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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扬扬的国会
9月13日，《沃尔普》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国会议员布洛德里克先生写给大法官兼上议院院长米德尔顿的信。其中写道：
关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何以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遭受乌云压顶之灾，出现了诸多推测。我确信，他们若发现有利可图，必定会不择手段地去做一些事情。他们已经将信用发挥、运用到了不留任何余地的地步，不可能进一步发掘其信用了，从而导致这种信用无法用铸币进行支撑。他们为自己所谋得的福利，是建立在上当受骗者的损失的基础上的，他们当中最显要的人物，已经从中赚取了难以计数的财富。
贪婪的欲望已经牢牢占据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渴望用防波堤式的小丘，堆垒出高耸的山峰。无数人就要沦为乞丐。用语言已经无法描述此种惊恐的程度，因为人们的愤怒是无法描述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令人灰心丧气的程度，以至于我在此之前不曾见到哪一个计划或者方案，能同南海计划一样，导致人们苦思冥想着如何回避风险，如何才能安全抽身。
为此，我无法猜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10天之后，股价还在下跌，他写道：
公司还未做出决定，原因是他们本身就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以至于他们不清楚理应向哪一条道路转向。我从最近来自城里的几位绅士那里获悉了一位在所有国家都处于人人喊打、万人痛恨的地步的南海公司委员的真实姓名。
许多金匠已经失业，而无业游民的队伍每天都在扩大。我相当怀疑，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干脆四分之一，是不是可以经受住此场灾难的考验，可以坚持下去。
从开始的时候，我就在让人确信无疑的真理基础上做出对整个事件的判断，1000万英镑（此数字已经远超我们流通中现金的数量）不可能在流通中将远超英格兰纸币信用范围的2亿英镑创造出来。不论因为何种原因，若有人敢质疑这一公理，我们高尚的国家机器就必定会瘫痪、垮台。
9月12日，经秘书长克拉格先生的最恳切的请求，召开了几次会议——是在南海公司董事和英格兰银行董事之间进行的。根据广为流传的一份报告，英格兰银行董事同意为南海公司融通600万英镑的债务。此消息一出，南海股票应声上涨到了670英镑。
不过，就在当天下午，人们获悉，这一消息纯属空穴来风。于是，南海股票的价格马上开始下落，再次跌回到了每股580英镑；次日又跌到了570英镑；以后更是逐级跌落，直至跌到了每股400英镑。
事态的发展让内阁感到极度慌恐。若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出现在街上，人们必会蜂拥而上侮辱、斥责他们。伦敦城里，时刻都会发生暴动事件。信使被派往汉诺威，请求国王尽快回国主持政务。
沃尔普先生原本在故乡赋闲养老，此时却不得清闲——人们纷纷跑去向他求助，希望他可以运用其众所周知的对英格兰银行董事的影响力，引导他们接受南海公司提出的清偿债券的计划。
英格兰银行自然不愿惹祸上身，更不愿意让自己背上南海公司的一堆烂账，害怕自己卷进灾难之中不得脱身。然而，国民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英格兰银行出来挽救大局。此时，每位知名人士都被召集来，为解决当前的危局出谋献策。沃尔普先生提出的一份合约草案被全盘接受了，并成为双方进一步协商的基础。
9月20日，南海公司在泰勒礼堂又召集了一次股东大会。此次会议做出授权，南海公司董事们同意英格兰银行或者其他任何人提出的和公司发行债券相关的所有事项，或者和英格兰银行达成其认为合适的所有协议。
一位名叫帕尔特尼的人写信说，看到那异乎寻常的恐慌牢牢控制了国民的精神与灵魂，真是让人震惊不已。人们来回奔走，好似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灾难将其想象世界彻底占据，令其处于风声鹤唳的恐惧中。无人可以说出这场灾难的形式和深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更加让人感到恐慌。
正如诗中所言：
暗沉的黑暗宛如深夜——这恐惧如此咄咄逼人，
就像十位复仇女神一般——而这恐怖堪比地狱。
两天后，银行负责人在英格兰银行的一次股东大会上通告了南海公司就此事召开的几次会议的大致内容，并且补充说，公司董事们还没有就此事想出恰当的解决办法。接下来，股东大会会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众人同意了。
此决定就发行债券的有关事宜，授权董事会和南海公司进行商讨，并且和南海公司就发债总额、发行条件以及发行时间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协商。在对方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接受了南海公司发行的债券。
于是，双方都能够在自认为最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采取自由行动。英格兰银行出于支持公共信用的目的，预购了300万南海公司的债券，此笔费用的条件是：按照普通存款条件的15%，溢价3%，利率为5%。
上午时分，人们潮水一般汹涌而至，狂热地认购债券。此时，人们都以为，当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申购。然而，还不到中午的时候，形势就发生了逆转。
虽然人们用尽了任何可采用的办法，想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还是飞速滑落——人们对南海公司的债务是那么缺乏信心，以至于一批最卓越、最知名的金匠和银行家纷纷出逃——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借他人巨额资金来炒作南海公司的股票。如今，大难临头，他们只好将店门关上，卷起铺盖逃走了。
