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传（白金珍藏版）

到千禧之交，乔治·索罗斯的投资纪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从1969年创立基金开始，直到2000年，索罗斯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是惊人的32%。如果有人在1969年在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投资1000美元，那么到了2000年，这位投资者可以赚400万美元。累积年回报率为32%。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只有沃伦·巴菲特能与索罗斯的投资联盟竞争。他们的投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巴菲特似乎更实际，他住在离华尔街很远的地方（奥马哈，内布拉斯加州）。他是一个保守的投资者，购买超级稳定的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可口可乐、迪士尼、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并且永远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相反，乔治·索罗斯是一个短期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上的走向上，下惊人的高额赌注。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他会投更多的钱。索罗斯是一个冒险家。

索罗斯长期的业绩是杰出的。但是在千禧之交，索罗斯却遭受了挫折，20世纪的最后几年，索罗斯遭受重创，2000年春，纳斯达克崩盘，索罗斯的损失已达30亿美元。

1999年，索罗斯打赌因特网股票会下跌，并且下了大注。他的猜测是对的，但是早了一年。媒体报道表示，索罗斯在2000年损失了7亿美元，也是在这一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离开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索罗斯的同事说，索罗斯只在因特网股票上损失了几千万美元，而不是7亿美元。

也就在那时，索罗斯宣布，他计划将量子基金从高风险的投机基金转变为保守的企业。作家艾伦·多伊奇曼（Alan Deutschman）说，这就像美国棒球巨星贝比·鲁斯（Alan Deutschman）发誓，他将只尝试一垒安打。

索罗斯的很多基金都下滑了30%，他承担不起利用大量的信贷杠杆和现金来独立行动。1998年8月，索罗斯的业绩处于巅峰时刻，价值达到220亿美元，到索罗斯将基金管理公司进行重组时，基金的价值已经下降到144亿美元。

索罗斯对基金管理公司策略的改变对他的200名交易者、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世界上最有威望的对冲基金工作而获利颇丰后，突然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发现自己没有了工作。索罗斯说，他不再渴望30%的年回报率了。同时，索罗斯发现要找到稳定的大赌注也越来越困难，他想要确保他的基金能够生存下来，不仅仅是在他的有生之年。

索罗斯备受瞩目的两位基金经理开始处理他们自己的基金。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从1988—2000年，一直负责索罗斯的旗舰基金——量子基金。现在，他也回到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杜魁斯资金管理公司。公司搬到了曼哈顿，管理的资产达30亿美元。根据媒体报道，德鲁肯米勒离开索罗斯的原因是，他厌倦了老板不断吸引媒体的关注。

一个时代过去了。很多帮助索罗斯建立财富的人，现在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们是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在华尔街，这样的经理人供不应求。

尽管索罗斯遭遇了金融挫折，他还是很有自信地分析了世界经济的状态。2000年12月7日，索罗斯出版了他的第四本著作《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Open Society，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他之前预言世界经济不会安然度过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事实证明，他错了。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开放社会》一书中，同样写到了他的错误。在这本新书里，索罗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快来袭，那么美国会发现，自己太脆弱了，难以帮助世界其他地区抵制衰退。

在他的书中，乔治·索罗斯常常对美国的经济前景做出悲观的预测。关注索罗斯的人对此怀疑，他们在想，是不是因为“前景暗淡”的书总是比乐观的预测卖得好，索罗斯试图从书上获利？但是对于一个拥有如此骄人金融记录的人，想不听从他的话，还是挺难的。

2001年1月22日，索罗斯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他已经退出了对冲基金的日常运作达12年之久。索罗斯在采访中解释说，他并不后悔当初放弃对冲基金的管理：“我已经70岁了，在过去的12年里，我基本上没有运作我的公司。因为要运作一个对冲基金，你需要百分百地投入进去，不能东奔西跑、做慈善事业，试图拯救世界。你要么待在对冲基金，要么做其他事情，所以我做了抉择。”

记者胡安·威廉姆斯（Juan Williams）开玩笑地问索罗斯，高风险的华尔街赌博是否使他对真正的赌博有了兴趣。索罗斯的答案是否定的。威廉姆斯追问原因。索罗斯说：“因为我更喜欢在我对概率有较好把握的地方下注。”

