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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态文明与中产阶级下乡
（一）新农村建设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动员
先说三个感谢作为开场白。
首先让我代表会议的主办方，感谢培田村当地的父老乡亲！
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之所以心里头有份感动，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乡土社会中才有如此自觉的保护。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那些画面，是我从小看到的北京城墙被拆毁，看到的北京的牌楼、胡同、四合院，过去的这些代表传统城市文明的建筑被拆毁……当脑海中闪过这些发生在城里的画面的时候，在这儿的村子里我感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由衷地对咱们培田父老乡亲的尊敬和感激。没有农民的淳朴，就没有对乡土中国文化的保护！假如村里也都“拆哪”，将来的后代子孙上哪儿去找祖宗，上哪儿去找我们的历史，上哪儿去记忆我们的文化？到那个时候怎么面对后代子孙告诉他们我们从哪儿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向何处去呢？
所以在这儿呢，首先要感谢的是在座的父老乡亲。
在这个会议之前，刚才在公益食堂开张的会议上，我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致辞，这个致辞讲得非常好。话说我家里也有老父亲88了，他就没有可能像现在这位老先生这样，面对着各界来宾，用自己写好的讲话稿，还能脱稿讲话，还能给大家致个辞。我听老人家的演说呢真是感动。因为心里感动着咱们这儿多少代人的努力，也就在一开始带着大家鞠躬，作为城里已经失去中国文化的人，得对村里那些仍然能够表达乡土文化的人表示感谢。刚才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愿意搞这种仪式，我有点强人所难了，但是我想，也许来的人都有这种感动呢，我们大家应该先谢谢父老乡亲啊。
第二呢，要谢谢在座的各位领导。
特别是刚才参加这个培田村社区大学揭牌仪式，省里边教育厅啊、省人大啊、省农办啊等等这些省里领导，还有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领导，都出席了。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福建省是第一个搞了终身教育立法的。我说感谢领导，也是因为咱们福建省的有关部门，走在全国前头，先把这个终身教育条例颁布出来，让我们在村里办社区大学有法可依。
我们所做的各种社区教育，其实都是帮助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农民——得到终身教育服务。要这么看呢，我们当然得感谢党和政府，感谢领导，感谢这些省里面来的同志。诚然，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很多工作可能会遇到困难。注3由此，我才说第二个感谢就应该感谢他们。当然，也应该包括龙岩市、连城县的各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也是在这个领域中有贡献。
希望大家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处使，把我们农村的文化复兴，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的主要部分，变成中华民族文化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中华民族文化崛起不是我说的。同理，生态文明——就是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中共中央十七大强调的“四个文明一起抓”的重大突破！
大家恐怕得注意，以前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提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时要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同志提的是三个文明，加上了政治文明，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向前进，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生态文明。
如果没有乡土中国道法自然而天生的多样化，何来生态文明多样化的内涵？所以我说，要道法自然，要敬畏祖宗，这本身就是我们乡土中国多样性文化传承中的精髓。无论刚才在村里搞敬老活动，还是现在我们这个研讨会在讲生态文明，在讲乡土文化多样性，都应该感谢各级政府，从省里到市县镇各级、连同感谢村级的书记和村长。昨天晚上见到村里的书记和咱们大学生村官，见到了村里的干部，等一下要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也就是说，没有各级政府的配合，没有各级部门的资助，我们很多事情就很难做。现在呢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坐在一块儿，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把这事做好。
第三还得感谢各界的朋友。
培田村的事业是大家做的，不论是教育界、文化界、媒体、企业界，还是其他各界的朋友你们知道，咱们有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如果没有各界的朋友大家来参与，这件事情恐怕可能有个头，但未必就有尾，做不下去。
在2005年9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战略，到2006年出台一号文件的时候，就把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五大政策之一了。因此，今天大家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我们创办的这个培田社区大学，就属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咱们省里农口同志在座啊，市县各级农口同志都在座，这个对村民开展的本地化教育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有大家的参与就能做得更好，就能五彩缤纷，百花齐放。所以我说，动员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就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件事情上所提出的重大政策。所以，我得感谢社会各界朋友。
先表达这三个谢意。然后再说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是不是表示三个感谢就算致辞了？还有要表示的吗？你们看我老是笑眯眯的，其实我是怕忘事、对不住人……
哦，培田村的这个事做到今天，还得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刚才领着妇女腰鼓队在大夫第门口表演的衡老师。他叫衡生喜，本是个国企职工，中原油田的退休工程师，他不是农民，但是他却走过了十五个省、六十多个村，也是比较早的参与我们乡村建设的一个老志愿者，就是拿着个大茶杯，走到哪儿呢都不收一分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体现了一种红军精神，走到哪儿都是去帮助各地的农村妇女来搞文艺队，搞腰鼓队和盘鼓队。这个帮助妇女通过文化活动组织起来的工作非常重要。
