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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
（一）宏观背景：生产过剩与投资拉动
我们先根据一个政治经济学常识来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遭遇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延缓爆发。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呢？那就是生产过剩。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应该知道，西方在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个危机打击之下，大多数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垮掉了，在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只有能够以国家直接干预的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的国家，才维持住了，没有失败。
具体是哪些国家呢？那主要是罗斯福新政条件下的美国，他把美国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通过政府干预直接转向了内陆基本建设，因此罗斯福带领着美国，尽管也遭受了危机的打击但是也维持住了；另外一个，欧洲的德国，尽管它的逆周期调节经验在战后被成王败寇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完全掩盖了，但大家应该知道德国在战前，也是将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了内陆的基本建设，建立了当时欧洲第一套全国范围内的高速公路系统，因此，维持住了自己的工业化生产能力，没有衰败；再有就是苏联，前苏联尚在工业化的发展时期，还未表现为生产过剩。
如果看整个西方（包括苏联在内），主要有三个国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三个国家有个共同点：即以国家干预为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本国内陆建设。并且，最后是这三个国家打在一块，两个联手打败了一个，形成了战后双寡头垄断的地缘政治。
诚然，这就是西方当年的实际情况。至于它在战后的冷战时期被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怎样包装，以及如何用所谓服务于冷战的社会科学理论来支撑这些西方意识形态，那只是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无奈和大众的无聊。
历史上真实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明了：这三个使用了国家直接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国家，化解了在资本主义阶段必然发生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这个危机的打击，维持住了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能力，最后这三个国家打在一块，形成一个国家之间直接用战争手段打出来的结果：双寡头垄断。美苏双寡头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服务性的社会科学系统，就有了今天在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
如果各位至今仍然沉溺在这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中，那恐怕这辈子就算交代了。为什么呢？思想很难再超脱了。我没义务做批评，只是希望年轻人还有思想创新的能力。
长话短说，中国人什么时候遭遇了类似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呢？是在90年代。1997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中国在1998年出现生产过剩这个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
这个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不是我说的，如果只是我说的，大家可能会更愿意质疑。当年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先生和陆百甫先生，这两位分别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副主任。他们写了一份报告及时提醒中央，我们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的情况下进入了相对生产过剩。
此外，中青年经济学家也有提出，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90年代中国加快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喜悦之中，尚不及反思的时候，大“海龟”林毅夫，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的传人，却不受本学派思想的约束，带领当时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写了报告，明确要求中央及时借鉴罗斯福新政——既然遭遇生产过剩，唯一可兹借鉴的只有罗斯福新政，并且也是在这个政策建议中，林毅夫明确指出：西方遭遇生产过剩最终走向二次大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不能这么干，只能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所以林毅夫接着在1999年在国内最早提出，只有以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才能缓解“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这是1999年，比2005年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早了6年。
