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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球危机与苏南经验
在本校做演讲不必讲客气话，我只是把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做个汇报，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最近确实在做“区域比较研究”，这就要注重现实背景。
国内外很多研究一开口就说中国如何，其实这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表现。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幅员辽阔、区域不平衡就是个基本常识。中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做比较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区域的时空条件是有限制的。我们做了对岭南、苏南、重庆的研究，现在正在做对杭州的研究。我们在区域比较研究中有基本的思路，就是对比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阶段。
（一）引语：构建工业化原始积累与制度建构的逻辑相关
无论何种体制，只要搞工业化，那第一个阶段都叫资本原始积累。
一般经济学的道理研究的是资本相对稀缺和要素“相对稀缺”，而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体则不可能有所谓相对稀缺性这样的好事，在进入工业化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叫做“资本要素绝对稀缺”，当然，工业化时代与资本紧密结合的技术要素也绝对稀缺。
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这些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稀缺程度，则完全不可解，那么，当绝对稀缺的时候，就意味着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使这个经济体有可能进入到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于是，这就决定了我们构建的理论逻辑，不得不讨论各自的不同时空条件导致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要素禀赋条件就决定了要素结构的变化，也就客观地决定了制度安排。并且，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制度的结构，导致了后续演变的路径依赖。
由此可知，它大体上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过程。
但这个客观决定的制度结构形成过程，却难免使人从不同的利益背景出发来做解读，因此就有因利益结构不同而出现的不同说法。但也因此要求我们所做的研究，是要努力争取做去意识形态化、争取去价值化的解读。
（二）宏观背景：全球资本化与及其危机成本
1．全球化是资本危机在国家间成本递次转嫁的过程。
这次演讲我把“苏南经验”和“全球危机”放在一起解读，是因为全球危机暴露了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的大部分弱点。
前不久在一次“战略思想库”的座谈会上，我说现在的竞争叫做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间竞争，因为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因此表现出“国家间竞争的微笑曲线”。
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在全球危机条件下迫不得已承载了西方货币大规模增发和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共同带来的代价，我们把这叫做“进口通胀”。在这次两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做检讨，没有能够维持住原定CPI不超过4%的目标。其实不该他检讨，因为中国是进口通胀。
另外，我们没有在国际上建立话语权，比如我们的理论创新是国家间竞争的微笑曲线，却没有人代表我们这种承载了全球危机代价的国家在世界上讲话。
那么该不该怪本届政府呢？按道理说也不应该。
因为，上一届政府面临的是进口通缩，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进口通胀。我们知道通货紧缩从1998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2003年以后才转入高涨。上一届政府应对进口通缩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是在1998年以后中国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那么，这一次的政府执政以后也继续靠大规模国债投资拉动经济。按照逻辑思路，当一个国家主要靠国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会伴随着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另外一个派生的结果是垄断得到加强，那就是垄断资本的谈判地位和话语权，以及左右政府的能力，都在得到加强，因此就出现了大资“政策绑架”，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有能力“路径锁定”。我们现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没有多少大资，但是大中小资之间的矛盾也是存在的。
