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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富可敌国
作为知识分子的乔治·索罗斯从来没有放弃过赢得尊重的希望。《金融炼金术》一书出版已经有7年了，自己的观点能够以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索罗斯固然很高兴，但他也非常清楚，很少有读者是出于对知识的好奇而购买这本书的。
“问题在于，”他告诉伦敦《泰晤士报》的编辑安纳托利·卡里兹基（Anatole Kaletsky）说，“每个人买书的目的都是想找到赚钱的秘诀。我想我早就应该预料到这点。”1994年5月，这本书首次以平装本面世，索罗斯再一次希望，读者能够花点时间，认真地研究一下他的思想和理论，而不仅仅是寻找赚钱的线索。
索罗斯在1994年6月透露，他已经推翻了自己的一个神圣原则，这反映出索罗斯感觉到了一些压力。在过去的10年中，索罗斯不允许自己旗下的任何一个基金，在他的慈善基金会所在地进行投资，包括东欧和前苏联。1993年1月，《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问索罗斯，这条禁令是否意味着，他不会在东欧收购公共汽车工厂。索罗斯厉声说道：“根本不会在那里投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利益的冲突。”
但是，现在的他已经不这么想了。1994年间，索罗斯告诉他的投资基金经理，他们现在可以随意在东欧和前苏联投资了。根据1994年6月索罗斯的一个发言人的说法，在过去的6个月中，他们已经投资了1.39亿美元到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等国的项目中。这位发言人表示，他们还会继续寻找更多的投资，这些将作为“我们正常的业务活动”。
1994年6月末，《金融世界》将索罗斯列为华尔街1993年收入最高的人。据这份杂志的报道，索罗斯在1993年赚了11亿美元，这也是第一次有人在一年之内赚了这么多钱。仅次于索罗斯之后、名列第二的是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索罗斯的收入是罗伯逊的2倍。
比较有趣的是，《金融世界》试图让读者全面认识索罗斯1993年的11亿美元：“如果索罗斯是一家公司，他的收益率排在第37位，排在第一银行和麦当劳之间。他的收入超过了联合国至少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乍得共和国，瓜德罗普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的水平。或者可以这样说，索罗斯可以以每辆190000美元的价格购买5790辆劳斯莱斯。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每个学生支付超过3年的学费。可能有些家长会说，这个主意不错。”
可能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上榜这家杂志的100个收入最高的人中，有9个是索罗斯公司的成员。
在整个1994年，处于巅峰时期的乔治·索罗斯感到压力不断加大。在金融市场中，大量的投资者对索罗斯亦步亦趋，希望能沾上他的一点魔力，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另一个“索罗斯”。1994年秋天，有一个故事在华尔街广为流传：在拉什莫尔山（俗称美国总统山）对面的一座山上，也有可雕刻4个头像的位置，其中的两个已经刻进去了，即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还有两个空缺。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一位高级投资经理说：“下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被刻进去。”
媒体增加了索罗斯的负担。它们已经发现了索罗斯，就不会轻易放过他。如果说两年半以前，索罗斯还并不为人所知的话，现在的他已经被人们深入剖析，被评头论足，被衡量判断。1992年的索罗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现在，1994年，仅仅两年之后，金融媒体眼看着索罗斯的业绩黯然失色，他们断言索罗斯这次死定了。为索罗斯和其他对冲基金经理掘墓的铁铲都已经准备妥当，即使当时的对冲基金还处在襁褓期。
早几年，索罗斯是不会被这些对他职业的关注所烦扰的，但现在的他却为此烦忧。他攀升得太高，速度太快，他想尽情享受处在金融世界巅峰的喜悦。如果他在1994年的业绩更好一点的话，他或许可以休息一下，照顾他的慈善基金会，和他的投资活动拉开一定距离。
1994年的挫折让索罗斯觉得，他必须关注一下基金的投资操作。他的同事们都说，索罗斯所做的就是给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提供建议。事实是索罗斯还是觉得，他不可能这样一走了之，现在还不是时候，尤其当他被如此频繁地密切关注和分析的时候。整个1994年，索罗斯都在不断地寻找机会打一场漂亮的仗。他不相信，1992年9月狙击英镑只是侥幸成功，昙花一现。他既然成功过一次，就能再次成功。他仅仅需要做好准备工作。
在过去的几年，索罗斯一直认为英国房地产市场会兴旺起来，他也没有大错特错。尽管他的利润不是很壮观，但也相当不错：从建立之初到现在，17%的利润来自房地产交易。然而，这还不够优秀。据说，索罗斯告诉英国地产公司（British Land）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布莱特（John Riblatt），他想要的收益是40%~50%。对索罗斯来说，他已经不满足于“相当不错”了，他想要的是“壮观”的收益。
