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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由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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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由值多少钱
索罗斯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慈善是他最不会想到的事情，因为他不太喜欢“慈善”这个词。可问题在于，他的巨额财富如何才能花掉呢？索罗斯本人是犹太人，所以帮助自己的犹太同胞不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索罗斯从来没有否认抑或掩饰过自己的犹太身份，他只是将它暂时搁到一边。他以前一直在刻意避免给以色列捐钱，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多伦（Daniel Doron）后，他才给多伦的耶路撒冷智囊团捐了一小笔钱。后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尔·奥佛（Gur Ofer）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这位投资家能建立一个基金会，希望借此帮助前两年涌入以色列的50万苏联犹太人。但索罗斯坚决反对这个想法，并中断了他们的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帮助以色列·奥佛回忆说：“在索罗斯的思维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索罗斯在寻找一片天地，以期能够成为“拯救苍生的人”。他意识到，自己人生的分水岭就是从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
离开匈牙利后，他才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起初是在英国，然后在美国。为什么不为东欧和前苏联的人也提供这样的机会呢？
索罗斯决定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推动开放社会，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可以自治，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自己的目标。
乔治·索罗斯资助东欧和前苏联的革命。革命不是发生在路上或大街上，而是发生在平民的思想中，这种革命是平和的、缓慢的、渐进的，但又是坚持不懈的，最终，革命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的诞生，无论如何，计划是这样的。
有些努力会成功，有些则可能会失败。索罗斯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因此选择一个能够让他和他的慈善发挥最大影响的地方至关重要。如同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Rothschilds）一样，他要利用自己的财富重新规划欧洲的政治版图。
索罗斯知道，仅仅靠捐款，他是无法改造东欧和前苏联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要给东欧灌输热爱西方的观念，毕竟，西方才是开放社会这一概念繁荣的地方。
索罗斯反对那些不习惯别人随便花钱的人。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多棱镜的不同角度看乔治·索罗斯，政府领导人对索罗斯的反应比较积极，而反犹太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排外集团对索罗斯则持否定的态度。”
的确，索罗斯要想在这些东欧国家取得立足之地不太容易。罗马尼亚人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而匈牙利人也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在斯洛伐克，因为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太人，他陷入双重不利的境地。
而在西方，他也不是安然无恙，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拿”富有的西方的钱去帮助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当他将所有的筹码都押在英镑上，并且赢了赌注时，人们愤怒地指责索罗斯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镑去帮助东方。对于这个批评，索罗斯欣然接受：“我真的认为西方应该帮助东方，并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东方，所以我很高兴能代表西方人去做这些事。”
并不是每个英国公民都不满索罗斯的慈善举动。当尼尔·麦金农（Neil Mackinnon）被问及，对人们指责索罗斯从每个英国公民的身上“拿”走12.5英镑支持东欧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回答道：“以这个价钱换取自由真的是很便宜。”
