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迷雾

未知

第三章

索洛余值：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天底下的政治家都是一样的。即便没有河流，他们也会许诺建造大桥。

——赫鲁晓夫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1956—1957年的几篇文章中阐述了其经济增长理论。他的结论令当时的很多人为之震惊，今天依然如此：从长期看来，物质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索洛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技术进步。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计算出在美国20世纪前半期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有7/8要归因于技术进步。

尽管经济学家们曾经（而且仍然在）将索洛的增长模型应用于不发达国家，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接受“技术变化而非投资乃长期经济增长之源”这一理论。虽然发展专家们已经逐渐抛弃了哈罗德—多马“短期内，经济增长与投资保持固定比例”的论断，但他们仍然坚信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首要决定因素。

经济学家们将增加机器设备投资是经济增长首要因素的观点称之为“资本决定论”。在经济增长文献中，关于资本决定论是否成立的争论非常激烈。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当资本的定义被扩展到包括人力资本（技能和教育）时，情况会是怎样的。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资本决定论是否与“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相一致。

但是，在国际金融机构，几乎没有人质疑资本决定论。翻阅他们近期的报告，经常会发现类似这样的表述：“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调整经验表明，要增加实际人均GDP，私人储蓄和投资的上升是关键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6）[1]拉美国家也必须迎接“维持必需投资水平以达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挑战”（泛美开发银行，1995）[2]。在中东，“改善投资（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表现是该地区增长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6）[3]。在东亚，“生产性资产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世界银行，1993）[4]。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你应该知道“额外投资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大多数政策问题的答案或部分答案”（联合国，1996）[5]。

但是，“机器设备投资乃长期经济增长之关键所在”这一传统观点是另一服在实践中失灵的药方。

来自索洛的震惊

为了研究索洛如何得出“投资并非经济增长之源”的惊人论断，我们回顾一下他1956年和1957年的经典论文。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和机器设备越多，其产出也就越高。如果我们进行更多的设备投资、拥有更多的劳动力，产出将会不断增长。

当我们谈到“增长”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使我们每个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每个人平均生产更多的产出。实际上，我们感兴趣的是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有时我们也称之为“劳动生产率”。

我们希望工人人均产出提高，而在生产中只有两种投入要素：机器和工人，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得机器增加的速度超过工人增长的速度，换句话说，就是要提高机器与工人的比率。

但是，要提高机器与工人的比率，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样的最终结果是每个工人将同时使用不止一台机器，他们需要不停地从一台机器跑到另一台，就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那样。真难以相信将一台机器分配给一位已经需要操作8台机器的工人对增加产量会有什么好处，这其实就是边际收益递减的道理。

收益递减具有一个简单而不可违背的逻辑：相对于一种生产要素无限制地增加另一种生产要素并不会导致产量的无限制增加。当提高机器与工人比率时，每增加一台机器的收益将会越来越低。

为了观察收益递减如何发生作用，想象一下当一种要素固定而增加另一种要素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下一杯面粉

今天，我要为孩子们做一顿他们最喜欢的早餐：烤薄饼。我的原料是一杯牛奶和两杯面粉。当然牛奶与面粉的比例并非完全严格。如果我多用一些牛奶而把饼做得更薄一些，我想我的烤薄饼鉴赏家们依然会吃得一干二净。

我认为两杯面粉的量差不多正好够我的三个孩子们吃，突然女儿雷切尔提醒我说她的朋友伊夫要来吃饭，我知道这个消息但把它给忘记了。我把盛奶油面糊的碗放在雷切尔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向里面又加了一杯牛奶，没有人会注意到的。接着，我的儿子坎乐巴提醒我说他的朋友也就是那个最爱吃烤薄饼的凯文也将来吃饭。于是我又向碗里加了一杯牛奶，可能他们还是不会注意到。一会儿，我的夫人过来说我们还未上学的小宝贝格雷斯也有一个小朋友考琳要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又倒进一杯牛奶。15分钟之后，那张世界上最薄的薄饼遭到了所有就餐者的拒绝。

