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迷雾

未知

第五章

避孕套资助

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

——本特利（Bentley）的第二经济学原理

要追求经济繁荣，最没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避孕套了。但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控制人口是一味灵丹妙药，它可以避免灾难性的饥荒，并且能够帮助贫困国家踏上富裕之路。利用外国援助来控制人口——避孕套资助——是另一服药方。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让观察第三世界的人感到害怕的话，那就是人口增长。许多人认为，人口增长极大地阻碍了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通过计划生育（使用避孕套）来控制人口将会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

在经济学中，人口是一个老话题。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9世纪曾经指出人口的几何增长将会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结果将会导致大量的饥荒来强行纠正这一失衡。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则提供了马尔萨斯的现代版本。在他1968年著名的《人口大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保罗·埃利希预言：在他写作该书10年之内，饥荒将席卷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导致世界上1/5的人口失去生命[1]。全球性的传染病将会在穷人中传播，鼠疫也可能重新爆发，死亡人数可能大大增加。

对人口爆炸的恐慌之所以令人注意，主要原因是它预料大量的人口将死于饥荒，但这并没有发生。在埃利希发出警告的20世纪60年代，有1/10的国家每10年至少发生一次灾荒。而到90年代，200个国家中仅仅有1个发生灾荒。从1960—1998年，全球人口的确增长了1倍，但同期富国和穷国的粮食产量都扩大了2倍[2]。粮食短缺不但没有发生，而且在过去20年中粮价还下降了近一半[3]。

例如，在巴基斯坦，埃利希曾经预言那里“70年代初有可能，但80年代初必然”发生饥荒，但实际情况是粮食产量在过去15年中翻了一番[4]。同期，全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增加了87%。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埃利希近来认为“地球的居住条件迅速恶化”[5]。

在1968年，埃利希非常关注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大爆炸》一书出版时，全球的年人口增长率达到顶峰，大约为2.1%。此后，人口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世界银行预计从目前到2015年前世界人口年增长率为1.1%[6]。尽管死亡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更快，人口增长速度依然放缓[7]。

但是，对人口增长的恐慌依然存在。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就是代表之一。在1999年他的新书《超越马尔萨斯》（Beyond Malthus）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世界将要吞下以前忽视人口增长的苦果”。“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持续人口增长后，许多国家对食物、水和林产品的需求将大大超出本国的供应能力。”[8]世界观察研究所的《2000年的世界》（State of the World 2000）也警告说，人口增长“可能比其他单一因素更加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恶化几乎所有其他的环境和社会问题”。[9]巴基斯坦再一次作为反面教材：“巴基斯坦的人口预计从当前的1.46亿增长到2050年的3.45亿，这将导致其人均耕地面积从0.08公顷减少到0.03公顷，几乎只相当于一个网球场的面积。”[10]

控制人口行动国际组织（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也指出“农业生产能力将难以满足未来的世界人口增长”。[11]人口研究所（Population Institute）也指出“21世纪的四大灾难是人口爆炸、滥伐森林、水资源匮乏和饥荒”，灾难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将需要提供大量的救助……这已为时不远了”。[12]

不仅如此，根据莱斯特·布朗的说法，人口增长速度还会超过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如果在未来缺乏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有利措施，失业率将会上升到失控的水平”。仍以巴基斯坦为例，“其劳动力将从1999年的7 200万上升到2050年的1.99亿”。[13]

针对人口增长的恐慌，这些悲观主义者的建议是实行计划生育（使用更多的避孕套）。1994年，由联合国资助的人口和发展国际会议在开罗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计划“提倡全球在2015年前实行计划生育……对所需要的本国资源和国际援助进行估计，呼吁政府为此做出努力”。开罗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体系，成立全球性、地区性和亚地区性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人民获取避孕工具和其他生殖健康必需品提供方便”。[14]

莱斯特·布朗认为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提供购买避孕套的资金。他指出“强化对计划生育的国内外支持将在下一世纪产生双重收益：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和更乐观的工作前景”。[15]

1999年，一篇对“开罗决议”的评论乐观地认为“随着小规模家庭的吸引力上升以及安全避孕措施的改进生育率将会下降”。然而，“仍然有1.5亿对夫妇的避孕需求得不到满足”。[16]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对“开罗决议”实施情况的评论中指出“没有钞票，我们将一事无成”。他承认所有国家都面临其他预算难题，但他问道“还有什么事情比人类控制自己的数量更重要”。[17]

