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迷雾

未知

第八章

边际收益递增：外溢、互补和贫困陷阱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圣经》如是说，而这一点对许多人来说依然是新鲜事。

——比莉·霍利迪创作的歌曲《愿神保佑这孩子》

对未来高收入的渴望是一个有效的激励。那么，是什么扭曲了穷人的激励呢？如果技术是不同国家收入和经济增长差异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穷国不对实施先进技术的激励做出反应？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边际收益递增。具体来说是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

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的故事转移了经济学家的视角。一个名叫努尔·卡迪尔的巴基斯坦企业家创办的小小衬衣厂如何会导致美国纺织业的恐慌？导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O型环与赞比亚的贫困有什么关系？城市贫民窟的形成与埃塞俄比亚的贫困有什么关系？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如何导致一些国家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脱身？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虑经济增长的激励。经济增长是国民富裕的过程。而致富则意味着需要在今天的消费和明天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大量削减今天的消费，把工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存起来，那么若干年之后我就会变富，因为我既有工资收入又有利息收入。如果现在花光所有的工资，没有储蓄，那么未来我只能依靠工资生活。

然而，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点，一个国家总体的储蓄并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固定的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收益递减意味着提高总体储蓄将会使利率降低，从而使储蓄只会保持在足以跟上技术进步率的水平。所以，无论促进储蓄的激励是怎样的，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只会维持在技术进步率水平上。

但是，资本的收益率真的递减吗？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1]。当工人数量一定的时候，增加机器的数量很显然会产生边际收益递减，那么为什么会有否定的回答呢？问题的答案是人们可以积累技术资本，即可以节约劳动的新知识[2]。

这听起来很像索洛模型里的技术进步，的确如此。但在这里，索洛模型发生了一些变化，技术和其他促进工人效率的因素对激励做出反应，而不是索洛假设的那种由非经济因素决定的固定技术进步率。

其实，这里的核心观点很简单。收益递减要求一种生产要素保持固定，比如说工人。但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会找到各种方法突破工人数量的限制。他们会找到各种方法来有效使用工人。

这一追求利润的激励所产生的影响与索洛模型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根据索洛模型，由非经济因素决定的技术进步将在长期内决定经济增长。现在，激励的变化将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技术具有独特的特征。技术知识很容易从一个人外溢到另一个人。当高技术的人相互合作的时候，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低技术水平的人会被抛弃，坠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知识外溢

努尔·卡迪尔在1980年4月创办了德什服装公司（以下简称德什公司），开始生产衬衣。在此之前，孟加拉国并没有一家大型服装企业。在1979年，全国的服装工人加起来不过40人[3]。

在运营的第一年，德什公司共生产了43 000件衬衣[4]。公司以每件1.28美元的价格出口，总销售收入为55 500美元，不过这还不到孟加拉国1980年出口额的万分之一[5]。

令人吃惊的是，公司此后的发展，是一个知识外溢、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是一个有关收益递增的故事。现在，孟加拉国每年生产和出口价值近20亿美元的衬衣和其他成衣，占其出口总量的54％[6]。

要弄明白卡迪尔的55 050美元是如何发展成20亿美元的，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德什公司的创业史。卡迪尔是一名前政府官员，具有广泛的国际关系，当他计划在孟加拉国生产衬衣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韩国的大宇公司，这是世界上重要的纺织品公司。大宇当时正在寻找一个生产基地，以规避美国和欧洲对韩国衬衣的进口配额。孟加拉国没有受到配额限制，所以在孟加拉国生产衬衣可以绕道进入欧美市场。

大宇和卡迪尔的德什公司在1979年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是将130名员工送到韩国釜山的大宇公司进行培训。作为回报，德什向大宇支付专利费和销售佣金，两者大约占总销售收入的8％[7]。

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大宇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是极大的成效。德什公司的经理和工人学习的非常快。仅仅在投入生产一年之后，德什公司就于1981年6月30日取消了与大宇的合作协议，产量从1980年的43 000件飞速上升到1987年的230万件。尽管大宇在合作中尽到了责任，但是初始技术投资的外溢并非大宇当时的本意。

不过，即使德什公司本身也无法阻止这一技术外溢。在20世纪80年代，由大宇培训的130名工人中，共有115名离开了德什公司，自己开办衬衣加工出口企业[8]。他们有些人还转向了袜子、背心和裤子的生产。今天，由前德什公司工人创办的成衣企业使得孟加拉国的成衣年出口额达到了20亿美元。

孟加拉国成衣业的扩张很快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美国的成衣企业要求其政府提供保护，限制从孟加拉国的进口，可以说孟加拉国的成衣生产在某些方面的威胁已经超过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9]。对自由企业强烈追捧的里根政府从1985年开始就对孟加拉国的成衣实施进口配额。于是，孟加拉国的成衣企业转向欧洲市场，后来又成功地游说美国政府放松配额限制。尽管仍然受世界贸易条件的制约，孟加拉国的成衣行业如今已经非常强大。

我并不是想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经济成功，我甚至也不想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孟加拉国如何能够成功，因为孟加拉国本身很难说是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我只想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会存在收益递增。

孟加拉国成衣行业的诞生过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技术投资的收益并不仅仅限于初始投资者。知识具有外溢效应。

知识投资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认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投资取得的。索洛认为技术是一个固定值，并不取决于投资水平。对于他来说，技术是由经济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基础科学。但是，如果知识可以产生经济回报的话，那么人们必然会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而积累知识。

