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的智慧（原书第2版）

查理·芒格的智慧：投资的格栅理论（原书第2版）

第3章　生物学

1987年的股灾让大部分学者、经济学家和专业投资者大吃一惊。因为一直以来用于观测市场的、被视为经典均衡理论的逻辑，无法预测甚至无法描述1987年的股灾。在20年之后，我们在市场中又遇到类似的事情。2007~2009年的大股灾及其带来的多米诺效应，加深了经济体内还隐藏着其他未知的规则这一看法。均衡理论在两次股灾上的失误，让其他潜在的可与之匹敌的理论得以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理论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认识市场和经济。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待金融和投资，乍一看很奇怪。但就像上一章对物理学的解读一样，这里我们也只侧重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进化论。在自然界，进化程序是自然选择的过程，用进化的概念看待市场，我们可以观察经济的选择法则。

进化的概念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曾描述不同的物种以不同的形式进化的可能性。今天广为流传的进化思想，是由一位比牛顿晚150年的科学家奠定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达尔文于1809年出生于英国舒兹伯利的一个科学家家庭。他的祖父是医生、科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他的外公则是著名陶艺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Wedgwood）。[1]

他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Robert Darwin）也是一名医生，他个人很坚持查尔斯学医，并为他选择了爱丁堡大学。达尔文对学医毫无兴趣。他发现从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很枯燥，看到没有麻醉就进行手术的场景就恶心。对他来说，自然界太迷人了，年轻的达尔文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地理学书籍，收集昆虫和其他标本。

当罗伯特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医生，他将查尔斯送往剑桥大学学习神学。这次查尔斯仍然不像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仅仅是获得了神学学士的学位。相对神学课程来说，对查尔斯更有意义的是，他与剑桥大学的其他几个学院建立起联系。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牧师允许这个有热情的业余爱好者听课，陪他进行日常的植物学研究工作。达尔文在亨斯洛的公司花了非常多的精力，以至于全校的人都称他为“亨斯洛的追随者”。大学毕业之后，达尔文参加了去威尔士的地质考察队，这次旅行使得达尔文考虑成为一个地质学家。但当达尔文从威尔士回家时，等待他的是一封改变了他一生的信。

亨斯洛教授在这封信里写道，他已经推荐达尔文申请海洋探险项目的自然学家职位。在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的带领下，HMS贝格尔号很快起航开始科学考察，这次考察有两个主要目的：继续绘制南美洲的海岸线，以及记录一系列的年代读数，做经度方面的调查。这次考察需要绕着地球航行一圈，至少两年时间（实际上，航行历时5年）。自然学家的职位没有薪水还要自己支付旅行费用，但达尔文被它的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

因为父亲的反对，达尔文差点没去成。最开始的时候父亲不同意达尔文去航海。幸运的是，达尔文的舅舅，也是达尔文的父亲非常尊敬的人——乔赛亚·韦奇伍德二世（JosiahWedgwoodⅡ）说，这次航海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好机会。就这样，在1831年12月27日贝格尔号驶离英格兰普利茅斯港时，查尔斯·达尔文登上了船，负责收集、记录和分析在航行中将要遇到的各种动植物和其他物种。那一年他22岁。

在海洋上可没有在陆地上舒服，达尔文经常晕船，在航行期间他经常一个人在船上图书馆中读书，或者读自己收集的科学材料。只要船靠岸，他马上就下船了解当地的环境状况。达尔文众所周知的重要发现发生在航行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在南美洲靠太平洋一侧的赤道附近、厄瓜多尔以西约600公里。这个小岛上的动植物种群被认为是研究物种突变的最佳实验室。

