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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
（一）生态文明内涵教育的多样性和在地化
在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生态文明本是一种有别于并且超越于近百年来世人追求的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
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体现了工业资本对人的资本化进程。它其实是要求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能够统一被工业化大生产所处置，因此它要求教育所传播的信息必须是标准化的、可集成的。因而，制式教育就是主要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准化、集成化和大规模传输的教育模式。
生态文明因其根本内涵是多样性的可持续循环系统，因此，当我们从工业文明时代进步到生态文明时代，就要知道生态文明所要求的教育是什么。当然，符合生态文明的教育应该是多样化的、在地化的，亦即，生态文明是体现自然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的文明形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与百年乡村建设密切结合的平民教育在当代的创新，就主要应该是和在地化知识系统的知识生产和在地化的社会参与式教育相结合的。
中国当前已经把国际社会一般强调的“城市化”改为“新型城镇化”，这个新战略，本来应该和在地化的平民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这样说的原因是其宏观背景，对此，参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人们务必加强学习：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以来，国家战略发生转变所导致的新的时代要求。
新世纪以来国家强调生态文明新战略，意味着对20世纪的工业化战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恰是因为我们追求工业文明100多年——从洋务运动以来开始学习西洋的工业化，我们差不多走了100多年工业化的道路，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中国人意识到遭遇了工业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个时候，国家势必会产生战略方向的转变。
于是，1999年中央领导人开始提出“以人为本”，2003年明确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观，开始强调综合性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接着，还是因为生产过剩，中国人开始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部建设，这是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在这个新时期调整过程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而西方的工业文明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生产过剩，则是工业化国家恶性竞争，转向用战争摧毁竞争对手的工业体系，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中国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之后，首先推动了区域差别的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三个大项目：1999年西部大开发、200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3年中部崛起，通过这三个大项目来实现区域再平衡。过去曾经主张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沿海地区先富，到1998年中国人开始强调区域发展再平衡，连续做了五年，投资了大约7万多亿，沿海和中西部的差距缩小了。
接着，国家强调城乡发展再平衡，也就是2002年十六大以来中央多次讲“城乡统筹”国家战略，2005年“十一五”计划又提出新农村建设。大概也经历了这么七八年时间，又有7万多亿投资到农村地区，这样城乡差别也逐渐缩小了。注9
第三个战略，那就是贫富差别再平衡。第三个再平衡战略目前是开始了，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应该首先推动城乡财政公平，也就是由财政支付的公共产品的均等化。
总的来看，中国在工业文明高速扩张的90年代，于1998年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以来，先是为了延续工业化，把过剩产能转而投资于三大差别再平衡，但在同时也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现在我们叫作“五个文明”一起抓。
在“五个文明”中，最近提出的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最大的内涵就是多样性。
因为这些战略性提法的转变，也就有了转向生态文明推进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教育创新的客观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教育创新，特别要讲平民教育相对于生态文明的适用性创新，因为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国家战略重大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对教育创新的客观需求。
（二）生态文明阶段需要的平民教育创新
在生态文明的社会，以及新型城镇化推进之中，都离不开改善治理的问题。
