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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银行体系的演进
人们都知道，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构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转折点。债务国资金转移的方向逆转，震荡无所不及。在我们的大循环模型中，震荡以非投机性资本流入的形式表示（↑N），因为它的流向并非出于对总回报的考虑。牵涉到的款项数目巨大：1982年，资金流入重债务国的净额为501亿美元，到了1983年，反向流出净额竟然已经高达138亿美元 [15]
，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元。资金从重债务国的转移，为大循环提供了主要的支持基础。
1982年的危机并没有能够成为银行体系发展的转折点，这是一桩颇为奇怪的事情，可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最大的银行陷入太深，欲罢不能，无法做到令资金回流。如果他们完全停止了后续贷款，债务国家就只有彻底破产。如果他们事先就预提了充分的储备，那他们的资本状况早已受到严重损害了。各种集团的成立，其目的无非是保住这些银行。我们已经了解了集团在帮助债务国渡过难关时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应该探讨一下这一事件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贷款的集团体制所赖以运行的基础原则是自愿合作。管理当局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力保重灾银行有能力增发新贷款，同时还要将边缘银行引入合作范围。为达到这些目标，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一种幻象，似乎未清偿贷款并未对银行造成损害，因此不必建立特别的储备金作为未雨绸缪之计。在各国主管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联邦储备局，作为最终的贷款人，保持了自己的支配权。他们认为银行体系过于脆弱，经不起大的手术。会计标准进行了修订，同时还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以使银行有能力达到规定的水平。1984年3月1日，联邦储备局在最后一分钟做出了向阿根廷提供过渡性贷款的决定，这也是它最富于戏剧性的一次干预行动。
欧洲的中央银行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针。他们鼓励商业银行建立储备，冲销坏账资产价值。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欧洲的银行，从整体上说，陷入得要少一些，并且他们的会计准则允许巨额的秘密储备积累。英国银行的处境介于美国和欧洲大陆银行之间，有些英国银行属于那些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贷款最为冒进的分子。不过，在他们自己的分支系统中，其储蓄基础却要牢固得多，因此永远不至于像他们的美国对手那样，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神经过敏。
也许可以这样讲，联邦储备局在支持金融中心银行（money center banks）方面走得太远了。这些银行用于重订还款时间表的费用，以及停留在纸面上的异乎寻常的高利差都得到允许，可以列入本期收益，尽管他们从未从中获得现金收入。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据此报告取得丰厚的收益，也的确有些银行在1983年增加了他们的股息。
富于讽刺性的是，集团的组建以及与之相随的管理当局的悲观态度，正是这一切拖延并转移了美国银行业的调整过程。债务国不得不承认严峻的现实，而银行背着大量的可疑债务却有口难言，他们不得不竭力隐瞒债务的不可靠性。他们收回利息的唯一指望就是增发新的贷款，这样一来，问题非但没有暴露，反而更形严重了。银行对此的反应是试图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最理想的增长方式是提供业务而不必占用资产，金融中心银行开发了许多新的业务，积极地将它们推向市场。当然，他们也绝非不希望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几乎所有的贷款在质量上都远胜他们向欠发达国家所提供的贷款业务。当时正是杠杆收购的全盛时期，银行愿意提供条件非常宽大的贷款。银行还大胆地吸收海外存款以充实自己国内的资产。就这样，他们充当了美国吸收外来资本的基本工具。
遗憾的是，银行无法利用其报告中惊人的收益数字来提高其股权资本的数额，因为这种把戏是骗不过股票市场的。银行股票的市场价格体现了对其公告资产价值折扣所进行的真实还原。化学银行抓住了一次短暂的有利时机售出了一部分股票，汉诺威制造商银行（Manufactures Hanover）也发售了一些股票以配合收购CIT公司（CIT Corp）。然而这些只能算是例外。从整体上讲，银行不得不依赖其留存收益，而那是不可能跟上资产增长的步伐的。
增长与多元化的竞争仍在继续。汉诺威制造商银行以高昂的代价购入了CIT；各种“非银行银行”的技巧不断发明，以克服目前有关对地理分散的严厉束缚。金融中心银行正在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州际扩张，但他们遭到那些试图保卫自己的地方银行的强烈反对。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最近才算有了解决：在金融中心银行进行跨越州际的收购之前，先要给地方银行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
