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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新版序言

    几年前,我的一次国际金融研讨会上,学生们希望能一睹现实生活中投资者的风采。于是乔治·索罗斯爽快地同意在普林斯顿花一晚上的时间与一个学习小组进行交流,其中包括许多经济系的教员。 此次交流我们都收益过望。发言伊始,乔治就表明了平衡理论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之间没有联系,如果利用那些基础理论来进行投资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投资者们其实是通过自己对于市场走向的直觉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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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新版前言

    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事,金融市场曾陷入混乱,使这本书中介绍的反身性理论更加的有意义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1997年8月,泰国汇率制度的打破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像一个大铁球一样从一个国家滚过另一个国家。1998年8月,俄罗斯人反对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种基于有效市场假说运行的对冲基金,置于危险的境地,并表示只有适时地干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才能阻止暴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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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新版导论

    对流行范式的批判 在旧版导论的开头我确定地写道:这本书代表了我一生的奋斗。这句话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尽管我的活动范畴已经从金融行业扩大到了社会学和政治领域,但我在这些领域中依然沿用了我在金融市场里使用的理论模型。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将这本书再版,并将我过去15年间所学到的新知识融入其中的原因。对现实情况的理解,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理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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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第一章 股票市场中的反身性

    我将从股票市场谈起,试图展开一种反身性的理论。这是因为:一则,作为拥有近25年资历的投资商,我最熟悉的就是股票市场;二则,股票市场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实验场所用于检验理论,在股票市场中,变化是以定量语言表达的并且易于获取资料,甚至连参与者的观点也可以通过经纪人的报告一目了然。最为重要的是,我已经在股票市场中实地检验了我的理论,至少可以贡献出一些有趣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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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第二章 外汇市场中的反身性[2]

    [2] 反身性相互作用在股票市场中是间歇性的,而在货币市场上却是连续的。我试图证明,自由浮动汇率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且,这种不稳定性是累积的,因此自由浮动汇率体系的最终崩溃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传统上认为,外汇市场的运动趋向于(货币供求的)均衡点,定值过高的汇率将刺激进口抑制出口,最后汇价将重新回到均衡水平。类似地,竞争能力的改善可以在汇率升高、贸易顺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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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第三章 信贷与管制的周期[5]

    [5] 反身性概念和信贷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缘分,这是不足为怪的:信贷取决于预期,预期涉及偏向,于是信贷成为偏向介入历史过程并发挥因果作用的主要渠道之一。信贷似乎与一种独特的我们称之为繁荣/萧条的反身性模式相关联。这种模式是非对称的,繁荣是长期的、逐渐加速的,而萧条是突发的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相形之下,当信贷不是反身性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时,其模式趋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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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第四章 国际债务问题

    反身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决定哪些要素应当分离出来予以特别考虑。在处理某一特定的金融市场的有关问题时,情况要简单一些。它的关键变量就是市场价格,而应予以特别考虑的就是那些能够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然而即令如此,进入你视野之中的也将是无限多个因素。仅仅指出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这在说明历史过程的动力学方面也许是有效的;但注意,绝非在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方面也同样有效,至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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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第五章 贷款的集团体制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管理当局进行了积极而富于想象力的干预,国际债务危机势必令银行体系陷入崩溃,从而给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上一次可能与此类似的崩溃爆发于30年代。鉴于以往的教训,国际间成立了一个授权机构以防止历史的重演。因此,听任形势恶化而熟视无睹是难以想象。别具一格的干预方式将世界经济引入了史无前例的新局面。 这个机构赋予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的权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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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第六章 里根的“大循环”[12]

    [12] 在国际债务危机期间,我一直忙于一个有关信贷扩张与紧缩过程的粗糙而又表述不甚清楚的模型,这一过程类似于股票市场中的繁荣/萧条的发展过程。我认为1982年是世界性信贷扩张阶段的终结,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美国将成为“最后的贷款人”。 庞大而日益增加的美国预算赤字,是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无意间所造成的。一方面,里根总统通过减税力求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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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第七章 银行体系的演进

    人们都知道,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构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转折点。债务国资金转移的方向逆转,震荡无所不及。在我们的大循环模型中,震荡以非投机性资本流入的形式表示(↑N),因为它的流向并非出于对总回报的考虑。牵涉到的款项数目巨大:1982年,资金流入重债务国的净额为501亿美元,到了1983年,反向流出净额竟然已经高达138亿美元 [15] ,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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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第八章 美国的“公司大精简”[19]

