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

序二

得道者多助

——常劲

我与李录君30年前相识于北京。彼时我在北京大学读大三，而他是南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大约一年后，我们又在美国旧金山见面。那时他是耀眼的明星，被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学院录取，名字常出现于中、英文各大媒体。而我刚到美国不久，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的穷人区，正在为生计苦苦挣扎，对前途一片茫然。在当地一个大型活动中，他是台上的演讲者，我是台下芸芸听众之一，他竟然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走过来热情地与我拥抱，让我感动不已。从此，我们成为好友。

1994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MBA项目录取，机缘巧合竟然成为李录君的同班同学，一起在哥大度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一起毕业。毕业时，李录君同时取得三个学位——哥伦比亚学院的经济学本科学位、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法学院的法律博士学位，是哥大历史上第一位同时获得三个学位的学生，并作为学生代表在哥大1996年的毕业典礼上发言。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投资人，一年后就创办了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并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基金；而我则加入了波士顿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1999年在互联网的大潮中离职创业，失败后加入了一家初创的网络媒体公司。2006年，当我决定要离开这家公司时，李录君邀请我加入喜马拉雅资本，从此成为他的工作伙伴，一眨眼到今天已13年了。实际上，从离开商学院到加入喜马拉雅这段时间，我们的职业轨迹也一直有交集。他是我最早的天使投资人，又是我后来加入的创业公司的主要股东。离开学校进入商界后，我的人生道路和他紧密相关，一直得到他的帮助。

我常说他是我人生中的“三老”，别人听了总以为我在开玩笑。年轻时说他“老”的确有些开玩笑的意思，但他真的也是少年老成。现在我说的“三老”却是认真的，是老友、老板和老师。

说李录君是我的老师，并没有恭维的意思。李录君热爱读书，知识渊博。他想问题特别深，问起问题来就像针锥一样尖锐，任何想法和说法如果有漏洞，到了他这里都无法蒙混过关，都会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且他说话特别直率，不讲人情，不管你是至亲好友，还是专家权威，都一针见血，直接扎在你的痛处，所以也常常惹人反感。

开始与他接触的时候，这一点让我很不舒服，觉得他太“圪”，太锋芒毕露、不留情面。后来慢慢了解他的个性如此，对个人并没有任何成见，只是看到有问题的地方，就会忍不住要讲出来。和他在一起交流，只要放开胸怀，畅所欲言，即便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争论完就过去了，他绝不会放在心上。

而且我慢慢发现，往往最后证明他总是看得更全面，他的观点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特别是在和他一起工作后，由于我们工作的性质更由不得半点不懂装懂的空间，于是我的想法和工作有了更多被他批评的机会。从开始的抗拒，到反思和适应，慢慢到敞开心胸向他学习，渐渐懂得他的这种“对知识的诚实”不仅是一种学习态度，而且是一种价值观，驱动着他在投资上不断精进，在思想上探索求真。今天回头来看，他教我的不仅是价值投资的真谛、学习和研究的真谛，而且是做人的真谛。

感谢李录君这么多年对我的耐心，把他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于我。如果在我的事业上、在我的思想上有任何稍稍优于常人的地方，那一定能归功于李录君的教诲，所以我称李录君为老师绝不为过。

当李录君请我给他这本文集写序时，我的内心其实很矛盾。能为李录君的文集写序，自然是我人生的一大荣耀。以李录君在事业和思想上的成就而言，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凤毛麟角的人物，尤其在事业和思想上同时达到如此高度，在我了解的世界里绝无仅有。

***

因为人生中有很多共同的经历，李录君和我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其中之一是中国，特别是关于中国过去为什么落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了我几十年，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更谈不上自己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对这样的大问题，我和很多喜欢思考的朋友一样，想一想或者时有见地也就放下了，不再深究，再多思考，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可幸的是，李录君在这方面的思考比我深入得多，而且乐于与我分享，让我受益极大。回顾我和他过去十几年的交谈和讨论，我觉得他是从2008年、2009年这两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开始产生质的飞跃。而这两年恰恰是他在事业和生活上都面临巨大困惑和挑战的时候，那时我们经常在帕萨迪纳市政府的花园里散步、聊天、谈心，当然主要是我听他讲。关于中国的话题自然也谈得最多，从历史谈到现代，从文化谈到经济。他的阅读量巨大，知识面极广，大量的信息都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

