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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冲突陷阱 战争、恐怖主义和底层10亿人
未知
第9章
冲突陷阱
战争、恐怖主义和底层10亿人
人类总是喜欢互相攻击。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很简单，害怕——两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害怕对方，因此每个人都想要在对方发动攻击之前先下手为强。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
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撰写了一本重要的书《文明之前的战争》，他预测，在文明出现之前，世界上大约有25%的人在战争或类似战争的事件中被杀害。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和部落社会，如亚马孙的雅诺马马人和新几内亚的恩加人，经常会对他们的邻居发动袭击并造成非常高的伤亡。战争和国家支持的种族灭绝在20世纪上半叶显然也很普遍，大约1.9亿人因此丧生，它的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类心理学上的共同缺陷确实是发动攻击甚至战争的一个因素。精神病理学家估计，有3%~5%的普通人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即所谓的“精神病患者”），大约15%的人有暴虐倾向。前者缺乏对人类的同情心，把人当作玩物或玩具，后者则通过伤害他人来获得性刺激。由于许多精神病患者往往聪明而有魅力，并且经常会成为领导者，这使得这些人格障碍（可能会相互重叠）造成的问题变得愈发严重。最后，精神病患者和暴虐狂经常倾向于寻找那种可能给予他们最大权力的工作，比如成为法官、教师、政客、牧师，或在军队中获得较高的军衔，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滥用和操纵权力。阿兹特克人经常用成千上万的活人进行祭祀，他们甚至常常用燧石刀将活着的受害者的腹部切开，取出仍然跳动的心脏。难以想象这些暴虐行为或参与其中的人能从中获得性快感。换句话说，很难想象正常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而，尽管我们认为具有反社会和暴虐人格的人是不正常的，在严重的情况下，也有临床症状，但正常的人类思维也有可能导致暴力行为。人类是天生的战士和捕食者，就像猫或狼一样，如果我们不需要为生存去捕食猎物，那么我们的本能（或者至少是很多年轻人的本能）就会是寻求替代这些战斗的东西。例如，我们可能会沉迷于暴力电影和电脑游戏，或许还会沉迷于带有攻击性的体育运动，以满足我们的攻击性本能。暴力冲动显然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
我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认为它是地球上最和平的地方之一，但如果你回顾历史就会知道，其实它不总是这样。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的祖先丹麦人几乎每年都会攻击英格兰和其他邻国。他们进行掠夺、强奸、勒索和偷窃。这一点被宗教强化了，它说，如果你在战斗中死去，你将去往维京人的瓦尔哈拉天堂。
在1276年到1658年之间，也就是在维京时代结束后不久，居住在“斯卡尼亚”（“Scania”）的一小块飞地上，具有丹麦人意识的人被瑞典军队攻击了不下34次，直到他们最终签订了《罗斯基勒条约》（the Treaty of Roskilde），将该地割让给瑞典，现在它是瑞典南部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34起袭击事件相当于每11年发生一次，历时近400年。此外，在同一时期，瑞典和丹麦正式参与了一系列的战争。
事实是，欧洲的大部分历史是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史，这样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还造成超过6 000万人被杀。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于1721年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和西欧享有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
最后，我认为平均智力（或缺乏智力）也很重要。在任何国家或国家之间似乎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倾向，那就是不那么聪明的人更容易发生暴力。这个观察实际上是有依据的，原因是我之前提到的弗林效应。智商量表在不同的国家会定期重置，以弥补逐渐上升的智力分数。例如，今天美国居民的平均智商在100左右，因为量表已经校准到100。然而，如果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类似智商测试，并根据现代标准对其进行校正，那么当时的平均智商水平似乎只有80左右。这是80多年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差异。这使我猜测，在1861年到1865年美国内战爆发时，美国居民的平均智商可能接近70。我认为，这可能是导致那毫无意义的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毕竟，智商70~75的人在今天通常会被认为是弱智者；70是完成基础学校教育所必需的最低智商水平，这种智商的人在教育过程中几乎不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结束了大英帝国的统治，给世界留下了两个权力中心：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权力中心都与多个盟国联系在一起。苏联在土地和对人民的控制与统治方面更为强大，而美国在确保当地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后，实际上很快就从它所征服的地区撤出了。然而，当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美国成了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曾经（而且现在也是）被描述为一个超级大国，但由于其全球影响力，美国也可能被形象地称为“帝国”。战争结束时，在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美国实际上就是最具统治力的帝国。1945年，它控制了全球GDP的35%，超过了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帝国。回顾一下，1820年中国的大清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二大最具经济统治力的帝国，其全球GDP占比接近33%，但那已经是120多年前的事了。英国在1870年控制了全球GDP的24%。