作为业余的地质学家，达尔文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典型的海洋性岛屿，这一类岛屿是由于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岛屿形成之初没有生命。大自然创造了这些岛屿，然后它们等待生命降临。海洋性岛屿最终会被生物占据，不过是被那些有翅膀可以飞过来（鸟类）或可以由风吹过来（花粉或种子）的生物。达尔文推测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龟和蜥蜴这类能够长时间游泳的动物，可能是从南美洲远游而来或随着漂浮物漂流而来。他还指出观察到的其他动物可能是被之前的水手和探险家抛弃在岛屿上的。不过他在岛上观察到的大部分物种让人迷惑，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达尔文对其中的13种鸟类很着迷。刚开始他认为这些鸟——加拉帕戈斯群岛雀，也就是现在的达尔文雀，可能是被暴风雨刮到岛上的、他早期曾研究过的南美洲雀。但当他进一步研究分布模型，显示每个岛上只有1~2种不同的雀类；只有最大的中心岛的雀类种群稍多一点。更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不同岛屿上的雀类，在体积和习性上都很不一样。有些雀类的嘴很大，爱吃种子；有些雀类嘴型细长，爱吃昆虫。沿着这些岛屿航行，达尔文发现胡德岛上的雀类与塔岛上的雀类不同，而圣克鲁斯岛上的雀类又是另一个模样。他开始思考如果胡德岛上的雀类被风吹到其他岛屿上会发生什么。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外来的雀类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下来，并和当地的雀类一样繁衍后代；一旦不能适应新环境，这些雀类将会消失。这最终成为他的那篇著名论文的主线。

1836年达尔文回到家乡时受到了英国科学界的热烈欢迎。他很快成为了地质学会的成员，在3年后又成为英国皇家协会的成员。他很快静下心来继续工作。在公开的场所里，他积极准备发表那些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现。而在私下，他正在构建一种新的理论。

在重新整理航海日志时，达尔文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部分岛屿上的鸟类和海龟与南美洲的一样，而另一些岛上的则不同呢？当他知道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回来的雀类属于不同的种群，而非简单的属同一个种群的变种时，事情变得更加奇怪了。达尔文还发现他带回来的知更鸟分属3个不同的种群，而带回来的海龟则分属2个不同的种群。他开始将这些问题归类为“物种问题”，并将这些发现记录在一个他命名为“物种演变笔记”的笔记本中。

达尔文开始对物种变化进行细致的研究。他查阅了所有相关的书籍，和植物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动物园园长等任何一个对物种变异有见解的人聊天。从中他发现物种变异的假说是正确的，不论是区域性的突变还是时间性的突变。这个思想在那时可不只是激进的，还是对上帝的不敬，所以达尔文尽可能地将他的研究发现保密。

随着不断的学习和思考，达尔文愈加肯定进化的存在，但他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1938年，他才将这些片段联系起来。那年的秋天，达尔文读到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在探讨食物供给和人口数量时，马尔萨斯发现，粮食在成倍增长的时候，人口会以几何数量级的速度增长。因此人口增长的速度总会超过食物的供给，在战争、饥荒或瘟疫来到时，人口将会锐减。

达尔文看到了马尔萨斯的工作与动植物种群未解之谜之间的直接联系。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有限的食物供应造成的生存压力，会导致人口数量由增长状态转变为稳定状态。根据过去很多年的观察，达尔文发现马尔萨斯的理论可以运用到动物界。“在长期观察动植物的习性时，我发现所有地方的动植物都准备好随时应对生存的危机”，他在笔记中写道，“这让我明白，在恶劣的环境下，适应性强的动物将会生存下来，而适应性弱的动物将会消失。新的物种就形成了。在这里，我了解到了：进化是如何产生的。”[2]

达尔文理论的起源是物种之间以及同种物种不同个体之间的生存斗争的思想。比如说，如果一只有更长嘴巴的鸟相对于其他鸟的生存率会上升；那么拥有长嘴巴的鸟会越来越多。最终，长嘴巴鸟的数量会成为种群中比例最高的。[3]在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达尔文总结道，适应性强的动物会存活下来，然后繁衍出更有优势的后代。几代之后，物种里面的小变化会积累成为大变化——进化因而产生了。

1842年，达尔文完成了其理论的初稿，但他没有将其发表。可能是预感到进化理论将会产生激烈的争议，接下来他只是对进化理论进行补充。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收到自然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的文章，文章总结的内容与达尔文为之工作了20年的理论非常一致。达尔文因而征求了两位亲密的同事——地理学家罗伯特·莱尔（Robert Lyell）和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Hooker）的意见，他们决定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工作总结在一篇合编的文章中。第2年，达尔文出版了《自然选择之下的物种起源，生存斗争之中的优势种群》（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这本书在出版当天就被销售一空，1872年，《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也就是该书的通俗叫法，出版了第6版。

