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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资援助
未知
第二章
投资援助
习惯是多么能够改变人的生活！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一个很小的英属殖民地，成为非洲撒哈拉地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此后，她更名为加纳。来自铁幕两边的代表，包括莫斯科和华盛顿，争相为新加纳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其中美国的代表团由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带队（据说有这样一个典故：尼克松向一群黑人记者问道“获得自由的感觉如何”，“不晓得”，他们回答道，“我们来自阿拉巴马。”）。[1]
后来，有一个作家这样评论加纳的独立日：“几乎没有一个前殖民地获得如此幸运的新生。”[2]世界上2/3的可可产自加纳。那里有非洲最好的学校，而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里拥有大量的投资，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的有限自治政府期间，恩克鲁玛政府和英国共同修建了道路、诊所和学校。美国、英国和德国公司都对在加纳投资表现出很大的兴趣[3]。整个国家似乎马上就要踏上经济腾飞之路。正如一个加纳人当时写道的：“现在，让我们寻求建立一个经济帝国吧！”[4]
当时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都在为恩克鲁玛出谋划策，包括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阿尔贝托·赫希曼（Hirschman）和托尼·基利克（Tony Killick）。这些经济学家对加纳充满希望，认为对加纳的援助将取得很大回报。达德利·西尔斯就曾经在1952年的一篇报告中写道“铺筑从塔克瓦（Tarkwa）到塔克拉地（Takoradi）的公路将大大促进加纳经济增长，这一回报将远远高于在英国修建一条同样的道路”。[5]
沃尔特奇迹
恩克鲁玛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停留在修建几条道路上。他计划在沃尔特河上修筑一个水电站，这将为建设铝厂提供充足的电能[6]。恩克鲁玛预计一旦铝厂投入运营，加纳就可以发展综合性的铝工业。新铝厂所加工的铝将来自于新建的铝提炼厂，而后者将对铝土矿的矿石进行提炼。铁路和苏打厂将为这个工业链条提供补充。一位外国专家曾经乐观地认为，在沃尔特河上修建水坝将形成一个大湖，从而可以为加纳南北交通提供便利。这一项目同时还会促进新兴渔业的发展。“使用湖水进行农业灌溉将会弥补3500平方英里土地受淹的损失，这笔账大大划得来。”[7]
利用美英政府和世界银行的帮助，加纳人在随后的几年建设了阿克索木巴（Akosombo）大坝。这一工程同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沃尔特湖。他们很快建成了一座铝厂，其中90%的股份由跨国公司恺撒铝业（Kaiser Aluminum）拥有。1964年5月19日，恩克鲁玛为大坝落成剪彩，放下闸门，开始蓄水[8]。
1969—1970年，我在加纳参观过阿克索木巴大坝，那的确是一大壮举，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当时，我对加纳的前景充满了乐观，但是我的乐观预期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可能因为那时我刚刚上完小学。
另外一些大人也和我一样过于乐观。1967年，当时的世界银行经济部主任安德鲁·卡玛克（Andrew Kam arck）认为，加纳的沃尔特工程将使其潜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9]。
回到沃尔特
1982年4月，匹兹堡大学一名叫作阿吉亚·弗伦蓬的加纳籍学生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在论文里，他将沃尔特河工程的实际表现与恩克鲁玛及其国内外智囊们的期望进行了比较，那些智囊曾经建议加纳如何进行工业化、交通、农业和总体经济发展。沃尔特湖已经形成、发电厂已经建成、铝厂也已经投入运营。但铝产量并不稳定，1969—1992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5%。
不过，工程的丰功伟绩也仅限于此了。弗伦蓬在论文中写道：“铝矿挖掘、冶炼、苏打厂、铁路，这一切还是空中楼阁。”试图利用沃尔特湖发展渔业的梦想也“因糟糕的管理和机械故障而破灭”。生活在湖边的老百姓，包括8万名旧宅已成泽国的居民，还要饱受一些疾病的困扰，如河盲症（盘尾丝虫病）、十二指肠病、疟疾和血吸虫病。设计者所规划的大规模灌溉工程也没有投入运营。试图通过沃尔特湖解决南北交通的美妙想法也泡汤了[10]。
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沃尔特湖工程是加纳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项目。弗伦蓬赞成其他一些分析家如托尼·基利克的看法：工程的核心部分还是成功的。当年建成的发电厂和铝厂如今还在运营，只不过后者还要享受电力补贴和进口原料。
真正的灾难是加纳人如今还同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样贫困。加纳经济已经有50年的停滞历史了。这是怎么回事？看起来是所有的地方都出了问题。1966年，在一次政变中，军方将恩克鲁玛赶下总统宝座，在此后的15年中，这样的政变又发生了4次。恩克鲁玛的下台导致了首都阿克拉的盛大游行，因为他的雄心壮志除了给加纳人民带来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成效。
但是，如果加纳人能够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在随后的20年中将更加悲惨，他们当时恐怕也不会那么兴奋。在1969—1971年间，考菲·布希尔（Kofi Busia）总统执政期间，加纳曾短暂地恢复了民主。但好景不长，1971年布希尔被赶下台后，加纳的政治经济陷入分裂状态，20世纪70年代甚至还发生了一场大饥荒[11]。
加纳人民的命运在1983年达到了最悲惨的境地，当时以空军上尉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为首的军政府刚刚取得政权。当年，加纳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1971年的2/3。一场旱灾使得沃尔特湖的水位大幅下降，水电厂不得不减少向铝厂的供电，这一状况持续了整整一年。1983年，加纳人的日均卡路里摄入量仅相当于专家所建议的2/3[12]。当时，即使相对富有的加纳公务员也苦涩地打趣说他们戴着“罗林斯项链”——因为他们的锁骨明显从干瘪的身体上突出[13]。在1983年死亡的儿童中，有将近一半是由于营养不良[14]。198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甚至低于加纳获得独立时的1957年。
