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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开始了
1720年年初，第一声微弱的警报发出。由于劳拒绝按德·孔蒂王子要求的价格卖给他印度公司的新股，于是，这位王子怀恨在心，派人来到劳的银行，声称需要一笔巨款，且必须用铸币加以支付。这笔款项的数额之巨大，需要用三辆马车才能装下。
劳向摄政王诉苦，并请求他关注或许造成的后果。倘若太多的人效法孔蒂王子的做法，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摄政王心里相当清楚，他派人将德·孔蒂王子叫来，说他的行为令自己很不高兴，并且勒令王子把从银行提取的铸币之中的三分之二重新存回银行。王子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专横的命令。
幸运的是，劳的信用并不曾因此事而造成任何威胁，原因是德·孔蒂是一个人缘极差的人。所有的人都指责他小气又贪婪，并且一致认为，劳必定因此遭受了痛苦的折磨。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如此九死一生地侥幸过关，竟然不曾让劳和摄政王意识到潜在的危机，也不曾让他们抓紧控制纸币的发行。
没多久，人们就发现，有人因为不信任而开始学习德·孔蒂，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虽然德·孔蒂的本意是为了报复，不过，却为这些人树立了榜样。那些头脑更加敏锐的股票投机者正确地预测出如下前景：价格不会永远上涨。
于是，以资金交易量巨大而著称的波登和拉·理查蒂尔私下里悄悄地将自己拥有的纸币分成若干份，并兑换成铸币，每次的金额都相当小，然后他们将这些铸币悄悄送到了国外。此外，他们还尽量大量地购买便于携带运输的贵金属和贵重的珠宝，并将其秘密地送往英国或者荷兰。
投机商韦马里特嗅到了马上要到来的风暴的气息，于是，小心谨慎地将总额近100万里弗的金币和银币弄到手。然后，他将这些铸币装在一辆农用双轮车上，又将其盖上厚厚的干草和牛粪。他自己则穿上了一身农民的又脏又破的大罩衫，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后安全地带着自己宝贵的财物，溜到了比利时。没过多久，他又设法将自己的宝贝由比利时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到此时为止，所有阶层的人要想尽量弄到他们需要的铸币时，还未遇到任何困难。不过，若此体系想长期维持下去，而不引起铸币的短缺与匮乏，将是不可能的。当各方面的抱怨声不时传出的时候，人们开始组织起来对问题加以研究，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对于采取何种方法来应对此问题，委员会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劳也被召去征求意见。劳认为，理应颁布一项法令，让铸币相对于纸币的币值贬值5%。结果，这样的法令就被公示出来。可是，考虑到此法令不曾达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条法令又紧随其后颁布下来，即让铸币贬值的程度由5%增加到10%。
与此同时，银行的付款也加以限制，规定每次仅能支取100里弗的金币和10里弗的银币。人们因为政府的所有这些举措，而进一步丧失了信心，虽然银行现金支付的限制这样严格，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银行的信用。
尽管政府想尽方法对铸币进行控制，不过，法国国内的贵金属还是不断地被运往英国和荷兰。那些留在国内的铸币因为数量已经很少，因此，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保存或者窖藏起来，直至铸币短缺的情况变得相当严重，以至于贸易运行无法继续顺利地进行下去。
在此种危急的情况下，劳决定孤注一掷，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禁止使用任何铸币。
1720年2月，又一项法令得以颁布。这项法令的颁布目的在于重振人们对纸币的信用，结果却事与愿违，纸币的信用被彻底破坏，严重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于是，整个国家被推到了革命的危险边缘。
这项著名的法令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相当于20英镑）的铸币，违者将被处以高额罚款，并将所发现的全部铸币财产充公。除此以外，该法令还不允许人们购买珠宝、贵金属和珍稀的宝石，并且鼓励人们揭发违反该法令的人士，同时承诺，告密者可以得到所发现财物总金额的一半作为奖励。
对于这样闻所未闻的暴政，全国上下均发出了悲痛、绝望的呼号。每天都会发生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迫害、逼供事件。告密者及其代理人趁机不断打探、破坏别人家的隐私，甚至连最正直、最诚实的人也被宣布为罪犯，原因是据说曾有人看到他们的财产中有金路易。
仆人们也纷纷背叛、出卖自己的主人，有一个公民竟然变成了邻居家的间谍！
被逮捕拘留的人和没收财产的案件数量在成倍增长，以至于法官们发现，自己实在难以应对随时发生的、数量无限增长的办案业务。倘若一个告密者声称，其怀疑某个人在家里藏匿了铸币，那么，此人就会收到搜查令。
英国大使斯特尔先生说，如今，人们已经不会质疑劳皈依天主教的真诚与否了。因为他将如此多的黄金变成了纸，为自己那变态的虔诚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法国再次建立起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
