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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全球危机与生态文明
我讲座的主题应该说在结构上比较明了，要把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危机的挑战这个问题讲清楚。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际社会从来没有这么关注过中国改革。为什么？
请大家注意，在三中全会还没有开的时候，国际炒家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在去年，大的投行（institutional investors）都在做空，认为中国难逃一般发展的经验：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条件下，一定会因为房地产泡沫化的负债而转化为金融危机。在此之前，大家都知道，2007年美国房地产的次贷转化成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它就是典型的一个因房地产过度投资而最终导致金融坏账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的基本因素中国具备，所以世界上大的投资银行做空中国，同时媒体也唱衰。看来很有客观依据。
去年以来到今年，10个月的时间吧，我有三次在海外的这些大投行所组织的座谈会跟他们对话，对他们来说是我帮他们更新他们的知识，对我来说通过对话至少一定程度上感受海外金融投资的脉搏。去年以来呢，他们是在唱衰，准备做空，到今年上半年是最紧锣密鼓的时候，大家在赌，中国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崩溃，金融出现灾难性的结果，那做空的就赚了。
当金融界和事实进行对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就是6月份中国突然出现钱荒。钱荒的原因也很有意思，是因为西方的信息透露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题材——你们也许会知道，或是经常会看到，投资银行的业务中发生的信息转化这个题材是常事——什么信息呢？美国QE量化宽松政策的终结，美联储认为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因此在今年适当时候会终结量化宽松政策，这是个信息。尽管这个信息目前并没有转化为实际政策，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它却立刻变成资本市场的题材，然后就导致大量游资流出所谓金砖五国BRICS（大家都知道金砖五国，我不多解释了），导致这些被认为成长性非常好的新兴国家纷纷陷入股市暴跌和本币的币值暴跌。当然中国6月份也出现钱荒，同时出现民间金融的或者是影子银行的利息大幅度上升，高利贷成为一个普遍的发生的情况。
就是这个阶段上，同时出现西方投行给中国当时领导人命名了一个叫什么经济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条，就是对市场采取不干预政策。我们也差不多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边，坚持没干预，于是出现了金融秩序的严重混乱。好在中国没有按照什么经济学运作，仅在一两个星期之后，迅速出手。于是乎，金砖五国中的四国全出问题了，就剩下中国没出问题，这才导致西方投行在今年夏天以后转而就做多了。从做空到做多，从唱衰到唱荣，或再次高唱中国威胁论，这其实是很短时间的事。
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权作为一个开场白。
抱歉，我上来连问好都没有，就直接讲故事，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们，当代金融资本引导的所谓的全球化大潮之中，危机是随时可能爆发的。其背后的因素远远不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谓理论可以解释的了的，我说幸亏中国的领导人没上当，没把这些所谓对他们看似积极的说法当说法，或者也许决定出手干预的另有其人，但总之中国干预了，相对而言，唱衰的企图在这个关键的点位上就失败了。
也因此，各位，现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西方对中国最大的期望在哪儿？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不是别的。你们说资本的自由化是问题吗，理论上不是问题。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在西方来看，主要是资本管控（capital control），西方要求的是什么呢？一般的概念叫做资本流动（capital flow）。这两个概念的争论背后，其实是两套金融资本引领竞争下的不同体制。
（一）生态文明的序曲：全球危机
为什么原来要讲新农村建设？现在当然也还是要讲，可为什么把讲题定义为生态文明？是因为农村、农业、农民，它本身是一个因和自然结合而本质上具有内生多样性的领域。请各位听懂这道理，就是自然界是多样性的，“三农”问题本身是和自然界、自然过程结合的，因此它内生的有多样性。
所以当你讲生态文明的时候，你得明白，什么是生态文明的最本质内涵，也可以叫做唯一内涵？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的多样性，乃是生态文明作为文明的内涵。为什么呢？就是你得承认，自然界的多样性生存的物种，和你一样有生存的权力，这就是一种文明。
它和产业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产业文明因产业作为一种资本，它只有把人类资本化为人力资本，或者说资本化为劳动力要素，才能由产业资本来占有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要素的剩余价值，这才叫产业资本对社会文明的要求。而生态文明时代和产业文明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不应该再作为产业资本所对应的越来越“去人化”的劳动力，就说你只是劳动力，你应贡献你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其他你作为人的因素就都被剔除掉了。
在产业资本阶段（或者叫产业文明阶段）的教育，是制式教育。全国齐步走，使用统一的幼儿园教材、小学教材、中学教材，制式教材的体系是统一的，为什么？是让你必须通过制式教育，形成一个可供产业资本役使的劳动力要素，剥离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特性。为什么在现在制式体制之下，素质教育这些起不来，原因是你在产业文明时代，现在的制式教育这个体系是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各位，这个道理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这样的。
而到生态文明时代，注意，本党特别强调生态文明，那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文化，应该转向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由此呢，我一上来就说我是来开会的。开什么会呢？开社会化农业的会，就是社区支持农业的会，也叫CSA的会。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恰恰是要让农业从一般地经济从社会脱嵌，再回嵌到乡土社会，使农业本身具有的自然多样性的属性，跟农村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的属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化的农业。社会化农业就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农业。这就是不同。
我们对应的是产业化资本化的农业，而产业化资本化，内在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搞大规模农业呢，还必须标准化，要用同一个品种，去掉了农业本身的物种多样性，要什么样的品种呢，一定是那个产量最高的。那品质呢，各个品种具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自然适应性，所有这些东西，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内。产业化农业是单一化的，规模化的，集约化的，去多样性的，本质上不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
同理，各位，我们在产业文明时代下形成的知识体系，有很多被大家认为颠簸不破的，甚至上升到价值观的那些观点，今天如果在“去产业文明”的时代来考虑，就都有这样那样值得讨论的地方。
1. 中国双重输出及成本转嫁。
接下来得先说在产业文明时代，中国做到了什么。
如果我们按照PPP法统计，而不是我们现在的增加值统计方法，那么我们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中国现在已经是产业文明时代的全球第一工业大国。按十大工业国来比，中国一国的工业GDP，相当于美国的两倍，相当于其他八个工业国家的总和。这个比重就很清楚啦，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主要工业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那就是说，中国在产业文明时代竞争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继续沿着产业文明时代的产业竞争的道路走下去，那就只能是典型的生产过剩。
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生产过剩呢？是在20世纪末，1998年、1999年，我们就已经出现生产过剩了。那，也因为生产过剩，我们开始进入大规模投资拉动，靠投资拉动了十五年，现在我们叫做用长期的过剩掩盖了短期的过剩。
诚然，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工业生产能力最大的国家。
但是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中国所谓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实际在是在做“双重输出”。大家看这张图，我们下边这个长长的蓝色箭头，表明中国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向发达国家输出原材料和一般商品，大多数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输出的是原材料，中国输出的是一般商品。那得到的是什么呢，西方帮你做制度转轨（institutional transition）。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你顺畅的把你所得到的贸易盈余，返回到西方国家资本市场去做资本投资，那就意味着你第二次贡献，把你得到的贸易盈余再做资本投资，我们叫做外汇再投资，投到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上，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语法现象，叫做the-more…, the-more…，就是你越多的贸易盈余，就越多向西方资本市场投资，导致西方国家越多的贸易逆差也就越多的资本顺差，于是乎，中国现在跟美国之间有着历史上最为密切的战略关系。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一手向它送东西，一手向它送投资，这就是最紧密的战略关系了，那就是离不开你。中国变成了美国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国，美国的FDI从哪儿来？从中国来，同时中国又变成了美国第一大债权国。这两天美国电视上出了一个六岁小孩说我们不还债，我们把他们杀光，引起了在美国华人的抗议，但在中国大陆上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当然也许我们不在乎。但其实，即使不是这个故事，人家也早就告诉你了，还债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绝对不要以为，你向对方做的第二重贡献，向对方市场投入大量资金是可以拿回来的。这点，我想通过这个电视节目事件，使人们多多少少有了点认识。