我们现在是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初期阶段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就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了，所以强调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得到大规模投资是在2005年以后，从2006年“十一五”开始，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国农村“三农”总投入43271亿。为什么叫史无前例？因为原来都是农村支援城市。因此执政党这些年的理论是对的，方针路线是对的，只不过执行起来极其困难。原因是利益集团左右决策。但是，有些话说回来，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大资本，在中国某种程度上还真得执行国家意志。
2．城市化是资本与危机同步集中的过程。
大家知道，危机条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安全，也就是说危机会使安全问题暴露。
比如加快城市化，今年年初公布城市化率51.4%，人类处在这个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中，城市化意味着资本向城市集中的过程，那么资本大规模快速向城市集中，就带来了风险这个与资本与生俱来的另外一面因素也向城市快速集中，这个风险加快集中就形成潜在危机。
但是，城市是没有危机承载能力的，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无论发生在欧洲的危机还是美洲的危机，还是发生在亚洲的危机，城市都不能承载危机的代价。所以民间有句俗语，叫做“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另外，比如说今天食品安全是危机，参与式的市民农业就有可能部分地化解食品安全危机。总之，当危机爆发的时候，城里的人们一般找不到问题在哪儿，即便是在美国。我们看一下所谓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是一种街头政治，当危机爆发的时候直接转化为政治不安全。
3．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扩张与国家政治制度的相关性。
当前世界处于金融资本阶段。以金融作为主要收益的发达国家特别是主导国家，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它一定要找一个出口来转移矛盾化解危机，这个出口在当前看就是重启冷战。
此外美国还有以下的表现：一、军事开支继续保持全球二分之一，然后指责中国军费增加。二、债务占全球债务50%。三、维持金融资本经济，也就是说虚拟的交易占全球50%。维持三个二分之一——军费开支50%，债务50%，虚拟交易占50%——这样的结果只能靠政府强权，因此，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是与金融资本直接结合的。
政府跟金融资本之间有天生的关系，这也是全球适用的。
在金融资本阶段随着政府直接创造信用和政府以债务来扩张信用，使得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债务超限。比如欧盟，欧盟在建立马约的时候是给定了一个红线作为合法性的，现在的情况是欧盟国家的欧元已经不是合法货币了，因为基本上都超越了马约的底线，当然它还在继续流通继续使用，因此，现在在欧洲发生的是一场保卫欧元合法性的斗争。这个斗争胜负如何很难说，再加上各个国家的社会成本上升，随着老龄化而导致的社会开支会越来越大，社会开支会直接转化为政府负担，政府负担会转化为政府债务。据此看欧洲与依靠军事政治强权的美国不同，欧洲政治越是现代化，债务危机越是不会短期内解决。
最近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这次全球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上层建筑制度成本过高的结果。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上层建筑未必是一个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或说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模仿的上层建筑。因为，现代化上层建筑我们未必付得起，代价太高。
（三）苏南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与后续演变
1．历史教训：民国亡于现代化成本过大。
虽然世界经验上看工业化都要部分或全部依靠从农业提取剩余完成工业化，但殖民地形成大农场的国家和我们这种靠小农经济做贡献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代价不同。资源要素禀赋不同而导致的制度也完全不同，其后续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也不同，简单的照搬西方是没有出息的。
中国其实在1949年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若发挥一下毛泽东的看法：我们建立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此外，人们需要知道，1949年中国城市中的工人阶级总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即使如此，在冷战压力下也要追求现代化。那就先看民国教训。
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长率8.4%，但同时它也是民族资本原始积累，从农民那里大量提取积累造成剥夺，因此社会严重不安定的根源主要是一个没有资本的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所必然爆发的社会代价。
但同期也遭遇了1929—1933年的西方大危机，民国经济因西方危机转嫁而出现通货紧缩，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弃白银本位，改行法币制，那就是1935年。同年日本侵占华北，为了搞垮民国的经济，日本人在占领区抬价抢夺白银，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当时民国政府为了备战开始大规模采购物质，成为拉动通货膨胀的诱因。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前，中国开始出现了通胀，此后这一次12年长期通胀从1937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
