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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钱与哲学
驱使乔治·索罗斯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金钱？很少有他的朋友或合伙人会这么想。他的挚友拜伦·韦恩曾说：“如果再赚上10亿美元，也不会让索罗斯感到多么快乐。他赚第一个10亿美元时，就没有感到很快乐。”
当然，赚钱肯定能带给他一些乐趣，但不会很多。乔治·索罗斯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思考的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不管有多少钱流进他的银行账户，他都永远不可能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有钱有闲的人。从这点上看，他和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富豪是相同的。
前几代人中，有钱人常常重视闲暇时间，他们尽可能地无所事事。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切都变了，正如英国作家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所指出的：“富人不再渴望拥有悠闲的生活，而工作已经成为象征他们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说到人们所推崇的身份象征，奢华的酒店套房、游艇和私人飞机早已取代了美轮美奂的住房和景色迷人的花园。但是，新富一族与之前的富人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流动性。索罗斯追求悠闲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他觉得在私人飞机上比在游艇里更舒适，而酒店套房比大房子更有用，满世界忙碌比坐在泳池边更有收获。
然而，索罗斯和许多当代的富人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他对智慧生活的追求。除了卡尔·波普的作品以外，还有两本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晦涩难懂的书，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朝向心智生态学》（Steps to on Ecology of Mind）。索罗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投机者，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碰巧成了投机者的失败哲学家。
“我很愿意被看作是一个务实的哲学家，”索罗斯这样说道，“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受挫的哲学家，我也很高兴。”在1992年秋天，他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赞助委员会委员时，他要求人们把他称为“一个金融和哲学探索者”。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成了亿万富翁。而且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什么，人们常常称他为“匈牙利企业家”“理财大师”“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次他被称为“全球金融业的坏小子”（《华尔街日报》，1994年6月1日）。他想摆脱这些称号。索罗斯在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报道上，将自己描述为“国际慈善家”。他等于在说：如果我不能被称为一个哲学家，至少不要说我是金融家。
索罗斯更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尊重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以及他通过慈善活动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他称自己为慈善家，但自己却不名一文，那么没人会认真对待他的话。他不止一次说过，在华尔街上的成功至少给他提供了被人聆听的机会，而被聆听则是被尊重的开始。
他将自己看作是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华尔街是个赚钱的好地方，但是除此之外，索罗斯对华尔街以及以办公室为家的人毫无兴趣。“我没有花很多时间与股市里的人泡在一起，”他向记者丹·多尔夫曼坦言道，“我觉得他们很乏味。”他说，他感觉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远比与商人们在一起更自在。
他可能向往放手所有的投资活动，做个全职的哲学家，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在华尔街太成功了。因为赚钱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些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端坐在象牙塔里的哲学家很少能获得的。
不论他对自己在华尔街上的成就多么满意，他绝不喜欢在日常投资决策中的种种痛苦：“我真的是在冒险，这是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一方面，当决策失误时，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精神打击；另一方面，我不想以赚钱来判断自己的成功，我必须否认自己的成功，这样才能维持成功的原则。”
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中提到，在投资时感到痛苦源于金钱的损失。他想要指出的是，如果想赚钱，你就必须要承担风险。在20世纪80年早期发生的“认同危机”，就是因为他感觉仅仅是赚了很多钱的人生是不圆满的。
正如经常思考的人一样，索罗斯常常会担忧钱财的积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担忧人们关注他仅仅因为他赚了很多钱。“我必须同时接受成功所带来的权力和它所产生的影响。我面临的最大风险就存在于承认金钱使我变得更强大、更有影响力的过程中。”“认同危机”的到来给他带来了解脱。
他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有4处住所，分别在曼哈顿、长岛的南安普敦、纽约的贝德福德和伦敦。但是，他比其他有钱人谦逊得多。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喜欢享受很多的美食。
他的伦敦合伙人埃德加·阿斯泰尔常常在办公室外面看见索罗斯。索罗斯的品位不是用来炫耀的：“他喜欢戏剧和音乐。他不喜欢收藏。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他喜欢服装，他总是穿着得体。”
每次出国去他的慈善基金会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索罗斯总是不用私人司机和保镖。有时参观大学校园的时候，他待在学生区。他自己叫出租车，或者从城镇的这头走到那头，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对于索罗斯如何拒绝过亿万富翁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有一些趣谈。蒂伯·瓦莫斯（Tibor Vamos）是一名匈牙利知识分子，隶属于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基金会，他回想起有次和索罗斯坐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大楼里的情景。