这实际上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在一种原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另一种原料并不能使我的烤薄饼产量取得持续增长。当一种要素（面粉）不变时，另一种要素（牛奶）的增加就会产生递减收益。牛奶的收益的确是递减的。在做烤薄饼的过程中，第一杯牛奶的作用的确很大，没有它，我只能得到干面粉，而有了它，我至少能做出一张较厚的烤饼。但是当我向两杯面粉中加入三杯牛奶之后，再加一杯牛奶就糟糕了。

在工人数量给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机器占有量来增加产量。如果一开始没有机器的话，这种做法没有问题，增加一台机器将会大大提高产出。但是，当我们已经拥有大量机器的时候，再增加一台机器对产出的贡献就非常小了。

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大小依赖于在生产过程中机器的重要性。在制作烤薄饼的过程中，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大小则依赖于我试图添加的原料的重要性。如果我试图只增加调料（比如说食盐）的数量以把烤薄饼做大，那么结果将会更糟糕。我认为没有人会喜欢我通过加入大量的食盐同时保持其他原料不变而把烤薄饼做大一倍。

另一方面，如果调料（比如说食盐）是唯一数量固定的生产要素，那么我有很多选择可以增加烤饼量。如果我已经用完了盐，而仍然还有大量的牛奶和面粉，我将可以很容易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可以在保持用盐量不变的情况下将牛奶和面粉的数量都增加一倍而不至于引起孩子们的饥饿。

索洛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理论之所以引起很大震惊，是因为机器设备投资在GDP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惊人得低，它们只是“调料”而已。我们通过计算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得到资本在美国的重要性。资本收入是指归机器设备的直接或间接所有者所得的全部收入：公司利润、股票红利和贷款利息收入（因为部分投资是由贷款提供融资）。索洛在1957年的论文中估算美国资本收入只占GDP总量的大约1/3[6]。现在，这一比例仍然为大约1/3[7]。另外2/3的收入归工人所有。

资本仅仅创造出1/3的GDP，而工人则创造出2/3的GDP，如此看来，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就很严重了。当机器稀缺时，每增加一台机器而增加的产出量将很大。而当机器数量已经充足时，每增加一台机器而增加的产出量将很小。

机器并非增长之源

边际收益递减看似显而易见，它却导致了“索洛震惊”。增加机器设备并非维持经济增长的可行之路。如果试图通过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在一开始机器稀缺时增长率会很高。但是，边际收益递减意味着当机器数量相对工人数量变得富余时，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如果人均机器数量按照固定比例增长，那么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会下降为零。

索洛理论的另一惊人之处在于它认为储蓄不能维持经济增长。储蓄将今天的消费转化为机器来进行明天的生产，但是这并不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为机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之源。所以高储蓄率的国家并不必然取得比低储蓄率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可能下降为零。高储蓄率国家会比低储蓄率国家拥有更多的收入，但两者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维持的。

“索洛震惊”可以表述如下：生产的简单逻辑表明人均产量增长率是不可维持的。然而，美国和其他工业经济体已经保持2%的人均经济增长率长达200年。如果可维持的经济增长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话，那么我们观察到的持续人均经济增长是怎么发生的呢？

增长的奥秘：技术进步

索洛用技术变化来揭示逻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技术进步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数量固定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

索洛认为技术进步是由于非经济原因（如基础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根据美国科技前沿的稳步发展，可以假定它维持一个固定的技术进步率。正是这一技术进步率决定了长期人均收入增长。

我们可以把技术想象成将工人和机器结合在一起的流程图。技术进步意味着图纸变得越来越好。图纸告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操作：将原料送到熔炉里融化，再将其锻造成型，做成成品，上色，然后装车运送到客户家里，收到货款之后，回到工厂，然后再把原料送到熔炉里融化……

现在，我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的福特先生那里得到一张新的流程图。福特先生建议让每一个工人都待在机器旁边，让产品而不是工人运动。他建议安装传输带将产品从一个机器运送到另一个机器。现在，我就可以待在一台机器旁边，比如说上色机。我不必在各台机器之间疲于奔命了。同时，我还可以成为一个专门负责上色的熟练工人。我可以利用节省下来的走动时间和熟练的技术给更多的产品上色。其他机器上的工人也同样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一新的节约劳动的流程使得在机器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的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8]。

如果在增加机器设备的同时采取新的流程，那么技术进步可能会抑制边际收益递减。由于工作时间的安排更加合理，我的工作效率也就越高。新的业务流程相当于增加了工人数量，由于工人数量和机器数量都增加了，机器的边际收益递减便消失了。