如同著名的生物进化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的，达尔文写出了那个世纪，也可能是这1000年里最伟大的一本书。“《物种起源》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和所有人。”道金斯写道。[4]这也改变了我们对其他领域的看法，包括经济学，而这也是本章的重点内容。

达尔文的著作发表之后，自然选择理论得到欧洲学者的追捧；在不同领域里被讨论、宣讲和研究。不可避免地，进化理论的概念也吸引了经济学家的注意。[5]

第一个关注进化理论的经济学家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当时英国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当然，可能有些人认为他堪称世界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从1890年到去世前的1924年他都在研究进化理论。马歇尔著有《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于1890年出版，并在之后修订了7次。作为一本整理经济学思想进程的综述，它几乎没有类似的竞争者，《经济学原理》的第8版仍然是很多大学课程的重要教材。

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会再次提及马歇尔。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学原理》第1版的首页。在书名、作者姓名、所属大学和“第一卷”的字母之下，是一段拉丁短语：[6]

自然从不飞跃

马歇尔的支持者们自然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今天我们绝大部分人并非他的拥趸，因此我需要在这里对这句话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自然从不飞跃”，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使用了同样的格言。作为致敬，马歇尔暗示他将把自己的工作与达尔文杰出的进化理论联系在一起，也许他从达尔文的理论中看到了经济学的特点。不过马歇尔的真实意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因为他从未清楚地解释自己的立场。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不到20年时间，一种研究经济学的新现象出现了。1908年，生于奥地利时年25岁的学习经济学和法律的学生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出版了他的第1本书《经济理论的本质》（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Economic Theory）。在书中，他试图将传统、静态的经济学观点与自己的动态理论区分开来。

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提出经济学本质上是在不断进化的观点。在第2本书——《经济发展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1911年）中，他扩展了这一观点，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断完善。[7]实际上，20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在广泛研读熊彼特的著作后评论道：“他毕生的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只能被看作一种不断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过程。”[8]

熊彼特的动态经济学过程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创新、企业家和信用。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趋于均衡的过程是可适应的。在这个过程中，创新者是改变的媒介。经济体系的所有改变都源于创新。

熊彼特说，创新是应用新思想，将其转换为价值，它包括产品、制造过程、原材料供应、寻找新市场和公司存在方式的更新。标准的经济理论认为进步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出来的，熊彼特的理论则认为创新具有飞跃性，导致了巨大的破坏和不连续性，即熊彼特的名言“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

但如果没有将创新思想转变为产品的企业家，创新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熊彼特说，需要有人越过外界的重重障碍，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企业家对创新的渴望和意愿，很多伟大的思想就永远不会被实现。后来熊彼特又解释道，伟大企业家所引领的伟大创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繁荣昌盛起来。私有财产的权利、稳定的货币和自由的贸易，都是重要的外界环境因素，而信用则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信用，促进创新的能力就会削弱很多。

1907年，当熊彼特还在为《经济理论的本质》收集素材时，他拜访了剑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9]那时候马歇尔65岁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熊彼特知道马歇尔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很痴迷，很愿意和他探讨进化论。

有时候马歇尔会私下里责怪他的同事们没有意识到经济现象与生物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更接近，而不是标准的机械理论发展过程。但他对推出一个全新的理论犹豫不决。当熊彼特告诉马歇尔说，他想对经济学提出一个生物学角度的阐述时，马歇尔的态度趋于谨慎。熊彼特形容他们的谈话：“我就像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将要进入一段冒险的婚姻，而马歇尔就像一个慈祥的老伯劝我放弃。”而马歇尔的回复则非常的幽默，“本来就是如此。因为如果在这方面可能有什么作为，老伯的劝告就毫无价值”。[10]

13年后，第8版也是最后一版《经济学原理》（1920年）出版了。在这一版中，马歇尔可能是第一次清晰而辩证地表达了他对进化经济学的观点。在前言中，他写道：

经济学家信奉的麦加圣城，应该是生物经济学而非动态经济学。但是生物经济学的概念，比那些机制要复杂多了；因此在经济基础的体系上，要画出一部分来做机制比较；以前常用的“均衡”，就是一种静态的类比。而这一事实，与当代生命的正常状态和主流观点集合起来，意味着“均衡”的中心思想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实际上，它是因为导致运动的力而被关注：当然它的主题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11]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100年前的经济学家在没有找到足够的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就形成了生物经济学的观点。可能就像马歇尔写的，“生物经济学的概念比机械经济学要复杂”。也有可能是对经济学的生物解释，正好处在科学发展的“革命”阶段。