2009年4月，李录君有了把Poor Charlie’s Almanack（《穷查理宝典》）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穷查理宝典》是海外价值投资界《圣经》式的经典之一，它囊括了查理·芒格先生毕生的思想精华和重要演讲，内容既有关于投资的，又有关于学习和思考的，还有关于人生的，翻译和出版工作需要一个专业团队来完成。李录君的好友、知名作家六六特别支持这个想法，专门把出版人施宏俊先生介绍给我们。

施宏俊君在国内出版界是响当当的人物，在发现优秀作品上眼光独到。我们相约7月在香港见面，商谈《穷查理宝典》的翻译和出版事宜。在香港，因为有好学好问的六六在，李录君特别健谈，从《穷查理宝典》谈到他自己对投资、人生、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因为芒格先生本身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好学的六六君对天下所有的事都好奇，无所不问，李录君竟然也无所不答，涵盖了金融、商业、经济、科学、技术、人文、历史、哲学，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胸有成竹、信手拈来，既引经据典，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他对中国历史认识之深刻，已自成一体！

2009年7月中旬至2010年3月底这段时间，我们集中精力翻译、校对和修改《穷查理宝典》中文版。施宏俊君找到李继宏先生做翻译，李继宏的译稿发给我们后，先由我做第一轮的校对，由六六君再次校对和文字润色，最后由李录君终审把关，然后才发回给出版社编辑，力求翻译后的文字符合原文的意思，并尽可能真实反映原作者的行文风格。

读过《穷查理宝典》的人都知道，芒格先生一生研究的兴趣范围不仅限于投资、金融和商业，还囊括了硬科学和软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书中有大量的专业术语、历史人物的故事和语录，还有很多风趣的比喻以及芒格先生特有的语言风格，特别是芒格先生善用反向思维和冷幽默，加上东西文化在思维范式上有很多细小的差异，如果对芒格先生的思想没有深刻的认识，翻译中自然会有大量的错误。故而即便有李继宏、六六和我三人前期的工作，李录君依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做修改和校正。事实上如果没有李录君把关，《穷查理宝典》中文版的翻译质量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在此期间，李录君还写了《穷查理宝典》中文版的序言——“书中自有黄金屋”。该文发表后成为长期在网上热传的一篇佳作，我个人以为这正是他本人思想成果发生井喷的起点。

2010年5月5日，李录君在家中举办了一个私人聚会庆祝《穷查理宝典》中文版的出版，邀请了南加州各界朋友参加，并在邀请信中附上了他给《穷查理宝典》写的中文序言。聚会结束后，有几位朋友留下来，听李录讲人类的进化和中国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进化论的原理解释文化的形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李录君和时任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的马清运君讨论的一个有关建筑设计方面的问题，李录君用地理在人类进化中的影响很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建筑设计中使用树木和草坪的原因。

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当我们在帕萨迪纳市政府的花园里散步和聊天时，他讲的最多的是如何用进化的观点看待各种问题，包括投资中国的问题。他给我详细讲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以及生物学家及人类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的《社会性征服地球》（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这四本书对他的影响，以及他自己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的一些重大发现，特别是在为什么现代化没有在中国发生，以及中国未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上，他已然形成了一套独特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最开始，我的质疑比较多，后来更多的是赞同，最后彻底信服。我鼓励他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与更多人分享他的思想。起初他十分犹豫，后来在几个不同的朋友聚会的场合，他和在场的朋友们分享了他对人类文明史和现代化的最新理解，令大家耳目一新。2012年8月的一天，我拿着录音笔，请他把关于人类文明史和现代化的理论从头到尾讲一遍，我找人整理成文字，正式开始了《李录谈现代化》的文字记录整理工作。

此后近8个月的时间，由李录君口述，我和喜马拉雅的同事做文字整理，整理好的文字再经过李录君亲自修改和校正。2013年4月初，我们终于完成了《李录谈现代化》的第一个版本，恰好是他47岁生日当天。