    [19] 在里根大循环的背景下,还有一种重要的反身性过程也处于发展之中:美国公司的结构正在经历着重塑阶段,具体方式有合并、收购、剥离财产(divestitures)与杠杆收购。这一变化具有通常同反身性过程相关的那种戏剧性,并且上升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远早于大循环的时期,自1982年以来,这一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公司重组与大循环之间存在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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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第九章 起点:1985年8月

    1984年大选,历时实验由此开始介入大循环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那以前,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美元坚挺,大循环一直春风得意。当时各国中央银行心里都清楚这中间有问题,最终一定维持不下去。1984年年初,他们一度干预市场,试图压低美元汇价,但没有成功,美元因此更是涨得高于以往任何时候。经济发展依然强劲,甚至消化了一次温和的加息。手持美元金融资产的外国人大发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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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第十章 第一阶段:1985年8月~1985年12月

    [25] 股市近来接受了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投放的高速增长预示着强势经济的到来。循环性股票开始上涨,而利率敏感型股票及国防工业股有所下挫。我必须决定跟追那种敞口倾向。对流行的观点我有所怀疑,但又拿不出足够的反证。于是,我干脆静观待变。基金股票主要由那些坚持从结构调整中获益的公司,以及具有自己独特循环方式的财产保险类股票所构成。 外汇方面,我一直倾向于软着陆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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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第十一章 控制对照阶段:1986年1月~1986年7月[28]

    [28] 1986年1月11日 星期六 [29] 股票与债券市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下挫行情,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早在12月期指到期时—当时正赶上一次短暂的股市高峰—我已经在股票市场上建立了最大限度的敞口,而我的债券头寸也还没有脱手。结果,当跌势来临时,我的股票和债券头寸都得不到任何保护。是否应当将债券头寸削减一半?我对问题的严重性还有些将信将疑,尽管当市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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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第十二章 第二阶段:1986年7月~1986年11月

    [31] 在我脑中始终盘绕着螺旋式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历时实验开始的时候,这一念头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这一想法,倾向于牛市市场的观点,但在控制对照阶段,我仍在继续推敲这个观点,并且偶尔照此行事。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论点以石油价格的崩溃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就长期效果而言,廉价的石油应该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生产成本降低了而可供支配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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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第十三章 结论:1986年11月

    “百年不遇牛市市场”过早地结束了,我已经排除了第二次牛市市场的可能性,不过也许会有某种局部的进展。 [33] “百年不遇牛市市场”的流产为我们洞察整个形势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经历类似过程的并非只此一端,大循环就是另外一例。只要愿意找,还可以发现不少的例子:欧佩克几乎就要分裂了,但还是从断崖边上退了回来;国际贷款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分析了为什么作为应急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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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第十四章 金融炼金术的视界:实验评判[34]

    [34] 历时实验的结果同我的预期出入很大,此外,第三阶段的表现也同第一阶段大相径庭,写于1986年6月的评判必须返工以覆盖自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第一阶段显示了我的方法的成功,第二阶段则展示了不那么成功时的情景,这使得评判工作更为复杂,但同时也会令我们的判断更为完备。 要对我的方法进行评判,就必须将获利于金融市场与预言未来过程这两种能力加以区分。这一必要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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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第十六章 自由市场与管制

    进一步地批判均衡的概念几乎是多余的了。早在第一章里,我就已经断定这只是一个假定性的概念,它在同真实世界的切合性方面是很成问题的。而在此后的各章里,我考察了各种类型的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结果表明,它们从未表现出均衡的趋向。实际上,断言市场倾向于走入过度的非均衡,恐怕会更有意义一些。这种不均衡迟早将发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进行修正。 据说均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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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第十七章 走向国际性的中央银行

    经过前面的探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那么,是否存在着某种可行的、一劳永逸的挽救方法呢?以我自己的能力恐怕很难做出精当的解答,我的长处在于鉴别体系的缺陷而不是设计新体系。长期以来,我一直幻想自己能够成为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但是,越是接近于获得陈述自己见解的机会,我就越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的特殊专长在于能够洞察任何体系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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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第十八章 全面改革的悖论