历史上经济最强大的5个帝国
（1）1945年的美国帝国：GDP占世界的35%（占全球46 990亿美元中的16 448亿美元）
（2）1820年的清帝国：GDP占世界的33%（占全球6 944亿美元中的2 286亿美元）
（3）1700年的莫卧儿帝国：GDP占世界的25%（占全球3 710亿美元中的908亿美元）
（4）1870年的大英帝国：GDP占世界的24%（占全球11 110亿美元中的2 650亿美元）
（5）1913年的俄罗斯帝国：GDP占世界的9%（占全球27 330亿美元中的2 577亿美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保持着军事优势，特别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的军事政策主要出于人道主义和防御两方面考虑。
美国第二部分军事活动的主要思想灵感来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他撰写了一本名为《君主论》的短篇政治论文，该书发表于1513年（马基雅弗利去世后5年）。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本书是否意味着一个愤世嫉俗的政界人士的讽刺文学或手册，但它已被广泛地认为是后者。它描述了一个领导者（他想象中的君主），为了有效地统治，在公众面前他必须被视为善良而有道德，但他必须做的一些事实际上是不道德的。对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马基雅弗利总结说，它必须是果断的、迅速的、有效的且短暂的。
源于马基雅弗利思想灵感的那部分美国外交政策使得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朋友，也得到很多敌人，它还带来无数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让我们以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为例。我保证尽量简短说明，但是地缘政治和美国干预故事的复杂程度，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它可以让精密的瑞士手表相形见绌。
由于（你猜到了）在石油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分歧，美国在1953年选择支持让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下台，就让我们从这一案例谈起。这一行动是果断、迅速、有效的，就像马基雅弗利所做的那样。然而，问题是，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无法回忆起那次事件，但大多数伊朗人却对此记忆犹新，连许多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无论如何，在政变之后，这个国家由伊朗国王巴列维管理。巴列维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并扩展妇女选举权，在其他方面，他似乎对其他国家很友好，但他对自己的内部敌人很残忍。然而，巴列维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被赶下台，伊朗学生还袭击了美国大使馆，并将其使馆人员绑架了444天。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国家。邻国伊拉克也主要是什叶派，但在伊朗革命时期，在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下，伊拉克几乎完全被逊尼少数派统治着。侯赛因非常担心伊朗的什叶派革命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因此，他攻击了伊朗。随后的战争持续了8年，造成了大约50万人死亡。美国支持萨达姆·侯赛因。
一个新的重要事实：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逊尼派国家，沙特阿拉伯可能喜欢伊拉克逊尼派统治者的想法。然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是这个地球上最受军队欢迎的目标，因为那里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加上地理上很难防御：平坦的沙漠。因此，它们与美国结成了防御联盟。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注意到海湾国家具有明显的军事脆弱性。因此，伊拉克袭击了科威特，同时还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枚导弹，它希望以色列反击，从而为整件事找到借口。美国及其盟友很快就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了出去，但在此之前，萨达姆把科威特的油井点燃，并向大海里注入4.5亿升石油，以表示他的不满。
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想要在沙特阿拉伯制造政权更迭，同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家族的合作也让他们感到不安（沙特阿拉伯为海湾战争贡献了11.8万名士兵）。因此，他们在阿富汗建立了训练营，在那里组织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最终在美国纽约发动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及其盟国袭击了阿富汗，以阻止恐怖主义活动并抓捕本·拉登，本·拉登疏远了普什图部落的成员，他们生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普什图人开始在上述这两个国家组织恐怖主义活动。
