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的智慧（原书第2版）

查理·芒格的智慧：投资的格栅理论（原书第2版）

第6章　哲学

在本书涉及的所有领域里，哲学是最简单也最复杂的一个领域。说它最简单，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能感知到哲学的影响，这世上的每个人，都要与应该考虑的事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大脑、心、灵魂。

同时哲学也是最复杂的概念：它要求我们思考。不同于科学，哲学不是要寻找绝对的答案。打个比方，虽然很多人觉得量子力学非常难理解，但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基本原理，除非将来有新的发现，否则我们可以确信自己知道量子的本质。同样，在了解了自然选择和基因概念之后，我们也知道了进化的本质。但哲学没有这样的绝对性。哲学的真实具有个体性，只存在于那些致力于哲学研究的人的身上。

这也不是说我们无法学习哲学。学习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是理解我们的信仰的最好方法——有人也会说是唯一的途径。但从本质上来说，哲学无法从一个人的思想转到另外一个人的思想中。不知道是谁先说起的，哲学的一个原则，就是只有在我们的理解、经历和信仰的认知筛选器过滤过后，我们才能感知到哲学的存在。

哲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包含有“热爱”和“智慧”的意思。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热爱智慧，并致力于寻找智慧的意义的人。而追求智慧是一种积极且永无止境的挖掘过程。真正的哲学家充满了对知识的永无止境的热忱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始于最早的人类生活状态——史前时代的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过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我们可以确信，哲学在西方最晚开始于公元前600年，那时古希腊的一些认真的人，开始通过宗教以外的思路来思考宇宙。在2600年里，哲学界出现了成百上千的、有名气或没名气的、持有不同观点的哲学家。《牛津哲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t to philosophy）一书用1000多页的篇幅，系统罗列出了各个哲学家及其理论和观点。在本书里，我们不再复述《牛津哲学指南》的所有内容，只摘选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部分。

简单来说，哲学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将严谨的思考运用于自然界的形而上学。我们知道，物理学是研究物理世界、有形物质和自然作用力的学科。它研究桌子椅子和这些物质的原子组成，斜面和自由落体以及控制太阳月亮的运动法则。形而上学（metaplysics）是“超越物理”（beyond physics）的意思。当哲学家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时，他们讨论的是独立于我们身处时空之外的思想，比如说上帝或来生的概念。不同于桌子椅子这些实体物质，这些抽象概念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分开的。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哲学家，承认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存在性，但他们不认可自然的本质以及世界的意义。

哲学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探究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三个相关领域。美学是关于美的概念。研究美学的哲学家试着明确人类对美的定义，美是存在于人们所观察的事物中，还是存在于人的心中。这种美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对美的审视影响着我们对好恶的评价。伦理是关于对或错的哲学研究。它在讨论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什么行为是恰当的，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伦理学研究人类的行为活动、判断、价值观以及希望扮演的角色。与伦理密切相关的是政治哲学。伦理学调查的是社会层面的对或错，而政治哲学则探讨社会应该如何组织、法律应该如何实施以及人们与这些社会组织应该如何共处。

哲学的第三个分支——认知学试图了解知识的局限性及其本质。认知学（epistemology）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知识”（epiteme）和“论述”（logos），以及广泛意义上的研究或调查。认知学就是研究知识的理论。简单来说，当我们在运用认知学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思考这件事。

哲学家在思考知识时，他们试图明白什么事情是可知的，知识（相对于信仰来说）是由什么构成的，知识如何被接受（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以及我们为何可以说自己知道某件事。他们还需要考虑我们从不同的事情上获得什么知识。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物理学知识不同于生物学知识，不同于社会学知识，也不同于心理学知识。

哲学的这些分支就这样深入触及到人类日常生活。我们对社会都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抱有一些超出社会的思想。因此，形而上学用对整个社会的思考，替代了那些不可争辩的用理性组成的研究假设。同样地，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于美和浪费、对与错、正义和非正义的见解。对于这些事情，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研究个人与社会都应该遵从的规则和原则系统。最后，我们都必须在某些方面表达各自的疑问和反思我们的思考方式。对于这些问题，认知学试图理清我们的信仰如何形成，消除思考的错误所产生的困惑。

毫无疑问，哲学的这三大分支都值得聪明的人类去研究。但在这一章我们将重点研究认知学。虽然有些人可能说，具有社会特性的投资与美学、伦理和政治哲学非常相关，但在这里我不愿去探讨某一个公司的对错。我也不想去讨论投资和信仰之间的联系。虽然这些课题很重要，我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别人来做吧。不过我对认知学的问题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思考的模式形成的步骤，以及优秀的思考技巧如何获得。