当然，中国这个资本输出对做金融投资的人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做金融投资的人说得很清楚，国债是市场上可交易的债券啊，为什么要叫人家还呢，人家根本没有必要还你嘛，因为它把债券发出来以后是你自愿去买的，那是个商品。
这个道理大家注意啊，不同的视角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很多人是说抗议你们根本就想赖账，为了赖债你们就是想杀我们，这是老百姓的感觉。但对金融投资者来说，他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没听说过非得要人家还债的，人家要还债是人家的事。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买卖。好了，这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就好比说，企业发行股票，你买卖股票，当然有风险了，企业要是倒闭了，你不就是亏了嘛，或者企业股票变成垃圾股了，你不也就亏了嘛，等等。像做金融投资的人，以他的分析这不是问题。
但麻烦在哪？麻烦不在于这个争论，麻烦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你要这样做，就意味着，你用国内非常短缺的资源向外面出口，那出口的是什么呢？出口的是资源环境的租，本来应该向你的资源环境去做补偿性投入，却不仅不投入，反而把它剥夺了，把资源环境过度开发了，造成你国内环境严重的污染，然后你去出口，出口换得的是什么呢？换得的是你还得送回去的投资。
对你有什么实际作用吗？没有。其结果呢，是一个负收益，你连环境租都让出去了。
发展中国家要竞争，大家竞争着向西方出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仅中国一国向美国出口的衬衣，够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穿12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鞋，够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穿7双，那你换回来的是绿纸啊。你在国内竞争着向它出口这么多低附加值的产品，还得压低劳动力价格，于是乎在中国现在是什么呢？代工制。各种各样的劳务派遣公司大行其道，现在真正跟企业长期签劳动合同，并且得到社会保障的这种劳工少之又少，那就意味着你欠了一大块社会租，因为劳动力需要你支付一份工资，另外再支付一份社保，干嘛呢？用于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他总要娶妻生子，总要受教育，总要养老，但这套东西基本不支付，于是乎你出口出的是什么？是社会租，或者叫做劳动者租，劳动力租。
这两个被称为租的东西非常要命，意味着这种外向型经济造成严重的国内负债，负的是环境债和社会债。那就有很多人讨论了中国政府不行，什么不行呢，你们的社会保障是个亏损账户。他们怎么算的呢，说你13.4亿人吧，你将来15.4亿人吧，如果按照现在的国际通行标准，你要给这些人建立完整意义的社会保护伞（social umbrella），你如果是要给他们都要用社会伞都给覆盖了，那对不起，你欠多少？四十万亿。
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负债，他们叫做动态负债，绝对不是现在公布的这个数，大大高于GDP，别说西方负债对GDP的比例超过100%，中国负债也是，甚至200%以上，现在中国动态负债世界最高。西方为什么唱衰中国，就是这个道理，你是高负债，因为你十五点几亿人都没社保！
因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任何争论，一转就会转成国际资本市场炒作的题材。到底是做多中国还是做空中国，取决于翻云覆雨之间，也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手为云的时候可以说你看中国不用开支那么多的社会保障，因此它的劳动力价格是低的，它的劳动力价格成为唯一比较优势，因此中国还能增长，这是翻手为云，在做多中国的时候使用；所谓覆手为雨，就说你看，它有这么多的人没上社保，因此它未来的开支一定很大，所以它的负债非常高，它一定衰败。
里外里都是你说，取决于你要干什么，看你是做空的，还是做多的，还得看你屁股底下坐的多大规模的投资能力。能够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都是坐拥上千亿美元以上的大投资，被称为金融大鳄。
大家注意啊，不是我们自己形成有效调控，而很大程度上，你现有的双重输出结构，对内造成双重负债，社会负债和环境负债，对外，如果你不能做到双重输出，那我现在目前所维持的所谓跟国际社会主导国家的关系也就很难再维持。
可能我说的太重了啊，各位心头不那么轻松了，对于我们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似乎感觉不那么美了。
我们再往下看。中国现在的出口呢，基本叫做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微笑曲线表明，出口的收益两端在外边，两头在外其实就是高收益都在外边，你只能在下巴颏上，下巴颏往往贴近于零值，也就是你的出口其实是没有收益的。
那你出的是什么呢？对不起，国家拿财政给出口企业的13%的出口退税率，意味着你即使毛利润为零，也能有13%的收益。那外商为了压低你，明明知道你能拿13%，所以跟你分这块补贴，你不仅是零利润出口，你还得亏损，让你亏10%的利润出口，你照样能赢回来3%。所以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取决于国家以全民的当期税收，或者以未来的预期税收来补贴了外国消费者。
这又是一个不那么让人高兴的现实。
好了，这种方式，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效果，当我们的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生产最终产品可以把利润摊薄到零以下，那请问，一个产业的上游呢，它不是跟着也得把利润拉下来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整个实体产业投资越来越淡，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是过剩的，另一方面它却不往实体产业里投！那原因是什么？产业利润下降到平均利润以下很多。而金融投资，正常的银行至少是追求社会平均收益率的。当社会有一二三产业，有各种各样收益的时候，金融投资获取的这个收益显然大于实体产业的平均收益，于是金融析出、不向产业投资，这就是微笑曲线长期化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出现什么呢？金融过剩。只要产业过剩，金融就也过剩。一旦出现金融过剩，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体制，都会出现连带的现象。那就是过剩金融资本会亲什么呢？亲地产资本。
世界上任何国家，金融相对过剩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乃是必然结果。
于是乎，遭遇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大量过剩投资不论官方民间都涌向房地产，短时期因大量资金涌入，而导致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所以地王迭出，同时带动房价上升，房价一上升，就使得房价的升值速度远快于任何其他投资，无论投资股票、投资期货，还是投资实体产业，都不如投资买房，房价的上升速度快带动民间投资纷纷涌向买房市场。这就导致真正“刚需”买不到，有余钱的人，少说两三套，多的十套八套，更多的还有。因此什么房叔房婶房姐房弟的大量产生。
我不知道在座的老师们有多少套，以我所知，人民大学比较赚钱的老师至少得三套以上。在北京，现在一套房子，值多少钱，比如说二百平方米，差不多算千万元户，但那是虚的。这个击破房地产泡沫的那个扳机（trigger）在哪？现在大家都知道要破，也都担忧着，但谁都捂着不动，这就是恰恰危机爆发前夜的社会公众心态，一旦爆发，所有人全都大呼：当年房价高的时候我就怎么没出手，来不及了，他会一泻千里，然后连带发生大量的银行坏账。
你们注意经济有规律，大众并不了解经济规律，少数了解的人乌鸦嘴，像我这种，告诉大家扳机在哪我不知道，但很可能在某个角落里边。所以，当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清楚的时候，需知它的源头是什么，当你大量靠出口拉动增长的时候，对沿海对出口企业有特殊优惠，这会导致上游企业利润被连带下降，导致金融不能向实体产业投资而从中析出，金融资本过剩，就去追房地产。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经验的过程？可在那些文件里能看得到这些表达吗？为什么学术界也不表达，因为大量的资本利益集团上下其手获利颇丰，为什么要把事情说破呢？除非是你没获利，才可能会说点实话，如果真是在这里边跟着去翻云覆雨的人，当然他就不愿意把事情点清楚，他就会说那些你们现在很多人跟着心灵鸡汤的话。房地产商在说，房价肯定还会上涨，你们大家赶紧去抢房子吧。没错，那你不等于被忽悠了吗？很多人会说，房地产严重被泡沫化了，早晚会崩。大多数老百姓会说，你们瞎说房价不是还在涨吗？这种心态是一种贪欲，何况他没有其他投资领域，或者他其他投资领域的收益赶不上房地产投资的时候，有点余钱剩米，哪怕他借钱也想投。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所以我告诉大家危机是可能发生的，并且甚至随时可能发生。
那因此，新农村建设也好，生态文明也好，我们讲的“三农”问题也好，才特别有现实意义。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分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194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发生过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我现在比较热的一本书叫做《八次危机》，描述了当代史上我们中国所发生过的周期性危机。我的结论是什么？指出中国经济史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绝对不是我的理论创新，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了，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也都说过了；我的理论创新是指出，危机能不能软着陆，是取决于危机的代价能不能从城市产业向“三农”转嫁，成功地把危机代价转嫁到“三农”的，就是软着陆，不能转嫁的，叫硬着陆。砸在城里的，这种硬着陆，就会导致要么叫调整，要么叫改革。
