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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金融全球化成本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十年前的2004年，我出过两本书，都与十年后再出此书有关。
其中一本是演讲录，书名是《解构现代化》。当年即把同名的演讲整理出来在《管理世界》上发表；接着，美国有一位学者把我在中文期刊发表的文章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于是，就有些学者由此而认为我是学术界中敢于“反思现代性”的人。对这个说法，我一直含糊着未予澄清。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当我把《告别百年激进》这本与全球化、战略调整、历史变迁等宏大叙事相关的、新的十年演讲结集出版的时候，才觉得可以认同了。因为，此书所做的教训分析指向明确，就是历代主流都要追求现代化的百年激进。
另外一本就是宏观问题的文章汇编《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个书名，借用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本名著的书名，但却没有借用他的副标题“新人的故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善于在行动中反思的那些新人。如今我那本书已经很难买到了，但十几年之后则不必为人才不济而担忧。因为在中国继往开来的、去激进化的、具有改良性质的乡村建设体系中，在大众参与的、在解构现代化中不断建构和谐社会的创新中，却已经新人辈出了。
十年前那两本书很快售罄。几年之后，有思想界的朋友读过认为“增益”，便摘了其中一些文章，又搜集了几篇过去没收进去的，在日本和韩国分别出了日文版和韩文版的文集，一度引起了日韩思想界的反响，甚至在大陆和港台已经有读书会在精读和讨论我的著述。于是就有人劝我，应该再拿些所思所言出来发表，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现在这个集子收进来的是我在2004—2014年这10年间的宏观问题演讲。时过境迁，倏忽之间，我们在全球巨变中磕磕绊绊地走过了10年。出版这本与这种10年跌宕起伏的磕绊前行直接相关的宏观问题演讲录，也算是接续了上一部的分析。何况，一般的演讲录主要面向大众，基本要求是通俗易懂，既不必很“学术”，也不必把观点和数据资料都修改得准确无误。但这十年我主要是在高校做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研究”，自忖思想性和学术性也应该有所增强，这个新的十年演讲录也确实多了些学术性。
东方出版社把我的演讲录纳入出版计划已经很久了注1，我也在早几年就签署了把所有文字都交给他们的战略合作协议。然而，在这十年间体现和传承近代改良思想的中国乡村建设事业不胫而走，遍及全国，乃至于在世界上也形成影响。需要我协调处理的事情太多，写作方面的进度也随之放慢。直到2013年我向学校请辞院长职务得到批准、也向长期参与“乡村建设”已经成熟起来的骨干们宣布今后不再介入具体工作，才有时间伏案。注2
但当年5月我丢了电脑，几乎接近完成的几部书稿都没了！何况那年的新变化实在太多，我在被西南大学2011年“人才引进”之后，2013年再被福建省“百人计划”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应邀在福建农林大学参与了第三个设在高校的乡村建设研究机构——“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工作。注3于是，这个书稿只好拖到2014年从头再来一遍。
此书既然是10年间的演讲辑录，那么，如果我还演讲，并且还在世的话，下一部演讲录应该在2025年出版。那时候，我应该是古稀有四了。按理，则已经是在“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仙界了。
以上简述，是与这本书有关的说明。虽然可以用于自序，但实在太单薄了！如果序言应该偏重于作者对本书主要观点的介绍，那我可以用下面的文字来表述。
下面的文字，原是我最近一次于2015年11月做的演讲，刚刚完成文字整理，内容广博、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近年来的主要观点差不多都在里面了。何况我讲的时候多次被听众掌声打断，讲完了很多人还觉得意犹未尽，可见接受程度较高。读者看完下文即可大致了解本书作者的主要观点。由此而放在序言的位置上，有质有量，不算太弱。注4
……我们越来越有全球视野，应该把所遭遇到的国内问题，做一点与金融资本全球化有关的规律性分析。这样做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在提示民众：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能被某个国家的单一政策，或者某一部分学者的单一批判所能够根本扭转。注5因此在当代，我们需要增加对所处的全球化的宏观环境的认识，增加对人类各个族群、对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挑战性的大环境的认识。所以，我要从全球化说起。
只要人在冬天的北京，无论红墙之内还是市井胡同，只要不来西伯利亚寒流，就得共享整个冬天的雾霾。注6今天大家所感受到的一切，也都算是气候暖化的客观结果。包括官方说的粮食产量十几连增，很多人不信，问是怎么增上去的。按官方说法当然是政策好、投入高。但，这种问答都是过去的老说法了。不妨自觉更新知识，一旦和气候变化结合就知道：中国的所谓“粮食带”随着气候暖化已经向北推了一个多纬度，等于增加了一百多公里的空间，原来这些地方属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不适合种粮食，现在造成东亚地区农牧业分界的400毫米等降水线向西北推过去了，大宗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自然会增加。所以，用哪一个原因单独解释粮食增产都不大合适。
人们当然也知道，气候越是暖化，西北风来得就越少，风沙天气和沙尘暴也就减少了，但是雾霾就更多了。只要增加常识，就也别说是因为谁，或者什么政策，风沙就减少了。需知：气候暖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对大自然高度掠夺造成的全球趋势，谁也抗御不了。只要这个社会还在仰慕善于强取豪夺的土豪大咖，那谁都在静悄悄地做“贡献”。