人口零增长组织警告美国人说他们将“受到政治冲突的影响，而政治冲突可能来源于一些难民，他们从过度拥挤和环境恶劣的地方迁徙到更适合居住的地方，政治冲突也可能来源于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如油田、水源和土地的争夺”。[18]

开句玩笑话，要促进经济增长和避免人口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避孕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经指出：“与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可以获得的技术相比，计划生育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且它的成本更低。”[19]

美国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提倡计划生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服务于避孕工具的提供。许多国家和援助者都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避孕工具供给预测系统，这个系统的设计宗旨是保证每年避孕工具的可获得性。”[20]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说他们所提供的避孕套铺天盖地。在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的国家，如萨尔瓦多和埃及，避孕套实在太多，人们甚至将它吹起来装点足球赛场。

“本来不想要的孩子”—— 一个谬论

希望通过避孕套援助来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同样不符合“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真理。这一措施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如果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那么避孕套的供给将不能满足需求。如果能够获得避孕套，前面所提到的1.5亿对夫妻将会采取避孕行为。但是，避孕套是一种自由市场可以提供的物品，就像可口可乐一样。要知道，我们不会对喝不上可口可乐的1.5亿对夫妻免费提供。

那些宣扬避孕套援助的人可能会认为贫困家庭买不起避孕套，这一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实则错误，因为生育一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的费用比避孕套要昂贵得多，如果真的不想生孩子的话，父母当然要选择避孕套。避孕套的价格大约是33美分一只[21]。在考虑是否想生孩子时，避孕套的成本实在是低得可怜。

避孕套援助的宣扬者们当然会说贫困国家的人无论以什么价格都买不到避孕套。那么，我要问的是，假如那1.5亿对夫妻真的有避孕需求，为什么自由市场无法满足他们？要知道，自由市场在满足贫困国家的可口可乐需求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看起来，对于1.5亿对夫妻未实行避孕措施这一现象，我们不能只提供一个肤浅的经济学解释，而应该更加深入地探究。对于许多国家居民所期望的子女数目，学者们已经进行了系统性的家庭调查。普里切特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家庭子女实际数和期望数，结果发现在那些妇女生育孩子比较多的国家，妇女同样希望有更多的子女。不同国家实际生育水平的差异中有90%可以由期望生育水平来解释。所以说，人们所宣称的“未得到满足的避孕需求”这一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22]。

人口增长是否引发灾难

如果说人口增长导致了饥荒、缺水、大规模失业和其他灾难，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整体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其人均GDP增长速度应该很低甚至为负。根据那些悲观主义者的论断，人口增长速度将会超过现有生产设施创造就业和提供粮食的能力。所以，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将会导致人均GDP下降。

这一预测可以很容易地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检验。在统计文献中，人均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关系是关注重点之一。这类文献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对文献综述的综述。其中的一篇文献综述指出“大多数人口经济学家显然并不持悲观主义态度”。这些学者的共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口增长影响人均经济增长[23]。莱文和雷内尔特（Levine和Renelt，1992）发表了一篇对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最著名文章，结果发现人口增长对人均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24]。即使允许人口增长对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一些合理的因素（如发展水平或资源禀赋等）发生变动，人口增长仍然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5]。我曾经对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在控制住经济增长的政府政策因素后，发现在人口增长和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统计上并不显著[26]。

如果认识到下面的这些事实，我们对人口增长和人均经济增长之间缺乏相关性就不会大惊小怪了[27]。第一，我们知道，从长期来看，人口和人均GDP都有很大的增长。在19世纪之前，今天的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和收入增长都很慢，而19世纪之后两者同时加速增长，不过近几十年来，人口和收入的增长速度又同时放缓。如果说人口增长有害、控制人口是经济增长的良方，那么如何来解释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事实呢？

第二，各国人口增长速度的差距并不足以解释其人均收入差距。从1960—1992年，各国人均GDP增长速度最低为-2%，最高为7%。而人口增长率则从1%—4%不等。即使人口增长能以同等的比例减少人均收入（那些人口悲观主义者通常这样认为），人口增长速度的差距也仅仅能够解释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1/3。阿根廷的人口和人均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而博茨瓦纳的人口和人均经济增长都非常迅速。尽管东亚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工业国家，前者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却更快。即使在生育率非常高的非洲，也并没有出现人口悲观主义者所预料的大规模饥荒。