索罗斯问他：“我怎么去那所大学？”瓦莫斯告诉他：“你可以坐出租车。”“为什么不坐有轨电车呢？”索罗斯很认真地问。瓦莫斯解释说，索罗斯这么做不是为了省钱，他只是很务实。如果此刻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最快方式是坐电车，那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索罗斯在南安普敦的房子是一座石灰粉刷的西班牙瓦片装饰的别墅，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1990年，索罗斯举办了一个宴会，庆祝自己的60大寿。草地上放置着一个白色的大帐篷，晚饭跳舞时用。根据一个客人的说法，被邀请的500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富翁。
虽然索罗斯希望给人的感觉是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但是有时可能会误导别人。从南安普敦到曼哈顿和他的四处住所都可乘坐水上飞机，但是索罗斯没有游艇，没有劳斯莱斯。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出差或旅行的时候，他通常是乘商务飞机（商务舱），而不是坐私人飞机。索罗斯有次想买一架飞机，这样从纽约到欧洲之间往返会很方便。他咨询拜伦·韦恩的意见。韦恩告诉他：“这不是个好主意。如果你有一架飞机，你会发现，只有当飞行员想用它的时候，你才会用飞机。”韦恩向索罗斯建议，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包机。索罗斯听取了他的建议。
对于一些人来说，索罗斯特别腼腆，但是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据韦恩观察：“索罗斯喜欢住在舒适的地方，他不喜欢带你四处参观他的房子，跟你说，看这个钟，或者是那幅雕像或名画。索罗斯欣赏的是物质的东西。他喜欢过舒适的生活，他喜欢把人们带到家里，提供美味佳肴，尽可能地让他们过得很舒服。”
他经常举办聚会。有时，他会在最后一分钟给苏珊打电话，他要邀请一些朋友回家共进晚餐。苏珊会问有多少人。索罗斯回答：“哦，可能有50或75人。”然后，苏珊就会为70个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伙伴准备晚餐。
每年新年前夕，索罗斯都会在纽约的公寓举办晚会。夏天在南安普敦，每个周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用来消遣娱乐，对于索罗斯来说，这样的晚会就如商业会议、社交活动一样重要。韦恩参加过这些晚会，在他看来，索罗斯在人群中表现得很好，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参加聚会的人中，有的来自艺术界，有的是网球伙伴或者商业人士，还有些是政府官员。总是有很多人参加，让他应接不暇，但是他总能从这些聚会中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互动。”
因为爱好社交，自然而然，索罗斯不喜欢久坐不动的生活。他喜欢处于活动当中，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让头脑积极地转动，与要人交往。简而言之，他渴望冒险，并且在人生中积极大胆地寻找冒险。无怪乎他觉得商业人士和交易室很乏味。
和知识分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不是美国人的时候，索罗斯常常会感到特别舒服。
乔治·索罗斯总保持着狂热的前进步伐，因为他坚信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是对生活有着特殊目的的人。请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小时候认为自己像神的人。
成年后，索罗斯明白这样的想法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因此说他是完完全全的“自大狂”。1987年，索罗斯写道：“唯一能伤害到我的事情就是，我的成功促使我回到儿时对于自己全能的幻想，但是只要我身在金融市场，这似乎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们会不断地提醒我，我是有局限的。”
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提醒索罗斯，他似乎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虽然他不可能一直正确，但是那的确是他擅长的领域。在他投资最为成功的一年，记者丹·多尔夫曼（Dan dole）问他：“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打算怎么做？”索罗斯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经历中，这确实重现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乔治·索罗斯而言，甚至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都重现了。
如果索罗斯能让不能再发生的事情重现，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他用同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知识的力量呢？有什么能阻止他为人类的知识做出伟大的贡献呢？索罗斯的人生中有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他遇到了绊脚石，因此不得不放弃了成为一名学者和哲学家的计划，但是挣的钱越多，他越确信，或许有可能重返知识的王国。
有了这些想法，他开始构建理论，关于知识、历史和金融市场的理论。他宣布了他的“发现”，即关于参与者的偏见在探索人类知识中的作用，是理解所有包含参与者的思考的历史过程的关键，“正如基因突变是理解生物进化的关键”。
索罗斯认为自己的思想与众不同，因此对于那些他觉得不太有天赋的人，他很难忍受。毕竟，他认为他能透过现象看见本质，而其他人做不到。举个例子，谈到自己理解金融市场的能力时，索罗斯说：“我认为我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过程——革命性的过程，而且比其他人了解得都好、都透彻，因为我有一个理论，一个知识的框架，可以在框架内处理这个过程，这是我的特长，我在金融市场中处理类似的过程。”
对于那些试图探测金融市场的人，索罗斯说：“我很看不起那些职业投资者的‘聪明’，他们的地位越显赫，我越不会觉得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詹姆斯·马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索罗斯共事，对这一点他有深刻的体会：“索罗斯总是觉得，他能够比别人理解得更好。这是一个斗争，不是因为他要将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为英语，而是他试图要将你拉入他的思维中。”
但是他很清楚，他不能让你很快地跟上他的思维。他有一种感觉，当他理解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他在和上帝说话。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常确信要发生的事情，当这个事情不能如愿发生的时候，他会是最吃惊的人。但是如果事情发生了，他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