例如，德什公司的发展清楚地展现了知识积累的过程。为什么大宇对合作公司的参与如此有价值？为什么在大宇提供帮助之前，孟加拉国没有大规模的衬衣生产？答案是大宇掌握了衬衣生产和国际市场销售知识。自从大宇1967年成立后，公司的经理和员工就创造了许多关于成衣生产的新知识，他们会对诸如德什公司的努尔·卡迪尔提供帮助，并把知识传播给公司的员工。从1979年4月1日到11月30日，他们让德什公司的员工在韩国釜山的工厂学习如何裁剪、缝纫和机械加工。大宇在1967年的投资创造了可以在1979年传递给德什公司的知识。

知识创造并不必然意味着从零开始的创新。成衣制造的许多工艺和技术可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相应的技术思想可能早已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但只有那些应用它们的人才可能真正学习和掌握，并且将其传播给别人。

让我们回到孟加拉国的例子，当大宇和德什公司将前者的生产工艺应用于孟加拉国时，知识投资继续发生。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是孟加拉国严重的贸易保护体系。如果由于政府高额的关税和贸易配额，公司不得不为原材料支付超出世界市场价格数倍的费用，那么在国际市场上是很难有竞争力的。孟加拉国政府在这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对于德什公司这样的出口企业的进口实行零关税，即所谓的特殊保税系统。大宇对于特殊保税系统的运作具有很深的理解，因为韩国也有同样的系统。大宇向德什公司解释如何利用这一系统，并且向孟加拉国政府建议如何使这一系统更加有效。

大宇和德什公司还向当地银行解释如何开立背对背进口信用证。他们告知银行如何在政府的严格外汇管制下做到不违背政府政策。

一家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名为帝国资本集团公司的融资公司这样简单地解释如何开立背对背进口信用证：

当中间商由于竞争原因而希望供应商和购买商分离、而同时要保证支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安排开立背对背信用证。这一结算工具非常简单。第一信用证以我们指定的贷款人作为受益人，这是资金偿付的第一来源而且通常是唯一来源。贷款人开立第二信用证，受益人由客户指定。在第二信用证项下的支付条款与第一信用证相似，但使用背对背信用证存在“条款差异”，存在最低运作风险。例如，第一信用证中的支付对象是成品家具，而为了节约成本要求将其拆装。作为一般原则，贷款人不会接受任何运作风险。[10]

由此，可以看出孟加拉国为什么需要一些技术援助。

在这里，知识外溢这一原则再一次发挥作用。如何以低成本进行生产的有用知识很难保密。人们有很强的激励去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和你共事的人有很强的激励离你而去，复制你致富的成功做法。

知识有一个特征使得它容易外溢，并且对社会带来收益。知识不同于机器，它可以被许多人同时使用。如果德什公司有100名工人同时使用一台机器，那么必然非常拥挤。但是100名孟加拉国的制造商可以同时使用背对背信用证。一个思想的使用者是无限的。

知识互补

知识的第二个特征对于理解知识外溢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即新知识与旧知识是互补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知识积累越多，新知识的价值也就越大。知识的这一特性意味着知识投资是边际收益递增的。由于大多数知识收益是递增的，所以这一点是合情合理的。现在我写作所应用的工具是微软Office 97，对于一个已经广泛应用旧的微软Office系统和个人电脑的社会来讲，这一新的系统并不需要大量新的投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个人电脑革命开始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微软的Office 97的巨大作用在缺乏个人电脑的情况下是难以发挥的。

边际收益递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随资本（包括知识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收益也相应增加。当知识资本的存量很高的时候，资本的收益率也高，而当知识资本存量很低的时候，资本的收益率也低。这同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恰恰相反，当物质资本存量很低的时候，资本的收益率很高。

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边际收益递减，实现边际收益递增？我们在第三章曾经指出，当一个社会的工人数量固定时，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每增加一台机器的贡献和增加的产出是递减的。当机器数量增加时，如果每增加一台机器的价值是递增的，那么这将是十分荒谬的事情。想一下，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多少台机器？

但是，知识资本与之相反。随着一个社会采用越来越多的生产知识，每一项知识都会对生产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如果对知识的投资外溢到每一个人，那么新知识将会提高社会所有现存知识和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如果知识创新和外溢的力度足够大，那么其边际收益递增将足以弥补甚至超过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知识存量越高，每一项新知识的收益越大。而每一项新知识的收益越大，进行知识投资的激励就越强。

我们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如果知识资本的差异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那么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愿意流向知识资本存量高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更高。

孟加拉国制衣行业的发展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规模收益递增的例子。德什公司的员工们从大宇和努尔·卡迪尔那里学习到如何制衣、销售、利用特别保税系统和背对背信用证，然后他们带着学到的知识离开公司自己创业。截止到1985年，孟加拉国共有700多家制衣厂，在这里，知识发生了外溢。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1985年1月，穆罕默迪制衣公司成立，公司引进了134台日本缝纫机生产衬衣。穆罕默迪公司需要购买自己的机器，这些机器是其他公司无法同时使用的。但穆罕默迪公司却可以使用其他700多家公司所应用的源于德什公司的知识。穆罕默迪公司的生产经理以前是德什的一名生产主管，销售经理以前是德什公司的销售经理，公司还有10名员工以前在德什公司工作过，他们可以向其他员工提供培训。在刚刚开始运营的31个月内，穆罕默迪公司就出口了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衬衣，其中挪威是最大的客户。