所以我说，无论你把调整还是改革意识形态化到多么高的政治正确的高度上，它都不过是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这才算是我的理论创新，但它却非常冷酷，它把所有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包装全撕掉了，这就很麻烦。所以我这乌鸦嘴呢，说得太直白了，不好，还是应该加一些包装，不要太直白。这话听懂了吧？危机是必然的，并且呈周期性爆发。
上过中学都应该知道，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人类社会中一样，有多大的资本积累，就有多大的风险，风险爆发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只要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表现为危机爆发，它的波动曲线一定这样的。我们只不过是愿意更多的计算我获得了多少资本，不愿意计算和资本几乎等量的那个代价，也不愿意深究这个代价哪去了。大家只会喊，那个什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苦了呢？它几千年来都不是养人的吗？它怎么就在这会儿就又苦又穷又危险了呢？是因为它承载了过量的产业资本的危机代价。我做这个分析，就把三农问题和我们在自然常识所形成的认识统一起来了，有多大的作用力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了嘛，有多大的收益就有多大的成本嘛，不就是no pains，no gains，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嘛。
事情本来并不复杂，学者的责任在于把非常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到任何人一听都听得懂，如果要把简单的现象非要复杂成大家都听不懂，那是骗子。所以，我们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的抽象为八次周期危机爆发的过程，在这个危机的归纳和总结中，我们理论创新指出，危机代价是要转嫁的。
所以我说，我的八次危机的全部理论可以归结为“成本转嫁论”，就五个字。
2. 西方的转折。
我们刚才解释中国经验就到这里，再接着，要解释西方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图上的这个红线划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在80年代之前是产业资本为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80年代之后是金融资本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为什么？是因为产业资本下降，下降的产业向外移出的时候，就由产业的海外收益和国内的资本市场直接结合了，西方这时候发生了历史转折，就是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了，金融资本的新意识形态叫做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我非常感谢很多做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做了很多批判，好像从我做经济研究的人看呢，似乎批不到点上，但做批判也挺可贵的，总得有人先做批判。
但，西方为什么会形成新自由主义，难道它是一个主观过程？
诚然，我们是相信事物的客观规律的。那，我们做的分析就很简单，1929—1933大危机爆发了，爆发了以后怎么着呢？在产业资本经济阶段大凡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被经济危机打垮了，哪几个国家没垮？罗斯福新政下的美国，把过剩资本转向内陆的基本建设。还有什么呢？希特勒主义的德国。希特勒主义是什么？纳粹。纳粹是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罗斯福是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希特勒是什么？国家社会主义。Anyway，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国家主义。什么道理呢？政府直接干预，用看得见的手，把那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直接摁到没有投入回报的基本建设里边去，这么干的国家，就是去自由化的国家，都站住了。罗斯福把美国庞大的生产力转向基建，它就保住了工业，希特勒把德国庞大的社会生产能力转向欧洲第一套高速公路体系建设，于是乎，为什么德国一打就是闪电战？是因为它的机械化部队速度快，因全国形成高速公路网，所以可以东西线南北线调兵一天之内完成军事部署。而它周边的所有国家，停留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这些国家，没有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全都得一个礼拜以上才能调兵，因为没有搞国家基本建设。所以德国打得起闪电战，打谁谁亏，你能短时期内集中优势兵力吗？你做不到，只有德国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打遍欧洲无敌手，因为它是，对不起，很不好听的东西，它是国家主义。而国家在西方是陌生的吗？当然不是，早期他们对海外掠夺的时候难道不是国家主义吗？“奉王命强掠”，那就是海盗文明，就是殖民化，用殖民化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那时候就是国家主义的重商主义。当完成原始积累形成本国产业的时候，本国的产业资本这个利益集团才以自由主义的旗帜向王权要权力，才有了西方进入自由主义的时代。
在这个自由主义时代，因西方历史是断掉的，所以没办法，只能向上找，跨越一千年不能说得清楚的封建制的黑暗，找到了古代希腊罗马，这个历史说得太粗，我在自己的研究生课堂上需要一个学期才能把整个东西方历史差异梳理清楚，东方不同于西方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只是从二战的生产过剩谈起，不能太追溯了。
我只是说，这已经解构了文艺复兴，解构了希腊罗马。做解构研究的条件不在西方人的书上，我是在世界上多个大的博物馆，做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文物的对比研究。比如大英博物馆，我去过五次，每次待一天；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我去过三次，每次待一天；意大利的博物馆，那个遗迹旁边的博物馆，那里馆藏比较丰富，我去过三次。我当然因为出国比较多，到处跑，一年三分之一在国外，机会多，所以看的多。我不仅是一般大的国家博物馆要看，很多高校的博物馆也看，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证明历史教科书的错误，特别是中国人这种选择性的借鉴，我们拿过来的恰恰是西方最不值得用的东西。
好了，这一块我们按下不表，二战以前西方这两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都不是自由主义的，但因此这两个国家打起来了，你们也知道，美军和德军打起来了，德军打遍欧洲已经没有敌手了，最后美国人进入，算是两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打起来了，最后美国人联合了第三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好了，美苏联手才打败了德国。于是乎，接着形成了美苏战后的双寡头地缘政治。
美国在西方的统治地位源于二战，因为西方所有国家要从美国拿到军火，这时候你们这些国家都被打垮了，你们拿什么要军火呢？黄金。于是乎，战后所有西方国家黄金储备为零，美国储备了世界60%以上的黄金，发行世界70%以上的货币。那时候美元叫美金。有道理，因为它是以黄金作为储备的。因此美国1944年就召集全球44个国家或政府签订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说你们都不用再搞金本位了，我保留一定的黄金储备，发行的是美金，你们各国货币只要按一定汇率换成美金，我承诺美金随时都可以兑成黄金，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涵，它客观上确立了美国在战后西方世界的所谓世界中央银行地位，对西方世界发行美元的条件。客观的，谁让你们当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你们都被打败了，怪不得人家美国。我得客观的替人家说一句话，因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是你们没黄金了，这个替代是历史造成的，是因为生产过剩导致了二战，最后形成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成了世界的中央银行，美国对西方世界发行货币，那就有铸币税，就有发行货币的收益，于是乎当然美国就有了领导地位。
但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西方战后工业化的复兴有了一定的技术条件之后会很迅速，所以战后仅仅十年西方全面复兴，工业品的大量交换，带来了一次新的货币危机。那就是什么呢？各国都直接用美元结算了，境外美元不回流美国市场，于是乎美国就得超量发行货币，当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来约束它，自己可以大规模增发货币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啊？别说它们，换了你们在座的各位再有觉悟，换几个共产党员去当美国总统，他要不增发货币才叫见鬼。发了票子就是钱，就能买东西，干嘛不发。于是就必然造成货币超发，很快超发到它没法再拿美元来兑换黄金的时候，那美国就单方面撕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那就是在1971年发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不承认你手里的美金可以兑黄金了。因此从美金回归到美元，变成了纸币，本身不再具有黄金的储备功能，但，它客观上已经成为了各国储备货币，当美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70%的世界结算货币还是美元。那怎么办呢？还是基辛格这个犹太裔美国人聪明，把美元和什么挂钩呢？和石油，于是乎第一个对美国最有益的安排就是美元化的石油，这个石油因为各国的工业化都起来，大量需要石油啊，于是乎美元和石油挂钩，尽管不是金本位，但是石油结算在我手里。也就因此带来什么呢？从这开始，你们注意，美国在所有的石油输出国和周边地带，乃至于石油运输通道全都部署了重兵把守的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掐断任何人的石油来源，这就是美国的地缘战略的改变。
从此，美元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有石油作为它的后盾，那就大量增发。等到这个时候，当美国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集团，可以靠资本领域的交易来获利的时候，干嘛还要苦哈哈地去做实业的投资呢。那得从开矿起，然后洗矿、冶炼，再成形，然后再经过到无数道工序，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把它卖出去，才能换钱，这事太傻了！要是能够直接印钞挣钱，干嘛不直接印钞呢？