50年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写了一本惊世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1970）。在这本书中，他挑战科学进步的传统看法，即科学进步是由一系列缓慢的、可接受的事实和理论推动的。库恩认为有时候进步是由革命引发的。

他解释道：在“一般的科学”中，主流范式可以解决一些谜团。当大家对主流范式有了普遍的认知时，一般的科学继续发挥作用。但如果有异常的情况发生会怎样呢？

库恩说，如果一个现象无法用主流的范式来解释，新的有竞争性的范式就会出现。科学家们会放弃已经失效的模型，进而开发出新的理论框架。你可能会认为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换，是和平地被那些追求真理的人找出来的，但库恩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这种转换一定要通过“革命”。

主流范式的支持者，在面对新的或过渡期的范式时，只剩下两个选择。他们可以放弃自己一直相信的真理，与曾经认为的睿智而专业的投资分道扬镳；或者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范式碰撞”，其行为很直接。首先，用任何可能的方式证明新范式的可信性，然后再修复主流范式，以让它更好地解释周围的环境。比如说，当“地心说”受到哥伦布关于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证据质疑时，托勒密（Ptolemy）《天文学大成》（Almagest）的信徒们，就简单地将行星圆周运动加到椭圆运动中，用来解释天文异常现象。这样还不奏效时，他们就将哥伦布送进监狱，逼他承认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

在温和的范式碰撞中，科学家会就分歧进行探讨。

保守的学派试图找出主流的范式，而其他学派则希望建立一个新范式。库恩说，一旦这种两极分化出现，“政治上的求助就失效了。”虽然激烈的斗智是两个范式碰撞时的代名词，但还有另外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最终会让一切尘埃落定——时间。

库恩发现科学革命者常常是“那个被改变的范式的领域里非常年轻或新进入的人”。革命者与旧主流范式领导者思想的关联度很小，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那些旧的规则不适合现有的游戏了，然后（致力于）构思另外一套体系来取代旧有规则”。[12]如果新范式真的很强大，慢慢地它会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如果旧范式无法与之匹敌，又不能发掘新的功能，它将会慢慢消失。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称为进化的一种方式。

或许我们应该原谅过去100年里的经济学家没有完全接受进化经济学。毕竟进化本身就很难被察觉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稳定、缓慢而持续的过程。生物学家称之为渐进。达尔文雀的嘴巴长度或老虎身上的斑纹的变化，不是在极短的时间出现的，而是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渐变。同样地，在一个行业里，企业家年复一年可能不会经历任何改变。如果经济转型很难察觉，我们怎能责怪那些忽略它的经济学家？用这种观点来看，马歇尔应该是一个渐进主义者。

但另外一方面，改变也可以是即时的、剧烈的。生物学家称之为“间断均衡”。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变化，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可能是DNA突变的结果，也可能是外界环境的强烈变化。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进化理论。在他的观点里，变化迅速地出现，然后再次稳定下来，经历一段稳定、缓慢而持续的变化。

不论进化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改变永远都在。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离开牛顿的世界，投入到达尔文的世界。在牛顿的世界里没有改变。你无数次重复他的物理实验，只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但达尔文的观点和经济体系就不同了。公司、行业和经济可能多年都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本质上它们一直在改变。不论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熟悉的范式终会坍塌。

斯坦福的教授、圣达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布赖恩·亚瑟（Brian Arthur）是最早一批从全新角度观察经济如何运转的当代经济学家。接受经典经济学的训练后，亚瑟沉迷于马歇尔与萨缪尔森经济学理论和均衡市场——供求关系的稳定。但经典经济学家描述的世界和亚瑟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无论多么想接受均衡的教义，他只看到了不均衡。亚瑟认为世界一直在改变。世界充满了剧变和惊喜。世界一直在进化中。