实际上，索罗斯最初的慈善尝试开始于1979年，那是在南非。当时他认为开普敦大学似乎是实行开放社会理念的地方。因此，他为黑人学生设立了奖学金，但是结果令人失望，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大部分被用于资助已经入学的学生，而不是资助新生。他撤回了给这所学校的资助。他后来解释说：“南非充满了泪水，如果不与体制相容，做任何事情都举步维艰。”而在东欧，索罗斯感觉自己有更多的优势。
当索罗斯决定专注于东欧时，他感到自己需要一个示范点，他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自己的故乡匈牙利。凑巧的是，走强硬路线的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政府中一些立志改革的人士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需要外国资金帮助他们的政府。其中之一便是费伦克·巴萨（Ferenc Bartha），他当时负责政府的经济关系。1984年，巴萨和索罗斯见面，索罗斯说，他有兴趣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随后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指导他们的是乔治·艾克塞尔（George Aczel），匈牙利政治局中唯一一位犹太成员，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同时也是总理卡达尔的知己。
索罗斯选择令人敬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米克洛斯·瓦莎里（Miklos Vasarhelyi）作为自己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索罗斯和瓦莎里于1983年初次见面，当时瓦莎里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瓦莎里曾是1956年起义中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发言人，也是圈内人士。
瓦莎里猜测，建立索罗斯的慈善基金会，成功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希望提升自己在国外的形象，以求获得西方的贷款和硬通货；但不利的一面是，索罗斯所面对的这个国家，以往没有外人经营慈善基金会，更不用说让外人推动开放社会。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基金会的计划，他们也不会给他很大的自由，但是索罗斯却坚持要保持独立性。索罗斯反抗说：“我将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托付的人。”但是这些政客的反应却是：“索罗斯先生，你只管把你的钱拿来，我们将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索罗斯想捐200万~300万美元，但是对于这些政客来说，这笔钱太微不足道了。政府倾向于支持科研，但是索罗斯倾向于资助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从事艺术的人。政府希望基金会提供设备，但是索罗斯却想要资助个人。
最终，索罗斯和巴萨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之后，他们其中一个人说道：“太好了！现在你的秘书处可以告诉我们对外文化关系部，你们想做什么，我们就会去做。”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现在坚决主张，新的索罗斯基金会隶属于文化部的管辖。让匈牙利的谈判代表感到震惊的是，索罗斯起身离开他的椅子，走向房门，他不会签署这些文件。他说道：“很遗憾，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却一事无成！”他是个精明的谈判者。当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时，匈牙利官员同意给予索罗斯基金会更大的独立性。
有了这个让步，索罗斯签署了文件，承诺在可预见的将来，每一年出资100万美元用于基金的运转。到了1993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每年900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伟大突破归功于捐赠复印机这件事，从此索罗斯基金会被确立为积极寻求改革的力量。在那之前，匈牙利当局一直严格控制任何机器，因为一旦落入地下组织的手中，他们可能会用于煽动反动言论或行动。在匈牙利很少有人见过复印机。索罗斯决定为匈牙利的图书馆、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400台复印机，但是前提是匈牙利政府同意不会监控这些机器的使用，只有这样索罗斯才会捐赠。无论如何，索罗斯赢得了政府的同意和保证，可能这一切都是因为匈牙利政府急需硬通货。
匈牙利政府对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越来越不信任。成立之初的4年，即1984—1988年，基金会被政府禁止在大部分匈牙利媒体上做宣传。大部分媒体提都不能提“乔治·索罗斯”或者“索罗斯基金会”。索罗斯和基金会在匈牙利得到的宣传极为有限，但即便如此，政府还是感到不安。1987年，他们的不安终于爆发了。