这个简单的例子表明了一个很一般化的准则：如果技术进步能够节省劳动这一供给量固定的要素，那么边际收益递减就可得以避免。由于技术进步，所有工人的效率都变得越来越高，似乎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一样。在机器设备增加的同时，工人的有效数量也在增加，所以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在长期内，所有的人均产出增长都必须来自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

愚蠢的“勒德谬误”

有人认为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对于工人来说是一件坏事，因为会发生“机器吃人”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在经济学说史上有很多愚蠢的理论，这就是其中之一。分析它的愚蠢之处恰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阐述索洛的理论。

最初的勒德分子是1811年英格兰诺丁汉的织袜工人[9]。他们为了抗议失业，捣毁了节约劳动的织袜机，还将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份名为《勒德王》（King　Ludd）的小册子上。对于织袜工人来说，捣毁机器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手艺只适应于传统的技术，而在出现了新技术之后就没有什么用了。英国政府官员在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于1813年1月绞死了14名勒德分子加以镇压。

不久，一些思想家将勒德分子的主张抽象成为“勒德理论”：总体的技术进步会导致工人就业水平下降。然而，“勒德理论”的信徒们从未考虑到技术进步可以使得相同数量的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节约劳动的技术其实也是提高人均产出的技术。市场经济的所有激励都在于提高投资和产出而非减少就业；然而，一些反应极其迟钝的工厂主却错过了赚钱机会。由于同等数量的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每个工人的人均收入会上升。

当然，的确有一些只掌握老技术的工人会失业，就像过去的勒德分子一样，这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但是，由于现在的技术更加先进，同等数量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工人的总体境况会有所改善。勒德分子将工人从旧技术领域向新技术领域的转移与总体就业率下降混为一谈。的确，工人会发生转移，但总体就业水平并不会下降。那些经历了技术进步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和美国，并未发生长期失业率上升的情况，而工人的人均收入还有所上升[10]。

索洛的理论表明，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新勒德主义者却诋毁这一理论。

今天，“勒德理论”仍然受到追捧。我们可以看一些很重要的报告，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对许多国家“就业增长不足的经济增长”表示忧虑。作者认为所谓“就业增长不足的经济增长”是指就业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结果将导致大量工人的收入下降。199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表示了同样的关注：“GDP增长率相对较高，但就业增长速度却仅仅还不到它的一半，这一现象在1960—1973年间的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11]2000年，一篇有关越南的报告对其制造业就业增长慢于产出增长提出批评[12]。上面这些报告都忘记了GDP增长快于就业增长会导致人均收入上升，而这正是低收入工人可以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13]。

资本存量由低向高的转换（或向长期增长的转换）

机器与工人比例的上升并非长期经济增长之源，但是在向长期增长转换的过程中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机器设备存量很少的国家在增加机器时会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因此投资将会暂时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边际收益递减将会发生作用，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最终，经济增长率将会相当于技术进步率。所以，在向长期增长转换时期，我们可以将投资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一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大部分经济增长都来源于向长期增长的转换时期，那么最初的机器存量必须很少。由于机器稀缺，所以其边际收益很高。这意味着资本的收益率也就是利率非常高。实际上，利率将高得离谱。根据罗伯特·金（Robert King）和赛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的计算，如果用向长期增长转换的理论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那么100年前美国的利率将超过100%。但是，事实表明美国的利率水平在不同时期是相对平稳的（当然从未达到100%）。这就证明了索洛所讲的美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而非由于资本存量由低向高的转换引起。

用投资和向长期增长转换解释经济增长还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它有一个假设，即所有的国家在开始时都远离长期位置。机器投资无疑将帮助那些起点低于长期位置的国家取得高速经济增长（随后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等于技术进步率）。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动力的人来说，他们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证明所有国家在开始时都远离长期位置。由于存在这一缺陷，所以逻辑上合理的假设应该是大多数国家在开始时接近其长期位置。那么，长期内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索洛理论与贫困国家

