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迷雾

未知

第四章

教育是为了什么

要确保打中目的，首先射击，然后把射中的东西称为你的目标。

——布里连特（Ashleigh Brilliant）

28岁之前，我在学校里度过了22年的时间，所以我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一种自然的偏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委员会出版了《学习：内在的财富》（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该委员会主席、前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在前言中写道：21世纪教育委员会并不将教育视为“仙丹”。而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将其视为“可以促进人类更深入、更和谐发展，减少贫困、排斥、无知、压迫和战争的主要途径之一”。

21世纪教育委员会由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组成。还有一个成员是牙买加前总理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在他执政的1972—1980年，牙买加的经济陷入破产，所以他作为发展专家显然是不称职的。

德洛尔在《学习：内在的财富》的前言中引用了拉封丹的一段诗：“一定不要把祖先留下的遗产丢掉：里面隐藏着宝贝。”

然后，迪乐斯自己诗兴大发，在后面又加了一句：“但是，老人是聪明的，在逝世之前，他告诉孩子们知识才是宝贝。”

其他一些人也赞同知识是“人类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经于1990年3月5日到9日在泰国曼谷召开了一次全球教育会议。会议的《全球教育宣言》指出：教育可以实现“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和更环保的世界，同时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进宽容和国际合作”。[1]全球教育会议设立了全球所有国家2000年的基本教育目标（但这些目标并未达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用比德洛尔更理性的语言说道：“特定国家的总体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分享全球发展成果、从知识进步中受益和在自身进步的同时对他国教育有所贡献的能力。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不容争论的真理。”[2]

其他关于教育作用的论述没有将其提到这样的高度，但仍然认为教育是经济成功增长的秘诀之一。泛美开发银行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目共睹。”1997年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许多人将东亚的经济成功归因于为基础教育提供大量公共资金，这是东亚发展的基础。”[3]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作了一个简明的概括：“对国民的教育（虽然对女性的教育常常被忽视）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影响途径是提高生产率、收益、劳动力流动性、企业家才能和技术革新。”[4]

尽管人们对教育的作用如此深信不疑，我还是很惊讶地发现在过去40年中巨大的教育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尽人意。政府资助的教育发展遭到挫败，原因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箴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在未来进行投资的激励并不存在，那么发展教育就没有什么收效了。政府强迫人去上学并不能改变他在未来进行投资的激励。在寻租是唯一盈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教育爆炸

从1960—1990年，学校的规模急剧扩张，反映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基础教育捐助者的推动下，1990年全球有一半的国家已经实现100%的小学教育。而在1960年，仅有28%的国家达到这一目标。在1960年，小学入学率的中间水平为80%，而1990年则增加到99%。在这些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教育奇迹。以尼泊尔为例，1960年的小学入学率仅为10%，而到1990年则增加到80%。

在1960年，许多国家的中学入学率非常低。以尼泊尔为例，每200个适龄儿童中仅有1个能够上中学。自1960年以来，在全球所有国家中，适龄儿童中学入学率的中间水平增加了两倍多，从当年的13%增加到1990年的45%。

大学入学率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1960年，29%的国家根本没有大学生。到1990年，只有3个国家（科摩罗、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没有大学生。从1960—1990年，大学入学率的中间水平从1%增加到7.5%，增加了7倍多。

教育对经济增长到底有没有用

教育爆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答案是：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许多研究都注意到在GDP增长和入学率提高之间缺乏联系。非洲虽然也经历了教育的大发展，但并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以普里切特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教育到底有什么用”?[5]他建立了一个时间序列，但并没有发现教育发展和人均产出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在一些统计中，反而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6]。根据该研究中的数据，图4.1对东亚和非洲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

图4.1 教育到底有什么用？

资料来源：Pritchetc，1999

在1960—1987年，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本增长迅速，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加纳、赞比亚、马达加斯加、苏丹和塞内加尔，但其经济增长却停滞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等东亚国家人力资本增加速度并不迅速，却创造了经济奇迹。其他东亚国家，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力资本虽然增长迅速，但也并不高于前面所讲的那些非洲国家。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赞比亚的人力资本增长稍稍高于韩国，但其经济增长率却比后者低7%。