思考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思考的过程可能很差劲，也有可能很好。学习正确的思考，可以让我们避免困惑、噪声和歧义。这样我们不仅对可能的事件有更清醒的认识，也会更有能力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论。我们如何理解投资，最终会指导我们进行投资。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获取认知性的思维方式，时刻关注思维过程是否严谨，我们的投资回报将会更上一层楼。

本书的一条主线是市场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1]表现出了适应性系统的所有特征。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正在非常科学的道路上行走。我们从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研究市场的行为。在以上的学科里，我们试图寻找复杂的本质，你可能认为哲学的贡献会很少。但波士顿大学哲学及科学历史学中心的教授李·麦金太尔（Lee McIntyre）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哲学是理解复杂系统的重要方法，任何关于复杂系统的研究都含有哲学原理。[2]

麦金太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本质上是可认知的还是本体的。本体论就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本体论问题是有关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现实的本质是什么？现实的本质可能如此复杂，以至于人类永远不能完全理解它。如果真是这样，人类无法完全理解就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但人类无法完全理解现实，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匮乏，而这又是一个认知论的问题。本体性的局限源于事件的本质；而认知性的局限源于理解的局限。

那些科学的谜团是因为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还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局限？对于每一个新科学的探索，科学家都要面临一些基本问题：世界是无法可知的，还是存在着很多没有被发现的定理？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系统是非线性的，无法用传统的线性方法来研究。我们也知道这些系统的突变性特点，在系统被简化或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部分时会消失，因此简化的研究方法也无用武之地。复杂适应性系统必须在考虑其整体的水平上才能被研究。麦金太尔解释道：“因此，复杂理论的内在思想是，虽然有些系统是有序的，但我们对一些系统的理解仍然是有局限的，因为我们只能在复杂的系统上才能研究这些有序”。[3]

造成理解局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复杂适应性系统真的无法解释（本体论），还是无法解释只是因为人类的认知局限（认知论）？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350年前的哲学家就这样问了。在牛顿发表天体运动定律（认知论）之前，自然和天体的运行被认为是被预设而无法解释的（本体论）。

麦金太尔认为复杂适应性系统并非本性无法理解，只是碍于我们眼下的理解能力有限。他说：“一旦有人接受复杂系统只是描述的复杂而已，就会出现其他可能的定义（一些新的定义）用简单、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如果复杂系统是有序的，且这些复杂性可以被重新定义出来，那么不就是有些定义可以体现其有序性，而其他的定义不能体现吗？”[4]因此麦金太尔告诉人们，复杂性并不是世界的自然本质，而是我们思考方式的一个分支。用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的话来说就是，无序就是对有序的误解。

麦金太尔指出表面的无序其实内在并不混乱，这也向科学家指明，应该寻找不同的解释，寻找深藏在表面之下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们停下来思考1分钟，就会看到科学研究的本质：找到新的方法来描述观察到的情形。

然而，重新解释并不只限于科学领域。它也是非科学家在理解时的重要工具。如果事情仍然像迷雾一般，我们的工作就变成重新思考已有的解释，并给出新的解释。我们这样来看，重新解释是可以解开理解中的死结的有力工具。比如，我坚定地认为，人们很难理解市场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被市场表现的均衡理论限制住了。要获得更高层次的见解，我们要开放性地接受新的定义，系统的表现是复杂的，不论是金融市场、社会和政治系统，还是物理世界。

不过，不要认为我在鼓励一种自由主义。科学家的目标是用不违背自然本性的术语来解释自然。投资者的目标是用符合市场基本原理的术语来解释市场本身。我们不能将各种表面的解释放在一起，然后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杜撰一个子虚乌有的规则。自然和市场绝非那么简明易懂。那些看似天然的联系很快会烟消云散。

“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

这个声音如此响亮，响彻整个房间。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确，振聋发聩，让有些人愤怒沮丧，有些人惊讶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嘉宾们都静下来。慢慢的有人开始向四周张望，想知道是谁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是贝努瓦·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

那天晚上的主题很大：股市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这是圣达菲研究所为期3天的讲座“在均衡和有效之外”的一部分，这个讲座由研究所的教授多因·法默，和耶鲁考尔斯基金会约翰·吉纳科普洛斯（John Geanakoplos）教授主办。参会人员有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金融学教授和基金经理人，这其中有全世界最出色的投资人。

与会者包括：罗伯特·希勒（耶鲁大学）、弗兰科·莫迪利亚尼（麻省理工大学）、理查德·泰勒（芝加哥大学）、理查德·罗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蒂夫·罗斯（麻省理工大学）、迈克尔·莫布辛（瑞士信贷/美盛基金资本管理）、桑迪·格罗斯曼（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定量金融策略）、比尔·米勒（美盛基金资本管理）、布赖恩·亚瑟（斯坦福大学）、默里·盖尔曼（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当然还有曼德勃罗本人。