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率先出现产业外移，因为资本家受不了，不能干慢少差费的事，得追求效率优先。到80年代，引发了西方产业外移潮，于是乎以美国为首，带动西方，向金融资本阶段转化。所以你们看这张图上，这个“V”很明显，先是产业资本不断下降，接着出现反弹，反弹的是什么呢，当产业资本大量外移的时候，海外有的是要素价格低谷，比如像中国，那个时候一个劳动力多少钱啊？很便宜，我们那时候30块、50块钱的日工资，美国那时候早已三五百的日工资了，所以，西方把产业移到发展中国家，占有那里的劳动力剩余价值，于是海外收益增加，金融资本阶段的上升由此开始。也是在这个阶段，它把过去自由资本主义改变成了其实是具有保守主义内涵的新自由主义，一旦我们把这一套西方意识形态和它的经济转型“V”型曲线做个分析，你会发现闹了半天，新自由主义是这么来的，它有没有客观基础呢？有，是因为它在做产业转型。
3. 南北双输局面。
把这个东西分析完了，我们就看，金融资本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难道是共赢的吗？难道这个世界是平的吗？你们看大量的西方著作，都在告诉你们沿着这个国际秩序走吧，这个世界是平的！实际上，不可能。
为啥呢，是因为客观上是双输。输在哪儿？我们以最近美国应对华尔街金融海啸，量化宽松政策为例，来看怎么回事。
你们可以看图，左边，当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个超级量化宽松的救市政策，什么叫超级呢，零利率。听懂了吗？一手大规模增发，一手给定零利率，这意味着它发行出来的货币，形成金融资本，是零成本的，非常低价格的资金，跨国公司近乎零成本。好了，再加上通过银行各种手续费，在西方筹资，顶多支付2%不到的成本就够了，足以拿到一大块低价投资。国内现在为什么都在欢迎外资？是因为外资的成本太低了。你们都知道奥运歌曲，“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来”，其实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低价格的外资，外资到这些发展中国它能攻城略地，占有你的战略性产业，因为你国内的投资价格高，他西方的投资价格低，他一打，你就败了，谁都愿意要低价资金啊。我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们老问我：温老师你能帮我出一招吗，我能不能直接进外资啊？是的，那意思就是地方政府怎样绕过国家的外汇管制直接进外资，这恰恰也是人家美国人的要求，我们的地方官员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愿意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办事，为啥呢？低价格的资金呐，这不是好事嘛。如果中国不是capital control，不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国家，你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你的产业早就全数归了人家，因为你是资本管制，只许它做实业投资，你才稍微有点战略性……但其实已经输了三分之二了，中国二十一大类产业中的三分之二现在已经基本上外资控制了！
那为什么国内资金价格这么高呢？是因为接受了成本转嫁。
超级量化宽松，大量制造出流动性，上哪去了？60%不在美国，在哪儿运作呢，在全球期货市场上，主要是石油期货，粮食期货，而石油和粮食又是当代世界人类必需品，各个实体经济国家都必须吃粮食，必须消费石油，美国制造出的大量的过剩资金流到石油市场和粮食市场上，短期就把这两个价格炒得很高。你们都知道原来危机爆发之前的石油价格40美元左右，西方搞了3次量化宽松到现在2013年是多少？140美元以上，涨了大约100美元，最高的时候能涨到150美元以上，甚至有人预期180美元以上。过剩的资金流进去，当然会把价格炒起来，粮食价格更是如此。数据表明，小麦价格翻了100%，石油价格翻了300%。你不进口石油吗？中国现在消费的石油将近60%靠进口，这意味着比过去3倍以上的支付石油价格，那就等于你的石油成本上升了，不仅造成生活成本上升，也造成企业成本上升，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能不发生通货膨胀吗？所以我们叫做“进口通胀”，或者叫做输入型通胀。通胀了不得调利率吗？央行要不调利率，老百姓存款低于通胀率，老百姓还存款吗？不存款不等于发生挤兑吗？挤提不是银行发生金融灾难吗？
所以，发展中国家就得上调利率，调得比较高，那你的融资成本就随着利率上调而上去了。诚然，这不是阴谋，是阳谋，是个人就该懂。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财经高官悉数全懂，老百姓可能懂的少些，问问在座的大学生，你们全懂的也不多，但所有的财经高官全都懂。
那也因此，当然导致进口的原材料使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成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这时候还得调整资金价格，于是企业的资金成本也上升。这样看，原材料成本上升、资金成本上升，同时生活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价格也上升，我问你，中国产业还有竞争力吗？所以我们出现“下行期”。这是一种输。
然而，难道美国就赢了吗？为什么叫双输？因为越是这样，越制造泡沫，明明知道它的量化宽松是左手增发货币，右手增发国债，增发的货币直接买增发的国债，于是，金融资本泡沫化。难道泡沫化就会赢吗？最终的结果是当我们垮的时候，它也会垮，这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双输结局。
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会有这种自觉性，看到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就自觉地不嫁祸于人了吗？不，资本从来是短视的。我的解释框架是政治经济学的，使用了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我也计算制度成本计算制度收益，结果就发现，双方都在一个竞劣机制上，美国建议中国尽早开放资本市场，尽早本币自由兑换，这些建议都其实不是积极的、向好的建议，而是一个使你尽快早输的建议。
其实这个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美国不可能仅靠经济运作转嫁成本，也必须靠意识形态，同时靠军事强权。所以美国人才有12个航母战斗群，我们现在只是从前苏联买了个废铁船，回来装了几架飞机，就算航母了，当然这并不是嘲笑我们，我们造舰能力确实差，现在为止，造的最大吨位的也只是驱逐舰，大家也知道，走向蓝海的舰队，得有旗舰，旗舰是不能由驱逐舰担任的，最差也得是巡洋舰。所以你们看这次叙利亚危机，俄国人穷到这份上，它开到地中海的还是以巡洋舰为旗舰的舰队。我们的麻烦在于，要到西太平洋上人家门口去做点小动作，这么说不好听哦，最大的舰顶多只是驱逐舰，驱逐舰本该是用于远洋舰队旗舰外围的防御，或者用于近海防御的，不是用于远洋作战的，因此我们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任何应对海权竞争的能力。
提醒各位一句，日本在1942年被美军炸沉的“大和号巡洋舰”已经是6万吨级了，那是人家40年代的水平，我们今天若要跟日本军事对抗，无论有什么情绪，说老实话，能达到它40年代的水平吗？它造的是6万吨级的巡洋舰，中国现在如果能造出一艘巡洋舰，咱们也可以骄傲一把。全世界最大的造船生产能力在中国，但却造不出一艘能带舰队远航的巡洋舰。我们把这个状况叫什么呢？“一个大草包肚子——满口没牙”，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中国的民族主义只能是民间愤青喊一喊，真到我们这些能够比较了解经济实际情况的人这里，我只好忍住一份怒气，没有办法。
更何况海权竞争，中国历史上向无胜绩。
在西方靠海权制胜的年代，我们有过打胜的经验吗？你们说有，的确有过一次，毛泽东时代跟南越海军在西沙打过一仗，还是小船打大船，但那是大雾弥漫的时候，船上的士兵扔手榴弹，正好扔到人家弹药舱里把人家炸了，所以当年我们叫做发扬海上拼刺刀的精神，敢打近战夜战，人家大船没以为你真打，没想到靠到跟前你扔手榴弹了，这个哪是海战呀？过去的事我们不多说了，总之我们不想妄自菲薄，但我们得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西方海权竞争制胜的经验，因为我们没打胜过。
但在陆权竞争中，本国至今，除了像历史上清朝末年老打败仗，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向无败绩。几场边缘地区的区域战争，基本上都没打败，也不能说全打胜了，但至少是没败。
所以我说，海权竞争向无胜绩，路权竞争向无败绩，乃当代史上基本状况。
如何认识，不是我的事，现在中国外交上有些成功了，西进了，这是走了陆权战略的方向。过去，自李鸿章、左宗棠开始竞争塞防论还是海防论以来，李鸿章早已经败了，而我们试图再走李鸿章的路吗？走不得，还是走陆权竞争，西进吧，那有石油，当然那也有疆独。怎么处理，仍然是个大问题。
4. 社会成本“上得去下不来”。
好了，零碎太多了，偏离主干了。我们先把主要问题说清楚。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不可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不仅经济上不能，政治上也不能。因为政治上我们都应该知道，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超前于经济基础，结果是什么，反作用！虽然辩证法认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这个反作用一定有巨大代价。马克思少说了后半句话，前半句话他说了，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后句话他没说，每次反作用必然带来巨大代价，我把它补上了。所以我对马克思主义也在创新。
出于什么道理我要补上后半句呢？你们看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接手的是西方留下的上层建筑，因为超前，因此必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造成它再也无可能形成综合竞争的国力，除非继续卖原材料，这就是最典型的发展陷阱。
那我们看西方现在它的上层建筑，难道不是成本日益推高吗？是的。
我们以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的讲话来作为一个例证，她说我们欧盟怎么竞争，我们欧盟占世界7%的人口，我们提供世界23%的GDP，三倍于人口占比，但是我们却消耗着世界50%以上的社会开支，我们怎么竞争啊！三个不成比例的数据，表达得很清楚吧，假如社会成本过高，是GDP的两倍以上，怎么解决竞争力的问题？注意，社会成本是上得去下不来。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上网搜我有关于上得去下不来的故事。今天要讲谁的故事呢？讲的是奥巴马和金正日，现在叫金正恩了，当年我提出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金正日，所以我还是重复原来的故事，叫“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讲的什么呢？他们俩都上去了，都没下来。所以我说，不管意识形态，不管政治体制，两个人都有同样的矛盾——上得去下不来。