因此，1994年11月的第三周，索罗斯宣布他将撤出日趋低迷的英国房地产市场。就在18个月以前，索罗斯承诺联手英国地产公司，在房地产市场上投资7.75亿美元。但是现在，索罗斯宣布，量子基金要将自己一半的英国房地产基金卖给英国地产公司。根据最初的协议规定，英国地产公司拥有优先承购权。
索罗斯谦虚地承认，他也曾做过错误的投资决策。但他骄傲地认为，自己在房地产上投资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他能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发现错误，并及时纠正。他撤出英国房地产市场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1994年整整一年之中，乔治·索罗斯对美元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尽管1994年初，这样的信心让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是他依然相信美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强劲，他也坚信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阻止美元贬值，相信美国和日本迟早会解决他们的贸易纠纷，而贸易纠纷的解决将刺激美元对日元升值。尽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次干预，尽管其他中央银行也做出了努力，但美元没有丝毫的反应。
索罗斯自己的公关努力也以失败告终。1994年8月2日，在纽约电视台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访谈节目中，索罗斯为美元辩护，声称美元不会大幅贬值，因为这样会影响美国经济的稳定。“如果你允许货币贬值太多，这会造成经济动荡，因为贬值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对债券市场也有影响。”当主持人罗斯问他现在是不是在买入美元，索罗斯含糊其辞：“我不打算告诉你。在任何一分钟，我都有可能在买入或卖出，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索罗斯在1994年的挫折并没有让交易者们停止跟随他的脚步，停止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所以，10月4日，索罗斯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他们洗耳恭听。索罗斯在采访中说道，日元对美元可能会有大幅回落。“可能有15%~20%的回落。”索罗斯预计日元会从99.55日元兑1美元回落到115~120日元兑1美元。
两天之后，大型机构资金经理人在纽约一个客户家中举办晚餐聚会，大家主要的话题就是，索罗斯在美元上下了大注。那天晚上，客人们感到很丧气。他们很希望相信，索罗斯能够实现自己的预言。索罗斯在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当他扮演精神领袖的时候，他发表的公开声明似乎会自我实现。但是，索罗斯对美元的预计却失算了。
索罗斯当时发表的公开评论表露了他对1994年货币投机的挫败感。在《商业周刊》10月3日的一期采访中，被问及在日元上的损失让他吸取了关于货币市场的什么教训时，索罗斯回答说：“教训就是，对货币投机来说，现在不是特别有利可图的时候。过去的两三年的紧张局势和导致货币大规模流动的不平衡已经不存在了。”
“目前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日本与美国之间就国际收支盈余进行的唇枪舌战。我们认为，这会得到妥善解决的，因为解决它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年初的错误所在，我们觉得应该能很快得到解决，而不是以后才解决。但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依然坚持这样的想法。”坚持美元会强劲的想法看起来是错误的。1994年11月初，美元跌至战后最低点。
提到1994年时，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都试图表现得很乐观，但包括《金融世界》《华尔街日报》等在内的金融媒体都在和他们唱着反调。11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标题为“据交易者称，索罗斯在日元上又遭受重创”。根据这份报纸的报道，由于打赌美元会对日元升值，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损失了4亿~6亿美元。他在2月份下了同样的赌注，结果也亏蚀了。
如果说索罗斯公司对2月份的损失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态度，那么在1994年11月，他们则采取了更自卫、更愤怒、更模糊的论调。德鲁肯米勒再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不过这次他不再解释得那么详细了。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说：“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发表评论。但是这些谣言实在是荒谬至极。”量子基金的净资产价值并不是传闻中的“一年没有变化”，他补充说，“在年初，我们披露了我们的损失。但是说我们在货币投资上遭受额外的巨大损失，是很可笑的，并且没有事实根据。”他指出，基金的货币投资仍然“有利可图”，但是德鲁肯米勒没有对基金的日元和美元投资做出任何具体的评论。