总体来看，民国追求了现代化，但是却带来了国内革命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到1948年民国的金圆券制度只用了4个多月垮掉的时候，军队等的现代化国家上层建筑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支撑，因此民国是先亡于现代化经济，后亡于现代化政治军事。
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当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基础支撑时，超前构建西方上层建筑的结果，往往是反作用于它的经济基础。
我们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和大家简单提一下，越是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贫富差别并不因为现代化而缓解，反而会随着现代化程度提高而基尼系数提高，最典型者就是美国和香港。美国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比85%的国家，香港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比82%的地区，这两个地方都是基尼系数0.5以上，经济高度化与贫富差别同步拉大的地区。
2．苏南工业化的主要经验：“一二三四”。
接下来说一下苏南经验。
先解释一下，苏南经济和中国的对外开放高度相关。
它的工业化起步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其他地方工业化起步，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人不再对中国实行贸易封锁，中国开始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1971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引进西方资本、改造本国工业结构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西方设备和生产线。这个“四三方案”的执行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对外负债大幅度上升。在这场负债还没有还完的时候，华国锋又提出了“八二方案”，就进一步造成了更高的外债负担，这个国家层次的债务危机，就给当时可以凭借农产品和轻纺产品出口换汇的苏南地区带来了发展机会。
1977—1979年中央向苏南放权，放“结汇权”、外贸权和财政权以及原材料定价权。从那以后，苏南得到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省份的条件，发展出口经济，这时候苏南经济就起步了。
但这个时候谁才是经济主体有条件推进发展呢？地方政府。
那么，苏南经验就从这儿开始归纳，我们说它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苏南经验的第一条，就是一个“主义”：“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第二条是两个“理性”：政府有公司理性，政府靠谁来发展呢？它利用了村社理性，出现了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结合，所以苏南发展归结的第一条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第二条叫“政府理性+村社理性”，两个“理性”。第三条就是三大要素的转化，因为你发展的是村社经济，村社把土地、劳动力、资金转化为工业使用的时候，产生了增长的地租收益。接下来看第四条，它经历了四个“阶段”：就是积累、调整、改革和扩张。
因此我们把苏南经验归结为四条：一个“主义”、两个“理性”、三个“要素”、四个“阶段”。
3．苏南工业化与中央早期工业化的共同经验是农村动员。
当说到政府公司主义的时候还得多说几句：中央层次的工业化也是政府公司主义，中央政府直接扮演国家资本投资人的角色，因此我们说在中央层次的“政府公司化”阶段，资本内化于政府，政府直接扮演资本的角色。
教科书上的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上是改出新民主主义，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经济基础上的实质性改变。
1956年苏联完成国家工业化开始转型对外开放，中国当然跟不上，因为尚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那么多工业品，没有资本。于是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今天我们把它视为极左错误，但客观地看人民公社是什么？意味着以乡为单位，成规模的使用劳动力替代国内稀缺程度几乎为零的资本——劳动力如果分散使用只能干“作坊”，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同期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来建拖拉机站，也就使得保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能力有承接的载体。可见，这是以人民公社作为载体，承接工业化遭遇资本稀缺的危机代价。
从此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就成为了一个既定的制度。其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发生过三次，分别在1960年、1968年、1974年。每次都是城市经济危机爆发向农村转嫁代价，所以说农村是城市危机代价的载体，农村不仅向城市贡献了剩余，完成了城市工业的原始积累，农村还承载了城市危机代价。
4．苏南工业化核心经验中“村社理性”的机制分析。
农村能够承载国家工业化危机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苏南经验中的一条——“村社理性”，就像我们说到政府理性一样，政府的第一理性是资本收益最大化，因为资本内生于政府。那么，为什么讲村社理性能够承载危机？就因为客观上村社有把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置的机制，这是村社理性的核心。