举个例子吧。我最近刚从百色回来——华润是个中国大型企业集团，近年来在百色投资三千万建立了一个希望小镇，请我去做顾问，我就把衡老师请去了，他在那儿也训练了四十多个农村妇女。这些妇女问我说：什么时候衡老师还能再来啊，我们可想他了。为啥？因为他带着我们打腰鼓，把我们变了！是啊，农村妇女的这些话其实说得很朴实，她们想他，那是真想他。为啥说他把她们变了？变成什么了？说过去她们打打麻将，聊聊家常，造点东家长西家短当个长舌妇。现在她们变了，现在她们是晚上九点钟，家务事干完——你们知道两广一带的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九点钟才收拾完家事——干啥呢，集合起来练腰鼓，或是带着咱们盘鼓队打盘鼓，一人一个鼓，前面一个大的，挺重的。像我这个年龄，背一会就背不动了。人家妇女说：不仅我们精神面貌改了，我们身体也好了，过去的毛病没了。还说，不再像过去那样老去打牌说人家闲话了。现在是当地的哪个商店开张啊，有点红白喜事，就把她们给请去了。不仅是我们自己精神面貌改了，我们身体好了，我们还挣钱了。特别感谢这衡老师！注4那，我想今天把这话带给他，看他在没在这儿（现场）。
还有中国农大这个副教授（何慧丽）注5，她其实当年是兰考县常委，八年的副县级干部，从当年在北大读博士就下去职挂职当副县长，现在当常委，她在基层已经工作了八年。
我们的很多事情都靠人的自觉——我刚才说感谢各界朋友，有很多人，你们说他是文化人吗，你们说他是教师吗，但他们的那个教书的课堂，不仅仅是在高校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很大程度是行走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是在民间，是在人民之中。这其实才是人民教育。
特别是像他们这种农业大学和我们这种农业农村发展学院的教师，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来源于祖国的乡野之中，还算是从事中国的农业农村教育吗？得亏还有何慧丽这样的人，还有衡双喜这样的国企老职工，一个退休职工能纵横十五省，带出来六十个村的妇女文艺队，比我们多少文化局、宣传部要干的事都多——当然，这也不归宣传部管。这个老先生干的事呢，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积极的正向的补充。表明中央提出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思路看来是非常有效的，由此，我特别感谢衡老师和何教授。
那在我们培田，能有这么好的文化保存，将来我们工作深入下来，一定会了解很多民间起着重要作用的人。
借此机会，还得表示一下对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感谢，对西部阳光的感谢，对正荣集团的感谢。因为他们都是培田村文化复兴的积极参与者。同样的，在座的还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也都是积极参与者。例如我事先看到了王丽老师的文章，觉得获益良多。是啊，我们得多有些您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时常感觉到“时不我待”，因为我今年60了，眼看着就要退了，老是觉得有一大摊子的事没来得及干，时不我待的感觉就特别强烈。但是每次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特放心，因为，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志愿者在做乡村建设这件事，不用太担心。每当在这种场合，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相当强的场，那是一种人气。在培田村南山书院这种几百年凝聚了人文感的那种地方，如果没有这种人心向善，没有这种崇尚生态文明的理念的这种人文之气，你在这种地方是待不住的，因为这个场和你是互斥的。
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就越来越多地讲风水，其实风水从科学角度来说就人和自然如何才能做到和谐相处。在培田村这样的地方，对面是笔架山，门前是一条小溪，身后的自然环境则是层峦叠嶂、灌木丛生。我们在这种地方，用什么样的人文方式生存才能形成一种山水相融的气场，一种人文场能够与自然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它传承发扬，能够不断走得下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在中华这块土地上得以发扬，可以再怀化八荒走向海外走向世界，我们不仅应该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的一支，而且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不是文化虚无主义，不是逐渐把乡土文化泯灭，这些事情要靠大家做。
刚才说到第三条感谢社会各界的朋友的时候，特殊强调了几位我觉得应该算对乡土文化复兴有贡献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来之前在香港，不仅给学校讲课，还在香港的一个基金会给他们工作人员讲了一次，告诉他们说我要到福建闽西山区有一个五百年客家文化、并且是有很多明清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地方去召开一个生态文明的研讨会，并给村里的社区大学揭牌，那个基金会的总裁立刻就问我说：需不需要我们介入啊？我说当然需要啊。他说好那你先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项目咱们可以结合起来做。
其实，海外的很多华人，对于我们积极保护文明传承，发扬文化传统的这种工作有极大的热情，这也表明我们不孤立。不是说大家大冷天跑到一个村里来冻一冻，然后就好像有点那种下乡光荣的感觉。我们得靠不断地把人心往中华民族文化崛起上引，才能真正活的像个完整意义的人。
这就要用一句老话，“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今天的国际通行概念，则是社会上的中产阶级达到一定比重，就会认同生态文明。我这个说法是中性的。诚然，这也跟中央的一个重要判断有关，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温饱阶段，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什么叫小康？温饱阶段过去了，就意味着衣食足了，仓廪实了。大家也可能知道，当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闹粮荒的时候，中国说我们已经存了粮食年平均产量的近百分之四十。这就是仓廪实，中国有历史上最高的粮食库存。衣食足就得知荣辱，仓廪实更得知礼节。以前我们说，很多人手指缝里都还是黑泥儿，甚至是血丝呢，在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干了很多“低手段获取高收益”的事情，那是以前。哪怕现在只是为了自我漂白，也要知礼节，要知荣辱。
所以，八荣八耻虽然是中央提出的，但你看看咱们培田的这个乡规民约，也是早就写着八荣八耻。如果大家有功夫，满村转着看看对联，大部分对联都是教人荣辱，教人廉耻，教人礼义的。可见，今天讲八荣八耻是对我们几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的归纳，如果各位在这儿找，能找到很多。
我想，将来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经验的国际培训，对中华文明传承的这种培训，搞点游学——应该多找到一些像培田村这种有文明传承的地方，带着国际上的学生学者来看看什么叫中华文明的乡土传承，省的他们不理解，动不动就把我们媒体反映“土豪”的“任性”用西方文明的那些概念去归纳概括，如果老搞文明冲突，就麻烦了。
（二）中国生态文明依存的基础是乡土社会
为了开好这个在村里举办的研讨会，我开始给邱建生他们发邮件的时候就说，不要用后殖民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那些狭窄的学科概念来套我们今天开会要讨论的主题。乡土文明复兴，这是个相对于激进发展主义的文化现象，不是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所谓人文学科认同的那个书斋概念。
我认为，要从大历史讲起，来看怎么才会形成培田古村落、古民居，和这种古村落古民居所保留的中华民族文明传承。