普里切特的研究还发现东欧和苏联国家在国民受教育年限上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他们的人均GDP却远远低于后者。例如，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只略高于乌克兰的92%，但前者的人均GDP却相当于后者的9倍。

另一个事实也反映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微。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中间水平已经连续多年下滑。在20世纪60年代，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3%，70年代为2.5%，80年代为-0.5%，而到90年代则下降到零。普里切特的研究指出，贫困国家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滑。

由于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如此令人震惊，值得我们去考察一下是否其他国家也存在这种现象[7]。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做了类似的研究，利用1965—1985年的数据，研究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8]。他们同样发现，在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即使在控制住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后，这一结论同样成立（不过，他们发现在最初的教育水平与随后的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确存在正相关性）。

人们也许会认为，非洲之所以能够表现出这两项研究中的非相关性，原因可能是其最初的教育水平较低才引发了后来的教育高速发展。我们知道非洲的经济增长缓慢。但是，第二项研究还发现，即使从样本中抛弃非洲，结论同样成立。而且，即使我们不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比例数而采用绝对数，结论还是成立。另外，非洲各国的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见图4.2）。

图4.2 1965—1985年非洲各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资料来源：Benhabib和Spiegel，1994

前文已经讲过，研究发现，初始的教育水平与后来的生产率增长正相关。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初始教育水平很高，那么人力资本会通过影响生产率而对经济增长间接产生积极作用。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初始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9]。但这一关系通常被认为是暂时的。如果人力资本的水平相对于物质资本已经很高，那么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将非常大，经济增长速度将更快，直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恢复平衡[10]。

这一关系是临时的，因为在长期内讨论经济增长依赖于初始的教育水平没有什么意义。普里切特曾经指出，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围绕一个固定平均水平上下波动，而教育水平呈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与初始教育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也应该不断上升，但实际并非如此。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尽管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却有所下降。不管在短期内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有多大，从长期看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多大影响。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与人力资本差异几乎没有关系。如果某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1%，其中仅仅0.06%可以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增长高于平均水平，而0.91%是由生产率因素引起的（物质资本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仅仅能够解释其中的0.03%）。[11]

针对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一观点，比尔斯和克雷诺（Bils和Klenow，1998）指出了一个更为细致的问题。如果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那么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将有较快的人力资本增长。这意味着年轻工人拥有比年老工人更高的人力资本，因为后者受教育的时期是低人力资本时期。这一因素会导致年轻工人比年老工人享有更高的工资，但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工人的工资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长，老工人的工资总是大大高于新工人，即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使考虑到工作经验的影响，我们还是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老工人的工资也不应大大高于新工人，因为新工人在人力资本上有很大优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人力资本的增长没有那么高，人力资本增长不能解释高速的经济增长[12]。

对于认为教育水平对随后经济增长存在积极影响的看法，比尔斯和克雷诺（1998）还指出另一个更重要的缺陷。初始教育水平与随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如果预期未来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工资快速增长而不是停滞不前，那么现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将很高，投资教育将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初始教育与随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由于经济增长导致教育水平提高而非相反[13]。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教育是另一个人们寄予厚望但却又让人们失望的经济增长药方。

教育和收入

教育是否真的会影响经济增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长都不能解释巨大的经济增长差异，许多经济学家还是坚信它们可以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这些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认为，在索洛模型中，从长期来看，收入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式的储蓄决定的。曼昆使用中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储蓄的衡量指标。结果发现在中学入学率和收入水平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曼昆指出，根据他的测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储蓄可以解释78%的国际人均收入差异[14]。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发现与前文“产出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无关”这一结论之间的冲突？

然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关注曼昆对索洛模型中的某些修正，他将人力资本补充进来。在索洛模型中，物质资本积累不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严重递减，而资本边际收益严重递减则是由于物质资本收入在总产出中所占比例很低（1/4—1/3）。但是，当我们把人力资本考虑进来，所有类型的资本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上升到80%。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整体边际收益率递减现象并不严重。这就好像在制作薄饼的例子中我们将牛奶和面粉一起加进去。这两个成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在保持其他成分不变的情况下将它们同时大量加入，薄饼量就可以增加了。同时，通过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来增加产出存在广阔的空间，这意味着技术相同的国家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不同会具有不同的收入。一些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曼昆的观点，它们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积累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东亚的高增长[15]。