1979年11月，亚瑟开始在个人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的观察。其中命名为“经济学的新与旧”的一页里，他比较了旧的和新的经济学之间的特征。在“旧经济学”之下，亚瑟列出其投资者是相同的、理性的和能力相当的。这个系统拒绝任何真实动态变化。所有的东西都是均衡的。这种经济学基于认为宇宙结构是单一的经典物理学。而在“新经济学”之下，亚瑟写到投资者根据个人的能力被区分开来。他们是情绪化的。这个系统是复杂多变的。在亚瑟的眼中，经济学本质上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更像生物学而非物理学。

说话温和的爱尔兰人亚瑟，声称他不是第一个如此看待经济学的人，但他一定是第一个坚决支持这一思想的人。

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第一个向圣达菲研究所的科学家小组推荐了布赖恩·亚瑟。1987年秋天，阿罗邀请亚瑟在一个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参与的会议上展示其最新的研究结果。主办这一会议的目的，是希望从不同的自然科学中汲取精华，形成“科学复合体”，以提供理解经济学的新途径。[13]与复合体研究相似的是，复杂的适应性体系中有很多单元，每个单元都要适应或应对体系自身产生的模式。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处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对这一类系统很熟悉，但圣达菲的科学小组认为这个概念需要拓展开来，现在可能是将经济和股票市场放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框架中认真研究的时候了。

从经典的教育中抽身，圣达菲的科研小组指出了他们观察到的经济学的4个明显特征。

（1）松散的互动：经济体系中的现象是由众多平行的个体互动而成。任何个体的行为都取决于其他个体的行为以及行为产生的体系。

（2）不存在全球调控者：尽管有很多规则和研究所，但没有谁能掌控全球的经济。相反，经济受经济体中的个体间的竞争和合作调控。

（3）持续的适应：个体的行为、行动和策略，以及制造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都要基于不断积累的经验而不断修正。换句话说，经济体是适应性的。它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研究所和新的行为。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体系。

（4）动态的不平衡：不同于经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模型这一主流思想，圣达菲的科学小组认为，因为不断的改变，经济体是不均衡的。

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反馈。也就是，系统中的个体首先给出期望或模型，然后按照这些模型给出的预期来行动。但长期来说，模型会根据个体对外界预期的精确度而改变。有用的模型会被保留下来，而没有用的模型会被修改，以增加预测的精确度。当然，预测的精确性是股市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能够将市场看成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我们可能会对市场有更透彻的了解。

复杂系统的概念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很难掌握。在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个体到底是如何互动的？他们是如何共同创造、然后改变一个模型以预测未来的？对于我们这些非科研工作者来说，找一种方法来查看这一过程很有必要。布赖恩·亚瑟用“埃尔法罗博弈”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埃尔法罗是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一个酒吧，这个酒吧的特色是每周四晚演奏爱尔兰音乐。亚瑟是爱尔兰人，所以他很喜欢去那里。通常，酒吧的老顾客表现都很好，很享受地坐在椅子上听音乐。不过有时候，酒吧聚集了很多喝酒唱歌的人，气氛变得不那么有秩序。现在亚瑟有一个难题：如何决定哪天晚上去埃尔法罗，哪天晚上待在家里呢？因为这一小小的选择问题，亚瑟建立了一个他称为“埃尔法罗博弈”的数学理论。按他的说法是，这个理论包含有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所有特征。

亚瑟描述说，假设圣达菲有100个人有兴趣去埃尔法罗听爱尔兰音乐，但如果酒吧很嘈杂，这些人就不想去了。现在再假设酒吧公布了过去10周每周的客人数量。有了这些信息，音乐爱好者会建立一个模型来预测下周四将有多少人出现。有些人认为下周四的人数将会与上周类似。有些人取过去10周人数的平均值。少数人将客人的数量与天气、或其他受众相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这里可以建立无数种预测将有多少人去酒吧的模型。

现在我们假设每个爱尔兰音乐的爱好者都认为若要在酒吧里的时间过得舒适，则酒吧最多可容纳60人。这100个人将决定什么样的预测方法在过去几周里最准确，什么时候酒吧会超过60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预测方法，每个星期四都有一些人去埃尔法罗；一些人待在家里（因为这些人的模型预测显示会有60个以上的人去酒吧）。第二天，埃尔法罗公布出客人的数量，这100个音乐爱好者就会更新他们的模型，为下周四的预测做好准备。