努尔·卡迪尔的德什公司并没有因竞争而受创。到1987年，它的产量增长了51倍。全球制衣业面临着一个广阔的市场。

在德什公司的影响下，孟加拉国的制衣业成长起来了，但德什公司并未获得其投资的全部收益。德什公司初始投资的收益主要是社会收益，并非个人收益。认识到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我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我们的分析曾经表明物质资本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知识资本的直接投资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努尔·卡迪尔通过向大宇公司支付专利费而获得了相应的知识，然后知识又外溢到孟加拉国的其他制衣工厂。

在努尔·卡迪尔取得突破之前，孟加拉国制衣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当德什公司将大宇的先进技术引入后，制衣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大大提高了。

知识外溢是非常重要的。假设没有知识外溢，知识的投资者是唯一的受益人，那么当投资者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时，他的收益率将高于其他人，而且随着投资的增加，收益率将会更高，他将会把大量财富投入到自己的公司去，甚至还会吸引到他人的投资，因为他的公司收益率更高。这一非常成功的投资者的发展速度将会越来越快，但其他人并不会如此。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一个投资者将会控制整个经济——首先是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国家，最终是整个世界……

一个公司控制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理论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实际也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尽管有些人试图这样做。我们还需要考虑另外的因素：知识外溢。知识外溢使得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产生区别。当发生知识外溢的情况时，社会收益是递增的，但个人收益却并非如此。一个社会由于所创造的大量知识而充分受益，但个人却并不能充分受益。这意味着即使知识是对社会有益的，知识创造的激励也不是足够得强。自由市场并不会产生最优结果，因为知识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存在差别。

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

知识外溢可能会产生良性循环或者恶性循环。假设有一个社会，一些人进行了大量投资，创造了知识。这些知识会外溢到其他人，使得他们自身的知识投资的收益率提高。在高收益率的鼓舞下，其他人也会进行知识投资。这样知识进一步增加，然后又外溢到其他人。其他人又会投资，然后又发生外溢，如此不断循环下去。

知识投资的第一波浪潮引发了进一步投资和增长的良性循环。德什公司的例子似乎就符合这一点，至少出于举例的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努尔·卡迪尔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他人进行投资，创造了更多的新知识，提高了进一步投资的收益率。

但是，良性循环并不总会发生，有一些不幸的国家却陷入了恶性循环。为了对此做出解释，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概念——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

新知识的投资收益率要依赖于现有的知识存量，而现有的知识存量要依赖于知识投资的激励。如果开始时几乎没有什么知识，那么投资收益率将很低。如果这一收益率低于最低收益率，那么对新知识的投资将不会发生。而如果今天没有对新知识的投资，那么明天将不会产生新技术，所以明天的投资收益率依然很低，所以也依然没有投资。后天的知识存量还将很低。这样，这个国家将陷入恶性循环而非良性循环。陷入恶性循环的贫困国家就仿佛跌入了陷阱一样而难以脱身。

为何开始时的知识存量很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可能是由于最近的一场坏运气或者是过去许多坏运气的积累。也许，孟加拉国的制衣知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独立战争时期就丧失了，也许独立政府掀起的第一波社会主义浪潮扼杀了这一行业；也许孟加拉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制衣行业。

至于什么因素引发了知识投资的第一波浪潮，摆脱了恶性循环、跨过了良性循环的门槛，也是无关紧要的。从德什公司的角度看，这仅仅是运气而已，因为大宇刚刚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需要寻找一个原本没有制衣行业的制造基地。孟加拉国政府也进行了合作，对出口商实行零进口关税，这可以视为提高了新投资的收益率。我们可以认为第一波投资浪潮和政府政策的改变使得收益率超过了最低收益率水平，因此孟加拉国的制衣行业就可以自我发展了。

既然良性循环的好处如此之大，那么为什么它并非总是发生呢？每个人都希望进入良性循环，那么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像德什公司的努尔·卡迪尔那样呢？在这里，投资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区别再一次展示了其重要性。单个的个人，即使是努尔·卡迪尔也不能掌握自己的运气，他不能自己开创一个良性循环。

问题部分是由于当个人进行投资时，他无法取得全部的社会收益。当进行知识投资时，投资者提高了所有人都可获得的知识存量，而他本人却不会得到相应的足够回报，因此投资的积极性就不高。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对知识投资的回报率要取决于所有人的知识投资而并非他自己。新知识投资的回报率取决于全社会的知识资本总量。如果知识投资的回报率低于最低水平，那么单个人的投资将不足以推动整个行业或整体经济的回报率跨越最低水平。所有的人将发现自已的投资回报率要低于最低水乎，因此大家都不会进行知识投资，所有的人还将面临低于最低水平的回报率。

努尔·卡迪尔是一个非常幸运、又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从大宇公司的知识中受益，这使得他可以开创孟加拉国的制衣行业。但是他并没有取得全部的投资回报，至于大宇的回报就更少了。但是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当地政府的税收减免让大宇和卡迪尔愿意从事这项投资。孟加拉国制衣行业的运气也说明了一个国家要进入良性循环并非易事。

关于知识外溢的故事也说明了市场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经济增长。政府所采取的放任自流政策可能会使经济或其中的一部分陷入恶性循环。要取得良性循环，可能需要政府对知识创造进行持续的干预。知识外溢的原理使我们改变了对市场作用的看法。市场经常需要政府的帮助以启动知识投资。

知识匹配

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与赞比亚的贫困有何关系？人们的第一判断是毫无关系。但这两个事件都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实例，它们可以显示同一原理：知识匹配。

“挑战者号”发射后73秒就发生爆炸，原因是一个零件发生故障，那是一个在右边固体火箭助推器上的O型橡胶环[11]。当负责O型环的人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时，航天器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其余部分也成为废物。