奥巴马的故事好解释，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他之前的里根当总统的时候就把产业资本移出了，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他想做改变，说we can make a change。要改变到哪，改变到产业经济上，或称回退到产业经济上，可能吗？我们国内的很多人都说可能，可我说，对不起，不大可能，“上去了就下不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跟国外很多大的投行在做接触，让其中比较跟我熟的人给我写个东西，就写写你们投行中的从业人员，认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消费是什么，写完了我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了：金融中的从业人员绝对不会像社会一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比如你不买什么兰博基尼，就不是他们中间的什么，你不用什么就不是什么……总之，这个群体的消费一定是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这个群体所追求的也是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的收入。那，这个群体是靠什么呢？当然是靠金融投机！那么，这和实体产业有关吗？既然无关，能用这种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去为实体产业服务吗？没门。所以，美国经济结构自从高度化以来，“上去就下不来”。
为什么金正日也是“上去就下不来”呢？当然现在是金正恩了，因为他们超前实现了现代化。你们听着很痛苦诶。朝鲜超前实现了城市化，70%的人进城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朝鲜超前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都机械化了，不用人了。已经两代人不是农民，就会当拖拉机手了。在前苏联没解体之前，金日成时代朝鲜欢歌笑语，给西伯利亚地区输送点苹果土豆啊，这个那个的农产品，西伯利亚就给他石油和拖拉机，因为西伯利亚不适合农耕，所以两方工农产品一交换，不找账，都过得挺好。得，苏联一解体，私有化+市场化，没人再给朝鲜石油了，也没人给拖拉机，原来给的拖拉机没油，也趴窝了，地就不能耕了，30%农民没有机械能养活70%城里人吗，不能，怎么办呢，只能动员所有城里人下乡，一人发一把镢头刨地去，没机械了，到秋天的时候，一人一把镰刀割稻去，这就弄得大批逃北者，你们以为进城的人还愿意下乡务农吗？让你们现在这些孩子一人一把镢头刨地去，你们不反才怪！一定会说没自由民主，没有人权！诚然，这就是朝鲜的现状，并不是说谁比谁坏，谁比谁专制，而是因为超前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却没有维持的条件，自己没石油，西方一封锁，麻烦大了。现在应对危机的办法，只好就是所有这些在城里载歌载舞跳惯了的人都给我下乡干活去。大家都批专制，你不专制试试？！
所以，这个“上去就下不来”是一个道理。
前两天电视上播一则欧洲新闻，我一看就笑了，跟我在西班牙旅行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那个店主说我不愿意那么早开门，我就应该11点上班，1点钟就该吃饭，下午那么热不想来，就该5点钟上班，这跟我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你们知道西班牙人习惯了11点钟上班，早晨是不起床的，因为晚上要有夜生活，那就11点钟上班，1点钟下班吃饭休息，下午5点钟上班，9点钟下班，完了去喝啤酒，去酒吧，去夜生活……这是人家的生活习惯，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任何一个政客上台，敢说你给我改，得像德国人一样6点钟起床上班吗！诚然，德国人很愤怒啊，我们勤勤苦苦干活，养活你们这帮南方懒汉，但你到这些国家去当一回政治家试试，谁敢说改8点钟上班，他们不把你选下来才算见鬼。
既然没有竞争力，怎么办呢，只好政府负债。我们说美国人可以这么干，这么高的社会成本，美国人可以对全球发债，所以美国国会批准债务上限不断向上提，是因为它也没有还债的能力，只好不断发债。而到欧洲人这里，欧洲人只能说我敢印钞，因为欧元区有一个中央银行，但欧盟不敢发债，为啥呢？因为各国政府都在发债，已经是二十七个欧盟国，都在发债，凭什么让欧洲央行拿我印出来的货币去买你发债的单。所以欧盟对债务扩张犹犹豫豫，但在美国却顺顺当当，因为美国是一个国家，再加上它可以把自己印出来的货币向全世界转嫁通胀，欧盟向谁转嫁啊？
但你们要看亚洲人的聪明，安倍经济学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安倍短期内能得到日本70%以上国民的拥护，安倍经济学大行其道并且初见成效，什么道理啊？需知，他很聪明，尽管这人不好，但他的办法很聪明。请看，安倍大规模印钞跟美国一样，美欧日都是量化宽松，都是大规模印钞，都不负责任地向全球转嫁通胀。但安倍的转嫁方式更绝，印钞了以后不是买国债，是买日本央行的银行债，这一买，就买出高价格来了，然后拿着日本银行的债券去给日本投资国。例如，日本在越南投资、缅甸投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投资，日本就给这些投资国谈判，把日本银行的有价证券做抵押，定向增发货币给日本在这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听懂了吗？空手套白狼，日本在某国这投资了一个汽车工厂，要扩产占领市场，哪来钱呢？用你本国货币。那你的本国货币为什么增发呢？我让你增发的。我拿什么让你增发的呢？我把我的银行债给你的央行做抵押了，你增发了定量的货币给了我投资的企业，意味着你的央行帮助我的企业在你的国家攻城略地，占有你的市场。这够聪明吧？于是乎，安倍经济学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使日本在海外投资变成全球第一。日本人为什么高比例地拥护安倍？他的财经高官要比我们强多了，所以他得到这么大的拥护，于是他抓紧推动军队正常化。虽然他要变成一个真正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主权中的最为核心的主权是军事主权。现在，在日本地区美国的实力仍然大于日本，在韩国地区美国的实力大于韩国，因此，这两个国家都并不属于主权独立的国家。对此，日本现在抓紧军事正常化，这对日本是历史上难得的机会。
因此，安倍得到日本国民很大的拥护，乃是他抓准了历史机遇，趁着中美之间斗争越来越尖锐，这一把赌，如果赌赢了，日本回归正常国家，赌不赢，日本人继续当没有主权的国家，日本人的命运并不那么好，因为美国大哥即使在韩战和越战期间也没有给日本恢复国家主权，也没有给他恢复国家军队的能力，他现在正在向前试探。
所以，东海冲突对日本意味着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我们则意味着害大于利。怎么运作，怎么做好，把握这个很难。
（二）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
1. 无限责任政府与均田免赋。
总之，我们得说，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政治制度，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的好和坏，不是我价值观上是不是愿意要它，而是它的巨大成本你是不是打算支付。
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实际差别很大。请注意，原住民为主的东方国家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国家史，正如你们知道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保留了原住民文明的国家，长达几千年漫长的国家政治文明之中，它形成的政府在内涵上完全不同于“国龄”过短的西方政府。你们知道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大部分国龄也就是个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例如，美国现在算三百年历史，立国史三百年，作为完整意义的政治国家不到三百年，德国1832年才结束三百个小邦国林立的封建制、完成统一大业，意大利1847年建国，此前也只是个地理概念。这两个欧洲的主导国家不外乎就是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的国家历史。
这些国家都算作有限责任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可以停摆，大家不干了，因为它是有限责任，拿到钱我就开门，拿不到钱我就关门。因此，底特律可以连警察都歇了，满大街社会犯罪，它不管了。在中国呢，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有过严重的财政亏损时期，甚至长达十年，经常发不出工资，不还得照样“五加二白加黑”嘛，敢歇吗？财政这里不发工资了，难道学校就不上班了，医生就不上班了，政府干部也不上班了？不行，照样得干。所以，中国的政府叫做无限责任政府，知道吗？如果你们想搞政治改革，先得搞搞清楚中国的政府性质和美国的政府性质，或者中国与西方政府基本性质相比到底差别是什么，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对应的，经济中的主要主体是有限责任公司，对应的上层建筑叫有限责任政府。
我们现在经济基础领域把大量的公司改成有限责任公司了，但我们对应的上层建筑还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
我们先把双方的政治体制的本质说清楚，第一，对方的政治体制成本过高，我们支付不起，第二，对方的政治体制叫做有限责任政府，我们很难把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史上形成的无限责任改成有限责任，要想改，也可以，大家得慢慢讨论，看看怎么改才好。什么样的政府说我不对全民承担责任了，我就有多少钱干多少活，这样改大家愿意不愿意。如果这样大家都说很好，咱们就改。
由于大多数教科书都不会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今天把概念讲的稍微多了点，希望各位理解。因此今天根本不是中国人如何威胁西方，如果看西方当代的这个后冷战意识形态，它讲的全是你如何威胁，其实中国根本没有威胁西方的能力，所以西方的各种各样的话语，停留在冷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其所派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至今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点是我们这一辈，你们下一辈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的历史任务，当然你也可以跟着走，跟着主流走，吃得香喝得辣，这也不是坏事，得到很多分配，但如果你真想做一个人，做一个思想者，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你恐怕就得有点挑战精神，才能够有所建树。对不起噢，说得重了点。
不是我们不想追随西方文明，麻烦在于，我们没有再搞殖民化的可能。
对于东西方两大历史进程中构建的解释逻辑，我试着在做解构，发现至少在五百年前，出现了一个世界大变局，那就是因为中国长期向西方出口导致西方的赤字危机、白银战争，及其对西方走向殖民化的压力。