完成后我们把这篇近5万字的长文发给朋友们相互传阅，获得大家的热烈反响，国内竟然还有朋友把文章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做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虎嗅网的创办人李岷读到这篇长文后联系李录君，希望在虎嗅网首发。经过李录君再次修改和编辑，2014年5月正式以《李录谈现代化》系列专题的形式在虎嗅网发表，分成16篇，每周发1篇，同时也在李录君个人的微博发表。系列文章发表后，每一篇都在网上热传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当年虎嗅网最热门的系列文章。

***

本书的上篇“文明、现代化与中国”收录了《李录谈现代化》系列的16篇文章。《李录谈现代化》应用新史学的科学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结合李录君个人30多年积累的思考、解读和论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的诞生和发展提出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中国未来，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以及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一些探索和预测。在他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幸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并直接同他进行深度交流和脑力激荡，我对他的思想体系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也通过微博和微信，与朋友们分享过自己对《李录谈现代化》系列文章的一些零碎的感受和体会。我也注意到，因为李录君用浓缩精炼的文字和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全新思想框架，来重新解析人类从走出非洲开始横跨数万年的文明史，并探讨有关人类文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历史话题，一些读者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因其中引用的大量史料和涵盖的知识领域远超我的知识范围，我在阅读时，也有相当吃力的感觉，不得不临时恶补很多关键知识。

为帮助各位读者更好地理解李录君关于人类文明进程和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阐述，我整理了过去在网上发表过的那些零碎的读后感，添加了个人与作者在交谈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以我之见，李录君对人类文明史和中国历史的全新理解和认识，代表了我们60后这一代人对世界及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最深刻的思想探索，尤其是李录君对现代化本质和铁律的认识和理解，是一次思想上的飞跃，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理解了现代化的本质和铁律，就能理解为什么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持续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首先，李录君在研究历史现象的方法论上突破了“大历史”学者的宏观分析法。李录君采用了伊恩·莫里斯教授创建的社会发展指数，用量化的方式来观察和研究历史，同时采用了在历史、考古、地理、气候、天文、生物、遗传、经济、社会等多个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发现，用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来深入探讨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做出合理、可靠的解释，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事件做出合理、可靠的预测。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是用关于人类摄取能量、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和战争动员四个方面能力的具体参数总和而成的，这些参数可以用科学的办法从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提取出来做成图表，从而让我们看见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尤其是东、西两个文明中心发展的轨迹和比较。

李录君认为人类进化具有双重性——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达尔文的进化论阐述了生物进化的历程。但人类进化和生物进化还有不同之处，是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双重结果。文化进化，是人类通过文字、信仰、艺术等形式、通过一代代人学习和知识的累积进行的，其继承和发展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遗传，因此拉开了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距离，而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就是本书中定义的文明。

在莫里斯人类社会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李录君提出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1.0采集狩猎文明、2.0农业畜牧业文明、3.0科技文明。这种分法与传统我们所熟知的用社会发展形态或制度演进的分法不太一样，它与文化和社会制度没有直接联系，完全根据莫里斯指数曲线增长的不同阶段来区分的，体现的是莫里斯指数曲线增长的情况。从莫里斯指数来看，人类文明在大约7万年前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人类走出非洲并在之后的几万年遍布全球。在此过程中，人类祖先表现出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智慧、想象力、创造力和进取心，虽然生活方式上并没有比在非洲时发生巨大变化，依旧是采集狩猎的原始状态，但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并覆盖全球，濒临灭绝的机会大大降低，为下一次文明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李录君认为，公元前9600年左右农业文明的诞生是地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礼物。在这一点上，李录君采用了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成果，认为农业文明中心最早出现在所谓幸运维度带上，西方在西南亚的侧翼丘陵地带（Hilly Flanks），中国在两千年之后出现在黄河长江流域，而美洲和澳大利亚因为地理隔绝基本上没有农业，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从农业文明的诞生开始就逐步形成了。李录君认为，东西方农业文明经过三次冲顶的尝试，到公元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英国出版《国富论》、美国的国父们发表《独立宣言》以及瓦特在伯明翰宣布制造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这三件事，标志着人类文明跃升到3.0阶段。在这里李录君没有把3.0文明按惯常说法称为工业文明，而是把它命名为科技文明，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蕴有深意的——它体现了李录君对现代化这个概念的深刻理解。