北京除了雾霾举世瞩目，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周围已经全部是垃圾填埋场，你还想有干净的水吗？不大可能了。垃圾填埋在地下，随着气候暖化，降雨增多，周围整个水资源环境已经是垃圾化了。当然它释放出的各种气味，伴随着雾霾扣在北京上空，整个大京津冀地区在地理区位的条件下搞一体化，谁想过整个从江淮一带建设起来的工业区和城市群的大规模污染，因没有横向山脉的阻隔而随着气候暖化一路上推到太行山和燕山山脉L型包围着的华北大平原？！那么，这个一体化也包含着长江领域及其以北的大面积污染的一体化。
何谓激进现代化的代价？
不论过去叫五年计划还是现在叫五年规划，不都是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吗？不都是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的吗？何况，越多的城市化，意味着越多的抢夺土地。
为什么我总讲百年激进？就在于这种激进起步且滥觞华夏不过百年！
目前的发展状况问题很多，其实应该说整个世界都紧跟着西方人引领的全球化的步伐走，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却没法再有西方人那样的殖民化的历史条件。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民国也追求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但遭遇了西方大危机演化成的世界大战，造成长期通货膨胀，遂亡于现代金融危机连带财政垮台和军事失败。现在我们追求现代化，还是因为无法向外实现殖民化，而势必遭遇到现代化的代价在内部爆发的情况，还是与民国几乎同样的麻烦。
诚然，很多人谈的是如何实现现代化，但是从来没有谁谈到现代化的代价。城市化有巨大成本，麻烦往往集中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谈论的现代化是有制度成本的。并且要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的收益是少数人占有，现代化的成本却转移给大多数，这就更麻烦了。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历史教训的重复出现，当代中国人也遭遇到全球化过程中类似民国时的问题。全球本来就是资本过剩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在加入其中，恶化了全球过剩。
当三大资本都过剩的时候，就会出现成本的社会转嫁。
现在的一些官方文件已经开始谈过剩了，但官方讲的只是产能过剩，经济处于下行期。如果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与民国当年的大危机有一定的相似性。今天全球最主要的问题是金融资本的虚拟化扩张。
1929年西方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之前，民国原来使用白银币制，在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持续深化的过程中，白银相对价格先是因为英、日、美先后放弃金本位制而上涨，到1934年又遭遇了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这个突发事件打击而骤然大幅上涨，中国当时就遭遇白银大量外流，正在高增长中的民国经济——当年的中华民国经历高增长黄金十年，年均增长率8.4%，并不比我们现在低多少——受到了西方经济危机的直接打击。
那么，接着怎么办？放弃白银币制改行纸币制。
下图看到，法币最初发行的时候还有20块钱的小额票面值，还算是稳定的。接着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就变百万元大票了，到解放战争后期，个别地方的货币已经到了六十亿一张的票面值，为什么？因为严重的多少万倍的通货膨胀。于是民国政府二次金融改革，从美国借了5000万美金用于新货币的储备——1944年美国建立布雷顿体系保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率，其他国家的货币放弃跟黄金挂钩。由此，民国政府借着的美金可以当储备，于是要求全国放弃旧币改行金圆券，这张60亿的地方纸币下面的小字写着“折合金圆券壹万圆”。但是，只搞了三个多月就失败了，民国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垮掉了，连带没有财政。当时80%以上财政用于军事开支，民国现代化军队没军饷就完了，因此，很快就垮了。
民国现代化努力及其现代化军队为何失败
当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怎样化解得了民国长期通胀大危机呢？就靠土地革命。是啊，今天仍然很多人批评，但在当年却有效地使近90%的农民人口“去现代化”，回归传统小农经济。既然民国危机可以叫做现代化危机，那么“去现代化”就是农民回家，政府就不用再管当时大约5亿的中国农民人口，只管占总人口10%的城里人。于是，农民回家自己种地，有吃有喝，还推着小车给城市和军队送农产品，所以，民国长期通胀大危机，靠着新中国的一个土改化解了。
据此我们说：中国农民革命带来的最大制度收益，在于用回归乡土传统化解了现代化危机。30年后，中国在1980年遭遇产业资本阶段的大危机，仍然是再次靠让农民回归传统加以化解，这次做法也被称为“二次土改”。
那么，乡土社会化解危机是不是中国经验？客观上看当然是。但是，所有照搬来的西方教科书，包括早期苏联和后期美国，都不了解中国经验。不仅是高校知识，从中学、小学看，哪个课本知识讲过现代化危机？讲现代化危机怎么化解的官方资料也没有。各种教科书只讲了农民革命的政治正确性，没有讲革命后回归了乡土社会传统。传统化解了现代化危机，这难道不是辩证法吗？
现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9年转化为全球危机以后，中国出现了经济下滑，这是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这是二产制造业的下滑。2009年大危机以后，私人负债大规模上升。可见，全球危机导致中国发生“去工业化”。
