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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枪打出头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乔治·索罗斯一直希望政客们能够注意到他，现在，政客们终于开始注意他了。但索罗斯本来希望得到的是他们的尊重，而不是他们的疑心。事实上，他只得到了后者，这无疑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索罗斯1993年的举动令人眼花缭乱，加上他在1992年挣了6.5亿美元的新闻，都使得政客们踌躇起来。他们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事情——迈克尔·米尔肯、伊凡·博斯基和其他收购时代的明星们是如何聚集财富的。
收购时代给政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实际上米尔肯、博斯基和其他不太耀眼的投资者都是通过内部信息获利的。起初，每个人都对这些家伙的聪明感到惊讶。到了最后，事实证明，这些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巨星们并不如他们表现得那么智慧过人。
现在，政客们认为，他们应该把目光投到乔治·索罗斯以及整个对冲基金上。他们没有理由相信索罗斯会像米尔肯和博斯基一样行事，索罗斯的罪过就在于他挣得钱太多了。华盛顿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
这些金融家赚了巨额的财富，但在华尔街之外，有时甚至是华尔街内，没有人知道这些金融家究竟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赚钱的。有一种观点逐渐在华盛顿站住了脚，即应该对索罗斯和其他对冲基金经理盘根究底，让他们给予一定的解释说明。
于是，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alez）在1993年6月宣布，计划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仔细审视量子基金的外汇交易。冈萨雷斯在众议院发言时表示，他对索罗斯如何赚取巨额利润感到很好奇。他希望发现索罗斯的资本有多少是来自银行贷款，美国的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对索罗斯基金开放。
这位立法者承诺：“近期，我将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检查一下索罗斯先生对外汇市场的影响，以便做出判断，像索罗斯先生这样的个人是否有可能操纵外汇市场。”
“操纵”这个词太重了。对索罗斯来说，这并不像在公园里散步那样轻松。
冈萨雷斯补充说：“充分了解索罗斯先生操纵外汇市场的方法，是符合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中央银行最佳利益的。毕竟，他们在和索罗斯竞争，努力操纵各种货币的价值。”
听证会在近一年之内不会举行，但冈萨雷斯的声明给所有的对冲基金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索罗斯和对冲基金界的其他投资者观望着，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尽管如此，1993年夏天，索罗斯自我感觉依然良好。他看起来很安逸。索罗斯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关于市场精神领袖的谈论。他看起来比十几年前更加快乐。索罗斯的伦敦合伙人埃德加·阿斯泰尔发现，索罗斯比早年对自己更加满意了，那时“他非常阴沉，闷闷不乐，对人很冷淡。现在，所有关于他能够推动市场，他是一位精神领袖的言论，都深深地感染着他。他更加开朗，开始享受生活，笑得也比以前多了”。
索罗斯似乎很喜欢对他的这些关注，但他也感到这只是稍纵即逝的现象：“我没有操纵市场，但是我不能否认，暂时有一种市场支配者的神秘感笼罩着我。现在，人们非常关心我在做什么。而在我购买了纽蒙特公司的股份之后，黄金上涨了15美元（1993年5月中旬），这个事实确实和我的买入有点关系。但在我失手几次之后，人们也会平静下来。”索罗斯非常聪明地应付着媒体。
在引起了媒体的兴趣之后，索罗斯知道，他必须抵制记者们蜂拥而至的问题，关于他在市场上做什么的问题。索罗斯想让人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他的资助项目上，并且他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点。1993年到1994年，大部分关于索罗斯的文章都主要关注他的慈善事业。记者觉得自己有必要提一下索罗斯的投资，但是他们只能给出非常少的有用信息，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这个话题。当发觉宣传能够有助于资助项目的时候，索罗斯感到了媒体亲切的一面。
1992年9月狙击英镑后，索罗斯坐下来接受了更多的采访，并且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媒体报道，特别是在英国。例如，1993年1月10日，《观察家》对索罗斯的报道标题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3月14日，《伦敦标准》（London Standard）对他的报道标题则为“宇宙的主宰者”。来自英国和美国电视台的人想请索罗斯合作拍摄一部关于他职业生涯的短片。索罗斯第一次允许他们在他的纽约投资办公室以及他躲避纳粹时藏过的布达佩斯地窖里拍摄。对于索罗斯来说，这当然是值得的。
1993年12月13日，在ABC电视台播放的一个电视纪录片中，索罗斯说道：“（我的基金）规模已经变得非常巨大了，但是除非我能好好地利用资金，否则这没有意义。似乎赚钱比花钱更容易。我似乎在赚钱方面比在做出正确的花钱决策上更有能力。”