为了阐述人类文明从1.0到3.0的演进过程和机制，李录君从第三讲开始到第十讲，一共用了八个篇幅回顾历史，从7万年前人类文明的起源到19世纪现代化的传播以及20世纪现代化的道路之争，讨论涉及和囊括了地球的气候变迁、人类祖先智慧人猿的出现、人与动物在生理和智能上的根本区别、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为什么现代科学革命出现在欧洲、现代化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现代化没有在中国诞生等重大问题。

第十一讲——“现代化的本质和铁律”是李录君谈现代化十六讲系列文章中最深刻、最具原创思想的一篇。“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东西方都曾是一个比较泛滥的概念，无数学者和哲人都对何为现代化有过深刻的思考、研究和论述。现在比较被广泛接受的认识是，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一个过程。而围绕着这个概念而提出种种问题，例如现代化这个转化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是单一的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等等，至今尚有争议。近几十年在西方社会，因为绿色环保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更出现反现代化的潮流，追求回归传统，回归原始，回归农业时代无现代科技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仍然停留的在工业化的层面上，尚未洞悉现代化的本质。

在上篇第二讲——”文明的轨迹”一文中，李录君应用伊恩·莫里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指数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从莫里斯的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图表上可以看到，公元1800年以后，西方率先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东方从20世纪起也开始起飞，东西方社会都呈现出火箭式的发展，社会发展指数出现持续复合增长的状态。他把这段时期人类的文明称为3.0文明，并称之为科技文明。

为什么李录君把1800年以后的人类文明3.0称为科技文明而非我们惯常理解的工业文明？

在上篇第八讲——“现代化的诞生”一文中，他敏锐地观察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和瓦特蒸汽机的发明这三件互不相干的事件在同一年里发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分水岭，此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发而不可收，从英国开始向全球蔓延。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了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制下的有限政府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纵观从工业革命开始持续至今全球最成功、最发达的国家都具备这三个关键的要素。

他把现代科技和自由市场的结合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他指出，人类就本性而言情感上追求结果平等，理性上追求机会平等；对结果平等的追求使得人类文明的任何进步都会最终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建立了提供机会平等制度的社会都会繁荣进步、长治久安。而自由市场经济给每个人提供了真正的平等机会，让所有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才华，获得自己应得的经济果实。他称这种体制为“经济贤能制”。在这样的体制中，现代科技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得科学技术能迅速转化为新的生产力，使抽象的想法迅速转化为产品，并被迅速地用最低成本的手段生产出来，投入市场提供给每个消费者，通过自由市场的机制创造出财富。而宪政民主制下的有限政府则为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和私人财产提供了保护，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自由空间，为自由市场经济按规则运行提供了基本保障，让社会财富在机会平等的原则下通过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机制进行分配。所以在李录君看来，现代科技与自由市场经济无缝结合才是3.0文明最核心、最本质、最成功的社会形态。

在此基础上李录君非常有创见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现代科技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得人类经济进入到一个可持续的复合增长的状态。而进入到这种状态的社会和国家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

为什么现代科技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能使人类经济进入到一个可持续的复合增长的状态？李录君应用了古典经济学大师、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来做解释：两个具有不同能力的个人，如果他们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特长，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在互相交换后合起来反而更多。这可以用1+1>2的数学公式来表示，如果交换的人越多，市场越大，创造出的增量就越多。李录君更进一步指出，这说明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个规模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这个结论，在今天早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见，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早已经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解开了社会分工加自由交换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秘密。而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一书中更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发展出比较优势的理论，用于解释国家间自由贸易能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并使双方互惠的原因。但1+1>2不能完全解释现代经济长期呈复合增长的现象。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参与到自由交换的市场中、社会分工极大化时，社会财富的增长达到极限。李录君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他指出了人的知识积累对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增量的放大作用。他用1+1>4的数学公式来表述：“不同的思想交换的时候，交换双方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对方的思想，而且在交流中还碰撞火花，创造出全新的思想。正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的这种特性，使得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创新，当现代科技与自由市场结合时，效率的增加、财富的增量以及规模效应都成倍放大，这和人的无限需求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断复合增长的现代经济。”

