么？对这一问题的选择，现在被应该如何在人口的主要部分中分摊国防成本的激烈斗争弄得模糊不清。来自每个人口主要部分的压力集团都在竭力将国防负担转移至他人肩上。这种“控制他人但别管我”的态度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发生通胀的主要原因，这种态度现在依然是让我们在冷战中深受困扰的通胀的主要原因。

就解决国防成本而言，我们这个民主社会未能设计出（或者未能采纳在其他社会出现的）迫使我们每个人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后的约束技术。

我们也未能通盘考虑为求生存政府在冷战中应扮演何种适当角色的问题。有些人只想到减税，但并未意识到，只是凭借征税，我们便能为自己珍惜的一切动员必要的国防力量。然而，有些人不断提出联邦政府应该大规模开支的新计划，却没意识到征税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的种种局限。

税收负担越重，便越难以做到负担在人口所有部分之间的公平分担。我们已经体会到，在战争中，人人公平承担为国家而牺牲的义务，对于维持全国斗志至关重要。我们还体会到，有些事情必须暂缓，才能让更关键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现在似乎并未认识到冷战的存在要求我们做出类似考虑。

如果征税权力因其他不太重要的计划而使用至极限，或者，如果我们的税收和通胀制度允许对某些公民施加不公平的负担，那么公众对即使最为重要的政策的支持也会削弱。我们不能用和平时期的经济标准和公众道德标准打一场冷战。

我对支付较高税款从来没有怨言。虽然我认为政府支出中有很多可以消除的浪费，但我恐怕不赞成减税，除非我们的国防已变得安全，政府信用已变得稳固。我不妨强调一下，稳固的政府信用对于安全的国防体系极为重要。没有稳固的信用，政府在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状况时对国家的管理都会受到削弱。

目前，我们能听到很多关于发展一种新式“终极”武器的议论，很多人相信这种武器可以解决我们的安全需要。洲际弹道导弹一旦研制出来，可能的确会给战争技巧带来革命性变化。然而，即使洲际弹道导弹的制造在完善以后，我们仍然要面临自我治理能力的考验——考验我们能否通盘考虑问题并自我约束以优先解决最重要问题的能力。

在87年的人生途中，我见证了一连串的技术革命，但是没有哪一项技术革命革除了对个人品格或思考能力的需要。

*　*　*

谈论约束和思考的必要性可能听起来像老派的布道词。不屑于理会古老真理的倾向，是给社会带来困扰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倾听这些真理，对其中包含的原则也会点头认可，但就是不采取行动将真理付诸实践。既然我们不认真思考应用这些古老真理需要做到什么，那么它们依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令人悲哀的是，教育中的一些主要趋势似乎正在强化这种忽视行为。太多的学校非但不教导年轻人如何思考，反而认为如果让学生保持兴趣，自身的任务便告完成。课程是丰富了，囊括每一个能想到的科目，而训练方法却让人不敢苟同。专业化学校设法培养出技术专家，随之而来便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是积累了大量信息就表明接受了良好教育。

但是，获得信息并不能有效地取代思考。我引用一个经历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个经历离现在不远，我们多数人都会记忆犹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很多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预测，战争的终结将会造成1000万名以上的工人失业。这一大难临头的预测当时有一堆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支持。

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拜耳尼斯请我和我忠实的同事约翰·汉考克拟订我们由战争转向和平的指导性计划。战事一结束，我们并未看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与之相反，我们的报告倒是预测会出现无与伦比的“冒进式繁荣”。报告于1944年2月发布后不久，我进而断言战争结束之后，无论如何都将会出现至少5～7年不间断的经济繁荣。

这一预测的根据何在？我们没有对购买力做任何统计研究，没有对“消费者态度”做任何统计研究，没有对经济占卜师猜测未来时强调的任何其他指数做任何统计研究。我的判断主要基于战争结束后半个世界将处于一片废墟之中这一事实。我深信什么也无法阻挡世界重建。正如我当时告诉同事的，“男人和女人，民族和政府，将会乞讨、借贷，如有必要将会偷窃”，但他们总会找到办法来重建家园，来满足战争期间无法满足的需要。