联邦储备局不愿意对银行体系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担心那样做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最优先的考虑是阻止可能出现的崩溃，为此他们希望能够发动一场强劲的复苏，待经济复苏并走上正轨之后，再来考虑控制货币供应，并允许利率上扬。他们本来也可以试图去控制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坏账持续增加，资本充足率日益恶化，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仍然很不稳定。
最后，问题在国内贷款业务中暴露出来了。有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并没有参与复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农业与石油工业。同国际债务不一样，靠继续增发贷款来偿付利息从而保持国内借款人免于破产，这一套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债务人实在是太多了。大陆伊利诺伊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因执行宽松的贷款政策而蒙受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它从已经破产的宾夕法尼亚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那里购入的一笔巨额能源贷款，但这笔贷款极不可靠。由于没有分支机构，这个倒霉的银行只能极度地依赖借入的资金，因此成了公众注目的焦点。
储蓄与贷款业也在酝酿着风波。由于1982年之前的高利率，许多机构的股本金流失殆尽。为了阻止一场全面崩溃的发生，大量的机构只得合并，或者谋求救助。里根当局所追求的是让市场自己来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在这些机构的资本遭受严重损失的时候，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出现了。许多清规戒律一下子被扫除净尽，储蓄与贷款公司的活动范围扩大，投资资产种类极大地拓宽了。由于储蓄贷款机构是在管制的气氛中陷入困境的，因此管制的解除被认为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私营企业也的确设计了不少机巧的方案以图挽救破产的储蓄与贷款公司。绝大多数新投入的资金立刻以税损的形式扣除了，精明的投资者们只用了很少的一点现金投入，就取得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它们都是有权开展由政府提供保险的存款业务的机构。其中一部分落入了这样一些人的手里，他们利用这些存款来支持可以获利的其他经营活动。在野心勃勃的扩张过程中，握牟厚利之机而无损微毫之虞。这一套做法实在令人不快，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加以指摘。
在充分地利用了管理当局所提供的机会自肥起来的公司中，美洲金融公司（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表现最为冒进，它的领导人是精悍的查尔斯·纳普（Charles Knapp）。在收购了第一租赁金融公司（First Charter Financial）—一家老资格的公司，其存款由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承保（FSLIC）（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之后，通过经纪人以及无所不能的强力推销人员，开始了狂热的举债活动。在此之后，他们又过度投资于风险极大的不动产贷款以及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业务。如果其中任何一笔出了问题，立刻就可以找到另一家将这笔贷款接过去，以此作为另一笔贷给它的更大款项的交换。在利率开始上调之后，公司以指数比率提高了其抵押贷款平均固定利率水平。纳普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他得以开展了一项具有极高收益水平的业务，当然前提是利率最终能够下跌。不过，即使利率始终居高不下，只要他的业务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也就不会允许它宣布破产：如果是正面，他就赢了，如果是反面，他也不会输。这种算计当然是正确的。公司的存款额很快地从1982年的49亿美元增长到1984年的203亿美元。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日益恶化，纳普被迫辞职（在收下了高达七位数的离职金之后）。然而公司却得救了 [16]
。
大陆伊利诺伊公司和美洲金融公司危机在1984年的爆发差不多前后相继出现。这是银行与储蓄业的真正的转折点，尽管这一事实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银行监察员们如梦初醒，记起了自己的法定责任，开始集中精力检查那些不良贷款。管理当局提高了资本需求标准，并且执意加强坏账储备。银行只得收缩资产负债表，出售资产、整顿贷款以备转售，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往账面上一摆了之。不健康的增长终于告一段落，调整过程开始了。
乍看之下，调整进行得极为顺利，出人意料。银行逐渐熟悉了整顿贷款以备转售的业务，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从浮动利率到抵押转售票据。每当有必要的时候，总会有其他的机构接替银行的角色。垃圾债券已经取代银行贷款，成为企业合并的主要筹资来源，国库券取代了欧洲美元存款吸引海外资本的功能。取消外国人所持债券的预扣税的政策，同银行扩张转折点在时间上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的财务状况应该已经得到了改善。个别银行也许受到了损害，因为他们不得不认亏出场，然而整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比过去可靠得多。股票市场已经对这一外在的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反应：银行股票市值上涨，价格升水。