不久之后，美国攻击了曾经的盟友伊拉克。在进攻之前，美国要求土耳其允许其从土耳其边境进攻，土耳其人担心库尔德人会采取行动，因而拒绝了。我之前是否提到过库尔德人？他们生活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并且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将继续下去，不管别人怎么做，都会有不断升级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如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情况可能会更糟。
尽管情况一团糟。美国将依然非常强大。伯林墙倒塌后，美国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其军事预算超过了其后20个国家的预算总和。1980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接近美国的军事统治地位。
美国在各种军事行动中都有丰富的经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规模军事力量的投放涉及非常大量的训练，加上人类活动中最复杂的逻辑运算。军事规划人员使用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术语，叫“杀伤率”（即战斗中双方伤亡的比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损失了900万到1 100万士兵，德国约为550万，而日本约为210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同时侵入了非洲、欧洲和日本，然而，美国的伤亡人数远远少于其他主要参战国，美国仅仅损失了40多万士兵。在随后的战争中，美国的杀伤率却很高。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伤亡人数为148人，而当时36个盟国总计损失了77人。另一边，粗略计算伊拉克的伤亡人数在3万到10万人之间。
另一种理解美国主导地位的方法是观察其联合战争机器的一小部分，即所谓的“航母战斗群”（CSGs）。一个这样的战斗群通常有1艘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就像一个戒备严密的水上移动机场，外加2艘导弹巡洋舰，2艘防空军舰，1艘或2艘反潜驱逐舰或护卫舰。在世界历史上，航母战斗群之间唯一一次直接交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在珊瑚海战役，以及一个月之后打响的著名的中途岛战役中，美国在7分钟内摧毁了日本全部4艘航母中的3艘，不久之后又摧毁了最后一艘航母。
一个现代的美国战斗群携带隐形战机、巡航导弹、掩体炸弹以及更多其他武器，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装备战术或战略核武器。从本质上说，航母战斗群可以用无与伦比的精确度来传送炸弹，可以随意穿过窗户或者在几分钟内摧毁一座超大城市。美国有近万枚核弹以及11个这样的航母战斗群。
美国力量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的东、西两面被大洋包围着，因而都有强大的海军巡逻，而且由于它有两个友好的邻居分别在南部和北部，因此不可能遭受任何军事上的入侵。它也不可能被饿死，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三大传统石油生产国，以页岩油的形式坐拥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它人口稀少（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4名居民，德国为230名，日本为338名），同时，美国还是农产品净出口国。
最后，美国在军用机器人的开发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其潜在的战争损失。这些智能机器包括：
• 无人驾驶飞行器，它可以拍摄监视照片，并发射精确制导导弹。
• 无人驾驶的战斗飞行器，也就是遥控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可能比普通飞机具有更高的速度、可操作性和飞行范围，同时消除了飞行员损失的风险。
• 自动旋翼狙击系统。这些是小型的、远程操作的狙击手，它可以快速地向空中发射，以攻击在建筑物或景观防护下的地面部队。
• 武装机器人车载轻型攻击机器人。从本质上来说，机器人拥有机枪、火箭炮和步枪，可以控制一个区域，几乎可以立即回击狙击手的火力，而且比任何士兵都要精确。
美国的机器人战争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尽管美国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启用了一些无人机，但仅仅几年后，它就有了数千架无人机。类似的项目还可以增强对战区态势的感知能力，包括“智能微尘”：非常小的、伪装的传感器（可能看起来像鹅卵石或沙粒），它们可以监听对话，跟踪运动，自组织进行虚拟通信和网络跟踪，并将数据传送到中央拦截器。最终，超级计算机能够追踪所有这些数据，并对可能需要人类注意的数据进行标记。
此外，美国通过将所谓的“PMFs”（私人军事企业）用于设施的保护、训练、审讯等，开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私有化”战争模式。
综上所述，美国很强大，随着武力战争日益变成信息技术领域的战争，美国将保留甚至进一步加强其领导能力。到2050年之前，甚至更遥远的将来，美国很可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不再是世界上唯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最终也将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于这两大军事力量的存在，西方甚至还预测，人们很可能会看到冷战期间美国经历的一些事情，即关于自然资源的代理战争。尽管这些问题令人沮丧，但国家似乎很可能不会参与争夺水、能源、金属等的直接军事斗争。