我想说明的要点是，不加判断和思考的信息几乎没什么价值。

要想做出明智合理的判断，我们必须聚焦于整个形势，着眼于全局。较为优秀的教育者现在逐渐认识到，受教育者需要的并非熟知专门细节，而是能够将不同问题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事物独立存在，一切事物往往都与其他所有事物互有交集。如果希望使某个层面的行动切实有效，通常需要在一些支持性层面做出大量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争取采用总体解决方法而非逐个解决方法的斗争正是长期努力预防通货膨胀的核心问题，很遗憾，斗争没有获得成功。国会和执行机构的多数官员辩称，只要控制货币总量便足以预防通货膨胀，或者辩称，仅有少数物价必须加以控制，而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基本上可以顺其自然。我反对这种零敲碎打的预防通胀做法，警告说需要在整个国家经济层面采取一系列完整的行动，将这些行动作为同步动员我们所有资源这一总体行动的一个个相互联系的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又为争取从总体角度解决问题而奋力抗争——这次与缔造和平有关。就在我们制定出要赢得战争的全球战略时，我竭力主张应该制定与此战略对应的总体战略，以囊括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每一方面的斗争，如此一来，我们便能让自身力量发挥出最大优势。很多官员发表讲话，强调采取“总体外交”的必要性。但是，将一个统一的全球战略的诸多相互关联部分整合在一起的艰巨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这一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渴望得到快速而易行的解决办法。美国公众颇费时日才领悟到要实现世界和平没有捷径可走。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任务将会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终身为之努力。

对于提出的每一项行动，我们最好不仅要自问这一行动预期可以实现到何种程度，而且要自问这一行动无法做到的究竟是什么。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付出的努力必须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核心问题，而不是令人分心的次要问题。我们面对的困难越复杂，铭记这一点便越重要，因为试图逃避我们难以处理的问题是人性之必然。

人们在面临最严峻的危机时，会忙于争吵无关紧要的琐事，我们常常为此深感触动。我对这种为细枝末节而争吵的行为反映了对某种形势的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表示怀疑。相反，我认为这种行为反映了或许可以称之为“分心定律”的规律所起的作用——当人们发现自己受困于某个问题并遭遇挫折时，人们便会创造某个分心之物来追求。

人类始终设法以能量来替代理性，仿佛奔跑得更快会让人获得更好的方向感。我们应该不时地停下脚步自问，我们付出的努力是否专注于问题的症结所在——若要得到可以控制的结果则必须解决的事情，或者自问，我们是否在次要问题上耗费了自己的精力，而这些问题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毫无疑问，在寻求和平的斗争中，分清主次问题极其重要。我相信，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使其他所有问题都显得无足轻重。除非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否则持久和平的基础不可能存在。

第一个问题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以及德国如何再次统一的问题。只要德国保持一分为二的状态，每个国家都必须谨防将来哪天用武力实现统一的企图。这一巨大的危险是需要北约快速反应部队（NATO）存在的主要原因。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德国的某些集团利用内部“革命”或军事政变作为武力“统一”德国的手段。

要想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必须在东欧西边驻扎可以让西德阻挡上述企图的军队。这些军队必须能随时快速投入军事行动，而不是停留在纸面讨论之上。

即便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军队撤出东欧而美国军队撤离西德，北约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在美苏双方获得比目前多得多的相互信任之前，从东西德撤军也只能算是有所提防的解决方案。

只要德国问题一直不解决，我们就很难看到如何才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裁军。

要实现持久和平，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建立一种万无一失的机制来检查和控制各种形式的核能，只要有违背协议的举动，便严惩不贷。一旦达成这种协议，应该不允许任何一方将来宣布协议无效。

我有幸曾代表美国政府向联合国陈述的国际核能控制计划，并未假定美国将永远保持核能的垄断地位。我们当时很清楚，我们迟早会看到其他国家发展出核武器。然而，是1个国家还是61个国家占有核武器，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任何国家都无法对核毁灭拥有有效保险，除非存在一个确保可以防止核能转向军事用途的国际机制。