现代化靠两大支柱：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是产业资本为主，城市化是房地产资本为主。既然2009年工业下降了，到2011年大量资金析出进入房地产，房地产从高涨到泡沫崩溃大约3年一个周期，于是2013—2014年房地产也下跌了。资金再次析出进入股市，就有了大批股民追涨“疯牛”……这些情况本来都属于常识，不重复了。
现在怎么办呢？形势比人强。总之，近年来的私人负债大幅度上升是很危险的，客观上带来银行坏账大幅度增加。风险还是主要在城市的现代资本部门累积！
刚才各位说农村劳动力老弱化，但是，一场大危机下来会有多少外出的人失业回家？不管愿意不愿意。过去，大家都说“一江春水向东流”。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哪儿是承载危机的载体呢？就是农村。就像1950年一个土改，缓解了民国危机，1980年难道不是“二次土改”吗？难道只有民国现代化造成危机，新中国搞现代化就不造成危机了吗？同样。
不管何党何派，何人领袖，收益与成本对等的规律不会跟着人改，规律就是规律。所以，我和科研团队的合作者按着这个周期性危机的规律写了一本书，叫《八次危机》，国内第一年就6次印刷，成为畅销书。海外已经出了繁体字版，明年1月出韩文版，年底出英文版。此书强调收益与成本对等，成本累积就表现为经济危机爆发。这对工业化是一个很好的规律性解释。其实周期性危机的理论，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讲过。我的理论还没有回到马克思，回到的是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今天的思想混乱，只不过是愿意不愿意认识到、愿意不愿意承认规律而已。
在这种规律作用下，世界各国都搞现代化，会出现同样的三大过剩危机。其中，金融资本过剩是当代的主要矛盾。例如，现在很多银行存款增加了贷不出去，资金开始大规模闲置。此外，官方只承认产能过剩是有道理的，因为生产过剩被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金融过剩本源于工业过剩，同期还有商业也过剩。看看那些大商厦，售货员比顾客多。所以，当代中国出现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等三大资本都过剩。这个情况跟全球三大过剩是一样的。可见，官方说改革产生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也很有道理。因为我们面临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复杂困境，的确是配合资本扩张的这种改革造成的。
我在演讲开始提到严重的污染。很多人也指出，农业产业化、大量使用工业品，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只要工业资本在继续扩张，生产出这些工业品让谁用？难道主管部门不知道这些工业品会造成环境污染吗？知道，但是能挡住自己工业扩张的步伐吗？主要是利益集团的影响，那协调利益集团是谁的事？
刚才说到了工业化时代的收益曲线，现在则是金融化时代右偏态的U型曲线，我们可以叫做歪嘴微笑曲线，这样对知识界大多数右倾才能得利的本源好理解一点。
所谓右偏态，是指右端的金融资本收益过高，导致中间产业资本收益下降。因此在金融资本阶段，中国在制造业大国中占比最大，但它的困境也是最深刻的。左端的是收回了资源主权的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他们曾经借着金融资本增加流动性得到“搭便车”的机会，可以向国民支付社会福利开支，就一度得到拥护，但现在美国又把他们打回原形了。
全球金融化时代的“歪嘴微笑曲线”
在这张“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图上，伊拉克和利比亚都被灭国了，这些被灭国的资源经济国家回到出发点，变成了收益分配的45度线的最低端。还没有被灭国的，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凡是掌握着资源主权的国家都被西方批判。
我们中国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于是，美国说：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其实是因为中国在这里（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人家的金融资本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向另一边资源主权国家也做了贡献，所以战略关系跟两边都好，也就是双重贡献，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位。
因为中国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是劳动力蓄水池。城市产业资本一旦遭遇危机，大量的劳动力解雇就回流农村，这就是汪晖讲的“机会不公平”，不仅是二次分配不公平，能力建设不公平。因为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80%的人属于非合同雇佣，处在“灰色地带”。城市还能够对乡村随意转嫁成本，《劳动法》为什么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转化危机。
任何国家，大学生就业都希望去银行。金融资本集团为什么能够收益高，为什么能够转嫁代价，因为有“新三性”，这是金融资本的基本特质。“新三性”就是追求“流动性”获利所决定的“短期性”和“集中性”，它也决定着产业资本经济和其他资源性经济国家承接的“负外部性”。亦即，核心国家金融资本占有了收益，这个收益对应的成本则转嫁到外面的发展中国家。同理，国内金融资本的代价也转嫁到社会上，就变成社会必须承载的“负外部性”，被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也就是被社会大多数人生活所依存的部分——承担。
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就是现在的制度体系中鼓吹比较制度优势的那部分少数集团获利，这个所谓制度优势，在于能够甩掉巨大成本，如果只能对内转嫁成本就导致食品严重不安全，而上策当然得使金融资本回归到获取社会平均收益率的资金要素的属性上。但是，能做到吗？我看不论换谁都做不到，因为金融作为一种资本力量，已经异化了。