那时我在政策部门工作，这两个材料我都看到了。但，如果仅是经济学家提出政策建议，那还不足以使中国发生战略决策的转变。中央领导人中还有重量级人物，当时政治局常委、主管外经外贸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他在1998年1月6号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封信说，我们正在加快全球化，现在是外需拉动GDP为主，1997年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总值高达70%以上，已经属于世界上“经济对外依存率”最高的国家（各位，别说我们没有玩全球化，那时候已经过度全球化，反过来把我们玩了！什么结果呢？对外依存度最高却陡然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当时1997年外需对GDP贡献超过40%，但1998年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可能下降到对GDP增长的贡献连百分20%都不到，所以建议中央紧急采取对策。这才有江泽民直接批复给朱镕基，朱镕基紧急组织一批当时财经部门的司局长、处长们，几十人做方案，紧急启动应对性战略调整，1998年3月从外需拉动直接调整为投资拉动增长。
这就是中国特色，教科书上都没有。因此一般人很难知道，中国真正的战略调整是怎么回事。
中国与西方体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国家在发生了生产过剩这种典型的内生性危机的时候，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把它叫成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还是其他什么，中国人的做法是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按照林毅夫的观点我们主要借鉴的是罗斯福新政，转向内陆基本建设，所以就有了从1998年开始的针对生产过剩而形成的投资拉动增长。
那，这个战略调整，恰恰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以来这三十年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三驾马车分别驾辕：
80年代是典型的内需拉动，那时候买什么都紧张，刚刚出现消费品升级换代，从过去我们的父辈旧“三大件”——那时候如果没有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就没法结婚——转换为新的“三大件”，没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三新大件也甭想结婚。现在就更麻烦了，没房子、没汽车也不好找媳妇。总之三大件升级了两次，第一次是传统的三大件升向第二个家电为主的三大件的时候，出现了内需拉动的80年代，也导致物价上涨。
而在90年代，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转向外需为主。为什么内需会大幅度下降呢？因为，90年代初期出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的危机，危机导致了政策调整，一方面农民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城市国企职工开始大规模下岗，因为企业倒闭，抓大放小嘛。这个年代出现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于是，工人农民都负担过重、下岗待业，导致内需上不去，全面转向外需拉动。
正好80年代是内需、90年代是外需拉动。到外需受阻的时候就是1998年，随之转向投资拉动。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可以说，每一个十年换一匹马，换一个驾辕的。大家都说内需应该驾辕，外需和投资应该是拉套的，但我们现在变成投资驾辕，内外需变成拉套的。
这么看下来，当前为什么要走城镇化道路？就在于在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之下，有个很内在的趋势难以扭转，必须用不断扩大的投资来掩盖住以前形成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政策界用不断投资形成的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这就导致宏观调控极其困难。
记得我到学校来之前，赶上2003年换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召开座谈会，问计于经济学家，说以前我们是靠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是说前一届政府），可我们不能老是寅吃卯粮啊！由此，能不能从我做起，改除国债依赖！至少，从我做起，减少国债依赖。并明确提出，从他这个任期开始，10年期间将国债逐年改为零。诚然，新领导的设想很好。但，几乎所有人都说不行。因为，国债投资拉动增长的内在机制叫做国债依赖，一旦开始了就是单行道，没有回头的可能。
于是到现在我们依然是靠大规模增发国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内生性矛盾，停不下来，要是停下来，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就会爆发为危机。
很多人都说西方资本主义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家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把各自的生产能力摧毁，然后在战后重建、扩张，再过剩、消化一遍，但不可能根本缓解矛盾。
二战后重建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今人不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这里先不谈，点到为止，希望搞清楚的可以去看《八次危机》这本书。）