亚瑟说，埃尔法罗的预测过程可以称为预测的生态学。在任何时间里，有一个系列的可被看成是“活着的”模型——也就是，它们可用来预测多少人将会去酒吧。相反，那些被证明不准确的预测模型将会消失。每周都会有新的预测、新的模型和新的理念为音乐爱好者所用。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埃尔法罗博弈如何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遥相呼应，以及它是如何扩展到经济学和市场中。在市场中，每个个体的预测模型要与其他所有人的模型竞争，胜利才能存活下来，而这个过程的反馈结果导致一些模型被改变，一些模型消失了。这是一个世界，亚瑟说，这是复杂的、适应性的和进化的世界。

布赖恩·亚瑟并非圣达菲唯一试图找出生物学和经济学之间联系的科学家。原本是物理学家的多因·法默（J.Doyne Farmer），明白经典经济学基于他曾在大学里学习过的均衡法则，不过他也知道他在市场观察到的情况并不总是与这些法则一致。

法默已经确信市场不是有效的。这方面他很清楚。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是1987年经济学和复杂系统会议的参与者之一。萨默斯研究了波幅最大的100个当日市场波动，发现只有40%可与有价值的事件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100个当日波幅最大的波动中过半数并没有对相应的信息做出反应。法默知道，这与有效市场理论非常不一致。很明显有一些内在的动力导致市场的波动。这些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呢？法默天生的好奇心不断推着他进入新的领域；他认为他可能找到了答案——不是解释天体运动的法则，而是解释生态系统的行为的法则。

在圣达菲研究所的一篇名为“市场作用力、生态学和进化”的文章中，法默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给出了股市表现的生物学解释的大纲。他对物种互动的生物生态学和策略互动的金融生态学的类比总结在表3-1中。[14]

表　3-1

法默是第一个承认这个类比不完美，但给出了一个激进的思考股市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清晰定义了活动系统如何表现，及其与进化科学的步骤之间的联系。

如果我们重新翻看股票市场的历史，寻找不同时间的主流交易策略，我相信一共有5种主要的策略（法默以物种群作为类比）。

（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在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里提出的账面价值折扣策略是主流。

（2）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第2个主流的金融策略是分红模型。因为对1929年股灾心存余悸，在繁荣再次出现时，投资者更多地被那些高分红的股票所吸引，而低收益的债券没有了市场。分红策略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分红股票的收益，在历史上首次低于债券的收益。

（3）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3种策略。投资者从分红高的股票转向收益增长率高的公司。

（4）20世纪80年代，第4种策略出现了。沃伦·巴菲特将目光转向“所有者收益”高的公司或现金流。

（5）今天我们知道的投资资金的现金回报是第5种新策略。

我们大部分人很容易分清这些著名的策略，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观点：每种受欢迎的策略都超越了前一种主流策略，并最终被下一个新策略所取代。一言以蔽之，在经济选择之下，进化出现在股票市场。

经济选择是如何发生的？回想一下法默的类比，一个生物群体相当于资产，自然选择发生在资产分配阶段。这意味着资产随着策略的欢迎程度而改变。一个成功的策略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并成为主流的策略。当新的策略被发掘后，资产会被重新分配——用生物学的术语就是，种群发生了变化。正如法默写的，“市场长期的进化通过资金流进行观察。资金对金融进化的影响，正如食物对生物进化的影响”。[15]

金融策略为什么如此的分化？法默认为，答案从基础策略引发行为模式的思想开始。个体蜂拥而至拓展那些显而易见的模式，最终导致出现了副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体使用同一种策略，该策略产生的利润就降低了。这个策略逐渐失效，原始的策略被清除。然后新的个体带着新的想法入场。他们形成了新的，可能每个数字都能获利的策略。资金转移和新策略爆发，再次重复进化过程。这就是布赖恩·亚瑟经典的埃尔法罗博弈。

市场会不会有效率？如果你相信进化在金融市场中有一席之地，那么答案必定是不会。每一个减少市场无效性的策略很快就会被新策略所取代。市场总会维持多样性，而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进化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们现在学习的是，研究经济和金融系统就像研究生物系统一样。它们的中心思想都是变化，也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进化。我们用来解释金融策略进化的模型，与数学家和生物学家用来研究捕食系统、竞争系统或共生系统中种群数量的公式相似。