因此，今天这个世界，只要是被异化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利益集团所主导着的，请问我们大多数人难道不就得长期承受转嫁过来的巨大代价吗？也因此，如果不把问题认识到这个层次上，在任何局部、个别领域中所做的工作，都恐怕是事倍功半。
为什么是这样？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当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随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均真实GDP每十年下一个台阶。那，什么经济在上涨呢？虚拟资本上涨快，以美国为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型，形成比较制度优势，带动全球化出现的是金融资本的过快增长。
金融虚拟化由此发生，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总值1990年是GDP的6倍，现在是15倍。
金融资本的新三性决定它一定是全球扩张的，客观来看，世界1944年放弃金本位制的时候保留了美元兑付黄金制度，1971年美元也放弃兑付黄金以来，货币信用的唯一来源就是政治军事强权。20世纪80年代随金融资本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问世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世界最大的金融资本集团，接着是欧盟衍生出的欧元资本集团，然后是日元集团和英镑集团，这些是主宰着世界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几个大的集团。
希望各位，特别是从事社会工作的朋友们，经常关注一下宏观形势，可能会了解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现在比较新的全球挑战性的项目就是TPP，其最主要的本质是核心国家在新殖民主义时期构建的“治外法权”，要求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不能按接受国的法律处事，而是按照符合跨国公司掌握制度变迁内在利益要求的所谓国际裁判。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本土资源和经济主权的法律、政策都得放弃。当年通过民族革命建立的国家，一般都把跨国资本集团的财产收为国有，以此建立了支撑民族国家上层建筑的国有企业。但今天在TPP面前都要重新跪拜，据说为了公平竞争，必须取消任何政策优惠。货币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经济主权，但金融资本流动要求无国界限制，TPP要所有接受外资的国家放弃核心经济主权，那就得是“金融无边疆”。
总之，TPP内在体现了属于新殖民主义的三大“治外法权”：一是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二是跨国公司不受接受外资国家的法律约束，投资所在国法律对它没有用；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得优惠。这三个是今天TPP的要害。可见，TPP根本不是什么一般商品自由贸易，那是早期的二战之前老的帝国主义列强所争论的问题。
今天中国没有加入TPP，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据有关测算，中国不被纳入TPP，美国得到的利益每年不过区区几百亿美元；而一旦中国按照TPP的条件被纳入之后，则美国的获益会陡然上升到几千亿美元……
下图说明，其实全球化危机最大的影响是社会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期间无论何种体制,社会矛盾都会全面爆发
社会冲突在西方爆发，在美国也爆发，直接影响是美国现在不得温饱的人口从9%增加到19%了，因此既有《华尔街之狼》（电影）表现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贪婪，又有《侵袭华尔街》讲述被解雇的老实人最后杀了华尔街的老板。美国各种电影片子表达的是华尔街与大众的冲突。实际上，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占领华尔街的人们所提出的理由。尽管在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同样在爆发，但是若是同样社会矛盾爆发在发展中国家，就被叫做“颜色革命”了。
对亚洲来说，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就是完成了土地革命的地区。
整个东亚都属于平均分配土地的国家，不管叫什么主义，什么体制，谁当领袖，什么政府，都是一样的。平均分配土地之后就是一个稳态结构，不分配土地的就是菱形结构，菱形结构不稳定，容易在社会主义危机条件下转化为“颜色革命”。
印度土改是合法的，进展有限，于是有部分农民走向暴力革命，建立了革命武装，就是毛派游击队，农村地区白天是政府的，晚上是他们的。下图是我在印度游击区考察的照片，白天和平共处，晚上警察所长关门，游击队长管事。
印度合法土改转化为农民武装斗争
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印度贫民窟，当官方要在印度推行工业化的时候，大量的平民起来反抗，因为城市化和贫民窟导致了灰色就业占比90%以上。只是因为没有推进土地革命，所以印度的困难比我们大的多。
再看巴西，现在我们要实现70%的城市化率，巴西已经是82%，但是巴西的城市化率是一半以上人口在贫民窟。现在我们想做的巴西已经做到了。我过去一直说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就是没有贫民窟，现在不敢说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城中村人群就相当于贫民窟，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性劳动，但是对不起，这些人却是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注7
