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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智慧是人类的道德责任 ——2017年年度书评及感悟
获取智慧是人类的道德责任
——2017年年度书评及感悟
2017年，中英文都出了一批好书，这里选出两本推荐给大家。
一、《为什么佛学是真实的》
第一本是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的《为什么佛学是真实的》（Why Buddhism is True），副标题是“关于冥修和觉悟的科学与哲学”（Th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Meditation and Enlightenment）。罗伯特·赖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进化心理学教授。我之前看过罗伯特·赖特的其他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道德动物》（The Moral Animal），另外还有《神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God)和《非零年代》（Nonzero）。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者，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位哲学家，更具体来说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的《道德动物》一书对我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我今年很重视他这本《为什么佛学是真实的》的原因之一。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由来。作者是一位进化心理学教授，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是自然选择如何设计人类大脑。我们的大脑是几亿年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这种自然选择的设计常常会误导、甚至会奴役我们，让我们看不清世界和自我，限于桎梏之中——也是很多人类痛苦的来源。但我们对此大多无能为力，因为自然的选择和进化，不是我们人类的自主选择，先天的“动物性”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即使明白这些问题，也不能立即给我们带来解决方案。
2003年，罗伯特·赖特第一次参加了静默正念冥修之旅（Silent Mindful Meditation Retreat）。这种冥修的实践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美国及西方世界越来越流行。这次旅行开启了随后十几年作者对佛教（佛学）全部经义的系统性研究、对冥修（Meditation）的不断实践和修行，并在此过程中与现代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现代脑科学之间相互印证。本书正是作者这十几年研讨实践的成果。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呢？“佛学是真实的”这一陈述并不包括佛学中宗教性的内容，它指的是释迦摩尼最早对于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最基础的洞见和理解。在2500年前几乎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背景下，释迦摩尼通过冥修对人性根本状况进行了深刻洞察，而在此洞察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现代科学对人脑的认识、对进化心理学的理解竟是完全可以印证的。因此，佛学几千年前提出的道德主张、精神追求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和现代科学一致的对人性的洞察，它没有过时，对现代人同样意义深远。这就是此书的主旨。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阐述佛学对人脑基本状况的观察、理解、洞见，指明人痛苦的来源以及解脱方式，把这些与现代科学对人脑的基本认知互相印证。后半部分则着重于讲述这些洞见对人的道德主张、精神追求的意义。
首先，本书谈到关于人的认知。人类的大脑是经过几十亿年生物进化、达尔文式自然选择设计的结果。这种设计的目的不是让人“更幸福”，而是为了让人“更多产”，更能生存繁衍。但是到了现代，人的需求发生变化后，和大脑的这种设计产生了冲突。
我们来回顾一下生命发展的极简历史：大约40亿年前，有一些最原始的、可以复制信息的物质产生，这些物质慢慢地被一个细胞包围起来而形成了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后来又逐渐演化出有多个细胞组成的更复杂的生物组织。这些生物组织进一步发展出拥有很强计算能力的大脑，一些有大脑的物种发展出高度社会性的物种。其中最聪明、最具社会性的一个物种就是20万年前诞生的“智人”（Homo Sapiens，也就是我们自己）。在此之前的进化几乎都是以自然选择的方式进行，智人诞生后开启了进化中的第二场革命性的进化方式，也就是文化的进化。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仅通过个人基因来进行，更重要的是在群体范围内通过文化的传承来进行，这是一种“非自然选择”。所以在智人出现后，进化的速度大大提高，发展迅猛，以至于在20万年后的今天，当初作为“第三只大猩猩”的一个灵长类分支的我们居然掌控了整个地球。如今，全球60、70亿人通过经济、科技联系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整体。如果从今天的维度再向前看，因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这个物种仿佛正在形成一个集体的大脑，每一个个体正在演变成这个集体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这就是过去40亿年生命在地球上发展的极简史。这部极简史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在智人出现后，我们在自然选择之外又出现了另一种进化方式——也即通过个体、集体共同传承的文化进化过程。然而，人类的文化进化也是通过人的大脑来进行的，而这个大脑正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设计的产物，所以这两者带有先天性的矛盾。
我想象2500年前，释迦摩尼也可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冥修，发现通过冥修这种实践可以让人的文化意识去观察、理解、从而最终征服人的生物意识。换句话说，冥修可以使作为人的一部分的大脑，超越人自身的动物性限制，去了解人的全部，了解与人相关的社会和宇宙。这一发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堪称伟大。书中，赖特教授用大量现代、当代的脑科学、进化心理学的实验和知识为这一发现提供科学印证。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认知。