贝努瓦·曼德勃罗（1924—2010）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数学家。在75岁的时候他去了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最年长的终生教授，而在这之前的35年，他一直在IBM的沃森实验室工作。他一生之中获得了超过15个荣誉博士头衔。曼德勃罗开创了分形几何（他创造的词汇）领域，并将其运用到物理学、生物学和金融学。分形是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它有一个特性是自相似性。[5]

现在你可能会想：“如果一个分形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会知道它的存在。”令人吃惊的是，分形很容易在自然界中发现；分形就在我们周围，我们每天都能见到，比如云朵、山峰、树、蕨类植物、河道和花椰菜。这些事物的递归性很明显。树枝或蕨类的复叶都是树或蕨类的缩略图。在体内，我们发现血管和肺毛细管也是分形系统。在30000英尺[6]的高空，我们可以看到海岸线是自然的一种分形，只是它很难测量。对分形感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曼德勃罗的《自然的分形几何学》（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1982），这本书被认为是将分形纳入数学的重要著作。

我对曼德勃罗感兴趣不是因为严谨的数学分形（当然这一点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而是他对自然的连续性的认识，同我们所有人一样，但又有点不同。“云朵不是圆形的，山峰不是圆锥状的，海岸线不是环状的，树皮不是平滑的，光线不是按直线传播的”，4因为他描述的云朵和光线与我们了解的不同，他的解释也就不奇怪了。现在我们感激他在午夜的宣言：“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

解释对投资来说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我们对解释的研究不会将我们带入数学的领域；这部分以后再说。现在，我们会在哲学的框架之下，学习可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的观点。伯特兰·拉塞尔称这个人为“我所知道的传统设想中最完美的天才：激情、博学、严谨、专断”。[7]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是奥地利的哲学家，主要研究逻辑、数学哲学、思考的哲学和语言哲学。他被认为是一个深刻的思考者和非凡的作家，让人吃惊的是，他只发表过一篇读书报告、一篇文章、一部儿童字典和一本非常简短的书——只有75页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phicus，1921）。

维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当军官的时候，开始整理《逻辑哲学论》，并在1918年8月成书。这本野心勃勃的书希望定义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前半段学术生涯里，以《逻辑哲学论》为标志，维根斯坦主要关注命题（也就是真实的官方术语）和他观察到的世界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如果他能够找到这个关系中的逻辑，那么他将能够解决所有的哲学问题。

在思考出现大逆转之后，维根斯坦在生命的最后22年都用来怀疑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结论。“我被动地意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出现的重大错误。”他承认道。从这之后，维根斯坦开始只用评论的方式写下自己的思想——一些简短的句子。他的思想不停地转换：“意义、理解、命题、逻辑、数学的基础、意识的状态和其他事情的概念。”他说他刚开始想“将（自己的）思想连成一个整体”，但发现这样下去自己不会成功。“如果我不遵从发散的本性，将思维集中于一个单一方向，我将无法思考。研究的本性让我们从相互交错的方向思考整个领域。”

尽管没有再发表新的著作，维根斯坦的评论在他过世后被整理收录于《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很多有思想的学者认为这本书是20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因“交叉学科的杰作、跨越了不同的专业和哲学方向”而著称。[8]

维根斯坦渐渐相信，词语的意义是由语言所行使的功能建构的。不同于那些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世界存在一些无所不包的、分离的逻辑的思想，维根斯坦往回走了一步，认为人类所见的世界由人类选择的词语定义并赋予意义。简单来说，我们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是怎样。

为了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这种新哲学的真实运作方式，维根斯坦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三角形图案。

他写道“用三角形做一个例子。这个三角形可以看作孔状的、实心的、几何学的、底座接地的、悬挂的；像一座山峰、一个楔子、一枝箭或一个指针、一个被倾覆的物体（用右角的短边接地）、平行四边形的一半，以及其他的各种事物……无论你设想它是什么，或将它看成什么，你都会从中看到你所想事物的影像”。他通过这种激发式的、甚至是一种诗意的方法，描述被我们选择的词语所定义的现实。词语给现实赋予了意义。[9]

而这与投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将会看到，股票与维根斯坦的三角形理论有很多共同点。

1997年5与15日，Amazon.com（亚马逊网站）上市了。[10]上市募集价是每股18美元。按第1天的收盘价23美元计算——第1天的回报率是28%。到科技泡沫中期的1999年12月，股价达到每股100美元。一些分析师信心十足地预测亚马逊的股价将达到300美元。

上市募集价是每股18美元。按第1天的收盘价23美元计算——第1天的回报率是28%。到科技泡沫中期的1999年12月，股价达到每股100美元。一些分析师信心十足地预测亚马逊的股价将达到300美元。