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不择手段的权谋政治，在那里，超级大国将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独裁者，以换取长期的大宗商品购买协议或土地利用权。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它将以各种保护费方案的形式出现。此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本身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动荡。例如，油价升高可能会导致尼泊尔、老挝、中非共和国和刚果（金）等实力较弱的石油进口国破产。
然而，也会有许多战争、内战和恐怖主义，而它们大部分都来自那些停滞不前、衰落、解体或失败的贫穷国家。在前几章，我描述了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前景，但没有对那些陷入困境的少数群体给予任何关注。世界上大约有55个较小的国家，其人口总数约为10亿，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世界上有10亿的富人，50亿人口处于快速增长中，还有这较小国家的10亿人处于贫困中。
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的环境让人联想到1450年前的欧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非洲和中东地区。
在这些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产生的大量暴力似乎与宗教有关。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它有大约21亿信徒，紧随其后的是伊斯兰教（大约15亿信徒），世俗主义/无宗教信仰/不可知论者/无神论（约11亿），印度教（9亿），中国民间宗教（4亿）以及佛教（4亿）。
很明显，许多战士都把宗教争端作为他们的战争动机。但我认为，典型的、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其他因素——最贫穷国家的绝望和衰落。
保罗·科利尔是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世界银行（实际上不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援助组织）的前发展研究主任，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不同的同事一起研究这些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底层10亿人口，正如他在一本同名的书《最底层的10亿人》中宣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经济每年只增长0.5%，80年代每年下降0.4%，90年代又下降了0.5%。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增长的50亿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增长了2.5%，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则增长了4%。显然，贫穷本身并不是一个陷阱，因为所有国家都贫穷过，而现在大多数国家要么富有，要么正在变得富有。
科利尔指出，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可能只是错失了良机，并将被迫再等上几十年，然后才会出现新的机会。保罗·克鲁格曼和安东尼·维纳布尔斯在2000年的研究中指出，全球化和国家的不平等是很简单的。想象一下，你是1980年时的一家软件公司，你想把你的一些开发工作转移到工资低90%的印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商业决定，但如果你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你就会非常关注人才的质量、当地的法律环境和文化差异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很棒，但风险也非常高。20年后，工资差距缩小了一半，但还可能，成千上万的公司把其开发业务也外包给了印度，印度的基础设施和陷阱都是众所周知的，人才基础在增长等情况也常常被谈及。印度现在正享受着巨大的网络效应，它本身就可以自给自足。现在，生物技术、汽车制造、IT服务等都被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它们享受着这样的网络效应，因此其他贫穷的国家也不再被视为替代者。只有当印度这样的国家和底层10亿人口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非常大的时候——比如说1∶10，这一情况才会发生变化。然而，这是终极的恐怖场景：当我们发展到这一阶段时，机器人将远远比这些贫穷国家的工人更有效率和更为可靠。机器人可能只是因为其优势而被关在外面。
那么，为什么这些贫穷的国家最初会错失全球化的良机呢？科利尔将造成10亿人痛苦的解释范围缩小到5个主要问题：
（1）是内陆国家；
（2）有坏邻居；
（3）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导的经济；
（4）糟糕的社会治理；
（5）有频繁的冲突，比如内战。
如果一个国家是内陆国家，它需要使用卡车或火车并经过邻国的领土运输货物，或者只能专注于向其邻国出售商品。这两种情况都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如果邻国较为贫穷，且基础设施比较糟糕。如果你观察一幅世界地图，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内陆国家。拉丁美洲20个国家只有2个内陆国家（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东欧有一些，亚洲很少。事实上，在非洲以外，只有1%的人口生活在内陆国家。非洲是另一个问题，因为3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内陆国家。