除了航天器之外，其他产品也可能发生类似情况。生产通常是由一系列流程组成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一条生产流水线，工人们从事一件产品生产的不同流程。每一个工人努力的价值要依赖于其他工人的努力。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某个工人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那么所有其他工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最优秀的工人就具有强烈的激励与同样水平的工人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这样他们就能彼此从对方的高水平中获得收益。

知识互补

从O型环的故事可以看出，技术水平高的工人彼此互补。作为一个工人，如果我的工友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我的生产效率就越高。这可能令你回忆起前文所提到的收益递增原理：单个工人技术的回报率随着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确，知识互补理论与技术的收益递增是一致的。

而收益递减的情况与此相反。如果存在边际收益递减，那么高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如果我是一个高技术水平的工人，那么另外一个高水平工人的存在会使我的技术显得相对富余，因此价值相对较低。

当一个与你水平类似的人加入到你的办公室时，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可以解释你的双重感受。一方面，办公室里其他的人对你的评价可能会降低，因为现在有另外一个与你水平类似的人作为替代品，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另一方面，你的工作效率可能会提高，因为现在有一个与你水平类似的人提供互补，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增。你所受到的影响取决于你和新伙伴究竟替代的成分大还是互补的成分大。就我本人而言，我希望我的同事具有与我类似的技术水平，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互补，从而实现边际收益递增。

为什么水平最高的律师们居住在纽约而不是墨西哥？这就与互补性有关。如果技术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流动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流向拥有很多高技术水平工人的地方。在社会上，我们将看到某些地方高技术非常集中，而周围地区的技术水平却相对较差。

知识互补的证据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大城市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尽管她们有许多缺点，如人口拥挤和犯罪等。城市是高技术水平的人可以互补的地方。在美国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县里，人均收入要高出农村地区32％，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城市的物业价格要高过农村。纽约的纽约县是美国最富裕的县，而得克萨斯的斯塔县是美国最贫困的县，前者房屋价格的中位值要高出后者22倍[12]。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过：“人们愿意为在曼哈顿或者芝加哥中心地区居住支付高额租金，如果不是为了选择周围的邻居，那还能是为了什么呢？”[13]

另一项研究对美国各城市的工资和房租差别进行了分析，也为知识互补提供了证据。研究发现，具有相同技术水平和教育背景的人在人均技术水平较高的城市里的收入相对较高。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从低人力资本的城市迁移到高人力资本的城市，那么他的工资收入将会提高。对于这项研究，可以这样理解：具有特定教育水平的人在与技术水平高的人共同工作时，其生产效率会更高，收入也更多。

对于同等类型和周边环境的房屋来说，人均技术水平较高的城市的房屋租金也相应较高。对于这一发现，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人们愿意为与高技术水平的人为邻而支付更高的房屋租金[14]。

世界银行对孟加拉国的一项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居住在坦盖尔／杰马勒布尔（Tangail／Jamalpur）的人与具有同样技术水平但居住在达卡的人相比，前者的实际消费要比后者低47％。一个从坦盖尔／杰马勒布尔迁居到达卡的妇女将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

另一项对美国移民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移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更容易与本群体内部而非群体外部的人员形成互补。属于总体收入水平较高的移民群体中的个人，相对属于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移民群体中的个人而言，前者的收入也较高。如果读者以为我是在进行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那就错了。单个人并不足以影响一个移民群体的平均工资。如果没有知识互补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将发现个人的工资将仅仅由其技术水平所决定。而实际上，我们发现个人的工资要受到其所在群体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与其他高技术水平的人互补的机会与本人的技术水平同样重要。

如果技术工人可以跨越国界的话，情况将会怎样？互补理论可以解释一些贫困国家的高技术工人向发达国家的外流。一位摩洛哥的名厨会发现他在法国更容易与高水平的厨师合作，而在摩洛哥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在法国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一位来自印度的外科医生如果能够与高水平的护士、药剂师、麻醉师、放射检查师、资料保管员、前台接待人员共同合作的话，那么他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因此，印度高水平的外科医生会愿意迁往美国，因为在那里他可以与高技术水平的人合作。

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低技术水平的工人应该迁往资本富余的国家，而技术工人则应该留在其相对稀缺的国家。而在知识互补规律的作用下，贫困国家的高技术工人会愿意迁往发达国家，因为在那里他可以与其他高技术工人形成互补。实际上，我们看到，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比未受良好教育的印度人移民美国的比例要高出14倍[15]（同样的激励机制表明金融资本倾向于流向富裕国家。收益递增意味着在资本富余的地方资本的回报率更高。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讲到过，拥有全球最富裕的20％人口的国家（同时也是资本最充裕的国家）拥有全球88％的私人资本流入；而拥有全球最贫困的20％人口的国家仅拥有全球1％的私人资本流入）。

当然，跨国迁移存在限制。有一些高技术水平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移民，如果观察一下他们在高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国家的不同表现，那么可以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不同国家之间技术工资的差异同样符合知识互补理论。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第四章中曾经讲过，1994年，纽约的一名工程师的年收入是55 000万美元，而在孟买的年收入仅仅为6 000美元[16]。

故事讲到这里，很自然地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贫困国家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工人相比在开始时的收入就低？

房地产的例子

如果一个社会平均的知识资本水平较高的话，那么在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下，个人投资通常具有较高的收益率。这是知识互补现象的一个特征吗？当然。