我们只是说，按照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当进入生产过剩的时候，很难化解矛盾。
我们现在只是相对缓解，相对缓解的方式说直白点就是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矛盾并不是不爆发而是掩盖住了，因此，如果让我把城镇化这件事情说得直白一点，无外乎就是告诉我们还能找得到继续维持投资拉动的空间，这空间就是城镇化。
我们主要讲现在面临的实际矛盾，也早就发生了生产过剩。需知，我们在一个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20世纪用一百年追求产业资本，最终形成了产业资本的高速度扩张，扩张的后来就是产业过剩。那就得继续维持现在的过剩产业，让他有处可去。产业要打出去，困难重重。对内来说呢，就是要为这过剩产业找到新的投资空间。
这又得说到林毅夫……
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卸任刚回国就说：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空间！那么，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内陆纵深广大，投资空间还有，所以还能保持20年的高增长。
其中，城镇化并不是新的提法。是2005年中央接受林毅夫的政策建议，开始强调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明确在新农村建设的文件中强调，县域经济发展有两大支柱：一是城镇化、二是中小企业。以发展中小企业进入城镇形成规模就业，因为城镇化的创业门槛低，能更多的吸纳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够六倍于大企业，解决未来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城镇化和中小企业来支撑县域经济，新农村建设就有了抓手。
那现在呢？新农村建设中已经投资于基本建设了，国家也大致解决了农村的社会开支。那下一步按照城镇化战略还有一个庞大的投资空间，因为全国有3000多个县级单位，有34000个建制镇。相对而言，以前的投资基本都是集中于城市带，现在的投资要向下，去发展县域经济。所以，国家新的投资战略会转向城镇化，主要转向的是“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加中小企业”。
这么解题，就等于把城镇化和当前生产过剩的这个宏观形势结合在一起了。尽管在全球大危机的打击之下，只有中国一家“风景这边独好”，但我们也得说中国的这个风景独好内在地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生产过剩。延缓生产过剩的方法就是要找到投资空间，那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新的投资空间就叫城镇化。
（二）生态文明战略及其有关概念讨论
把上边的背景解释清楚了，接着就要讲一下生态文明。
我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解释是：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文明形态。这是在说，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类的不自觉、或是说在工业文明时代自觉地认为能超然于自然，而造成大量不可持续的后果。现在呢，要自觉地回归于大自然，就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关键是，人类要自觉地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呢，中国的21世纪，要自觉地贯彻生态文明战略转型。
那么，我们最大的障碍，恰恰是在20世纪工业文明阶段所形成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造成利益结构已经固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十七大开始提出现在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到十八大，特别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强调，利益结构固化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各位，在我们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说法忘了，同样，它也是中国贯彻21世纪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障碍。
这种利益集团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呢？是在激进发展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思想界、理论界反思或者批判发展主义就应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学术界整体的氛围还是在发展主义的大的话语体系内，所有的评价指标，也都是按照发展主义的框架来形成的。因此，想要思想理论界、学术教育界自我反思，恐怕也有很大的困难。
现在说一下几个向生态文明转型有关的概念，这些是完全抽象的，不带有任何立场。
刚才跟几个《中国投资》杂志的朋友谈梁漱溟。需知，梁漱溟是中国思想界最早做现代性批判的学者，他这一生体现了“中国人的脊梁”这种知识分子特点。他所批判的现代性直到现在仍然因被官方文件所充分肯定而具有高度政治正确。因此，任何人敢质疑现代化，都有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啊。
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很难，（今天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还有两位——毛泽东和卢作孚，都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值得大家认真了解的人物）我对百年认同的现代化是持质疑态度的，简单说肯定否定当然不合适，所以，应该清楚界定有关讨论中使用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我提出讨论的“现代化”概念。是指，无论是否工业化都是人类近代史中的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资本集中产生资本收益，风险集中产生周期性危机，因此要注意，周期性危机往往是爆发在城市。