1983年危机迫使罗林斯政府想方设法将加纳纳入增长轨道，经济增长最终确实取得恢复，但这也付出了长达1/4个世纪经济衰退的代价。
哈罗德—多马模型，1946—2000年
对大坝、道路和机器投资进行援助可以促进增长，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46年4月，经济学教授多马（Evsey Domar）发表了一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资本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在这篇论文里，他研究了美国短期经济衰退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尽管多马假设生产能力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但他同时承认这一假设并不现实，11年后的1957年，由于“长期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推翻了自己的理论[15]。多马说他最初的目的是对关于经济周期的深奥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寻求“在实际中有意义的经济增长率”。他承认自己的理论对于研究长期增长没有意义，他本人接受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新增长理论（下一章将对此加以介绍）。
简而言之，多马模型的本意不在于研究经济增长，对于研究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作为一个增长模型还受到创建者的批判。然而，多马的增长模型已经成为而且现在依然是经济史中最广泛应用的增长模型，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多马模型是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市场的？我们经济学家应用这一模型试图决定为达到目标增长率所“必需的”投资率，而且现在还在应用，接受诊疗的穷国有很多，从阿尔巴尼亚到津巴布韦。“必需的”投资与本国储蓄之间的缺口被称为“资金缺口"。一般认为，私人投资难以弥补这一缺口，因此达到目标增长率的希望便寄托在外国援助的基础上。按照这一模型，通过外国援助增加投资可以帮助穷国走上富裕之路，投资援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运用多马模型来确定援助金额和预期增长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多马模型的鼓吹者（我也曾是其中一员）过于求全责备，因为他们不可能料事如神。在多马模型的鼎盛时期，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似乎支持投资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严格联系这一结论。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获得后，模型的缺陷才暴露出来。
多马模型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简单假设：GDP增长率与投资支出占GDP比重之间存在固定比例。多马假设，产出（GDP）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固定比例关系，所以产出的变化肯定与资本存量的变化（也就是去年的投资）保持一定比例，将两边同时除以去年的产出，可以得到今年GDP的变化率是去年投资与去年GDP的一定比例[16]。
为什么多马假设产量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关系？劳动在生产中难道没有起到作用吗？多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刚刚过去，当时许多人失业，产生了“工人追逐机器”的情况。多马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二战后经济危机还会再度爆发，除非政府采取相应对策。多马将高失业率作为前提，因此只要资本存量有所增加，总会有工人填补工作岗位。多马的理论后来被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1939年，一位名叫罗伊·哈罗德的英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类似但更晦涩的论文）。
很显然，多马的兴趣是发达国家的短期经济周期。所以多马关于产出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的假设怎么能够用来分析穷国的经济增长呢？
经济发展的实现
自从有了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以来，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就一直困扰着我们。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什么因素决定一国财富多寡这个问题。1890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说过：探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迷人的领域所在”。[17]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其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经济学家）一旦开始考虑经济增长，就将无暇他顾。”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都是发达国家，没有人关注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38年的《世界经济观察》是由此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编写的，其中仅包括了一段关于南美洲的文字，而对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地区则只字未提[18]。
“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结束了对不发达国家几个世纪的冷漠，开始关注它们的“迫切问题”[19]。经济学家们对于新近独立的穷国如何发展经济和追赶发达国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