索罗斯没有遭遇更多的认同危机。他看起来非常满足。但是，他仍然渴望从生活中得到更多，正如1993年7月他在《领导》（Leadership）杂志的一期采访中所表明的那样，那时，距他63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
记者问索罗斯，此刻他如何看待自己。索罗斯回答说：“我在不断地进步，我对事情的进展感到相当满意。相比当初纯粹挣钱的时候，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加完整。如果我能更深入地了解事情是如何综合在一起的，这会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简而言之，他仍然希望得到所有与“存在”相关的问题的答案。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对这些问题充满了好奇。记者问索罗斯，他是否有一个终止点，大概指的是退休。
索罗斯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觉得那是一种失败。但我想将事情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使我不会迈向那个阶段。很明显，总有事情多得我应付不了的时候。”
他是否感到自己不中用了？所有有钱人都可能会时不时地有这样的想法，索罗斯呢？“不会，我感觉我善于认识到风险，然后避免它。我把它看作是游戏的一部分。”
记者又问：“你谈到了拥有这么多钱以及以一种不被看作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的方式很好地处理这些钱的责任，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
索罗斯：“我并不是真的在意。我确定，即使事实还没有被写出来，将来也会被写出来的。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好辩护的。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我是自己成功的奴隶，还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有这样一种状态，你可能觉得自己太成功了，以及为了成功你需要做许多事情。我需要在这两者中间找一个平衡点，不要被自己的成功弄得摇摆不定。我不能被卷入超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这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竞赛，这才是有风险的那部分。”
接着记者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赚这么多钱，没有捐这么多钱，那么你可能在做什么？”
索罗斯承认，他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他第一次回到匈牙利时，他就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载着游客观光，仅仅为了赚一点外币。”
索罗斯本可以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商人，但他没有。他这是在暗示，如果事情有不同的发展，他可能会去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司机，为养家糊口而奔波吗？
到了1993年夏天，索罗斯成为金融界越来越大的一个谜。那时，距离1992年狙击英镑已经有9个月了，索罗斯在人们的心中几乎是个神话，他的每一句话都被看作是市场跟随的信号。但是，这个夏天，欧洲共同体动荡不断，一些观察家发现，越来越难看穿索罗斯头脑里在想什么，越来越难判断索罗斯喜欢金融市场的哪一方面了。索罗斯似乎是坐在跷跷板上，这一分钟上去，下一分钟下去。对于那些试图跟随他的人来说，这常常让人感到深深的挫败。
每个人都想弄清楚，欧洲汇率机制似乎濒临解体时，索罗斯会采取什么行动。索罗斯曾经在欧洲汇率机制上打赌，并且赢了。现在，人们又开始担心他会卷土重来。
法国法郎的压力越来越大，德国的高利率将资本吸引到德国马克，资本从法郎中抽走，这导致法郎降低到欧洲汇率机制允许的最低水平，投机者纷纷抛出法郎。然而，法国却丝毫不愿意贬值。
7月26日，星期一，索罗斯告诉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他没有投机法郎，理由是他不希望被别人指责他破坏欧洲汇率机制。其实，索罗斯给法郎投了信任的一票，表明法郎会渡过目前的动荡，法国不需要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索罗斯似乎想远离这场纷争，但是当德国中央银行否决了改变关键的贴现率时，索罗斯非常恼火，好像他被人出卖了。“我觉得这个体制将要解体。”他这样预测。
7月30日，星期五，索罗斯给伦敦的路透社传真了一份新闻稿，他在其中声明：“在德国中央银行决定不会降低贴现率之后，我觉得不用再受制于我在《费加罗报》上的声明了。当欧洲货币机制的支柱——德国中央银行不顾其他成员的利益行事时，想通过避开货币交易来保护欧洲货币机制是徒劳的。”
索罗斯将法国中央银行比作是被打扁了的妻子，尽管饱尝拳脚之苦，这位妻子仍然与丈夫厮守在一起，在这里，丈夫便是欧洲汇率机制。“我并不指望现在的安排在星期一的早上就会产生效果。”他声明，现在感觉可以恢复在法郎上的交易了。金融界一片混乱，大家都不知道乔治·索罗斯在做什么，他想要表达什么。当欧洲部长们在布鲁塞尔疯狂地试图挽救欧洲汇率机制的时候，索罗斯却很超然，想给人们鲜明的印象：他是超然于纷争之上的，这一次，对另一个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他漠然处之。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给索罗斯打电话时，他正在南安普敦家里的游泳池边懒洋洋地躺着。《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索罗斯听起来更像一位老练的政客，而不是一位货币交易者。“正是因为我不想让市场陷入疯狂，所以我不准备说出我在做什么。”他告诉记者。索罗斯没有泄露任何秘密。他所说的就是，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他还没有投机欧洲货币。这听起来好像在那之后他就开始交易法郎了。