坏邻居的问题不言自明，而由自然资源开采所主导的经济则显示出传统的暴利问题，这些问题对工作和创造力造成了阻碍。至于糟糕的治理，它可能包括从盗贼统治（政府腐败）到普遍腐败、心理变态或无能的领导或宗教暴政等一切事情。许多这样的政权管理完全混乱。世界银行于2004年对乍得公共卫生部向其地方政府和281家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发放资金的情况进行调查。虽然地方行政部门名义上获得了该国公共卫生部60%的非工资经常性支出分配额，但地方政府实际收到的份额只有18%。健康中心，作为一线的供给机构和人口的支持机构，接受公共卫生部的非工资经常性支出还不足1%。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破坏社会结构，导致人才外流和资金外流。例如，科利尔和他的同事估算，非洲大约有38%的财富流到国外，虽然非洲本身资本匮乏，需要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资金和人才的流失往往会加速。一旦你把钱取出来（通常是非法的），那么移民就容易多了，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已经在你要移民的国家等着你了，那么你到达时就更容易安顿下来。
科利尔关于底层10亿人的第五个问题是冲突。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有61%的时间处于和平中，有24%的时间处于战争中，还有15%的时间处于战后冲突中。后者的特点是社会气氛紧张，军费开支高涨，谋杀率也很高。而平均跨境冲突持续的时间接近6个月，典型的内战将持续5~6年。它们将导致死亡、资本和人才流失、疾病、恐惧、军事开支增加、外国投资者撤资等等。典型的内战花费了640亿美元，削减了GDP的15%，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战争的后遗症引起的。因为在贫穷国家，平均每年新打响的内战大约有两场，战争总成本大约是每年1 000亿美元。这具有非常长期的影响。这些处于内战之中的国家或地区对罪犯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非常有吸引力，因为那里没有任何法律或警察。这就是本·拉登能够在阿富汗立足，以及95%的毒品生产都来自内战频发地区的原因了。
科利尔还发现，对内战与政治压迫、殖民历史、收入不平等，或由于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原因导致一个群体攻击另一个群体的行为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民族多样性也不是一个普遍的原因。索马里是世界上民族最单一的国家之一，却也是内战最频繁的国家之一。相反，对内战而言，真正重要的原因是贫困和较低的收入增长水平。计算战争风险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一个贫穷国家的收入是富国的一半，在相同的增长率的条件下，贫穷国家就有富国两倍的内战风险。经济缓慢增长或负增长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在任何一个5年的时间间隔里，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发生内战的风险是14%。如果它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为3%，那么它的内战风险就会降低到12%。如果它的经济增长率是10%，那么5年内发生内战的风险就会下降到3%。如果经济增长率是3%，风险就会增加到17%。
内战的领导者和煽动者总是通过宣扬一些特定的不满或意识形态来证明暴力的合理性，他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也相信这些内容。然而，一个叛乱运动总是能吸引虐待狂、毒品贩子、普通罪犯和赏金杀手等，而且在一段时间后，意识形态的意义就微乎其微了。它变成了一个金融保护的骗局，有组织的盗窃，贩毒集团，死亡崇拜，有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或者上述所有可能性的结合。如果他们获得黄金或钻石等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就可能增加内战的诱因，并通过被提供的资金延长内战持续的时间。
自199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内战数量大幅减少，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内战次数却有所上升，而且在中东地区和亚洲部分地区，内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科利尔于200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冲出冲突陷阱：内战与发展政策》。它包括一个统计模型，用来预测从2003年到2050年世界范围内的冲突的发生率。据该报告预测，内战的数量将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峰值17个降至2020年的15个，进而在2050年降至13个。此外，大多数失败的国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绝望。其平均持续时间为59年。
因此，总结一下，看来我们将在2010年至2050年看到大约14场正在进行的内战，每场内战平均持续时间为5~6年，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将目睹两场新的内战，而在这40年间将有大约100场新的战争。
暴力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青年人口的膨胀。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男性青年人口膨胀”现象（即处于15~29岁这一典型的好战年龄的年轻男性人口过剩），除非经济真的繁荣或者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否则很可能会遇到一个大麻烦。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长子将可能继承农场或小型家族企业，但对于拥有3~4个儿子的家庭而言，随之而来的将可能是前几章提到的2b型社会，年轻人在家可能无所事事，年幼的儿子可能会嫉妒他们的哥哥。因此，他们选择了四种不同的方式来赢得声望并获得使命：
• 移民；
• 在帮派战争或部落战争中互相残杀；
• 开始一场内战；
• 攻击邻近的国家和文明。