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叫做“中国的黄金增长时期”，苏南在这个过程中间扮演者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两个理性的有机结合。一个“主义”叫政府公司主义现代化目标之下，两个“理性”有机结合，那就有了苏南工业化。二者结合的条件在于这一带早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就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洗礼，70年代后期这里借助国家投资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布局，农村才有承接城市工业向周边地区扩散的条件。这一点恰恰构成了苏南与东部三南的另外两个——浙南、闽南的差别。
有个案例可以说明农村是怎么进行原始积累的。江苏苏州的吴江有一个村，本来没有村办工业，队长就动员全村男女劳动力，每年大家少得500工分的分配，集中起来去城里交换那些工业生产环节的物质资料。第一年这个村每个男女劳动力500工分拿出来不分配，这500工分对应着应该分配的钱、粮、肉、菜、蛋等所有这些东西拿到城里工厂去换一个铸造工序——你把铸造换过来我这村里干，我给你城里企业提供铸件。第二年大家再每个劳动力节约500工分换来了清砂。第三年还得再让出500工分换来成型。这样村里就形成了一个有三种程序的铸件厂，也就是把城里的机械厂的铸件车间搬到了生产队。这就是农村集体化条件下劳动替代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典型案例。
资本要素之外需注意第二个要素——劳动力。工农业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工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远高于农业，但是如果在生产队内部办工业，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就由农业社会决定，在货币化程度还高的七八十年代，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参照农业来定价的，因此单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远远高于城市工业部门。在集体经济时期，这一块也是全额被村内“社会化”占有了。
第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叫做风险的收益转移。我们一般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讲企业家承担了风险，所以企业家理所当然占有投资收益。然而，在农村办工业遇到不景气时，风险被谁承载了呢？当时有句话叫“卖不动了就回家种地”，这意味着乡镇企业经营风险被农业、被农民、被村社内部承载，那风险收益应该归谁？当然归村集体。另一方面是因为村办工业占有的本村要素不计算价格，因此属于无风险成本；但如果要在城里办工业，要素要全部计算价格和成本。
这样看，当经济学讨论的“三个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都由村内占有和配置，就都转化成了乡镇企业的资本，而且村社集体组织占有了大部分工业化收益，于是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
因为乡镇企业大部分是办在村里的，而村社理性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它有天生的外部性内部化处理的机制，所以乡镇企业遭遇了风险也不会破产。
5．危机调控、私有化改制与村社理性被排拒。
就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阶段，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麇集于城市的产业资本爆发了1988年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生产全面停滞，这对乡镇企业是一次巨大打击，因为它是中小企业。
一般而言，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国家宏观调控都会采取紧缩措施，只要一紧缩中小企业就先倒闭，但这次出了一个大麻烦。
刚才说到苏南经济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在政府公司化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帮助农村工业起步了，但也因此它从农村工业起步中直接占有了大量的收益，也就因“预算软约束”导致地方政府的开支刚性不可能随宏观调控减少，遂使很多村办工业借来的现金被敬老院、幼儿园、中小学等政府下放给村社的公共开支占用。这头乡镇企业不景气，那头地方政府开支刚性不减少，矛盾加剧，甚至出现政府让企业将通过高息借贷拿到的生产资金直接转为政府公共消费，乡镇企业就被迫高负债。在账面上看，这一过高负债没有对应的收益就维持不下去，地方政府和管理者就顺势接受主流提出的改制要求乡镇企业转为私有。当年，甚至有理论家提出“一块钱”理论，你只要把全部债务背走，象征性地支付一块钱就可以把企业拿走。这就是我一直想写的书《1993年》想要追忆的一个内容。
总之，苏南乡镇企业的第一批改私是在1988年通胀膨胀、1989年生产停滞、资金价格提高、官方开支刚性不减等矛盾延续了几年之后。这些与那个时候理论界质疑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说法其实没多大关系，真实原因主要是负债率过高。
还有市场方面的原因。原来苏南乡镇企业是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贸易为主；当然它原来起步的时候有开展外贸的优势，但外贸主要是换取外汇和进口设备，其产品生产还是以内需为主，是因为农民收入提升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低端工业品生产的市场需求空间，而办服装厂等的进入门槛很低。但这些被理论界称之为市场需求的空间条件，在90年代经济下滑的时候也失去了，因为危机调控让普通群众生活下降了，市场空间就减少了。
