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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一生的导师
1949年，乔治·索罗斯注册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众所周知，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一家享誉盛名的教育机构，无论是想要寻得一份好工作，还是开始个人学术生涯，这里都是理想的去处。这所学校吸引了众多的留学生。一般人认为这所学校有社会主义倾向，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Laski）在该校授课。乔治·索罗斯既希望得到务实的经济学训练，同时又迫切地希望研究国际政治的趋势。
索罗斯听过拉斯基的几次课，而且选了约翰·米德（John Meade）的一门课程，约翰·米德后来在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索罗斯后来承认：“我并没有从那门课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所学院也是很多非主流的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家园，比如主张自由市场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以及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这2位大师对于索罗斯后来走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了索罗斯在20世纪80—90年代，积极地推动着将封闭社会转为开放社会的计划。
这所学校的老师中，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卡尔·波普。尽管波普以科学方法的理论闻名，但是他发表于1951年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为索罗斯的知识生活奠定了基础。
对于年轻的索罗斯而言，阅读这样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本质的书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经历过纳粹的独裁统治，现在，他在英国初次尝到了民主的滋味。他急于将自己的个人经历放到知识背景中进行审视。而波普的书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认为，人类社会只可能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成为“封闭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事情。第二种便是“开放社会”，这样的社会中的居民没有民族主义和种族战争，而这两样都是典型的封闭社会的产物。在开放社会中，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相互冲突的信仰都不必相互调和。波普指出，不管开放社会如何“不确定、不安全”，都要比封闭社会优越得多。
索罗斯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本科课程，但是他决定继续待在伦敦经济学院，直到1953年春天拿到学位。鉴于自己比较熟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索罗斯找了波普做导师，他希望能够从这位大师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提交了几篇文章给波普，两人一拍即合，波普成了索罗斯的导师。
1994年春天，已是92岁高龄的卡尔·波普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回想起40年前，乔治·索罗斯出现在他办公室面前的情景：“他走进我的办公室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能请教您一些问题吗？’他是个非常好学的学生。我写了一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显然，他对此印象深刻，他经常跑来和我交流，跟我说他的想法，我不是他正式的导师。如果今天他称我为他的导师，那这是他人好。”
虽然索罗斯对波普很崇拜，但是这位年轻的学生却没有给老师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波普回忆说：“我听着他要说的，但是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没怎么听说过他。”
波普对于索罗斯最大的影响在于，他鼓励了这个年轻的学生认真思考世界是如何运转和发展的，并用可能的哲学思想来对此进行解释。
波普这位哲学大师想将自己的智慧传给一位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兴趣帮助索罗斯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进展。哲学并不能指导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赚钱，不管是卡尔·波普还是其他人的哲学。
但是，对于乔治·索罗斯而言，哲学恰恰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假以时日，他将会从抽象的理论转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会研究关于知识的理论，他关心人们如何思考，人们为什么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从这些理论中，他又会创立新的关于金融市场如何运转的理论。
在以后的人生中，索罗斯不断地提到卡尔·波普，将波普视为启发他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开放社会事业的根源。波普的理论无意中帮助他形成了用来在华尔街赚取财富的理论。
这时的索罗斯没有财富，身无分文的他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尴尬和难堪。索罗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为了在学习时能够得到经济资助，索罗斯找到了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可是该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的理由是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只援助有收入的工作者，不会向学生提供援助。面对这样的解释，索罗斯觉得根本没有道理，却也无可奈何。
接着，在一个圣诞节假期，索罗斯来到火车站，当夜班搬运工，很不幸，他折断了腿。现在的索罗斯很需要钱，考虑到这次他在火车站有了一份工作，他当然有资格从犹太人保护委员会那帮“混蛋”手中拿到钱。
他又回到了犹太人保护委员会，这次他已经事先编好了一个故事。他告诉委员会，自己身处困境：腿断了，但因为自己属于非法务工，所以不能申请国家援助，实际上自己还是个学生。委员会勉强同意给他一些帮助。为了拿到资助，他被迫拄着拐杖爬上3楼。