在15世纪黑死病爆发之后，欧洲进入人口快速增长的时代，并持续了几百年。随后发生了大量的局部战争，但幸运的是，有大量新发现的土地可供战后存活的人定居下来，正如我之前描述的，因此他们移民到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许多其他国家。欧洲的青年生逢其时，尽管移民确实导致他们与美洲印第安人等世居民族发生了战争，但这也使得大规模的过剩人口得以重新定居。所有这一切都发挥了作用，因为欧洲已经发展出了法治（尽管形式上还较为质朴）、教育体系、货币和银行基础设施、文化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的传统。移民人口创造了新的事业，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繁荣起来。事实上，有很多新殖民地甚至比它们的母国更为繁荣，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年龄在15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口能够占人口总数的30%以上，那么青年群体就会变得很重要。当这种情况发生并且无法通过移民来解决时，大规模屠杀的风险似乎在90%左右。现代最糟糕的例子是卢旺达，1994年，短短几个月之内，全国大约800万的居民中，有50万到100万的人在内部冲突中丧生。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巴勒斯坦的失业率已经接近25%。当阿里埃勒·沙龙继续修建隔离墙，切断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目标的攻击时，巴勒斯坦人几乎立刻就开始用他们对付犹太人的残忍方式予以还击，甚至故意将对方的孩子作为目标。或者，当苏联决定撤出阿富汗时，阿富汗士兵则从与俄罗斯的战斗转变为无休止的内战。这些斗争是那些没有获得有意义的工作、收入、荣誉的愤怒的年轻人发动的。因此，他们转向了军事英雄主义，当有人为战争或杀戮付钱时，这甚至可能转变为一种商业行为，情况常常如此。当然，官方解释总是存在的，但正如我们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一个军阀经常愿意为了钱而改变立场。在那里，战争主要是为了复仇、为荣誉而战的一项事业或者一种生活方式。
根据《2009年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阿拉伯国家的青年整体失业率在2005年和2006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30%，其中伊拉克、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都是形势最严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都超过了40%。索马里在2002年的失业率高达47%。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民间组织国际人口行动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70年至1999年间，世界上80%的内战发生在那些至少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的国家。
当一个国家的人口从非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过渡到较低的生育率时，当大量的年轻人达到工作或战斗的年龄时，或者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这个问题似乎最为严重。1928年9月，也就是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前一年，德国有65万失业人口。两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300万，那个时候，德国制造业已经比1927年的水平下降了17%。1932年的失业率达到劳动人口的30%，在当年9月达到了510.2万人，而当希特勒1933年上台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600多万，这为仇恨、寻找替罪羊和侵略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希特勒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消除失业，他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增加武器生产，将军队从1933年的10万人扩大到1939年的140万人。在随后的战争中，德国人的阵亡人数大致相当于希特勒掌权时的失业人数。
将失业人员转移到暴力中不仅会直接影响这些人和他们的敌人，还会在整个社会创造一种无处不在的侵略文化。这种现象正在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着。
在阿富汗作战的北约国家对青年人口扩张的症状有亲身体验。来自美国或波兰的许多士兵是家中的独子，但是在和他们作战的这些人中，很多人也许是庞大家族里众多的儿子之一，他们对生命的价值并不十分重视。虽然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爱他们的孩子，但是当家庭有很多孩子的时候，愿意牺牲一个儿子的意愿可能会略有增加。尽管北约部队在直接冲突中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但敌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每年大约有50万阿富汗男孩达到战斗年龄，其中至少有20万人没有工作。
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都在增长——那些肤色最深的人中年轻人比例最高。在北非大多数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和其他许多国家，青年人口的数量很可能在2025年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回落，而位于当前冲突地区的那些国家，如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索马里和苏丹，仍将继续产生巨额的年轻人。不同于几百年前欧洲的青年人口扩张，这些人移民的机会非常有限，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可能会诉诸暴力。这反过来将阻止社会发展，从而使他们陷入痛苦中。