对于穷国来说，不幸的是，第一代的增长专家受到同时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苏联通过强制储蓄和投资实现了工业化。观察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农村大量未充分就业人口，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过剩劳动力”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刘易斯进而认为建设工厂将会吸收过剩劳动力而不会影响农村的生产。
在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都假设在工人和机器之间存在固定比例关系，比如说每台机器对应一个工人。由于劳动力过剩，资本便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产量同资本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一点同多马模型是相同的。刘易斯不仅认为劳动力的供应是“无限”的，而且还以苏联为例说明可以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发展经济。
刘易斯曾经说过：“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20]由于经济增长同投资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可以估计出该比例，然后计算出达到目标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水平。举例来说，如果每4%的投资增长可以带来1%的经济增长，那么一个国家要想把经济增长率从1%提高到4%，就必须将投资率从占GDP的4%提高到16%。如果人口增长率是2%的话，4%的经济增长率会使人均GDP增长2%。如果能保持人均GDP年增长2%，那么人均GDP每36年就会翻一番。投资的增长必须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资本增加与人类繁衍之间的一场赛跑。
那么，如何才能保持高额的投资呢？假设当前的储蓄率（国民储蓄/GDP）为4%。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国家非常贫困以致他们几乎不可能提高储蓄率。这样，在“必需的”投资率（16%）与当前国内储蓄率（4%）之间就存在一个投资缺口12%，因此就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来弥补这一缺口，达到“必需的”投资率，从而达到目标增长率（在下文，我将把“投资缺口理论”等同于哈罗德—多马模型）。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并不清楚外国援助多长时间才能够提高投资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在实践中，他们明显过于急切，期望今年的援助马上会进入今年的投资，促进明年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思想。多马在其1957年的著作中曾提到更早的一些经济学家，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就运用过这一理论。《计划经济》的编辑科瓦列夫斯基（N.A.Kovalevskii），在1930年3月使用增长—投资固定比例理论预测苏联的经济增长，这一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被其他经济学家沿用[21]。苏联的经验不仅启发了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苏联本身就是该模型的始作俑者。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投资缺口理论建立之后，下一步就是劝说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了。1960年，罗斯托（W.W.Rostow）出版了他的畅销书《经济增长的阶段》。在他所预测的5个阶段中，最令人困扰的是“从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阶段”。罗斯托认为这一阶段唯一的决定因素是投资率能否从5%上升到10%。这一看法同刘易斯6年前的观点如出一辙，不过是用“起飞”这一形象的语言重申了多马和刘易斯的理论。
罗斯托试图证明投资引导的经济起飞同事实相吻合。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对罗斯托影响很大，这也同他的理论相符。罗斯托还研究了许多历史情况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然而，他没有获得充分的证据：在15个国家中，只有3个符合投资引导的起飞理论。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63年指出，他所掌握的历史事实与罗斯托的理论更加不一致。他说：“在所有案例中，我们都没有发现在经济起飞阶段存在罗斯托教授所假设的净资本形成率增长一倍（或更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加速的情况。”[22]但是典型事实也是会发生变化的。30年后，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写道：“世界史中的一个重要典型事实是在经济快速起飞之前发生了大幅度的储蓄增长。”[23]
苏联恐惧症和外国援助
尽管缺乏证据，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引起了对穷国的很大关注。罗斯托并非是唯一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外国援助鼓吹者，但是他的主张的确是有代表性的。
在他的书中，罗斯托表示了对冷战的恐惧。罗斯托发现，在苏联，“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跨入了一流工业强国之列”，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流行的看法。虽然今天看来难以想象，但当时很多美国评论家都认为苏联体制尽管在个人自由方面相对不足，但是在促进总产出增长方面优于美国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外交》季刊中，许多作者都提到了苏联“汲取大量强制储蓄”的做法，并且认为其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经济实力”方面，苏联将“比我们增长更快”。观察家们警告说这个竞争对手将从“计划体制”中获得“特定优势”。第三世界的穷国有可能被这一“特定优势”所吸引而变成社会主义国家[24]。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大可嘲笑他们杞人忧天。当我于1990年8月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苏联仍然是一个贫困国家，而不是什么“一流工业强国”，当然这一认识稍嫌过晚。我当时居住在苏联国际旅店。空调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坏掉了，可一直都没有修理，所以我只好在窗户密封的小房间里挥汗如雨。一个又一个拦都拦不住的妓女试图破门而入（“您好，我是娜塔莎，我很孤独”）。我真不知道苏联是怎么愚弄了我们那么长时间。现在俄罗斯的人均国民收入估计还不到美国的1/6（凭借经济学家的预测天赋，我在1990年曾经对我的同事讲“这里马上就会进入快速增长”。但实际情况是从1990年开始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为负）。