十八大用了大量的篇章讲治理创新。须知，中国社会的下层是占人口60%左右的小资，小资主体是农民，政府对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社会要给以必要的扶持。而在下层社会之上形成了一个占人口规模约30%左右的中产阶级，西方称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中产阶级主体是中资、民资。
现在的生态文明阶段需要平民教育创新，要讲在地化教育，要讲社区教育。这是因为：不论是占人口60%的小资，还是占30%的中等收入群体，都是高度分散的个体化存在。只要分散，就是脆弱的。城市人分散在上百万个不同居民社区，农民则分布在300多万个自然村，那就需要从小孩开始构建与参与式社区发展有关的在地化教育。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简单化地照搬工业化时代的制式教育，把统一的规范的教材用于这个社区教育系统，那不过是内在地延续着把小资群体变成可被工业资本来使用的劳动力。长此以往，生活在数百万个社区的下层群众和生活在城市社区的中产阶级，就都缺乏对本地乡土知识和社区共生文化的起码了解。这样的话，分散个体都缺乏对本地社区的了解，怎么能够对本地问题形成理性认识，并且支撑相对不同社会群体而言的地方良性治理体制呢？
主要归因于产业化教育造成的体制排异，再加上我们人口占比60%的下层社会和占比约为30%的中层社会，目前都不擅长自主的知识生产和在地的知识传播，因此我国也就至今没有形成在地教育，更没有所谓社区化的参与式教育的支持体系。于是，社区内部的事物哪怕是鸡毛蒜皮也不得不用外部的宏大话语来表达。
打个比方，咱社区里有些人私搭乱建，本来是由于社区没有形成业主自律和自我治理，也就是没有形成在地的“社会自组织”，来进行本社区业主的自我教育和业主参与式的社会管理。大家一说私搭乱建，那是因为什么呢？都说是因为国家制度不好！或者是随着西方媒体批判自由民主人权问题。甚至一说社区有人吐痰、有人的狗便便没有及时清理掉被谁不慎踩到了，也都是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一般群众使用的话语如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纲上线一样，往往是那种外面来的很大的政治概念被误用，因此就没有条件对本地的个别问题做本地化的处理。
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业化造成的制式教育体系之下，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制式教科书传输的宏大叙事的话语环境中生活。如果长期在这种制式教育统一传播的话语体系中生活，真讲点不同的，还害怕别人听不懂，那大家讲的就都是书本上的大话。
人们在社区生活中形成自我组织，在自我组织中间，大家参与社区生态化可持续共生的经验得到传播，逐渐形成适用于本地的知识系统。这些本地的知识系统同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在地化传播的价值。
如果大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本地的知识生产上，放在本地的知识传播上，相对来讲大家更关心的就会是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社会结构也更有利于朝向多元化趋势演变，大多数人分享民主的参与方式随之自然天成，也就更有利于这个社会去按照生态文明的方式去重新构建。
以上分析，主要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工业文明时代所需要的制式教育，内在地服务于规模化的、集成传播的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造成了很多外部概念未必都直接适用于本地的社区事务，那就让我们很难形成本地的话语，就造成今天这个知识系统更多地属于意识形态化的知识系统。如果生活在村里的百姓只会讲那些大的话语，其实只是政治宣传员。尽管这也许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如此。
假如大家都忽略了知识的在地生产和在地传播，都不重视与本地实际密切结合的社区教育，不重视地方自主性的文化创新，那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下，很可能会产生一种越来越紧张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会越来越紧张。很多事之所以一触即发，社会上之所以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社区教育没有体现生态文明新战略而创新不足有关。
（三）教育产业化不能适应生态文明的要求
为什么说百年工业化时代它所需要的制式教育，以及这种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事实上推行的产业化（尽管有人不同意用这个概念），都不能适应近期我们国家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变？
教育既然被公开说成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工具，那就变成了一种手段，成为一种帮助产业资本来占有人力投入形成剩余的工具，那么，制式教育要使本来自然性状的人成为人力资本的宿主，就得把人所具有的多样化的自然属性尽可能剥离，把人的思考能力规范在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的科学体系、但实质上高度指标化的学科框架之内。
由于中国出现产业过剩，随之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制式高等教育产品过剩。为什么2012年690多万大学毕业生中至少40%找不到工作，加上之前累积下来的约40%不能就业的人群，现在大学所制造出来的所谓人力资本往往就派不上用场，所学非所用的人更有的是。
事实上，按照制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只是人力资本，那早就过剩了。
这是按照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标准化大规模传输所要求的制式教育体系在今天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某种程度上，就是90年代以来推进教育产业化的危机。这种危机代价极大，是如今国家不得不强力维稳、受人诟病的根源之一。只不过无人问责而已！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继续维持着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统一的教材，当然不符合千差万别的乡土社会需要。因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需要平民教育的生态化创新，国家生态文明新战略的多样性可持续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多样化教育。