索罗斯的经营业绩远比其他对冲基金经理人出色，但这一点对于圈外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尽管1994年，量子基金遭受了有史以来业绩第二差的一年，相比前一年只有2.9%的增长，但是其他对冲基金资产却缩水了20%~30%，还损失了一些客户，有些对冲基金甚至不得不完全退出该行业。但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因为金融媒体关注的焦点是索罗斯，他们仍然觉得索罗斯是神秘的，让人着魔的，他们仍然试图探究索罗斯的投资帝国的密室。有时，这让索罗斯很不愉快。
譬如，1994年7月，《金融世界》将索罗斯列为1993年全美收入最高的资金经理人，但1994年11月8日的封面标题贬低索罗斯在1994年的努力：“满目疮痍的索罗斯——炼金师失去了点金术。”封面照片里的索罗斯看起来疲惫不堪，前额耷拉在右手上，他似乎在说：“我怎么会陷入今天这种混乱局面？”
《金融世界》对索罗斯的声明提出质疑。索罗斯曾说，1993年投资于量子基金的人，已经赚了63%的利润。错！这家杂志说，实际只有50%的利润。《金融杂志》也质疑索罗斯的另外一个声明，1994年前6个月，量子基金不是增长了1.6%，实际上是损失了9%。
这家杂志也提出了另一个可能让索罗斯陷入困境的方式。根据《金融世界》的说法，到了1993年底，量子基金已经拖欠索罗斯的资产管理和咨询费共计1549570239美元，占基金净资产的25%。只要基金运作良好，索罗斯没有试图通过收回债务来减轻自己的损失，那么这笔“债”
就不是问题。
媒体锲而不舍地攻击索罗斯。11月末，报道指出，量子基金1994年的净资产价值收益仅增长了1%，和过去相比，交易量也大幅下降。1993年12月31日，股票的净资产价值是22107.66美元，到了1994年11月初下降到了17178.82美元。股份市场价值的关键指标是资产价值以上的溢价。1994年初，溢价是36%，但是到了11月初，直线下跌到16%。暗含的意义显而易见：投资者不再准备支付额外的钱给索罗斯基金。
为索罗斯辩护的人试图让人们正确看待溢价的下降。总体来说，对冲基金在1994年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即使在这样可怕的情形下，索罗斯做得仍比其他对冲基金经理人出色，再者，由于媒体对乔治·索罗斯的大肆宣传，量子基金的溢价在以前一直被人为夸大了。
1994年年底，越来越少的人会问：乔治·索罗斯是不是太强大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业绩不如前几年辉煌，这似乎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即使是1994年经营惨淡，这也没有损害索罗斯对冲基金之王的美誉。由于他年复一年的投资记录，被夸大的超级投资家的形象，以及他在对冲基金领域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索罗斯仍然被看作是王者。
事实上，尽管1994年遭受了挫折，索罗斯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索罗斯宣布不再亲自处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日常事务很久之后，在他转向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几乎全职地投身于慈善事业多年之后，他仍然被视作华尔街和伦敦城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问任何一个纽约或伦敦的资金经理人：索罗斯是否还值得跟随？答案总是肯定的。
但是人们心中还有挥之不去的担忧，索罗斯以及其他主要对冲基金经理人变得太强大了，他们的基金规模太大了。人们不断认为，光是他们的规模和集体行动，不管是多么的不一致，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举个例子，1994年秋天，对冲基金集体拥有的美元资产规模如此庞大，他们弃船而逃的愿望又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交易者看来，索罗斯和其他对冲基金实际上加剧了美元的疲软。他们声称，对冲基金经理几乎在每一次美元开始反弹的时候卖出美元，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元。
如果华尔街有些人认为索罗斯太强大了，索罗斯并不太在意，他更加在乎的是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如何看待他。索罗斯的确认为，他对世界某些地区的专业知识应该引起资本决策制定者的兴趣。但乔治·索罗斯发现他们对自己这位外交政策专家根本不感兴趣，这让他十分吃惊。
1994年初，索罗斯在赢得了国会委员会的赞赏之后，开始相信，可能有些合适的人最终开始倾听他、认真对待他了。
索罗斯不了解，世界上最自负的金融机构的头目们并不希望别人告诉他们做什么。人们有一种感觉，索罗斯对德国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施加影响的时候，他超越了限度。
“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大约是45000美元，获得过3个学位，著有学术专著，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你一直听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是个笨蛋，你会作何感想？”《格兰特利率观察报》的编辑詹姆斯·格兰特如是说，他指出“索罗斯先生已经激起了全球监察界的公愤和敌意”。