除青年人口膨胀问题的可预测影响以及极高的失业率外，许多阿拉伯国家还与其内部所谓的“世俗”之间的冲突做斗争，这些力量支持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经历的一些转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妇女解放），以及其他强烈反对这些力量的人（或许更重要的是妇女解放的增加）。此外，可能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穷人为统治阶级的财富所困扰，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土地以及西方国家保护以色列的行为感到憎恶，更不用说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了。此外，在这些地方，人们不允许年轻人听音乐、跳舞、看电影、交女朋友，或者在公共场所与他们直系亲属之外的女孩聚集在一起。所以，除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没有自豪感，青年人可能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再加上青年人口大规模增长，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看到更多的暴力。
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战争和恐怖主义事件的数量是非常可怕的。下面的清单绝不是完整的，但它说明了这两个地区在短短10年间（2000—2010年）所经历的残酷无情的暴力：
• 南黎巴嫩冲突
• 阿克萨起义
• 中非共和国内战
• 阿富汗战争
• 科特迪瓦内战
• 马格里布的伊斯兰叛乱
• 非洲之角持久自由军事行动
• 达尔富尔战争
• 伊拉克战争
• 法国与科特迪瓦的冲突
• 尼日尔河三角洲冲突
• 基伍冲突
• 乍得内战
• 埃尔贡山叛乱
• 黎巴嫩战争
• 伊斯兰法庭联盟的兴起
• 法塔赫伊斯兰教和黎巴嫩军队的冲突
•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战争
• 撒哈拉沙漠持久自由军事行动
• 第二次图阿雷格之乱
• 肯尼亚危机
• 入侵昂儒昂
• 以色列–加沙冲突
• 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边境冲突
• 索马里的伊斯兰内战
• 尼日利亚塔利班叛乱
• 以色列轰炸苏丹
在这10年里，中东和北非地区除了以上列举的这28个较大的冲突，还发生了几次军事政变，以及1 000多起恐怖袭击、绑架和海盗行为。问题在于每4个月就有一场较大的新的冲突，每周就有几次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
当然，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作为概念的恐怖主义并不新鲜，尽管目前世界范围内全都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波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浪潮，这一浪潮一直持续到1920年左右。正是在那个时候，国际舞台上萌发了反殖民恐怖主义，直到1960年左右它才逐渐消失。概括而言，恐怖活动有三个共同点：
• 它们通常遭受严重的内部冲突（其成员经常互相残杀）；
• 它们几乎越来越多地被职业犯罪分子、精神病患者和暴虐狂者主导；
• 它们的平均延续时间约为40年。
当然，这一切都不应被视为一种预测，考虑到青年人口扩张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潜在问题的复杂性，当前的恐怖主义浪潮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就像普通的恐怖活动一样，每一次恐怖活动都是独立的，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命运和时间表。从技术上讲，恐怖分子似乎不可能从他们的行动中取得任何成就，短期而言，只要它是由青年人口的扩张滋生的，政府就不可能阻止这一进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胜，唯一能让它结束的方式似乎就是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除了考虑暴力可能发生的原因外，考虑和平的条件也是很有趣的（见表9.1所示）。举个例子，鉴于以往内战频繁的历史情况，为什么自1945年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和平的？关于这一转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表9.1 战争与和平的推动因素
首先，最基本的变化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拥有一个健康的、富有创造力的商业环境，欧洲青年人口膨胀以及大量年轻人失业的现象已经消失了。同时，社会为青年男子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丰富的渠道，无论是在从事与时尚、艺术、奢侈品、旅游、运动、健康、电影、音乐、网络/平面媒体、酒吧、餐馆或夜总会有关的工作，还是从事教育、政治、公益项目或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都有无穷无尽的机会。
相比之下，现在开始出现一个老年人人口膨胀的趋势，但是老年人很少会成为“战争贩子”，他们不想打仗，大多数女人也不愿意。此外，人们经常旅行，通常在周边国家有朋友甚至拥有度假屋，而且由于全球化，他们也会在经济、商业和个人事务上与国外产生联系。跨国婚姻和具有多国籍子女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由于存在这些原因，邻国的人口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消除了人们对发动战争的欲望。人们不想打仗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智商的提高，人们现在的平均智商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均智商可能有明显的提高。最后，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动员一大群人去追求一个单一的、带有侵略性的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欧洲国家都已成为民主国家。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精神错乱的政治家呼吁人们采取攻击性的侵略行为，人们可以不选他或者干脆重新选举。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去的许多战争可能就是由国内那些妄自尊大的、心理变态的、残酷成性的、弱智的或无能的领导人发动的，他们希望从自己的政治失败中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者寻求个人荣誉。