    在前边的讨论中,我不仅给出了一种可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轮廓,同时也给出了一项可行的美国经济政策的轮廓。当然,这些还只能说是框架或视角,但只要稍加修葺,它们也一样可以覆盖那些我们尚未涉及到的领域。 还有两个最基础的问题,一个是抽象问题,另一个是个人问题。抽象的问题关涉所有有关体制改革的尝试,由于认识所固有的不完备性,全面改革是否存在着悖论?我们真的有希望搞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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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第十九章 1987年大崩盘

    1987年股票市场大崩盘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必须回溯到1929年、1907年,甚至1893年的崩盘,才能找到可供比较者。就许多方面来说,最有关联并且最广为人知者的就是1929年了。但在做比较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将崩盘本身与其后果相混淆。 在1929年崩盘时,纽约股票市场大约跌了36%,这项数字与1987年崩盘的跌幅大致相同。随后,股价回升到其跌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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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结束语

    反身性的概念是贯穿本书首尾的主题。我的阐述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的一般和金融市场的特殊,其他领域我几乎没有涉及。下面我将简略地述及这些方面,尽管有关思想还不成熟,详尽的论述将构成下一本书的内容。不过我担心也许不会再有机会涉足写作,特别是因为我将一直留在金融市场里。 首先是价值问题。经济理论将价值作为一种给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由反身性过程支配的。今天,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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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国的“公司大精简”[19]

[19]

在里根大循环的背景下,还有一种重要的反身性过程也处于发展之中:美国公司的结构正在经历着重塑阶段,具体方式有合并、收购、剥离财产(divestitures)与杠杆收购。这一变化具有通常同反身性过程相关的那种戏剧性,并且上升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远早于大循环的时期,自1982年以来,这一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公司重组与大循环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这种联系始终是极不平衡的:当前的经济政治形势为公司结构的重组提供了理想的气候,然而大循环在其演进过程中却还没有受到来自公司重组的显著影响。于是,对于这个在不甚严格的意义下被称为合并热潮的过程,最好将其看成旁枝,而不是大循环的必然组成部分。

就其对美国公司结构的冲击而言,合并热潮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企业集团化的声势。企业集团化起步于由相对较小的公司通过收购行为不断壮大的过程;而合并则涉及了美国公司中最大的实体。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但差异还是要更加醒目一些。就一个始于自我加强而终于自我削减的过程来说,企业集团化可能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例,而合并热潮则是最为复杂的。企业的集团化提供了繁荣/萧条序列过程的范例;合并热潮则是反身性过程的一个样板,即自我加强与自我削减的相互作用并非先后相继出现而是同时进行的。

由于无意陷入对合并热潮历史的描述,我在这里简单地假定读者们对近几年来公司调整的过程多有所闻。在有关合并热潮的问题上,我并不比一个消息灵通的公众人士更加了解内情,因为我并未以从业者的身份参与其事。

公司的调整早在股票市场有组织成形之时即已开始了。每当股票市值高于私人企业公司总值,公司的调整方向就是抛售其股票;而当市值过低时,就会购入股票。买主可以是公司本身,管理阶层、外部集团或其他公司,他们都有其各自的动机,希望抬高股票的价格。

企业的集团化兼并将股票的抛售同购入结合起来。兼并者以浮夸的价格售出自己的股票,与此同时,则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他们之所以能够承受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入其他公司的股票的代价,因为收购会有助于市场高估他们自己的股票。因此,兼并热在根本上可以说是一种高估现象,以浮夸的证券作为支付手段。

与此相反,在当前的公司结构重组过程中,主要的交易工具是现金。可以从许多渠道借到这些钱,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以现金购入股票。偶尔也有通过股票交换达成交易的,但这不是主流特色。有一些业务,如资产或经营部门的转让,根本就不涉及股票的买卖,但是,构成当前过程特点并使之成为反身性过程的,则是以现金购入股票的形式。这样一来,股票价格低估就成了合并的指示器:该公司作为整体的价值必须真正高于其股本的市值总额。

这种低估策略的发展始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当时进行了一些协同的努力,借助于严厉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置于控制之下。在里根总统执政后,尤其是在大循环启动之后,它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在股票价格相对低估的现象中,我们可以分离出三重要素:政治的、经济的和税务的。前二者同里根的大循环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第三者的存在要归因于我们独特的税务体系。我将重点讨论后者,因为作为一个反常的要素,它似乎构成了反身性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成分。

只要利息的费用是可以扣除税款的,用借入的资金收购的公司就是合算的,因为这样可以节约税款。这也是杠杆收购的主要动机。实际上,还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其他的更为秘密的税项下的好处,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 [20]