即使从华尔街隐退之后，索罗斯依然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到2001年，索罗斯已经投入了28亿美元到他的基金会中。他的资产价值仍然有50亿美元。索罗斯计划将来逐渐捐出他其余的财富。

2001年发生的一件事帮助索罗斯明确，接下来的几年他要把钱捐在哪里，如何捐。对于几百万美国人来说，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乔治·索罗斯也是如此。在此之前，索罗斯在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没有一个焦点或目标。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国民航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镇，共计有2819人遇难。

“9·11”事件使得索罗斯将焦点放在乔治·布什总统身上，相比之下，索罗斯对发动这起袭击的基地组织或者窝藏恐怖分子的阿富汗塔利班的关注更少。

索罗斯想尽全力在即将到来的2004年总统竞选中将布什选下台。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索罗斯就是不喜欢这个总统。他在将“9·11”事件应归咎于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是布什及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还是副总统迪克·切尼？

2001年9月11日，索罗斯身处北京，他看着电视里世贸双塔轰然倒塌，被极大地震动了，他对恐怖分子的残忍所感到的惊骇绝不亚于任何其他美国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索罗斯听着布什和他的助手发表声明，这让他想起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对于索罗斯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同样的宣传，表明危险正逐步扩大，大家要团结起来。这让索罗斯想起丑陋的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的演说，让德国人民与纳粹分子站到一起。这是乔治·索罗斯第一次将美国政治领导人的行为比成纳粹的行径，这样的对比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个禁忌，他们被深深地激怒了。索罗斯鄙视布什总统对“9·11”事件做出的回应，认为这个总统在快速地侵蚀美国的传统价值。

对索罗斯来说，“9·11”事件应该使美国政府有勇气保护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社会。相反，布什镇压异议，将批评者们定为不爱国，监禁那些声称自己是恐怖分子的人，剥夺了他们享有的美国公民权利。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有一个关键的时刻让他最终决定反对布什，这个时刻就是“9·11”事件发生9天后，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我们将追究那些向恐怖主义提供帮助和安全避难所的国家。每个地区的每个国家现在都要做出抉择。你们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分子那一边。从今以后，任何继续庇护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都将被美国视为敌对政权。”这是索罗斯厌恶的那种专制主义者的论调。

接着，布什政府又采取了一个方案，让索罗斯极为震惊：2001年10月26日，布什签署美国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该法案扩大了美国执法机构的权力，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他们可以监控电话、邮件、医疗、财务和其他记录。

索罗斯无法将布什从他的脑海中抹去。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对989名毕业生发表讲话，确立新的“布什主义”，对任何被怀疑有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美国将会采取军事行动。“布什主义”使布什和政府有了更广泛的权力，可以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这些国家曾经是美国试图结盟的国家。

在索罗斯看来，这些行动表明华盛顿在实施一种新形式的军事主义。这让他想起古罗马，它曾经也是伟大的民主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帝国。凯撒越过卢比肯河（Rubicon），入侵其他国家，如今的美国可能在另一条卢比肯河边。

索罗斯认为，恐怖分子就像门口的野蛮人（在华尔街，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不怀好意的收购者），他们可能成为永久的威胁，不会消失。如果美国总是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对总司令的批评会削弱军队的力量，这样美国的开放社会无疑会走向终结。用武力来传播民主是不对的，而索罗斯发现，这正是美国在做的事情。只有当地方力量迫切想要建立民主的时候，民主才能真正的建立。

“9·11”事件过后的一段时间，索罗斯在西方媒体眼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并且基本上是正面的人物。2002年3月14日的英国《独立报》总结了索罗斯的人生，基调是赞扬的，标题是：“乔治·索罗斯，一个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他的成名之举就是在黑色星期三大赚了一笔，但乔治·索罗斯热切渴望捐出他的几十亿美元。”

媒体深深地崇拜索罗斯，索罗斯拥有让世界领袖认真对待他、倾听他的能力。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外交政策，索罗斯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普通公民。其他超级富有的慈善家，那些华尔街巨子，如泰德·特纳和比尔·盖茨，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像乔治·索罗斯那样事必躬亲。索罗斯知道，他是幸运的，当大多数慈善家处于被动位置，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慈善抱负时，索罗斯知道如何明智地捐钱，以及捐在何处。