金融分析师不应该排斥进化的概念。在市场之外，我们很容易发现众多变化着的系统，从时尚、语言到流行文化的表现。如果用进化的概念认识金融市场吓到了一些人，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这个过程中用到了一些生物学的词汇：变化、适应、突变和基因重组。这些词汇在金融词典和MBA课程中都没有。

或许我们将其换成公司的术语会容易懂一些，管理变化、鼓励创新和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些概念早就被建立起来并且为大家所熟知。简单来说，适应的概念基于当问题出现，一个种群（或者一个行业，一家公司）通过适应环境最终存活下来的思想。

生物学家现在应该也能很快认同圣达菲研究所提出，被主流大学和研究商业管理策略的咨询公司所接受的理论。麦肯锡的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和萨拉·卡普兰（Sarah Kaplan）合写了《创造性破坏：为什么基业长青的公司的表现低于市场——以及他们如何成功的转型》（Creative Destruction：Why Companies That Are Built to LastUnderperform the Market-and How to Successfully Transform Them）这本重要著作。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 Christensen）因为他的畅销书籍《创新者的窘境：新的技术导致伟大公司的衰落》（The Innovator’s Dilemma：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和《创新者的解答：创造和维持成功的增长》（The Innovator’s Solution：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与迈克尔·雷诺合著），对学校的课程产生重要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金融工程实验室的主任罗闻全（AndrewLo），尝试建立融合牛顿学派的效率市场假说和达尔文学派的生物学解释的平衡的经济系统。

记得在物理学的某一章节中，我们假设尽管“稳态可能是一切事物的自然状态，在它被干扰时，将其恢复是大自然的目的。牛顿物理学认为这种状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某些时候，静止和非静止可以同时存在。”罗闻全的《适应性市场假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市场效率》（The Adaptive Markets Hypothesis：Market Efficiency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持有相似的观点。罗闻全承认他在这两种思想中挣扎了很多年，直到他明白了这两种思想一点都不冲突。

罗闻全告诉我们一个众所周知的寓言，在这则寓言里，有6个盲人来到一个大象前，第1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断言这是一棵树；第2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身体，认为这是一堵巨墙。每个盲人都摸到了大象的不同部分，并给予不同的解释。罗闻全看到，两个不同的市场诠释其实用的是同一种方式。“我认识到信奉行为经济的人和信奉效率市场的人都是对的，”他说，“他们都观察到了同一种现象，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的。”

在罗闻全看来，市场并非只是效率性的或总是行为学的，而是两者皆有。“行为其实是逻辑能力和情绪反应的互动输出，”他解释说，“当逻辑和情绪处于适当的平衡点时，市场机制以高效的形式运行。”[16]（我们在稍后的章节里，会进一步讨论逻辑和情绪的拉锯战，以及它们对投资者的影响。）罗闻全的假设通过运用进化、竞争、适应和自然选择的规律，来寻求弥补金融行为中市场效率和行为无效的漏洞。

许多前瞻性的人，包括我们在这一章节中提到的几个人，相信进化论在金融中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生物原则在金融互动中加以应用的机会很多，”多因·法默说，“毕竟，金融体系是唯一能给出物种适应优点的发明。这是一个刚刚兴起的真正的尖端行业。”[17]

因此，全力以赴地用生物学诠释经济和股票市场很具有诱惑力。相较于物理系统的类比我们更加认可生物系统类比。但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热情。这个方法仍然在延续，但有几个遗失的观点，其中之一便是法默关心的速度问题：相对于生物系统中缓慢、随机的变化过程，在金融市场中的创新速度很快。正因为这样，法默认为市场效率的时间线的作用也许会消失。

有一些心存疑虑的人认为生物进化无法做出确切的预测。但达尔文也并没断言过这种能力。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多是阐述变化如何替代静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精确画面。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的书《自然经济学》（The Nature of Economies）中完美地抓住了重点：“活动的系统自身可以运行。”[18]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生物系统（包括股票市场）和物理系统不同，它绝不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平均值。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植物界中不会出现牛顿”。他错了。由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带来的知识革命，和牛顿的地心引力同样重要。

实际上，由机械世界观向生物世界观的转换，已经被称为“第二次科学革命”。300年后，起着平衡作用的牛顿世界观和机械世界观将成为旧科学观。旧的科学观包含着个人主义、严厉的法律和简单的制约力。这个体系是线性的：变化和输入成正比。细微的改变造就小的结果，大的改变得到大的结果。在旧科学观中，这些规律是可以预测到的。