中国至少县一级就是3000多个单位，还有30000多个城镇和300万个自然村，承载着3000万家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有在地化知识需求的。
请问：东西南北八面来风都不一样的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要求都使用一样的制式教育？打个比方，农村经济管理，怎么可能要求只有一本教材，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沙壤土，自然条件导致的农业经济管理的需求是不可能一样的呀！既然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管理方式都是千差万别的，那能不能把在地的知识系统作为本地教材，形成在地化的社区教育呢？过去我们有数千家办在县以下的农校、卫校、技校等，那时候连农村的中学都鼓励在本地知识创新，这些都随着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大潮被风吹散了……
（四）教育产业化的信息单方垄断及利益机制造成教育不公
相对于生态文明而言，全国统一的制式教育某种程度上是反着来的，和真实的、千差万别的地方发展需求，以及数百万个社区的人民大众需求之间，是不能对应的。
在完全由国家开支的体制下，制式化教育属于公共产品。但，因遭遇经济危机而推进教育产业化转化和推进把教育科技都作为市场化创收手段的改革方针在贯彻之中，内生性地发生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本身是公共产品的知识信息，却被产业化的教育部门单方垄断，用于获取垄断利益。
这里有个简单道理，就是任何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单方垄断，都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同期被推进市场的医疗体系更是如此，医院凭借单方垄断病人生死存亡的信息的特殊地位去收费，那就势必造成很多患者因病致贫，甚至家破人亡！每当发生医患纠纷发生恶性事故的时候，医生和患者就都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既然教育单位垄断了信息，那我当老师你当学生，老师单方面垄断信息甚至决定学生的前途，学校发的文凭就是学生获取这种被垄断的信息并借此进入中产阶级俱乐部的门票，那也是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越是那些排在前多少位的学校，排位的客观结果就越是收费大幅度地高于一般学校！这样再往下排一本、二本、三本，排下来其结果就是多了教育信息垄断的层级。这是教育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基本体制问题，然后那些掌控垄断地位的既得教育利益集团再把这些被垄断的知识归纳为所谓学科，也就是再把这些被垄断的信息通过所谓学科建设加以固化，就导致形成了一套内部的分配标准，从根本上压抑了思想创新的可能性。于是，中国高校越多高楼越无大师！这个教育产业化就变成一个收钱的垄断工具。学校老师也就成了“老板”，学生自称是打工的。好的老板还给点工钱，差点的工钱都不给……
为什么农村出现教育致贫？过去是农村万元户的家庭现在很多因教育收费而致贫，农民家里有一个孩子上大学就差不多要把积蓄的财富都花光了，如果有两三个孩子上学，那这家一定是从过去富裕户变成绝对贫困户。为什么？还不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信息的垄断！因为是单方垄断，不可以讨价还价，就造成很多人上不起学。
越是好的大学，被有关部门纳入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农民的孩子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呢？一方面搞了一套反智的、照搬的学科化知识，与下层社会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农民孩子根本上不起！
这就是制式教育演化为垄断条件下的教育产业化所造成的社会性不公正。
而所谓现代化教育本来应该是公共品，本来应该算是沟通上下层社会的渠道，是让下层社会有上升预期的渠道，这样下层青年才有希望，社会才稳定。那越搞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社会失衡越严重。教育在我们这直接演变成阻断下层上升通道的制度障碍。记得林毅夫1998年就讲过“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教育造成人力资本过剩和城市的产业资本过剩同步发展的时候，它就是我国社会危机被人为地政治化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了。
为什么百年工业化所形成的制式教育不适应国家战略调整？并不是说在这百年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式教育完全没有功劳，做这种片面的理解也不对。教育对工业化本身来说是有支持作用的，作了很大的贡献，有很大的成绩，这样两面话都得说，别理解错了。
（五）新型城镇化对应着在地的知识创新
产业资本集群叠加与城市带为主的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都违反了人类生态文明所给定的那个标准，就是人均的生态足迹注10不得多于两公顷。而且，现在大多数所谓现代化国家大城市（世界上17个千万级规模以上的大城市全都不适宜人居），它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PM2.5）的统计结果，表明全都是不适人居的，北京、上海无疑也都在其中。
我们都知道，现在高污染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已经不是未来生态化发展应该走的路了。
那新型城镇化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呢？我们应该看欧洲的转型城镇，它特别强调生态化社会作为共识的“生态足迹”和“食物足迹”的限制。这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在地化的知识生产和在地化的教育需求。因此，我们现在的平民教育应该和转型城镇或者新型城镇化相结合。欧洲的转型城镇所蕴含的知识也是多样化的。
