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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读“珠三角”的发展规律
既然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应该讨论的，只能是如何应对。
（一）区域整合规律：纵向整合成功率高，平面整合十分困难
事实上，世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结果，是全球区域化（globalization）。
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重视区域经济整合。2006年开始执行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也明确强调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初步形成的三大经济板块都集中在沿海，分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就体现了这个规律。
然而，中国属于超大型的大陆国家，面积和人口都大于二十几个国家的欧洲和十几个国家的东南亚。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称：不能把中国当作一般意义的国家，而应该看作是一个大陆，甚至由此认为中国经验不可取。
是的，凡属按照西方殖民地宗主国的制度来构建本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很难借鉴中国经验。非要借鉴，也不可能成功。
在中国的不同区域整合之中，以很大代价真正完成了“一体化”的，只是珠三角——无论名称是“珠三角经济”，还是“华南经济”，以及“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其实都是一个区域经济的整合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成功意味着产生收益，因为附加值高的产业对附加值低的产业的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会带来增值收益。珠江三角洲如果能切实有效地破除过去行政化的区域概念，改变垄断部门分别控制资源的割据状况，区域整合是有可能成功的。
当然，任何纵向整合的收益，主要是位居上游的地区，而成本却主要是由被整合的地区承担的。
因此，我据此对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分析，身处珠三角的低收益的广东人和高收益的香港人都不愿意接受，因为是大实话。
现在的全球化，被认为是全球的区域化。全球的区域化整合中，迄今为止还算是成功的，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他们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通过产业纵向整合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中的上游国家，或称龙头国家，必须具有较高的产业层次，可以实现对下整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龙头是美国，在欧盟则是德国和法国。
综上所述，就产业资本发展自身的规律而言，纵向整合的成功率比较高，而平面整合则是十分困难的。
北美自由贸易区之所以整合成功，主要是有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加拿大的资源，使得美国可以凭借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的优势对下整合。欧盟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区域整合就很困难，主要是因为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是同构的，只有在苏东解体之后，苏东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才成为原来在平面上难以整合的法德意向东发展的动力，其实质是：东欧国家政治崩溃之后的资源和资产，成为西欧过剩产业资本进行纵向区域整合的原料。同理，东北亚地区也很难进行区域整合，因为中、日、韩的产业也基本上是同构的。
（二）珠三角产业资本积累既得益于也失之于香港制造业转移
到目前为止，珠三角80%的外资来源于香港，相应地，香港制造业的80%转移到了珠三角。香港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接受日本制造业转移以后，在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受市场规律的推动，自然会提高地价和劳动力价格，而香港政府本身的政策是严格控制土地批租的数量，从而更加有效抬高了地价。稀缺土地资源被资本化所形成的增值收益随即就近进入了金融资本市场，从而支撑了香港的资本经济。资本经济的发展又导致产业升级，促使香港的一般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了珠三角。这实际是就近利用了珠三角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客观上等于给香港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增量收益来源，有利于降低香港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这样一种产业转移，一方面给过去“国家工业化时期”得到很少投资的珠三角平面转移过去了一个制造业，另一方面也给香港创造了类似美国的第三产业占GDP高达80%的新的产业结构。
当然，这种产业转移也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遗留问题，主要是发展动力不足，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只剩下转口贸易、房地产和金融业。近年来，一方面是上海与香港形成竞争关系，逐渐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香港这三业又是高度相关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缺乏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经济本来就极度不稳，因此，香港急需同珠江三角洲经济进行区域整合。
香港人在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制造业时把服务业留在了香港，亦即现在所说的“前店后厂”，这是特殊的制度变化造成的，也是大国政治游戏的结果。
英国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一方面策动大量香港资本出逃，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开支，给香港经济遗留下很多问题。中国是中央集权制，政府能够短期内动员460亿的中资进入香港，这一方面填补了资本流出的空间、支撑了香港经济，但另一方面，中方金融资本短期、大量地进入香港，客观上也推高了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这也成为迫使香港的中小企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香港80%的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珠江三角洲的南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可实际上这也是大国游戏的结果，等于凭空给广东掉下一个大馅饼。