当然，你们现在通过教科书得到的印象都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所以落后挨打。但，这八个字是人家打完了以后给你留下的，人家建立了某所大学，把这八个字留下，变成了你的意识形态。近代几乎所有的研究就都围绕着这八个字，大家都在解释说我为什么挨打呢？是因为闭关锁国了。那不是扯的嘛！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贸易盈余的国家，而且是世界最大贸易盈余国。1840年被打之前，中国的GDP占全球28%，比现在高多了，当时的人口是全球的17%～19%，但GDP大大高于人口占比。而当时中国出口得到的白银储备有多少呢？我们当时是把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曾经占有全球60%的白银，就跟二战之后美国占有全球60%的黄金几乎是一样的。别以为GDP上去就站住了，不对，挨打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贸易盈余太大，恰恰是因为出口太多。
为啥出口多了呢？中国自宋代以来，西域陆上贸易中断，海上贸易开通，开始通过阿拉伯世界向西方转运中国烧出来的土，中国把瓷器运到阿拉伯世界再中转到欧洲，所以西方叫china，中国人拿点煤，拿点柴火，把中国的土烧成各种形状就送出去了，靠海船大规模向外出口，带出了阿拉伯世界对南欧的浸淫。世界地缘格局由此发生了改变，那中国大量回流的主要是白银，导致从明朝开始，中国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形成白银币制。
因为中国长期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太大，而西方那时候也没什么可以贸易的，于是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打了两次鸦片战争，到了到1870年前后，用鸦片贸易的方式才使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而就在1870年前后，贸易逆差发生的同时，是中国的上层建筑鸦片化，官员、军队、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都抽鸦片。当鸦片变成一种时髦的时候，就导致中国的整个上层建筑鸦片化，其中的核心是军队的鸦片化，于是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了，一次一次的挨打，最后打的结果是全部财政38年都还不完人家一场战争的赔款，那就是1900年的庚子赔款。进入20世纪，下层社会也走向鸦片化。士绅地主、商人交际也抽鸦片，城市帮会和农村土匪也随之被鸦片化了……
简单说，最初就是对西方的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的，而不是什么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人家要的就是改变西方贸易逆差。
在殖民化时期，我们没有打出去，而是被打了，所以到工业化时期，在产业文明时代，你想学习西方按产业文明时代的路走，却走不成，因为中国人太多。举个例子，非得要姚明盖一小孩的婴儿被，那可不是顾头不顾脚嘛！人口太多，不能对外搞殖民化大量输出人口，就学不了西方。
我们一百年来的知识分子都想学西方，全盘西化最好，20世纪50年代的全盘苏化，也是全盘西化，别以为有什么差别，左派右派都一样。所以在2011年，辛亥百年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有个演讲，叫“告别百年激进”，讲的就是知识分子一百年的激进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稳一点？
既然走不得西方的路，那我们实际上是在走什么路？
中国恰恰是走不了西方的路，才在近代以来，出现了一次本土化的重大的制度改变，那是历朝历代都有做的事情，叫做“耕者有其田”，被我们叫做“土地革命”。20世纪上半叶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最终形成了土地平均分配，是几千年以来农民的基本诉求，所以，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都得给农民做4个字的事——“均田免赋”，其实分开是两件事，均了田，还得免赋，任何一个均田免赋的朝代都能维持两百年朝代周期，我国1949年给农民均了田，2006年才给农民免了赋，现在尚处在稳定期，虽然免赋晚于均田半个世纪，但毕竟实现了均田免赋，跟历朝历代并无二致。
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了防止在亚洲——受长期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圈——都发生均田免赋的政治革命，于是它率先去把军事占领下的日本重新分了地，美国大兵占领了日本，强迫土地主把地献出来。朝鲜是1945年，二战一结束金日成领导下先把地分了，朝鲜是当时朝鲜半岛上富裕地区，因为工商业集中在朝鲜，地一分，工商业主纷纷以为其财富受到威胁，于是地主和工商业者为主大约27万人逃往韩国，加强了韩国政府反对土地革命的力量。就像50年代中国把藏区周边云南、甘肃、青海全都搞土地改革了，这一带的头人、奴隶主纷纷逃往拉萨，二者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韩国坚决反对分地！韩国的农民说，北方的哥们分了地，凭什么我们就不分，于是韩国大量发生了革命，农民革命甚至已经打到了汉城郊区，要求朝鲜救急，朝鲜就这么爆发了战争。但它被西方定义为是朝鲜的侵略，绝口不提韩国的土地革命。
根据冷战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台湾被说成是和平土改、科学土改、合法土改，可你们想想，当时台湾人口多少？600万不到。从大陆去了多少？大约150万，相当于增加了四分之一，怎么养活？其中有80万国民党士兵都是外省人，一人手里一把刺刀，台湾有多少土地主？哪个敢对抗！你们今天把它叫做和平土改，没有国民党士兵的80万刺刀，怎么能土改？今天的社会科学界如此的荒唐，基本背景不看，非得说那是在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帮助下实现了一次和平土改，是不错，但没有暴力背景，能和平吗？
横看东亚这片，中国大陆先土地革命，同期引起了重大影响，整个东亚片无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何种制度，都全面实行了均田制，因此进入东亚稳态社会。什么意思呢？诚然，都有下层社会，但下层都有财产。
因此看日本今天，尽管农民人口剩下580万，尽管高度工业化城市化，但日本农村仍然是平均的小农户，户均农地规模现在也不过是两公顷。到现在为止，不论它换什么党执政，都不敢像本国的某些重臣一样，坚定地主张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过去，日本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但做出这样改变的人都下台了，后来虽然延续了这项政策，但外部工商业资本进不去，因为农村中几乎全部是综合农协垄断控制，任何工商业资本进来打不动，因此，日本农民通过自己的综合农协得到60%以上二三产业的收入，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居民收入。这是日本的政策，长期稳定。
总之，整个东亚社会都是平均分地的，因此，本国也只是平均分地的东亚之一。
2. 双稳态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
当代中国形成的两个稳态结构，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在经济上，从土改开始，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属于下层阶级占人口的60%。中国小有产者群体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来定义的话，也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
最近的几十年从小资基础上，长出来一块叫中产阶级，或者叫中资群体占人口的30%，上边是大资，主要是国资，国有资本总量占比最大，但占有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支配权力的人很少，大概是中国人口10%以下的群体在掌控着国资。但，因为国资高度政治化，因此它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富裕阶级。
我们看中国社会结构，小资、中资、大资，这是个金字塔稳态结构，稳在哪？稳在没有赤贫。不信你到印度去看看，30%的农民无地，无地就是赤贫，再加上种姓制度、部族制度，它当然不稳。因此，印度农村三分之二的邦有农民武装游击队，被叫做毛派，弄得中国好不尴尬，老解释说，这个毛派跟毛泽东没关系。不过，人家印度毛派就说，毛泽东就是搞土地革命的，我们现在也搞土地革命，所以自己叫印度共产党毛派。
同理，尼泊尔也是没搞土改的国家，也是共产党毛派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一度打赢了啊！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搞武装斗争的，10年之后，出动一个师的部队包围首都，国王下台，让出政权。
我跑了四十多个国家，到处去做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还了解点真相，比如说印度的毛派游击队怎么搞武装斗争，在游击队斗争地区我至少跑了五个村，大量接触了当地老百姓。我对带我去的印度的进步知识分子说，能不能介绍给我印度游击队的头，我跟他们聊聊，可是转了一圈回到新德里，我说唯一的遗憾是这次我要见游击队的头你没让我见，他说你已经见到了啊，我说是吗？就不再多说了。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包围首都迫使国王下台形成所谓新的政权，叫做新世纪的“民主贝贝”，它形成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三次调查。此外，对印度做研究，我们到现在为止组织了十几次调查，我本人去过七次。
我们大量做发展中国家调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远比一般高校教师能给学生的知识要真实得多。
因为中国没有赤贫阶级，其社会才仍然是稳态结构。大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是有人想剥夺小有产者，那就是说夺农民的地，拆村并镇，抢占农民的土地，逼得农民哇哇叫，于是群体事件就发生了。
3. 承担无限责任的表现：三大差别再平衡。
接下来，我再讲中国出现三大差别的情况下，因为中央政府仍然承担“无限责任”，所以出手做了再平衡的战略调整。
如何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因为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外需下降，1998年中国发生了生产过剩，因此开始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这有很重要的三大差别再平衡作用。是因为在这个高增长阶段上，按邓小平所讲的，要允许先富，但是发展起来一定要减少贫富差别，否则的话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所以后接班的领导人必须得把三大差别做再平衡。