我昨天晚上一来，吴老先生就跟我讲几百年前怎么回事。那是明末，大家得了解明末怎么回事。要说清楚明末培田村是怎么形成的，得知道当年发生战乱，发生社会大危机时期，中原这个被多种不同力量当擦脚垫一样擦来擦去的地方，世家大族待不住了，尽管中原灌溉农业是村落文明传统的发祥地，但是，当发生社会动乱的时候，中原这个一马平川的地方是待不住的。
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兰考县的何常委，她挂职的那个地方属于开封，如果往开封地下钻探，大概有一两百米都是这个城市的古迹，曾经有人想搞一个地下车，打一个大洞，弄一个伸向地下的电梯，让游客能看得见一层一层的文化沉积。中原这一代，中华文明的这种历史遗产非常丰富，但之所以是遗产，就因为被摧毁的次数太多。那谁家的传承被保留下来了呢？就是那些南迁的家族。培田村这儿就是南迁家族中的一支吴姓，因中原战乱，而南迁到山区，也因山区“十里不同风”，才能够得以传承。进来一趟不容易——不像现在高速公路修通了，铁路啊机场啊都有了，咱们连城县都有机场了，来这儿容易。当年可是闽道难于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闽道难，更难于蜀道。所以，天然条件的不足，使中原战乱时期迁入的家族得以保存。
既然天然不足，那家族怎么能成为一种传承呢？不仅仅只是说能种点庄稼，养点鸡养点猪，能吃饭就行，一定得是一种文明的传承，一定得是种维系家族的文化的教化。那就有这种山区的村，竟然能“十户一书院”，人文荟萃。亦即，要耕读传家，才能保得住。
1. 新农村建设和乡土社会对危机的化解。
说到这儿跳跃思维蒙太奇一下，你们注意，目前人们都在谈论，2011年的经济是复苏还是进入“二次探底”？需知，全球正在遭遇大危机，中国人这次要说算是幸免于难。2008年时发生在资本主义核心区华尔街，经济危机发生在核心区，因核心区面向全球转嫁而引发全球危机。全球危机之中，中国幸免于难的原因是什么？——我最近马上要完成一个课题报告，就是告诉大家，中国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央在2005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资，当年是3800亿，5年后的现在是10000亿。头三年，2006年到2008年连续三年大约是两万亿投资下了乡。
2009年初，当经济危机打击沿海经济的时候，仅广东一省就上万家企业倒闭，几百万农民工失业。全国是两千五百万人失业。——美国现在是多少人失业呢？四百万人失业，它就受不了了。我上次去墨西哥，赶上墨西哥首都工人在绝食抗议，为啥呢，有两万多人失业。墨西哥那里开会，我是中国方面的代表，我讲的时候就说，你们街上两万多人失业，就交通阻断了，就绝食斗争了。你们知道中国多少人失业？他们猜着说：20万？我说你再猜，他们说200万？我说你还得再猜也猜不着，中国2500万人失业！啊，全都愣住了。然后我问，如果在墨西哥2500万人失业会怎么样？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没了。那你们听没听说中国有2500万人失业——中国就没了？他们说不可能，没听说。我说因为你们接受西方的媒体，却从来不谈我们中国正面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中国2500万失业的农民回到家乡，百分之七十几能够在家乡就业，这是统计数据。因为已经有两万亿左右的资金投到了“三农”，用于加强农村基本建设，每一万亿农村投资至少带动1500万就业，你们算算账，两万亿投资能带来3000万就业。沿海有2500万失业的，几乎全部被内地的基本建设吸纳。我们最近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在加强国内投入，现在已经差不多向农村地区投入了三万多亿。光今年就得接近一万亿。连续向农村前所未有地大规模投资，带来了农民就近打工就业的机会。连离乡背井的痛苦都不用有了。
借此提醒各位，包括媒体的朋友，要看看中国怎么能在全球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我自岿然不动”，难道不是因为加强了农村建设吗？由于这样的经验，我才说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次全球危机，中国遭到打击但幸免于难，是因为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投了三年，恰是靠农村基本建设吸纳了那些从沿海工业和城市退出来的人。
再举个例子。
1997年发生东亚金融风暴，印度尼西亚因为农村是土地完全私有化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是卖了地进城的。因此，发生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体系垮台，城市企业大规模倒闭，出现上百万打工者失业，其中百分之二十七失业者不能回乡，因为家里没地了，这些滞留在城市的人都变成了印度尼西亚那场大规模动乱的主力。当然，遭殃的主要是华人，店铺被抢，人被杀。一场大灾难。但是有谁看见我们2500万人失业出现大规模的灾难、社会混乱？
当然现在也出了不少事，我们来的一路上大家都在说最近各地各种各样的不同性质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此起彼伏。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摁下葫芦起了瓢，不断出事。处在危机打击之下，让社会完全稳定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人们，包括我们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等大量占有国家经费的政府部门，你们要善于比较，要把世界各国在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出了哪些事，做个比较，才能把我们为什么还算是相对稳定的道理，告诉老百姓。人们才能明白基本事实，我们现在遭受的是全球经济危机打击，造成我们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失业，但是，我们目前却仍然是最稳定的地区，也仍然是经济恢复速度最快的地区。如果官方对我们怎么幸免于难的这些话都不讲，那可不就谣言满天飞吗？政府怎么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呢？不能一天到晚说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是啊，这算是一种正面宣传，但还是要把困难告诉大家，要靠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是几个干部努力就行了。
所以说，今天这种形势——我刚才为什么在说到第三个感谢，感谢社会各界的时候，要加两点，点赞几个人物，什么意思？是在这个危机挑战的时候——中央强调的这个社会参与的广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才好。
这次邱建生张罗会议的时候，我说务必以我是连任两届的福建省政府经济顾问的名义请几位领导来，咱们在这对对话、交交流，希望政府部门理解，我们是为稳定社会、稳定乡村在做贡献。
这方面我想往下再深说一点，请注意，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意义：乡土社会，按照现在教育体系中讲的社会科学，它是一个矛盾产物。
我们如果单提溜出经济学来看农村——各位有很多学过经济学的认同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配置资源并且使它达到最优的手段，那么对不起，市场条件下农村的资源要素就一定是流出的，农村经济的衰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也好、厦门也好，大腕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农村经济衰败不可避免，不要去救，谁救谁是逆经济学规律。嗯，有谁反对这个经济规律呀？反对不了。