20世纪80到90年代，广东乡镇以下的行政村叫管理区，属于政府下伸的派驻机构，有非农土地经营权——有权建设乡镇企业开发小区。但管理区这一级却没有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在生产队（改革之后转制为以自然村为产权单位的经济社）手里。于是产生了镇、区和生产队之间在占用土地搞开发区上的交易，有行政权力的单位只有与农村生产队合作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为开发区提供廉价土地，接纳香港转移来的制造业，接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由于这二者之间的土地交易，就形成了以“三区规划”的名义大搞村办工业开发区，于是，也就造成了一个分散的工业化布局。资料显示，东莞仅一个市就有500多个开发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珠三角的调查结果表明，佛山、南海、顺德一带，几乎村村都有开发区。而在一些新兴的、集群化程度比较高、资本化层次比较高的地方，如深圳，开发区数量比较少，产业集中程度很高。
珠江三角洲现在要搞的区域整合所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天上再也不掉大馅饼了。
香港制造业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基本完成了，而由于香港把服务业留下了，所以广东仍然维持着“三来一补”、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陈旧产业结构。
这种加工贸易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规律性问题：当初期吃光了低价的土地收益，接着榨取廉价的外来打工者的剩余价值之后，它自身的产业利润必然是会不断下降的。
不过，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珠三角都还算比较有利，主要是因为国际大资本过剩，国内金融资本也相对过剩。
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金融资本为了避险，就要找到一个地区进行实业性投资，去资本化当地的资源和实物产业，从而获得增值收益，来弥补自身过度投机的不足。所以，欧美的资本纷纷涌入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于是广东所得到的外部资本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了——从过去完全是来自香港的中小产业资本，到新世纪之初逐渐融入了一些国际大资本，珠三角的资本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大资本的进入，客观上主导了产业的区域化布局，这也是经济规律。
中小资本越小就越没有谈判地位，没有谈判地位就无法应付管理部门的吃、拿、卡、要，于是它宁可分散布局——企业分散可以规避政府腐败导致的治理风险。
而大资本就不同。大资本与政府谈判的地位高，应对治理问题的能力强，更容易形成与政府高层的对话条件。海外大资本进来一般都要求按国际惯例办事。所以，国外大资本纷纷集中到那些垄断化程度最高、国内大资本控制程度最高的地方，比如上海、苏南、浙北、东北、北京、西安、重庆。它当然不会往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去。例如中国人公认小企业最集中的浙江，尽管市场化程度最高，但国外大资本与分散的中小企业交易费用太高，所以是进不去的。同理，珠三角那些已经被香港来的小资本分散占有，资源已被小资本瓜分的地方，国外大资本也是不会去的。而在资源没有被小企业分散占有的地方，大资本才会去，并在这些地方迅速形成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布局。
可见，不同的产业区域布局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分散与否和它当初的形成条件高度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片面强调让佛山、南海这类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这根本做不到，因为除了传统产业如陶瓷产业之外，佛山的产业是人家香港转移过来的，而转移时就是分散的，现在想调整、提升产业结构，即使可能做到，成本也会很高。但在惠州、东莞就完全能做到，因为在产业转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佛山、南海的这些问题。因此，不能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前提所导致的问题拿到一块来说，也不能机械地用一个发展思路来规划。
如果真想形成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态势，首先得问问自己那个地方有没有提升产业结构的可能?如果只是一般制造业的基地，几乎不可能提升产业结构。
珠三角有些地方还不算是加工贸易，更不是一般贸易，不过是来料加工。因为产业的大部分有收益的链条不在本地，所以这种企业前期吃地产收益，现在吃劳动力剩余价值，而且利润越吃越薄。
以不同的产业资本积累过程为基础，形成的制度也不同。
大多数在广东的产业，无论是过去的电风扇、电冰箱这些传统产业，还是现在新兴的电子产业、IT产业，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微笑曲线的趋势，也就是利润不断摊薄。
深圳大学的一位教授20世纪80年代末说过一段很好的话：广东经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三来一补”的经济结构，这只能给当地留下一点“工缴费”，这点工缴费加上地产收益，让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还算留下了百分之二十几的利润，百分之七十几的收益都流到了别人的腰包，为香港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做了贡献。现在，则普遍下降到了15%以下，有些地方只剩5%左右了。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基层财政开始出现公共负债，据了解，乡村两级公共负债就有9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用什么来提高产业层次、投资R&D，搞技术密集产业?
从现存问题的根上看，珠三角吃的利润主要还是来源于廉价劳动力。
广东许多民间企业家对外来劳动力很残酷，一般只用他们一生劳动效率最高的五年，超过五年就不要了，而且决不给外来打工者提供任何社会保障。在劳工政策上，地方政府坚定地站在资方一边，充当资方的利益保护者和对劳工反抗的镇压者，难道能指望这种主要得益于野蛮原始积累的地方政府提升产业层次?