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其实是城市贫民参与的归农运动，参加的人大部分不是农民，而是城市贫民。
巴西民众抗议公共福利政策
如果我们加快城市化过于激进，就相当于“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部分是靠贫民窟实现的。中国人需要理解发展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其结果可能比它们还差！因为巴西才1亿多人口，但是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据此看，我们应该对城市化教训加以注意。
去城市化：城市贫民为主体的无地农民运动
因为拉美曾被彻底殖民化，失去民族国家的话语自主能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西方化的，所以委内瑞拉的媒体、高校和知识界是反查韦斯运动的主力。下图中，左上是查韦斯与世界社会论坛的代表对话；左下是我们在委内瑞拉农村调查研究；右上的两个柱图分别是查韦斯时代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公正：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减少48%，分配不平等减少67%；右下图则是学生为主的街头政治与警察对抗。
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基本上是西方软实力控制。拉美国家的高校也难以发挥本国经济振兴的作用。于是，查韦斯就与古巴建立合同，古巴得到廉价石油，把过剩的知识分子廉价输送给委内瑞拉。因为古巴是全民免费教育，年轻人都可以上大学，但因美国封锁而没有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所以古巴知识分子过剩。查韦斯请他们到委内瑞拉，工资大幅度高于古巴，让这些仍然有革命思想的古巴知识分子加入两万个玻利瓦尔小组，下乡或者去帮助贫民窟的老百姓搞本地化的中小企业。于是，拥护查韦斯的主要是底层社会的贫民和农民。
委内瑞拉查韦斯时代的反贫困政绩与学生反政府示威
过去的拉美殖民化的后果之一是农业领域的单一经济，外国资本控制大农场的产出，主要用于国际市场获利，却不为本国民众的需求服务。这就像我们现在放开农产品市场、让跨国企业进入农业占有农地，势必恶化本国食物安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拉美被西方占领了很多年，是最早的殖民化大陆，现在想收回经济主权确实很难，只好组织过去在殖民地单一作物农场打工的小农们恢复多样化的农村经济。
拉美要学中国复兴乡村才能缓解贫民窟的大面积贫困问题。而拉美想达到的恰是我们现有的优势。相反，我们现在有些人想做的，就是再走他们殖民化的老路。双方都看着对方好，我们现在的麻烦是主流的学者们跟委内瑞拉的知识分子其实差不多，主流的观点跟他们原来的观点也差不多。
现在全球石油价格断崖式下滑，委内瑞拉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度下降，难以支付查韦斯发起的玻利瓦尔运动的扶贫开支，所发生的街头动乱恶化，过去主要是西方软实力掌控高校教师发动青年学生参加的，最近也有收入下降的城市贫民参加进来。这是在拉美有代表性的情况。
全球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需求下降作为大背景，使非洲与拉美的遭遇类似。南非是矿产品积压、关闭矿场引发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二者只是参与主体不同。
如果我们中国没有现在这样多样化的乡土社会的支撑，现在很多资源枯竭型矿区——比如像山西、内蒙古等——大量裁人，没出现南非这种情况就烧高香吧。
只要经济下行，就会有大规模失业，就会转化成社会运动，在发展中国家被叫做“颜色革命”，在发达国家被叫做“街头政治”，叫法不一样，现象是一样的。
全球化代价转移的具体过程不多说了。
下面这个图，是金融资本核心国家怎样向发展中国家做代价转移的：左下是美国的开支扩张与税收能力之间的差距显著拉大，势必靠信用扩张应对财政赤字；右上是埃及解放广场运动中与警察对峙的示威群众。
西方核心国家向外转嫁制度成本造成发展中国家社会动乱
看我们自己遭遇危机之后的发展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大规模投资，结果是用长期过剩掩盖了短期过剩。
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全对，我们还是有很大成绩的。
主要看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过程。此前，1997年遭遇到了第一次打击，就是东亚金融风暴。前不久我跟韩国朋友在一起交流谈到，他们是单一民族国家，国家就是民族，民族复兴就是国家崛起。所以国家领导人能够动员老百姓把自己的金银首饰、珠宝捐出来重建国家储备。同理，东亚社会的另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就是日本，单一大和民族，也能对抗危机。所以日本1990年陷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长期衰退，但社会稳定，至少不出大事。
我们这种多民族国家如何缓解现代化巨大代价造成的这些社会矛盾？虽经百年探索，仍然悬而未决。近代以来不论清末还是民末，每次大规模发生革命，都有几乎被列强操纵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风险。很多笃信西方列强制造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所谓学者专家，绝对不会讨论那两次代价！
新世纪以来，承载并且化解输入型的全球风险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央政府勉力“做多”——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因为我们是超大型大陆国家。这一点，北京大学的林毅夫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现在，一直比较客观地作出过分析。
每次参与我们这个大国的宏观问题讨论时的这个感觉，都有点像穿越，2500～3000年前气候变冷的时候六国都得修长城，无论怎样努力最后还是秦实现了统一，这就建立了一个庞大国家的战略纵深，同时，秦还统一了北方各国长城，那才能挡得住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冷生存危机压力下的全面南下掠食。