索罗斯明白，他还没有得到同行完全的尊重。“他很难影响政策制定。”拜伦·韦恩承认这点，他说：“索罗斯发表了讲话，但他感觉到‘他们仍没有听我说话。他们没有按照我告诉他们的做’。这里存在‘非我发明症’的问题。
[1]
”
索罗斯明智地知道，他要避免在自己不太了解或者没有经验的领域发表意见。但是，对于那些他有着实际操作经验的领域，他曾坐下来与政治和经济领袖谈论的领域，他觉得自己理应被倾听。索罗斯认为，西方对开放东方封闭社会的兴趣不够浓厚。“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用新的世界秩序代替冷战的必要性，”索罗斯在1994年7月说道，“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没有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只会陷入混乱。”索罗斯让自己听起来好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继续未竟的事业。“我发觉自己处在一个很奇怪的环境中，一个人比大多数国家为推动开放社会做了更多的努力。”
他指出，当他说德国中央银行高利率的政策不明智的时候，市场压低了德国马克。“但是当我强烈抗议欧洲在波斯尼亚的政策时，我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告知要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莫管闲事。”有时，他得以靠近权力的堡垒，但是还不够近。1994年7月，索罗斯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但是他没有见到总统，也没有见到国会领导人。
索罗斯告诉记者，他想见的是总统和国会领导人。他催促全世界主要国家达成一致，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合作体制，帮助稳定汇率。他说：“我们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下，不仅仅是货币领域，还有政治领域。”
索罗斯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开始分崩离析了。“我们现在没有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机制。”他对主要国家提出的实施货币目标区的想法不以为然。“所有的汇率机制都是有缺陷的，只能暂时发挥作用，接着就是崩溃。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灵活性，不断地调整政策。”
简单而言，索罗斯想要的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且非常喜欢这样的经历。“权力让人陶醉，”他说，“我已经拥有了比我以前想象的更多的权力——即使这只是在硬通货极度短缺的地方使用硬通货的权力。”
但是这种权力，这种分配大量财富的权力对索罗斯来说还不够。他想要更多的权力。“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多地倾听我的言谈。我有权被倾听，但是除了我自己通过基金会做的事情之外，在西方对前苏联的政策上，我的影响很小很小。”他曾经说：“值得注意的是，白宫没有利用手中为数不多的资源之一，那就是我。”
在索罗斯的挚友拜伦·韦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者想呼吸一下白宫的醉人气息。“乔治可能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个非常成功，而且非常精明的人。罗斯福总统都会跟他谈谈想法，倾听他的意见和建议。索罗斯希望克林顿也能和他谈论，并且倾听他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美国前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都会倾听他的想法。”
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似乎总结了索罗斯64岁生日过后一个月所感到的挫败。那一天，匈牙利给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等十字勋章”，以感谢索罗斯为匈牙利的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贡献。这是匈牙利第二高的奖章，最高奖章“大十字勋章”是授予政客们的，给索罗斯的奖章是给“普通人”的。
普通人！对于乔治·索罗斯这个小时候就相信自己像神的人来说，“普通人”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自己出生的国家对待他的这种方式，索罗斯是什么感觉呢？骄傲？当然。他在1947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并且他也找到了更美好的生活。他回馈了自己的故土。现在人们显示出了对他的尊重，但这不是他一直寻求的尊重。他不想自己被别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注释
[1]
非我发明症被公认为典型的管理病状，指某个机构或团队拒绝使用不是自己原创的技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