到那时为止，剑刃公司始终是南海公司的主要承兑商，此时也停止了支付。在人们看来，这一切不过是灾难的开端罢了。
由此，引发了大量的银行挤兑现象。如今，银行只好以远比上午人们认购债券时快得多的速度来支付货币。因为9月29日是一个节日，于是，英格兰银行得以略微喘了一口气，他们将风暴的袭击抵制住了。然而，其从前的竞争对手南海公司，却在这轮风暴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一命呜呼了。
南海公司的股票跌落到了每股150英镑，在无数次的挣扎与动荡之后，股票价格跌到了每股135英镑。
英格兰银行意识到，在恢复公众的信心，阻止毁灭性信用破产的潮流之前，自己已是黔驴技穷了，除非他们愿意冒险一试，勉强自己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不公平协议，并按此协议行事。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极可能将自己也搭进去。
不管怎样，他们都认为，没有义务继续做这种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那份所谓的英格兰银行和南海公司的协议，仅仅是一份协议的草案罢了，其中相当重要的事项均为空白，并且，也不曾载明对其中止协议的任何惩罚条款。
“于是，”《议会史》中这样记载，“人们目睹了神通广大的南海公司在8个月的时间里，先是脱颖而出、迅速发展，而后又惨淡收场、一败涂地的全过程。这家公司以神话般的速度向上跳跃，最终，上升到了一个让人目眩神迷的高度，也让整个欧洲都将目光与期盼投射在其身上。不过，那是建立在欺诈、错觉、盲从与暴怒的基础上的。一旦人们发觉其董事会进行的人为的操纵行为，它就马上应声落马，原形毕露。”
在危险的幻觉持续的这段时间里，在其欣欣向荣的极盛时期，国民的行为也变得日益腐败、堕落，这一点并不难被觉察。为了将失职者挖出来而进行的议会调查，揭示出种种恶行：他们声名狼藉，臭名远扬，令人不耻，道德沦丧到了和流氓恶霸没什么差别的程度。而他们在被提拔之前，也不过是才智平平的普通人。
而对这些罪恶的愚行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民族就如同个人一样，都必须接受成为误入歧途的赌徒的惩罚——他们或早或晚，必定会受到应有的惩戒与教训。
当作家斯莫利特写道：“就一位历史学家而言，这样一个年代是最无趣的。没有一位理性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读者会因为这样一些交易的细节而产生兴趣，并由此得到乐趣。对这些交易，应严禁添加任何热情，严禁添油加醋地对其加以美化。仅将交易的细节提供给读者就够了，这是一幅描画丑陋、卑劣的堕落行径的无趣图画。”
反之，若斯莫利特略有幽默感的话，他原本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这个主题是如此吸引读者，足以令每一位小说家怦然心动。
一个遭受掠夺的人，除了失望外，难道就不该存在热情？难道无数因南海泡沫失去了财富，以致一贫如洗的人或家庭惨景中，真的无生命，无生趣可言吗？难道昔日巨富沦落为今日乞丐的图画和记录，真的会让人索然乏味吗？与那些从前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人物沦落为逃亡之徒相关的故事，对于发自全国各个角落的一声声自责与诅咒的记录，真的会苍白无趣吗？
一位健康而正常的人猛然从理智的约束之中挣脱出来，却因为追求一个黄金幻影而变得疯狂，拒绝相信真实的一切，就如同一只被幻觉所迷惑的雌鹿，追逐着一团鬼火一般。最终，他们被诱入了一片致命的泥沼之中。看到这一切，难道你可以声称，这是一幅沉闷无趣或无任何教育意义的画面吗？
然而，运用斯莫利特式的错误观念来记录南海事件的历史记载，的确太多了。一文不值的宠臣为了博得更加一文不值的国王们的喜爱，所构思的阴谋，或者关于谋杀式的战斗与围攻所做的诸多记录，均已经被添油加醋地详细讲述过了。可是，叙述者对那些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与物质福利的最深刻的背景、环境，却表现得相当漠然，轻轻一笔带过，可谓枯燥且乏味，于是，自然不会富有热情与色彩了。
在这个著名的泡沫事件的发展过程之中，英格兰各地的情况表现出让人心惊的一致性。
公众的精神处于一种十分病态的骚动中。人们不满于正常的、按部就班的行业那缓慢却确定无疑的利润模式，一心希望第二天就能获得无穷无尽的财富。这种浮躁心态令他们开始浑不在意今天，表现得越来越浮华、虚荣。
于是，普通人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相应的，道德水准也开始松动。因为成功的股票赌博，无知的人们一夜暴富，为此嚣张至极，无法无天、目空一切，这让那些真正具有绅士风度的人们感到汗颜。没想到，黄金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可以让一文不值的小人物跻身上流社会的大雅之堂。查理德·斯蒂尔爵士称这帮暴发户们为“跳梁小丑”。
在议会咨询会上，众多南海公司董事遭殃的原因，与其说是因其贪赃枉法，侵吞公款，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他们当中的某位人士，曾以无知的富人所具有的最为露骨的傲慢声称，他计划用黄金来喂养他的骏马，而最后，他本人却落了个仅能勉强以面包和水来维生的地步。
每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孔，每一次妄自尊大的无稽之谈，均被记录了下来，并将百倍于此的贫困与侮辱回报给他们。
全国上下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为此，英王乔治一世只好缩短自己原计划在汉诺威停留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英格兰。1721年11月11日，他回到伦敦，通知议会于12月8日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一个个公众集会在大不列颠所有重要的城镇里召开。人们请求将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绳之以法的要求被会议接受了——南海公司的董事借助于欺诈性运作，让国家处于毁灭的边缘。