但是，当时罗斯托认为需要向第三世界国家说明共产主义并非“导致经济起飞的唯一国家组织形式”，他提供了一条非共产主义方案：西方国家可以提供援助以弥补“必需的”投资水平与实际储蓄之间的“投资缺口”。罗斯托使用投资缺口理论来计算“起飞”所必需的投资[25]。私人投资的作用被忽略了，因为流向穷国的私人国际资本微乎其微。
苏联恐惧症发生了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援助大大增加，当时罗斯托是总统顾问。罗斯托同时还引起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注意，他叫约翰·肯尼迪。在罗斯托的建议下，约翰·肯尼迪于1959年成功地敦促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后，又建议国会批准增加对外援助：“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新生国家由于特殊的原因需要得到帮助以达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它们无一例外都受到共产主义的压力。”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罗斯托都是政府要员。在肯尼迪任内，对外援助按照固定美元计算增长了25%。在约翰逊任内，对外援助按照198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0.6%。罗斯托和其他持类似主张的经济学家在宣扬对外援助方面取得了胜利。
在达到14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后，美国的对外援助有所下降，但其他发达国家增加的援助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减少额。1950—1995年，西方国家对外援助金额达到1万亿美元（按1985年美元价格计算）[26]。由于几乎所有鼓吹对外援助的人都使用了投资缺口理论，所以这是基于单个经济理论的最大政策实验之一。
不要忘记储蓄
援助可以增加投资从而促进增长，这一教条取得了惊人的广泛认同，大家认为这一理论“非常正确”，就像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1966年在一篇很流行的文章里写的那样。但是，也有人对过度负债提出警告，外国援助的一部分是采取低息贷款的形式。土耳其就曾经出现过偿还外国援助资金的问题，巴格瓦蒂的那篇文章也提到过这一事情。一位反对援助的早期批评家鲍尔（P.T.Bauer）在1972年曾经非常辛辣（但又似乎先知先觉地）地指出：“外国援助之所以必需，是因为贫困国家要用它来偿还以前接受对外援助的欠债。”[27]
要避免因接受外国官方援助产生的偿债问题，最显而易见的方式便是提高国民储蓄。巴格瓦蒂认为，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做不可的事情：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以提高公共储蓄[28]。罗斯托预测受援国在起飞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提高国民储蓄，这样“10或15年后”，援助国将会发现没有必要继续提供援助（40年后，我们依然在期待这一神话变成现实）。
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在应用投资缺口理论时更加强调了国民储蓄的重要性。在其1966年的研究中，钱纳里和艾伦·斯特劳特（Alan Strout）从通常的投资缺口模型（认为外国援助将弥补投资和储蓄之间的临时缺口）出发，认为投资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29]。但是，他们同时假设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保持一个较高的储蓄率。这个储蓄率必须足够高，方能使得一个国家最终达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它可以依靠自身的储蓄进行投资。他们建议援助国需要“将援助数量与受援国提高储蓄率的效率结合起来”（援助国34年后才接受了这一建议）。
计算机技术与投资缺口模型的结合
1971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当时他已经是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首席经济顾问。麦克纳马拉希望能够有一个工具可以精确计算出每个国家所需要的援助金额。
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豪尔森（John Holsen）经过长期探索终于研究出一种最小标准模型（MSM）。豪尔森预期他的模型的使用寿命将仅仅为6个星期[30]，他希望经济学家们能够建立更加精致的国别模型来取而代之（这一模型在29年后的今天仍然得到应用。许多人曾尝试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都没有成功，11年前我也是其中一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的错误）。几年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MSM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将其命名为修正的最小标准模型（RMSM）[31]。RMSM的增长模块实际上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GDP的增长率与去年的投资/GDP保持一定比例。要取得高经济增长，就需要官方援助和私人投资来弥补国内储蓄与必需投资之间的缺口。
从投资缺口可以得知一个国家需要多少的官方援助或其他投资。自钱纳里开始，RMSM的创建者们就提醒说：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储蓄比例必须足够高，方能避免债务不可维持。不过，他们的忠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债务确实出现了不可维持的状况）。