第二个关于“资本”。是指，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只要它是资本，都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制造的、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这里，我把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人类的异化物稍微扩展了一下。它是资本先控制住少数人群，然后使这个资本群、资本家群体反自然成为一种人类的异化物。主要的作用是促进多数人及他们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等客体成为被资本化来产生利润的要素。今天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要素相对稀缺性，研究要素的优化配置，这本身就决定了它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
第三个，我们看“政府”。它和资本具有可比性，不论何种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都是人类制造的、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因其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而使其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要求政府公平公正是一种理想，实际上任何体制条件下的政府都实现不了，所以在现实中大家要有包容性。
第四个，再看“制度变迁”。不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下的制度变迁，都不过是原来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为了更多占有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顺畅转嫁的制度变迁就变成强制性变迁，能够顺畅转嫁代价的制度变迁就叫做诱致性变迁。那“法律”也是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它是政府执行统治的规范工具，主要用于保护和规范收益及其分配的相关社会经济活动，体现最低道德约束的一种制度文化。
我们把这些概念重新界定了，也就基本上“去意识形态化”了，不管哪一种制度，哪一种体制，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意识形态，我们抽象出来拿给人们讨论的，不外乎这几个概念。所谓研究，是要把抽象出完全客观性的概念放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客体上作对应，而并不是说某个政府、某个制度，只是说抽象出某个制度、政府、资本和法律等方面的定义。这些都是抽象的结果。
（三）中国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的实际过程
城镇化与战略转变，是从1998年说起的。因为1998年中国出现阶段性变化，那就是从过去的生产扩张到现在的生产过剩。这些是宏观背景，是客观的过程。而主观上的指导思想也随之形成。从那以后，中央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接着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再到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2007年生态文明成为十七大的新的理念，再到2012年的十八大生态文明成为发展战略，等等。这个期间内，城镇化多次被作为战略转变的内容提出。
那这个转变期间中国实际发生了什么？如果愿意抛弃意识形态讨论，就能看实际发生的客观过程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三大差别调整阶段。
需知，三大差别并不是完全客观形成的，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的态度。因为邓小平作为中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推动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明确讲：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先富带后富。这是明确说的，在《邓选》里边是能明确看到的，但是他这句话也是矛盾的。因为他下边接着说，如果我们最后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我们这个党也就失败了。前边说允许、后边说不行这不就矛盾吗？但这对于后边的领导者来说，已经造成的两极分化三大差别，都要再平衡回来。当1998年生产过剩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实际上执行的是再平衡战略。
要注意，中国的三大差别分别叫做：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
当生产过剩、要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不能简单靠市场。还有，因为市场只会造成差别、市场不会自发的调节差别，这些是常识。只要是客观立场的学者，都会承认市场不会自发地去平衡差别，所以才会有“市场失败”（也叫市场失灵）。
因此，政府用国债做公共品投资的时候，主要应该是用于化解三大差别。
所以，从朱镕基时代开始，中央政府平均两年提出一次大的调整战略，先投入的项目主要是区域差别再平衡，所以就要注意这个提出过程：1998年决定要借鉴罗斯福新政，要动用国债投资；1999年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总投资规模是36000亿，其中三分之二24000多亿是国债投资。两年之后2001年，中央提出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投了两万多个亿，也是70%以上是国债。并且，为此国家发改委还增加了两个部门：西部办和东北办。接着，就是2003年提出“中部崛起”投资2万亿，也是区域再平衡战略——随着西部、东北都上去了，显得中部塌陷了，所以在中部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又是两三万亿。