然而危险期并未结束。只有当一种趋势已经被扭转过来的时候，人们才能看清先前的狂热所带来的后果。只要银行还有机会，他们就会竭力用增发贷款的伎俩来掩盖其不当贷款。可是，到了银行被要求计提坏账或可疑贷款准备金时，再用这套手法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与此相反，银行会急不可耐地清算坏账，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将非收益资产转化为收益资产，同时，还可以收回一些款项用以建立必要的储备。然而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在于，坏账清算可能会导致更多坏账的暴露。比如说，许多农场主无力偿债，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价值仍足以提供充分的抵押：这些农场主将获得进一步的贷款，而不是被迫宣布破产，然而那些农场主的破产清算却导致了地价的下跌，其结果是更多的农场主进入了破产的行列。在石油业中，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而正当此稿撰就的时候（1985年9月），不动产业也出现了不祥之兆，下一个轮到的很可能将是船运业。
1985年，马里兰州公共储蓄银行（Community Saving Bank of Maryland）及其附属机构，产权规划公司（Equity programs Inc.，EPIC）的破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它表明在趋势被扭转之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这个出问题的机构是由不动产发展商们收购的，他们把自己的辛迪加业务作为储蓄机构的附属部分来经营。他们专门投资于模式居室建筑，因此颇有口碑。这些房屋的抵押由私人抵押保险公司承保，以抵押担保债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在俄亥俄州发生了挤兑由国家承保的储蓄银行的事端之后，马里兰州的储蓄银行也被指令寻求联邦保险的庇护。然而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坚持要求它先出售其附属的辛迪加才可以获得FSLIC的保护，以此作为惩罚。这一要求揭开了全部问题真相，原来这个子公司已经无力组织任何新贷款了，而如果没有新的信贷资金支持，它根本就不可能偿付未清算抵押贷款。情况表明，来自已建成屋宇的收入不足以抵偿抵押贷款，其缺额则依照惯例由新的辛迪加贷款来弥补。从理论上讲，那些模式居室建筑终将售出并带来收入，然而在实际上，由于子公司对母公司负债过重，其中有些建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子公司发行了约14亿美元的抵押担保债券。这样一来，抵押保险公司就被推到了断头台，潜在的债务超出了一些牵涉其中的保险公司的资本额，如果他们无力承付债务，那么抵押担保债券的信用就会受到动摇。 [17]
上述简短说明显示，管理当局同样未能突破偏见的影响，他们也是反身性过程的参与者，只能在对整个过程缺乏充分理解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就此看来，他们同管理对象之间也不过是所谓的半斤八两。总的看来，实际上他们对自己所控制业务的理解水平比起从业人员来讲要差得多。业务越是复杂，越是富于创新性，则管理当局恐怕也就越是难以胜任，力不从心。
规则总是要落在所制约过程的后面。在管理当局终于能够制止过热发展的时候，他们所坚持的修正行为却又导致形势向反方向上的急剧恶化。这种情况出现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时期。到管理当局终于意识到国际贷款业务的弊端时，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执意采取纠正措施，就要冒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的风险。当他们最终坚持银行必须承认自己的亏损时，又在不自觉中对诸如农业、石油业以及船运业构成了压力，造成抵押品价值的崩溃。
商业银行也犯了许多错误，但至少他们还有一个借口：他们是按照管理当局所颁布的指导方针来行事的，他们的职责在于竞争而不是为整个体系的可靠性分忧。在下面所说的意义上，他们的借口是充分而有效的。因为只要不涉及欺诈行为，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当局在实际上总是要出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这也的确是管理当局义不容辞的责任。
每当局势恶化到了危急关头，管理当局总有一套辩护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的确可以归咎于个别成员的能力不足。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上，如果不是沃尔克就任了联邦储备局的主席，形势也许会发展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困难的形势面前，他表现出了积极的热情，并且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解决方案，这对于一个官僚机构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机构上的原因。中央银行被授权作为最后的贷款人，但是它的日常权力同它在处理紧急事态时的巨大权力极不相称。本来期望他们能够应付危机的管理与控制，可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他们的表现却总是不尽人意。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要求包括国会和行政当局在内的整个机构协调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凡是急需进行的改革几乎总是不可能及时地实施。