第三，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看到，第三世界的人均经济增长同期也有所下降。而且，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降低人口增长率与提高人均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联系（见图5.1）。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与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并无关系。

图5.1 1980—1998年与1961—1979年相比较，人口增长率和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注：所有国家分成四等份，按照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幅度从高到低排列。

很明显，人口增长并不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我们发现一旦控制住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人口增长对人均经济增长并不发生作用。

认为人口增长会降低人均收入并提高失业率的观点实际上隐含地假定：增加的人口并不对生产有所贡献，因此人口增长的唯一后果就是导致人均GDP下降。这不仅是对贫困国家人民生产潜力的一个侮辱，而且也不符合“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原理。对于雇主来说，每增加一个雇员就存在潜在的盈利机会。增加的人口有动力去寻找就业机会以谋生。实际工资将会做出调整，直到劳动力的需求等于供给。

人口众多是好是坏

讲了这么多之后，可能仍然有人认为要对人口控制提供援助。当决定生儿育女时，父母不会考虑他们的决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大量的人口可能会恶化自然环境。例如，在有限的土地上可能聚集过多的人口，对其他生物造成不良影响。当决定生孩子时，父母们并不考虑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这些成本。

但是，父母们同样不会考虑到增加的人口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每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都是未来的纳税人，他们将可以为政府的现有项目提供资金。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之所以出现财务问题，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纳税人与退休人员之比下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状况相对良好，原因是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是由于移民而非生育水平造成的）。

另外一个正面影响来自“天才原则”。孩子的数量越多，其中出现莫扎特、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影响最初是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提出的。

如同无数的人都可以欣赏莫扎特的钢琴曲一样，思想可以零成本地由更多的人分享。在人口多的国家，新思想的利用效率要高于人口少的国家，创造一种新思想的成本可以在更多的人中分摊，每个人都可以无成本地使用。如果有更多的人使用，建设因特网的成本平均看来将减小，而且因特网带来的好处会增加。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分担成本和扩大收益，一些更传统的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也会更大，比如说从渔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工业。

人口增长还会促进技术革新，原因是它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例如，随着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不断上升，人们被迫发明一些新方法从现有土地上获取更多的粮食。这一“人口压力”原理最初是由伊斯特尔·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提出来的。

在《公元前100万年以来的人口增长》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对认为人口增长有益的库兹涅茨—西蒙—博塞拉普理论做了一个简单的检验，这篇论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他指出，库兹涅茨—西蒙—博塞拉普理论意味着在最初的人口和后续的人口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28]。较多的初始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知识创造，更多的人使用知识，更多的人分担知识的实施成本。对社会带来的更大益处将支持增加更多的人口，所以人口增长率应该提高。这一理论的结论与托马斯·马尔萨斯、保罗·埃利希以及莱斯托·布朗的理论恰恰相反，根据后者，大量的初始人口将导致人口爆炸，引发饥荒。那么到底哪一方是正确的呢？

克雷默指出，从长期来看，博塞拉普的理论得到了事实的支持。从长期来看，世界人口保持稳定增长，公元前100万年为12.5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元年为1.7亿人，莫扎特时代为10亿人，大萧条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20亿人，水门事件时为40亿人，现在则已经达到60亿人[29]。人口增长速度是在上升而非下降。从长期来看，初始人口数量与后续的人口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库兹涅茨—西蒙—博塞拉普理论所预测的正相关性，而非托马斯·马尔萨斯、保罗·埃利希以及莱斯托·布朗理论所预测的负相关性。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在最近较短的一段时期，就会发现这一正相关性不复存在。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总量在增长，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不过，即便如此，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得不到事实支持。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马尔萨斯所预测的饥荒导致的死亡率上升。

那么，我们究竟要不要对贫困国家控制人口提供援助？首先，即使需要，也不应该采取提供避孕工具的办法，因为在考虑是否生孩子的时候，避孕套的价格对父母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人口数量对社会的净利益并不十分清晰。可能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判断：增加人口会对自然资源造成无法承担的负担，还是可以增加税收和新的思想？

发展是最好的人口控制手段

假设一个国家的确想降低人口增长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统计上有这样一个规律，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存在负相关性。在发达国家，生育率通常要低于不发达国家。最贫困的5个国家，每个女人平均要生育6.5个孩子，而在最富裕的5个国家，每个女人平均生育1.7个孩子[30]。父母要决定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富国的父母生育的孩子数量较少，但对孩子的教育、营养和艺术投资较多。