但是，如果农村经济衰败，国家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时候，不就是下一个墨西哥吗？受得了受不了？我拿墨西哥说事，是因为墨西哥过去是“拉美一哥”，拉美经济的老大，在拉美国家中的经济实力最强，工业化程度最高，城市化程度最高，进城人口最多，现在，严重衰败；那为什么过去的一哥会衰败呢？是因为尽管你发达，但总不如美国发达吧，于是墨西哥和美国签订北美经济贸易区。随之，墨西哥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接近百分之四十流到美国去了，到美国打工，即使按美国的最低工价，每小时可是六块多美元呀，可你在墨西哥农村干什么能挣六块多一小时呢？挣不成。于是，墨西哥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它所参照的收益是什么呢？是美国每小时六块多钱的工资水平。于是乎墨西哥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在农村也不干活了，出现大面积的弃耕撂荒——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撂荒——使墨西哥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国。过去是粮食出口国呀，是玉米的发祥地呀！结果他连玉米都要从美国进口。
我上次去帮他算了一笔账，我说，打工汇回墨西哥的收益是多少？然后再算他粮食进口数对应的外汇支出——几乎是二者相等，这也就是说，相当于里外白干了，那么多人出去打工，挣了那点钱，正好购买粮食，那还不如好好的把家里那点地种好，省下些买粮食钱。自由市场造成的结果，是墨西哥农业现在变成严重的进口依赖国，这个国家就没有食品安全可言。再加上如果把墨西哥的劳动力价格变成美国这个高价格，就意味着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大幅度的上升，这就麻烦了，再想搞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还搞得起吗？搞不起了，加工贸易型的制造业要靠劳动力的低价格竞争。
2. 以西方社会科学为主导的教育体系具有内生性矛盾。
我们说高校的社会学科的单一学科拿出来都有道理，理论逻辑成立。但如果放在危机条件下来考量，它本身就是一个造成危机的问题。所以美国现在无论怎么都要change，要改变——奥巴马上台的口号就是we can make change，我们能够改变——美国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就是因为这种铁的经济规律，导致他很难再逆转回来。
如果我们把高校现在另外一个重要学科——政治学——也是从美国来的，拿来一用，会发现它和经济学的逻辑是对立的。为啥对立呢？因为当经济学说农村衰败，要素流出是必然规律，不要反对，那么政治学在讲什么呢？“要建立现代政治”。谁都知道现代政治在农村来建立成本极高，且农民支付不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我跑了四十几个国家做调查研究，不是像我们一般的高校学者去，打个“波音的”，住个五星级、开个国际会，就回家了，我是走哪都要搞调查研究的——我去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搞调查研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在农村建立农村治理是成功的。我不敢说失败，因为大家都还在勉力维持，那至少可以说它不成功。为什么呢？成本太高。
为啥政治学与经济学是个对立的逻辑呢？假如农村要素流出导致衰败是个必然的经济规律，那请问，要素流出之后农村还有收益吗？如果没有收益，当你非要建立现代政治的时候，巨大的制度成本难道要让这些没有收益的农村人去支付吗？当然不能，他们支付不起。所以，指望着靠现代政治运作方式——我从那儿征税，建立政府管理，通过财政二次分配来支撑这个现代治理——这套体系不成立。因为资源要素流出，因此农村是一个收益几乎为负的地区，也就支撑不了任何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因此，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在农村发展上其两个逻辑是对立的。
如果我们照搬西方学科指导农村发展——无论是指导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农村政治建设——客观看都是矛盾的。当我们把干部都送到这种高校去培训，学的是这种道理，能解决你在工作中的矛盾吗？解决不了。
因此你们看农村基层的负债问题极为严重——我不知道连城县乡村两级是什么情况，咱们这有市县级各级领导，你们比我了解情况。我刚刚了解的发达地区的情况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说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这级的负债最高规模是四千万，那5年之后现在乡镇级的负债最高规模是几个亿，十倍于税改之前。一个税改取消了乡镇和村级的收费权，就把农村过去根本无力支付治理成本的问题暴露出来。现在县一级——像何慧丽所在的河南兰考，县本级财政能够支撑县开支的多少？（何慧丽回答：五分之一）另外80%要靠上面各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所以要在农村建立现代政治，80%补贴，不可能靠从农村获取的20%，其实从乡级以下获取的工商各税连20%都不到。县里面还有什么糖烟酒公司、百货公司、粮食局，还有点企业，还能收点税，到乡以下，收谁去？
我们如果盲目地、用西方的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叫不叫普世价值，反正都可以——用这些东西强行在中国这个有七八亿人口的农村地区，去建立高成本的现代治理，其结果会是什么？会是乡村基层高负债。连发达地区的乡村级负债都高达几个亿，欠发达地区呢？我说不清楚，没有做调查研究，也许没那么严重。
因此，很多自上而下的红头文件，到县一级就下不去了，如果再到乡镇里面找到乡镇长、书记那里，去跟他们谈谈，怎么跟你干活？下乡总的有辆车吧——车没油；就算有油吧——没零部件，车坏了没钱修；到村里面调研——有一次我到贵州山区去下乡调研，这个地方县干部陪我去的时候说别着急，停个车，先买个烟酒，带点吃的，我问说你怎么还买东西下去呢？他说，到了村里不给村干部送两瓶酒，他就不带你——这是真事。当然，在福建肯定是好得多了，沿海发达省比较富。到了基层，乡村基层干部凭什么给你干事啊？问问我们村里面书记、村长，如果上面来人，除非省长来给面子，也许省长能给点钱，可一般的外来户，比如说我们这些老师下乡调研，你不给村干部带点好处，人家凭什么停下手里的活计陪你到户里面去做访问？如果人家不陪你——我们知道村级干部普通话还灵光一点——你进了户，一般都是方言啊，你听不懂啊。
按我们现在这套现代化治理办法来管制这个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地区，未必就那么好。还得用我们自己的老办法。例如，吴氏家族在培田——请问过去难道是官府拿钱搞的这些书院？十户一书院，有这么多的民间教育，靠谁拿钱？靠村里的百姓啊。对呀。村民可以“点教”，如果谷子给少了，可以收了工以后来书院帮忙做工，而且我们这还有妇女教育，还有各种各样本地化多样化的乡土教育，靠谁呢？靠的是开发民力，有了开发民力就有了通过民间教育实现的启迪民智，于是就教学相长，就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培田这个村保留有这么好的人文资源？无外乎是这样一套内生性的体制呀，它不是靠一个外来强加给你的体制，而是靠村社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种民间的文化，把它保留下来。
我再问一句，今天有什么权力把这些东西说成是落后的？
假如我们真的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则这个生态文明本来的内涵就是多样性，乡村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和多样化的自然界有机结合的人类文明，本来是天然合理的，这才叫生态文明，如果都要如城市那般整齐划一，就不叫生态文明，叫反生态。
打个比方，现在城里面搞小区建设，都是统一的草坪——任何一种大规模的单一植物都会导致反生态的直接影响。