我们解决区域差别，用了七八万亿的国家投资，大体缓解了中国东高西低的毛病。现在西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快于东部，红灯区在西部了、蓝灯区在东部了，区域差别再平衡战略初步奏效，这在世界上没谁能做得到。
第二个是缓解城乡差别。诚然，国家从2005年开始投资于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央2003年就明确“三农”问题是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也听到新接手财政部长的楼继伟说，现在中央财政最大项的开支是“三农”开支，每年一万多亿（他没提的是过去最小的开支是“三农”开支）。从2005年到2013年八年时间投入七万多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确有效化解了“三农”困境，农村实现五通一平。五通：通电、通路、通水、通电话、通宽带；一平：大规模平整土地，搞水利建设。
国家下达这五通一平投资到了村，就给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回乡农民创业予以搭便车的机会。因此现在农村发展，看这次三中全会，无论是土地制度、合作社制度、新型经营主体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导致五通一平之后，现在该老百姓们大显身手了。所以连续八年的新农村建设投资，中国初步实现了城乡差别再平衡。
需知，这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做不到的，没有哪里能做到城乡差别再平衡，也没有哪能做到区域差别再平衡。
两大差别我们完成了再平衡战略，投资总规模约为15万亿，相当于两万亿美元。
这就好有一比——美国救市投资是如何投的？主要投向金融部门，于是乎99%的收益由1%的人占有，这就是两国的最大不同。中国为什么现在还能一枝独秀，不就是因为采取了三大差别再平衡的战略吗？不过，是不是领导人都有这么明确的再平衡理念，我不好说。只是说从客观结果看是三大差别已经平衡了两个，那么剩下该由政府干什么呢？那就是贫富差别再平衡。对此，要想做得到，就得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走。
2013年的这次三中全会开始强调什么呢？房地产税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要立法。这是要干嘛呢？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中产阶级跟富人崛起了，经济下滑阶段所有的其他实体投资领域都不挣钱，只有房地产的价格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在银行存款利息收益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房叔房婶大量存在，但与房奴并存，其实就是社会收入差别难以再平衡客观造成的。为什么难以再平衡呢？是因为税收体制是世界上最差的，叫做累退税率。我们92%以上的税收来源于间接税，甚至能对商品征到20%～30%的高税收，之所以叫累退税是因为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买商品，反而富人买的少，富人大部分的消费并不表现在市场上。于是中国只有7%的税收来源于直接税，其中大部分属于扣缴，只有1%是个人直接缴纳。此外，我们国家的各项社会开支政策，也有大调整的余地。
但是，贫富差别扩大是世界通病，没有哪个体制能够有效地实现再平衡。这就得看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是否有决心和执行力，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恰恰是最难调整的这一块。想让国家领导班子通过征收财产税、遗产税、馈赠税、房产税，增收这些对富人征税的法律，把累退税改为累进税，把间接税为主改为直接税为主，确实有点难度。
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其中的两大差别虽然已经基本平衡，但却主要是靠大规模国债投资来形成，而非靠体制改革实现再平衡，代价也就很大。所以一方面可以说，国家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区域差别再平衡到城乡差别再平衡，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但另一方面，现在能不能做到贫富差别再平衡，能不能让税收改革起到收入差别再平衡的作用，取决于政府的领导能力和魄力，当然也取决于领导集体和现在各种各样利益固化的集团之间的谈判。但愿我们这个社会有自觉性，但愿这些收入比较高的人能够自我约束，对社会承担责任，这就需要完全公开透明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且允许能够用我们的收入直接用于我们觉得应该用的社会公益开支上。
（四）地方高负债与中央两难局面
我刚才说到国家大规模投资的时候就想提这个问题，从现象上看我们的确存在着国有资本不断壮大，对私有资本的挤出效应。经济学界都批判这个现象，我也可以跟着批判，因为它是个现实。但我要问的是什么呢？如果从1998以来，中国干的是国债拉动投资，请问这世界上可有任何政府敢于把国债投资，也就是老百姓未来的税收直接交给私人的？美国政府当然可以，因为它是以私人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家，它87%左右的GDP来源于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服务业，那它当然只能救金融。而中国呢，当我们投向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建设了三纵两横的高速公路系统，当我们投向区域差别再平衡的时候，大规模投的是高铁、能源、公路、机场、码头、车站，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谁能干？把国债投资到基本建设的资金交给那三千万家私营企业干吗？