2002年，索罗斯被判犯有在法国进行内幕交易的罪行。所有美国主流金融媒体大肆报道了这个消息，包括平面、电视和广播媒体。900多篇文章蜂拥报道。索罗斯安然挺过了这些宣传攻击，很可能是因为美国审查这个案例的人断定，索罗斯并没有真的做什么错事。与索罗斯关系最密切的人说，如果索罗斯做了类似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和伊凡·博斯基（Ivan Boschi）那样声名狼藉的内幕交易，他的事业就毁了。

对于索罗斯来说，这个案子就像被蜜蜂蛰了一下，不会是结束职业生涯的重大打击。索罗斯一开始就知道，如果他被宣告有罪，法院不可能判他入狱。他也知道，到2002年下半年，他的基金事业已经基本成为过去，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内幕交易罪对他职业的影响比以前要小得多。

这个事件的起源是乔治·索罗斯于1988年购买了法国兴业银行和其他3家法国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都是在此不久前私有化的。

一位中间人找到索罗斯并告诉他，有一位法国商人想要联合一些投资者来购买私有公司的股份。索罗斯让自己的顾问调查一下。索罗斯和他的顾问都没有被要求签署保密协定。很快，顾问向索罗斯建议说，这个商人提出的想法不合理。索罗斯接受了这个建议，拒绝了法国商人。

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88年秋，索罗斯为量子基金购买了法国兴业银行和其他私有公司的股份。

索罗斯受到指控，说他知道这位商人带领的一些投资者在买入兴业银行的股票，这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上涨。法国当局说，索罗斯对这位商人计划要做的事情知情，这构成了内幕消息。

2008年6月27日，在我对索罗斯的法国律师罗恩·索弗（Ron Soffer）的一次采访中，针对这一指控，索弗说：“这样的指控让人非常震惊。索罗斯是在纽约交易的。他下令购买4家私有公司的股票，其中有一家是兴业银行。没有人指控他违反了美国法律，大部分的股票是在伦敦交易市场上买入的，索罗斯没有违反英国法律。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法国购买的。倘若索罗斯的交易员是在伦敦完成所有的购买，那么他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再者，按照法国当时的法律条例、法院和大多数学者对法律的解释，索罗斯的行为并没有违法。”

与此同时，那些投资者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购买了法国兴业银行的股票，法国公众在媒体的暗示之下纷纷购买了大量股票。该银行的股票在1988年夏天和秋天持续上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再度当选法国总统之后，法国金融媒体报道了新政府鼓励前一届政府私有化的公司的股东结构的变化。这些报道使得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这些股票。所以，索罗斯让他的交易员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时，他做的事情和很多法国公民做的事情并无区别。

此后不久，索罗斯卖掉了持有的股份，获利200万美元。索罗斯交易一年后，公诉人揭露，他们发现法国兴业银行的股票交易中有异常。这个案件的调查花费了几年的时间。1993年，他们将索罗斯进行司法调查，离正式控诉只有一步。这个案件拖了好几年，因为法国的检察人员很难从其他国家的司法机关获得金融信息，特别是从瑞士和卢森堡。他们还要求获得其他被调查人员的信息，索罗斯完全配合调查，自动提供所有与交易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这个案件成为20世纪90年代法国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十几个人被调查了其中包括很多知名人物。因为拖延太久，迟迟不上庭，索罗斯的律师试图否决这个案子，但没有成功。

当法国当局调查索罗斯的时候，职能相当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法国交易所运作委员会（Commission des Opérations de Bourse，COB）得出结论，索罗斯和其他人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他们的结论没有法律效力，所以法国司法机关对索罗斯提起了正式起诉。

2008年6月，索罗斯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法院提出上诉。在索弗看来，关键的事实是法国交易所运作委员会的结论，即索罗斯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违背任何道德准则。而且，最重要的是，法国交易所运作委员会认为，关于内幕消息的法律规定本身并不清晰。索弗辩护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索罗斯，一个在纽约交易的美国人应该比法国交易所运作委员会更了解法国法律呢？