我跟何慧丽说——她现在是我的博士后——交给她一个任务，请她在兰考县调研，当资本进入——资本是一个强势物种，兰考是个传统农业县——当一个强势物种、强势资本进入农业大县后，会对当地的社会、人文、生态造成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事情，也是个国际性的研究，我们没有正确错误的价值评价，只是要客观分析一下。
刚才说到现代高校接受的这套西方社会科学，内生性地就具有对抗性矛盾，不是一个利于和谐社会的社会科学，如果把不同学科放一块，学科和学科的逻辑是打架的。麻烦在于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很少有交叉学科的发展余地。
我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是我们学校管科研的副校长当院长，我当执行院长，为什么安排我当执行院长呢？那是因为我这人脑子里面没有单一学科的理论逻辑对我的研究具有统治性。为啥呢？就因为我过去不在高校，而在中央机关的政策部门，中央有什么政策需要，我们就去搞什么方面的调研。所以过去我脑子里面没有哪个单一学科逻辑对错的印象。
在座的农口的人大都知道，我从80年代就搞农村政策，当时是在中央书记处，我们这帮中青年满中国的跑调查研究，那时候下乡，如果到这地方来，大概得照着一个礼拜以上，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条件，那时也没有地方干部陪同，我们到哪去都是买张车票自己去，到了乡里借辆自行车蹬着就上村里了。因为没有现在这些迎来送往的事，所以那个年代的农村政策调研相对灵活，中央得到的情况也比较真实，主要是因为有一批人在干这些事，也因为我们在干这些事的时候，脑袋里没有这些所谓现代学科理论的限制，所以才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体现“活的灵魂”。
因为已经有几十年政策研究的经验之后，我才进入高校参与到学科建设之中。这时候，我才有点反思精神，才发现学科之间的逻辑是矛盾的，因此我们才要搞交叉学科、才要搞乡村建设中心。
2004年，我要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乡村建设中心的时候，各个部处的领导干部都不理解，说温老师你要干嘛？应该叫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啊，我回答说干嘛一定要叫研究中心？我就要搞一个动员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起来搞活动的中心，不叫研究中心行不行？他们说这没法纳入“学科序列”——咱们福建省教育厅长在这儿，一听就明白了——你说把这个中心放到哪去呢？我说学校请我来的不是吗?既然把我做人才引进，那我没有个人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建立乡村建设中心。后来，校长答应了，所以各个部处的同事只好给我开绿灯，单独搞一个“特区”。我现在挂名的这个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设立之初也被学校定义为学术“特区”，可以不受学科限制，主要搞交叉学科。
当然，我到高校工作也是受到各个学科带头人的不解——但我理解他们，因为人家是一个俱乐部的首脑——搞一个学科，相当于搞一个俱乐部，有内在的分配制度，乱闯怎么行呢？我说：你们就拿我当野猪，你这个菜园里种萝卜，那个菜园里种白菜，我这野猪闯进来了，那就萝卜白菜都通吃——比如说经济学是白菜，政治学是萝卜，萝卜白菜我都吃了，说难听点，虽然拉出来的都是猪屎，也可以发生沼气，沼液沼渣做有机肥。
按现在学科化的体系来搞教育，是要搞死的。黄宗智在美国是超级教授，我从一开始当院长就把他请来了，他现在七十岁了，还在干呢。他的第一次课就是告诉大家——美国的社会科学，你们现在向它看齐，但它是一个死了的学科。如果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按照美国来搞，一定搞死。
我在大学教育中告诉大家，农业经济学要向美国学？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是一个衰败的、不断关闭的走向，美国现在还剩几个农经系？哪还像我们现在有几十个农林大学，都没有衰落，可美国大学的农业经济系几乎都关闭了、合并了，为啥呢？对不起，它的农业占GDP比重只有百分之二点几，从业人员占比也很低，把美国全部从事实质经济的——我们叫physical economy——加一块儿，总共才只有17%。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只有17%，它的GDP的85%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从业占比多少呢？83%。
这么算下来，为啥中国高校毕业生找工作这么困难，我们按美国的高校制度来安排中国的高校教育，人家是百分之八十几的服务业，你百分之四十几是制造业，因此我们制造业需要人，高校毕业生不去，服务业占比小，高校毕业了就业很困难。所以，只要是按照和你结构不同的那种美国教育去安排我们的教育，那就麻烦了。
那为啥今天我们走回到乡村？因为看到乡村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人才。
比如村里的老同志今天早上说，咱这个培田村，连广东、广西，甚至连陕西、山西、北京各个高校都往咱们这儿跑，为啥呢？
培田不言，下自成蹊。培田并不用出去自己说话，大家就往这里跑！
如果是搞建筑的，你来看看中国几百年的建筑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搞美术的，你来看看我们这山清水秀，有多少美术题材；如果搞人文的，你来看看什么叫耕读传家的人文传承；搞社会学的你来看看我们这三世祖的家族是怎么结构社会的；还有搞治理的，你来看看我们乡村治理，古代村社制度为什么没有官府一分钱，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搞环保的就来看看我们怎么就利用自然的水系形成的循环性的环保，立体式环保，它怎么回事……
无论搞什么学科的，在这都有你研究的题材，都有滋养你学科的题材。
（三）乡土文化复兴的第一个条件（乡土社会作为承载危机的基础）
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下我们是怎么承载危机代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文化底蕴，有乡土社会作为承载危机的基础。
这样看，中国加强新农村建设就不仅仅是向农民给予补偿。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之前，先是在四川视察的时候谈的两个“反哺”，然后就有多个部委，为了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反哺”开展工作了。这次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新农村建设，接受林毅夫的意见。在座的很多城里人知道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长，80年代从美国留学回来，跟我们一块搞农村调查，最后成了世界银行副行长——谁说搞农村调查没出息？他算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人，但他研究农业合作社经济，回国干了几年农村调查，又到北大当教授。林毅夫在1999年就提出中央应该及时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制造业出现过剩。不光是他这样说；1998年马洪——大家可能知道的少啊，马洪是中央过去老一辈的经济政策智囊、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当年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主任——马洪在1998年就给中央报告，说我们现在出现“生产过剩”了。林毅夫1999年说我们现在不是一般的过剩，是双重过剩。于是建议中央发行国债搞新农村建设。
不过，他们刚提的时候，大家还没什么反应，到2001年12月，林毅夫是当面向总书记提出的，我在场，我是跟总书记讲三农问题，他是跟总书记讲新农村建设。从2002年以后，“三农”问题变成中央重中之重，再过几年，到2005年新农村建设变成国家战略。