对外援助的投资并没有诱发高经济增长，这一点使得经济学家们陷入窘境。不过，对于投资缺口模型的拥护者来说，他们在逻辑上还有可以防守之处。一本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在最近和以前的各版本中）给出了一个新理论：“尽管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事实证明它并非充分条件。”[32]这一理论很快就成为一种新的教条。另一本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与之遥相呼应：“投资引导的起飞之所以没有发生作用，并非因为更多的储蓄和投资不是必要条件，而是因为它不是充分条件。”[33]我们将会看到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理论是否与数据相符。
永远的投资缺口理论
投资缺口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如日中天，但之后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它已经完全从学术文献里消失了，不过其幽灵却没有随风而逝。今天，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依然利用这一模型来进行援助、投资和增长预测。
即使当投资缺口模型明显不适用的时候，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依然乐此不疲地使用它。从1980—1990年，圭亚那的投资从占GDP的30%上升到42%[34]，每年的外国援助占GDP的8%[35]，但其GDP总量却下降了。这对于投资缺口理论来说可是一个打击。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的另一份报告认为：圭亚那“需要大量的外国资金以提供足够的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36]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既然（外国援助）没有起作用，那么我们就再试一试。”
面对从内战中恢复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同样使用了投资缺口模型。我们曾预计乌干达的经济将在1996年快速增长（达到7%的目标增长率）。由于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而国内储蓄很少，这就意味着必须有高额的外国援助。世行的研究报告呼吁提供大量援助，原因是他们认为“乌干达的经济增长需要外国投资，而如果外国援助不足的话，势必影响其中期经济增长”。[37]
在发生宏观经济危机后，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同样祭起投资缺口模型这一法宝。1995年世界银行的一篇报告认为“如果拉美国家将储蓄和投资提高到GDP的8%，将会使其经济增长率提高大约2%”。[38]泛美银行同年的一篇报告认为拉美国家面临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需的投资的挑战[39]。世界银行2000年在一份有关泰国（东亚危机的受害者）的报告中认为“私人投资是经济复苏的关键”。[40]
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在培训发展中国家官员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投资缺口模型。今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展中国家官员培训课程中，他们在学习如何预测投资需求时，仍然被告知投资与“目标经济增长率”保持一定比例[41]。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混乱的转轨过程中，经济学家们依然着迷于投资缺口模型的威力。世界银行1993年关于立陶宛的一篇报告认为：“需要大量的外国援助”以“提供大量的投资”，从而阻止经济衰退[42]。世界银行1998年关于立陶宛的报告仍然使用了经济增长与投资保持一定比例的假设。1997年关于饱受战争蹂躏的克罗地亚的报告认为：“为了在未来三年达到5%—6%的可维持经济增长率，投资必须增加到GDP的21%—22%。”[43]
需要多少援助和投资才能达到目标增长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1995年的一份报告认为这是中央计划者的问题，但他们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宣称他们采用哈罗德—多马增长方程来预测投资需求。根据这一方程，前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占GDP 20%甚至更多的投资”才能达到“5%的经济增长率”。这篇报告还指出：“有条件的官方援助将有助于弥补投资需求和国内储蓄之间的缺口。”[44]
这真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循环。社会主义经济曾启发了投资缺口理论，冷战敦促用援助来弥补缺口，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又要努力填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缺口[45]。
援助与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就我所知，没有人对投资缺口理论进行过实证检验。当大量的国别数据可以获得的时候，这一理论已经在学术文献里失宠了。然而，我们看到：在决定援助金额和预测经济增长的时候，它的影子仍然无处不在。现在，我们就来好好地检验一下这个模型吧。
当使用投资缺口理论计算援助金额（必需投资超过实际储蓄的部分）时，我们的假设是援助将完全进入投资。而且，援助者会提出条件，要求受援国同时提高他们的国内储蓄率，这一点罗斯托等人认为是自然而然会实现的。所以一块钱的援助将会使得投资增加不止一块钱。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88个国家从1965—1995年的数据[46]。援助与投资之间的联系需要经过两步检验才能为我们所用。首先，投资和援助二者应该在统计上存在正相关性。其次，援助必须以至少相同的水平增加投资：占GDP 1%的援助将导致投资的增加量至少也为GDP的1%（罗斯托认为援助的增加会导致投资更多的增加，因为受援国的储蓄率会上升）。这些检验的结果如何？在第一个检验中，88个国家中只有17个在援助和投资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正相关性。
在这17个国家（地区）中，只有6个通过了第二个检验。这6个神奇的国家（地区）包括两个外援很少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和中国，前者在1965—1995年接受的援助只占GDP的0.07%，而后者接受的援助平均也只占GDP的0.2%。另外4个国家（突尼斯、摩洛哥、马耳他和斯里兰卡）的确接受了较多的援助。另外的82个国家则没有通过全部两个检验。