这与罗马这个环地中海大国灭亡之后，欧洲三次遭遇维京人因气候变冷而全体南下掠食的情况类似，那是千年黑暗的欧洲封建制的外因。但，欧亚不同的历史变迁内在的道理，几乎是一样的。自秦以来“去封建化”，老祖宗给中国留下的是能够有地理纵深而抗御北方民族南下掠食的大一统国家，不是欧洲社会那种数千小国林立的漫长封建历史，那才是千年的封建主义黑暗时期，而我们从2500年前秦变法求统一，就开始“告别封建”了！
据此，千万别随便就说中国至今都是由于几千年封建历史遗留的问题。
秦统一形成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是集中制而非封建制国家。当气候变冷的时候，北方游牧群体全线南下，农业国家遭到北方游牧部落全部南下掠食怎么办？长城是挡不住的，长城是当年的信息系统，得有战略纵深才能准备力量御敌。所以中国这个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国家形态变化，主要是气候冷暖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来回变化的客观结果。别再跟着外国人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说中国是两千年封建制，那是无知。
以上故事，是要重新认识我们这个国家应对危机的道理。
今天我们能够抗御全球危机，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有战略纵深的大陆。也因此在列强瓜分世界的时候才有人说中国太大，得分割成七块，目的就是要打掉中国的战略纵深！这个企图至今仍然以多种软实力表达，绝对不会是好意。为什么现在韩国急于跟中国整合，因为半岛离不开大陆，日本为什么急于修复关系？那只是一个岛，没有办法形成战略纵深，没有办法解决生产过剩，只有到大陆这里来，才能活下去。
道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还能维持增长，主要原因是1998年以来连续的大规模投资。下图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投资拉动增长。
中国新世纪发展经验
从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危机以来，我们一直是靠投资拉动的，已经17年了，当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大量的土地被征占，农民都想留住自己那小块地。在座如果有谁家还是农村的，请千万告诉家乡父老，无论谁来要你家那块地，别给！拥有土地产权的农民，原则是“许租不许卖”。中国一定是资源短缺的，只要家是农村的，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HOLD住，别卖，无论谁来要，只租给他们，不能卖给他们。
当中国不断地向内陆纵深做大规模投资的时候，产生的客观结果是弱化改革30年来拉大的三大差别。
一是区域差别再平衡。注意，世界上谁能这么干？唯中国能干。二是城乡差别再平衡，也是中国人才能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保住了国家的货币主权，没有像我们那些激进朋友们所说的，中国的问题只是放开不够，必须全放开才行。而我们说，幸亏把握住了，当年WTO谈判的时候因为朱总理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出身，把其他的产业保护全放开了，唯有金融三大领域不放，亦即银行、股市、保险不放。等到与美国签WTO的时候又被压得放了保险，最后坚持住没让的，就是金融的银行和股市不放，股市只放开一小点叫QFII，表现好就给一点，只有几百亿美元额度的外资可以进入中国股市。于是就有很多跨国公司招募高干子女做高管，开展对中国高层的“公关”。
现在，需要新一代领导人采取措施加以缓解的，主要是愈益拉大的贫富差别。
但是，现在金融也接近要全面放开了。
前些年没有放，中国才能凭着自己增发货币，增发国债，投入基本建设缓解生产过剩，带动劳动力就业，度过了全球危机，这是典型的输入型危机条件下国内的逆周期调节，就是政府直接“做多”；投机资本操控的“多空大战”无论多么眼花缭乱，最后都是要“做空”的。
只有“做空”，金融大鳄才能抄底、洗劫……
今天有些激进的朋友，归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只是因为深化金融改革不够，市场自由度不够，资本全球化不够……等等，这一票人马客观上是利于投机资本“做空”中国的。另外一批人马无论如何还是“做多”的。诚然，最可怕的就是在危机条件下跟着投机资本“做空”中国，不论这个主张多么美好，都是顺周期的。
何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把握住经济主权，大都进入“颜色革命”了，中国现在不发生，不是维稳投入多高，而是因为中央政府现在还有在国内继续“做多”的条件。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可持续，最核心的是经济主权如何把握，切忌激进的毛病。
问题是：中国人百年认同的激进现代化可以质疑吗？
当经历了这些全球化的经验教训之后，再来看一些我们自主创新的概念。
1. 现代化（不论是否工业化）= 人类近代历史中的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
2. 资本（不论国有私有）= 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制造的、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主要作用在于促使多数人及他们生存依赖的资源等客体化成为“被资本化”产生利润的要素。
3. 政府（不论何种制度）= 人类制造的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因其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而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
4. 制度变迁（不论何种主义）= 原来占有收益的集团为了占有更多，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顺畅转嫁代价则变成强制性变迁。