过了一段时间，委员会不再向他提供资助。于是，他给委员会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告诉他们，虽然这样他也不至于饿死，但是他觉得很受伤，难道这就是一个犹太人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同胞的方式。
这封信有了答复。索罗斯的信让他如愿以偿，委员会又恢复了他的每周补助，而且，最棒的是，这次的钱直接邮寄给他，而不需要他再费劲地爬上3楼的办公室。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些钱，但是仍然对早些时候受到的无礼待遇耿耿于怀，于是在他腿上的夹板取下之后，他搭便车去了法国南部，回来之后才通知委员会可以不用再寄钱过来了。
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他的态度让他很不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仍然对所有的慈善机构心存怨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建立自己的慈善项目之前，他先要克服自己对慈善机构的“相当大的成见”。
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习帮助索罗斯克服了一些孤独。他仍然很贫穷，但看起来过得比以前开心了。有一年暑假，他在伦敦一个较贫穷的地区找到一份做室内游泳池服务员的工作。因为来游泳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索罗斯有足够的时间去旁边的公共图书馆阅读。他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这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阅读书籍，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后来，他说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他的职业目标尚未确立，但是他很享受畅游在思想的世界里，他喜欢写作。或许他可能成为一位社会哲学家或一名记者，但那时的他，还不太确定。
索罗斯很容易想象到自己继续留在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大学教授，或许就像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如果他能像波普那样把自己的见解呈现给全世界，就像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那样，那该多好啊！有时候，他又梦想着自己成为另一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达到这位举世闻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的高度。这就是乔治·索罗斯努力取得知识成就的开始，知识成就成为他人生和职业生涯中的主题之一。不幸的是，索罗斯的成绩不够好，他的学术抱负似乎要失败了。
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都在苦苦思索着一堆哲学问题。他对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感兴趣。他甚至提出了自认为非常杰出的发现：“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关于世界的看法都有缺陷，抑或是歪曲的，尔后我就专心研究这种歪曲对于塑造事件本身的重要性。”
他开始写一本书，书名叫作《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概念。但因为对自己写的东西并不太满意，他将手稿搁置下来。十几年后，他想重新拾起这本书，当他觉得“我理不出以前写的东西的头绪”时，就又放弃了。
索罗斯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不太可能成为教授了。索罗斯认为，这次写书的失败使得他决心放弃哲学而转向赚钱。
无论索罗斯多么想从教，他都得谋生，而且是尽快赚钱。他现在已经22岁了，尽管他渴望对人类的知识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必须先填饱肚子。经济学的学位对此却没有什么帮助。他做了一切自己所能找到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手提包销售员，地点在英国的海滨度假胜地布莱克浦（Blakpool）。
生意十分难做。为了吸引顾客，他必须先让别人相信自己和其他销售员并无二致，但是这对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外国人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向店铺批发自己的商品也让他很苦恼，店家可能都不需要这些商品。有一次，他跟一个小店老板做成了一笔生意，可是这家店里杂乱地堆满了没卖掉的商品。索罗斯心想，这人完全不需要我的手提包，然而，他还是压制住自己的这些想法，并且告诫自己不能流露出个人感情。他把商品卖给了这个老板，但是他心里的内疚却久久地拂之不去。
可以说，对于索罗斯这样最终从事投资的人来说，伦敦经济学院是个很好的培训基地。然而，关于金融市场，索罗斯在学校却什么也没学到，只知道金融市场的存在，仅此而已。但在毕业之际，他已经感觉到投资是个赚钱的好领域。为了跨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写了封信，希望他可以转运。当SF银行（Singer&Friedlander）给他提供了一个见习生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了。
这家公司的股票操作十分繁忙。索罗斯觉得很有吸引力，于是成为了一名专做黄金和股票套利的交易员，这个职位要做的就是从不同的市场差价中获利。事实上，他的表现并不出色，但他喜欢金融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让他兴奋异常。或许对他来说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记者可能会更刺激，但是此时的他更需要养活自己。在这里前景很乐观，索罗斯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引人入胜了。
索罗斯在伦敦的这段经历一般被认为大部分是失败的，这一点连索罗斯本人也不否认。但是，有一个人却要为他辩护，这个人就是埃德加·阿斯泰尔（Edgar Astaire），伦敦股票经纪人，在那时他们俩就认识了，后来他又成为了索罗斯在伦敦的合伙人，“他从来没有安定下来。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在这个行业中你什么也做不了，年轻人不允许做任何事情。”
不管怎样，1956年，这位年轻的投资银行家相信，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于是，他远赴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