基金会给一位年轻的记者提供了奖学金，那位记者想要为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匈牙利总理马加什·拉库奇（Matyas Racozi）写一本传记。传记即将面世，《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杂志刊登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消息，该杂志是匈牙利唯一一家被允许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媒体。不巧，当时的总理亚诺什·卡达尔（Janos Qatar）看到了这条消息后觉得：“这不可能！明天，索罗斯要资助给我写传记的人。”卡达尔立即将《世界经济》列入被禁媒体中。
政府对自己和基金会的无礼待遇让索罗斯怒不可遏，他已经准备关闭索罗斯基金会了。“接下来的两周气氛非常紧张，”瓦萨里回忆说，“最终事情解决了。”《世界经济》又可以为索罗斯和基金会做宣传了，而且拉库奇的传记最终也得以出版，但是那是在风暴平息了之后。
1988年，卡达尔以及他所有的党羽几乎都被推下台，不久之后，新的领导人执政，索罗斯应邀与新上任的总书记卡罗利·格罗什（Karoly Gros）见面，这标志着基金会现在受到政府的优待了：索罗斯从来没有被前一届领导人接见过。
好景不长，这种良好的关系只持续到了1989年，政府中的反犹太情绪已经昭然若揭了，基金会在匈牙利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索罗斯在匈牙利受到的右翼批评比在其他任何东欧国家的都要尖锐。1992年9月3日发表的一篇8页的文章用了醒目的标题：“白蚁正吞噬着我们的民族——对索罗斯政权和索罗斯帝国的反思”。索罗斯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会被民族主义者吓倒：“这些人实际上是想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封闭社会。所以，我真心反对他们，并且也乐意与他们为敌。”
1994年，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基金会成立10周年，此时基金会运作的项目已经达到了40个，主要支持图书馆和健康教育，提供奖学金，优先考虑出国留学和培养青年人的项目。索罗斯基金会甚至有个项目支持学校举行辩论。蓄着黑色胡须的基金会主管拉兹罗·卡杜斯（Laszlo Kados）说：“这里的人们对辩论这个概念很陌生，人们习惯于接受命令，而没有任何争辩。”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索罗斯基金会的负责人却感觉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卡杜斯说：“还有很多的结构和思想需要我们改变。你可以建立一个政党，建立议会，实施自由选举，实际上这些已经存在于现在的匈牙利。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开放社会，仅仅是开放社会的起点而已。”
对于通过基金会的项目达到的目标，索罗斯非常坦诚地说道：“我们不是通过政治运动反对政府来直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是间接地削弱教条主义的思维体系来达到目的。不同思想的碰撞才是民主的本质所在。”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基金会之后，索罗斯决定扩展他的慈善活动。1986年，他来到了中国，梦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基金会。但是他没有成功。索罗斯发现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国人信奉孔子的伦理观，而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如果你给一个人一些帮助，这个人会对你感恩戴德，忠诚于你，并且下半辈子都指望你来照顾他，这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在中国遭遇挫折，但索罗斯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开放社会。
1987年，他将慈善事业推广到了前苏联，1年之后，他来到了波兰，1989年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挑战是在罗马尼亚。
在罗马尼亚，人们忍受着贫穷的折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人的平均月收入是50美元，1994年3月我来到罗马尼亚，看到单调的百货商店前排起长队，人们等着购买廉价的、政府补贴的牛奶。在这个百货商店里，西方可以买到的商品，寥寥无几。几年前，高达400%的通货膨胀率吞噬了罗马尼亚人民的购买力，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到国外寻求生计。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革命爆发。索罗斯和纽约人权观察署的官员谈话，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必须做些什么，否则这些人将会自相残杀。”