索洛从未讲过他试图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别，他的研究对象仅仅是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其增长率在长期内是保持稳定的。他也没有在任何文章中研究过贫困国家，实际上他从未将自己的理论模型应用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所以索洛不应该为自己的理论在贫困国家的运用遭遇窘境而负责。然而，索洛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课程中的基础理论。20世纪6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运用该理论研究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其中也包括贫困国家。

要能够解释跨国差异，下列假设必须得到满足：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技术和技术进步率。这个假设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技术进步，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技术不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确实应用，而是说他们能够运用新技术）。一旦一种技术在某个国家得到应用，同样的技术在另一国家也会得到应用。

所以，我们排除了技术差异。那么一个国家贫困的唯一原因就是其资本存量太少。贫困国家机器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贫困国家有着强烈的激励追求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率，而后者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于技术进步率。最终，贫困国家将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他们的增长率也会等于技术进步率。

任何初始资本存量很低的国家都将摆脱自己的厄运，原因在于资本的高收益率。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逐利性（“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资本会流入资本存量低而收益率高的贫困国家。那些贫困国家将逐渐追上发达国家，从他们不幸的境遇中摆脱出来。激励会帮助贫困国家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我们会看到这种观点与我在前一章所描述的乐观发展观点多么一致。

在许多贫困国家陷入增长危机之后，运用索洛理论解释跨国收入差异的弊端也就一目了然了。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经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的人均收入比印度高15倍。在索洛的理论框架中，如果技术相同，那么收入差异的原因只能是美国机器与工人之比高于印度。那么这一比例要高出多少倍才能解释印美两国之间的收入差异呢？由于机器并不是生产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回答是：很多倍。卢卡斯计算出美国的机器与工人比例要高出印度900倍才能解释两国的收入差异[14]。美国的机器与工人比例的确比较高，但绝对没有这么高。计算表明，美国的机器与工人比例仅比印度高出大约20倍。

为什么需要用相差900倍的机器与工人比例来解释15倍的收入差距？我们需要再一次考虑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所有产出中只有1/3可以归于资本。运用资本这一在生产中并不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是不正确的。用索洛模型来解释跨国收入差距意味着国家之间的机器与工人比例存在巨大差别。

这一点本应该被想到，实际上却没有。索洛本人曾经指出了资本为何不能解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收入变化（如美国过去40年的人均产出增加），理由是如果用资本量来解释，所推导出的初始资本存量要远远低于实际水平。资本不能解释跨国收入差距也是这个道理。

索洛提出，依靠技术进步缓解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可以保持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其中技术进步是由基础科学进步之类的非经济因素决定的。但是，这一机制在不同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作用。假定一个国家的技术由于基础科学研究进步而进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同是因为非经济因素导致的技术进步率不同这种说法则并不令人信服。这如同说经济增长率不同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率有差异。这引导我们回到激励问题上来。技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必然是由于经济原因。如果技术可以解释一个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那么从逻辑上讲，它也许同样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异，那么一定存在追求更先进技术的激励。我将在第3篇解释技术如何对激励做出反应。

收益率与资本流动

我们还没有探究“机器是增长之关键”这一理论最糟糕的地方。卢卡斯曾经计算了机器投资的隐含收益率。如果我们用机器设备差异来解释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收入差异，结论将是印度的人均机器拥有量比美国少900倍。运用索洛“机器稀缺时的收益率较高”的理论，卢卡斯计算出如果印度的机器真的那么稀缺，那么其收益率将比美国高58倍。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在前文曾介绍过，金和瑞贝罗计算出：如果用向长期增长转换的资本积累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那么美国100年前的利率将超过100%。此高收益率与彼高利率同样令人瞠目。针对如此高的收益率，卢卡斯质疑：“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

一个原因可能是穷国相对富国来说存在一些劣势，如政治不稳定、腐败以及掠夺风险等。但是如果收益率的差距非常大的话，将足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即使外国投资者只能将利润的2%汇出印度，也会蜂拥而至。相信再腐败贪婪的政府也不会攫取投资者98%的利润。卢卡斯认为，即使合理地考虑到印度的政治风险，资金也应该从纽约流向新德里。人们应该对激励做出反应。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按人均计算，美国每年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到的人均贷款和投资为371美元。而同期印度的这一人均值仅为4美分。向印度投资的激励实际上并不存在。