归纳一下，宏观环境不利、地方政府行为不利、市场空间萎缩，加在一起造成了苏南工业化的困境。因此，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因内需大幅度下降而转向外向型。同时，外资主导力量迅速加大，尤其是1994年中国政府一次性外汇贬值57%，苏南工业1995年起由原来的一般贸易为主转向加工贸易为主。
这些因素和下面要讲的政府政策调整共同导致了村社理性的机制作用弱化。
在改制之前，苏南乡镇工业第一目标根本不是教科书所说的“利润最大化”。这是个对西方理论的挑战。因为，我们当年做过很多苏南乡镇企业调查——我从80年代开始就在苏南搞农村改革实验，苏南乡镇企业第一目标是本村就业最大化，因为这个企业是办在村里的，是全村老百姓共同努力办起来的。第二目标也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本村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时国家之所以对乡镇企业采取的低税制、报税制，也因为它替代国家吸纳农民就业和缓解农村公共开支不足。1994年全国都改成分税制，乡镇企业纳入统一税制管理，不再享受税收优惠。
同期，乡镇企业的土地优惠没有了。大家知道1992年开始实行《土地管理法》，农村企业用地必须国家征占。
土地和税收都没有优惠了，资金又被银行卡住了，于是乡镇企业主要数据指标大幅度下滑，同时改私。
代价很明显，改私之后的私人企业势必排斥劳动，排斥村社福利，不再解决村内就业，等等。
这就是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出现高负债危机而改制的第一波私有化风潮。
90年代后半期，大约七成乡镇企业停产或歇业。
在苏南也因为政策环境不好、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第二次大规模改制改私风潮，它是一个宏观环境变化之下的企业微观制度的演变过程。
（四）全球危机下苏南的机遇与挑战
改制之后的苏南在新世纪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苏南趋同于岭南。但是，这两者仍然有一个现象不同，岭南属于弱政府经济，苏南属于强政府经济。弱政府经济进来的外资企业块头不大，80%以上是港台资本。强政府因其控制资源的能力强，而出现了与国外大资本谈判的条件，于是，进入苏南外资企业的规模比较大。比如看苏州工业园区，这个落户中国的第一个新加坡工业园也是强政府对强政府之间的谈判，仍然带有政府公司主义的特色。这是新世纪以来人们讨论较多的“新苏南模式”。
应对全球危机苏南仍然有它的特色。
苏南作为强政府，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强政府之间是紧密相关的。
在新世纪的全球竞争中，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维护主权与币权统一的国家，中国还没有放弃币权，与之相应的是本币对冲扩张，维护这个币权，就在外汇盈余增加的条件下带来本币同步扩张，表明我们客观上还有加入全球金融资本竞争的条件。第二个目标是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与西方不同，中国目前以大规模的金融扩张对应的不是虚拟经济，是过去30年愈益拉大的城乡关系和东西关系的再平衡调整。实际上，因为我们大规模向内地投资，向农村投资，这就带来了内需扩大的条件。于是，第三个国内的结构调整目标就是内需扩大。
因此，当前这个参与全球竞争的情况，和90年代苏南改制的条件不一样，中国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可以维持至少15年。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班子继续按照扩大投资的政策走下去，以国内吸纳投资的能量来说，还有15年的投资时间，甚至更长。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实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当与此有内在相关；苏南农村由于过去村社整合力量很强，因此在贯彻国家政策中，比一般地区具有更好的克服与小农交易成本困境的条件。
最后点到为止：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中国式“次贷”危机。
什么叫中国式“次贷”？我们有十万亿以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其中60%左右都是地方政府直接以财政来承担偿还责任的。在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平台负债大部分在银行，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的次贷是地方政府把盲目扩张所造成的风险大多转变为银行承载的金融风险上交给中央，这就是现在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特点。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外部环境恶化的更严重，同时期内部次贷压力加大。那么，在这种内外困局之下，今天苏南这种强政府经济面临的，某种程度上和整个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差
不多。注4
此文根据2013年7月12日温铁军在浙江杭州举行的“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发表时的文稿作者是温铁军、杨帅、邱建生、兰永海。
本文根据温铁军2008年去广东做《解读珠三角》调研的会上做的发言纪录整理而成。
根据2012年3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国际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苏南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负债情况受到较多关注，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暴露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