战斗还没有爆发，但是索罗斯感觉，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他是对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的警察对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示威者开枪，造成了几百人的死亡。随后，大规模反政府的游行和示威活动蔓延到罗马尼亚的其他城市，齐奥塞斯库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天之后，即12月21日，示威游行在布加勒斯特展开，保安部队对示威者开枪。次日，军队力量加入反抗者。有一组自称“救国阵线”，并且宣布他们已经推翻了政府。
齐奥塞斯库见势不妙，赶紧逃跑了，激烈的战斗爆发了。军队受到新政府的支持，极力镇压忠诚于齐奥塞斯库的势力。1989年12月23日，逃跑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也被逮捕。两天之后，军事法庭迅速判决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犯有屠杀罪，被执行枪决。这时是索罗斯进入罗马尼亚的最佳时机，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小组在1990年1月前往罗马尼亚调查情况。
罗马尼亚出生的桑德拉·普拉朗（Sandra Pralong）加入了这个小组，担当指导和翻译。1974年，年仅15岁的普拉朗来到瑞士，后来到了波士顿，就读于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Diplomacy）。她熟悉纽约人权观察的工作。
动身离开美国之时，普拉朗接到索罗斯的一个电话，说他要资助在费城的兄弟们的兄弟组织（Brother‘s Brother），当时这个组织给罗马尼亚输送药品和其他物资。“我想要付钱给他们，将药品运送到那里，但我不想药品落入到其他人手中。”索罗斯问她是否能够帮忙，通过官方渠道将药品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普拉朗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索罗斯接着决定在1月份亲自前往罗马尼亚，希望可以在那里建立基金会。对于基金会的管理者，索罗斯心里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是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现年39岁的阿林·特奥多雷斯科（Alin Teodoresco）。
1989年12月22日，反抗真正开始，特奥多雷斯科发现自己家门外停着5辆载满警察的汽车，电话线被切断，他被软禁在家中，实际上像个囚犯。特奥多雷斯科从来没有听说过乔治·索罗斯，他对基金会也完全没有概念，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无怪乎他和索罗斯在1990年1月6日的第一次见面进展得并不顺利。索罗斯没有事先预约，就登门拜访特奥多雷斯科。陪同索罗斯的还有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米克洛斯·瓦莎里（klose vasari）。
特奥多雷斯科那一整天都很忙碌，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同事告诉他：“外面有两个美国人等着见你，其中一个说他是亿万富翁。”特奥多雷斯科却无动于衷。“哦，去他们的。”这就是他不太礼貌的反应。在罗马尼亚革命之后，很多美国人蜂拥而至，告诉特奥多雷斯科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有钱，想要帮忙。所以，特奥多雷斯科让索罗斯他们在门外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最后，秘书急匆匆地跑进特奥多雷斯科的办公室，告诉他那两个人还没走。
“让他们进来吧。”
亿万富翁和他的助手走了进来。
“你好，我是乔治·索罗斯。”
“好的。”特奥多雷斯科反应平平。
然后，索罗斯介绍了瓦莎里。
特奥多雷斯科听说过瓦莎里，知道他本身也是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曾入狱，在东欧地区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人物。由于瓦莎里的出现，特奥多雷斯科愿意给索罗斯一些时间。亿万富翁没能让这位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动心，但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却给他留下了印象。
第二天，三人在布加勒斯特的洲际酒店共进早餐。这位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第一次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最后，乔治·索罗斯切入了正题。
“我是一个亿万富翁。”他这样开场。
“好的。”特奥多雷斯科只能想出这样的答复。
“我想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是什么？”特奥多雷斯科很真诚地问道。
索罗斯耐心地解释：“你从我这儿拿钱，你有一个董事会，然后你做广告说你有钱，人们到你这儿申请，然后你把钱分发出去。”
索罗斯说他想邀请特奥多雷斯科来领导他的基金会，索罗斯会捐出100万美元供他使用。特奥多雷斯科认为，将外部的基金会引入罗马尼亚，这个想法很奇怪，也很困难。
1个月以后，当索罗斯再度回到罗马尼亚的时候，他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特奥多雷斯科似乎对是否接受这个职位很犹豫。索罗斯问他：“建立这个基金会，你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是的，”特奥多雷斯科答道，“我需要帮助，我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基金会。”
