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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同舟共济
未知
第二章
低劣的工作
在距离休斯敦（Houston）市中心不远的地方，一个六口之家在一间狭窄的公寓里醒来，在共处几分钟之后，一家人就开始了各自一天的生活。孩子们去上学。母亲约瑟法去汉堡王（Burger King）轮班。父亲路易斯在家养伤，这次受伤耽误了他宝贵的工作时间。孩子们放学以后，约瑟法去一家墨西哥餐馆做第二份工作。大女儿去坐落在繁华商业街上的餐饮店长藤鸡柳（Raising Cane’s）工作。而她妹妹决定利用少有的休息日来温习功课。姐姐晚上9点下班，母亲约瑟法一小时后才下班。一天当中除了睡觉，这个家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工作，且一直都是这样。
几年前，我结识了奥尔蒂斯（Ortiz）一家，他们似乎代表了快餐业工作和低工资经济的一些趋势。第一个趋势，在较为年长的劳动力当中，快餐业从业人数令人吃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烤汉堡这种工作是青少年选择的暑期工。而现在，由于30多年来工资都没有适度上涨，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开始从事这样的工作，痛苦地挣扎着，避免被从房子里赶出来，努力让一家人有饭吃。截至2013年，每三名快餐工人当中只有一人是青少年，40%的快餐业工作人员年龄超过25岁，其中1/4需要抚养孩子，将近1/3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奥尔蒂斯一家人只要达到了工作年龄的都在工作，这个家庭所有人曾经一共做着八份工作。
第二个趋势不是技术提高使工作机会减少，而是技术提高让工作使人更痛苦、更不体面。从许多方面来看，快餐店厨房几乎已经成为太空时代的奇迹，这里有很多精密的设备，能以飞快的速度和低廉的成本制做出一模一样、味道可口的汉堡、鸡肉和薯条。奥尔蒂斯一家人告诉我，这些技术和设备让快餐业的工作更加枯燥，工作内容不断地重复。制作汉堡就是按按钮，注意机器的提示音、定时器和数字监控。更糟糕的是，有精准算法的调度系统让雇主能够根据需求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这样就会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和十分贫困、无法应对收入波动的家庭而言，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工人直到马上要开始工作了，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安排。有时，他们甚至要从快餐店开门一直干到晚上打烊。当我见到约瑟法的时候，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三个星期。
第三个趋势，奥尔蒂斯一家人反映了众多快餐业从业人员以及现代经济中数百万人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索尼克（Sonic）和杰克盒子（Jack in the Box）等快餐店的绝大部分雇员时薪不到12美元，即使一个家庭中有两个人全职工作，这样的工资也不足以维持家庭开支。此外，几乎所有快餐店员工都没有雇主出资的健康和养老福利，职业上升的机会也非常少。奥尔蒂斯一家起早贪黑，分别干着时薪10美元、7.75美元和7.25美元的工作，勉强度日。这家人住在一套每月550美元的公寓里，全家人不停工作来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给车子加油，购买食物。路易斯受伤使他们一家濒临无家可归的边缘。
我在“争取15美元”（Fight for ＄15）的运动上遇到奥尔蒂斯一家。工人们组织这场运动，希望提高全国380万快餐业员工的工资，提高快餐业员工在工会中的代表地位。2012年感恩节后不久这场运动就开始了，当时，塔可钟（Taco Bell）、汉堡王、温迪（Wendy's）以及其他快餐店的员工罢工，在纽约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上的麦当劳前聚集，高呼：“我们要公平的报酬！”很快，这个运动在全美国兴起，然后发展到全世界，蔓延到六大洲大约300个城市。作为回应，许多雇主自愿提高了工资，十几个州最终也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低工资的问题仍然存在。多数贫困家庭都要应对失业问题，截至2016年，950万名每年至少工作27周的工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活窘迫或极端接近贫困线，看不到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途径。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身体以及情感上的问题。路易斯和约瑟法谈到了他们面临的压力、不确定的时间表给他们造成的困扰，以及作为父母，由于没能给孩子更优越的生活而感受到的痛苦。从长藤鸡柳快餐店下班后，奥尔蒂斯家的大女儿坐上了来接她的路易斯的车，她告诉我她经常不吃晚饭，“快餐店厨房里鸡肉的味道让我觉得饱了”。
有工作的穷人、不稳定型无产者、掉队了的人，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在大衰退开始十年之后，美国经济恢复到了几乎完全就业的状态，失业危机不复存在，但好的就业岗位仍然十分紧缺，这个更持久、更严重的问题早在20世纪就出现了。我们用不着等到机器人来夺走所有的工作，工作带来的收入早就不如以往，越来越多的家庭艰难度日，依靠政府救济才能摆脱贫困，美国梦似乎也已经遥不可及。
再来看不平等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汇编的数据表明，1979年时，中下层工薪族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0%，而到了2014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3%。同一时期，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1%上涨至20%。蛋糕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家庭占有的部分也越来越大。通过跟踪家庭收入中位数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尽管经济迅速增长，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停滞不前。另一个反映问题的现象是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中产阶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与此同时，穷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有些变化正在使天平向资本家和大企业倾斜，远离劳动者和广大民众。
多年来，我长期报道那些在收入分布中处于下层3/4的家庭所面临的问题，还花了几年时间探讨决策者如何帮助这些家庭。比如说，民主党人希望普及医疗保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免费大学教育。共和党想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减少繁文缛节，帮助公司成长。但美国服务业雇员工会（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简称SEIU）的安迪·斯特恩和其他人，尤其是极左人士，主张必须采取更激进的解决方案。民主党人也开始讨论更高的工资补贴，甚至政府主导的就业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更大胆、更富有新意。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固定收入能为经济提供急需的有效缓冲，而且是一种让劳动者重回经济中心的方式。这不仅是未来当世界充斥着机器人时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即使在目前也同样必不可少。
我认为，许多像奥尔蒂斯这样的家庭应当立即获得更多、更好的东西，而全民基本收入是确保这一点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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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大约40年当中，多个相互交织的趋势共同作用，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以及富人、投资者与企业收入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