作为一个穷国，印度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1990年，全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92%的证券资本流入；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0.1%的证券投资。世界上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79%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0.7%的外国直接投资。总体说来，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88%的私人资本流入，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1%的私人资本流入。

与预期不同的经济增长

许多贫困国家的增长困境批驳了将索洛模型应用于不同国家的做法。如果搬用索洛的理论研究国别经济增长，会发现如果资本稀缺时投资收益率较高，那么就存在激励使得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个国家越穷，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应该越高。贫困也同时孕育着高经济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指出贫困国家经济增长失败的经济学家并非贫困研究专家。那些研究贫困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当然也明白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情况非常糟糕，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旧增长理论模式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一位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收集了有关数据，指出旧增长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

罗默使用了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和艾伦·海斯顿（Alan Heston）收集整理的100多个国家的收入数据。在1987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宏观经济年会上演讲时，他的经济增长数据涵盖了1960—1981年。罗默指出，贫困国家的发展速度并不高于富裕国家，用索洛模型来解释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错误。

罗默运用1960—1981年的数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于富裕国家。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20年还是贫困国家的黄金时期。在此前和此后的年份里，贫困国家的遭遇更加不幸，这对于那些运用索洛理论来解释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于许多贫困国家来说，罗默数据库中的最后一年，1981年，也是他们黄金时期的结束。在第五章，我们将看到，拉美和非洲撒哈拉地区在1981年之后有大约20年经济增长停滞。中东和北非从稍后几年开始也陷入了衰退的泥潭。自从1981年开始，贫困国家不仅没有追赶上富裕国家，而且经济表现更差。他们在经济竞赛中失利了。

如果将所有贫困国家分成5等份，最底层的3/5自1981年开始人均经济增长率为零甚至为负；最底层的2/5在1960—1981年间经济表现非常糟糕，1981—1998年经济表现依然令人头疼；中间层次的国家在1960—1981年表现良好，但在1981—1998年却非常糟糕。而富裕国家中前20%的国家其人均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处于前20%到前40%的国家（包括东亚国家）平均来说则具有较高的人均经济增长率。

在最近不到20年间，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以美国为例，1960—1980年的平均人均经济增长率为2.2%，而1981—1998年则为1.1%。但这还难以与尼日利亚相提并论。1960—1980年尼日利亚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8%，但1981—1998年则下降为—1.5%。

尽管富裕国家的人民不断抱怨经济增长缓慢，可是平均说来，在过去50年中，富国比穷国经济增长更快。在这期间，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急剧上升。富国更加富裕，而穷国却陷入了停滞（见图3.1）。

图3.1 过去50年中，人均最高收入急剧上升，而人均最低收入则没有增长

在1960—1999年，最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大大低于富裕国家，其中最贫困的2/5国家的增长率几乎都没有超过零。在1960年最贫困国家中的4/5（仅限于数据可获得的国家）几乎都是后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后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有70%的国家其人均增长率在1960—1999年要低于2.4%这一富裕国家的中间水平。他们不但没有赶上富裕国家，反而更加落后了。

回到历史中去

很显然，贫困国家将会出现快速经济增长的预言并未变成现实，于是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深入研究前文指出的相关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应用索洛模型研究贫困国家时，经济学家们将这些国家当时已经存在的困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似乎没有人去探究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如何变得大大低于富裕国家的。

其实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就可回答这个问题，但直到很久以后，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得出答案。贫困国家之所以落后于富裕国家，是因为在此前的一些时期它们的发展速度很低。最初，就在人类诞生和目前之间的某个时期，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现在不同国家的收入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必定有一个各国收入发生差异的时期，这就与应用于国别研究的索洛模型相矛盾了，因为根据该模型各国的收入应该趋同。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兰特·普里切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了这个问题[15]。其实，他的推理过程非常直观。今天，穷国的人均收入几乎仅仅能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不饿死而已。所以穷国一二百年前的人均收入必然与现在差不多，否则他们根本谈不上生存。富国一二百年前的人均收入也接近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数据表明最近一二百年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迅速。所以，在过去一二百年中，最富裕国家和最贫困国家的差距大大扩大。