没关系，索罗斯说。他知道谁可以帮忙——桑德拉·普拉朗。“你一定要见见她，她是我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人，尽管有一点点神经质。”
索罗斯回到纽约后打电话给桑德拉·普拉朗：“你觉得我的基金会怎么样？”
“什么基金会？”她很困惑地问道，根本不知道索罗斯在说什么。
“你想去罗马尼亚建立基金会吗？”
索罗斯看起来是在给她提供一份工作，桑德拉·普拉朗感觉很兴奋。最后，索罗斯正式邀请她担任基金会的第一位执行董事，普拉朗欣然接受了。1990年4月，索罗斯和特奥多雷斯科又见面了，他们达成一致，由特奥多雷斯科担任基金会的首任总裁。
现在，两个最主要的位置已经有人担任了，基金会的建立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会正式开始运作，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桑德拉·普拉朗于9月到达罗马尼亚，担任她的新职务。
在特奥多雷斯科看来，与索罗斯相处不太容易，因为索罗斯这个人没什么耐性。索罗斯想尽快把钱花掉，然后转向其他国家、其他项目。特奥多雷斯科习惯于对话，他回忆说：“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像老板一样。”他这里的“老板”是带有贬义的，指那些希望员工不需要很多指示就能立刻投入工作的人，不给员工问老板问题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奥多雷斯科开始对索罗斯充满敬畏。他研究出了一个关于乔治·索罗斯的理论：索罗斯似乎比其他人有更高的道德修养。特奥多雷斯科觉得了解索罗斯的秘诀在于将他想成是与自己竞争的人，而不是与对抗。这个想法是特奥多雷斯科从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学来的。
要从零开始创立基金会并不简单。按照惯例，第一步是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同时也要宣传第一批奖学金。尽管革命已经结束，但是罗马尼亚还是疑云重重。1991年1月2日，当索罗斯资助的第一批60位学者到达布加勒斯特的火车站，准备前往爱丁堡大学的时候，一位学者哭了起来。她承认，看到报纸上的广告时，她认为那只是一个玩笑。那时，仅有一些身居高位的罗马尼亚人才能出国，而她绝不是那样的人，这就是她为什么哭了。
甚至连那些在基金会工作的人都觉得，在基金会开放氛围里运作是很困难的。安卡·哈拉西姆（Anca Haracim）是一位高挑的、颇有风韵的女人，1990年10月，30岁的她开始在基金会担任项目协调员，到了1993年，她接替桑德拉·普拉朗担任执行董事。当年，她的预算高达600万美元。
哈拉西姆的成长环境使她相信，每一项活动都应由团体制定决策。但是，在基金会的工作冲击了她的这个思想。她脸上的笑容掩盖了她开始时所感到的恐惧。到了1994年，她已经能够说：“我已经完全被灌输了基金会的意识形态，我甚至能将这种意识形态付诸我的私人生活，我负责更多的工作。现在，我已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我必须给别人授权，这比主管事情还要难。”
索罗斯始终不能让人们忘记他曾经在匈牙利生活过，至少在罗马尼亚不可以。1994年，罗马尼亚拥有2310万人口，其中，240万是匈牙利人。对于有些罗马尼亚人来说，一个在匈牙利出生的亿万富翁来到罗马尼亚，宣扬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和开放社会，这仅仅是以伪装的方式让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反抗政府。
基金会建立后不久，索罗斯就受到了攻击。一些报纸指责索罗斯试图将有180万匈牙利人居住的特兰西瓦尼亚“卖给”匈牙利。基金会力图保持公平，不特别优待或者歧视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居民。但是，这很不容易。在罗马尼亚的克鲁日市，有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请，基金会别无选择，只能给他们提供赞助，这使得资助的比例似乎有些失调。
然而，索罗斯对这些攻击视而不见。基金会的官员没有得到索罗斯的任何指示，他们只能采用尽可能公开的方法来予以反击。在遭受这些攻击前，基金会从来没有公布过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字，但是攻击开始后，基金会就把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单公开了。安卡·哈拉西姆说道：“这是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仅仅只是将特兰西瓦尼亚卖给匈牙利人，我们也做了好事。”
1987年，索罗斯决定在前苏联开辟一片新的慈善领域，他将前苏联称为“典型的封闭社会”。那一年的3月，索罗斯开始和前苏联政府协商，也就是前苏联释放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的3个月后，萨哈罗夫是前苏联异议人士的代表人物。索罗斯希望他们能允许自己在前苏联建立一个据点，他心存抱负，希望能推动经济改革。
那一年，索罗斯向美国的苏联政治避难团的成员征求意见。莫斯科出生的科学家亚历克斯·戈德法布（Alex Goldfarb）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和索罗斯第一次见面是在索罗斯的纽约公寓里。戈德法布和他的朋友充满疑虑：“我们实际上很消极，我们觉得这样的努力马上会被克格勃扼杀的，无论你如何聪明，他们都会比你更聪明。”索罗斯消除了他们的消极情绪。