索罗斯没有被指控从法国兴业银行获得任何内部消息，他所掌握的消息是和第三方的意图相关的。他没有被要求签署保密协定，也没有被告知这个信息是秘密的。索罗斯否决了这个计划，原因在于他觉得不合理。确实，事实表明，这个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我问索弗，为什么索罗斯能从这个案件中全身而退，保住他诚实和正直的名声？“因为美国人知道，这个定罪是对1988年法国法律的曲解，正如法国交易所运作委员会的观点一样。”

“为索罗斯请求最低量刑的时候，甚至连检察官也觉得这个案件有哪里不对。有一位检察官说，如果他在法律的允许下，可以对索罗斯减少罚款的话，他会要求法院象征性地罚款，比如1欧元。”

“我觉得，这位检察官意识到了索罗斯案件存在的不公正，检察机关试图通过司法解释，扩大内幕交易法的应用范围。在法国交易所运作委员会的要求之下，法国内幕交易法案随后进行了调整和澄清。”

“索罗斯坐在纽约的办公室中，他不可能想到法国内幕交易法比美国内幕交易法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也不可能想到1988年之前，法国监管机关、立法机关，以及很多法国学者和法官解释这些法律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真诚善良的人在索罗斯的行为中找不到任何道德恶劣的地方。”

2002年11月，索罗斯出席，他告诉在座各位：“我一生都在做投资，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内幕交易，什么不是。”索罗斯声称，他购买了几家法国银行的股票，希望新的管理和所有制会提升绩效。当他认识到这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卖掉了这些股票。

2002年12月20日，为了13年前的股票交易，索罗斯被判犯有内幕交易罪，并被罚款220万美元，相当于他从股票交易中获得的利润。

索罗斯没有到法国的法庭上去听法院的判决。他在纽约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极为惊讶，非常失望，必要时会向最高法院上诉”。他说：“我绝对没有法国兴业银行相关的内幕消息。对我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也没有法律依据。”

尽管很多人受到调查，但只有索罗斯一人被定罪。在宣告他的判决时，其他两人被宣布无罪，一位是法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另一位是黎巴嫩商人。这一定罪并没有给索罗斯造成负面的影响。他仍然是华尔街精明的投资者。

当我问索罗斯，为什么他的声誉没有受到内幕交易案的影响时，索罗斯不同意我的提法，索罗斯认为这个案件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案件。”这个案件虽然受到很多的关注，但是索罗斯仍能继续交易，媒体上会继续出现有关他的正面报道。

索罗斯称这个定罪是“审判不公”。索罗斯说，他的法国律师告诉他，已经结案了，当时也确实结案了，但是14年后，又被重新调查。索罗斯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案件。就是他们想拿走我在这桩交易上赚取的利润。”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也即将做出决定，基于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的联盟，美国准备进攻伊拉克。布什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发动生化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布什开始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的进攻在开始时是成功的，美军占领了巴格达，萨达姆躲避起来。同年11月，萨达姆被美军抓获，并最终由新的伊拉克政府处决。

面对新的反叛威胁，担心胜利可能会变为失败，布什选择了让美军留在伊拉克，参与国家建设，成本高达几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索罗斯为帮助俄国转变为开放社会而进行的长期的、起起伏伏的斗争也接近尾声。

2003年6月，索罗斯宣布他正在大幅消减对俄罗斯的慈善捐助。索罗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在俄国的慈善活动没有干涉这个国家的主权。俄罗斯处在崩溃边缘，我想帮助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渡过难关。”他强调自己会减少投资，从一年2500万美元减少到1500万美元。同时，他不会完全关闭基金会在俄罗斯的运作。他留下了15个项目，尽管从那时开始，开放社会研究所需要自力更生，自己吸引资金。

2003年11月，俄国当局强迫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再也不可能继续工作了。

索罗斯批评俄罗斯对石油巨头尤科斯（Yukos-Mikhail Khodorkovsky）的监禁，并称之为“迫害”。索罗斯进一步发出警告，俄国可能正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所有人会意识到，他们依赖于国家。这些评论可能让俄罗斯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让索罗斯的日子尽可能地不舒服。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美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索罗斯准备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试图让总统下台。