如果对此仍然心存怀疑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贫困国家目前的有关数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曾经不厌其烦地搜集了26个国家从1820—1992年的数据。尽管贫困国家的样本并不充分，但明显可以发现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发生差异而非趋同。今天，最富裕国家（美国）与最贫穷国家（孟加拉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为30倍，而在1820年，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仅仅为3倍（见图3.2）。今天最贫困的8个国家在1820年的人均收入排名中也是在最底层（今天第8贫困的国家，墨西哥，人均收入历史最好排名也仅为倒数第10）。1820年排名落后的国家今天依然在底层挣扎。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则至少增长了10倍。

图3.2 1820—1992年富国越来越富

这一发现值得注意。对于今天最富裕的国家来说，其90%的收入是在1820年之后产生的。然而，接近两个世纪之前的状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他们将来是否会变富。

胜利者书写经济史

那么，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如此长时间地坚信贫困国家将赶上富裕国家？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廉姆·鲍莫尔（William Baumol）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他指出有16个工业化国家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才成为经济领袖的，在这些国家中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富国。因此，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趋同的趋势[16]。

为何鲍莫尔的结论与后来普里切特似乎无可争辩的观点存在重大差异？实际上，鲍莫尔的结论，以及在经济学家中长期流行的类似观点，存在一个错误（如果指出这个错误之后，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幼稚的错误，但在指出之前，却并不明显——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了回答穷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高于富国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经济学家需要花费多少工夫）。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德龙（Bradford DeLong）指出了鲍莫尔的错误，他对鲍莫尔如何选择其样本国提出疑问。[17]。那些容易获得历史数据的国家恰恰是今天的富裕国家。只有在富国，经济学史家才能进行长期的收入数据统计。鲍莫尔选择了这些数据容易获得的富国，从而也就注定要得出经济增长速度趋同的结论。很自然地，今天的富国，无论其起点如何，将获得趋同的经济增长率。由于样本的选择在不同国家的起点方面存在问题，这些国家的初始状况可能存在很大差别。一些国家当时可能就已经相对较富，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对较穷。由于他们最终都成为富裕国家（这是因为鲍莫尔选择的样本都是富裕国家），当然其中贫困国家的发展速度要高于富裕国家了。

这一样本选择问题解释了鲍莫尔的错误（德龙指出之后，他马上坦率地承认）。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说明了为什么在经济学说史上大家长期认为国家之间的收入会趋同。经济学家主要关注那些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数据相对丰富（同样，富裕国家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谈论和拜访其他富裕国家）。胜利者书写了经济史。

但即便是麦迪逊的样本也存在类似的选择误差，因为其中只包括了8个今天世界银行认定的贫困国家，这还不到样本总数的1/3。由于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大部分是贫困国家，因此麦迪逊的样本仍然意味着严重偏向于富国。例如，在麦迪逊的样本中，1820年的收入可以估计的国家中不包括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非洲数据的缺乏是同非洲的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乍得今天就不足以支持许多经济学家研究该国的经济历史。1820年就非常贫困、识字率很低的乍得没有一个政府统计部门从事数据收集工作。由于今天的穷国在过去不可能快速增长，很显然我们在更加完备的样本中将更容易发现“富国越富”的情形。

即便在我前文关于各国1960—1999年经济增长趋势的讨论中（见本章第9节——译者注），也存在着偏向富国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最终胜利者都有完备的数据，而那些陷入灾难之中的国家则数据很少。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在1999年时的分类：工业化国家（OECD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我对100个国家1960—1999年间增长趋势的计算表明，穷国的增长速度更加缓慢。仅仅有一个工业化国家缺乏完备的数据，那就是德国，因为很难得到东西德统一前和统一后的持续数据。而199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发展中的国家中，只有1/2的国家有完备的数据。所以我的样本同样存在偏向富国的问题。

我已经表明在1960—1999年贫困国家存在增长缓慢的趋势而富裕国家却增长更快。现在可以说，由于存在样本偏向问题，我的结论实际上是低估了。对那些被排除在样本之外的国家来说，如缅甸、扎伊尔（刚果）、利比里亚、乍得和海地，情况可能更加糟糕。恶劣的经济表现使得他们难以维持一个统计机构的运转。例如，扎伊尔的统计机构在1999年解散，但早期的数据表明她的长期年经济增长率为-2.4%。

增长核算和亚洲“四小龙”