自然选择设计的大脑让我们永远处于一种不满足的状态，只有不满足，才能让我们更多产。但这种不满足的状态很难和人在文化进化上的追求相容，比如说对“幸福感”和“意义”的追求。这就是人永久性的不满足、痛苦的来源，人身上“动物性”、“人性”和“神性”三者矛盾的来源。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理性的人总是希望能完全控制自己，自己做自己的CEO，但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当我们用理性思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理性化”。合理性（Rationality）实际上是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依据现代科学对大脑的认识，大脑其实是一个模块化运行的系统，应对不同的环境有一套不同的方案，启动这些不同模块的方式是通过感情。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在理性思考时，实际上是通过感情在思考，也就是说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感情动物。启动这些感情的是不同的生存状态、不同的环境。这些感情的核心是“以自我为核心、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来衡量其他一切”。这种思维必然会化分敌我、零合，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有时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穷的痛苦。这些在佛学中都有很具体的阐述，现代科学也进一步印证了为什么人的思维是这样设计的，核心在于大脑是自然选择设计的机器。做为自然设计的大物种——人，我们的大脑有几亿年进化历史，非常发达。而同时人的社会属性也非常发达，智人出现以后，我们开启了文化进化，慢慢开始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生物进化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我们的追求不再止于欲望、享乐、传代，而是更渴望一种持久的和平、持久的幸福，开始追求对他人、集体的责任，对道德、意义有了更多追求，和纯生物的自我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关于人类的文化进化，我在本书上篇中作了系统的梳理。我把文明进化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在5万年前出走非洲，遍布全球；第二个阶段是约一万年前农业文明的出现；第三个阶段是几百年前出现的以现代科技为主导的科技文明。这三次文明的大飞跃让我们与动物祖先的生存方式拉开了巨大距离，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地球和其他动物的主宰者。
为适应文明的跃升，从精神层面来说，人类的认知也有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2500年前左右，也就是“轴心时代”，从希腊的哲学家，到中东的希伯来先知、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的释迦摩尼，这些先哲们不约而同地对人本身的人性和神性、人生存的意义、道德的规范开始了一次集体性的大反思，反思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状态；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思社会的结构、生存的意义、道德的规范，提出了一系列细节不同然而大方向又相似的答案。这些反思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对全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500年前左右，现代科学的出现后，人们用比较可靠的、实证的方法积累起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许多可靠的、可被反复证明的、也可用来预测的知识。这次革命及随后的技术革命将人类认知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阶段。而这次认知革命也对第一次轴心时代中的许多结论、权威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比如对一元宗教的破坏尤为显著。一元宗教中关于上帝的基本假说不仅没有得到科学的印证，而且教会的许多具体教义甚至已被科学证伪。与此相反，佛学中的很多洞见却不断被现代科学所印证。所以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在佛学中看到了重新塑造人的道德体系和意义的可能性。
人类集体进化的成果非常璀璨，但由于文化无法通过基因遗传，所以个体在这种集体进化的过程中，一直很难和整体文明的成就建立起直接联系，而要通过漫长的教育等方式来实现。但即使是漫长的教育到最后也仅能使人知其一二，所以现代人常常有一种被巨大的历史洪流裹胁着向前走的感觉，像一颗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小小螺丝钉。马克思把这种感觉定义为人的“异化”（Alienation）。轴心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安身立命”的哲学在现代科学中逐渐被摧毁，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对“意义”的追求一直没有着落。如今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我们建设文明的“硬”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对文明的内涵、意义的“软”理解却不匹配。这就是为什么佛学的科学化对现代人尤其有意义，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赖特教授的这本书特别有意义。这本书用科学的方法印证了佛学中一些基本的洞见，某种程度上来说开启了佛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那么科学化的佛学如何帮助“异化”中的现代人呢？书中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人的自我控制。人的大脑是各种模块组成的，这些模块是在数亿年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人的大脑对不同状况和环境有着不同的反应。启动这些模块反应的是人的感情。这些感情就和人的肌肉一样，可以不断被强化，也可以被弱化。这种强化和弱化主要是通过一种赏罚机制来进行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的大脑是处于一种“自动驾驶”状态，我们对事物的反应其实和条件反射没有太大差别——自然选择设计的大脑就是这么有意思。所谓的思想，其实就是思想自己在想自己，我们的行为归根到底是通过感情来控制的，并不以自己真正的意志为转移。人到底如何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佛学中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实践方法，就是冥修。在冥修的过程中，人可以通过强化或弱化赏罚机制，有意识地切断一些从“感觉”到“思维模块”再到“行动”的传导机制，也就是说将自然选择所设计的大脑重新设计一遍，这就是文化进化和自然进化真正不同之处。文化进化一方面通过学习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冥修，在一代人中就能够实现进化方式的改变。今天在实践中，纠正各类成瘾行为（酒、毒品、性等）的机构大量采用冥修及依照冥修原则设计的心理辅导方法，被证明卓有成效。
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知识分子开始信奉佛学，这些人中大多数之前是一元宗教的信奉者，罗伯特·赖特本人也曾是基督教信徒，其他还有一些犹太教信徒等。因此，西藏佛学今天在西方拥有崇高的地位。正因为得到了科学的印证，佛学更有可能为现代文明塑造道德的基础。第一次和第二次人类认知的大跃进都指向了一些永恒的理念，即真、善和美。被现代科学所印证的佛学最早期的洞见指出了人的基本生存状况的真相，在这个真相基础之上提出来的道德主张就更有可能形成现代社会可靠的道德基础，也即善。有了真和善之后，我们对世界的美就会有全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对现代人有特别的意义。