第二，曼昆解释了贫困国家的低经济增长。我们还记得贫困国家被认为会高速增长但事与愿违，而曼昆却发现如果控制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更高。索洛模型中关于所有国家都将趋向同一经济增长率的观点并不成立。具有不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最终经济增长率。那些储蓄率高（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的国家会走向富裕，而那些储蓄率低的国家将步入贫困。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相对于其最终经济增长率而言是贫困的，那么，这意味着他们将更快地趋向其最终增长率。另外一个广为引用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控制住不同的经济因素，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确更快[16]。

第三，曼昆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没有大量流向贫困国家。他认为人力资本（拥有技术的人）不能自由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物质资本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穷国的贫困是由于其低劣的人力资本，那么外国投资者将不愿意向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因为缺乏技术工人使得机器设备产生良好的收益率。在技术工人缺乏的情况下，机器的收益率是很低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更多地流向富国而非穷国。

但是，精妙的理论模型并不一定经得起反复的推敲。曼昆认为，在中学入学率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一结论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学入学率并不足以衡量教育积累。小学教育的情况如何呢？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和小学教育之间的相关性大大削弱。即使小学入学率从0.2变到0.9，对人均收入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穷国。对于那些普及小学教育的国家来说，其平均人均收入的确要高于未普及小学教育的国家，但是前者的人均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有穷国也有富国。简而言之，国家之间的小学教育差距要小于中学教育差距，前者对收入差距的解释能力要差得多。曼昆只考虑了中学教育，因而夸大了总体教育差异[17]。

第二个问题与曼昆所假设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有关。他假设资本流动将导致物质资本的收益率相同，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收益率只源于人力资本的差异。只利用人力资本来解释国家之间收入差别就如同只利用物质资本一样。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文，如果试图用相对并不重要的因素来解释巨大的收入差别结果将会怎样。如果穷国贫困的原因在于技术工人的缺乏，那么物以稀为贵，穷国的技术工人将获得天价工资，正如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所指出的。

我们可以再次将美国和印度加以对比。1992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印度的14倍，这也同样是美国非技术工人工资与印度非技术工人工资之比。在印度，非技术工人充裕而技术工人匮乏。曼昆的假设意味着印度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当于美国的3倍[18]。这一工资差距将导致美国的技术工人转移到印度。而且，如果根据曼昆的假设，我们会预期印度的非技术工人将转移到美国而技术工人将留下。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转移到美国的比重相当于未受过良好教育者的14.4倍。

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存在移民美国的倾向，这是广泛存在的人才外流现象的表现之一。对61个贫困国家的近期研究发现，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移民到美国。在51个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更容易移民。一些国家的技术力量已经大部分流失到美国。例如，在圭亚那，保守地估计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有77%移民到美国[19]。

根据曼昆的理论，技术工人将从富国转移到穷国，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富国技术工人的工资更具有吸引力。在印度的孟买，一个工程师的年薪是2 300美元，而在纽约，则高达55 000美元[20]。根据曼昆的理论，印度的技术工人工资应该是美国的3倍，但实际上美国技术工人的工资是印度的24倍。根据曼昆的理论，在人均收入和技术工人工资之间存在负相关，但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强正相关。

曼昆的理论还意味着印度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率将高得难以想象。根据曼昆的假设，美国的非技术工人工资相当于印度的14倍，他预测印度的技术工人工资是美国的3倍。如果美国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率为2（根据曼昆的计算），那么印度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率将达到84倍。如果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的话，那么在印度大量的人将投资教育以获得高的技术工资，印度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将相当于美国的42倍。但是，印度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别并没有如此之大（其他贫困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工程师的工资仅大约相当于一个建筑工人工资的3倍。研究发现，贫困国家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最多相当于富裕国家的2倍，而不是42倍，而且教育投资回报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成本较低[21]。

第三个问题是因果关系。如果考虑到随着收入的上升，中学教育作为一种奢侈品的消费也会增加，曼昆的结论将发生变化。随着收入的增加，对中学教育的需求也自然会增加，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学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生产效率。