（三）在二次创业没入正轨的情况下，珠三角的产业提升之路
1.扎进投机经济，二次创业没入正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认为广东珠三角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走下去，再不抓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二次创业，将来的发展就会成问题。
在产业层次上，一般商品制造业之上是设备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之上是金融业，金融业之上是高技术产业。如果广东长期维持这样的“三来一补”，吃的是不断摊薄的利润、得的是工缴费，并由于低价出让土地、倒贴“三通一平”费用，就会造成基层财政的亏损，这时候还不思进取，调整产业结构，整合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调整产业结构，一定要改变“三来一补”，至少应该把“三来一补”转变成一般贸易。哪个产业本身不能提升层次，这个产业就有危机。
广东的珠三角本来应该顺应形势发展金融为主的服务业，把在第一次创业中产生的不良结果，通过向华南地区转移一般制造业的第二次创业来消除。但20世纪90年代上、中期，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8—1989年第一波滞涨形态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并未很好地朝着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方向发展，而是靠与货币增发同步刺激出的房地产、证券、期货这三大投机经济来拉动经济增长。于是，原来凭借价格双轨制搞原始积累、捞了第一桶金的人，又都一股脑儿地钻进了三大投机领域，广东一省当年就有几百亿的投机资金，这使得广东第二次创业有相当大部分没有进入正轨。
到1994年物价指数猛然暴涨到超过24%，也主要归因于地方一股脑儿地搞投机经济，最后逼迫中央政府1995年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三年宏观治理整顿。就在中央政府宣布“软着陆”成功的同时，广东却发生了过度投机所产生的房地产危机，连带发生金融危机，使得中央不得不调集98亿多人民银行资金、连带其他的200多亿资金救广东的金融危机。
对于这一教训，广东地方的同志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总结。因此，客观上还没有形成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的思想理论等政策讨论的环境氛围。
实际上，广东外向型经济这些年当然有很大的进步，主要的还是加工贸易产业不断发展，外来劳动力不断进入。在中国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尤其是中央1998年以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又为广东的产业发展带来了一个新机会。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增长，改善了广东作为一般制造业出口加工区的基础条件，使得广东按照原有增长模式还可以继续增长下去。
但是，是否可能通过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来维持区域内基础产业的平面扩张，可能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2.产业结构提升之路。
珠三角要搞和长三角相似的产业结构吗？
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在全国最完整，但人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形成了。再说，珠三角按上海的路子搞重、化工，必然要假以时日，且有一个高污染的问题。
珠三角提升产业结构的条件：
第一，有大资本进入。
国内这几年存差严重，超过十万亿的大于贷款余额的过剩存款主要集中在国家垄断的大银行，贷不出去还要付存款利息，因而金融改革迫在眉睫。过去强制关闭区域资本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这些20世纪90年代曾经造成重大损失的政策都正在金融相对过剩压力下重新调整。合乎逻辑的调整的思路，当然就应该是形成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中心，整合各地分散的分属不同部门的产权交易所。
而珠三角中小企业密集，现在正好有条件发育地方性中小金融，包括间接金融——中小银行和直接金融——场外交易，在此基础上通过股份制合成资本投资集团，形成地方性的金融资本。这样，资本就规模化地集中了。然后，如果能把香港的创业板与深圳打通，香港汇集全球过剩金融资本的地方就成了广东的融资市场，再以广东的金融创新集中的资本，形成有规模的大金融资本。集聚大金融资本的又一途径是吸引外国机构投资人。珠三角大资本密集了，就会转向追求资本市场的较高收益，自然会逼迫那些效益低、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珠三角的周边挪，这即是华南经济圈的概念演化为现实的机会。指望分散的中小企业像现在这样一点一点往周边挪，成本太高、时间太长。
第二，土地制度创新。
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不得以牺牲农民利益追求发展。征地制度应该有大的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思路，就是把土地作为一个农村和农民拥有的基本要素。一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在合规条件下直接进入市场，所有工商用地一律走市场，其价格也由市场决定；二是国家严格限制公益性的占地，并保证按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广东这次疾足先得，政府已经出台文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同时，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如果国家投资的农村公益建设中鼓励农村土地入股，那么公益事业大部分是有长期收益的。此外，如自来水、电力，污水处理（可以收取企业排污费），车站和码头也可以是长期收取土地占用费等，这样改革的结果，是让农村群众通过集体租金分配到户来长期分享土地变性带来的增值收益。