5. 法律（不论何种意识形态）= 政府执行统治的一种规范工具，是主要用于保护和规范收益及分配等相关社会经济活动、体现最低道德约束的一种制度文化。
现在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跟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的解构有关。前辈学者中，萨米尔·阿明是非常著名的第三世界的理论家，另一位是美国比较早提出生态文明理论的约翰·柯布先生。跟他们的交流，使我们形成很多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辩证应用。
我为什么在研究上要强调“去西方中心主义”？
当我们看到万年气候变化周期图的时候，正好跟人类的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由此可以参考下面这张图。
地球气候万年变化图及其对人类社会变迁可能的影响
注：图中横轴是年数，竖轴是温度，虚线是20世纪初温度。IPCC报告中原文：“The dotted line nominally represents conditions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资料来源：WRO, UNEP, IPCC：Climate Change: The IPCC Scientific Assessment (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文字为作者在广泛交流和考察各国、各地博物馆后归纳整理而成。
在欧亚大陆上所形成的人类社会变迁和早期的农业模式有关。
我们东亚这里长江黄河的“两河流域”原生农业叫一次农业，北方是狩猎畜牧为主，东北亚和东南亚这边都叫做二次农业。
同期，欧亚大陆西亚那段的两河流域也是原生农业，两条河在那里间距比较窄，因此是单一作物小麦，派生出的思想、文化、哲学等体系有一元论的特点，因此刚才有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是从西亚开始的单一作物的人类生存方式演变出来的。
相对而言，我们则由于两河之间的距离太长，北方和南方的作物类型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碰撞使亚洲思想文化一开始就是多元作物所派生的多元农业文明。东西方这两大文明体系本来在根上就不同，演化出来的历史过程也不同。
所以，当我们讲生态文明是以多样性为基本内涵的时候，它主要应该发生在东亚。而西亚以西是两河农业派生出的二次农业覆盖欧洲，再进一步派生过去到英伦三岛，那是后来的“日不落帝国”，通过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大规模单一化、集约化等。这些都是西亚狭窄两河的单一作物所派生出来的后续演化方式。
既然东亚多样化为内涵的生态文明也延续至今，那只要我们不那么激进，就还能转向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把刚才的气候变化周期和在东亚地区所形成的多样化生态文明做一个结合，就应该明白万年乡土的中国其实本来就是可持续的。
11月19号我们要开一个世界有机农业大会，海内外有机农业的代表都会来参加，这似乎巧合地呼应了百年前的故事。清末，有一个美国土壤局的局长富兰克林·金博士来东亚考察，认为现在东亚社会的小农经济比美国的单一作物大规模集约农业更具有可持续性，写下了《四千年农夫》一书。百年之后我的博士生不仅翻译成中文发表，而且译者就是这次世界有机农业大会的主要发起者。我们今天应该借此告诉大家这个一百年的回归。
为什么六国长城当年都是沿着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修的？如果我们重新用万年气候变化图，来解读那时的中国历史，会给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那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解读，希望大家愿意把这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我们来看最后的摘要，根据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危机论——引发世界大战的西方产业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导致战后产业对外转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与超级大国冷战下的产业资本阶段性对外转移直接相关。随之：
一方面是主权外部性风险——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内生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增加。执政者无论主观认可的意识形态如何不同，在承接外部产业资本的同时，都会因其自身客观上处在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而普遍采取“亲外资”的政策，而一般性地顺应投资国涉及主权的制度变迁的要求。凡属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就会由于对已经进入的外资发生艰难“去依附”，而导致国内的复杂剧烈矛盾爆发……
另一方面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进入工业化就都会随承接外资增加内生性的“资本增密机制”和本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而导致资本风险不断积聚。值得比较的真实经验，应该是不同执政者应对危机的不同宏观政策调整，成为其制度变迁或体制改革的内因，以及产业资本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资源环境危机。
2.成本转嫁论——当代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高度化国家的巨额制度成本向外转嫁。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不同，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差别显著。