如果说现在有什么不同，那么控制核能的必要性将随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多而上升。即使是苏联人也将逐渐认清这一点。时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的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y Vishinsky）在离世前几天，邀请我出席在苏联驻纽约领事馆举行的招待酒会。酒会进行当中有一会儿，我们俩发现身边没人，我告诉他，我认为他们政府反对有效控制核武器实在不明智。

“现在制造原子弹越来越容易了，”我提醒他说，“很快其他国家就会拥有核武器，甚至连你们的卫星国也会拥有核武器。那时你们怎么办？”

我接着又对他说，在美国西部边疆有一句流传已久的格言——男人有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便可以做到人人平等。“一旦较小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它们甚至可以威胁最强大的国家。”

我最后对他说：“控制问题现在还相对容易，因为目前只有两个国家拥有这种武器。等以后其他国家也拥有了，你们可能会想要一个控制机制，但那时已太晚了。”

这次酒会之后，在与苏联高级官员——安德烈·葛罗米柯、雅各布·马里科、德米特里·谢比洛夫举行的其他会议上，我重申了同样的观点。我不知道这一观点是否被他们充分理解了，但在1956年和1957年的裁军谈判中，与这种观点相似的考虑可能对苏联人表现出的态度产生了影响。

无论苏联人所持态度背后的真实想法如何，世界面临的选择依然未变——要么真正实施控制，要么毫无控制。禁止核武器试验不会解决这一问题。即使这些试验被中止，核攻击的致命危险也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指望较小的国家永远接受目前只有大国才拥有这种武器的形势，除非较小的国家受到保护，可以免于遭受核攻击，否则它们将继续寻求获得自有核武器的办法，而这又必然要求它们试验这类武器。

如果在所有核武器上可以建立有效控制，那么令人担忧的放射性尘埃的危险会随之消失，也不再需要任何试验，全世界的科学家将共同努力以扩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可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影响来真正地有效控制所有核武器，而不只是更好地限制核试验。

同样的道理，旨在扩大核能和平利用范围的任何措施，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做出的建立国际原子库的提议，都值得赞赏。但是，无论不同的国家将什么交托给一个核能和平利用机构负责，它们仍然会隐瞒较大一部分开发核武器的可裂变材料。核攻击的危险不会减弱。

如果核战争的威胁不能锁定，那么我们睁大眼睛面对威胁，较之受某种无意义的协议欺骗而产生虚假的安全感要好得多。

我们绝不应该放弃寻求某种有效控制的手段，我们应该始终倾听并研究任何国家做出的有关提案。但是，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对和平的深切希望或对另一场战争的恐惧心理蒙蔽我们的双眼。否则，如果我们想维护我们的自由，并想拥有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能享有的真正和平，我们便看不到必须直面的事实。

几年前，我给一些大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我总结了一直以来指引我的行动准则。

我特别指出，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衰退、奴役与自由的周期性交替循环是人类历史的一大特征。每次大破坏之后，总会出现重建，而重建也总是让人类的成就提升到新的高度——至少从物质标准来看是如此的。

然而，今天我们怀疑我们的文明是否能经受另一次周期性大破坏。我们不希望由来已久的崩溃和重建的往复循环再次出现，我们渴望建立某种持续进步的体系。我相信，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强烈意愿。

要打破这种破坏和建设的循环周期，我们必须让自己摆脱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自我约束的理性之路，以避免哑然的屈从和盲目的反抗。

我之所以相信理性，并非由于人类过往的历史已展示的智慧，而是因为理性依然是人类进行自我治理的最佳工具。每当某种疯狂席卷社会时，理性首先沦为牺牲品的可能性并非微乎其微。无论是完美还是乌托邦，都不在人类的掌控之中。但是，如果说过度狂热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那么我们也可以避免陷入过度恐慌的绝望——如果我们学会全面思考问题，学会认清我们最珍视的事物，并且学会作为个人和一个国家来组织自己以便务必做到凡事应有轻重缓急。