要评价资本积累对人均产出增长的重要性，最直接的方法是计算人均产出增长中有多少可以由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来解释。人均资本增加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等于资本收入占产出的比例乘以人均资本增长率。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资本收入占产出的比例大约为1/3，所以如果人均资本增长3%，那么人均资本增加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假如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3%，那么我们可以说，人均资本增加解释了1/3的人均经济增长。不能被人均资本增加解释的人均经济增长则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于工人收入占产出的比例（资本收入占产出的比例）乘以技术进步率。所以如果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率为3%，那么我们可以说技术进步对3%的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

芝加哥商学院的阿尔文·扬（Alwyn Young）对于快速增长的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算。他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而很少源于技术进步。他最惊人的发现是新加坡的年技术进步率仅仅为0.2%。保罗·克鲁格曼此后也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新加坡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与苏联没有太大差别，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批评声不断。新加坡总理公开驳斥了克鲁格曼的言论，并指出新加坡此后的年技术进步率目标为2%[18]。

学者们和政府首脑们从几个方面对扬和克鲁格曼的发现进行了批评。第一，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们提到的箴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ì-Martin）在一本关于经济增长的教科书中指出，资本积累本身会对技术变化做出反应。如果技术发生进步，那么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提高，从而更多的资本得以积累。从长期来看，人均资本、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人均产出将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如同我们例子中阐述的那样）。但是，我们认为增长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它引发了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彼得·克雷诺（Peter Klenow）和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科拉雷（Andrés Rodíguez-Clare）考察了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反映之后，对扬的计算过程做了修正，结论是技术进步在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超过阿尔文·扬的计算。

第二，资本积累对东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即便是真的，也不能说明在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复制其经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一下不同国家资本增长率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均经济增长率差异。答案是影响很小。克雷诺和罗德里格斯—科拉雷认为，国家之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差异中只有3%可以由人均资本增长率差异来解释，而技术进步差异可以解释91%（人力资本差异可以解释剩余的6%）[19]。另一项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增长率的差异仅仅能够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差异的25%[20]。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些东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例子。尼日利亚和中国香港在1960—1985年人均物质资本存量都增加了250%以上。但是，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这25年间，尼日利亚的人均产出增长了12%，而中国香港则增长了328%。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另外一对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国家：冈比亚和日本。1960—1985年，这两个国家的人均资本量都增长了500%以上，但同期冈比亚的人均产出仅增长2%，而日本则增长了260%[21]。当然这一差距属于比较极端的现象，但对于所有样本（地区）国家来说，下列结论仍然成立：资本增长率差异对产出增长差异的解释力甚微（资本量也有可能没有得到正确的衡量，因为并非所有的“投资”都进入到生产设备中去，但我仍然认为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关键）。

另外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资本引导的经济增长的失败。在1976—1990年，坦桑尼亚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年增长率为8%，但同期的人均制造业产出年增长率却下降到3.4%。这一现象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制造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存在很大差异[22]。

第三，假设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资本的回报率应该逐渐降低，但东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如果转换期间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投资的回报率一开始必然很高。资本积累将导致边际收益递减，资本的回报率将下降。199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加坡的资本回报率实际上是逐渐提高的[23]。该研究认为技术进步是新加坡人均产出高速增长的关键。对于“四小龙”中的其他3个国家，作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小结

世界银行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对坦桑尼亚的莫洛戈罗鞋厂给予资金援助。这个鞋厂拥有工人、机器和最先进的制鞋技术。可以说，它拥有一切条件。但是，其产量却从未超过产能的4%。这个工厂本来计划可以满足全部国内市场需求，并且计划将总产量（400万双）的3/4出口到欧洲。但实际上一双鞋子也没有出口过。厂房的设计与坦桑尼亚的气候并不适合，外墙是铝做的，没有通风系统。工厂最终于1990年被迫停产[24]。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产量很低，其原因与设备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工厂的经营环境。莫洛戈罗鞋厂是国有企业，而自从独立以来坦桑尼亚政府就没有在任何一个政府项目上取得成功。

当缺乏经济增长激励时，增加多少机器都无济于事。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可能是谁都不想要的废品，或者虽然有机器但原材料得不到满足（在坦桑尼亚和其他地方，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是由于政府对购买美元存在限制，工厂往往很难获得原材料和机器配件）。机器不仅不能成为永久的经济增长源泉，而且其真正的生产潜力也常常得不到发挥，因为政府扭曲了有效利用机器的激励。