似乎没有人想到，这个国家和南海公司一样，理应对这场灾难也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人站出来指出，人们的贪婪与轻信；没有人指出，人们对利润、收益的可耻的渴望，并指出，正是这种贪婪的欲望，吞噬了这个民族所具有的一切优良、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没有人指责人们疯狂的热情——正是由于这种狂热，让群众自愿投入了阴谋策划者的天罗地网。
淳朴、正直、勤劳的英国人民被一群强盗给毁了，这帮盗贼理应被送上绞刑架，理应被扔到水里淹死，理应承受五马分尸的酷刑，而无人会为其掉一滴眼泪。
这差不多是整个国家对此事的共同感受。上下两院所能做的也仅能如此了。在南海公司董事会的罪行被公布于众之前，唯一的呼声就是，一定要对其严惩不贷。
此时，国王发表了一番讲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希望人们记住，国民们必须拿出所有的谨慎、勇气与决断，来寻找合适的良方，来医治整个国家的不幸。在对国王的此番演讲进行的讨论中，几位发言人对南海计划领导者们进行了最强烈的抨击。其中，默里斯沃斯的言辞最为激烈：
有人声称，没有对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进行惩罚的法律，而这些人正是国家如今所面临的不幸境遇的始作俑者。对本次事件的处理，因以古罗马人为榜样。
对弑父之罪，古罗马人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古罗马的立法者认为，不会有儿子会做出这样灭绝人性的行为，以至于让自己的双手沾染父亲的鲜血。然而，当发生了此种惨绝人寰的罪行后，立法者马上制定了一项法律，即对此种邪恶的犯罪处以极刑。
他们决定，犯此罪的卑鄙之人应被缝在一条麻袋里，然后活生生地扔进台伯河。而极端恶劣的南海阴谋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也应被看作国家的弑父之徒。理应把他们以相同的方式缝进麻袋，并且扔进泰晤士河里，如此，方能大快人心。
沃尔普先生的发言则更加谦和、慎重。他认为，目前首要的注意力理应集中在怎样重建公共信用上：
倘若伦敦城遭受火灾的话，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会先冲上去将大火扑灭，阻止火灾的蔓延。当大火被扑灭之后，他们才开始调查纵火者的情况。公众的信心已经受到相当沉重的打击，正躺在地上血流不止，理应尽快制定救治方案，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公共信用。至于惩罚这帮“刺客”，以后有足够的时间。
12月9日，对于国王陛下的讲话，大家表达了一致的认同。当然，其增补意见也获得一致通过——议院不但要寻找一种方法来努力解决国家的灾难，而且还决定，对灾难的始作俑者处以相应的惩罚。
议会调查的速度相当快。南海公司董事们接到命令，务必将一份记载着其全部行动的完整记录提交给议院。下院做出决定，大致内容是，南海公司的灾难，主要是因为股票投机者的邪恶伎俩导致的，若想重建公共信用，建立一套法律来阻止这种声名狼藉的操纵行为是最好的办法。
此时，沃尔普先生站起来说：“就像在此之前提到的那样，我已经花很长时间提出了一个重振公共信用的计划。不过，计划的实施需要一个基础。”
这个问题的核心，即“和南海公司签署的认购公共债务协议，对财产提出要求权、货币申购协议，以及其他契约，现阶段是否仍然有效？”这一问题引起了众人激烈的争论。
最后，由259票对117票的多数通过了此决议，所有这些契约理应继续维持现状，除非南海公司股东大会为解除合法权利人的痛苦而作出修改，或者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予以废除。
第二天，代表全体下院议员的一个委员会，接到了沃尔普先生递交的一份为重建公共信用而设计的计划。其内容是将南海公司900万股票“嫁接”到英格兰银行里去，同时，以一定的条件，将同等数量的南海公司股票“嫁接”到东印度公司里去。下院对此表示欣然接受。议院下令，这两大公司要提交出各自的建议。
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均不想为南海公司提供任何援助，在做出决定前，两家公司都召开了股东大会探讨此计划，结果遭到股东们的强烈反对。不过，最后，他们表示，接受自己为南海公司发行债券所要求的条件，同时将自己的报告提交给委员会。
在沃尔普先生的监督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法案，并且顺利地通过了议会的审查。
为了管制南海公司的董事、主管、下级主管财务人员、出纳员以及职员，议会禁止其离开英格兰超过一年时间。为了查明其不动产和动产，防止其将动产和不动产运送到国外或私下转让，委员会同时又提交了另一份议案——下院里那些最具影响力的议员们纷纷赞成。
施朋先生确信，秘书长克拉格先生十分可疑。此时，四处流传着克拉格在南海公司业务上大做手脚的流言。于是他决定，将克拉格的痛处大大地触动一下。
他说，他高兴地看到一个大不列颠的下院恢复其原有的活力、生机，为保护公众的利益而如此齐心协力。
当然，保障南海公司董事及其高级职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是很必要的。“不过，”他一边补充一边将锐利的目光投到克拉格身上，“某些上层机构的人，总有一天，我会无所畏惧地指出他们的名字，相比于南海公司的董事，这些人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克拉格怒气冲天地站起来说，若此番含沙射影的话是冲着他来的话，那么，他准备对每一个怀疑他的人提出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不管是在下院之内，还是在下院以外。随即，要求“肃静”的叫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在一片喧嚷之中，摩里斯沃斯大人站起来，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克拉格为何敢公然挑衅整个下院？他，摩里斯沃斯议员，尽管有些老了，尽管已经年过六旬了，不过，他还是相当乐意接受克拉格的挑战。并且，他确信，有许多的年轻人会与他站在一起，他们不会害怕在下院之外的地方和克拉格发生当面冲突。