实际上，索罗斯做到了。1990年，他建立了“开放的爱沙尼亚基金会”，并且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了类似基金会，旨在提供工商管理培训，为学者提供旅费补助、奖学金和英语语言培训，其中的一个管理培训项目由索罗斯的老朋友赫塔·塞德曼（Herta Seidman）负责指导，培训对象是从阿尔巴尼亚到苏联的劳动者，内容是企业管理技巧。1994年，管理培训项目完成了一个审计项目，35个俄罗斯人接受了该培训。塞德曼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不断地发展，他们需要当地的专业人员提供服务，而这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事情。”
1992年9月的狙击英镑中大获全胜，索罗斯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宏大的项目，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1992年12月，索罗斯宣布了他的一个最大的资助项目，捐资1亿美元，支持苏联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
索罗斯的项目旨在减缓人才外流。当时，已经有5万名科学家离开苏联，放弃了他们的研究，以便在利比亚或伊拉克这样的地区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生动地说明了索罗斯努力在做的事情。当美国和欧洲对于如何帮助俄罗斯的不断瓦解的科学团体不知所措时，索罗斯已经向前迈进，开始了他的资助项目。
从1987年开始，索罗斯在东部地区陆续建立了索罗斯基金会办事处，他的开支急剧上升。1990年，他加大了对东欧的投入，建立了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校园设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来自22个国家的400名学生在这所大学就读，中欧大学是索罗斯的梦想，是他最引以为傲的项目。
到了1994年春天，索罗斯的慈善帝国已经发展壮大，在26个国家设立了89个办事处。此前两年，他已经捐出了将近5亿美元，并且承诺会再捐出5亿美元。
一些观察索罗斯的人认为，索罗斯慈善事业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更好的信息渠道，这样他可以更加谨慎地投资。一位多疑者注意到，在索罗斯欧洲基金会召开的会议上，其投资的国家的内阁部长都会前来参加。
甚至特奥多雷斯科也相信，索罗斯推行慈善有双重目的，通过基金会的工作，索罗斯可以接触到一些人，使得他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他说：“通过基金会花钱之后，索罗斯变得更加成功，两者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
1992年9月成功狙击英镑之后，索罗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他们想了解索罗斯的投资方式，然而索罗斯没有兴趣泄露自己的秘密，因此他采取了一个策略，转移媒体的注意力：他让记者同自己一起待在东欧，以此分散媒体的注意力——花在他投资上的时间更少，而花在他资助项目上的时间则更多。
有个英国电视纪录片制作小组似乎乐于关注索罗斯的慈善事业，他们在1992年12月3日做了索罗斯的专题报道。他们报道索罗斯在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上说自己已经很少做投资了，“我大部分精力都投到了资助项目中，具体来说大约80%~90%的精力。我和我的办事处每天都保持联系，但是我实际上并不制定任何决策，我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事实上，我发现花钱比挣钱要难得多。”说到这里，乔治·索罗斯咧嘴一笑。
飞机在布拉格降落，索罗斯下了飞机。捷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赶上了索罗斯，其中的一位记者问索罗斯：“请问你是怎样的一位资本家？”
对此，索罗斯答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人，我投资别人经营的企业，所以确切地说，我是一个批评家。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是世界上报酬最高的批评家。”摄像机又一次捕捉到了索罗斯大大的微笑。
索罗斯在布拉格四处走动，视察他的基金会以及中欧大学的校区，索罗斯表现出了极大的满足感：“我已经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钱，所以我打算加快我的慈善活动。我在考虑将2.5亿美元尽快花出去。”
2.5亿美元！很少有人像索罗斯这样轻易地捐出这么多钱。但是与政府官僚比起来，做同样的事情时，索罗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行动前不用获得各种各样的批准。
在中欧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索罗斯站在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旁边，这位持不同政见者成为了总统，索罗斯站在一个麦克风的后面，麦克风对于他来说太高了，看起来好像是挂在他的鼻子上。索罗斯将右手放在上衣口袋里，左手做手势。