经济主权残缺国家一般会被迫趋向于再次“被殖民化”；而主权相对完整的国家虽然应对巨额成本转嫁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大都趋向于加强本国政府对国内核心经济主权的国家控制。
凡属能够把握资源主权的国家，就能够有客观条件通过自主货币化占有部分资源资本化收益，也就可能实现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理论模型提出的倒U曲线上推，应对单极世界币缘战略所内涵的正U曲线向下转嫁成本的压力。
全球化内涵的制度成本层级向下转嫁的趋势，最终会使承载成本过多的弱势群体向不能发声的资源环境转嫁1%的少数人过分贪婪和无耻的代价，反过来造成毁灭99%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环境灾难……
其实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周期性危机及其成本问题，危机爆发之后一定是有成本转嫁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改革之前就有三次周期性危机。只不过每次危机爆发都搞上山下乡，也就是把城市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由社队集体化承载了危机代价。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现象，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主要归罪于所谓人治。
何况，改革之后也是有周期性危机的，并且也和领导班子换届的政治周期高度吻合。
虽然，根据这些周期性波动形成的理论分析，到目前为止恐怕还不能被主流所接受。但据此，我们也进一步认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在三大资本全面过剩的危机条件下，国家做出的战略调整。
最后，这个图片表明，中国仍然是稳态金字塔结构。
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经济稳态的原因是，17年来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使得实质性资产的价值总量大幅度增加，因此我们的基座是稳增的实体资产，中部是对应实体经济投资而大幅度增加的金融资产，最上部是政府逆周期调节形成的债务资产，两部分加总的总量仍然小于实体资产。这个把实体资产作为分母来对应金融和债务资产的客观比重，国家可以通过对实体资产的持续投入来相对减少，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稳态金字塔结构的成因。
中国特色的社会稳态金字塔结构，主要是农民两次平均分了地以后，客观上都变成小有产者或称“小资”，中国之所以不爆发“颜色革命”的主要原因，就是“小资”这个汪洋大海不属于走向革命的自觉阶级。中国社会的底座是小农经济，虽然现金收入能力低，但不属于赤贫，所以底座稳。现在社会上的毛病出在“中资”，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容易受西方影响，声音比较杂乱。但中国真正的大麻烦却在于政治化的“大资”，因为国家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把握在“大资”那里。如果“大资”懂得只有乡土社会稳定他才稳定，那么，“大资”掌控的国家政治化只要方向转过来，就能够有效推动中国转向生态文明。
但愿，我们的未来不是“梦工厂”制造出来的。
东方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演讲录是上下两册。这个上册是我已经完成清理的宏观问题的演讲。我没有完成清理的是下册，有关“三农”问题的演讲。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改原农业经济系为“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之初，于2004年7月53岁“高龄”被学校请回来担任该院的首任院长，连续两个任期之后，按照规定应该在2012年辞职。但几次打报告都未获批准，直到2013年才终于辞职。此外，我本来给自己设计的是60岁退休之后用10年时间写作，但到我60岁的2011年，乡村建设事业方兴未艾，我虽然先后三次向大家宣布退出实际工作，至今仍然没有完全退出来。
我参与创办的第一所完全民办的乡村建设学院，是2003年7月与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的村两委合作，联合了国内外进步学者和组织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被推举为理事长兼院长。但，该院于2007年4月12日被取缔了。当代乡村建设的培训和指导工作主要由200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承担。不过，这也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设在中国公立高校的乡村建设机构。到2011年，我应邀参与筹办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院于2012年正式揭牌，2013年成为该校的计划单列科研机构，总算是当代乡建知识分子继承前辈遗志，恢复起20世纪40年代由晏阳初和卢作孚联手成立的乡建学院。2013年，我通过福建省人事厅的“百人计划”被福建农林大学聘为讲座教授，参与创办了“海峡乡村建设学院”，这是第三个设立在高校的乡村建设机构。
本文原稿，是温铁军2015年11月14日在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参加“可持续发展论坛暨滋根基金会2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记录，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这个对全球化的认识，也是我们长期坚持乡村建设改良运动的原因之一。
北京2015年11月入冬之初气候异常，先遭遇到严重雾霾，接着是雨雪交加。
俄国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