幸运的是，索罗斯不需要通过捐钱给民主党来促使总统下台。旨在禁止政党以外的团体直接向候选人捐款的选举法改革，留下了很多漏洞，外部力量可以间接地捐钱支持总统竞选运动。

索罗斯最终卷入政治。他参与民主党的同盟，包括工会工人、环保运动、女性团体，为建立非营利政治组织网络提供机会。到了2004年底总统竞选时，索罗斯已经投入了2700万美元给左派，用于推翻乔治·布什。

索罗斯保持着耐心剖析的一贯策略，他决定寻找一个最佳政治顾问。

2003年春天，民主党资深官员罗伯特·斯坦恩（Robert Stein）和新民主党网络（New Democratic Network）主席西蒙·罗森伯格（Simon Rosenberg）希望通过私人途径，增强民族党的力量。他们希望乔治·索罗斯能加入。

斯坦恩和罗森伯格整理了一个30分钟的幻灯片介绍，提供了一系列易于理解的图标，一步步地展示了在过去的30年里，保守主义者是如何成功地建立起价值3亿美元的“信息机构”，来宣传他们的主张的。

他们希望观众不再认为政治只是一场接一场的选举，而是长期的努力，需要重要人物的投入。民主党的投票人数量逐渐减少，20世纪50年代，他们在选民中的比重是50%，后来就只有34%。共和党投票人的数量一直都很稳定。必须要阻止民主党投票人的不断减少。

对斯坦恩和罗森伯格来说，政治党派全能的时代走向终结，新政治应运而生，要让人们在政治中进行长期投资，正如他们在商业领域所做的投资一样。

新型政治要吸引到私营部门中具有野心的人，比如乔治·索罗斯。目标是让他们参与冒险。而索罗斯似乎准备好冒险了。乔治·索罗斯开始涉足政治。

华尔街的背景使得他在民主党捐款人中与众不同。一直以来，自由事业通常是由好莱坞的模范和纽约律师支持的，华尔街的金融家为了维持现状，一般倾向于选举共和党。

如果索罗斯仅仅是因为想加入其他自由主义者的行业而涉足美国政治，那的确令人惊讶。在这之前，索罗斯总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孤独的人，和其他所有人保持着距离，同时也是独立的、不安分的、古怪的人。

索罗斯让他的政治主管迈克尔·瓦尚找出一些政治顾问，给他提出建议，将钱投入到一个重要的项目中，让布什无法再度当选。

瓦尚联系了马克·施泰茨（Mark Steitz），让他准备这样一个项目。施泰茨于1993年创办了TSD通讯公司（TSD Communications），负责2004年雅典奥运会投标组委会以及哈特佛金融服务集团（Hartford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等的战略通信。在此之前，他在罗纳德·布朗（Ronald H.Brown）主席领导下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担任通讯部主任。

施泰茨对方方面面都做了研究，从投票表决到过去竞选运动的财务记录。后来，他回忆说，他被告知要像他为投资委员会准备介绍那样，来对待这个事情。

施泰茨对索罗斯还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索罗斯在东欧和南非做了大量的工作，还知道索罗斯支持开放社会这个概念。

瓦尚还让另外一个政治顾问汤姆·诺维克（Tom Novick）整理了一份类似的项目。诺维克曾是俄勒冈州的立法人员，在关注西方国家问题的小组中担任执行主任。他和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慈善家都有过合作，为他们提供政治评估和策略。

当诺维克和施泰茨得知了彼此的工作之后，他们决定进行合作。2003年7月19日，索罗斯将他们两人和政治左派的智者召集到南安普敦的寓所中开会。这次会议是索罗斯踏入美国政坛的重要里程碑。

出席会议的还有民主党行动主义分子埃伦·马尔科姆（Ellen R.Malcolm）、史蒂夫·罗森德尔（Steve Rosenthal）和卡尔·波普。马尔科姆是IBM创始人的继承人，长期从事政治筹款工作。1984年，她创立了“艾米莉的名单”（Emily's List），并且将其转变为最成功的政治行动团体之一。