1998年开始发生的生产过剩，工业生产能力闲置的时候，中央政府立刻出台了区域再平衡的战略，第一个大战略是西部大开发，投资3万6千亿，国债占三分之二；第二个大战略，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接近3万亿，70%以上国债；第三大战略，叫中部崛起，又是接近3万亿投资。为了用国债投资来取得区域再平衡的战略的成功，投了多少？9万多亿，相当于1万2千亿美元。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投在了区域再平衡上。
接着看，当2008—2009年西方危机爆发以后，西部地区GDP增长一片飘红，东部地区则属蓝灯区。这说明区域再平衡的战略基本取得成功。中国三大差别中的第一大差别，区域差别，也就是沿海和内地的差别，经过中央政府十年期间的三大国债投资战略，已经基本完成了。
实现区域再平衡之后，接着是缓解城乡差别。
我们知道，中央在2001年接受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确定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于2002年开始强调，随之在2003年提出要加强三农投入，接着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现在8年，2005到2013年，这8年期间投入7万亿。第一块，基本上使得农村中所有的社会开支得到低水平全覆盖。什么叫低水平呢？农村中的低保开支很低，但是做到全覆盖，叫做“应保尽保”。农村中所有孩子上学免费，也做到了。医疗报销，尽管报得低，但毕竟有地方报医疗费了，所以这个社会保护伞（social umbrella）给农民覆盖上了。第二块，农村“五通建设”，给农村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宽带。五通是开发区的水平，我们向农村做五通，做到接近99%，现在没有通电的农户占百分之一点几，当然中国农户太多，两亿农户，就算留下百分之一点几，也是相当大的一数，但是在基本建设上，国家7万亿投资下去覆盖了农村基本建设，覆盖了农民社会开支，这就是城乡再平衡。
因此很多农民现在不愿意要城市户口了。
过去，我们老以为户口是个问题，现在“非转农”最困难。你们谁家是农村的？已经上学出来了，再想把户口转回农村，难上加难，农转非容易，非转农难。
为啥呢？农村是只要有一份户口，就可以无偿占有一份资源型资产，占有什么资产呢？宅基地和承包田，这是无偿的，凭的是你的农村户口的身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值钱了。如果是城里人，弄一个城市身份，还值钱吗？就算在城里买了一处房子，买到的是什么权啊，那是产权吗？很多知识分子跟我争论农村应该土地私有化。我说对不起，你先看在城里交易的是什么，城里人有土地证吗？搞搞清楚，土地使用权证在开发商手里，你买的房屋产权只不过是钢筋水泥的产权证明，有一寸土地吗？城市土地所有权归政府，土地使用权归开发商，你花大钱买的是一堆钢筋水泥！因此，农民的产权才是实打实的。农村人的那块宅基地可是世代继承的，哪怕你进城了，将来拆迁的时候，还能分你一套房子呢！当然也是把你占有的地权换成钢筋水泥产权，一般人都不愿意要，所以现在农民反对拆迁，他要实打实的脚下有块地，不愿意被变成钢筋水泥，这就是现在的政府跟农民的矛盾冲突。
好了这一部分我们得说清楚，国家投入于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相当于搞了三大差别的两个再平衡，上届政府把区域和城乡两个差别都平衡了。那接着该干嘛了？
本届政府就该平衡贫富差别了，这是历史责任，也是中国这种无限责任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平衡三大差别是这种无限责任政府的投资目标。世界上我们才敢承诺。其他国家哪一国做得到？换一个试试。
拿最发达国家举例，难道美国不得温饱人数不是在上升吗？若按占总人口比例，几乎超过20%了。中国占比多少，现在据说重新计算了以后占比是7%。
且不说哪个制度好哪个坏，只说作为一个国家体制，中国政府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必须把它原来造成的三大差别再改成平衡，这就使现在中国的投资有地方可去。那，也因为这三大平衡的战略投入，短期看都不挣钱。例如西部开发投基本建设，往农村投修路，短期能收回吗？给农民修路，能同时修一个卡子收钱吗？不让农民一扁担打出去！怎么可能收到钱呢？所以，农村基建这个需求应该谁来投呢？只能国家投。谁来干呢？只能国企干，就算给私人老板，他愿意干吗？再说电力，大家对电力很不满意，很少人说往农村送电，中间的电力损耗多少，那既然是市场经济，那如果加上损耗农民应该交的电费两三倍于市民，因为市民用电多对应的线损很少，农村用电少对应的线损就多。但是，国家强制规定城乡同价，农村不许多收一分钱，电网公司亏着也得往农村送电！
这个做法的好处在哪？各位，在国家利益。
什么叫做国家利益？举个例子，为什么我强调新农村建设是这次执政党的主动调控？因这种主动投资，不仅是农村实现了五通，而且当五通实现的时候，恰恰是国家遭遇到全球经济危机打击的时候，对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抗危机作用。我在国外争论的时候拿出这个故事会让所有人哑口无言：2009年全球大危机爆发，全世界的GDP都下滑，中国走了V型反弹：第一个季度GDP下滑，第二个季度GDP就上去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把补贴外国消费者的出口退税13%，转为补贴农民户口的消费者。只要是农民户口，去买那些出口不了的家用电器、汽车等，国家给13%补贴，而且宣布说，这政策只到2010年12月31号。于是，一年之内，农民的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104台。你们笑啥？其实，中国政府出台的这个危机应对政策高度有效，一下就把出口转成内需了！出口不了，那我们还能干什么？正是因为中国已经从2005年开始向农村投了4年，这4年里头已经投了3万4千亿，基本建设已经进村了，所以农民买彩电能够看得上，因为宽带已经修在村里了。同理，农民买汽车，能开进村去了，因为路也修到村里了。农民买洗衣机有水了，因为自来水修进村去了。所以，国家投资在农村修路、修水、修电，宽带电话全进村去了，出口卖不动的消费品就卖到农村去了。这一下，只在第一个季度因海外订单撕毁GDP就下滑，第二个季度因制定了对农民的补贴政策，GDP一下就又上去了，中国两个季度之内就走出“V”形反弹！同时期，别的国家尚在危机造成的萧条之中。
而且，2009年第一个季度因出口不畅，6万多家企业倒闭，都发生在沿海，并且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处于典型的危机爆发状态，按说应该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我拿这个问题问西方人，你们如果遭遇2500万人失业，那会怎么样？西方人回答，那我们国家就没了，没谁受得了2500万人失业。有一次在联合国开会我发言说，我们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失业是1960年，大约7000万人，那是我们上山下乡开始的时代。需知，因7000万人在城里失业，所以向农村转了上千万知识青年，算是到农村去就食吧？所以说，“三农”承载了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的代价。
到第二次经济危机于1966年爆发时，轮到我们这批知识青年了。我是1968年上山下乡的，不仅我下乡，我们全家六口人全下去了。我父亲是人民大学的，那时候认为人民大学不创造生产力，因为它是文科院校，只有理工科院校才创造生产力，就还得留着，纯文科的院校解散，老师下乡，我父亲下放在江西干校喂牛，我母亲在北京郊区种水稻，我在山西当农民，我一个姐姐也在山西当农民，另外一个姐姐在湖北当农民，弟弟在内蒙古兵团，一家六口人分6个地方，全下乡了。所以我说：大危机条件下，是乡村救了我们，虽说没工资，但是有饭吃。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些东西写得很“伤痕文学”，然后就说“伤不起”，说我们这代人“很悲催”等。是的，我们这代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了垫脚石，能够从困境中再爬起来的人很少，如果不艰苦奋斗，或者说不每天奋斗，当然爬不起来，所以我干到60多岁到现在为止，连一个春节都没过，为什么？就是我永远比别人晚，要在比别人晚的情况下干得超过别人，不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上那肯定是不行的。当然我们6口人都回来了，兄弟姐妹也都上了大学，等于又回到了中产阶级队伍之中，但这过程是复杂的。
总之，怪不得国家，是因为任何国家都会遭遇危机。中国遭遇危机的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城市劳动力送到农村去，那城市就发生动乱。不信你们看现在的欧洲，深陷危机也改不了，因为没农村可去了，所以失业人群就在城市聚集街头，挖出石块来砸警察，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仅解决不了，还变成极端化的政治势力。例如，有一部分人走向极端右翼，一部分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一部分走向社会主义，一部分走向保守主义……
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超越主流的独立思考能力。我是个过来人，经历了不同的教育体制，我下乡插队之前原来是人大附小、人大附中的学生，因为我家是人民大学的嘛，就有这条件。人大附小、人大附中至今都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我们接受的算是精英教育，因为，人大附中的学生当年就是95%以上是干部子女、知识分子子女，现在还是，仍然是精英学校。那不能说原来的那套，前苏联照搬来的教育完全无效，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完全无效，我们经历过两个教育时代的人，原来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各有利弊。以前的教育，我父亲当老师的一代人之中，要说俄文，念俄文教科书，能用俄文教课，就是权威！到我这一代，能用英文教课，就是权威。然而，我们进步了吗？我们知识分子难道就这样荒唐下去，难道不得自己反思吗？
我们的社会叫做“双稳态结构”，如果稍微往前多激进半步就可能自毁，所以我严禁我的学生参加派性争论，因为派性争论是最没学问的表现。孬好有点学问，早就跳出去了。要认真做点调查研究，特别是做点国际比较分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复兴乡村，建设生态文明
1. 城市化带来的污染。
下边这一部分是说，现在的产业资本时代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越是城市化，人们对化石能源和矿物能源的消费越增加，尽管我们国家煤炭的占比低于70%了，原来在70%以上，但现在煤炭的总量消费曲线是陡然向上走的，因为中国正在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一定是使用大量化石能源的，而煤炭是大量制造二氧化硫、PM2.5的，一定造成严重的大规模污染。