亚马逊由杰夫·贝索斯（JeffBezos）创立于1994年。一年以后，亚马逊成为互联网的网上书店。在经历了科技泡沫和崩溃之后，很多互联网公司因为跟不上节奏而很快消失。但亚马逊的情况不一样。当互联网新贵大本营的纳斯达克指数在2002年10月9日跌到谷底时，也就是从1999年的最高点跌去78%时，亚马逊仍然活着。

你可能会认为投资者应该恭喜亚马逊在科技泡沫中死里逃生。但很快分析师又说亚马逊的价格仍然被高估了。他们说，虽然公司逃过了断头台，但它的时日无多了。2002年年底，亚马逊的股票被换手了900%，财务公告显示公司当年的损失达到240万美元。

看跌的人认为，作为一家书籍零售商，亚马逊的估值远远高于一般的实体书店。就算亚马逊将营业范围扩展到DVD、CD、电脑软件、游戏、电子商品、装饰品、玩具和食物，与实体店比较的说法仍然存在。看跌的人先将亚马逊与巴诺书店做比较，接着又将它与沃尔玛做比较。在这两种比较中，亚马逊的市盈率和现金流比都比传统的零售商高多了。

与此相对，看涨亚马逊的人看到的是该公司的一些非同寻常之处。对他们来说，亚马逊不是巴诺书店或沃尔玛，而更类似于戴尔公司。刚开始，看跌的人被这种类比吓到了。戴尔公司是个人电脑的直接分销商和制造商，是20世纪90年代股价表现最好的公司之一。1995~1999年，相对于标普500指数上涨250%来说，戴尔的股价上涨了7860%。看跌的人很快指责看涨的人居然将亚马逊与一个众所周知的赢家绑定在一起。

如果站远一点观察亚马逊，其商业模式确实更像戴尔而非沃尔玛。戴尔组装、运送个人电脑到美国各个不同的销售点，网上订购电脑减少了大部分的销售成本。亚马逊和戴尔一样，在网上销售。同样的也是从它们的分销中心运送货物到顾客手中，省略了昂贵的实体零售中心。这样的销售模式让两家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他们在没有向供应商或制造商付钱的时候就从顾客那里收钱了），而且两家公司的资本回报率都高于100%。

将亚马逊和沃尔玛做比较有意义吗？它们确实是销售同样的商品给顾客，但相似点也仅仅是这一点。沃尔玛拥有9500家实体店，210万名雇员，每个雇员能够产生20万美元的销售额。而亚马逊有69个分销中心，5.1万名员工，每个员工产生的销售额高达95万美元。

这里要特别指出：沃尔玛将来5年的销售年增长率预计是9%，而亚马逊的这一比率是28%。

“网络星期一”，也就是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一，美国网上零售商在这一天通过促销来吸引假日购物者，现在成为了每年数额最巨大的购物日。“网络星期一”的在线交易规模，也完全压倒了实体零售店在前三天主办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11]

所以亚马逊应该被类比为巴诺书店、沃尔玛还是戴尔呢？

曼德勃罗是对的，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

维根斯坦重现。

人类选择的词语赋予观察到的事物意义（描述）。为了进一步解释或捍卫自己的描述，人类会创造一个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故事。说一个故事没什么错误可言。实际上，这是传播信息的有效方法。如果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会发现我们与人交流就是基于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受限制，是形而上学的而非固定的。在第1章中拉考夫和约翰逊（《身边的比喻》）就告诫我们，人类思考和行动本质上是用比喻进行的。

今天，科学家和哲学家用“叙事”代替了“说故事”。其实“叙事”已经成为了主流。哲学家、医生、科学家将“叙述知识”作为“用认知、象征、有效的方法来理解故事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工具。[12]记者和政治家也是如此。在选举期间，我们交流候选人的“陈述”或讨论候选人应该“改变他们的陈述”。而投资者也用到陈述。在经济复苏以及之后的金融危机都有叙述。同样也有关于金融危机争论中通货膨胀和超印钞票的叙述，也有关于过去多年积累的超额债券水平将需要很多年来偿还，并导致价格和福利下降的通货紧缩的衰退故事。

虽然每个人都会用到叙述，但作为交流工具的叙述知识是挑剔的。其实讲故事的人与统计学家之间的关系很紧张。1959年5月7日，英国的物理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1905－1980）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后来以《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之名出版）的文章。斯诺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故障（人文学家和科学家）是解决很多世界问题的障碍所在。他认为教育的质量在下降，因为科学家忽视了伟大的文学，而人文学家也没有受过专业的科学训练。

斯诺写道：“很多时候我遇到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传统文化代表者，热衷于表达他们对科学家的文学素养的质疑。有那么几次我被激怒了，然后问公司里有多少人能够描述热力学第二定理。没有人回应：没人知道。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总被问及类似的问题‘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13]

为什么投资者要关心半个世纪以前人文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辩论呢？因为叙述性的投资者在解释市场或经济的时候，有时缺乏恰当描叙所需要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精确性。而我们已经知道，如果描述不能作为解释，它通常是错误的。