为什么会这样？“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原理再一次发生作用。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首先将激励因素引入到家庭生活的分析中，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过于冷酷。他指出，随着人们收入逐渐增加，时间变得越来越昂贵。将时间花费在高收入的工作之外意味着收入的损失。照看孩子是一件非常耗时费力的事情（对此我可以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收入较高的父母会选择生育较少的孩子，而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上。收入较少的父母会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孩子身上，生育较多的子女。

尽管高收入者生育的子女数量比低收入者要少，但他们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投资却较多。可以这样说，初始的技能越高，对技能进行投资的回报率就越大。对于那些已经掌握代数知识的人来说，学习几何的回报率会相对较大。高收入父母的技能会通过家庭教育部分地传递给子女。对于富裕家庭而言，投资高质量教育的回报率就要高于贫困家庭。因此，富裕家庭将会为其子女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由于初始的教育水平不同，可能会呈现高生育率低收入或低生育率高收入两种特征。

上面的这两种特征都是自我维系的。贫困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率较低，所以投资激励就比较低，而由于缺乏教育投资，它就依然贫困。由于收入较低，父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孩子的数量也就较多。富裕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率较高，所以就会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变得越来越富。由于收入较高，父母不愿意花费很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孩子的数量也就较少。起飞式的发展会使得一个国家从高生育率低收入状态转化为低生育率高收入状态[31]。发展是一个比避孕套资助更有效的人口控制手段。

两大革命

我们所处的时代受益于两大革命：工业革命（这是一个有点过时的名词）和人口革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给定的自然资源可以创造的产出数量突飞猛进。在人口革命的推动下，人口增长速度先升后降。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两大革命有什么相关性。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存在正相关性。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天才创造者增加、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使得社会可以维持更多人口的生计。技术边界和人口数量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增长，其增长率一直保持加速态势，直到最近才有所下降。这一增长过程通常被称为外延增长，因为劳动力投入和产出都有所增加，但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外延式增长如今已经扩展到世界上所有地方，这一现象曾经引起人口悲观主义者的恐慌，不过他们所担心的灾难并没有发生。

接着，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继续上升，但人口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内涵增长，因为每个工人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出，人均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在工业生产中，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了。内涵增长迄今并未扩展到所有地区，但已经出现在西方国家和东亚。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知识和技术（或者说是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可以解释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的转变[32]。技术进步可以使得人力资本收益率超过我们所使用的贴现率。因此，我们值得投资于人力资本以获取未来的高收益。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人均产出将会提高，因为在高技术水平下，每个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第二，关心子女的父母将会利用这一高投资收益率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更大投资，并且会少生孩子（如果利用经济学家冷酷的术语就是减少孩子的数量而提高孩子的质量）。这样，经济增长就是内涵式的，人均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人口增长速度下降。

关于内涵经济增长，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人力资本投资并非限于正式的学校教育。实际上，学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很弱。人力资本的含义更加广泛，除学校教育外，它还包括从朋友、家庭和同事那里获取的知识、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以及在职培训，等等。我们很难对人力资本这一广泛的定义做出度量，但我们知道如何提高人力资本，答案就是创造在未来进行投资的激励。

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内涵增长为何没有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有关。如果全球性的技术进步导致人力资本收益率提高，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利用这一高收益率？在本书的第3编，我们将会讲到，一些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进行干预，国民无法获得其全部收益。如果是这样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获得外延式的经济增长。只有那些保护产权、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大多数时候）的政府才能推动内涵式的经济增长，如西欧、北美和东亚。我们还将看到，人力资本起点很低的国家可能难以实现高人力资本收益率。

对于那些担心人口增长带来灾难的人，我的回答是只要提高人们投资的激励就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父母将会主动少生孩子，而不用那些国际援助者整天忙着分发避孕套。

为了创造正确的激励，国际机构又开始根据政策改革进展提供贷款。下一章，我们看一看这一招有没有奏效。

小插曲：墓画

夏哈特在1981年已经年满29岁，他生活在埃及尼罗河开罗以南450英里的培拉特。培拉特只有7 000人口，有11个小村庄，每一个村子都坐落在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田地附近。当地农民使用的仍然是在古代墓画中可以见到的那些锄头、水井和锤子。夏哈特是七口之家的一家之主，还要打发一个接一个前来走亲戚的侄子侄女们。他的财产包括一头水牛，一头驴，八只羊和大约2亩的田地。