客观上看这15年干的是国债投资，当然会出现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实现的是大量增加的物质资产，这些公共财产客观上能不能短期回收，能不能近期就有经济回报呢？都不能。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重庆增长速度非常快，怎么增长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投资投到重庆，帮它极大地改善了基础条件，500多平方公里的重庆，它把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扩展到周边，通过大隧道和大桥把五道山梁全打通了，地面从500多平方公里变成了1200多平方公里了，只做地产他也赚了。经验其实很简单，如果把隧道、大桥收回，卖给私营企业，那过隧道和过桥就都得收费，所有的交通都堵在收费站那等着。西部就等着就这个大规模基础建设带来的搭便车的机会，省会城市或大城市的地产随之成倍扩张。
整个西部现在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所有这些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建设投下去都不可能短期回收。让谁搭了便车呢？西部的地方经济搭了便车。所以国家资本集团尽管拥有庞大的实体资产，却不可能变现，表现为在150万亿金融资产的账上趴着。同期，迫使中央政府大规模推进增发货币，这些年发了25万亿货币，其中20万亿是对冲增发，也就是外资进来1块美元，央行得发6块多人民币对冲，这就导致本币增发货币增发出来用于投资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大量是趴在账上的。确实，这些资产都是国有资产，但不可能短期有收益。国有生产性资产占多少呢？占中国全部生产性资产的70%。那国有银行资产占多少呢？占全部金融资产的70%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客观结构。
要改，怎么改？大量的固定资产占压银行资金；卖掉，没那么容易。除了这些，地方政府也搭便车，都借这个机会为自己建一些楼堂馆所，我们现在有了世界上最为豪华的政府设施，一直到乡镇村这一级。
那就看看对应的负债是多少，大概是八年前，一次在中央汇报的时候，县以下公共负债估算是7000亿到9000亿，现在如果再让我汇报，翻了十倍不止，至少负债得几十万亿。乡镇这一级政府负债，当年说最高负债是4000万左右，现在得到四五十个亿，县这一级的最高负债得上千亿。这些东西都叫做政府的债务资产。为什么称之为债务资产呢？因为它对应着一块资产，就像政府搞得楼堂馆所都是资产，只不过现在不好出售。政府搞的大型广场，铺的那些花岗岩大石板都是银行的钱，政府搞的景观大道，华灯齐放也都是银行的钱。都是债务压在那了。
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狂征滥占土地，并且政府帮房地产商维持房价，尤其是三线以下城市，房价早都维持不住了，政府哪怕贷款也要帮房地产商撑房价，就是因为撑了房价就是撑了地价，撑了地价之后，还能再圈一块地去银行套现的时候就可以套到同等的额度，银行套现率70%，那一部分钱过来之前先把银行利息还上，银行帮政府把旧贷转新贷。这就是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增加—银行占压调账—土地征占付息”这种三角结构的内涵。得明白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大部分压在那些钢筋水泥上，压在那些桥梁、高铁、机场、涵洞和大隧道等基本设施上，这些都是陈欠贷款。如果想知道今天中国有多大的不良资产、多大债务规模，不到爆发的那一天，谁都说不清楚。
现在爆发的触动点在哪，都不知道，说知道的都是猜，但猜也要猜到点上。
比如，刚才讲两难局面，政府如何继承政治合法性，如何让人民满意，就得除了继续使用投资拉动来解决面临的经济下滑，还得靠深改完成第三大任务：贫富差别再平衡。可是，想征收房产税吗？征，就意味着全国实现财产透明，官员、知识分子都公开房产，缴纳累进制的房产税。真正想实现透明度，就是征财产税。假如房叔有10套房子，共计1亿元，按1%的房产税征收，就要征收100万元房产税，每年100万元交不起。那就抛售房子吧，这样房价就下来了，地价也跟着下来了。然而，这样就平不了账了，地方政府在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就暴露了。所以，征收房产税这事，不仅仅是富人不愿意交，它还牵涉到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理。
（五）经济社会结构历史性变化及其利益诉求
大家想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两张金字塔图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无外乎就这两个金字塔，但它们属于超稳态。当经济结构矛盾已经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都不敢碰。谁想真去碰一下，就会意味着“债务暴露，无药可救”。对外又不能打仗，那对内也只能继续扩大投资，维持住现在的产业资本过剩的问题不马上爆发。
如何继续扩大投资？现在提出的就是城镇化。
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如何在城镇化的基础上去构建生态社会，如何在城镇化中形成创新政府治理的条件。例如我们现在正在乡镇做的试验，看所谓政府善意如何与社会结合形成善治，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建立乡镇良治。通过结构多样性和市民参与治理创新来形成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不仅仅把城镇化看做是一个新的投资的空间，同时城镇化还有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城镇化是中小企业和打工者返乡创业的领域，因为发展恰恰是相对远离大资，投资门槛低得多，何况很多打工者本来不愿意长期留在大城市。为什么打工劳动力为什么跳槽这么厉害，其实不外乎就是打工者整体上是小资属性，不想降低身份成为产业工人或者工人阶级，小资外出打工的目标是成为小老板，从小资变中资。
请看现在城市郊区征地，为什么城郊村都巴不得政府来征地，是因为村民可以一步从小资跃升到中资，可以分得几套房子或者得到一大笔钱，这就是郊区农民的“农民之梦”。