事实是如此吗？索罗斯不会说的。他急于打消别人觉得他只是个投机者的想法，继续像个老练的政客：“我非常相信欧洲和欧洲汇率机制，参与者应该关心如何维持这个机制，而不是仅仅想着为自己谋利。”但是，索罗斯感觉自己不再置身事外了。
1993年8月4日，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马克的公开声明。索罗斯认为，德国中央银行的政策正让德国进一步陷入衰退，因此他抛出马克。“我自己将对马克进行投机，抛出马克，买进美元和日元，”索罗斯在德国电视台上说，“从长远看来，这是对马克应该持有的立场。”他补充说，德国中央银行高利率政策弄巧成拙，必须通过降息来帮助恢复德国经济。
起初，索罗斯似乎是正确的，当他第一次预言的时候，马克兑美元的比价是1.625马克兑1美元，到了7月下旬，比价降到了1.75马克兑1美元。但是到了9月中旬，德国马克对美元明显变得坚挺了，达到了1.61马克兑1美元。
直到这个节骨眼上，很少有人质疑过索罗斯就他的交易做公开声明的权利。精神领袖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人们越来越觉得，索罗斯给世界领袖提供建议也许太过了。例如，8月1日，索罗斯出现在英国电视节目中，为西方军事干预巴尔干半岛提供明确的理由。他主张，容忍种族灭绝标志着文明的终结。但是，是谁委任他这么做的呢？1993年8月5日，《每日电讯》在一篇社论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很多人在那年夏天对索罗斯的模棱两可的感觉：“自从索罗斯下了100亿美元的赌注，打赌英镑一定会撤出欧洲汇率机制，他的每句话都被奉为神谕，他在报纸中的每封信和每篇文章都被视为经典。”
“任何人都不应该希望索罗斯先生有病，那些欧洲大陆的政客和中央银行的头目们近来都将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归咎于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但是他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愤怒，过错完全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错在试图维持无法维持下去的汇率和利率。但是仍然有必要谨慎一些。”
“近来，索罗斯先生越来越夸张地对媒体发表言论，这使人觉得他有点狂妄自大。当我们这周读到索罗斯先生支持空袭，来为萨拉热窝解围时，我们开始觉得他应该休假了。他可能相信，他能轻而易举地决定外汇外交政策。但是即使世界自愿依照索罗斯先生的每句话，也不应该使他愚蠢到对自己所说的话自以为是。”
2天以后，即8月7日，《经济学家》甚至刊登了一篇名为“健谈”的文章：“乔治·索罗斯是不是疯了？报纸和广播日益充斥着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纽约投资者的重大声明，话题涉及任何事情，从银行业到波斯尼亚。”
“近来，欧洲汇率机制陷入重重困境，索罗斯先生的观点吸引到的注意力，至少和德国中央银行的头脑们一样多。媒体对索罗斯先生感兴趣，这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他是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但很多像索罗斯一样有影响力的投资者，都倾向于保持超常的沉默，可为什么索罗斯不那样做呢？”
这家杂志还问到，为什么索罗斯经常公开地指手画脚：“第一个原因肯定是索罗斯先生并不反对人们将他视作这个时代杰出的投资领袖，自己配得上这个荣誉。”
“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索罗斯不再满足于继续做一个富有的绿色遮光眼罩，而是想影响当代的公共政策。这是令人钦佩的雄心，但是实现这一雄心更好的方式可能是通过他在东欧实施的慈善事业。”
“索罗斯先生明显渴望宣传的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对量子基金的日常管理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了。”
那年夏天，《商业周刊》的一位记者有机会问索罗斯为什么他变得如此“健谈”。索罗斯答复道：“我一般不想出现在公众场合，除非我有话要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更喜欢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因为我发现了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如果我接受了一个采访，人们常常会断章取义。虽然引用的都是我自己的话，但本质却被歪曲了，和我的本意不同。”
“我和媒体之间没有爱憎的关系，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保持很远的距离。如果你现在写了一篇讥讽批评我的文章，发现我的缺陷，或者挑出什么毛病，这不会伤害我。所以，你大可以这么做。”
索罗斯似乎在说，他并不是真的在意媒体，事实并非如此。索罗斯没有一个庞大、老于世故的公关机构，他已经成为了自己最好的发言人。
索罗斯聪明地了解到，如果不接受报纸的采访，而是给编辑发一个传真或者写一封信的话，他更有机会让自己所有的观点被人理解。一次又一次，这种方法行之有效。报社收到索罗斯的传真或信，然后将全部的内容刊登出来。
索罗斯也知道，有时候要对媒体发表评论，有时候要保持沉默。当他采取了大胆的一步，雇用外部公关公司——享有声望的纽约凯克斯特公司（Kekst&Co.）时，索罗斯决定，凯克斯特公司应该尽可能地少提到他。