这促使我思索曼昆对国别收入差距解释的另一更基本的问题。即使我们接受他用储蓄（包括物质资本储蓄和人力资本储蓄）差距解释收入差距的理论，那么储蓄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曼昆仅仅将解释经济增长差距的问题转化为解释储蓄差距的问题，却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简单地说穷国贫困的原因是他们不思节约，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这几乎相当于用贫困来解释贫困的同义重复。

教育和激励

对于一个渴望增长的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并不比一个呼啦圈强多少，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有知识的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政府通过干预制造了获利机会。例如，如果政府坚持固定汇率，禁止货币兑换，并且国内存在高通货膨胀，那么通过货币兑换就有利可图。那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向政府行贿，在低的汇率水平获得外汇，然后在黑市上出售以获得利润。这样的活动并不能增加GDP，它只是使寻租者以低价买入出口商的美元然后再高价卖出。在有许多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一个奇怪的事实可以支持我们的说法：拥有众多律师的国家比拥有众多工程师的国家增长缓慢）[22]。例如，无论其教育水平如何，在外汇黑市溢价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都较低。而在外汇黑市溢价低的国家，如果教育水平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反之则较慢。只有当政府的行为产生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的激励时，教育才会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作用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通过提供免费教育和要求儿童入学来发展教育。通过行政手段普及基础教育并不能产生投资激励从而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教育的质量因投资激励的不同而异。在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将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家长的督导更严格，教师的压力也更大。而在一个经济停滞、没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就不会认真学习甚至有时逃课，家长会让孩子们不上课而去地里帮忙干活，老师们的工作会接近于一个保育员。

腐败、教师的低工资、教材和文具开支不足，这些问题都会扭曲提高教育质量的激励。

在巴西的容凯拉镇，当地人告诉访问者“公立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已经长达数周没有教师、校长，教室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卫生状况恶劣”。在马拉维，当地人对我们说：

“我们听说政府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并且提供所有的必需品如笔记本和笔。但孩子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自己花钱。我深信这并不是政府的错误而仅仅是学校管理上的问题。我们曾经看到一些老师到处兜售笔记本和笔。另外，老师们也不尽职尽责。孩子们经常是一节课未上就放学回家。我们听说那些老师不满意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的工资严重不足。所以他们将那些本应属于孩子们的免费资源塞入自己的腰包也就毫不惊讶。这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在过去6年中，只有10个孩子能够升入中学。”[23]

在巴基斯坦，教师职位是政府官员的恩赐。考试中作弊盛行，老师们或者根本不管或者虽然想管但受到威胁。如果让他们也参加考试，3/4的监考老师根本不能及格。在公立学校中使用的教学语言是乌尔都语，而在这个多语言的国家里工作语言却是英语。一些公立学校是伊斯兰学校，学生们主要学习古兰经。另外一些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糟糕至极，有钱一点的人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存在宗教冲突的学生在学校里会大动干戈，连AK-47冲锋枪都用上了[24]。在枪支比课本还多的学校里，你还能期待有什么好的结果产生？[25]

尽管教师的工资经常不足，但有时仍存在大量冗员。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钱更多地花在教师工资而非教材、纸张和铅笔上，前者是政治恩赐的一个便捷方式。菲尔默（Filmer）和普里切特发现，教学设备开支的回报率相当于教师工资开支回报率的10—100倍，这说明相对教师来说教学设备严重不足[26]。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其他投资状况。只有与高技术设备、先进技术和其他具有增长激励的投资结合起来，教育才会对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增长激励，就不会有高技术设备和先进技术对教育提供补充。教育虽然可以产生技术工人，但不能创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教育实际上是被浪费了，就好像对一个出租车司机进行高等教育一样；或者高素质的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因为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的知识有用武之地。

的确，知识的传授本身会引发先进设备投资和先进技术的采用，但是如果政府政策破坏了这一增长激励，将会大大抵消进行其他投资的激励。

小结

尽管大家对教育的作用都充满乐观情绪，但过去40年的教育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我认为，在正确的环境下学习的确是一件好事，但如果通过行政手段提高入学率或者通过国际组织的急切推动，并不能产生经济增长激励。在经济增长的探索之路上，教育是又一服失效的药方。

人们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对影响未来投资的激励做出反应。没有一个国家是在缺乏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下走向富裕的。但是，正规学校的入学率可能并不是一个衡量知识的很好工具。