我们80年代参与搞农村调查的这批人没有吃干饭，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发挥了一点作用，就有了大规模向农村投入、夯实农村基础、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没有这些，当面中国对全球经济危机打击的时候，难道能过幸免于难吗？
所以说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就以为现在只要去加强城市化，按照西方那套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走，我们就无往而不胜。错了！恰恰是因为先走了一步，先大规模投入搞了新农村建设，我们才能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迅速复苏，至今仍是世界最稳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当然，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大家很担忧，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农村仍然是软着陆载体，就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农村是稳定的基础。
这是我向各位汇报的第一个要点。
稳定是个大局。但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怎么稳定？就要靠加强农村建设。其中最不可忽视的一块，是基础中的基础，就是我们乡土社会的人文传承。乡土文化是我们生态文明多样性的文化基础，依托这个文化基础，能够最低成本地形成乡土社会的良性治理。
（三）培田村的故事
刚才说：培田不言，下自成蹊。接着要说的是我们乡村建设志愿者与培田村结合的故事。
1. 培田客家社区大学的简要背景。
我们在这里办社区大学，不是一个忽发奇想的事。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2007年在海南办了第一个社区大学，也是办在村里，那个地方叫石屋村。那是邱建生独立操作的第一个项目。接着，邱建生回到福建又在福前茶场——安溪县福前镇，也是出茶叶的地方办起来农民文化中心，搞农民的文化活动；那是在镇上，但那镇的人口也是村的规模。
所以，在福建是先有福前，后有培田。这是一个乡村建设传承的过程。
如果说办在农村的“社区大学”，听刚才教育部门的领导讲，培田村是福建省内的第一家，这件事情是越办越红火。
我刚才跟省人大的领导讲，海南儋州市石屋村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社区大学现在已经是可持续运转了。我们没多少钱，当时给了邱建生两万块钱吧，现在已经实现可持续运转了，当然主要得靠各界的朋友捐助，靠大家投入自己的能力，最后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现在那里的地方政府每年把十几期儋州市涉农培训放在石屋村社区大学，因为他已经有了教学设备，有教室、住宿条件，有食堂，政府省了40%培训经费，如果放在城里宾馆搞培训，那得花多少钱？放在村里面，还能结合做点劳动。一般情况下，政府搞的官方培训很多社会人士还未必愿意参加，可是我们到村里搞培训，社会人士就愿意来——宁可不要钱，他也要表示自己与农民主动结合的这种人文精神、公益精神。这就节省很多成本。
总之，我们2007年在海南创办的中国大陆第一个社区大学已经成功了，主要经验就是本地化（localization）。发掘乡土知识、乡土文化，然后结合了中央国家政策，结合了本地政府的农村发展规划要求，就变成一个“三结合的”一种内容的培训——既有农民中的骨干来参加培训，又有进步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力量——多方面结合形成了“社会广泛参与”。这恰恰是中央2006年推进新农村建设那个一号文件所强调的内容，通过社区大学把这些政策都落实了。
有些朋友当时可能不太理解，老是觉得有点不安。有人问我，你们组织这么多学生下乡跟农民结合，这是要干嘛？
其实老农口都理解，只要80年代干过农村政策的人也都知道，这批中青年当时搞农村政策的时候，就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我当时一开始工作就是在联络室，我的顶头上司王岐山是联络室副主任，他具体分管我们那个处，当时在忙的就是广泛动员各高校的教师学生参与农村调查，我的具体任务就是把各高校农村调查材料汇总，然后形成报告，作为中央政策参考。那时候农口大老板是杜润生，也是杜老让我们动员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搞农村试验区，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如果能动员一千个、一万个知识分子下乡，农村改革试验区就算成功啦。杜老当年对我们做的这种教育现在还记得呢。只不过，后来大家都慢慢官化了，或是学究化了，我呢，算是我们这批人中间比较笨的一个，还身体力行地坚持着那时的做法。恐怕要到跑不动为止。
搞农村调研，还是得坚持下乡，还是得坚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调研工作，我还得继续执行杜老当年给我们的指示，坚持八十年代改革时期中青年的好传统。
所以，乡村文化的复兴和党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刚才讲的第一部分内容提到，乡村建设真正体现出作用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这次全球大危机体现出来。只有中国，是靠乡村建设作为基础，能够有效的应对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打击。
这次危机正在向发达国家扩散。看西班牙，20%的失业率；这次希腊闹事，已经到了本国的催泪弹全打光，要向其他国家去借催泪弹这种地步！为啥呢，就是因为没有基础。没有危机软着陆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危机到来的时候才真的“出水才看两腿泥”！这个国家干的怎么样？不是靠平时怎么吹。今天为啥不行呢？希腊“自毁”了过去的经济基础。人家早就不靠农业了，那过去靠什么呢？造船业和航运业。但，这些年这两大产业全部转移出去了，就剩下一个产业——旅游业。旅游业还特高傲，长期维持西方冷战时期的双重标准，对港台免签，就不对大陆华人开放，都21世纪了，华人想要上希腊旅游一趟，还要查你多少存款，富人才让你去。麻烦大了。我到希腊就跟他们说，只要别这么看不起大陆华人，把签证放开一点，这国家经济就起来了。谁不想去看看古希腊的文明遗产啊，对吗？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三亿中产阶级，哪怕其中有10%、3000万上这来看看，你就富了。我们中国人怎么救的香港、台湾呢？不就是那里放开大陆客去旅游了嘛？台湾经济、香港经济就起来了。这次李克强总理到西班牙又说，我们有13.4亿中国人，不要多，有个10%上西班牙来旅游，你就富了。欧盟因为它是殖民地宗主国为主形成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过去的所谓被殖民地的国家。比如，我是中国被税务部门监控的高收入户，可我要上欧盟开个会，多要几天签证，我自费去看看，行不行？多一天都不给签。你去开会，邀请函写的哪天开始到哪天结束，他就给你这么短时间。
欧洲经济萧条怪谁呀？是因为你太自大、太缺乏制度创新能力、太那个——咱也不好说他太什么了。所以现在欧洲那儿的危机正在发酵，而在我们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度过了危机。
中国今年仍然会保持比较好的增长。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怎么度过危机，不知道那是靠加强新农村建设。我现在为什么被很多海外研究机构、高校请去讲学，就是因为我可以讲得清楚。他们却搞不明白：美国超量发行货币却是长期通缩，中国也大量增发货币，怎么控制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可供投资。投出去形成的都是实质资产。