按惯例,股票的价格是其收益的一个倍数。当利率升高时,这个倍数就会减小。然而收益只是税前现金流量的一部分,并且常常是其中较小的部分。尽管如此,在选择收购对象时,现金流量是决定该对象价值的最基本的标准。这就表明传统的股价评估方法有助于创造更多的收购机会,尤其是在像大循环这样的时期,收益下降,利率却居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我们姑且拿一家赚钱、成熟但没有多大发展余地的公司来作为例证—即所谓的现金牛(cash cow) [21]

。如果用借款来收购这样一家公司,利息可以在税前收益中扣除。只要市场以高于当前利率的水平对税前收益进行折扣,那么除自由现金流量外,收购方还可以额外获得一定的差价收益用于支付贷款。最后,收购者将得到一个没有债务负担的公司。从理论上说,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步,他就可以将股票出售给公众,从而获得资本收益。然后,他可以反过来又从公众手中买回这些股票,由此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实际上,的确有几家早期作为杠杆收购对象的公司,又作为新一轮的目标而重新出现。我并不掌握有关任何公司在上市后又进行私有化的事例,但我了解几宗先前被收购过的公司再度成为杠杆收购对象的私下交易。

可以看出,在这种税制下,现金牛成为特别容易成为杠杆收购的对象,而大循环则在无意识中造就着现金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过高的实际利率以及过高的汇价。实际利率太高,令投资者对实物投资失去兴趣,转向金融资产投资。这就等于是在鼓励人们不要将资金用于扩大业务,而应该去投资于金融资产:购入股票或收购其他公司。高汇价倾向于造成工业活动的收益下降:出口萎缩,国内市场受到进口产品的价格压迫。

高位的实际利率同高汇价的结合,孕育着潜在的危机。出口商品制造商高度紧张,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他们所采取的对策是合并巩固:甩掉不赢利的部门,放弃在没有把握的市场中的业务,集中精力于那些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的领域之中。传统的看法已经被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还会出现一些管理上的变动。不仅如此,传统的敬业精神也同样一去不复返了,自由现金流量和利润终于赢得了从前只有在教科书中才体会得到的那种重要性。如今,管理者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业务,仿佛一个基金经理在审视自己的有价证券组合,行业热情烟消云散。这些都为公司结构的重建创造了适宜的气氛。

每当收购行为发生时,市场价格同收购价格之间的距离总会变小,这就引发了这一过程中最难以理解的特点。可以预期,现金购入股票将缩小低估的程度,直至使收购无利可图,从而导致收购活动的终止。但为什么差价始终没有弥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不得不乞灵于政治性因素。里根政府对市场的力量充满信心。这当然可以首先从放开行业管制的政策中得到验证,不过它也同样体现在政府对公司一般改组活动的态度之中。

迄今为止,还没有就反托拉斯法做出任何正式的改革。但是在对待违反反托拉斯法行为的态度上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份额不再被看成是静态的,人们开始接受动态的观点。竞争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行业,因为各公司可以跨越行业的界限相互竞争。瓶装可以同罐装竞争,塑料可以同玻璃竞争,铝材可以同钢材竞争。技术的进步将从前甚至闻所未闻的业务引入了竞争的行列。长途电话服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前被很自然地看作是垄断性的行业,如今却变成了高度竞争的市场。进一步看,美国市场本身也不再是孤立的了:国际竞争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元如此坚挺的时期,而国家利益则迫使美国生产商合并成为数更少然而却更为坚强可靠的公司。上面这些考虑是否也适用于将来?这还要观察。但是,假如这种运作模式仍然奏效,大规模的合并将不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而这在以前是不可避免的。我称这一过程为美国的“公司大精简”(Oligopolarization)。

在卡特当政时期,任何大规模的收购行动,例如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收购犹他国际公司(Utah International)的动向,一概都会遭致反托拉斯调查,其结果即令不至于使计划告吹,也会大大延迟交易的节奏。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公司的规模到一定程度,它就不会受到攻击,同时也不会发生任何重大的改组。他们生存在一种缺乏激情的环境里,管理阶层相对稳定,集中心力于自己的业务。由于这一观念极少受到挑战,可以肯定这只是一种偏见而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这一偏见可以从股票价格的评估中得到证实。小公司被认为更容易受公司改组的影响,结果导致了一种高估其股票价格的倾向。在1974年至1979年间,小公司股票的表现比大公司股票高出了一大截,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些专门投资于小额资本股票的投资者们,度过了一段特别风光的时期。公司的改组,诸如杠杆收购等等,也主要集中于市场的这一领域。