现在提出的城镇化建设适逢其时，给那些想当小老板的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创业的地方。由此，怎样能够形成城镇化治理创新？怎样能够让那些向中资身份跃升的小老板们、打工者们参与进来，变成社会化的治理创新。这些讨论和教科书上写的大不一样。对此，大家可以看我们搞了12年的乡建，历史上的乡建改良思路为什么总能切合中下层社会的实际需求，在于百年乡建接地气比较多一点。
以前工业文明时代，形成工业集中的城市化，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态文明新战略。因为我们近代的城市化体制，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的集中所客观需求的标准化、规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刚才已经讲到，我们从“九五”时期就要把产业集群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那是符合工业文明要求的。因为工业化内生的需要的就是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搞城市带最适合这套要求。
然而农村文化却“十里不同风”，农业又是个自然过程，因此，农业最不适应工业集中的城市化要求。当然，强行要把农业搞成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时候，农业自身的反抗就是制造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食品不安全，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例如，现在地沟油已经普遍化，却没有人再出来骂地沟油了，因为政府组织清查了老半天，请专家们来检测，发现地沟油的理化指标和普通油是一样的，既然没查出来，大家就干脆闭上眼算了，上街吃饭的人吃的基本都是地沟油。不过，今天食物安全领域的社会诚信已经被地沟油彻底毁掉了。
当我们过度把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一定是同步集中了过量的风险，过量的风险转化成的周期性危机虽然爆发，但往往是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的。在《八次危机》一书中，发现中国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不算理论创新，因为在我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里，周期性危机早就是描述清楚的理论。我的理论创新在于，我们的危机发生在什么时候，而城市危机只要能向“三农”做危机转嫁，它就在城里软着陆，如果不能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它就在城里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就是调整或是改革。至于叫调整还是改革，那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此书的全部理论创新可以归结为几个字：成本转嫁论。它往上接续的是世界系统论、依附理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把这些糅杂在一起，博采众家之长，最后就解释了我们的问题。
现在大家所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产业资本过量集中到城市所发生的问题，首先是三大资本过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条件下所造成的代价向全社会转嫁。
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认识。不同在于，中国并不可能有西方所说的集权主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发展充分竞争的结果就是比拼招商引资，然后就导致创业资本集中，形成的风险却上交。于是，中央就得增发货币、增发国债。
现在我的团队在国际上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在国内做不同区域比较研究，这些年先出版了《解读珠三角》、《解读村南》，我们现在还在做《双村记》，解读两个天下第一村：大邱庄和华西村，同时还要做苏州工业园20年，以及广西的欠发达地区、重庆的发展经验、浙南的发展经验等。做一批不同区域的发展经验分析，我们才能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我原来的题目区域化，本来想抽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下我们做区域比较研究的结果，现在因为三中全会出来有很多误读，特别是对城镇化、对土地问题有很多误读，所以先利用我们的讲台给大家说说城镇化。
关于城镇化，中央在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得呼应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发展创新，关键在于城镇化所对应的主体是全国3000多万个县市区下辖的30000多个镇。中国县以下一共是40000个乡镇，60万个左右的行政村，300万个左右的自然村，这是中国现在的区划结构。
我们的城市现在看已经算超前发展了，下一步要重点发展县域经济，特别是县级城关镇和县域范围内的中心镇。如果我们三千个县的城关镇都得到了发展，那客观上就会使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之下向县域经济转移，否则县域经济很可能就是个口号，很难落实。需知，承载县域经济的载体，主要是县内的城关镇和三个左右的中心镇。这样看呢，全国会有一万多个中心镇得到投资发展的机会。
做法上，首先是基本建设得到改善，然后吸纳打工者回乡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农村60万个行政村已经实现了村村通，下一步如果能配合城镇化进一步能使300万个自然村实现村村通，那周围村里农民就可以骑自行车到镇里去上下班了。