日常生活中与互补有关并且有助于分析个人投资的一个例子是房地产。漂亮的高楼大厦不会建立在地价很低的贫民窟。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人一旦变富以后，通常都会离开那里，而不是翻新自己的旧宅。房地产的故事可以清楚地表明人们追求互补的激励。漂亮楼房的价值会因周围穷人包围的环境而下降，因为那里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如高犯罪率和低劣的教育质量。这一环境外溢现象产生了强烈的互补激励。在同一片区域建造的楼房一般属于同一类别，具有相同的价格。

你还可以看到维护自己房屋的正向和负向激励。假设我的邻居对房屋保养没有兴趣，门口停放着破旧的福特车，堆放着烂木头。由于大多数人都会对我的邻居皱起眉头，因此邻居房屋的价值会降低我自己的房屋价值，这也会降低我维护房屋的激励。

在房地产中，同样存在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在破旧的环境中，人人都没有激励去保养自己的房屋，而如果周边房屋的价格都很高的话，人们会有动力保持自己房屋的高质量，因为房屋价格下跌的话会给自己造成很大成本（对邻居也会造成很大成本，因此也会受到来自周围邻居的压力）。

技术提高与互补

现在，我们回到更为严肃的技术问题。在一个国家中，人们提高自己的技术就如同在一个社区中人们维护自己的房屋一样。如果邻居的房屋质量较高，那么人们就有激励保持和提高自己的房屋质量；同样，如果其他人的技术水平较高的话，那么人们就有激励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假设有一个国家起初很贫困，所有人的技术水平都很低。X女士正在考虑是否做出一些必要牺牲进行培训成为一名医生。如果她接受医学培训的话，她将不得不放弃一份现在就可以获得的低技术水平的工作。在接受培训期间，她将无力养活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但是，一旦她成为一名医生，就会获得更高的工资。她将能够在数年后更好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但是，如果她成为一名医生，她的收入会增长多少呢？

我们又回到了刚才的位置。她的收入增长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其他高技术水平的人形成互补，如护士和药剂师等。对她来说，一个有利可图的互补要取决于其他人所获得的知识。在获得技术之后，她的问题是要找到其他同样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合作者。

她可以试图与其他人进行事前的合作，大家都去接受培训，毕业后进行业务合作，但是这要求她必须对其他人有充分的了解，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合作协议是不可实施的。或许对她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观察将来其他人的教育水平如何。但是，她至多只能获得本国平均的教育水平。如果总体的教育水平较高，那么将来与其他高技术水平的人互补的概率相对就比较大。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拥有大量的高技术水平的护士、麻醉师等，那么进医学院学习外科知识就是值得的。而如果这些人才很缺乏的话，那就不值得了。

这就是她的指导原则：如果本国平均教育水平较高，那么就接受培训；如果本国教育水平较低，那么就不接受培训。对于本人来说，她的决策是明智的，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则是灾难性的。技术水平低的国家将陷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因为每一个人会发现接受教育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如果技术与一个国家的总体知识状况是互补的话，那么情况就可能更糟糕。在一个总体教育水平很低的国家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获得的回报就不如在总体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里。考虑到知识外溢因素，如果没有许多知识可以外溢的话，那么接受教育的收益也很低。在知识资本存量很低的国家里，即使工人接受教育，整个国家仍然会处于贫困之中（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第四章所提到的知识爆炸几乎并没有带来多大收益）。

就像其他收益递增的故事一样，知识互补性提高了贫困国家在泥潭中无法脱身的可能性。在教育中，同样存在恶性循环。如果一个国家开始时技术水平较高，那么将会越来越高。如果开始时技术水平很低，那么这种状况将维持下去。从一个世界的角度看，高技术水平的人和低技术水平的人并非天然如此。这并不能反映个人的品质或道德，而只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起点。我们又一次回想到了一个国家陷入知识泥潭的情况。

技术与比较优势

在国际分工中，技术水平很低的贫困国家将生产原材料，而技术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将生产中间产品或者诸如消费品之类的最终产品。

假设你是一个商业人士，手下的工人技术水平较低，这时你需要考虑生产什么产品。低技术水平的工人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更容易犯错误，因此有可能破坏产品。如果让工人对经过加工的高质量亚麻制品再进行深加工，或者让工人只是种植亚麻，两者哪个更有利可图？如果在两种情况下，工人具有相同的损坏产品的概率，那么最好还是让工人去种植亚麻，而非对亚麻制品进行深加工，因为后者已经经过了多道工序，因此造成损失可能更大。

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技术水平低的贫困国家生产相对初级的产品，而技术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则生产制成品。经济学家们曾经认为生产农产品或者生产工业品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哪个国家的土地更肥沃，哪个国家具有更好的工业基地，等等。但技术理论与实际更加符合。

美国的农业生产条件非常优秀，但农业仅占美国经济产出的2％[17]。而在埃塞俄比亚，旱灾频仍，山地很多，牛蝇泛滥，这里实在不是农业生产的好地方，但其经济产出中农业占了57％[18]。美国的技术水平很高，文盲率仅仅为5％，而埃塞俄比亚的平均技术水平则很低，文盲率高达65％[19]。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较优势本身是人为造成的。

贫困陷阱

互补理论为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解释。在技术水平很高的国家，工人的人均工资也较高，而在技术水平很低的国家，工人的人均工资也较低。但收入差距比单个工人之间的技术差异要大得多。在发达国家，高技术工人会提高彼此的生产率，而在贫困国家，低技术工人会降低彼此的生产率。更糟糕的是，贫困国家的高技术工人会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可以高达40倍，而人均教育水平差距要远小于此，互补理论可以对此提供解释。它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会维持下去：贫困国家的工人面临着较弱的正面激励，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较强的正面激励。