因为气候变暖，那就形成暖湿气流向北推，带着所有沿途的“城市带”形成的产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向北推到了淮河以北，就全是大平原了，再加上这一带平原地区的污染，推到京津唐上空的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山脉和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正好呈一个L形挡住了污染再过不去了，就停在京津唐上空，这样，京津唐地区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带。这个污染带只能靠西北风了。但麻烦在于，由于气候变暖，北方的冷气流下不来、或者下来少了、弱了，就导致我们京津唐地区现在污染特别严重。于是，我最近跟外地院校签了几个约，自己叫逃离北京。幸亏我现在知识还值钱，所以抓紧跟外地院校签约，我现在当了三个学院的院长了。各位，还想去北上广吗？那都是高度污染地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给定的标准，全球17个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属于可吸入颗粒物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状况。各位，上海这地方也属于千万以上污染较重的大城市。
2. 投资拉动增长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在21世纪这个关口上，做了重大战略性的调整：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调整，而没有按照主流给的方向激进地走向金融化和全球化。当然就导致了中国尽管遭遇生产过剩“危”，却转化成了三大平衡的“机”。因此我们维持了十几年的投资拉动增长。
这就客观上把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划分成三段：80年代叫内需拉动，老一点的人都应该记得，80年代买什么都紧张，物价不断上涨，是因为内需扩张太快，所以，80年代叫内需拉动增长。90年代，中国内需再也上不去了，于是转而依靠外需。但是，外需拉动经济却遭遇到1997东亚危机，中央启动国债政策进入投资拉动。这样，投资拉动成为新世纪经济增长的主因。
所以说80年代内需拉动，90年代外需拉动，新世纪以来投资拉动。
不过，投资拉动是个单行道，上去了就下不来，是否能够延续得了不在于谁的主观因素。那，取决于什么呢？我看，对不起，得感谢一下秦始皇老爷爷。他老人家2200多年前把中国给统一了，虽然秦“二世而亡”，但以后还是“汉承秦制”，中国长期是个超大型大陆国家而有广大纵深。你们也都知道凯恩斯的挖坑填坑理论，中国人不必要搞挖坑填坑，只需利用内陆纵深广大，就可以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所以现在中国除了完成区域再平衡，城乡再平衡等国家战略之外，还可以再提出一个城镇化，用城镇化战略去给县以下的三万个城镇做基本建设投资。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沿海“去工业化”，产业开始衰败。流动打工的那些农村人长了点见识，挣了点钱，正好变成城镇化战略需要的中小企业的创业主体。也因此，中国下一步能否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增长，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还有投资空间。所以我才说各位应该感谢一下秦始皇老爷爷，如果没有他老人家帮我们买完成超大型大陆的国家大一统局面，我们没有内陆纵深，投资拉动就会中断，只要一中断，以前所形成的全部债务就会暴露，那就是金融危机。此前，会先导致所有的财富泡沫化，接着是财富泡沫破裂。那，如果放眼全球，这个泡泡破裂的危机就要爆发在中国了！不过，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竞劣机制，谁先爆发危机，那别人就来抄谁的底。
总之，并不是谁的制度比谁好，全球金融化就是一个竞劣机制。
现在中国还有投资拉动增长的机会，国家的战略性投资，当前主要是城镇化，从整体上考虑，应该纳入三农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社会化的生态文明，就在于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而这一点呢，恰恰和你们这个专业，和文化研究高度相关。因为，我把城镇化当做一次去城市化的经验过程。
应该知道基本概念的差别，城镇化并不是城市化。
在西方，城镇化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去城市化”，历经三十年之后，现在西方生态化的主流叫做“转型城镇”，英文叫做transition towns，什么意思呢？社会群体计算food print（食物足迹）以及生态足迹（eco-print），据此形成本地化的食物短链方式。如果一个地方的食物足迹和生态足迹太长，那就不可持续。因此，西方的转型城镇，是发动市民社会参与，把绿化草皮改成菜园，把市树、那种成批种植的行道树，改成多样化的果园，街道和社区的公园就变成了市民可以就近参与式的搞都市农业的场地，那也就是缩短城镇的食物足迹，减少生态足迹。这样，市民越来越强调食物的localization（本地化）。越多采用本地化的食品，应季的食品，你们就越进步，越表明人类有了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进步。
这就是现在的西方城镇化的新的趋势。
与此同时，西方的城镇化还出现了另外的新趋势。那就是西方社会已经中产阶级化了，你们也都知道欧洲人口70%左右是中产阶级人群。随着社会的中产阶级化，要求的主要是安全，包括生态安全。于是乎，西方现在讲求什么呢？注意其中差别，我们还在产业文明时代，讲的就是要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然而，这个追求已经out了。需知，在中产阶级占主体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强调“三慢”，慢食、慢城、慢生活。吃饭别着急，慢慢聊，慢慢吃，然后，生活节奏大家也要慢一点，意大利有叫慢城运动的国际组织。中国近年来也有慢城了，江苏南京的高淳县有一个乡镇，在意大利申报了中国第一个慢城，以这个慢城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化旅游，变成了一个乡土文化的体验，等等。其中就有了相当多的乡土文化复兴的理念，那里也搞了农民生活博物馆、农具博物馆，等等。总之呢，是希望用慢城概念来变成一个农业的体验文化。近年来类似的事情在全国比比皆是，强调生态足迹的城镇化已经开始形成趋势了。
乡村文明的复兴和生态文明的复兴，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消费需求，我把它叫做“四洗”消费。农村中，如果你不搞大规模产业化，不搞化肥化，而是坚持去农药，去除草剂，不用化学化的方式搞农业，就等于让农业发生了生态的修复功能，这时候城市里的人们到农村来，吃农家的有机食品，就是“洗胃”；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称为“洗肺”；喝当地的清泉水，算是“洗血”；享受乡村文化的氛围，可以“洗心”。这样，乡村就有了“四洗”文化吧。
这“四洗”文化是非常体验的，也是非常休闲的。城里人下乡消费是要有文化感觉的，什么文化的感觉呢？你看古人做的那些景观，哪怕溪流中的一块石头，也会刻上洗心，那个溪畔休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难道干活的时候不苦吗？苦的时候毕竟有乐。最后还有一句，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总之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在这种多样性感受之中，人的生态文化就复兴了。最终，当我们讲生态文明的时候，无外乎就是它本来就是自然多样性的农业，城里人的休闲养生与乡土文化结合的时候，会使得人们在参与中有一种农业文明的复兴感觉。
3. 当代乡村建设运动。
我们十多年前就把这些事情明确了以后，就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活动，推行生态农业的多样性，推行市民参与式的农业，发展出了社会化生态农业。
我们在各地做的活动，包括在打工者中间搞服务中心，主要是帮助打工者形成自组织，开展交流活动，不至于每天被生产线困扰着失去人的多元化属性。
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农村试验区，搞了一百多个试点，各村的做法也都是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2003年在河北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提出的纲领叫做“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其中，我们说，文化建设是收效最高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我们在农村也搞生态建筑，建筑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把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理念，那建筑本身就是这种生态理念的文化体验，这种生态建筑是草土墙，不是钢筋水泥的，冬暖夏凉，这个生态建筑非常有讲究，你们可以上网搜，有介绍生态建筑的网页。我们还搞了生态厕所，虽然很简陋，但它是粪尿分离的，不污染环境，所有的排泄物都可以回收变成有机肥，我们在各地搞了不同形式的生态厕所。
我们在城市推进市民参与式农业，市民到农场来租地种菜，形成的是市民和农民共同分担农业风险，并且市民是要先交定金的，交了钱才能开展生产。当然还有很多市民是订菜的户，我们配送，接着还要搞社区中的有机餐饮业。城市郊区发展微生物发酵床养猪法，不脏不臭，能够分解动物的粪便，利于在农村搞体验农业，亲子乐园可以带着孩子们过来接地气。
我们还在农场搞青年培训，大学生们到农场来参加生态农业的劳动，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变成了生态农业的创业者，我们目前在国内有一百多家CSA农场，大部分是我们培养的实习生和志愿者。我们另外做了青年乡村建设网络，下乡支农的学生中有很多是研究生。我自己有一个研究生，本科下乡，硕士下乡，博士还下乡，每次下乡都休学一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
大学生支农和农业生态合作社建设有机结合。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帮那些农民维权组织转化成了乡建组织，变成合作社了。原来大家组织起来为了对抗、维权，但这个社会总会逐渐和谐起来。以前那些事不放下吧，永远是病，如果有条件放下了，就过去了。因为地方政府已经换很多届了，再跟他闹，新领导不对前任负责。所以我们劝说现任的政府领导，要想不闹，就把政府投入给这些合作社，帮助搞基本建设，让他们能够从过去的政治性对抗转变成经济性自主建设。我们已经转化了一批维权组织。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没有原则，但其实很多基层问题都是90年代因经济危机、财政严重亏损而造成的，也怪不得具体是谁。就像刚才讲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了黄金最大储备国，因此发行了全世界最多的货币，也怪不得他，只能怪二战。类似像这些由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一系列复杂矛盾，再去深究谁对谁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正在搞的新的一个项目可能跟各位做文化研究的朋友们有关——“爱故乡”——希望动员一批文化人回到乡土家园的情节之中，质朴的文化感才会恢复起来，我们动员了相当多的音乐人、文人去做采风、下乡跟农民多交流，把乡土文明复兴起来。这些事不少啦，希望大家参与进去，能支持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