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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纳粹铁蹄下的生存
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说，1943年的生活出奇地平静。此时，盟军已经在意大利南部占领了一个据点，而他们的战斗机也盘旋在布达佩斯的附近。虽然布达佩斯还没有被攻击，但欧洲其他地方硝烟四起，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危险也在步步进逼，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战火会蔓延到匈牙利。人们害怕空袭的临近，城市面临着煤的短缺，学校也随之关闭。
到了1944年的春天，整个欧洲大部分犹太社区被纳粹摧毁了。匈牙利有100万犹太人，是东欧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惶恐不安，因为匈牙利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摧毁的目标。到处流传着奥斯威辛集中营正进行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苏联军队向西推进，但是他们是否会突破纳粹的要塞，及时救出匈牙利的犹太人，还是个未知数。对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来说，噩梦即将来临。
1944年3月19日，星期日，索罗斯一家住在卢帕岛上，他们离得太远，听不到也看不到从布达佩斯附近到南部展开的可怕事件：德军的坦克驶过多瑙河畔的布达和佩斯。纳粹正在入侵，这是一次“和平的”侵略：没有枪声，唯一的声音就是坦克链条的叮当声和发动机的隆隆声。很快，街道变得空无一人，人们都躲到了家里，等到确定外面安全后再出来，他们最需要做的是手中牢牢抓住一部能和外边保持联系的电话。
和许多布达佩斯的人一样，索罗斯相信纳粹的入侵不会太长，最多不会超过6个星期。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纳粹已经在其他地方节节败退了，这场战争风波似乎要平息下来了。
6个星期是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6个星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真的知道。唯一能做的便是祈祷，同时要找好藏身之处。待在大街上只有死路一条。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区分为梦想派和现实派。梦想派仍然坚持他们的幻想，直到3月19号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相信希特勒的军队不会进攻。
甚至当纳粹的坦克已经开进布达佩斯的街道，这些梦想派们仍旧执迷不悟，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对于犹太人而言，事情不一定会变得那么坏。他们还在幻想，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遭迫害的报道不太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会结束的。
现实派也相信，战争很快会结束，但是他们也相信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地方的大屠杀的报道，他们只是在思考，这场战役是否能及时结束，使他们免于遭到类似的迫害。
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到提瓦达·索罗斯的耳朵里。从十几年前纳粹掌权之后，他就一直在担心，目睹着纳粹如此猖獗，他们的暴力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他担心纳粹的魔掌最终会伸向匈牙利，伸向布达佩斯和他的家人。
提瓦达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他发誓，这一次也要帮助他的家人渡过难关。他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担忧，因为早在战争爆发时，他就已经卖掉了一些房产。他的超级自信感染了家人，他的泰然自若、冷静处事让索罗斯、保罗和伊丽莎白都感到慰藉。当时13岁的内格尔回想起父亲在那年春天玩的那个感伤的猜谜游戏——预计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会在战争中被迫害，当时内格尔的父亲预测有一半的人会被消灭，接着，他的父亲吸了一口气，说：“但索罗斯一家绝不会这样。”提瓦达是一个强有力的生存家，他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有40万名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杀害了，这一事实印证了内格尔父亲的预言。活下来的人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家人，他们忍受了许多个胆战心惊的日日夜夜。
当纳粹当局将分发驱逐通知的任务交给布达佩斯犹太委员会时，委员会又将这项可憎的任务交给了儿童。
乔治·索罗斯就是当时被招募送驱逐通知的儿童之一。在委员会的办公室，索罗斯接到一些写有人名的小纸条，每一张纸上都有规定，纸条上的人务必在次日上午9点前到拉比神学院报道，并且要带上一个毛毯和2天的食物。
索罗斯想听听父亲的建议。他将名单交给父亲看，父亲的表情很痛苦，因为他意识到纳粹正在围捕匈牙利的犹太律师们。