首先赋予这个观点重要意义的人是天普大学的数学教授约翰·艾伦·保罗士（John Allen Paulos）。保罗士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因为《数盲》（Innumeracy，1988）和《数学家读报纸》（A Mathematician Reads the Newspaper，1995）而出名。这两本书都非常适合阅读，不过他出版于1998年的书籍《一个号码：隐藏的数学逻辑的故事》（Once Upona Number：The Hidden Mathematical Logic of Stories），与我们这里的哲学章节相关性最大。

保罗士说，人类非常善于讲故事，但他们不善于运用统计学。讲故事的人很少用统计学来捍卫自己的故事。类似地，人们能够引用好的统计结果，却很少能将统计的启示写成恰当的文字。保罗士说：“不幸的是，人们通常会忽略统计学的正式概念、通俗的理解和他们创造的故事之间的联系。人们认为数据来自一个不同于叙述的领域，不去提取、筛选或总结数据。人们通常只是单调引用数据，而不用数据支持故事和文字，以赋予其意义。”[14]

保罗士认为，当我们听故事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减少怀疑，以使其更具有娱乐性。但在衡量统计数据时，我们不会减少怀疑以免被欺骗。保罗士接着描述了统计学的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发生于人们观察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事物时；第二种错误发生于人们没有看到那些真实存在的事物时。保罗士说，那些喜欢娱乐性，倾向于减少第二种错误的人，更喜欢故事而非统计。而那些不需要娱乐性，倾向于避免第一种错误的人，更愿意相信统计而非故事。[15]

对投资者来说，认识到叙述的滑坡效应很重要。讲故事会无意识地增加我们对概念的信心，因为故事本身也能成为自身的佐证。“对故事的关注，更关注个体而非普遍性，更关注于动机而非行动，更关注于文字而非原始的数据。”保罗士说。[16] 因为投资者主要通过讲故事来解释市场和经济，统计学数据确实弱化了其解释。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传记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的话来说就是：“当统计者做统计时，上千个由愚昧者传播并相信的故事都是假的。”[17]

这里我们发现贝努瓦·曼德勃罗、路德维希·维根斯坦、C.P.斯诺和约翰·艾伦·保罗士之间的观点是相互关联的。正确的描述对正确的解释来说非常重要。不过很多时候会出现多种显而易见的描述。尽管这样，我们也在突出观点、减少统计学错误时，选择正确的描述、构思复杂且具有娱乐性的故事上迈进了一大步。

认知上最艰难的忏悔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学上我们知道自己肯定存在偏见。但我们又急切地想将自己的思维调转，以与周围的任何与自己相关的事物调和。我们常常认为坚持是错误的。我们更愿意接受表面的错误，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错误。

在投资中，没有人是完美的。在我们所犯的错误中，有一些是微小且容易复发的，另一些则是不可调和的。人类很难操纵自己的错误，尤其是有些人非常坚持且抱有某种信仰时。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我们要准备好重新解读市场现象。幸运的是，哲学的指导能让我们的投资之路更加容易且明智。我们从哲学的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这种指导。

作为哲学的一个正式的分支，实用主义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它首先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8年的文章中提出来。在“哲学概念和经验性的结果”一文中，詹姆斯引入了“皮尔斯的原理，实用主义的原理”。这是向他的朋友和哲学家查尔斯·桑德·皮尔斯（Charles Sander Peirce）致敬。

20年前，一小部分科学家、哲学家和剑桥大学、麻省理工的其他知识分子，包括詹姆斯、皮尔斯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组成了形而上学俱乐部，以严谨讨论信仰和现实的形而上学[18]的问题。因为俱乐部讨论的原因，皮尔斯发现他在抽象性的形而上学的路上渐行渐远，慢慢地形成了自己定义现实的方法。作为一个被训练过的数学家，他开始认为现实是一种功能，不是一种抽象绝对的概念，而是整体之间的实践性关系（他将这些称为标示或记号，作为他的数学工作的一种展示）。

通过形而上学俱乐部中生动的讨论，皮尔斯提炼了自己的理论，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概念：通过思考解决困惑，形成自己的信仰，而这些信仰最终形成的行为养成了习惯。因此任何追求信仰的真实定义的人，不仅要看到信仰，还要看到信仰带来的行动结果。他将这种概念称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19] 一个他自己创造的词汇，这个词与实践（practice 或practical）一词有同样的词根，以此表明他认为思想的意义与思想实践的结果相同。他解释说：“人类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自己对事物敏感作用的看法”。在1878年的经典之作“如何让思想变得清晰”中，皮尔斯写道：“思想的最终功能是形成行为习惯。因此，想了解思想意义，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思想可以形成什么习惯，要了解一个事件的意义，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个事件中囊括了什么习惯。”[20]