父亲和母亲是一对佳偶。家里用的《圣经》上有一行字记录了母亲的出生，这行字是“上帝赐福予她”。我乐于认为这行字预示着母亲与父亲将来会缔结婚姻，因为“巴鲁克”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得到赐福”的意思。

孩提时代，我既腼腆又敏感，是一个颇为依恋母亲的男孩。我脸上长着雀斑，身材相对矮小—并且，我发现我很难控制得住自己的脾气。

22岁时，我热衷于拳击。在拳击台上，我学会了自我控制，这令我终身受益。

35岁时，我已是久经历练的投机家，也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但我常常想，要是早年没有放弃学医的打算，那该多好啊！

只是瞥了一眼，我就对身材高而苗条的安妮·格里芬产生了好感，但在7年之后，我们才最终结为伉俪。

母亲和父亲为四个儿子感到骄傲，并立即接纳了我的妻子安妮。

我在商界的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朋友，克莱伦斯·麦凯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早期汽车价格昂贵，性能不稳，但我热衷于飙车，还经常把车运到国外疯玩。

你在哪儿也听不到像托马斯·莱恩那样轻柔、缓慢、文雅的南方嗓音，但他行动起来快如闪电，他是我认识的最为足智多谋的人之一。

丹尼尔·古根海姆成了声名显赫的古根海姆家族的领袖，凝聚力是家族做大做强的首要动力。他们创造了财富，也善于运用财富，将之用于支持学术、艺术、音乐和科学。

由Brown Brothers提供

我平常见到衣着华丽的人，无不想起“钻石吉姆”布拉迪。不过，尽管那么嗜好炫耀自己，他可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与朋友相处也会让人极为愉快。

威廉·柯罗克尔是那种在处境艰难时也不抛弃客户的银行家。他总是非常注意细节，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富有个性魅力的人之一。

由The Bettmann Archives提供

华尔街“上支角”就是老华尔道夫酒店。坐在中间桌子旁从左至右分别是阿瑟·豪斯曼、詹姆斯·基恩和雅克·菲尔德；独自一人坐在画面右边的是“赌100万”盖茨。他们都属于“华尔道夫那群人”。

父亲在物理医学与康复治疗方面从事的开创性工作，启发我帮助贝勒福医院建立了物理医学与康复研究所。该研究所现已成为全世界同一领域的模范机构。

由The Bettmann Archives提供

爱德华·哈里曼身材瘦小，但拥有巨人般的能量，且富有想象力。他是我初入华尔街时竭力效仿的人。

由The Bettmann Archives提供

很遗憾，因为谈话时有一个词选择不当，我便失去了与年长的J.P.摩根合伙进行风险投资的机会。摩根显然是他那个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金融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我拉出华尔街，带进公共事务领域。卸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一职后，伍德鲁·威尔逊总统召我协助他起草和平条约。在巴黎和会上，我结识了法国的路易斯·卢舍尔、温斯顿·丘吉尔和戴维·劳埃德·乔治。

由David Goodnow提供

1929年，赫伯考那幢格局零乱的白色木结构大房子毁于一场大火，我在原地建起一座带柱廊的红色大砖房。这些是我赫伯考相册中的几张快照：凯因斯兄弟中的三人和我们的大厨查理，我的种植园总管吉姆·鲍威尔，正在打鹌鹑的我自己。

1917年，父母在纽约Sherry’s酒店举行的聚会上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

[1] “败局命定论”是美国南北内战后南方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认为南方邦联从战争一开始便注定遭遇失败的厄运，因为他们面对的北方联盟“在军力和后勤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但他们仍然为维护南方各州利益这一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雄般的战斗。“败局命定论”为南方退伍军人协会和南方邦联女儿会等纪念性组织所吸收，有助于南方度过战后政治、社会和经济巨变。——译者注

[2] “土匪联盟”（plunderbund）是指商业、政治和金融等利益集团结成的剥削、劫掠普通大众的一种联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