他告诉儿子：“去送这些通知吧，但是要告诉每个人这是驱逐通知。”
乔治·索罗斯遵照父亲的叮嘱去送通知，但是他发现，有些人不准备躲避纳粹，即使这样做将意味着被驱逐出境。他们觉得，如果纳粹规定犹太律师们要被驱逐的话，那这就是法律，而法律就必须要遵守。
有个人说：“告诉你的父亲，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我也不会违法。”
在恐怖的年代，提瓦达·索罗斯是位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面临着死刑，如果纳粹发现乔治·索罗斯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也可能被处死。被遣送至集中营的噩梦可能会突然变成事实。
提瓦达告诉儿子：“乔治，这是一次非法的占领，因而常规的做法不再适用。你必须忘记你在正常的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
提瓦达解释说，这个“不正常的情形”意味着索罗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有时可能是看起来不诚实或是违法的行动，纳粹在布达佩斯的占领使得这样做成为合理公正的。
提瓦达安排了索罗斯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情形”下的生活。为了确保儿子不会被纳粹当局带走，提瓦达贿赂了一位匈牙利政府官员，使索罗斯可以扮作匈牙利农业部的非犹太官员的教子。提瓦达还为儿子购买了假的身份证件，这些证件是生存的关键。
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以雅诺什·基斯（Janos Kis）的名字生活，提瓦达还给这位官员的犹太妻子提供经济支持，使她能够躲避纳粹。在后来，乔治·索罗斯将父亲的这个行动委婉地称为一笔“商业交易”。
提瓦达贿赂的这位官员负责没收犹太人的家产，而这些富有的犹太人都被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了。
乔治·索罗斯跟着这位官员在全国走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被抓到的话，就死定了。”乔治·索罗斯说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一些特别的表情来表示当时的处境到底有多么危险。
尽管索罗斯有假的身份证件，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害怕被发现，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躲起来。他们其中一个藏身之处是地窖，地窖周围被坚固的石墙挡着，唯一的入口需要通过蜿蜒狭窄的石阶。在地窖里面，有一个可以藏匿的好地方，空间更大，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当有人来搜查屋子的时候，索罗斯一家就躲到这个藏身的地方。
索罗斯一家总共有11个藏身的地方，他们通常好几个星期都待在朋友家的阁楼或地下室里，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要突然撤出这个地点。当时年仅14岁的索罗斯应该切实感到了惊恐，但到底是否如此也无人知晓，因为他后来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
的的确确，对于索罗斯而言，这一年似乎是“一次大冒险”。有一次，提瓦达和索罗斯恰巧躲在了同一个地方，他们都有假的非犹太身份。他们俩交谈着，但不是以父子的身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的真实的身份。
还有一次，索罗斯一家躲在一个地窖里，为了消磨时间，索罗斯、保罗和提瓦达打起了牌。赌注是一些糖果。当索罗斯和保罗赢了的时候，他们总是吃完他们的战利品，但是，或许是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存技巧，提瓦达自己赢了的时候，却不会吃掉他的那份。
乔治·索罗斯觉得1944年的战争经历回忆起来简直让人激动，他后来将这段时间描述为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感觉自己就如同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忘记了战争，感觉不到其他人感到的那种恐惧。有提瓦达在身边，一切都大不相同：对于父亲，索罗斯非常引以为傲，受到提瓦达自信的感染，索罗斯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雄。
不管提瓦达看似有多少明显的错误，他教会了乔治重要的一课——如何生存。
可以冒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提瓦达每一天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这让他相信，大多数其他的风险也是值得去试试的。
冒险的时候，不要孤注一掷。 不要把一切东西都拿来冒险，那是很愚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更是没有必要的。
逃避纳粹的时候，乔治·索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但是当他接受假的身份证件时，他知道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
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有更多的自由。他不用再做生死攸关的选择了，他可以冒险，却不会孤注一掷，他要给自己留下东山再起的余地。