这些国别检验的结果令人回忆起1994年一项研究的结果：跨国研究表明，在援助和投资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是，不同于那项研究的是，我在此并不想讨论援助是否有效。在评价过程中会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援助和投资可能都受另外的因素影响。某个国家可能运气不好，比如说遭受旱灾，那么投资会减少而援助会增加。我仅仅想研究投资和援助是否同投资缺口模型的使用者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投资缺口模型的鼓吹者们认为援助将增加投资，而不是帮助受灾国家渡过灾难。根据我的研究，投资和援助并不是按照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
投资缺口模型作为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因为它违背了本书开头提到的箴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受援国所面临的激励。如果回报率很高，他们在未来就会投资；而如果回报率很低，他们将不会投资。没有理由认为仅仅因为受援国很穷而提供援助会改变他们在未来投资的激励。援助不会使得受援国增加投资，他们会用援助资金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这正是我们在研究援助与投资之间关系时所发现的。总而言之，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
当然，援助也有可能增加投资而不是完全转化为消费。就像许多鼓吹援助的人建议的那样，援助金额应该同受援国储蓄率的提高挂钩。这有可能给予穷国政府提高公共储蓄（比如通过削减政府消费）和促进私人储蓄的激励。后者可以通过调整所得税和消费税实现。储蓄的提高会使受援国不至于陷入偿债泥潭，而且还会增加投资。根据建议，援助应随国民储蓄的增加而增加，而目前的体制恰恰相反，储蓄率越低的国家其投资缺口越高，从而得到越多的援助。
投资与经济增长
投资缺口理论中的第二个联系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投资是否如投资缺口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能很快促进经济增长？
我首先假设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短期投资—增长关系，然后试图运用4年的平均值来研究增长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一般用5年作为一个研究周期，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预测第一年的表现，所以4年实际上是通常的预测周期）。我的研究结果与投资缺口理论并不相符，因为在4年期的平均经济增长与前4年的平均投资之间并没有发现统计上的相关性[47]。
现在，我们研究每一个国家的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放弃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短期投资—增长关系的假设。我们的数据涵盖了138个国家，这些国家在投资和经济增长方面至少有10个观察值。这里同样有两个检验：首先，在经济增长和去年投资之间应该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其次，投资—增长关系应该在“通常的”范围内以产生合理的“投资缺口”。通过全部两个检验的4个国家分别是：以色列、利比里亚、法属留尼汪岛（Réunion）和突尼斯[48]。
因为通过上一节检验的只有17个国家，通过本节检验的只有4个国家，所以最终结果是只有一个国家的情况符合投资缺口理论，即突尼斯。在突尼斯人举国欢庆之前，我应该指出即使这一模型毫无意义，在138个国家中有一个碰巧与之吻合是很可能的事情。目前的证据显示投资缺口理论并无实用价值。
短期内投资是必需的吗
对于另外的137个国家，经济学家们的口头禅是“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可以研究有多少个4年期的高经济增长（至少7%）阶段在前一个4年具有必要的高投资，从而检验这一说法。90%的国家并不符合这一“必要”条件。短期看来，没有证据表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从长期看来，资本积累的确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但我将在下一章讨论为什么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技术进步。
利用经济增长和投资的4年期平均值，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经济增长时期，研究投资是否增加了“必需的”水平。在经济高增长阶段，只有6%的时期投资增加了“必需的”水平。另外94%的时期则违背了“必要条件”。从实证检验来看，无论短期还是中期，投资都既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又非充分条件。
为了理解为什么经济增长与去年投资保持固定比例这一思想与现实相冲突，我们需要记住：这一思想假设劳动力永远过剩因而机器设备是生产的制约因素。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早在1956年就指出了这一假设问题（尽管他的洞见并未在随后的40年中引起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的重视），我将在下一章对他的增长模型加以介绍。如果劳动力供应充足而机器设备有限的话，工厂将会有强烈的动力使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例如，在劳动力稀缺的美国，道路建设工程使用较多的手提钻和较少的工人，而在劳动力充足的印度则使用大量的工人用镐头凿石头。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硬约束这一观点并不符合“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过剩劳动力观点导致了急切要求弥补投资缺口的另一理由：如果没有足够的投资来产生合适的经济增长，过剩劳动力就难以得到吸收，失业率就会上升。例如，世界银行1998年一篇关于埃及的报告运用了增长与投资保持固定比例的理论，结论是：如果埃及的经济增长率仅仅为2%的话，到2002年其失业率将会达到20%（1998年为9.5%）；而如果经济增长率为6.5%（同时保持高投资），2002年的失业率将会下降到6.4%[49]。低投资会提高失业率的机械观点是非常愚蠢的——它忽视了用劳动代替资本的可能性。如果由于低投资而增加较少的机器设备，那么大量的富余工人就可以部分替代稀缺的机器。过剩劳动力理论表明给定投资率，劳动力数量对产出没有影响，这与事实严重不符。