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些伊斯兰国家实际上可能正在成为更加和平的国家。大多数北非国家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特征与“亚洲四小虎”国家在经济腾飞前的情况相似。伊朗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地区之一，这将导致人口特征的变化，这些特征通常与更多的和平行为相关。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发展可能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南部和东欧国家的表现一样。不应该忘记，在不久前，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都处于极权统治之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
尽管所有的暴力事件我们都经历过，并且可以预料，但现实情况是，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二战”后的几十年都是和平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945年的20个增加到现在的80多个。在过去的200年里，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两个民主国家相互争斗的例子。财富增加、妇女教育和全球化可能是促成这种相对和平的其他因素。
这似乎意味着，两支全副武装的由国家支持的军队参与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认为，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战争由势均力敌转为几乎完全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是恐怖主义、叛乱、出于政治动机的绑架、海盗行为和其他暴力行为，在这些行为中，没有任何一项国际战争公约被尊重。妇女、儿童、使馆工作人员、援助工作人员、记者和宗教场所将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
另一方面将会是机器人和遥控部队，它们将寻求尊重人权公约，在不对士兵造成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换句话说，战争和恐怖将会变得双重不对称，而且只要青年人口膨胀问题增多，许多国家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暴力就不会消失。
我相信，在某个时点，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将商定一套规则，使恐怖分子可以得到依法规范处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为处理以下三个不正当行为的概念做好准备：反人类罪、普通罪、战争。恐怖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它是唯一一种以对尽可能多的无辜平民造成最大伤害为目标的犯罪。这意味着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有巨大的动机在恐怖主义分子实施行为计划前逮捕他们，这与普通刑法的惯例相违背。此外，因为恐怖分子既没有宣战，也不会像军队一样投降，所以你根本谈不上释放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再次尝试攻击。事实上，他们对攻击是乐此不疲的。因此，战争规则在这里行不通。至于制定有关阻止危害人类的国际法规，首先，恐怖主义不符合某些定义，比如被政府或事实上的国家纵容或指挥；其次，法律体系的速度太慢，无法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因此，我相信许多国家将同意建立第四种体系来规范这一问题。
未来几十年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事件
• 每年将有100~150起恐怖主义、绑架和海盗事件，在2010年至2050年间可能会有5 000起左右。最有可能的来源将是巴基斯坦、阿富汗、也门和索马里这样的青年人口膨胀/冲突循环的国家。
• 全球权力政治将变得更加愤世嫉俗，因为几个权力中心为冷酷的独裁者提供了资金，以换取商品/土地使用权交易。
• 如果油价走高，包括尼泊尔、老挝、中非共和国和刚果（金）在内的一些最贫困的国家可能会破产。
• 包括古巴、苏丹、津巴布韦、白俄罗斯、缅甸、土库曼斯坦和北非国家等几个国家可能会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
• 每年会发生2到3次新的内战，从2010年到2050年，可能会发生100次内战，而在同一时期，持续的内战数量可能达到平均每年14次。
我可以想象到一个积极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青年人口膨胀会消失，新兴市场的收入会增加，女性将得到解放，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将延长，所有这些都将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地球。
然而，这里有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情景，一些最底层的国家仍然停留在暴力的循环中，它们已经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因为在它们的收入差距对国际企业产生吸引力之前，机器人会超越它们，正如我稍后还会解释的，富裕国家的人们开始修改他们的基因以创造超级智能，从而使落后者不仅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受到阻碍，甚至在生物学上也会远远落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将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且这种机会不会再来。
我想我们会看到这两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