广义来说，人是自然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产物。我猜想人身上有大约七、八分的动物性，两分的人性，再加半分神性。文化进化的意义在于让人凸显人性、扩大神性和限制动物性。据我观察，人类文化进化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都是把这三种特性统一、调和的结果。比如说中国的科举制，以及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都是如此。以现代市场经济为例，它就是利用了人的动物性中永不满足的特点，结合了科技的不断发展，从而提供了经济无限增长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发挥了自然选择中人类“多产”的一面。而我们在对这一机制洞察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分配制就带有更多道德、也即人性的色彩。科举制度也是如此，利用了人对权力追求的永不满足，给大家创造了机会的平等，以学识能力公平分配权力，尽可能满足社会中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此外我还想提一下与本书相关的另两本书，虽然没有进入我的“年度书评”名单，但也是今年非常不错的两本书，且和佛学多少有些联系。其一是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 Harari）今年的新作《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尤瓦尔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冥修实践者。我在和他的交谈过程中注意到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是他的冥修导师，而且是他身边固定核心成员之一。他有很长的冥修实践历史，而且每次冥修是长达一个月的静修（Silent Meditation）。他告诉我这种冥修的实践对他的思考和写作帮助极大。他的《未来简史》和《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都是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角度来阐述文化进化的历史，从这一全新角度出发，这两本书读来都饶有趣味。佛学，尤其是科学化的佛学在他的思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本书是桥水基金创建人瑞·达利欧（Ray Dalio）的《原则》（Principles）。这本书主要是将他在过去40年建立桥水基金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基本准则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瑞·达利欧本人也有40多年的冥修实践历史，并在采访中把冥修看作是他商业成功的最大推手。这本书基本可以看做是科学化的佛学应用于宏观投资、资产管理公司创建的一个实例。他的这些原则中充满了科学化佛学对于人性根本认知的洞见。
二、《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今年要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清华大学文一教授写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是无与伦比的，但它的分布却很不平衡，目前为止只发生在英国、西欧、美国和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和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之间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有些国家没有实现？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爆工业革命？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至少经历了四次尝试引爆工业革命的努力。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毛时代包括大跃进等一系列工业化运动，第四次是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前三次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却意外地引爆了持续40年（到明年正好是40年）的大规模工业革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巨大的成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疑问。如何能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爆工业革命？中国这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尝试为什么能如此成功？中国以后的成功和崛起是否不可阻挡？中国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核心要义。
解读这些问题之所以困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迄今为止对工业革命在其他国家的成功、对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于英国没有一个共识。正因为还无法真正解读这些已经成功的案例，所以对新案例的解释就更为无力和匮乏。现有的各种理论不足以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也就更无法预测未来。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对中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仍存在着各种误读疑惑，对中国未来的崛起也不太确定。而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真正原因，再以英国的历史对照中国工业革命的尝试，以此来解读为什么中国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事实上已成功且未来势不可挡。这是此书最独特的洞见和贡献。
这本书在讲述英国工业革命历史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原始农村工业化”，也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农村手工业市场化。在英国，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一两百年。这一时期始于新大陆被发现之后，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形成一个非常繁盛的跨大西洋的贸易圈（也就是我在本书上篇中提到的“大西洋经济”）。这种大西洋经济把英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真正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小规模的、以手工作坊为主要形式的、以自由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跨全球贸易体系。这种组织解决了农业文明时代最根本的限制，也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农业文明时代，当土地有更多产出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生产更多人口，在土地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这些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土地产出的限制。最后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危机和灾难来填平这种陷阱，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欧洲因为发现了新大陆，在保持粮食产出的前提下，让新生的人口开始有了新的职业，用原始工业加上贸易，和新大陆完全联系在一起。新大陆的面积非常巨大，比英国加上欧洲大陆，再加上英国殖民地（还包括印度、北美、非洲等）还要大。所以剩余劳动力就以贸易和商业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了。此外，当时的英国政府也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府，以商业为导向把整个社会强力地组织在一起。