1984年的银行危机留给我们一个悬而未决的悖论。在储蓄吸收机构的管制弱化同确保储户不受损失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不平衡。担保的做法使金融机构得以随心所欲地吸收额外存款，而管制弱化则赋予他们在极大的范围内使用这笔存款的权力，此二者的合并，无异于一张不受制约的信贷扩张通行证。这是一个自联邦存款保险系统诞生之日起即已生根的痼疾，只不过在这一机构成立的时候，银行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了。风险与回报之间的不平衡，在非管制化趋势成为热潮之后变得更加显著了，终于在1984年走到了危机的关头。
联邦储备局只得扩展它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保证所有的储户，无论大小都能够免于损失。这使得银行能够躲过储户加之于他们的最后一重惩罚。没有惩罚，也就没有任何约束。现在，除了管理当局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金融机构参与不可靠的贷款活动。
也许有人会说，股东将是一股制约力量，因为他们不会允许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这种制约并非十分有效，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贷款规模来掩盖亏损。到了再也掩藏不下去的时候，损失的可就不只是股权资本了。因此，将股本与贷款暴露在风险中，这并不足以保证贷款的可靠性。
自1984年以来，管理当局的措施严厉起来了。然而偏爱非管制化的民间的和政治上的倾向还同以往一样地顽固。为防范大萧条重演而设置的各种地理和业上的制约正在逐渐地被清除。从理论上讲，解除管制同强化监督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管理者犯了错误；业务日新月异，监管却捉襟见肘。从表面来看，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存款业务越简单越好，然而在另一方面，过于简单的业务活动倾向于滋生平庸与迟钝，以及经营管理上的保守性。问题可以归结为在稳定与改革之间做出抉择。事实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舆论也就一再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过时管制的解除带来了许多新机会，不过，要求稳定的内在需要也在逐渐增长。
还有一个问题也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了。它牵涉到如何处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照传统的做法，当局比较倾向于安排规模更大、更可靠的机构进行收购。这种强制合并的办法在管制较严的时期不失为一条简捷的途径，因为破产面很小而且相互独立。收购方在财务上也相当有力。通常破产的银行都拥有某种有价值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以竞价拍卖，也不至于对整个行业的结构产生影响。然而在信贷扩张以及非管制化的过程中，“合并消化”破产机构的程序过于频繁，其效果也今非昔比了。特权开始贬值，收购机构面临对自身财力的稀释，也感到了吃力。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管理体制看来要好得多。例如，英国的清算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从未碰到任何麻烦，尽管米德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处境比任何一家苟延残喘的美国银行都要糟。可是集中会增加爆发灾难性亏损的危险。在英国，一旦清算银行无法收回对欠发达国家贷款的利息，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远的不说了，美洲银行被鼓励去收购西雅图第一银行（First of Seattle），可是将来一旦有必要，谁来收购美洲银行呢？ [18]
我们早已见识过了这方面的首例，那就是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指望找到买主。也许最终我们将不得不进入这样一种局面，几家最大的银行都成了公共财产。在其他国家中，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合并与消化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的做法在储蓄与贷款业这一行中，比之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要不得。我们已经知道，在1980～1982年期间，由于受到高利率的影响，绝大多数企业都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管理当局想出绝妙的主意，将奄奄一息的公司出售给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们，他们对吸收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存款的权力垂涎不已。同样，我们也看到了那些企业家们，像美洲金融公司的纳普先生，利用这一特权创造了什么样的丰功伟绩。现在，管理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制止不受控制的扩张，许多因过热而造成的弊病也开始暴露出来。幸亏利率下调了，否则我们将难以避免一次破产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