要求秩序的呼声多次从四面八方响起。议员们也纷纷应声而起。所有的人似乎马上就要大叫出来了。发言人呼喊着“肃静”与“秩序”的声音是如此苍白无力。
混乱持续了好几分钟，在此期间，摩里斯沃斯和克拉格差不多是“唯二的”仍然端坐于自己座位上的议员。最后，声讨克拉格的声音变得更加狂野，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理应平息议员们的怒火，并且，对自己违反议会规定的行为进行解释。
他声称，自己所说的，“让那些在下院里指责自己的人得偿所愿”的意思，并非是他将为之斗争，而是说，他将对自己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
此事到此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下院又为他们应当采用哪种方式调查南海公司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究竟是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委员会进行调查，还是精心挑选人才，组成一个小型委员进行调查？最后，下院指定了13人，组成一个秘密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享有传讯人员、调用文件和记录的权力。
上院对此事也相当热心，如同下院一样，处理此事也相当迅速。
罗切斯特主教称，南海计划危害了整个社会。
沃顿公爵声称，议院理应秉公执法。在他看来，倘若他可以参与调查，他甚至会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交由公众审理。有些人用最无耻、最恶劣的方式，对国家进行了肆意地掠夺与剥削。他愿意与所有人一道，积极参与到对罪犯的惩罚之中。
斯坦侯普先生则声称，不管是董事或非董事，其占有的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都理应充公，以便补偿公众的损失。
在此期间，公众的兴奋之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借助于考克斯的《沃尔普传》一书，我们了解到，所有南海公司董事的名字，都被看成是欺诈和罪恶的同义词。无论是郡县、城市，还是享有特权的自治市，人民的请愿书从大不列颠王国的每个角落传来，均要求严惩那些十恶不赦的、损公肥私的盗取公共财富者，以便为受到伤害的国民讨回公道。
那些连在惩罚犯罪的问题上也保持中立的中庸主义者，被指控为罪犯的同谋，受到人们不断的指责与辱骂，甚至是刻毒的抨击。并且，不管是匿名信，还是在公开信中，他们不断受到民众的声讨。
人们指责税务大臣艾斯拉比、克拉格以及另一位政府官员的舆论是如此强烈，为此，上院马上做出对他们进行调查的决定。
1722年1月21日，上院下达命令，要求任何和南海计划有关的经纪人务必将一份清单提交给国会。其内容是他们从1719年米迦勒节以来，替财政部或税务署的官员买卖股票，或者受其委托买卖股票或者申购股份的详细情况。
当上院收到这些账目的时候，大家发现，艾斯拉比先生名下拥有着大量南海公司的股票。包括爱德华·吉本先生（声誉卓著的伟大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在内的南海公司董事会中的5名董事，都被监禁了起来。
经斯坦霍普伯爵倡议，议员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在南海公司议案还处于审议期间，为了让政府机关职员分享好处或利益，为了满足国会上下议院中的所有议员的利益，而由南海公司的所有董事或者代理人购买股票的；或者在接受股票、为股票提供信用的时候，不曾真正支付金钱或提供充足的担保品的，都将被看作恶劣而危险的贪污、受贿行为。
没过几天，另一项决定也得以通过。即，由于南海公司的一些董事和高级职员借一种秘密的方式，将自己持有的股票转卖给南海公司，因此，犯了欺诈罪。此举严重危害了信托关系，由此造成一系列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共信用。
为此，艾斯拉比辞去了税务署大臣的职位，且自动消失于国会，直至其个人的犯罪事实被立法机关着手正式调查为止。
与此同时，深知南海公司董事们那些不可告人的危险秘密的会计师奈特先生，收拾好自己的账簿和文件，火速逃离了英国。为此，他特意乔装打扮一番，然后乘坐一艘小船顺河而下，随后，又专门雇了一艘大船用于逃命，从而顺利抵达了法国北部濒临多佛海峡的港口城市加莱。
议院得到了秘密委员会报告的有关情况，此时，议会一致同意，向国王呈送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是请求国王发布一份悬赏令，迅速捉拿奈特；第二份报告则是请求国王马上发出关闭港口，并且严密监视海岸情况的命令——目的是为了防止奈特或南海公司的其他职员逃出英格兰。
作为议院为此事特意指派的代表，米修恩先生受命，将这两份墨迹未干的报告送到国王面前。
就在同一天晚上，一份悬赏2000英镑捉拿奈特的公告，由皇室颁布。下院同时命令，把议院的大门锁上，把钥匙保管起来。
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罗斯将军告诉他们，委员会已经发现了一系列最为深重的邪恶与欺诈的行为，那是恶毒的叛国者策划出来的、足以将这个国家毁灭的行为，他们将于适当的时候向议院通报这些罪行。
与此同时，为了将这些罪行进一步发掘出来，秘密委员会认为，非常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即逮捕、关押南海公司的一些董事以及主要职员，而且，依据法律程序封存重要文件。根据罗斯的提议，他们提出了一项动议，并得以一致通过。
卷入其中的议院议员，以及南海公司董事罗伯特·恰普林爵士、西奥多·詹森爵士、索布里奇先生和F·爱勒斯先生受召而来，一一为其腐败行径进行辩白。西奥多·詹森和索布里奇极力想洗刷自己的罪行。纵然如此，他们的辩解之词也被议院耐心地听取了。