“如何让思想变得清晰”一文发表之初，在皮尔斯的小圈子中激起了涟漪。俱乐部的另一位成员威廉·詹姆斯受到皮尔斯的思想影响，在20年后将这些思想传播开来，也就是1898年在伯克利所做的讲座。

我们应该指出，皮尔斯希望建立起一种解决哲学问题的逻辑方法——尤其是希望建立一种衡量事物意义的方法。他希望这种概念能够作为一种科学原则。而詹姆斯将皮尔斯的方法应用于广泛的思考中。他走出了意义和真实的狭窄范畴。詹姆斯说，信仰是真实的，不是因为它可以经受住逻辑考验，而是因为拥有信仰能够让一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更加有效。

与皮尔斯类似，詹姆斯认为哲学家花了太多时间争辩抽象的概念性的原则（形而上学的问题），和试图证明或反证各种哲学原则。他说，其实他们应该问的是，持有某种哲学思想会产生怎样的实际效果。在他的名言中，詹姆斯直白地问道“什么是信仰的现金价值”，即什么是信仰的实际意义？

作为一个受欢迎且有魅力的讲师，詹姆斯很快成为比皮尔斯名声更大的实用主义主要开拓人。最终，皮尔斯远离了詹姆斯的工作，并为自己的理论取了一个不同的名称：实效主义，一个他称为“太丑了，所以不会被绑架”的词。晚年的皮尔斯变成了一个贪心的、贫困的隐士。威廉·詹姆斯则为皮尔斯提供救济，并自始至终将皮尔斯看成哲学运动的奠基人，因此皮尔斯和詹姆斯渐渐出名了。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一个喧闹的、非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是一个神学家和半个哲学家，他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当客人来了的时候，让孩子们坐在边上听讨论；同时无情地将家庭在欧洲的都市之间搬来搬去，以获取智力的激发。威廉最小的弟弟，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也叫作亨利，后来成为了杰出的小说家。

年轻的时候，威廉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但很快他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缺少获得成就的天分。18岁的时候，他考取了哈佛大学劳伦斯科技学院，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学位，课题方向是心理学。接着他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主要是因为他在1890年发表的经典之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同时，如同我们看到的，他将自己的智力天赋转移到哲学研究中。

詹姆斯的观点极其广泛。他广泛阅读哲学经典，并与很多当代的哲学家，尤其是皮尔斯维持着友好的个人交情。他在心理学方面受到的训练，让他比绝大部分哲学家更了解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他对进化理论也很着迷，那时候进化论还是很新的事物，让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很激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的时候，詹姆斯刚刚进入哈佛大学读本科）。夹杂着这些外在的影响和个人的深思，詹姆斯慢慢形成了自己关于实用主义的研究风格。因为用毕生的经历书写和讲授实用主义，而这两个方面最后都为大众接受了，詹姆斯成为了这个哲学领域最出名的推动者，而他的思想开始成为实用主义受欢迎的思想。

为了尽可能简化，实用主义拥有实践结果定义的事实（思想层面）和公正（行动层面）。只要有所不同，一个思想或行为便是真实的、实际的、优秀的。为了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这件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具体是什么。詹姆斯写道：“真实，就是在信仰的路上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所有事物。”[21]

如果真理和价值由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所决定，那么真理会随着环境的改变、随着世界的新发现而改变。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不断进化的。达尔文笑了。

这里，实用主义与绝大部分早期学院哲学思想相反，这些哲学思想认为真理（推理出来的真理）是绝对且不可更改的。但詹姆斯则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问上帝是否存在，这是浪费时间，因为答案没有意义。我们只需要知道信或不信上帝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不同。这种态度成为詹姆斯的实用方法的中心思想。

詹姆斯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或公众性的讲座中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他将自己的演讲推向大众，因为他认为大众，而非哲学家，是哲学问题的最终权威。在还没有电视的时代，这种宣传很常见，詹姆斯被广泛地接受了。他的演讲风格多变，他的口才和时尚的语言显示出与他的弟弟——那位小说家类似的天赋。

在1907年的纽约，詹姆斯发表了面向大众的经典演讲——“实用主义意味着什么”。演讲开始的时候，詹姆斯让听众观察科学的进化过程。他说，当数学第一定理和物理第一定理被发现的时候，人们认为它们是“真的破解了上帝的永恒思想”，而这些定理也是绝对的。他继续道，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些基本定理只是一种近似，而不是绝对。接着，定理也在不断增加，每个学科都有很多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公式。他说，科学家渐渐明白没有一个理论是“对现实的绝对性描述，但每一个理论在某些方面都可能有些许作用。”[22]

詹姆斯指出，信念的伟大作用，在于总结过去的事实，然后引领新的潮流。他提醒听众，我们的信念都是人为的。这些信念是人类用来写下自己对自然的观察的概念性语言，信念也成为我们经验性的选择。因此，他总结道：“思想（思想本身只是经验的一部分）之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与我们其他经验之间的关系良好。”[23]