互补理论还可以用于解释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种族差异。假设有两个种族群体，紫色人种和绿色人种。紫色人种开始时的教育水平很高，而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或许紫色人种在很久以前曾经奴役了绿色人种），绿色人种的教育水平很低。假设存在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政策，紫色人种只能与紫色人种共事，绿色人种只能与绿色人种共事。绿色人种接受教育的激励非常低，因为他很难找到接受同样教育水平的人与之互补。而如果没有高技术水平的人可以互补的话，进行技术投资的收益率是非常低的。每一个绿色人都会进行这种计算，他们没有动力进行新知识投资。

但是，即便没有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政策，绿色人种同样可能陷入低教育水平陷阱。雇主大部分是紫色人，他们知道从历史上来看绿色人的知识水平很低。假设雇主难以分辨每一个雇员的技术水平，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雇主只能认为绿色人是低技术水平的，而紫色人是高技术水平的。所以寻求高技术水平雇员的紫色人种雇主只会雇用紫色人。假如一个绿色人接受了教育，这也不会给他带来收益，因为雇主总是认为他是低技术水平的。所以，雇员将不会去接受教育，这样雇主的期望就成为现实[20]。

紫色人种和绿色人种的收入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差别。黑人的人均收入要比白人低41％。但美国的种族差别并不仅限于此。当地土著、西班牙后裔和亚裔的人均收入要比白人分别低36％、31％和16％[21]。在美国的繁荣中，还存在更不为人注意的人均收入差距。一名祖辈来自澳大利亚的美国人要比祖辈来自比利时的美国人收入低25％。收入之间的初始差异会发生代际传递。类似地，即使在最贫困的当地土著之间也存在种族差异。易洛魁族人的中位收入水平几乎相当于斯沃斯族人的2倍。

美国的收入差距还与宗教差异有关。主教派教徒的人均收入比卫理公会派教徒高31％[22]。美国排名前160位的富豪中，有40％是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只有2％[23]。

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明显的种族或地域贫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地区长期贫困，如意大利南部、巴西东北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墨西哥的恰帕斯州。大多数这些地区的贫困都具有长期的历史根源。巴西经济史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认为，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可以回溯到16世纪的糖价下跌。

在美国，有5大贫困聚集群体：（1）城市黑人； （2）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的农村黑人； （3）西部地区的土著居民； （4）西南地区的西班牙后裔； （5）肯塔基州东南部的白人（图8.1表明了美国的农村贫困陷阱，至于贫困城市地区由于规模太小而没有标出）。实际上，在美国的贫困白人中，有90％居住在肯塔基州东南部。所有的这些贫困陷阱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图8.1 美国的贫困陷阱（贫困率超过35％的地区）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种族贫困陷阱。墨西哥土著的贫困率为81％，而白人或混血儿的贫困率仅仅为18％[24]。危地马拉土著的文盲率为80％，相当于非土著人的2倍[25]。即使在土著人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危地马拉，讲基切（Quiche）语的土著人其收入要比讲克奇（Kekchi）语的土著人低22％[26]。

在巴西，贫困窟的居民抱怨说没有人愿意雇用那里的工人，因为当地的暴力犯罪实在太多。当地的居民在找工作时会提供一个虚假的家庭住址，甚至从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朋友那里借虚假的电子单据[27]。

在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白人的收入比黑人高9.5倍。但是黑人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不那么为人注意了。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纯黑人血统的村庄里，也分为很多种族，其中最富裕种族的收入是最贫困种族的收入的54倍。

在其他国家，种族差异的现象也很普遍。富裕的商业精英中有很多属于同一种族：如美国的犹太人、西非的黎巴嫩人、东非的印度人和东南亚的华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特定的种族非常成功。例如，在冈比亚，塞拉胡里族（Serahule）在商界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通常被称为“冈比亚的犹太人”。在扎伊尔，卡萨伊恩（Kasaian）人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占据了商界和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也通常被称为“扎伊尔的犹太人”。[28]

我们曾经看到，在国家的层面上，也存在贫困陷阱的现象。在我们拥有1820—1992年数据的28个国家中，印度在1820年就接近最低水平，而在1992年依然如此。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在1820年就处于顶端水平，1992年也是依然如此。

发达国家的“陷阱”

互补理论不但可以预测贫困陷阱，而且还可以预测“富裕陷阱”。有一些地区，集中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知识，那里比其他地方更为富裕。不必严格深入地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集中地区：城市。而且在城市内部也存在一些集中地区：波士顿—华盛顿地区的县要比其他地区的县人均收入高80％[29]。由于波士顿—华盛顿地区是首批欧洲移民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怀疑今天的收入差距与历史有关。

很明显，在每一个大城市，都存在贫困陷阱和富裕陷阱，但它们的分布并非是随机的，而是集中在某些区域，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前面所讲的互补理论。更一般地，如果知识外溢，富人就愿意居住在邻近的地区，这样他们就可以从知识外溢中受益。如果知识外溢的收益随着知识存量的提高而提高，那么富人就愿意比穷人对富裕地区的房屋出更高的价钱。

例如，在华盛顿市的中心区域，你可以在中间画一条从北到南的垂直线将其分为两部分：穷人区和富人区。最富裕的4个邮编区域在垂直线的西边，最贫困的4个邮编区域在垂直线的东边。在最富裕的邮编区域（Bethesda，马里兰，20816），其人均收入大约为最贫困邮编区域（Anacostia D.C.的College Heights）的5倍。这也与种族差异有关，因为在邮政编码为20816的Bethesda区96％的居民是白人，而在College Heights区，96％的居民是黑人[30]。