接下来，一项动议由议院提出，获得全体一致通过——詹森和索布里奇二人违反了信托契约，罪行相当恶劣，导致国王陛下的众多臣民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且对公共信用造成极大的伤害。
接下来，议院发布了命令，因为他们的抵触和狡辩，议院将其二人逐出议院，并关押到警察把守的监狱。四天后，应召前来的罗伯特·恰普林和爱勒斯也同样被逐出了议院。
与此同时，议院做出决定，请求国王指令其派驻在国外的使节们，对奈特予以缉捕，倘若奈特向其任何一个自治领请求庇护，那么，他都会被交给英国政府处理。国王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当晚就派信使到欧洲大陆各地告知此事。
约翰·布朗特爵士，也是被监禁的南海公司董事之一。在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南海阴谋的始作俑者，并且称其为“阴谋之父”。
关于此人，我们可以借助于蒲伯写给艾伦·洛德·巴瑟斯特的信件，了解一下大致情况。
约翰·布朗特虽然是一个不信奉国教之人，不过，其行为举止却十分虔诚、严谨，并且，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信徒。
“上帝不会喜欢”，布朗特说，眼里却无一滴泪水，
受到巨大伤害的布朗特！他何以会被英国人所憎恨？
一个巫师向他预言了人们的命运：
最终，腐败就如同一波波洪水一样泛滥成灾；
而贪婪还在继续蔓延、扩散，如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雾气，将太阳的光芒遮住。
政客和爱国者都在进行股票投机，贵族和管家们分享着共同的窘境；
法官们投机成风，主教们无耻地下着赌注；
大权在握的公爵们甚至为了半个克朗而洗牌。
英格兰深陷于金钱可耻的迷魅泥潭难以自拔。
这是法国对安妮和爱德华的权力进行的报复！
这并非宫廷徽章，伟大的书写者！
用你的头脑认真思考吧，
这也并非贵族式的奢侈，更非城市的收益。
不，这是你正义的终结。
你将羞于看到：
议员们道德沦丧，爱国者们彼此攻击，
他们寄希望于平息党派之争，
于是双方相互勾结，和平与安宁会降临到你的国家。
——摘自蒲伯写给艾伦·洛德·巴瑟斯特的信
布朗特先是不断地揭露那个时代的奢侈与腐败，也抨击着议会的不公、政党的脆弱无力。他对大人物和贵族们的贪婪，尤其运用雄辩的语言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本来是一个书记员，后来，不但成为一名董事，而且成为南海公司最活跃的管理人。
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在这段生涯中首次对大人物的贪婪宣战。不过，他一定目睹了无数大人物的贪婪嘴脸，于是他发出了最严厉的谴责与诅咒。可是，倘若牧师自己超脱于所指责的邪恶之上，那么，其慷慨激昂的演讲必将产生更好的效果。他被人从监狱里带到上院的法庭上，经历了一番漫长的审查。结果，他对几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均拒绝给出答案。
他声称，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审查过了，他忘记自己那时候回答了些什么，或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所以，他拒绝在另一个法庭面前再次回答。这番听上去好像雄辩的宏论，实际上却间接地证实了其罪行，因而在议院里引起了一阵骚乱。法官又一次以不容反驳的态度问他，是否将一定数量的股票出售给政府的职员、上下议院的议员，为的是让南海公司议案顺利通过。
他又一次拒绝回答。他声称，自己希望以尽可能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议院。不过，他认为，倘若让他进行自我指责，那是相当不容易的。随即，他被带回了监狱。
一场激烈的讨论发生于约翰·布朗特爵士的朋友及反对者之间。
人们断言，对于约翰·布朗特爵士这种相当省事的沉默寡言，管理者必定很熟悉。沃顿公爵语焉不详地嘲讽了斯坦霍普伯爵，而后者作出了激烈的反应，还为此怀恨不已。
斯坦霍普伯爵当时太过兴奋、激动，以至于热血直冲头顶，让他不由得头昏眼花。他感觉自己相当难受，只好离开了议院，回到其官邸调养休息。医生马上用吸血杯替他放血，次日上午，又替他放了一次血。然而，他的病情并未得到好转。不过，根本没人想到情况会如此严重——接近傍晚的时候，他处于半睡半醒的弥留状态，结果，自己将脸压在枕头上，突然断了气。
国民因这位政治家的突然去世而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乔治一世更是为此悲痛欲绝，把自己反锁在密室里长达数小时之久，悲悼自己损失了一位重臣。
布鲁塞尔的英国侨民利什先生的一位秘书，在列日城附近的特利蒙特抓住了出逃的会计师奈特。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向奥地利法庭提出将奈特遣返英国的请求，却屡次遭到拒绝。
奈特此时得到了布拉班特公国的保护，要求在那个国家接受审判。根据《乔伊斯条约》规定：布拉班特公国拥有一项特权——任何一个在该国家被逮捕的罪犯，都应在那里接受审判。布拉班特公国坚持自己的优先权，拒绝了将奈特交给英国当局处置的请求。英国政府也不曾停止自己的努力。可是，就在此时，奈特却从监狱里逃跑了。
2月16日，议院接到了秘密委员会提交的首份报告。在报告里，他们声称，调查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麻烦；他们审查的所有人都热衷于对审判的结果进行抗辩，倘若法庭愿意受理，他们会很乐意配合。
在提供给他们的账册之中，出现了很多的假账。在其他的账册之中，在金额的科目下，对应的股东名字则为一片空白。账册之中随处可见被涂改、删节的地方，甚至有的账册里的一些账页被撕掉了。他们还发现，有些相当重要的账簿竟然被销毁了，有的账簿则被带走，或被藏匿了起来。
在调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清楚，自己接受的任务是极富挑战性、牵涉范围极广的。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之中，许多人被委派作不同种类的角色。所以，他们说，在对成千上万人的、总数高达成百上千万英镑的财产进行处理的时候，他们无法保证自己的行为万无一失、毫无瑕疵。