我们如何从旧的信仰中获取新的信仰？詹姆斯说，这个过程同科学家做研究的过程相同。

一个已经有很多观点的人在遇到新的问题时，会将已有的观点用上。有些问题与旧观点不符；可能在某个时刻他发现它们之间相互矛盾；也有可能他听到的内容与旧有观点不符；所以他希望旧观点与新问题之间能够一致。这样结果令人烦恼，他希望通过改变旧有的观点以解决这种苦恼。他试图尽可能多地保留旧观点，因为在这种信念的问题上，我们全都是极端保守的。所以他试图先改变一个观点，再改变另外一个观点（不想一下子改变太多），最后，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旧有思想的新思想就这样出现了。这些思想介于旧思想和新思想之间，不过能更灵巧和更方便地被使用。[24]

（如果这段关于人类思考如何进化的描述让你觉得眼熟，那么你是对的。詹姆斯的雄辩，提前50 年描述了托马斯·库恩的思想（见第3章）。）

詹姆斯的思想，总结起来就是：新的思想在被接纳时，旧的真理在最大程度的不被破坏。新的真理只是一个帮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中间人与调和者。詹姆斯说：“我们的思想变成真理，是因为思想成功地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25]信念是真理，如果信念能帮助我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它就拥有“现金价值”。这样一来真理变成了一个动词，而非名词。

所以我们可以说，实用主义让我们在未知的世界里航行，而不至于在绝对真理的荒岛上搁浅。实用主义没有偏见、教条或刻板的条例。它包容所有的假设，考虑所有的证据。如果你需要真相，它给你真相；你需要宗教，那就要宗教；你需要经验，它给你经验。詹姆斯说：“简单来说，实用主义拓展了寻找上帝的途径。上帝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什么方法能够更好地引导我们。”

实用主义被称为是美国独特的哲学。它的全盛时期（20世纪初）刚好是伟大的西部大开发时期，它在很多方面与西部大开发的先驱精神遥相呼应。它刚好也与美国大规模经济和工业扩张时间一致，那时的乐观情绪和新世界的成功，都呼唤着新的哲学。近期实用主义的本质被歪曲成不论什么方法、就算是坏的方法，只要能给出满意的结果就行的投机主义。这完全不是詹姆斯的意图。他最在意的就是道德；他提倡用哲学的方法获得更好的生活，造福后代和人类居住的环境。

总的来说，实用主义不是哲学，而更像如何使用哲学。它因开放、欢迎各种实验而繁荣兴旺。它拒绝清规戒律，欢迎新的思想。它坚信所有的可能都应该被考虑，拒绝偏见，因为重要的新思想常常始于看似肤浅、甚至有点傻的念头。它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旧的问题而获得新的理解。你可能会回想起本章开头部分，李·麦金太尔关于重新描述人类不懂的事情的那些话语。尽管威廉·詹姆斯没有用这样的话语，重新描述这个词是他的中心思想。我们通过尝试新的事物、接受新的思想、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而学习。这是知识产生的过程。总的来说，实用主义是建立和运用格栅思维模型的最佳哲学。

实用主义所依赖的不是绝对的标准和概念，而是结果——那些能够起到作用，帮助你实现目标的事情。投资者非常希望理解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意识到投资模型的局限，也很快意识到任何模型就其被开发出来的目的而言非常敏感。

我们用根据低市盈率、低市账率和高股息选股标准的经典“价值股票”策略做一个分析。这个模型基于这种选股方法能够获得超出市场回报的学术研究。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模型通常可以运作一段时间，然后就失效了。模型突然就不再拥有可以被解释的价值，但有些人还是坚信这是模型对世界运作的精确反应。我们如何能知道这是否正确？

如果你怀有保持一致的理论，那么你将拥有自己的模型，不论这个模型是否管用，因为你早就认为你的模型与市场的深层结构一致。这种一致的真理与绝对的用法相同。这与实用主义的方法相反。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通常你的时间窗口很短，因为你知道自己手握的将是一个失效的模型。实用主义者明白任何模型，只能帮助个人完成某种任务。

什么是衡量价值的最好方法？大部分人认为约翰·伯尔·威廉斯（John Burr Williams）的现金流折现（discounted cash flow，DCF）理论，是衡量经济价值的最佳模型。我们可以将威廉斯的DCF模型看成“一阶模型”。然而，很多投资者回避了其中内在的难题。[26]他们放弃了“一阶模型”，而选择一种“二阶模型”——可能是低市盈率或其他基于会计因素的衡量方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方法。