对于有些人来说，索罗斯就投资发表公开声明时，他有点聪明过头了。华尔街一位重要的资金经理很明显被索罗斯这样的行为所困扰，他坚持要求匿名。“我不明白所有这些公开声明的原因，特别是当他们在市场上积极交易的时候。”这位经理觉得：“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不合适的。在索罗斯的情况中，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
到了8月底，索罗斯仍然喋喋不休。他再次在媒体上获得成功，这一次他出现在《商业周刊》的封面上，换在过去，他可能将这个成就看作是死亡之吻。可他的一些助手却为此感到极度愤怒。
看看这篇封面故事的开头，就知道多么让人愤怒了。《商业周刊》的记者说，索罗斯将要给这家杂志一个采访机会。索罗斯的资深资产组合经理杰勒德·马诺洛维奇（Gerard Manolovici）为此感到不安。
“加里，”他对索罗斯的首席行政官加里·格莱德斯坦说，“我是认真的。你必须阻止这篇报道。”
格莱德斯坦转向记者，抱歉地笑了笑说道：“我们不喜欢宣传，我们希望保持低调。”
一位见多识广的华尔街观察者说道，像索罗斯这样的人物会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不仅仅是很鲁莽的行为，也会带来很多不幸。华尔街是一种非常俗气的商业场所。”
“在乔治·索罗斯的投资操作中，他的身边都是那些除了挣钱以外什么都不关心的人。他们并不在意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但索罗斯在意。在华尔街，有一个很有事实根据的说法：一旦你变得很瞩目，你就成为了历史；一旦你登上了《商业周刊》的封面，你就得跟它说再见，而索罗斯刚刚上了封面。”
索罗斯从自己的助手那里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其中包括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他们要索罗斯管住自己的嘴巴。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认为，索罗斯的公开声明降低了基金的灵活性。
索罗斯以前的一位同事注意到：“索罗斯或许认为自己是上帝对一般投资者的恩赐，但当他的仓位很大时，他需要大量跟进买入来证实自己。就某种意义而言，索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了市场。他在货币、固定收入上的投资非常大，以至于基金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灵活性。”
所以，经过了1993年夏天的“健谈”之后，索罗斯采取了一个新的行动方针。当被记者提问的时候，索罗斯拒绝说自己喜欢或不喜欢什么股票或货币。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每句话都被人们密切监控。如果人们能够赋予他权力，那么这个权力也能与他为敌。索罗斯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健谈了。
索罗斯试图与一些欧洲政客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事实上，他很少能够赢得这些人的称赞。他们对索罗斯持续“干涉”欧洲货币感到非常恼火。
1993年9月底，时任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的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利·克雷斯（Willy Claes）间接地指责索罗斯试图暗中破坏欧洲统一大业。在法国周刊杂志《观点》（Le Point）的访问中，克雷斯表示：“存在着一种阴谋。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些组织和个人，他们倾向于一个分裂的、扮演次要经济角色的欧洲，而不是一个拥有自己货币和外交政策的强大的欧洲。”
索罗斯的发言人戴维·克隆菲尔德（David Kronfeld）对克雷斯的评论不屑一顾，他表示：“我们不会对这种关于盎格鲁撒克逊阴谋的无稽之谈做出回应。”他再次强调，索罗斯支持一个有效的欧洲货币体制，但是索罗斯确信，当该体制濒临崩溃时，它就不再对欧洲国家起积极的作用了。
总的来说，1993年对量子基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年，它的资产增长了61.5%，1969年投资于量子基金的10000美元，到了1993年升值为2100万美元。而同期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的10000美元，如今只增长至12.2万美元，相比之下，后者的增幅简直微不足道。
索罗斯的每一个基金的业绩都十分出色。业绩最突出的是量子新兴增长基金，增幅为109%，其次是量子基金和配额基金，均增长了72%。自1969年起，索罗斯创造了约3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而同期标准普尔500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0.5%。
索罗斯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大一笔买入是派拉蒙传播公司（Paramount Communications），第二大和第三大买入的都是计算机网络领域的：新桥网络公司（NewBridge Networks）和DSC通信公司（DSC Communications）。索罗斯最大一笔卖出是迈多克药房连锁店（Medco Containment Services）的股份，尽管其他大笔卖出都暗示，索罗斯正试图从金融领域中解脱出来；在他的10大卖出中，有5笔是该领域的。
下图显示了索罗斯的几个最大持股，索罗斯大约一半的资产是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