该组织最初的目标是选举崇尚自由的民主党女性候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织已发展了100000成员，募集了2.4亿美元的资金，选举了69位民主党女性成员进入两院。2003年8月，马尔科姆和罗森德尔创立了ACT组织（American Coming Togerther，ACT）。后来，埃伦·马尔科姆成为ACT组织的主席。埃伦·马尔科姆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史蒂夫·罗森德尔是新劳工运动的先驱，1993—1995年，罗森德尔担任美国劳工部助理副部长，对工会问题提出建议。在那之后，他在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担任了7年的政治主任。

卡尔·波普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负责人，他帮助建立ACT。波普回忆说：“2003年7月19日，我离开会议的时候，乔治已经暂时表示会提供大量资金。”

在索罗斯寓所橙红色的客厅里，索罗斯让施泰茨和罗森德尔介绍他们的项目，索罗斯提了两个问题：布什能否被击败？如果可以，如何才能击败他？

施泰茨问索罗斯，他的预算是多少，索罗斯跟他说，这个问题问得不对。正确的问题应该是：需要多少预算？索罗斯告诉顾问说，不要受到约束。“你们的约束应该是改变美国政治需要多少钱。”

两个顾问表示，2004年大选的情况将非常可能是：选民两极分化，只有10%可能投票的选民仍然摇摆不定。布什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经得起打击。但是，要击败他，需要采取一个新的切入点。

索罗斯很喜欢他听到的这些内容。他不断地问：“我能期望什么？有什么风险？”施泰茨后来说：“这是一个投资者的角度。”

大家达成了一致，草根政治运动是关键。民主党捐赠人需要建立现场操作，与投票人建立起一对一的联系。

施泰茨和诺维克决定将建立大规模的选举人现场操作当作重点，为了符合联邦选举法，这种现场操作必须是独立于民主党之外的。

索罗斯几次打断了他们的介绍。他对现场运动是如何运作这样的实际问题很感兴趣。因为索罗斯在前苏联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施泰茨和诺维克的草根策略对索罗斯很有吸引力，他想知道政治行动主义是如何实施的。

“你怎么进行草根政治运动？”索罗斯想知道。“你如何招人？如何管理数据？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追踪？”他身子往前倾，继续问道：“你的意思是你挨家挨户进行吗？”索罗斯对这些细节感到十分好奇。

标准的电视政治宣传广告的战略战术对索罗斯来说没有吸引力。施泰茨认为，这是因为广告是煽情的，但没有给人清晰的论点。

这个项目估计至少花费7500万美元，索罗斯全神贯注地听着。

在会议结束时，马尔科姆和罗森德尔希望索罗斯支持他们建立的ACT组织。最终，他们的目标是扩大民主党人数。施泰茨和诺维克希望索罗斯通过支持ACT来开始他的政治努力。

索罗斯一向习惯在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这一点他们也很清楚。但这次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索罗斯思索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就明确表示，他愿意加入进来。他充满热情，同时严肃认真。他具有政治家的情感，拥有商人的头脑。当索罗斯意识到，他的政治顾问很认真地认为可以击败布什的时候，索罗斯就毅然决定放手一搏——没有片刻的犹豫，没有丝毫的妥协。

从索罗斯的谈话中，政治顾问们逐渐意识到，索罗斯将参与政治看作是对反身性理论的一个测试。索罗斯参与政治这个事实将影响其他的投资者转向政治，就好像他在华尔街投资影响其他投资者一样，将他们卷入其中。

索罗斯坚持让小组成员计划大事情，但他们过去没有这样的习惯，可能是缺乏资金的缘故。“这个人对于‘规模’的理解和大多数政界中的人不同，”马克·施泰茨注意到，“我们都习惯于从小处着手，从小的、部分的做起。而索罗斯说，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就去考虑如何能做成。”

在7月19日的会议上，索罗斯被要求提供资金，仅仅用于支持17个重要的州中的6~7个重要的州的现场操作。对此，他感到很困惑。因为在投资中，当他觉得自己的判断正确时，他通常会投入很多钱。为什么在政治运动中不这样做呢？

如果政治运动只包括不到一半值得争取的州，那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活动呢？索罗斯希望为所有这17个州提供资金：“我不想建半截子桥。我想要做一切必需的事情，来影响事情的结果。”那为什么他没有写一张7500万美元的支票呢？索罗斯那天解释说，他觉得1000万美元暂时足够了。此外，索罗斯希望他和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的捐赠可以为他人树立榜样。