股市是一个巨大的会计计数机器，不断地对股票进行重新定价。有时公司现金流被大打折扣（DCF模型）的股票，也是低市盈率的股票；有时现金流折扣最大的股票也会有高市盈率。没有一种衡量方法是绝对的，没有哪个永远正确。实用主义的投资者可以，而且应该采用任何可以获得回报的二阶模型，舍弃那些对一阶模型产生干扰的无用模型。

记住，詹姆斯告诉我们，就算是“最猛烈的革命在个人的信仰里还是会尽可能多地保留旧有的思想”。就算我们接受了一个新的思想，我们仍然会保留那些有些许改动的旧思想。从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应该允许、甚至是鼓励寻找那些可行的解释。詹姆斯说：“眼光要足够长远以接受新的事物，但尽可能用熟悉的方法解决问题。”[27]

成功投资者的哲学基础是双重的。首先，他们能很快地意识到一阶模型与二阶模型的不同，同时他们永远不会为二阶模型所困。其次，他们对实用性的调查不止于金融和经济领域。这类似于用魔方游戏的方法进行投资。成功的投资者热衷于从各种角度、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检测各种事件，以获得最可能的解释（或新的解释），即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解释。只有这样，一个投资者才能获得精确的解释。

做得比别人好、或进一步打败股市的唯一方法，就是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分析数据的方法。这里要补充一下，还有对不同信息的需求以及经历的不同。[28]在研究伟大的投资思想时，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质是对利润的追求。你的视野更宽广，你就可以更全面理解你所观察的事物，然后你可以用这些思想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我们生活工作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当你认为事情不再前进时，它的轨迹就加速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成功的表现需要灵活的思想。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里，灵活的思想总是能够超越僵硬而绝对的思想。

学习哲学的“现金价值”很真实。简单来说，它教你如何更好地思考。一旦你将自己交付于哲学，你会发现你进入了一个叫作批判性思维的课堂。你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用不同的方式做投资。你看到的事情会更多，你理解的事情也会更多。因为你发现了各种模式，你不再害怕突变。拥有可以尝试新思想且知道如何应对的开放思想，你会更坚定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1] 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是20 世纪末兴起的前沿科学领域。对复杂适应系统的定义也是“复杂”的，至今尚无统一的公认定义。——译者注

[2] 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是20 世纪末兴起的前沿科学领域。对复杂适应系统的定义也是“复杂”的，至今尚无统一的公认定义。——译者注

[3] Ibid., 27.

[4] Ibid., 28.

[5] 自相似性是指复杂系统的总体与部分，这部分与那部分之间的精细结构或性质所具有的相似性，或者说从整体中取出的局部（局域）能够体现整体的基本特征。——译者注

[6] 1英尺=0.3048米。

[7] Brian McGuinness, Wittgenstein: A Life—Young Ludwig 1889-192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18.

[8] Douglas Lackey, “What Are the Modern Classics The Baruch Poll of Great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ical forum 30, no. 4 (December 1999): 329-345.

[9]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200.

[10] 从2003年开始，我在美盛的资产组织中就包含了亚马逊公司，在我们公司的机构独立账户中，它一值深受基金的欢迎。

[11] Susan Crawford, “The New Digital Divide,” New York times, Sunday review (December 4, 2011): 1.

[12] Rita Charon, MD, PhD, “Narrative Medicine,” JAMA 286, no. 15 (October 17, 2001).

[13]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The Rede Lecture, Cambridge, UK, May 7, 1959), in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63).

[14] John Allen Paulos, Once Upon a Number: The Hidden Mathematical Logic of Stor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12.

[15] John Allen Paulos, “Stories vs. Statistic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10), http://www. NYTimes.com.

[16] Ibid.

[17] James Boswell, quoted in John Allen Paulos, A Mathematician Reads the Newspap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6.

[18] 哲学术语，指对世界本质的看法。形而上学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分支，旨在解释存在和世界的基本性质。——译者注

[19] 产生于19 世纪70 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 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实用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译者注

[20] Charles S. Peirce,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January 1878). Also in Pragmatism: A Reader, ed. Louis Men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26.

[21]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Conception of Truth,” lecture 6 in Pragmati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07] 1995), 30.

[22] Ibid., 22.

[23] Ibid., 22.

[24] Ibid., 24.

[25] Ibid., 26.

[26] 正确使用折现模型需要我们做一些复杂困难的运算。公司全生命期的未来增长率是多大？公司能够产生多少现金流？预测现金流增长应该使用多大的折现率为好？对于这些难题的回答将作为模型的输入参数。除了这些困难，还有长期预测的不确定性可能使该模型失效。另一个困难是价值评估对于初始条件具有高度敏感性，即便增长率只发生了很小的更改，折现因子对于估值结果都有很大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投资者通常采用捷径做法（二阶模型）进行估值。

[27] James, Pragmatism, 321-324.

[28]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Bull Miller，他关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洞见以及将其与投资联系起来的观点，让我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