经济地理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呈集中趋势。利用国家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世界GDP的54％产生在在全球陆地10％的区域。但这一计算结果也低估了财富集中现象，因为它假设财富在每一国家内部是平等分布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美国，面积占2％的地区拥有50％的产出。这很清楚地反映了城市的优势地位，但即使在城市内部也存在财富集中现象。

互补和陷阱

我们必须记住“互补”故事的特征，它们决定了其预测是否可靠。仅仅当人们认为它可能错误的时候，一个故事才真正有意义。我们前面所讲的互补故事有一个重要的假设：知识之间是强烈互补的，而这一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关于知识外溢的故事也有一个假设：新知识会与旧知识形成强烈的互补，这一假设同样可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互补”和“强烈”这两个特征，才能使我们的故事有意义。工人的知识需要形成“互补”，而且他们之间的互补需要非常“强烈”，才能抵消当技术越来越富余时通常所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新知识需要同旧知识和机器形成“强烈的互补”，才能抵消机器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正是由于技术和知识之间的强烈互补，才产生了“陷阱”。

由于知识的互补性和外溢性，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个人的行为还是社会的行为关乎一个人的产出效率？如果是个人的行为，那么我就不必担心社会的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我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这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曼昆在应用索洛模型时候的隐含逻辑。如果社会的行为有更大影响，那么就可能产生恶性循环。我付出努力却可能得不到回报，因为社会的其他人没有付出类似的努力。所以我自己也不会去努力。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不付出努力。

我曾经讨论了不同层次上的贫困陷阱：社区范围内、种族集团间、省域间、国家间。也许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处于一个巨大的贫困陷阱之中。在另一个极端上，一个家庭或家族也可能是一个小的“社会”，也可能产生贫困陷阱。至于贫困陷阱在什么层次上形成，要取决于我们所考虑的发生知识互补和知识外溢的“社会”层次。如果社区和家庭成员（由于非经济原因）仅仅彼此之间发生联系，那么对于个人来说，社区或者家庭就是一个“社会”。在另一个极端水平上，如果全球经济对某些公司和个人是广泛开放的，那么对于这些公司和个人来说，世界就是一个“社会”。但是，不幸的是，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所接触的“社会”范围非常有限，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教育、没有个人电脑，没有办法接触到外界的知识。

在马拉维，有一句俗语：富人只跟富人说话，穷人只跟穷人说话。在吉尔吉斯坦的科克扬加克，人们说“穷人和富人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他们也不愿意交往”。在埃及的富阿（Foua），“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界限分明，富人在一起做他们的事情，而穷人在一起做另外的事情”。[31]

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解释了极端贫困与“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箴言如何一致。收入差距并非由个人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努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知识互补机会的差异。穷人面临着很弱的激励去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因为他们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受其他穷人的影响[32]。

预期的实现

贫困陷阱的另一个特征是预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良好的预期可以引导人们走出贫困陷阱。

假设有一个国家，一开始处于贫困陷阱之中。知识、教育和机器的投资回报率非常低，因此投资并不会发生，这个国家因此陷入贫困陷阱。但是，假设你预期所有其他人将要进行知识、教育和机器投资，其他所有人也具有同样的预期。那么现在投资就划算了。因为一旦当投资进入收获期时，它将与其他人的投资形成互补。所以对于未来的良好预期可以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相反，对于一个本来投资回报率高于最低水平的国家来说，不良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它陷入贫困陷阱。如果你认为其他人都不会投资的话，那么你自己也不会去投资。一个国家的变穷或者变富可能依赖于所有人预期它将变穷或者变富。

预期可能是我们平常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长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对于经济系统的一个冲击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预期。你可能突然预期所有其他人都将停止投资，因此自己也会停止投资。预期因素可以解释1982年债务危机后的拉美经济崩溃、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由于预期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动，经济增长的变化可能会超过经济体系基本因素的变化。

贫困陷阱故事中所隐含的收益递增理论认为贫困是一种互补和协调上的失灵。在投资回报率低于最低水平时，假如所有人都在事前同意进行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将从贫困陷阱中脱身，但不幸的是，市场的自发力量并不足以创造这一协调机制，所以贫困会持续下去。

政府政策和贫困陷阱

在一个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存在贫困陷阱的世界里，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激励？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政府干预对于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可能是必需的。如果存在一个最低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知识匮乏可能会使得投资回报率过低，从而私人部门不会进行投资。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公共部门可能会引导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其次，我们需要慎重看待政府干预影响人们激励的作用。通过向私人投资惩罚性征税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将无助于走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陷阱的原因是由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过低，那么进一步压低这一回报率于事无补。政府实际上是一只手给予，一只手掠夺。

恶劣的政府政策也可能是贫困陷阱产生的原因。如果在政策出台后，投资回报率低于最低要求回报率，那么私人部门将不会进行投资。当面临着大量恶劣政策的时候，私人部门将不会投资于知识和技术，这个国家也就难以走出贫困陷阱。

在恶劣的政策环境下，首先需要做的是取消这些坏政策。如果这还不足以帮助一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那么政府应该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这可能意味着对投资品、教育和技术专利的税收减免，甚至由政府对这些商品和服务提供补贴。这些补贴不能通过影响知识积累积极性的税收方式解决，而是应该通过消费税等方式。