现在农村中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我们有时会认为“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例如，现在农村大量出现“劣绅驱逐良绅”，结果就是“良民变刁民”，基层治理劣绅化就很难让老百姓再相信什么，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垮塌是最可怕的。还有城乡关系恶化。在这种不断地向“三农”转嫁代价的体制的压力之下，农民的基本的行为已经扭曲了。如果能通过社会恢复或者社会重建，真正把国家投资重点转移到城镇化上去，就可以使农民就近得到非农收入，而不至于背井离乡。
所以，生态文明与城镇化战略结合到一起，应该是四个复兴：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治理。据此，大家不要简单地把城镇化又理解成某个主管部门的思路，它所面临的真正的客体，还是农村、农民。如果“三农”局面能维持住，这个国家尚可维持，全球大危机砸下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应对危机的社会基础。
当年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出现大规模失业时的状况，那里28%的进城农民是没有土地的人，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转向了暴力，最终也致使大批华人受到迫害，非常惨重的教训。总之不是虚言。中国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在2009年曾出现过一个季度的经济下滑，沿海有6万家企业倒闭，发生2500万打工者失业，也出现了各种社会不良因素集中爆发。幸亏那个年代，正好是国家在大规模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的时期，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增加了上万亿的农村投资，农村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吸引了回乡的打工者，沿海城市社会恢复平静了……为此，请注意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每次发生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大规模的下岗失业有关。例如，1960、1961两年7000多万失业，中国重新强调阶级斗争；20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4000万“待业”，中国提出两个严打；20世纪90年代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中国强调维稳。
城乡一体化方面，国内外的教训很多。例如，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发达国家都超过了生态足迹。又如，全球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都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地方。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跟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就是大量进口垃圾、人为制造着污染，用这种发展方式推动GDP，对中国来说实质性增长是负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系统下降是非常严重的，而发达国家略有好转。如果我们在社会问题上继续想农村系统转嫁代价，那发生社会对抗性矛盾冲突也就不远了。
还有些应该讲的，下面列出相关要点：一是在以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交流中，欧洲、亚洲的日本韩国“转型城镇”是值得借鉴的经验。二是我们一直强调农业三产化，强调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三是就乡村旅游而言，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乡土文化最适应“个性化定制”，因为千差万别的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自然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参与休闲农业和“三慢”生活，让中产阶级体验生态化的“四洗”，这就变成市民下乡新的消费内容。总之，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创新机会，取决于你如何去发现题材。
还应该提炼以上讲述中的理论问题：
其一，农村存在的是“三农”问题和“三治”问题，“三农”是经济基础，“三治”是上层建筑。
其二，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有过四次外资进入，每次外资都造成对外债务演变为国家财政严重赤字，也都带来两个次危机，每次危机都向“三农”转嫁代价，能转嫁成功城里就软着陆，否则就是硬着陆。需要了解硬着陆的例子，如1960年和1980年，没有成功向农村成功转嫁，出现在城里硬着陆。
其三，中国政府是不可能集权的，是因为中央政府长期是没有财政能力的。当出现大危机的时候，只有中央和地方共同受害，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够被地方所接收，否则地方是长期抗拒宏观调控的，中央手里没财政是指挥不了地方的。（关于三次“圈地运动”，可查阅文章。）
其四，如果讲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中国目前的现行体制看，实现的难度非常大；如果我们在城镇化问题上能够率先推进一体化，引导市民下乡、引导农业生态化进程、引导返乡农民去城镇创业、引导有“余钱剩米”的市民到农村去创业……总之，如果这些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经验都能够做到，那么，也许城乡一体化能够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所体现。
结论：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多样性与市民农民相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