征地制度改革势必会抬高珠三角一般企业的土地成本，一些污染重、技术低的中小企业将不得不向周边地区转移，企业分散布局、城镇带动作用不强的局面也将会有所改善。
珠三角如果要按传统的思路提升本地区的产业层次，改善产业结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倒不如走跨越式的路子。有了外部大资本密集进入和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个条件，珠三角经济就可能整合到位。
（四）珠三角发展的宏观条件——作为龙头的香港以及亚非陆桥的打通
1.香港是珠三角产业整合的龙头。
要想使成规模的金融资本和适合区域化布局的产业资本在一个地方成为长久的经济支柱，一是看能否有区域化的资本中心，二是看能否形成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金融服务业。
香港的服务业发达，过去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华南地区的资本市场只能在香港，因此，香港依然具有整合大珠三角的比较高的产业层次。
如果广东真从大珠三角的发展考虑，其实应该是广东现在的小珠三角利用CEAP的概念，去积极配合和推进香港带动的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整合，香港仍有整合珠三角的产业优势。珠三角应该把金融中心的地位留给香港，物流特别是第三方物流也主动地让香港来发展，这样来带动珠三角的产业整合，把“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句诗改写为：大珠（大资本）落在珠三角，小珠（小资本）转移落华南。
香港应该利用粤港一体化的形势，向中央寻求粤港一体化的金融整合权。同理，珠三角可以利用人民币不放开的条件，先让利率与美元同样很低的港币对外成为主要结算货币，这就可以帮助珠三角的企业组成投资集团推动粤港一体化的金融业，用坚挺但低利率的港币资本来整合华南经济。
其实，我们既然了解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主要是资本全球化，其核心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帝国主义用过剩的金融资本整合产业经济和资源经济，来谋取资本化收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产业同构的平面整合，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区域内部基本都不成功的教训。相对地，也就理解了只有纵向整合，才可能成功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产业层次不同。
据此可知，一般的所谓区域整合规律无论国内国外都是适用的——占据产业高端的资本力量只有对下做纵向整合，才有可能获取相对高的利润。
2.打通亚非陆桥，拓展南方国家大市场。
近年来，印度提出加入上海的五国合作机制。这使世界上的战略家发起了新的讨论——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欧亚大三角区域整合是否可能？这个讨论很诱人，因为，被称为21世纪的金砖四国（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有三个位于这个区域。
历史上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战略关系中，俄罗斯曾试图用产业资本整合中国和印度，唯独中国、印度之间关系复杂，俄罗斯的整合并不成功。
亚洲北部的两条欧亚大陆桥，沿途是大量的无人区，没有人口规模和市场容量。那么，没有消费，也就没有产业，客观上就没有开展区域整合的前提条件。
最北边的大陆桥当初服务于俄罗斯百年的帝国梦：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因此有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的地缘战略及其政治操控，长期是俄罗斯人的领域。另一个从荷兰鹿特丹到中国连云港的大陆桥两头繁荣，中间途经大面积的干旱荒漠区。除非中国的过剩人口和产业资本大量转移进入西伯利亚或中亚五国，建立与那里的石油经济结合的产业集群，否则这两条欧亚大陆桥作用不大。比如，我国江苏北部具有欧亚大陆桥东端桥头堡地位的连云港，就不大可能对内进行经济整合。因为连云港自身既不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又不具有金融中心的地位。从那里作为起点的有条大铁路，但这条铁路延伸到兰州以西到处是光秃秃的。
但是，假定上面述及的粤港经济一体化整合成功，成为中国华南资本中心和产业中心，那么从香港作为起点的这一极，就有可能向西南整合，那就需要建立第三条大陆桥——“亚非陆桥”，从香港一直连到北非，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其沿途大部分是资本、人口、资源密集区，不仅会带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市场扩大、产业扩张，而且对于这一带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历史机遇。
因此，不妨借印度试图加入上海合作机制的时机，共同协商考虑这一大陆桥的建设准备。如能打通中国与印度之间大约300公里的断头路，将对粤港今后10年至20年的发展是一个无价之宝。那时，才真正能促进珠三角提升产业结构，带来华南地区重化工的发展机遇。
现在中国已经发生全国范围的重化工产业全面过剩，没有这样一个大的计划带来的市场前景，我们近期难以形成提升产业层次的条件，将来也很难维持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