在原始工业贸易的激发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同星火燎原。工业革命的核心特点就是大规模、高效率、集体化的生产、分工、合作，以此迅速降低工业品的成本，进而又极大刺激了消费，互相应对，互相促进，最后形成了巨大、快速的良性循环。在英国，引发这个巨大良性循环的产品就是纺织品，因为纺织品具有最大的消费需求弹性。英国能够实现纺织品的大规模生产，原因是这时英国已经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制、重商主义形成了跨全球的共同市场。棉花从美国南部奴隶庄园和印度的棉花田采摘，又因为珍妮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在英国实现大规模快速生产，成本大规模降低，并且国内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个市场又延伸到北美和其所有的殖民地包括印度。政府和商人结合在一起，进行对全球统一市场的管理，同时国内的人口又被大规模组织起来，可以进入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工厂获得的收入又能返回到产品的开发、升级、销售，由此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被迅速铺开之后，通过殖民主义、重商主义，英国工业在全球建立了巨大市场，很快又产生了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第二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为了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机器、运输工具、基础设施、动力设备等而生。这些需求之间又互相引爆各种产业革命，其中包括化工、机器制造、远洋航行、火车、石化资源利用等等。各种技术形成了一种自我驱动的机制，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信息革命。这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程。
那么，回头看中国，文一教授最有洞见的地方，是他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改革，和在英国持续了上百年的原始农村工业化相互对照。1949年后，共产党一直试图把中国农村组织起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组织农村的力量，所以毛泽东也一直希望在农村真正地建立工业根基。但这次尝试失败了，原因在于虽然他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但他却不相信市场机制。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有150多万个乡镇企业，但它们并不是以市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们的生产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是凭票据供应的方式。这种方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的短缺经济——低效的生产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到了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第一个10年（1978-1988年），改革的核心动力是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下的大规模发展。这种发展实际上正好对应了英国原始农村工业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发展到将近2000万个。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统一的国内自由市场，轻工业、手工作坊式的乡镇企业因为满足了短缺经济产生的巨大需求而迅速崛起，一下子在全国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联合起来的广大的市场。全国性的市场机制，不仅使粮食生产得以保障，同时也把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真正以市场的方式组织起来。
中国下一步走的路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模一样。从改革，到开放，中国开始全方位介入全球经济的运行。而让中国工业腾飞的第一个产品和英国一样，也是纺织品。中国也是在纺织品上迅速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已经有全国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进入到工业领域，而且中国政府也和英国政府一样，是重商型政府，倾尽一切能力来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把技术从国外引进，把工业在国内建立起来。销售的产品不仅实现国内的全方位覆盖，而且遍布全球市场。所以在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内，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果也是一样，很短时间内，中国就因为其体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而且从那以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制造、消费及出口国。纺织品革命出现之后，又带动了以纺织品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自生自发的需求，即对于机器的需求、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对于基础动力、重化工、煤炭、电力的需求，基于上述需求第二次工业革命由此开始。因为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自发的、循环的、不断自我强化的增长过程，就像英美一样，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以此开启了长达40年的高速、复合增长经济奇迹。让中国也因此具备了科技文明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持续、复合增长。