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在他的《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一书中提出思想的交换导致创新的论断，他用“思想之间互相做爱”（Ideas having sex with each other）的著名比喻来表述。李录君把里德利的想法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用1+1>4的公式简单明了地表述了人类知识指数增长的原因，并用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科技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情况下，现代经济会出现持续指数增长的特性。

李录君最有创见的地方是他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规模效应以及现代科技对这种规模效应放大作用，并由此推断出3.0文明的铁律。他在文章中指出，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机制，现代科技的介入使得这一过程异常迅猛。这样在相互竞争的不同市场之间，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人、社会、企业、国家，离开这个最大的市场之后就会不断落后，并最终被迫加入。他更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正是3.0文明铁律的必然结果。全球化以后，商品、服务、科技、金融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整合、拓展、加深，让离开这个市场的代价越来越大。

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一书中描述了全球化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并试图探讨全球化现象的深层原因，但他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当然，作者本意可能并非要解决为什么会发生全球化的问题。李录君提出的3.0文明铁律解决了我读完该书后一个长期的思想困扰，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上篇十二讲到十六讲这六篇章节中，李录君应用他对人类文明进程和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以及对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做了预测，讨论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前景，3.0文明时代的中西方关系，以及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

在对中国文化的讨论中，他提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五伦的基础上，加入“第六伦”来定义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并用诚实作为“第六伦”的道德准则。在对中美关系的讨论里，他认为，地理位置在东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差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地理位置的独特性，让中国出现了大的帝国，最早发明了“政治贤能制”。而同样因为地理位置，西方最早发明了“经济贤能制”，并且最早进入了现代科技文明。西方与中国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文明传统，也带来了对彼此相互解读时一些天然的偏见。理解这些，对理解中国和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异同极其重要。长期以来，我本人在中国如何现代化的思考上有一些困惑。李录君总结提出的“政治贤能制”和“经济贤能制”令我豁然开朗，对中西方现代化进程上的异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前景，李录君认为，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走了很多弯路，只有当中国真正地达到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并在国内外较为和平的大环境下，现代化在中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发生。根据他的理论框架，他预测在同样的条件下，中国未来几十年里，现代化会进一步发展。与2.0文明时代不同，在3.0文明时代，世界的统治秩序已从占领土地过渡到主要以世界市场主导权为手段的时代。因为3.0文明的铁律，最大的市场终将会成为唯一的市场。认清这个时代的特点，对中国在现今世界秩序中的选择尤为重要。

我认为，李录君所提出对现代化本质的认识以及关于文明3.0铁律的论述，不仅能从理论上为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解开关于现代化的种种迷思，也能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文明发展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李录君的3.0文明铁律一旦能被广泛地论证和接受，将对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重新认识和理解，以及对未来人类文明进程的展望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本书的下篇“价值投资与理性思考”分两个部分，其中“价值投资与中国”部分收录了李录君有关价值投资的文章和演讲，其中最重要的三篇是他对价值投资的内涵及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实践的思考和论证，这部分文字记录了李录君对价值投资的基本思想、价值投资和现代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可行性等方面的思考、理解和认识以及他在投资生涯中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在价值投资的思想大厦中，李录君贡献了他的理解、认识和实践经验。他对价值投资之合理性的论证为价值投资的理论打下了新的基石；他将自己对人类文明进程和现代化的独特解释和理论与中国的文化、历史特点相结合，应用于价值投资的实践，在这座宏伟的思想大厦里构筑了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

第二部分“阅读、思考与感悟”主要收集了李录君的一篇书评和四篇感悟，谈到人性及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能力圈及对知识的诚实，以及分享他对芒格思想的理解，对未来科技、时代和人生的感悟。

和芒格先生一样，李录君对人性也有很深的理解。他数次与死亡擦边而过，这种人生经历让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为深刻。从小深藏于基因的独立特行和桀骜不逊让李录君年轻时与现实中的一切现状、偏见和权威格格不入，也因此常陷于他人的压制和诽言，这些都使得他对人的本性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好奇，在我看来有时甚至到了一种“钻牛角尖”的地步。稀疏平常的事，他也要问个究竟，而且总能发现更深刻的原因，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洞察力。比如说，他提出市场的存在是对人性的考验和惩罚的观点，这是我怎么都想不到的。