198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缓慢但可以觉察到的变化。购并交易额急剧增长,一度被认为是不受攻击的企业现在也面临着竞争。例如,在几年前,那些受到攻击的企业通常会收购电台或电视台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现在,他们自己也被摆上了竞购台。无论是ABC(美国广播公司)还是RCA(美国无线电公司)—NBA(全国广播公司)的所有者—都在友好的交易中被接管了。而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攻击之下,其控股权也已经易主。

这种趋势起初并不惹人注目,然而当它扩展到一家又一家企业时,就引起了投资者们的注意。现在这一趋势已经充分反映在股票的市场价格上了。自1980年之后,人们又开始逐渐看好大额资本股票了,合并热潮无疑在其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一过程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预期超过了现实,收购对象的股票价格的上涨将会妨碍交易的达成。交易前股价同收购时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价早已缩小,然而这并没有能够减缓交易的步伐。合并热已经创造出自我激励的动量,在它疲软下来之前,无疑将会有一些交易在不理智的价格水平上达成。

以分析的眼光看合并热潮,可以辨别出来,基本的反身性相互作用是自我削减的或者说自我矫正的。即使存在着自动放大的作用,那也只是横向的而非纵向的:它增加了有关公司的规模与数额,但并没有将股票的价格抬升到无法承受的高度。相对来说,几乎没有纵向的或者说价格上的变动。成功的收购,如GAF公司,实现了股票价格的上扬,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调整自己的资本,他们甚至还可以再吞并另一家公司。只要这一过程能够维持足够的时间,市场就会出现乐观的倾向,从而推动股票价格的溢价,这将使这些公司更容易完成其预定目标。美莎石油公司(Mesa Petroleum)就是一个例子,它一直以这样一种溢价公司的面目出现,直至联合石油公司(Unocal)打断了这一进程。而Esmark公司则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首先作为收购者,然后本身又成为收购对象。

自我加强的相互作用首先来自消极偏见的解除。在一个公司中出现的事情也可能会在另一个公司那里出现,并受到成功事例的鼓舞,人们会勇敢地去尝试各种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方案。这样一来,整个局面注定要演变出形形色色的过热现象。首先,存在着负责兼并与收购的部门,他们会启动公司的兼并交易,然后就是那些喜欢虚构各种新型的攻击与防卫措施的律师们,再加上实际收购者;信贷供应者、在交易之前或在交易过程中购入股票的投机商,他们往往成为交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最后,还有被赋予监督使命的管理当局。所有的参与者,除了管理当局,肯定都可以从成功的交易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高额的利润常常引发其他形式的过热,特别是在其中涉及信贷问题的时候。关于这一点,不大可能列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式。每一笔交易都是高度戏剧性的,因为戏剧性能够超越人性的弱点。有关某一具体问题的描述,将罗列出各种各样的失误、浮夸、滥用、大胆的策略以及令人拍案叫绝的发明构思。从这一角度来看,合并热潮同其他那些能够产生意外财富的活动并无不同。通常会产生一种追求此类活动的倾向,直至某些挫折发生之后才可能打消人们的热情。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巨额的信贷,那么由此造成的崩溃将是雪崩式的。我们已经至少有过一次教训了,当大投机商伊万·博伊斯基(Ivan Boesky)被迫清算其所持头寸时,他连累其他许多人也陷入类似的困境。有关杠杆收购所积累的债务也引起了不少的忧虑。直到最近,绝大多数信贷来自银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国际信贷危机之后,他们力图摆脱困境赢得增长,而杠杆收购正好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但是这一次,管理当局早在那两桩危机—即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和美洲金融公司事件—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给银行的杠杆收购贷款业务泼冷水了。有一段时间,看上去金融资源似乎已经枯竭了,公司改组的步伐也的确放慢了。那是在1984年的下半年,在几家大型石油公司被吞并之后,选举马上就要开始,已经可以感觉到进一步的收购将在政治上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在选举之后,合并热再度振奋起来,然而融资的主渠道由银行转向了垃圾债券。这一转移很可能是出于不得已—联合石油公司控告太平洋证券银行(Security Pacific Bank)向公司对手提供信贷—但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一项融资技术上的进展。垃圾债券更富于弹性,更容易组织,同时它也更灵活,可以在税项上钻空子。德雷克塞尔·伯纳姆(Drexel Burnham),这位垃圾债券融资市场上的风云人物,可以在举手之间筹措几乎无限多的资金。