政府同样可以在解决协调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在当前投资激励不够强的情况下，它可以说服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力量进行大额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摆脱贫困陷阱。实际上，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奇迹就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

如果一个国家作为整体已经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还有一些种族或地区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么政府应该提供补贴，帮助他们获得技术和知识。当他们的个人收入增长时，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该相应增加，为他们提供鼓励和奖励。但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福利计划与此相反，尽管美国的政策算是一个例外（根据美国的政策，政府对穷人增加收入会给予相应的奖励）。对穷人获得知识的补贴不应该通过降低其他人的投资回报率而获得资金。在这里，消费税同样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在分析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之后，知识外溢、知识互补和贫困陷阱的故事仍然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政策差异并不足以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一些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开始时就很贫困，或者所有人都预期他们将贫困。政府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并不是决定穷人命运的唯一因素。即使了解到一些基本因素，比如一个给定群体的道德水平、节约和勤奋程度，而且即使一个明智的政府可以给予他们追求成功的激励，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这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初始状况以及人们的预期，而这些是难以衡量的。

本章展示了穷人的黯淡前景，原因是存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下一章的内容则要相对乐观，它展示了技术的另外一些特征，至少会给一些贫困的地区和人们带来更多的希望。

小插曲：战争与金钱

小玉是生于Nae-Chon村的年轻女人。Nae-Chon村是一个只有240人的小村庄，位于首尔东南的50英里处。小玉出生于1958年，比我小一岁。在她的一生中，韩国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不止8倍。而在我的一生中，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不足2倍。

Nae-Chon村老一辈的人回首过去时既怀念又觉得解脱。小玉的母亲记得她20世纪50年代刚搬来的时候，Nae-Chon村连家商店都没有，居民买烟、盐或是煤油都要走上三个小时到水原去买。张太太补充说，每个人去的时候还要背上一捆柴到水原卖。

小玉的母亲要走很远去河边洗衣服。“早上3点就得起床，那么多事情要做，”张太太说，“不过，过去的衣服挺好看的。”

余太太插嘴道：“穷人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啃树皮、吃野菜。”

当她们说起战争的时候，回忆变得更加苦涩。张太太的丈夫原来在北部做矿工，像奴隶一样出苦力，直到身体弄垮了才回了家。张太太说，在朝鲜战争期间，每一个人都匆忙逃往南方，路上尸横遍野。

小玉的父亲读的是法律，但是20年的战争荒废了他的事业。他整日在田间劳作，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把小玉送进了汉城大学。小玉完成学业后，结了婚，搬到了日本。她的妹妹现在住在仁川，公寓里摆满了“洗衣机、果汁机、干燥机、搅拌器”之类的家电。她的母亲还住在Nae-Chon村。

就算是Nae-Chon村，也具有所有现代社会的气息，铺了柏油马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可以收看卫星电视，安装了电话。只是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可乐瓶有碍观瞻。一家聚氨酯泡沫厂给村民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年轻的一代讨论的不再是政治或战争，而是运动、出国旅游和时尚服装。最近几十年营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一代人比他们的祖辈高出了11.43厘米[33]。

[1] 我首先想到的是Rebelo（1991）的AK模型。

[2] 参见Romer（1986,1990,1992，1993）。

[3] 资料来源：孟加拉国统计局1978—1979年的就业统计数据，1985，第418页（这里指的是穿正式工作服的生产工人）。世界银行报告（1987）给出了孟加拉国在1972—1975年和1975—1980年的成衣业的平均出口量，它们分别为0和17万。

[4] Rhee和Belot，1990，第8页。

[5] 1980年的出口资料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年鉴》，77aa d系列。

[6] 世界银行报告，1996b，第14页：在1994—1995年，成衣出口34.5亿美元占出口总量的54％。

[7] Rhee和Belot，1990，第6—7页。

[8] Rhee和Belot，1990，第12页。

[9] Rhee和Belot，1990，第17页。

[10] 资料来源：http：//www.empire-capital.com／maxpages／Back_to_Back_LCS。

[11] O型环的比喻和随后的理论是基于Kremer，1993a，关于航天器的信息来自http：//www.ksc.nasa.gov／shuttle／missions／51-1／mission51-1.html。

[12] 关于最富裕和最贫困（根据人均收入）的县的资料来自美国普查局城县年鉴。

[13] 卢卡斯（Lucas，1988），第39页。

[14] Rauch,1993。

[15] Grubel和Scott，1977。

[16]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5，第11页。

[17] 《美国统计摘要》，1995。1992年的当前美元价格GDP为60 200亿美元，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产出为1160亿美元。

[18]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第210页（1994年数据）。关于旱灾和牛蝇的资料，见世界银行，1987b，第34页。

[19]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第88页（1995年数据）。

[20] 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和格伦·劳里（Glen Loury）等很久以前就指出了这一“自我实现”的歧视，但克雷默是第一位将其扩展到知识互补和经济增长研究的经济学家。

[21] 《美国统计摘要》，1995，表52，第724页。

[22] Kosmin和Lachman，1993，第260页。

[23] Lipset，1997，第151—152页。

[24] 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1994，第6页。

[25] 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1994，第37页。

[26] Patrinos，1997。

[27] Narayan等，2000a。

[28] 《纽约时报》，1999年9月18日。

[29] Easterly和Levine，2000。

[30] Easterly和Levine，2000。同时，可参见布鲁金斯学会城市制度研究中心，1999。

[31] Narayan等，2000a。

[32] 关于贫困陷阱的其他故事可以参见Azariadis和Drazen，1991；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

[33] Critchfield，1994，第169—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