比如说投到培田了，将来培田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乡村文化旅游村，所有的投入，就会成为实质资产，会长期产生收益。
我对很多企业界的朋友谈这个道理，现在到贫困地区做的很多投入都有长期回报。比如广西巴马，地处十万大山贫困地区，现在进去了多少亿投资？接近50亿。就是因为巴马的长寿牌打出来了。媒体都说巴马有很多长寿老人，于是乎，巴马的空气值钱了，水值钱了，土值钱了，巴马的人文环境也都值钱了。各地的病人大家都一股脑去了巴马。何况现在的人有钱了都想长寿了。于是乎，几十亿民间投资进巴马。干嘛了？据说巴马这个水好，喝巴马这的水就叫洗肠胃，呼吸巴马这的空气叫洗肺。呵，大家都在城里，从卫星拍的航片看，所有的工业化城市地区，全部是严重污染，深褐色的。西南农村地区还是绿色的、浅绿色的，也就是空气好。最好的是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然后就是海南岛。淡绿、发黄的那部分是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发着淡黄色，已经较有污染了。整个沿海地区则全部是深褐色的。最不能待的地方是哪？对不起，这五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主要是直辖市——上海第一不能待，天津第二不能待，北京第三，深圳第四，重庆第五；都是重度污染城市。
2. 乡土文化复兴与中产阶级逆城市化。
中国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时期，出现了第二波“去城市化”现象，注6或者叫做新兴中产阶级的逆城市化现象。
为什么这个生态农业、乡土文化这么重要？刚才说到不要用一般西方学科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生态文明、乡土文化，不要弄点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来搞生态文明。我们为什么强调乡土文化复兴？在于条件具备。啥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工业化已经把人逼的找不着什么水能喝、什么饭能吃。到咱这村里，今天早晨村里人说，我们这都是走地鸡。这走地鸡什么时候成“题材”了？那鸡本来就满地走。为啥现在大家拿它当回事？诚然，我早就很多年不吃鸡了啊。告诉各位，因为搞农业项目研究，我看了各地太多的农业现代化项目，看完一个、不吃一个。比如：那个工厂养鳖，讲究一立方米水体养几十只鳖，那还是鳖吗？养鸡，讲究要四十几天出一批鸡，那还是鸡吗？养鸭子，三十几天出一批鸭子，那还是鸭子吗？这么个干法，那不都是激素催的么？这激素一催，你能不得病吗？你本来就在一个重度污染的空气之中，再加上点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吃到你身体里，就把各种各样的病全催出来了。所以城里人不安全。
尽管大城市高楼大厦，但如果是上海人，看不见天啊，周围全是水泥的森林，所行走的是柏油的沙漠；喝的是不安全的水，吃的是不安全的饭，住的还是一个最不安全的地方——上海是建在滩涂上啊，放了这么多亿吨的钢筋水泥在一个滩涂上，安全吗？重庆是陡坡，这些陡坡放了这么多的水泥，安全吗？稍微来个地震晃一晃呢？
中国已经形成了中产阶级群体。比如，像我这种人就算是高收入户啦，再加上老是外边讲学，就更是“高收入”。另外，原来我太太买了一套房子，学校引进人才又奖了我一套平价的房子，那我家的房子价值就已经是几百万元资产了。算是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既然我算高收入户，能在高污染的北京待着吗？不能。
中产阶级们的心态是什么呢？第一，要求安全。安全上哪找？城里没有，要到乡村去找安全的地方。
这个安全需求包含有一种长期安全和短期安全。所谓长期安全——我告诉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一旦要真碰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碰上“南京大屠杀”、“广岛核爆”怎么办？培田村的吴家，历史上就是因为这种战乱，逃避到咱们培田山里来，建立了这个村落。
我没敢往这方面多说。但是，我们已经在和平环境中生长了半个多世纪，每到逢年过节，每到进庙烧香，我都得先祈福和平。我们这代人没赶上战争，全靠老天爷保佑！当前，先别内乱。因此，我对很多主张激进变革的朋友老是笑眯眯的告诉他说，你先烧高香吧，这辈子没赶上打仗，先别急着自己搞乱自己。没赶上打仗，十几亿人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乃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历史奇迹！应该知道，大国产业资本进入扩张阶段，难道世界不打仗吗？西方人因为进入产业资本扩张，三十年里打了两次大战，加上局部战争无数，死人少说得上亿吧。中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这三十年，不打仗吗？
可以相信我们不打仗，因为我们是亚洲原住民文明，不崇尚战争，那如果是西方人，试试，不打仗见鬼。那在根上就是打仗的民族，我们在根上就是农耕文明，安土重迁。
两种文化根本不同的原因很客观，华夏文明几千年都是灌溉农业，村里集资或村民投劳打了井、修了渠，还往哪跑？跑不了啊。氏族聚居型社区就得子子孙孙愚公移山，又排洪又引水，对不对？所以一旦氏族村社的灌溉渠排洪渠都修好了，可不就安土重迁了吗？这是毛病呢还是优点呢？按西方社会科学来算就是缺点，不自由不开放嘛，据说这是稳态结构，严重障碍中国向资本主义进步。可是按东方文明来说，出去折腾什么呀！学西方那种殖民化？所以到今天我们都讲“不折腾”，这话对。我们现在麻烦就在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一个西化的折腾教育，就麻烦了。
所以，我一方面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参与乡土文化复兴。但是另一方面请注意，当中产阶级下乡的时候，当我们地方政府和农民面对这种逆城市化趋势的时候，既要了解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消费特点，又要构建适应这种分散的中小投资者的制度条件。
中产阶级带来了乡土社会经济的繁荣条件——因为大家来不是空手白来的，大都带点资源来，至少兜里都带点钱对吗？而且不在乎花钱，因为城里的东西奇贵还不安全。到乡下来那真是货真价实。就看刚才院子里边走着的这只鸡，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到城里边吃的那叫“西装鸡”，饲料催出来的未必敢吃。在这吃菜，就敢生吃。当年我父母问我，你搞农业的，现在什么能吃？我原来还告他们说，那个肥厚的绿叶菜，尽量不吃；吃瓜类和果类菜。为啥呢？瓜果类菜相对来讲，至少可以洗或去皮，农药残留不是那么严重。绿叶类菜呢，富含亚硝酸盐，容易致癌。他们就主要吃瓜果类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跟她们说，不行了，瓜果类菜也得少吃了，那吃什么呢？吃根茎类菜吧，因为根茎类菜毕竟埋在土下，对吧？又过了些年，我说，这又不行了，因为土壤已经毒化了。我们这些人看资料多啊，全国土壤污染图一出来，就发现大城市郊区、沿海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属于重度污染地区。越是贫困地区，土壤污染越低。