我们再看城镇化中的农业创新。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欧洲有很多地方是搞市民农业，它也带来了对平民教育新的需求。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城乡统筹的，类似我们这些年主张的市民下乡、农民进城。市民下乡就会有新的知识需求，而这些需求又全部是在地化的，而不可能是全国统一的。这就不是工业化所要的全都是统一的知识。因为，城市里边所有可以标准化集成传输的知识都有了，市民下乡干吗呢？下乡一定是有个性化的需求。所以，我们越是保留在地化的乡土知识，就越能满足市民下乡的个性化需求。
所谓在地化知识，是乡村生活保留的自然、人文、环境各种条件都有在地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如果能够转化成我们在地传播的知识，转化成在地化的社区教育，那这些多样化的知识就活了！比如说山野自然风光，比如说传统的木刻楞的那种房子，比如石头砌的老房子，市民下乡之后在山间建造的有利于城乡结合的民居。
我在欧洲见过一座石头砌筑的老房子，石头砌的拱门，是四星级宾馆。我们老以为在城市里边得是大理石贴面的那些豪华建筑才能得到四星级，但其实只要是有文化，那种在地的知识承载的建筑文化，同样能够变成四星级。我还见过一种木刻楞的房子也是旅馆，在它外边就是美丽的丘陵风光，所有的这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当地知识，形成了当地文化。当然，还有我国西北的窑洞只能与粗犷的黄土高原风光结合，而西南的吊脚楼也与鳞次栉比的山区梯田农业相得益彰，等等。这些多样化的复杂内涵，都不可能被一个世界统一的建筑标准体系来演变成工业化的标准信息。
在工业文明时代，当我们把信息全部变成标准化的时候，这些本土的东西都被排斥了。那今后呢？在生态文明时代，这些都会被开掘出来形成在地教育。这样，身为当地人，就有了学习在地才有的知识的需求，我在当地学习才有当地就业，比如像这样的旅馆、在这样自然风光的乡村旅游之中，谁能讲清楚本地自然气候和传统文化知识呢？这儿为什么是这个月开这个花、那个月开那个花，自然界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用？所有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地的社区教育获得的，虽然未必能符合那种变成全世界都能传播的统一信息的标准化制式教育，而是只有到这来才能欣赏、才能学会的知识。于是乎，要形成在地的知识体系，就要有在地的知识创新以及教育创新。
2013年11月2日，温铁军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思源厅做了一个题为“全球危机与生态文明”的讲座，主持人是董丽敏教授。以下是该校2013级文化研究硕士袁剑根据录音整理成的文字稿，小标题为其整理时个人添加。收入演讲录时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本文系温铁军2011年3月在福建省连城县客家古村培田举办的乡村文明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者从录音（为时一个半小时）直接记录，除省略个别口头表述和语序调整外，未作改动。为便于阅读，增加了分节处理和若干小标题。收入本书时已经本人审阅定稿。
我们在农村办的第一个面向农民的“社区大学”是2003年7月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村委会联合设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被有关部门安排当地教育局出面以“非法办学”名义于2007年4月强制取缔。
衡生喜老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评选活动中当选为“2013年新农村建设年度人物”。
何慧丽已经在2015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这个长期坚持深入农村基层做实地试验研究的青年教师，并未耽误学业上的进步。
第一波去城市化，史称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是城市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发生危机条件下，政府通过动员不能就业的青年人和市民安排到农村去，缓解城市危机压力。具体过程可以参阅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温铁军2013年12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双周大讲堂上的演讲。
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于201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平民教育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平民教育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本届论坛由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
以上估算的投资规模依据的是2013年之前的数据。到2015年，农村投资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最大开支项，每年1万多亿的投资总额。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 print, EF）就是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s），其含义就是要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指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生态足迹估计要承载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需要多大的可供人类使用的可再生资源或者能够消纳废物的生态系统，又称之为“适当的承载力”（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