他们发现，在《南海法案》通过之前，有一笔总额高达1259325英镑的账目出现于公司的账簿里，而对应的股票账本上注明，这笔股票已经按照574500英镑售出了。由此可见，这批股票绝对是伪造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法案得以通过。由账簿上的明细可知，这批股票是在不同的日期里售出的，而且价格也各不相同，从150%到325%不等。
秘密委员会因为看到南海公司在不曾得到许可增资扩股的情况下，就擅自隐瞒了这么巨大的账目，大吃一惊，决定更加认真、细致地对整个交易进行调查。
他们将南海公司的主管、次级主管以及几位董事一一传讯到场，再次进行极为严格的审查。
他们发现，在这些人伪造这些账目的时候，公司并未拥有如此巨大的股票数量。这些人自己有权处置的，仅为其中极少的一部分，最多也不超过3万英镑。循着调查出的线索深入挖掘下去，他们发现，这笔巨额股票竟然是公司替某位虚假的购买者购入的，尽管双方并未签订双边协议，确定双方在什么时候进行交付和受让。
无人替这笔巨额股票支付任何费用，公司也不曾从这位假想中的购买者那里获得任何存款（或有价证券）之类的担保品。所以，倘若股票价格下跌，那么，《南海法案》就无法通过，而那些假想中的购买者也不会遭受一丁点儿损失。
相反，若股票价格上涨的话（事实上，因为南海董事会的阴谋策划，股票价格的确涨上去了），那么，假想购买者就会赚取股价上涨带来的利差。相应的，在法案正式被通过之后，股票账户由奈特负责，建立股票账户并进行修正与调整，而假想中的购买者们则从南海公司的现金里获得差价。
约翰·布朗特、吉本和奈特主要负责处理这些虚构的股票，方法是在几位政府高官和其他关系户之间进行分配。借助于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贿赂方式，南海法案得以顺利通过。
桑德兰德伯爵分得了5000英镑的股票；肯达尔公爵夫人分得了1万英镑的股票；普拉顿伯爵夫人分得了1万英镑的股票；普拉格夫人的两个侄女分得了1万英镑股票；秘书长克拉格分得了3万英镑的股票；查尔斯·斯坦侯普（财政部的一位秘书）分得了1万英镑的股票；剑刃公司分得了5万英镑的股票。
账目表明，斯坦霍普先生借助于特纳-卡斯沃公司的帮助，获得了总额高达25万英镑的巨额股票差价收益。不过，有人将他的名字的一部分从账簿上擦去了——改成了斯坦盖普。
税务大臣艾斯拉比同样从这些记账股票中获取了令人憎恶的利润。他在同一家公司里开了一个账户（特纳和卡斯沃均为南海公司的董事），其拥有的股票总值高达794451英镑。此外，他还建议南海公司第二次发行认购股份数量理应为150万股，而非100万股，且由他们自己授权，在不具备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就增发了50万新股。第三次发行认购，也是采用同样的违法手段进行的。
艾斯拉比的名下拥有7万英镑股票，克拉格名下拥有659000英镑，数额最巨大的桑德兰德伯爵的名下拥有16万英镑；而斯坦霍普先生名下拥有4.7万英镑。
另外6份不那么重要的报告紧随此份报告之后。在最后一份报告的结尾，秘密委员会宣称，奈特掌握了主要情况、受托办理重要事宜，他的缺席，令调查工作很难进行下去。
议院要求委员会将第一份报告印了出来，在第二天进行讨论。在一场愤怒而激烈的争论过后，议员们通过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对南海公司董事、与此事有牵连的议会成员以及政府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且宣布，他们每个人都应当从自己的财产之中拿出相应的数额，对他们给公众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他们的行为被宣布为贪污渎职，性质极为恶劣，并且极其危险。
为了解救不幸的受难者，减轻他们的伤痛，议院还命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议案。
查尔斯·斯坦霍普，是第一个为自己参与的这些肮脏交易而付出代价的人。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强调说，在过去几年之中，他一直将全部财产都存放在奈特手中，不论奈特为他买进了什么东西，他都为此支付了相当的报酬。至于由特纳-卡斯沃公司为他购买的南海公司股票，他压根儿就一无所知。无论他们以这种方式为他做过什么，都没有经过他的授权，而他也不能为此负责。特纳以及他们的公司，无疑将后一项罪名强加在了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每一位公正无私的人来说，斯坦霍普从那笔以他的名义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中获取了25万英镑的收益，这种行为无疑是十分恶劣的。
不过，他还是以3票的微弱多数被判无罪释放了。
为了包庇他，他的朋友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切斯特菲尔德伯爵、斯坦霍普爵士四处游说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运用自己舌灿莲花的演讲才华，鼓唇摇舌，竭尽说服之能事，引诱他们要么投票赞同释放查尔斯·斯坦霍普，要么自己不参加议会投票表决。
许多立场不坚定、意志薄弱的乡村绅士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迷失了方向，于是，表决的结果就变成了如先前那般。
斯坦霍普被宣布无罪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举国上下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愤怒民众在伦敦的各个地区召开群众集会，威胁政府收回成命。议员们均担心会发生群众暴乱，特别是许多的人预测：某个更加罪大恶极的贪污犯也会在审判中被徇私释放，而这必将激起更大的民愤。
在斯坦霍普被判无罪的第二天，开始审理艾斯拉比的案件。
艾斯拉比尽管被委以高贵的职位，并承担着极重要的责任，却无法保持自身的正直、忠诚。在审判的过程中，他被公正地判决为南海阴谋中或许是最罪大恶极的一位罪犯。