摄政王和忧心忡忡的劳被千夫所指，满怀仇恨的人们纷纷以恶毒的话诅咒他们。
由于硬币的金额一旦超过500里弗，就被称为非法货币，于是，人们都尽可能地不接受纸币。如今的人们均不清楚，明天自己的纸币还剩多少价值。
杜克罗斯在其作品《摄政王秘史回忆录》中说：“从不曾看到比这个政府更反复无常的政府，从不曾看到哪个政府采用如此冷酷强硬的手段推行比这更赤裸裸的暴政。对于那些目睹了当时的恐慌，现在回想起来仍如做了一场噩梦的人们而言，这的确是无法相信的事情，当时竟然不曾发生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劳和摄政王竟然不曾落到悲惨死去的下场。劳和摄政王都非常害怕人们起来造反，不过，人们的行动也仅是抱怨罢了；人们被一种阴郁而怯懦的失望、一种愚蠢的惊慌紧紧抓住了。人们的精神过于卑贱，以至于无法挺直腰杆进行一次有勇气的犯罪。”
有一次，看上去人们似乎正在组织一次运动。墙壁上张贴着反对摄政当局的叛乱性文章。并且，这些文章还被印在传单上，送到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家中。
据《摄政王回忆录》的记载，其中一份文章是这样写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此提请你们注意，倘若事情不会变化的话，我们将于星期六和星期日再次举办圣巴托洛缪节活动。你们最好不要瞎搅和，无论是你们本人还是你们的仆人。上帝保佑你们不被火焰灼烧！请通知你们的邻居。时间：1720年5月27日，星期六。”
无数的间谍、密探遍布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这让人们之间产生不信任感，在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破坏事件之后（制造这些事件的那个不值得一提的集团没多久就解散了），首都巴黎的和平与安定也丧失了保障。
路易斯安那公司，也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快速下跌，实际上，从前有人讲起的密西西比的无尽财富的神话，已经不再有任何人相信了。
劳和摄政王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为的是重建公众对于密西西比项目的信心。为此，政府下令召集巴黎城里所有的贫苦百姓，其中，大约6000名被社会遗弃的人不得不去服役，就如同战时征召入伍一样。他们得到了政府提供的衣服和工具，然后，投入到美国新奥尔良地区的事业中去。据称，那里产量丰富的金矿迫切需要工人。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这些人扛着叉子和铲子在街道上游行，然后，他们被分成若干小分队，由海港出发，前往美国。实际上，他们中仅三分之一的人到达了目的地，余下的三分之二在中途当了逃兵，用自己的工具换取了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然后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于是之后，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就再度于巴黎发现他们中二分之一人的身影。
然而，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却因为这一小小的闹剧得以上升了一点。这是因为许多极易受骗上当的人对于以下的消息确信无疑：戈尔康达公司已经开始了高效的掘金工作，法兰西人不久就可以重新看到金锭和银锭了。
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若想将公共信用重新建立起来，某些更加切实可信的措施是势必要采取的。在英国，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里，和法国相似的危难与不幸，同样因为和这一切相似的幻觉而发生，但是，政府为拯救危局所采取的措施、方法却和法国人有着天壤之别！
更不幸的是，在法兰西，灾难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救治灾难的医生。摄政王专断地想将这个国家解救出来，可是，他的做法却让这个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任何支付都要求必须用纸币进行。
就在2月1日到5月底期间，纸币的发行量高达15亿里弗，约合6000万英镑。此时，人们对那些不能兑换为贵金属的纸币难以产生丝毫的信心。巴黎议会主席M·拉姆伯特面呈摄政王，声称自己宁愿得到10万里弗的黄金或者白银，也不愿意得到这家银行发行的500万钞票。
当人们不约而同在内心存在此种想法的时候，过量发行的纸币已经让形势越来越恶化，更大的失衡出现于循环流通之中的铸币总量和纸币总量之间。原本，摄政王是打算让硬币的价值贬值，出人意料的是，它却随着每一次新出炉的、企图将其消灭掉的尝试而身价倍增。
2月间，摄政王认为，皇家银行理应和印度公司合并，从而组成一家新的公司。于是，议会颁布了这条法令：这家银行发行的钞票的担保人仍旧是国家，非经委员会的准许，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的钞票。
到此为止，银行将所有的利润从劳的手中夺来，由此成立了一个国家机构——摄政王将其交给了印度公司管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项举措曾经让该公司的路易斯安那股票以及其他股票的价值略有上涨，不过，从长远来看，公众的信心依旧无力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