价值投资是一个说的人多但真正实践的人很少的小众领域。李录君在这个领域又是寥寥几个真正对价值投资具有深刻理解和洞见，并且在实践中表现出色的投资人之一。因为谦逊低调，李录君在公众媒体中很少露面，故他在职业上的成就常常被人们忽略。事实上以他的二十多年的投资业绩和个人管理的资金规模来看，他是全球投资界最顶尖的投资人之一。他在投资上的成就不仅得益于芒格、巴菲特、格雷厄姆等大师的教诲，得益于大量的阅读、学习和思考，更得益于他本人的修养和品格。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很幸运地从李录君那里学到了很多价值投资的理论和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他的指点和打磨，在工作中得到他的信任和督促。我从一个价值投资的门外汉成长为一名专业人士，甚至代表他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享受学生们叫一声“老师”的满足感。但知识和技能并不是我从李录君那里获得的最宝贵的收获，他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才是我最珍视的。在对“受托人的责任”（Fiduciary Duty）的理解上，我没有见过比李录君更认真、严肃的人，对他而言，受托人的责任是我们投资事业的生命线，是我们做人的道德底线，无论有任何借口都不能逾越。我们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以此为出发点，受托人的责任构成了喜马拉雅资本公司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的基石。

李录君还有另外一个品格，对知识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不仅是他常常讲到的，而且在他身上体现的标准之高也是我一生极少见的。学习和思维的惰性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知道了什么，就不再去想自己不知道什么，对不知道的东西往往装出知道的样子，更不会去测试自己知道的东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很难深入下去的一个重要的障碍。而李录君对于知识诚实的要求，用常人的标准来看，是非常苛刻的，他绝不允许不懂装懂，对于不懂装懂甚至有一种天然的本能的反感。我因为过去的职业经验和自己思维习惯上的缺陷，常常会想当然，不懂装懂，每次都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开始我以为他是故意找茬，后来慢慢对自己的缺陷和盲点有了比较客观和深入的认识，对知识诚实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他的帮助下，也逐渐建立起良好的思维习惯，更深刻体会到知识诚实在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过去一直在想，虽然在投资界具有他这样的思想力和洞察力的人不多，但比他聪明和条件好的人却不计其数，为什么他能脱颖而出，达到如此成功的境界，能在市场对人性的残酷考验中屡战不败？后来我逐渐明白了这是术与道的区别。大部分人学到的是术，而求道的人凤毛麟角。李录君便是得道之人，因为得道，所以他能获得多助。在市场波动的惊涛骇浪里，不仅要艺高，还要有一批真正信任和支持你的投资人。他们长期信任你，不仅仅是因为你的业绩好，你的做法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你的职业信用没有瑕疵，你所做的一切和投资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李录君的职业生涯里，最早一批投资人大部分今天还是他的投资人，过去21年里，没有取出过一分钱。这种信任，我只在巴菲特和芒格的故事里听说过，这正是芒格先生所讲的“一张你值得被人信赖的无缝网络”（a seamless web of deserved trust）。

做一件事，坚持一段时间不难，坚持二十多年始终如一对常人来讲几乎不可能。李录君之所以能做到，是他把价值投资的职业要求和他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和理想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达到了道的境界，正如巴菲特和芒格先生。

记得我刚加入喜马拉雅资本的时候，李录君给我推荐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后来又给我推荐了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写的《富兰克林传》（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读到《穷查理宝典》，我才知道芒格先生也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人生楷模。富兰克林是一位大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因为对真知的追求，他的人生充满了智慧和创造性思想，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至高的灯塔。与富兰克林和芒格先生一样，李录君也把对真知的追求作为终身的爱好和事业。他的文章、演讲和感悟中充满了令我激动和鼓舞的思想。相信各位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一定能获得和阅读《穷查理宝典》一样的人生智慧。

2019年4月于美国西雅图市

对该社会指数如何定义计算及提取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伊恩·莫里斯所著《文明的度量》（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