索罗斯那天捐赠了10000000美元，来推动建立ACT组织、媒体基金和2004年总统大选中负责广告宣传的民主党527委员会。

70岁的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汽车保险商前进公司（Progressive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长，在得知索罗斯承诺捐赠1000万美元之后，他也在那一天承诺捐赠1000万美元。

刘易斯大部分的时间是乘坐他的25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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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游艇“独行侠”在地中海巡游，船上装有现代通讯设备，帮助他监控美国的政治发展。刘易斯是大麻合法化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曾参与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麻合法化运动。他喜欢待在暗处，拒绝一切访问。

乔治·索罗斯的政治运动在美国政界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从来没有人捐过这么多钱，而且是捐给一项事业，而不是给一个候选人。捐赠竞选资金当然不是新鲜事，但是不通过政治党派，而是通过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捐赠，还是独一无二的。

索罗斯喜欢开辟新天地。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时候，他就这么做过。如今在美国，他仍然要这样做。

马克·施泰茨和汤姆·诺维克这两个政治顾问是活动的负责人，他们认为ACT组织是索罗斯开始政治事业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根据2002年3月27日通过的麦开因—范戈尔德竞选财务法（McCain-Feingold Campaign Finance Law）的规定，政治捐赠人不能再直接地将钱无限制地捐赠给民主党，但他们的钱可以流向同盟的“独立”团体，即527组织。

此外，ACT组织有几千名志愿者，还有2000名全职工作人员，他们将确定和动员可能的民主党选民。

问题是ACT还不是一个团体，而只是一个想法。“我们开过一次会，有一个暂时的委员会，没有钱。”卡尔·波普回忆说。最终，ACT于2004年成为规模最大的527。

波普发现索罗斯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会问一大堆问题。“所以，当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你会被榨干，他就像一个抽水机一样，使劲地抽干你的水分。”波普注意到，索罗斯喜欢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他人的介绍。

下一步就是2003年10月与韦斯·波伊德（Wes Boyd）的见面。波伊德是一家叫“继续前进”（MoveOn.org）网站的负责人。该网站是两个硅谷创业者琼·布莱兹（Joan Blades）和波伊德于1998年创立的，网站目前已经拥有3200000名成员。

波伊德和索罗斯从来没有见过面。波伊德原本以为他们只是见个面打个招呼，但是他惊喜地发现索罗斯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说他将为“继续前进”网站的选民基金提供250万美元的资金。波伊德承认，自己对此毫无准备。

索罗斯明确表示他支持17个州的策略，而不是6或7个州。鉴于过去的政策需要大量的广告宣传，所以他们决定放弃在摇摆不定的选民中寻找投票者。他们认为将焦点放在不经常投票的民主党人身上，效果会更好。大家也达成另外一个共识，加强与志同道合的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不同的团体行动一致，这样可以避免潜在的民主党选民之间的冲突。

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乔治·索罗斯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说过他们爱听的话。在过去这些年中，他似乎对如何处理自己的犹太教归属感到很矛盾。索罗斯已经明确表示，他希望避免被过度认同于他的宗教，以及以色列。

尽管索罗斯有着犹太根源，但他并没有捐钱给犹太事业，直到60多岁的时候，到了1997年，索罗斯才从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拉札勒斯基金会（Emma Lazarus Fund）中捐了130万美元给犹太联合会理事会。1997年下半年，索罗斯又向另一个犹太组织捐了同样数目的款项，该组织是反贫穷的犹太公正基金（Jewish Fund for Justice）。

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曾访问过以色列，他也同意在21世纪初，至少与一个重要的犹太团体谈一谈。

2003年11月5日，索罗斯在纽约的犹太资助人网络（Jewish Funders Network）的会议上讲话，大多数与会人员急切地希望知道，索罗斯是否最终准备更加系统地捐助犹太项目，包括以色列项目。索罗斯的一个助手指出，这对于索罗斯来说是个罕见的场合：他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个犹太教团体、基督教团体、伊斯兰教，抑或佛教团体讲过话。

犹太资助人网络举办活动那天，索罗斯和以色列议会成员约西·北林（Yossi Beilin）的早餐会议之后，索罗斯表示，他可能向中东捐一些钱。索罗斯激动地谈论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并且承诺支持所谓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