我们如何才能让同样的投资产生更大的经济增长呢？的确，当经济增长时，需要更多的机器设备。但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保持严格的比例关系，原因在于机器投资仅仅是增加未来产出的形式之一，而所有的形式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未来投资的激励很强，那么不仅将有更多的设备投资，而且还将有更多的新技术得到应用（新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研究）；不仅将有更多的设备投资，而且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也将增加；不仅将有更多的设备投资，而且对组织资本的投资也将增加（组织资本可以改善机构的效率）。
由于多种因素都影响经济增长，因而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投资率经常会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率也围绕一个均值上下波动。但是，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通常采用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比例（有一个听得耳朵都生老茧的名词叫“累积资本对产出比例”或ICOR）来测算投资的“生产率”。例如，世界银行2000年一篇有关泰国的报告认为：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预兆就是累积资本对产出比例“在1996年几乎达到空前水平”。[50]类似地，世界银行2000年一篇有关非洲的报告则把非洲1970—1997年的经济衰退归因于用累积资本对产出比例衡量的投资生产率很低而且持续下降[51]。累积资本对产出比例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独立影响因素，虽然它只是两个并无紧密联系的变量之比。即使当经济增长率由于受投资无关的因素影响而下降（比如说泰国脆弱的银行系统和非洲糟糕的政府），我们仍然会不厌其烦地说：在投资率没有下降的情况下，经济衰退是由于累积资本对产出比例的上升，也就是说投资的产出率下降。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苹果价格的下降是因为橘子价格不变而二者的价格比例发生变化。
我们应该致力于强化未来投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生作用，而不是考虑“需要”多少投资来维持目标增长率（在本章结尾和以后各章，我将讨论如何做到这一点）。
“援助—投资”和“投资—经济增长”关系的联合检验
我可以计算出如果投资缺口理论正确的话一个国家将会达到何种收入水平，然后将计算值与实际值相比较。根据投资缺口理论的预测，援助将会导致投资同等或更大规模的增长。我采用一个保守的数字：援助与投资增长是1∶1的关系。那么，在第一年，投资占GDP比重的增加值将会等于援助占GDP的比重，投资的增加将在第二年提高经济增长率。这里预测的是GDP总量增长率，如果要得到人均GDP增长，只要减掉人口增长率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赞比亚的实际人均收入与假设20亿美元的援助弥补投资缺口后的人均收入预测值（见图2.1）。如果假设成立的话，赞比亚将成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为600美元（比它刚独立时还要低1/3）的最贫困国家之一。对于投资缺口理论来说，赞比亚是一个最糟糕的案例。在接受大量援助之前，它就已经拥有很高的投资率，但随着援助的增加，投资率不升反降，而且投资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经济增长[52]。
图2.1 赞比亚实际人均收入与投资缺口模型预测值的对比
对所有受援国来说，投资缺口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如何？首先，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率通常情况下都低于预测值。其次，投资缺口模型并不能识别出那些经济增长明星。最引人注意的例子是：投资缺口模型预测一些国家的经济会高速增长，但他们却陷入经济衰退，尽管其初始投资率很高而且获得大量援助，例如几内亚比绍、牙买加、赞比亚、圭亚那、科摩罗、乍得、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而真正的增长明星（至少最近是），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马来两亚和印度尼西亚，根据这一模型则根本不会发生增长奇迹。这些国家（地区）初始投资率很低或（和）外援数量很少，但他们却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50年已经足够
迷信于外援支持的投资增长使得我们在寻求经济增长之路上误入歧途长达50年之久。现在，投资缺口模型该寿终正寝了。我们应该彻底抛弃投资缺口这一理念，包括一国所需外援数量的错误计算。我们不应该试图估计一个国家“需要”多少投资以达到目标增长率，因为在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短期内并无稳定联系。我们也不应该试图估计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外援以达到目标增长率，因为没有一个经济模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根据投资缺口提供援助会对受援国产生负向激励，这一点很早以前就已经得到确认。投资缺口越大，援助越多，受援国的储蓄率也会越低。这样，就对受援国动员自有资源用于经济发展提供了负向激励。
我们再回到加纳的例子，可悲的是她还像43年前刚刚独立时那么贫困。如果援助能够提供给那些可以产生投资和经济增长正向激励的国家，将会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在第3篇将对此加以详细讨论。一个令人鼓舞的现实是：加纳在1983年跌入经济低谷后开始了改革，此后其人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
然而，迷信于建造厂房和设备以促进经济增长破坏了这点可怜的喜悦。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经济学家如何迷恋于机器设备的魔力而抛出另一个变通的投资药方以促进经济增长。
小插曲：帕米拉的故事
帕米拉是一位30出头的印度寡妇。去年她的丈夫病逝了，撇下了7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他们被迫卖掉土地以筹办昂贵的葬礼。如今，帕米拉已无寸土之地，难以糊口。