新的科学意味着联系和掺杂。在新的科学中，规律是非线性和不可预测的，并伴随突然和意外的改变。细微的改变可能有大作用，同时大的事件也可以只产生小的改变。在非线性的规律中，个体间相互作用并出现反馈会改变行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分成孤立的部分。因为系统的行为比部分的总和的影响更大。

旧科学关心对已经存在的法则的理解。新科学关心准则的结果。讽刺的是，生物学家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的继子，现在却带领我们由旧的科学迈向新的科学。

给查尔斯·达尔文下一个定论貌似很公平，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他的科学观察已经成为经典著作。他最闻名的一段话是《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刚好适合做本章节的结尾。

凝视着树木错杂的河岸，种类纷繁的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在灌木丛中鸣唱，各色昆虫飞来飞往，蚯蚓在湿土里穿行……我不禁默想，这些构造精巧的物种，彼此相异，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无不出自作用于我们身畔的共同法则，这是多么有趣。这些法则，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几乎包含在“生殖”之内的“遗传”，由于生活条件的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不使用所引起的“变异”，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物种的“灭绝”。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高级动物随之而生，我们由此体会到生命最可赞美的目的。“造物主”只将生命的能力赋予一个或少数物种，而物种在这个行星按照既定法则继续运行时，最美丽和最奇妙的物种从如此简单的开端自然演化而生，如今还在继续演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1] 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一位声名显赫和非常成功的医生，也是一名诗人。在他的诗作中，他用动物法则表达他有关进化的猜想，明显超前于那个时代。他同时代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曾称其朋友的理论为“达尔文式”的。尽管日后查尔斯·达尔文声称没有受到其祖父的理论影响，但是看上去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些理论。

[2] Francis Darwin,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8).

[3] 尽管查尔斯·达尔文发现了这些现象，但仍无法解释物种变异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被奥地利植物学家和植物实验师格里格尔·约翰·孟德尔解决了，他是第一个将数学方法引入基因科学的人。今天人们明白了物种变异是由个体的基因变异造成的。

[4] Richard Dawkins, “International Books of the Year and the Millennium,”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December 3, 1999).

[5] 美国经济学家也给予了关注。其中最知名的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索尔斯坦·凡布伦（Thorstein Vablen）。如今他的声誉来自其早期著作《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他在其中论述了奢侈性消费。在那个时代，他的学术声誉受限于他有点不合群的个性和嘲讽式的写作风格。其著作并未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他一直在呼吁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进化和后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不幸的是，他的研究只关注于一些特定的细节。尽管如此，当今一些学者仍将他视为这种方法的先驱。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Hodgson）声称“凡布伦的著作是第一个沿着达尔文路线所做的演化经济学研究。”（G.M.Hodgson，“On the Evolution of Thorstein Veblen’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2[1998]：415-431）

[6] 不过有点辛酸的是，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仍未能完成第二卷。

[7] 《经济发展理论》当然是用熊彼特的母语——德语写成的。但是书名的翻译有些误导性。德语原文是entwicklung，通常翻译为“发展”，但也可以译为“演化”。实际上，当那本书付印时，熊彼特写给自己的同事一封信，说题目应该是《经济演化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Evolution）。（Esben Andersen，“Schumpeter’s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Trest，Czech Republic，June 2006]）

[8] Christopher Freeman, in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Essays in Honor of Carlota Perez (London, UK: Anthem Press, 2009), 126.

[9] Sylvia Nasar, 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10] Ibid.

[11]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94).

[1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970), 90.

[13] 机缘巧合的是，筹划了几个月的会议终于在1987年召开，而那一年正好遭遇了股市动荡，导致很多人质疑市场绝对平衡的概念。

[14] J. Doyne Farmer, “Market Force, Ecology, and Evolution" (working paper, version 4.1, Santa Fe Institute, February 14, 2000).

[15] Ibid., 1, 34.

[16] J.Doyne Farmer and Andrew W. Lo, “Frontiers of Finance: Evolution and Efficient Markets” (working paper 99-06-039, Santa Fe Institute April 11, 1999).

[17] Ibid.

[18] Jane Jacobs, The Nature of Econom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0),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