该协议是北林与巴勒斯坦谈判官员提出的非官方和平计划，在华盛顿和欧洲的首都之间流传，很快在日内瓦举行签字仪式。该协议预想巴以双方维持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边界，对耶路撒冷实行分治。但是对于巴勒斯坦难民要求回归以色列的问题上，协议的规定很模糊。

索罗斯的评论没有涉及他是否可能向犹太事业捐更多的钱。索罗斯谴责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和美国总统布什导致了反犹太主义。索罗斯的评论引发了强烈的争议，犹太领导人声称索罗斯的评论增加了反犹分子的力量。

索罗斯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捐很多钱给犹太或以色列相关的事业，是因为犹太人传统上只顾自己，所以索罗斯认为，他最好将钱捐到别处。

第一个回应索罗斯的是他的朋友以及同样身为慈善家的迈克尔·斯坦哈特。迈克尔·斯坦哈特为索罗斯安排对犹太资助人网络发表的讲话，索罗斯做出所谓的反犹太评论之后，斯坦哈特立刻跑上演讲台打断索罗斯：“乔治·索罗斯并没有认为犹太人应受到更多的憎恨。”

斯坦哈特接着将演讲台交还给索罗斯，索罗斯问是否有记者在场。当他知道有记者在场的时候，他便不再做出进一步评论了。

到了2003年11月，将乔治·布什推下台成为乔治·索罗斯关注的焦点。他在每一则访问，每一篇演讲，以及他写的书中都明确表示了这点。这对索罗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索罗斯开始为一个新的自由智囊团“美国进步中心”提供资金，该中心的负责人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幕僚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目标就是反对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

共和党人和他们的拥护者严厉地批评索罗斯支持ACT组织，“继续前进”网站以及美国进步中心的计划。

《华尔街日报》突然对这个有钱有势的人的政治影响感到很恼火。《华盛顿时报》的一位作者抱怨，索罗斯这个出生在匈牙利的人，居然自认为是美国政界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共和党的领导人很生气，他们指责索罗斯利用一种没有管制的、幕后的软钱

[2]

团体来为自己所用。索罗斯的犹太教根源也遭到强烈攻击：索罗斯是夏洛克的后代，毕生都在试图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国际犹太人”从故事转化为现实。

事情变得越来越肮脏了。

2003年12月，索罗斯出版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泡沫：纠正美国权力的滥用》（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Correcting the Misus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在该书中，索罗斯解释了为什么自己如此讨厌布什政府。这本书实质上是一次论辩，索罗斯半开玩笑地将其称之为“索罗斯主义”。

在该书中，索罗斯认为，美国的笨拙正极大地伤害着自己。“美国在世界占有的主导地位是被扭曲的现实，”索罗斯写道，“美国利用自己的地位将自己的价值和利益强加于世界各地，以为这样美国会更好。这种设想其实是错误的。正是因为不滥用权力才使美国获得了目前的地位。”

索罗斯在书中警告说，美国爬到全球超级强权的地位的努力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不但如此，这也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极大的动荡。索罗斯说，布什一伙人无情地利用“9·11”恐怖分子的袭击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他们误导了全世界，以为伊拉克造成了威胁。“我将说服美国公众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反对布什总统，这是我的首要目标，”索罗斯写道，“我们被欺骗了。”

那么，美国霸权主义的泡沫是什么呢？对于索罗斯来说，泡沫指的是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地位，以及股票泡沫。索罗斯指出，泡沫不是凭空出现的，是由误解产生的偏见形成的。没有另一个超级强权的制约，美国就产生了优势和超级强权的泡沫。

注释

[1]

250英尺=76.2米。——译者注

[2]

硬钱/软钱（Hard money/Soft money）这两个名词用来区分受与不受联邦竞选财务法律约束的竞选资金。硬钱是指由个体或团体直接向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提供捐助。此项捐助受法律约束。软钱是指不受法律规定约束的捐助，只可被用于市民活动，如动员选民登记、政党建设活动、行政管理费用以及用于支持州和地方候选人。根据法律，“软钱”捐助不可以用来直接支持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