即使机器能够被有效利用，索洛的真知灼见也告诉我们：资本并非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富国的确拥有更多的设备，不过那是因为技术进步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

穷国的事实同资本决定论形成了矛盾。那些将索洛模型应用于贫困国家的资本决定论者忽视了索洛的原意。如果转换资本积累（transitional capital accumulation）是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那么一个国家在开始时的资本回报率需求非常高，在高资本收益率影响下资本匮乏的穷国将比富国经济增长得更快，在高收益率吸引下资本将从富国流向穷国，资本积累可以有力地解释国别经济差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试图通过增加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另一服无效的药方。

问题还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扩展的索洛模型应用于贫困国家，他们在模型中包括了工人的教育——人力资本。一些学者认为控制住教育和储蓄因素，穷国的增长速度的确高于富国。要考察教育是否促进增长的灵丹妙药，我们转到下一章。

小插曲：干玉米秸

阿尔贝托和巴泰勒米居住在海地的拉布鲁斯，他们有5个孩子：德泰、梅塞尼斯、阿莫尔、因迪亚尼斯和阿尔费斯。20年来，他们都居住在那个破旧的房子，土墙都快要倒塌了。这所房子有一块很脏的地板，唯一的一间屋子被帘子隔开。如果再下一场大雨的话，茅草屋顶可能就要毁坏了。

去年，他们的一个女儿胸部生病，然后就不幸去世了。49岁的巴泰勒米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得了什么病，她也不知道是脑灰质炎让自己8岁的孩子阿尔费斯变成残疾。14岁的因迪亚尼斯也非常不幸，又聋又哑。

50岁的阿尔贝托现在的工作是修筑一条连接本村和外村的道路。去年，为了给女儿办丧事，他们欠了别人的钱，利率是50%。20岁的梅塞尼斯正等着结婚，但他们没有钱来为女儿置办嫁妆。

17岁的阿莫尔早上到园子里检查干玉米秸，寻找可食用的东西[25]。今天，他找到了一块玉米和一块甘蔗。巴泰勒米点上火，把玉米烤熟，然后分成6份。每个人分到一小截甘蔗。

阿莫尔要翻山越岭，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学校里取他的年终报告卡。因迪亚尼斯每天赶着驴子驮着两个桶到很远的地方打水。

夜幕降临，一家人都上床睡觉。阿尔贝托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孩子的报告卡。再有两年，阿莫尔才能小学毕业，他今年已经17岁了，却仍然几乎不能读书和写字。阿尔贝托可能不需要再为阿莫尔支付下一年的学费了。但他仍然希望阿莫尔能够完成学业然后到城市里赚钱，摆脱贫困。

[1] Hadjmichael等，1996，第1页。

[2] 泛美开发银行，1995，第19页。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东地区事务部，1996，第9页。

[4] 世界银行，1993d，第191页。

[5] 联合国，1996，第8页。

[6] Solow，1957。

[7] 美国统计摘要计算（U.S.Statistical Abstract Calculation，1995）。

[8] 从亚当·斯密到保罗·罗默（Paul Romer，1992），许多经济学家都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9] 参见“Groliers on Compuserve”，这是一篇介绍勒德分子的文章。

[10] Baumol（1986）研究了英国、美国和德国长期失业率。

[1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6，第2页；1993，第35—36页，“就业不足的经济增长”。

[12] Belser，2000。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6。

[14] 卢卡斯，1990。与卢卡斯相同，我使用的资本比例为0.4。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机器与工人比例”倍数为（15）^（1/0.4）＝871。

[15] Pritchett,1997b。

[16] Baumol,1986。

[17] DeLong,1988。

[18] 读者同样可以参考Pack和Page（1994）的研究，他们在估计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时也认为资本积累起了很重要作用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则很低。

[19] Klenow和Rodriguez-Clare，1997。

[20] Easterly和Levine，2000。

[21] 数据来源：King和Levine，1994。

[22] Devarajan，Easterly，Pack，1999。

[23] Hsieh，1999。

[24] 世界银行，1995a,第35页。

[25] Tremblay和Capon，1988，第197—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