面对这一判决结果，人们处于极度的兴奋中，甚至于无法抑制——急不可耐地赶来探听审理结果的群众将议院的走廊和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对艾斯拉比罪行的争论整整持续了一天。倒霉的艾斯拉比差不多看不到任何人站在自己这一边：他的罪行的确过于明显、过于露骨了，当然，也过于恶劣和龌龊了，以至于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他说好话，为其掩盖罪状。
最后，议会成员一致同意，认定艾斯拉比为了让自己获取暴利，对南海阴谋的破坏性执行予以鼓励和放任；并且，对于南海公司董事会的恶劣勾当，不但自己参与进去，而且与之共同进行恶性操作，严重破坏了大不列颠王国的公共贸易和公共信用。
由于其累累罪行，下院将其逐出，关进伦敦塔接受一年的监禁，且严禁离开大不列颠王国。对他的这项限制，或许还会延长到此届议会任期结束之时。此外，他还务必要将其任何财产列出准确的账目，用于弥补那些因其恶意操纵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人。
全国上下因为对艾斯拉比的判决而感到极度欢愉，可谓是大快人心。虽然消息是在夜里12：30分传出来的，不过，还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城市。有些人让自己的屋子灯火通明，用来象征他们的兴奋与快乐。
第二天，当艾斯拉比被送往伦敦塔的时候，暴怒的民众围聚在塔山上，打算朝他扔石块、垃圾，同时，还要围着他起哄。然而，他们的目的没能实现。
于是，他们点燃了熊熊篝火，围着火堆载歌载舞，以此作为庆贺。在英格兰的其他地方，也燃起了庆祝胜利的篝火。伦敦城里洋溢着一派节日的欢庆场面，人们互致祝贺，就像才从某种巨大的灾难之中劫后余生一样。
对于斯坦霍普的无罪释放，人们的愤怒之情原本达到了极致，以至于无人可以说清楚这种怒气将在什么地方会停止，而艾斯拉比也同样引发了人们的激愤与热情。
为了平息众怒，次日，议院驱逐了特纳-卡斯沃公司的乔治·卡斯沃，随后，也将其押往伦敦塔。同时，议院要求他交回其25万英镑的非法所得。
接下来，议会开始审理秘密委员会报告中和内阁大臣桑德兰德伯爵相关的部分。他和他的朋友们为了洗刷他的罪名可谓用尽了全力。因为对他的控诉主要取决于从约翰·布朗特爵士那里强行威逼所取得的证据，所以，他们机关用尽、煞费苦心地想让约翰·布朗特爵士的供词看起来虚假、不可信，尤其是在一桩与一位贵族兼枢密院委员的名誉相关的事件上。
桑德兰德伯爵的身边聚集着在内阁里所有的朋友，他们均报告说，托利党人的内阁会因为对桑德兰德伯爵判定有罪，从而获得上台执政的机会。最后，议院以233对172票的多数，判处桑德兰德伯爵无罪释放。不过，国民却都相信他有罪。于是，各地的民众都愤怒地组织起来示威，以发泄自己最大的愤慨。这一次，他们又在伦敦聚集起来。幸运的是，他们的示威活动未造成任何破坏与动乱。
就在这一天，老克拉格意外地辞别了人世。而次日，原本是要对其案情进行审理的。人们都相信，克拉格是服毒自杀的。不过，看起来，老克拉格极可能是死于伤心过度——要知道，五周前，其儿子，财政部秘书之一，因为出痘子而不幸早逝——对老克拉格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绝对是精神上的致命的打击。
他非常喜爱这个儿子，而他之所以运用非法或虚假的手段聚敛无数的财富，目的均是为了这个儿子。同样是为了儿子，他不惜出卖了自己的声誉，结果身败名裂。可是，如今，他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爱子再也不会回来了。老克拉格因为这场意外的灾难，如同雪上加霜，最终不堪重负，患了中风。最终，心力交瘁的老克拉格撒手西去，身后留下了一笔总额高达150万英镑的巨额财产。后来，这笔财产也被没收充公，用于偿付那些在其一手策划、导演的不幸的幻觉中遭受损失与伤害的人们。
南海公司的所有董事逐一接受了审讯。其财产中累计没收充公的数额高达201.4万英镑，这笔费用都被用于补偿受害者。根据每位董事的行动和情况，他们每人均保留了一定的剩余财产，这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其中，约翰·布朗特爵士的财产高达18.3万英镑，议会仅为其留下了5000英镑，余者均被充公。
约翰·费洛斯爵士的财产高达24.3万英镑，也仅余1万英镑；西奥多·詹森爵士的财产高达24.3万英镑，仅余5万英镑；爱德华·吉本先生的财产高达10.6万英镑，仅余1万英镑；约翰·拉姆伯特爵士原本的财产是7.2万英镑，仅余5000英镑。
其他那些牵涉得不那么深的人，处理的时候量刑就宽大得多了。
爱德华·吉本，是著名历史学家小爱德华·吉本（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祖父，他被判罚大量的罚金。小吉本在其文章《关于他的生活和作品》中，相当生动地描述了那时发生的事件。他承认，自己在描述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偏袒之心。不过，考虑到每位作者均处于各自的立场，从各自的角度来看问题，方能更全面地描绘那灾难沉重的年代里发生的事件，所以，人们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陈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
1716年，我的祖父被选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之一。其账簿显示，在他接受那个要命的职务之前，他已拥有的、独立的个人财产为36万英镑。不过，因为1720年的一场海难，他的财富转眼之间消失不见了。他辛苦工作了30年，得到的结果就是个人财产的灰飞烟灭。
对于利用（也可以称之为滥用）南海计划，对于我祖父及那帮董事的罪行（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无知和愚昧），我不能站在一个称职的法官的角度来看，也无法处于一个事不关己的判断者的角度来看。
不过，现代的衡平法却一定会对当时的法庭对他们采取的粗暴而又专断的处理方式予以指责。这种处理方式让正当的理由蒙羞，而原本就不那么正当的理由，就显得更加卑鄙、恶劣了。
这个刚刚从黄金幻梦里醒来的民族，马上以议会为基础，对其牺牲品提出了要求。不过，所有的参考方均承认，虽然这些董事们的确有罪，不过，这个国家还没有一部成文的法律可以打击、防止此类投机行为。