等待着所有这一切的都将是黯淡的结局吗?准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中间,最主要的反身性关联是自我矫正的。为描述企业兼并而设计的繁荣/萧条序列模型在这里并不适用,很可能在冲击了所有可以涉足的领域之后,它将燃尽自己的能力。但是,不能排除也许会出现令人不快的结果。整个过程的净效应将是重组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各种各样的重组方案将会导致出现债务清偿的困难。如果大循环发生逆转,并且美元恰恰在经济滑入萧条时开始贬值,同时利率也开始了上升,对于高度杠杆化经营的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将会出现他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石油价格的陡降将威胁到像菲利普石油公司(Phillips Petroleum)这样的重债务石油公司的现金流量,一次规模较大的破产也许就足以打破垃圾债券持有者的魔环。

到目前为止,合并热潮尚未对大循环的命运产生可以觉察的影响。由于管理活动短期化倾向的增强,美国的实物投资活动很可能缩减,但直到最近,投资依然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强劲势头。合并热潮促进了信贷需求,诱导银行在海外举债以满足国内贷款的需求。然而当银行从舞台退出之后,海外资金的流入仍在继续。如果这中间存在着一种反身性的联系,那也是极其微弱难以分辨的,必须将它同目前阶段美国对海外资本的普遍吸引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另一种不祥的预兆开始浮现出来。大量的信贷被公司收购活动所占用,信贷的偿还完全靠变卖那些用以抵押的资产。这两个方面,无论是非生产性的信贷占用还是抵押资产的变卖,都在加剧着当前的通货紧缩趋势。合并热潮也许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了大循环的展开。

假设这一过程不至于走向令人不愉快的结局,那它究竟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净效应呢?摆在面前的是一团乱麻。在企业兼并过程中,绝大多数活动局限于股票市场,而现在的许多变化则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总的来讲,公司的赢利能力将会得到加强,资产经过重新调配,迟钝的管理机构受到极大的震动,企业将变得更加精干。只要大循环还在进行,这些变化对于许多企业而言都是可取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当国外竞争的压力减小以后,这些变化将在新的环境下走向它们本意的反面。 [22]

如果将合并热潮看成是修正的过程,我们将会碰到反身性相互作用所固有的问题:向哪个方向修正?仿佛在打靶的时候,靶心的位置受到射击行为本身的扰动。

即使公司重组真的是修正过程,它也同样可以从放慢节奏中获得好处。节奏慢下来了,所达成的交易量就会少得多,因为回报不再那么吸引人了。这会使情况有所改善,因为现在的倾向是一味地追求交易量而忽视应该考察的长期经济效益。税法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那些用别人的钱去冒险的参与者们同样难逃罪责。英国有个接管问题小组,专门审查各种有关的规章制度,我们也应该可以从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中获益。

在理论层面上,这一分析表明,繁荣/萧条模型并不能直接应用于所有的反身性过程。有了这一教训,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下面的问题了:大循环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附录:1986年12月

实际的情况是合并热潮比大循环延续的时间更长一些。由于石油价格跌到了每桶10美元以下,再加上LTV公司的破产,垃圾债券一度非常不景气,不过后来市场还是复苏了。利率的下跌令杠杆公司股票和垃圾债券的持有者们大喜过望,不过垃圾债券还落在优质债券的后面。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在1987年1月生效前的作用是加快了公司交易的步伐。然后就是博伊斯基事件,投机集团的核心受到了震撼。这场丑闻的全貌尚不得而知,不过这是可想而知的。调查活动早已捆住了绝大多数主要投机者的手脚,其结果将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革。总的来说,因合并热潮而引发的投机热将要告一段落,至于美国公司的结构重组,则无疑会持续下去。净现金流向垃圾债券的趋势将被逆转,收购者所能够获得的杠杆比例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当公司交易变得声名狼藉之后,要想重新获得资金的支持将是极为困难的,而垃圾债券的本性也日益暴露出来了。

简言之,博伊斯基事件不但没有导致公司重组的终结,就合并热潮的反身性方面而言,它还构成了一个意义明确并且具有高度戏剧性的转折点。同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从转折点到灾难开始浮出表面那一刻为止,还会有一段平静的时期,那些EPIC式的合并还没有真正开场呢。[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