当认识到缺乏经济增长激励可能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效果欠佳的原因后，国际社会开始转向另一条思路：控制人口增长以节约机器和学校。

小插曲：身无避难之所

南北内战使苏丹处于战乱达17年之久。这是自苏丹独立以来的第二次内战，第一次内战也持续了17年。不仅如此，南北战争是几百年以来双方种族冲突的延续（简而言之，种族冲突基本上是北部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同南部的非洲—基督教之间的争斗）。1983年，由北部地区提名的总统尼迈里上任，他宣布实行伊斯兰教系的法律，内战又一次爆发[27]。

战争爆发之初，苏丹南部大约2万名7—17岁的男童逃离自己的村庄，害怕政府将征集他们入伍以对抗北部。一些人逃到埃塞俄比亚的避难营，路上要花6—10个星期，还要穿越一大片荒野。在路上，土匪抢去了这些孩子的毯子、鞋、衣服、锅等物品，而另一些更不幸的孩子则因为传染病或饥饿而失去年轻的生命。只有那些幸存者才能到达埃塞俄比亚，享受短暂的和平。

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亚新一届政府上台，要求避难者离境，他们只好回到苏丹。这时正是雨季，过河时有一些孩子溺水而亡，剩下的孩子回到了苏丹境内由国际红十字会开办的避难所。但是，1991年年底战争在他们周围爆发，他们被迫逃往肯尼亚的难民营。从1992年起，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帮助下，大约1200名孩子重回家庭。正如14岁的男孩西蒙·马约克所说，“幸运之神没有眷顾我们这些生在苏丹的孩子”。[28]

1999年，有报告称又有孩童逃往肯尼亚，躲避苏丹南部的战乱[29]。2000年3月，奥地利国际基督教团结组织（CSI）称反政府武装在洗劫北部的3个村子时，虏获了188名南部的妇女和儿童[30]。

[1] 资料来自于公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教育领域的重大项目》，1990，第9页。

[2] Mayor，1990，第445页。

[3]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第52页。

[4] Verspoor，1990，第21页。

[5] Pritchett,1999。

[6] Pritchett，1999。

[7] 最近的一项研究（Krueger和Lindahl，1999）认为普里切特得出上述结论的原因是对教育发展存在度量误差。但实际上普里切特已经非常认真地控制了度量误差，所以他的结论并不受此影响。

[8] Benhabib和Spiegel，1994。

[9] 包括Barro和Sala-i-Martin（1995）以及Barro（1991）。Judson（1996）表1对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做了概述。

[10] Barro和Sala-i-Martin（1995）研究了这一效应。

[11] Klenow和Rodríguez-Clare，1997，第94页。Barro和sala-i-Martin（1995）也发现在人均经济增长与中学和大学教育水平的变化之间没有关系。

[12] Bils和Klenow，1998。

[13] Bils和Klenow，1998。

[14] Mankiw，1995，第295页。曼昆参考了Barro、Mankiw和Sala-i-Marlin（1995）以及Mankjw,Romer和Weil（1992）。

[15] Young，1992，1995；世界银行，1993d。

[16] Barro和sala-i-Martin，1995，第431页，读者同时可参见Barro，1991。

[17] 这一点最初由Klenow和Rodríguez-Clare（1997）指出。

[18] 罗默（Romer，1995）。此处，我复制了罗默的计算过程，不过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比重做了小小修正，采用了曼昆所假设的比重。

[19] Carrington和Detragiache，1998。

[20] 瑞士联合银行（UBS），1994。

[21] Psacharopoulos，1994，第1332页。

[22] 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91。

[23] Narayan等，2000b。

[24] Talbot，1998，第339页。

[25] Husain，1999，第384页、第404页。

[26] Pritchett和Filmer,1999。

[27] Burr和Collins，1995，第15页；还可参见Deng，1995。

[28] UNICEF，《世界儿童的状况》，96，第21页。

[29] hppt：//www.reliefweb.int/irin/cea/weekly/1999 11 19 htm#SUDAN：Refugees flee ethnic clashes to uganda，Kenya.

[30] http：//www.reliefweb.int/irin/cea/country stories/sundan/200003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