议会并未实施摩里斯沃斯那严酷的主张；然而，他们却引入了一条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这是一个痛苦的、惩罚性的议案，目的是严惩那些还不曾发生的罪行。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被立法机关监禁，他们想获得自由，就一定要交纳一笔巨额的担保金，同时还将一个可耻的记号烙印在他们的人格上。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宣誓，乖乖地将自己的财产交出来，同时，不得将自己财产中的任何部分进行转移或者运送到国外。
他们站起来抗议这项惩罚性议案。因为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他们请求替自己辩护，请求他们的诉说可以被人们听到。然而，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其压迫者无须任何证据，更无须倾听他们的任何辩词。
开始的时候，他们打算保留南海公司董事们的财产的八分之一，以便其将来生活所用。然而，有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财富和罪恶各不相同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太轻了；而对某些人来说，又或许过重了。就这样，他们对所有董事的人品和行为一一加以评判。
然而，这种行动并非一项冷静、公允的法律调查。相反，33位英国公民的财产和名誉，却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因而，这项程序成了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多数人的一项运动。而秘密委员会里最卑鄙、下流的成员，以恶毒的语言和无声的投票，发泄着满腔的怨毒或个人私愤。董事们因为人身侮辱而承受着更加剧烈的伤痛。而让他们更为痛苦不堪的是，还要面对施加侮辱者开怀大笑的嘴脸。与此同时，其剩余财产的数量还被当局来来回回地增减。
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声称，某董事在此之前曾经参与过另一项计划，而此项计划导致某些不知名人士的损失——就是这样含糊不清的一份报告，居然成为其定罪的证据。一个人只是因为声称自己的马理应用黄金喂养（这是一通愚蠢之极的言论），一生竟然被毁了。而另一个人由于过分骄傲，在财政部里，当对地位远高于他之人的询问时拒绝回答，于是，被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所有这些人均在其本人未出席，无法替自己辩解的情况下，受到了专断的罚款和充公的刑罚。而就是这样的一项处罚，让他们穷其一生积累的家业绝大部分被充公，余下的只是一点儿可怜的零头。全能的议会目睹如此大胆而无耻的压迫时，选择冷眼旁观。
我的祖父并未期望获得远较同伴们更为宽大、仁慈的对待。由于其属于托利派的保守作风，以及和托利党的渊源，掌权者若想伤害他，实际上并非难事。首次处理南海公司董事的时候，吉本先生是首批被投进监狱监禁的人之一。在最后的判决之中，其罪行与他被处罚的程度相当。
他在宣誓时声明，将其总额高达106543英镑5先令6便士的财产上交下院，仅祖产除外。为此，他得到了两种不同金额的折扣：其一是1.5万英镑，其二是1万英镑。然而，当问题真的被提出来讨论时，议员们全都赞成，只留给他1万英镑。
在承受了这些摧残之后，我的祖父凭借着议会无法毁灭的技能和信用，重新振作起来，经过十六年的奋斗，又一次创造了自己的财富大厦。我有理由确信，相比于开始的那次创业，其第二次事业的辉煌程度不遑多让。
在惩罚了董事们之后，立法者紧接着就要考虑，怎样重建公众的信用。他们发现，沃尔普先生的计划不够充分，并且，已经到了声名扫地的地步。
1720年底，在对南海公司全部股票进行核算后发现，南海股票总额高达3780万英镑，而其中全部所有者的股份总额仅为2450万英镑。余下的1330万英镑，均为南海公司借助其公司名义获得的——他们借助于国民的疯狂幻觉而获得的丰厚利润。
议会将这些利润中的800多万英镑拿出来，分配给广大所有者和认购者，其发放的红利差不多是每100股分配33英镑6先令8便士。
议会又进一步做出决定，对于那些从南海公司借用了资金，并在借钱时实际将股票加以转移或交纳了担保品，或者是由于公司要利用这些股票而将其出借给南海公司的人，均可以免于追索和要求，仅需支付借款总金额的10%就可以。
南海公司以这种方式借出了110万英镑的款项；而如今，仅11万英镑可以被他们收回，此时的股票价格已经跌回到正常水平了。
不过，在此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格兰的公共信用却并未彻底恢复。如同希腊神话里代达罗斯的儿子伊卡洛斯一样——股票价值被炒作得过高，好似他那蜡做的翅膀被太阳烤化了——最终，他跌落到了海里。只有当他苦苦挣扎于海水的波动起伏中时，才清楚，坚实的土地才是自己存在的依赖。
从那之后，每逢商业高度繁荣的时候，就会再度出现过度投机的倾向。一般来说，一个成功的计划，常常会引发相当多的模仿者。尤其是在一个贸易国家里，这种成功模式，必定会被从众心理牢牢地抓住，从而将其当作模仿的对象。由此，使得那些对于发财致富过分热衷之人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倘若想从此深渊中摆脱出来，那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1825年，如同那些由南海计划造成的泡沫公司一样的企业，也曾于那恐慌的岁月中流星般地短暂划过，但是，转眼之间就尘归尘，土归土了。在那次事件中，就如同1720年一样，贪婪者手中的大量钱财被骗子攫取，不过，当结账日到来的时候，就损失程度而言，双方无一幸免。
1836年的投机事件，也曾经让英格兰的人们感到前途黯淡无光，担心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幸运的是，在情况还未变得更糟之前，人们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从而令一场灾难转而变成了虚惊一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