在1992年，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曾告诉一位电台的采访者说：“我很关注生存的客观需要，我不会去冒可能毁了自己的风险。”
世界大战还教会了索罗斯另外一课。
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我们对未来都有期望，但是这些期望不一定和世界的实际运转相吻合。
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他后来要探索的领域，以此形成了他关于人类的知识，后来则形成对金融市场的理论。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后，犹太和非犹太的学生不再分成两个班上课。这时的乔治已经15岁了，和其他从纳粹创伤中走过来的学生一样，索罗斯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很多。在很多学生的心中，战争的创伤仍然历历在目，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明显了的痕迹。帕尔·泰坦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说：“班级纪律非常差，许多人都带着枪上学，它好像表明我们已经成熟了。但是，其实这很幼稚。”
1945年春天，卢帕岛的居民，包括索罗斯一家战后第一次回到这个岛上。他们相互交流着战争时期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如何逃生，聊一聊近期计划，这些计划都与他们觉得战后的匈牙利会发生的一些情况紧密相联。
每个人都在挣扎，都在犹豫不决：现在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吗？已经逃过了纳粹的迫害，匈牙利人不想送走了狼，又迎来了虎，过上另一种险恶的生活。如果新的政府像纳粹当局一样对待它的公民的话，看起来最好是离开这里，而且越快越好。
可是新政府是友善的还是充满敌意的，这还不太清楚。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敢肯定前苏联在匈牙利政府中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索罗斯家的朋友中有些人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事实将会证明，前苏联比纳粹要友善得多。但是其他人对此却嗤之以鼻，深表怀疑，并加以冷嘲热讽，他们准备收拾行囊，趁着还有可能获得护照的时候离开。
乔治·索罗斯就属于后者，他感到是时候离开匈牙利向西进发了。1947年的秋天，17岁的索罗斯只身上路，而他的哥哥保罗则迫切地想完成工程学的学习，因而在匈牙利又待了一年。
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去了伦敦，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而言，伦敦是个很有魅力的城市。由于父亲的帮助，索罗斯拥有了足够的盘缠。但是，到了伦敦，他基本上必须自力更生了，他唯一的经济来源来自一位姑妈，可是她已经定居佛罗里达了。
索罗斯原本以为自己在英国的生活会很快乐，但事实上他发现自己的钱实在少得可怜，又孤身一人，自然没有办法享受到这座城市能提供的快乐。在伦敦的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一段最艰难的时期。他孑然一身，几乎一文不名，但是，他仍然努力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索罗斯坐在伦敦的咖啡屋里，半开玩笑地对自己是：“现在的你已经跌到谷底了，这样的感觉不是很棒吗？因为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上走。”
当然，“跌到谷底”并不是一个很棒的感觉，一个18岁的年轻人所能做的就是从一份临时工作换到另一份临时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够时来运转。他曾经在伦敦梅菲尔区的一家叫夸格利诺（Quaglino）的餐馆里当过服务员，梅菲尔区是伦敦著名的上流社会活动区，贵族和电影明星在这里吃晚饭、跳舞、过夜生活。有时，身无分文的索罗斯吃一点剩的空心甜饼维生。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很嫉妒一只猫，因为那只猫吃的是沙丁鱼，而他却根本吃不上。
索罗斯干了一个又一个兼职。1948年夏天，他参加了土地援助计划，做了一些农活。这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成为金融巨鳄的索罗斯，在当时还组织了一次罢工，目的是让农场的工人能够按件计酬而不是按天计酬。得益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工人得到了更高的收益。在萨福克郡（Suffolk），他帮人收苹果。他也曾做过油漆工，之后他向朋友吹嘘自己的油漆技术不赖。
事实证明，打零工、贫穷和孤独毫无乐趣可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索罗斯都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从这段经历中，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害怕再一次跌到谷底，已经跌到过谷底一次，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