以此为基础，作者同时也回答了几个相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前三次工业革命实践没有成功？清朝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践，缺乏社会基层组织，工业项目就是政府拍脑袋做出的决定，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机制；辛亥革命时代，农民也没有真正被组织起来；毛时代，农民被组织起来了，而且可以进入到工业领域中，但是毛不相信市场的力量。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被组织起来，而且是以市场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在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市场机制，有几千万、上亿的劳动力，参与到了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之中。这是他对四次中国工业革命尝试的比较。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最早工业革命没有在荷兰发生，没有在中国、印度发生？在近代之前，中国和印度政府基本不重商，也不重视市场。荷兰政府非常重商，但一直没有纺织业基础，其专长的渔业、贸易等都没有很大的消费弹性及规模化效应，不足以引爆工业化革命——工业化革命必须要有一种需求弹性很大的产品来点燃，大规模的生产能够带来大规模的成本下降。
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产品进行行业引爆，工业革命发生最根本的前提是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关于自由市场，他提出另外一个有洞见的看法，自由市场，其实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公共品，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花大力气、大代价去建设。在此基础上他也批评了今天西方关于工业革命的最主流的基本解读，也就是“华盛顿共识”，认为现代工业的形成必须要有自由市场机制、非政府干预、民主和法治的保障，没有掠夺性的腐败制度等等。而这些共识在他看来，都和英国的历史实践相悖，是因果倒置。这些都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结果，而非原因。按照这种理论来解读中国，是西方一再对中国错误预判的主要原因。
文一教授通过对西方历史的重新梳理，分析中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并据此预言中国未来持续的经济发展不可阻挡，同时他认为中国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希望引爆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洞见具有原创性，意义非凡。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举世惊叹，但关于它的成因及未来发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存有广泛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在这一领域耕耘，以我粗浅的非专业眼光看来，杨小凯、林毅夫、周其仁、许小年、史正富、文一等诸先生都有富有创见的贡献，值得认真学习。但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对全球的影响也实在是太过深远，因此全方位的解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2017年的感悟
最后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2017年的感悟，正好也与这两本书中所谈问题相关。我从事投资到今年正好是第25年，我创立和管理的喜马拉雅投资基金到2017年也刚好走完了第一个20周年。投资行业是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预测，对真实的理解和追求，理性的思维和决策正是我工作中最核心的内涵。也正因此，我在二十几年的投资实践中能更加深刻体会到人类认知的先天缺陷，自然选择所设计的大脑本身，对于理解文化进化现实存在根本矛盾和局限。我们认知上的很多问题，绝大部分是因为大脑是自然选择设计出来的机器，而我们要理解的现实却是文化进化的产物。这两者的根本矛盾，造成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不清晰和看问题的模糊，进而导致我们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投资领域内，错误的决策常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出于这个原因，我对理性思维的重要性，以及获得智慧的困难程度都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以对中国的看法为例，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宏大的历史运动，它既是近代五百年历史，尤其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历史的延续，又和其自身5000年的历史契合。其中的复杂性绝不是任何个人以一己之力能够轻易理解的。置身其中，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如同瞎子摸象。而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感情体验动物，所以摸的部位不同，所触摸出的结论，和对这些结论的确信程度又有不同。加之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在动荡的大历史中跌宕起伏，自然会给每一个观察者都留下强烈的感情倾向。把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瞎子”所得出的触摸印象汇总到一起，应该能得出对大象更为客观的看法。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因个人情感强烈地坚持自己的局部印象，往往不能跳出个人经验而观全局。以我为例，我一直能够感觉到我早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强烈地影响着我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拒绝他人视角，有时甚至到了画地为牢的境地。在现实中，我观察到只有很少人能够冲破个人经验的藩篱而进行客观理性的思考。
中国之于西方观察者也同样如此，对不了解的复杂事物，人们倾向套用意识形态和历史经验来解读，而恰好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历史经验都和中国不同，因此也很难真正客观看待中国的现实。
自然选择设计出的大脑，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适应文化进化的成果，但是自然选择也给我们留下了改进的空间。2500年前，释迦摩尼发现了冥修，孔子发现了理性思维，这些伟大的发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芒格先生认为获取智慧是人类的道德责任，对此，我深以为然。以我个人经验为例，如果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不断学习进步，绝不会走到今天。过去25年，我的投资从“捡烟屁股”的方法到投资伟大的公司，从投资北美到专注亚洲、中国，这中间的每一步都是不断纠错的结果。我管理基金的资产从最初的几百万到现在已近100亿美元，收益增长50多倍，这其中真正驱动投资回报复合增长的正是知识和思考力的复合增长。只有思考力的增长速度超过资金增长速度，投资资金才会安全有效。希望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努力，也能被那些致力于提升思考力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有所借鉴。如是，我会深感欣慰。
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