夏哈特的母亲奥姆海姆生了20个孩子，其中14个夭折了。奥姆海姆以及村子里其他妇女的生活一直笼罩在颗粒性结膜炎和其他传染病的阴影之下，而她们的防护手段就是从村里的巫师那里买来的护身符[33]。每个夏天，伴随着夹杂灰尘的南风，发烧、腹泻之类的疾病也在村里蔓延[34]。夏哈特和奥姆海姆从来没有上过学。

在培拉特，男性统治和暴力也是祖辈留下来的传统。一个父亲杀掉了未婚先孕的女儿，以维护家族荣誉。她在井边洗衣服时，父亲将她的头按到水里直至她被淹死。在培拉特，暴力威胁是家常便饭；大部分男子都随身带着棍棒、刀或枪。在事关家族荣誉、性、金钱纠纷时，暴力经常一触即发，通常数十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影响。针对争吵引起的杀人案，刑罚非常轻。但是吵过之后不到一天，通常吵架的人已经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1992年，夏哈特离开自己的村庄，前往尼罗河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做看门人。每个月他能挣到100美元。现在已经年届不惑的他，住在一栋砖泥房子里。为了娶第二个妻子，他卖掉了自家门口的一小片苜蓿地，这让他的第一个妻子大光其火。现在他已经有了6个孩子。自从夏哈特染上酗酒的恶习，他的两个妻子不得不以未尽到抚养孩子义务的名义把他告上法庭[35]。

[1] Ehrlich，1968，第74页、第88页。

[2] 《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世界银行，2000;Simon，1995，第397页。

[3] http：//www.worldbank.org/data/wdi/pdfs/tab6-4.pdf.

[4] Ehrlich，1968，第44页；《世界发展指标》，2000，表3.3。

[5] Ehrlich，1990，第185页。

[6] http：//www.worldbank.org/data/wdi/pdfs/tab2—1.pdf.

[7] 《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1984，第3页。

[8] http：//www.worldwatch.org/alerts/990408.html。

[9] 世界观察研究院，2000，第5页。

[10] http：//www.worldwatch.org/alerts/990408.html.

[11] http：//www.populationaction.org/why_pop/whyfood.htm.

[12] http：//www.populationinstitute.org/issue.html.

[13] http：//www.worldwatch.org/alerts/990902.html.

[14] http：//www.un.org/ecosocdev/geninfo/population/icpd.htm#intro.

[15] http：//www.worldwatch.org/alerts/990902.html.

[16] http：//www.populationinstitute,org/thehague.html.

[17] http：//www.undp.org/popin/unpopcom/32ndsess/gass/state/secgeneraI.pdf.

[18] http：//www.zpg.org/Reports_Publications/Reports/report83.html.

[19] UNICEF，《世界儿童状况》，1992.

[20] http：//www.info.usaid.gov/pop-health/pop/popunmetneed,htm.

[21] http：//www.condoms.net/cgi-bin/Soft Cart.cgi/condoms/crown.html?L+csense+hGSb8034+948055430.

[22] Pritchett，1994。

[23] Kelley和Schmidt，1995;Kling和Pritchett，1994。

[24] Levine和Renelt，1992。

[25] Kling和Pritchett，1994。

[26] 我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每10年平均人均经济增长率对9个因素进行了回归，包括黑市溢价、M2/GDP、通胀率、实际汇率高估、中学入学率、初始收入、贸易条件收益/GDP、OECD贸易伙伴增长率、人口增长率。结果发现，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0.09，但t统计量仅为0.4。

[27] 这些事实来源于Kling和Pritchett（1994）。

[28] 克雷默（Kremer，1993b）指出，博塞拉普的理论与库兹涅茨—西蒙的理论存在差异，前者预测较高的收入将会减少人口压力，放缓技术变化速度，而这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29] http：//www.census.gov/ipc/www/worldhis.html；Kremer，1993b.

[30] 控制人口行动国际组织（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1995。

[31] 前面几段的分析基于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然而，许多研究和理论认为，在人均收入和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低收入高人口增长陷阱这一观点最初来自Nelson（1956）。

[32] 卢卡斯（Lucas，1998）。我的观点与卢卡斯并不相同，所以这里引用他的话并不代表我接受他的观点。我同时还参考了Jones（1999）。

[33] Critchfield，1981，第143—161页。

[34] Critchfield，1994，第136页。

[35] Critchfield，1994，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