这次我那个搞有机农场的学生没来——现在全国高校学生中被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我那个博士生石嫣，已经一百多家媒体报道了。在座的媒体朋友知道，她就是我们在北京郊区搞的这个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总经理，典型的市民下乡搞都市农业。别以为这是稀罕事。我最近准备帮着浙江把这件事推成国际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跑到浙西山区去承包农宅和菜地，然后把自己家的老人送来，平时就住在浙江农村。浙江现在山区富裕程度远快于平原地区，大量市民资金流入山区，基本都是城市中产阶级已经开始的逆城市化取向的表现。虽然，市民们带来的几十亿的资金进浙江山区。可怎么进去的呢？零零散散进来的。根本不是过去各地招商引资的大宗的投资。现在的浙江，农民自己把山区搞得是山清水秀，率先进入生态化嘛，政府把高污染企业迁出，维护农村和山区的景观，于是山也值钱，山区空气也值钱，山间溪水也值钱，农家有机产品也值钱了，农民建的农家屋都值钱了。上海人一包就包个半层楼——农民盖的三层小楼，半层楼被上海人包了，他随时来，平时户主给维护着就行了；然后，你们房前屋后的这个半亩菜园市民也来包了，必须做到绝对不许使化肥农药。楼层要干干净净的，菜园就只用农家肥，所有费用市民来出。这事能干不能干？大多数能干。为啥呢？市民要保家里老人安全、保子女安全。还得保后代生的孩子别畸形、别先天性疾病呀。那怎么才能保得住？得在乡下找一块干净的地儿，好山好水好土，村里人还得厚道，还得有那种耕读传家的人文传承。我刚才出门时把门锁上，这是城里人的习惯；可当地人说，你不用锁门，我们这没人偷东西。农村很多地方，如果民风真的形成了，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所以，我强调生态文明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去年年初，中国社科院不是公布一个报告吗？说中国现在中产阶级已经达到3.1亿了。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国家。美国全国人口3亿，中产阶级70%，是2.1亿中产阶级，比中国少1个亿。老欧盟十五国3.4亿人，中产阶级占70%，才2.4亿，也比我们少8000万。所以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中产阶级人群。
表现在哪里呢？全球奢侈品消费，中国排第一。它的消费特点上来了。豪华旅游，中国也排第一。这就有点像当年的日本，在80年代致富以后，特别是八五年“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了百分之一百以上，日元一值钱，就像现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一样，日本人就大量出国旅游买东西，满世界都是日本人。现在开始轮到中国人，最近在欧洲去转转，到处都是中国人，哇啦哇啦大嗓门说话。
同理，欧洲国家在中产阶级崛起的时候，出现了逆城市化带动的市民农业趋向。搞农业的同志们注意，这可不再是农民为主体的农业，我们过去的政策就是怎么让农民好好发展农业，可是欧洲农业60%的农场是市民经营，市民拿钱做农业投资。市民在乎农业成本吗？当然也在乎，但是不太像农民那么在乎。为了保证生存安全，就得要百分之百地做有机农业生产。因此，现在欧盟国家的农业产品几乎全面是生态化、有机的，至少是绿色的。为什么？是因为市民农业的目的不是要产量，而是要质量，要安全。所以，60%以上的市民经营农业，就带来了欧盟农业的绿色化，对此我们不理解啊。我们农口的老同志老是在叫板，为啥欧盟不对中国放开农产品市场？为什么不让我们中国的农产品进入？对不起，因为你是不安全食品！我们批评说欧盟设置技术壁垒。对不起，人家其实真实的壁垒是社会壁垒，占比60%的市民农场主不投赞成票，政府就不同意进口中国农业产品，因为市民认为你们大量化肥农药生产的东西是有毒害的，欧盟这儿是市民拿钱搞农业。众所周知，欧洲和日韩的中产阶级可以忍受食品的高成本，只要安全。少数低收入者则靠领取政府补贴的食品券。
所以，当中产阶级成为中国引领消费趋势的主流人群的时候，要求消费的农产品第一条是质量安全性。
总体看，如果我们能够在农民骨干培训中有效地注入绿色安全的概念、生态农业的概念，那将来我们社区大学的本地化知识传承，就不会和城里的制式教育体系一样。我们要结合农村的实际，结合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这就要有我们的培训方法。
什么叫社区大学、社区教育？就是内涵性地体现生态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一种终身教育。为此，就要和十里不同风的、各个不同的地方的资源条件结合。就得教育好我们培田农民怎么向外来的人介绍我这的好山好水，参与社区教育的青年人得配合培田村把自己当地的、社区特色文化的、周围自然的各种资源好好地发掘出来，变成乡土教育的教材和内容，培田村的社区教育才有特点，才能向外来人介绍客家村社的优势在哪，而不是用大而化之的那些说法——那是不行的。
社区教育一定是和社区资源、乡土文化的开掘，和本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的，这才能跟村民的需求对接得上。如果我们讲的都是千篇一律，给城里人讲什么，到乡下还讲什么，那城里人是不愿意来的——他到这来没有意思。城里人要消费的恰是乡村的特殊性，就要看的是十里不同风，不要看整齐划一。
例如，我刚才在路上碰见一个农民，我问：这条路谁修的？他说是政府干的这个事，可干的跟我们培田路根本不一样；我问：培田原来是什么路？他答：我们培田路都是鹅卵石路。看你修成这种水泥石板路，老百姓都不满意——你投了钱，他也不满意。当然政府搞基建项目都得招标，得符合标准和规划要求，那些是绕不开的法律程序。到验收项目的时候都说我这个怎么好，但是老百姓说我本来就这不是这样的。
为啥村里的老鹅卵石路好、为啥老百姓不愿意搞成这样统一的水泥路面？因为它生态化，下雨能够渗水，不至于使路面下的土壤沙化。一旦搞成全水泥的，道路下面就沙化，因为它不渗水。还有，本村工匠对古建筑能够长期进行有效维护，却不符合近年来确立的政府招投标必须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合法的结果是政府只能发包给城里的建筑公司，却不利于培田村古建筑的维护。所以，越是统一照搬符合城里要求的规章制度，越是自毁多样性的乡村文化。我们当地的很多传统经验，类似本地工匠积累的很多有效维护古建筑的经验，没有被发掘出来。所以我们才说，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对乡土文化的要求是多样化，他下乡的消费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并且他是愿意为亲身体验这种乡土社会多样性付钱的——只要乡村能保证差异化的特性。
提请官方注意：越把乡村搞成千篇一律，就越没有被中产阶级消费的可能。而恰恰是当前的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是新兴中产阶级引领消费潮流，不是别的阶层。这就是客观事实。
所以，搞乡土文化复兴，社会条件具备。还不仅是食品安全，中产阶级消费需求中含量很大的是文化消费。也因此，假如我们这一代没有这种复兴乡土社区多样性文化的努力，将不可能在新的强调消费拉动经济的一个时期到来的时候，有这种面对新挑战的能力。
（四）乡村建设的两个要点总结：意义与方向
今天抛开高校教科书的那些教条化的内容，讲了我们乡村建设面对的实际需求。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内容。
第一，我们作为亚洲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殖民地国家性质不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的经验表明，还得靠加强农村这个软着陆的基础。
第二，学会应对中产阶级正在成为一个引领消费潮流的阶级的客观需求。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亚洲银行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就是八个亿，也有分析认为中国会在2015年以后达到7亿中产阶级人口——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消费的一个主导群体的时候，它的要求一定是多样化的。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群体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变动性极强的新兴阶级。国内提法还不是阶级，可以叫做中产人群，因为西方讲“中产阶级”，国内也把它错译成了“阶级”。其实呢，是中产群体而非具有自觉性的阶级。所以，如果从这个变化来说，我们今天讲生态文明和乡村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迎合了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