“最初，我承诺连续5年每年捐出500万美元给中欧大学，也就是总共2500万美元。而我们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人群中的学生听得懂英语，知道这是鼓掌的时候了。
索罗斯避免通过资助项目将自己塑造成偶像人物，他当然也想要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但是他并不主张在他所支持的机构里，张贴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他并不想通过基金会传播自己的思想。1994年春天，笔者访问了东欧的索罗斯基金会，在那里几乎看不到索罗斯的书。即使是在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也看不到他的一本书，尽管这所大学号称馆藏丰富，这所学校被命名为“中欧大学”，而不是“索罗斯大学”。
索罗斯曾宣称：“我不想死后留名，我只想影响现在发生的事情。”
对于索罗斯来说，帮助别人比挣钱要让他更快乐。 他似乎有了新的生活追求。索罗斯决定巩固他的18个基金会，于是在1993年9月，索罗斯雇用了阿莱·奈尔（Aryeh Neier）作为基金会第一任领导，在奈尔接手之前，基本上是索罗斯一个人管理基金会。只有他知道每个基金会发生的事情，而每一位工作人员也只处理一小部分业务。然而，一段时间之后，索罗斯明智地做出结论，随着基金会的不断壮大，必须有人来接手，将不规范的基金会变得井然有序。
在负责开放社会机构之前，奈尔曾担任了12年的人权观察执行董事，在那之前，他在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工作了15年，其中有8年担任执行董事。
1993年末，索罗斯感到很满意。《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曾陪同索罗斯在东欧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旅行，他说：“当我从他后面大声问他，如何诙谐地说明他在德国和中国之间的活动的复杂关系时，索罗斯会转动他的座椅说：‘你就写苏联帝国现在叫做索罗斯帝国。’”说完他就转回身去，自己笑了。
索罗斯的帝国不断扩张，活跃在很多地方，索罗斯似乎感觉自己应该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他很难遵循行程表，他可能一时兴起，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这让那些已经为他安排好计划的人十分恼怒。1992年末，他原定于从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飞往维也纳，但是当他登机时，他突然改变计划，告诉飞行员说：“去伦敦。”
飞行员做了个鬼脸，笑了，想起自己花了2个小时准备飞往维也纳。他说：“索罗斯先生，您是我见过的最有挑战性的乘客。”
从一个项目奔波到另一个项目，索罗斯似乎想尽力弥补损失的时间。零零碎碎的项目，不管多么重要，都不如大项目能够吸引索罗斯。索罗斯要的是影响，而且必须立刻产生影响。
米克洛斯·瓦莎里解释说：“如果事情已经在进展中，并且行之有效，那么索罗斯对这个项目就没有多大兴趣了。他的决策不一定都是最佳的，但是他能及时纠正自己，一旦发现事情不对，他会坦白承认。”
蒂伯·瓦莫斯（Tibor Vamos）曾经在匈牙利的索罗斯项目中工作，他将索罗斯在慈善工作中的冲动和易变归因于他的“证券交易头脑。仅仅在说一句话的时候，他都可能会改变主意，这真的是证券交易头脑。
在9点半的时候，买入纺织品工业的股票，15分钟后全盘抛售，然后又买入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和他谈论长期的影响，或者不是立即见效的工作时，索罗斯会有点不耐烦”。
到了1994年春天，因为慈善方面的努力，索罗斯已经在西方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新闻周刊》将他的慈善事业称为“一个人的马歇尔计划”，并且该计划广受好评。1982年，从他第一次将钱交给基金会起，他的年度捐赠从44.8万美元增长到1992年的53万美元。1994年，索罗斯捐赠了3亿美元给他的基金会，较前一年的1.838亿美元的捐赠有显著的增长。
索罗斯清楚，东欧和苏联要达到真正的开放，要做的还有很多。
单枪匹马的作战让索罗斯有很大优势，他可以制定自己的决策，而不用提交建议给他人，更不需要他人的批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担任波兰和苏联政府的经济改革顾问，他说道：“乔治·索罗斯的运作方式很灵活。并不涉及大笔资金，只要有一小笔钱，就可以发挥大作用，例如支付某人的机票和旅费。世界银行要做到这些可能得花费两年的时间，而索罗斯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
由于索罗斯在东欧和苏联的慷慨捐赠，《新共和》（New Republic）将他称为“整个苏联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外国人”。《商业周刊》封面报道索罗斯，将其称为“莱茵河与乌拉尔地区之间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公民”。
即使声名鹊起，20世纪90年代早期，索罗斯似乎对于资助努力的缓慢进展仍感到沮丧。他开始时希望自己擦亮一根火柴，能够点燃一场革命：“我觉得自己比预想的陷得更深，正因为如此，到头来，让人疲乏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