帕米拉的娘家是东新奔区凯尔普兰村的一个富户。尽管她的出身还算可以，但是出嫁之后，贫穷逼迫她不得不做一些低贱的工作。帕米拉要卖柴火、碾米粒，每天还要为别人打工。她从附近的森林里捡来木头、晾干，然后每个星期两次步行8公里到市场上卖掉。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她在农场里碾米粒，一天需要工作9个小时，碾出36公斤米，每天劳动成果的1/12作为她的报酬。这样，4个星期的劳动可以为她带来大约90公斤米的报酬。每天，家里大概要吃掉1公斤米，所以她所挣的大米可以维持大约3个月。帕米拉还为一个包工头打工，每个月在建筑工地上干大约10天活，每天的工资是25卢比，这还不到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工资下限的一半。然而，即使这样，漫长的4个月雨季会让这项工作成为泡影。
帕米拉没有从她的亲戚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但是，尽管一贫如洗，她仍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两个孩子都被送到当地的乡村学校。帕米拉甚至还打算当孩子们长大后供他们上迪姆奈高中。为了给孩子攒学费，她计划做爆米花赚钱。
帕米拉自尊心非常强，虽然遭遇不幸，但她拒绝人们用怜悯的眼光看她。她曾经说过：“即使遭受大难，我也不会放弃，不会向困难低头。神会保佑我的。”[53]
[1] Rooney，1988，第133页。
[2] Rooney，1988，第5页。
[3] Rooney，1988，第88页。
[4] Rooney，1988，第137页。
[5] Seers和Ross，1952。
[6] Rooney，1988，第4—6页。
[7] Frempong，1982，第130页。
[8] Rooney，1988，第154—168页。
[9] Kamarck，1967，第247页。
[10] Frempong,1982，第84页、第85页、第87页、第126页。
[11] 《消除饥饿1985》；USAID，2000。
[12] 发展项目人口统计数据，1987，表8，第90页。
[13] Rimmer,1992，第4页。
[14] UNICEF,《国家的进步》，1995，第14页。
[15] Domar，1957,第7—8页。
[16] 注意在这一理论中，投资指的是扣除折旧后的净投资。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应用哈罗德—多马模型时，错误地使用了毛投资而非净投资。
[17] 马歇尔，1946，第4页。
[18] Arndt，1987，第33页。
[19] Arndt,1987,第49页。
[20] 刘易斯（Lewis），1954，第139页。
[21] 多马（Domar），1957，第255页。
[22] 库兹涅茨，1963，第35页。这是少有的几个检验哈罗德—多马—刘易斯—罗斯托ICOR模型的尝试之一。在这之后，还有一系列论文（如Patel，1968；Vanek和Studenmund，1968）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经济增长促进了投资率的上升而不是下降。Leibenstein（1966）和Boserup（1969）更清楚地指出：如果在经济增长和投资之间存在很弱的短期联系的话，那么是经济增长促进投资而非相反。
[23] Edwards，1995，第224页。
[24] Wiles,1953；Thorp，1956。
[25] 罗斯托（Rostow），1960，第37页。
[26] 这里的发达国家是指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包括西欧各国、北美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27] Bauer，1972，第127页。
[28] Bhagwati，1966，第69页、第170页、第219页。
[29] 钱纳里和斯图亚特将他们1966年的模型称为“双缺口模型”。一个缺口指的是投资缺口，另一个缺口指的是贸易缺口。贸易缺口事后等于储蓄缺口，但事前却可能是价格固定的短缺国家的增长约束。在本章，我将忽略贸易缺口，因为一旦市场力量广泛发生作用，短缺将不太可能产生，所以贸易缺口也不会起到太大作用。
[30] 对约翰·豪尔森的采访，1996年12月17日。
[31] 对Nick Carter和Norman Hicks的采访，1996年12月16日。
[32] Meier，1995，第153页。
[33] Todaro，2000。
[34] 世界银行，1993a。
[35] OECD数据。
[36] 世界银行，1993a，第32页。
[37] 世界银行，1996，第23页。
[38] 世界银行，1995a，第10页、第23页。
[39] 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5，第19页。
[40] 世界银行，2000b。
[4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6a，第228页、第239页。
[42] 世界银行，1993b，第20页。
[43] 世界银行，1997a，第15页。
[44]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1995，第5页、第66页、第71页。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强烈反对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业务中使用哈罗德—多马摸型，尽管我们所引用的报告都使用了这一模型。
[45] 苏联的线性经济增长关系不复存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尽管投资率在上升，经济增长率却在下降（Easterly和Fischer，1995）。
[46] 我将在计算投资时使用国内价格，因为国外援助没有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当将所有数据集中时，我不得不将购买力平价和国内价格混在一起。国外援助的数据来自OECD。
[47] 我的研究结果同Blomstrm、Lipsey和Zejan（1996）相似。他们发现投资是滞后经济增长的函数，而经济增长并非滞后投资的函数，他们使用的滞后期是5年。
[48] 这里的计算是基于Summers和Hestorn（1991）的数据，产出和投资都采用国际价格。然而，利用世界银行国民账户中的国内价格也得到相似结论。
[49] 世界银行，1998，第2页。
[50] 世界银行，2000b。
[51] 世界银行，2000c。
[52] 此处，我使用了Summers和Heston（1991）的GDP和投资率数据。至于援助占GDP之比，则使用了OECD按当前价格衡量的数据。当然，这种处理并不理想，因为援助占GDP之比并没有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所以援助转化为投资的数量可能高估或低估。
[53] 摘引自Narayan等，20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