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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个典型的冬日周末早晨，家里冷冰冰的。此时正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父母将恒温器设在六十华氏度[1]。哥哥在厨房拿着《波士顿环球报》的体育版，靠在冰箱的散热孔旁。而我戴着羊毛帽，在餐厅的暖风口前看最喜欢的漫画。
说起来，这本书正源自童年时期那些寒冷的早晨。在之后的篇幅中，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地球上人类的未来。同时，本书还将试着回答一个挥之不去且更为私人的问题：我家究竟为什么这么冷？
我出生于一九七〇年三月，第一个地球日的前一个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环保意识深深影响了我的家庭：从罐头到热能，努力节约一切，坚信浪费可耻。我还记得穿二手衣服、在家理发和不看电视的习惯。恒温器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身处资源匮乏的世界，我们应该减少消耗。日常生活中的小抉择，反映了关乎正确生活方式的更重大的道德决策。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大学时期以及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坚持这一道德准则。我为高中校报写专栏，批判物质主义，关注臭氧层。大学期间，我学习历史和环境研究，甚至在校园的垃圾回收车上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研究生院攻读美国历史期间，我从案卷中抽身，建立了一个非营利项目—“环境领导力项目”，将同样关心环境问题的学者、倡导型组织、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同仁们聚集起来。
此时，我的思想日渐成熟。我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例如，反对将危险的发电站建在贫民区，或者大幅削减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执行预算—但要说明自己支持什么却很难。“绿色经济”究竟如何运作？我们应当如何权衡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环境领导力项目就是想排除党派立场的分歧，挑战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激烈的争论，找到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平衡互相较量的社会目标。
二〇〇八年，我开始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执教，希望能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和其他关键问题之上的分歧。论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强烈反响和讨论，为我深入分析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环境问题上不同的态度提供了途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通过了里程碑式的环保法案。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两党日益分化。党派分歧的根源是什么？针对这一变化，学者的普遍解释是，政治党派正在变成拥有更加一致的意识形态及地域特征的集团，它们只是利用环境问题来分化阵营。根据这种解释，共和党放弃了环保，将这一问题留给了民主党。另一种解释则强调经济利益：企业会反对代价高昂的政府监管，并敦促政客们反对新规定。还有一种解释：许多人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保守派智囊团和机构，它们对自由派倡导者支持的环境监管提案发起了策略性的媒体攻击。
这些解释都有很多历史证据支撑，但它们并没有深入剖析不同观点之间的真正分歧。人们对环保立法的抵制不单纯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利益。我认为，环保主义者的极端主张间接引发了其他人对美国环保运动的抵制，并让同样极端的保守派反对者赢得了支持。换言之，我们如今看到的环境问题上的政治鸿沟是各派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探究这一分歧主要的理念因素和历史因素—而不是只从政治和经济维度上探索—我们才能减少有关环保政策的党派冲突，找到一条更务实的道路。
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针锋相对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得以窥见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他们赌的是五种金属的价格，但这场赌局的意义更为深远，代表着我们对人类和地球未来的集体下注。这场赌局尖锐地质疑了环保主义者广泛认同的假设，即我们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资源匮乏并可能陷入灾难的世界。它还考验了保守派关于自由市场和技术创新会带来持续繁荣的信念。我希望通过更好地了解事情的正反面，真正听取双方的论点，使当下关于未来的对话有所不同。
在党派相争的时代，出版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会让人惶恐不安。坦白说，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管理地球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当然，生活在地球上的方式不止一种。我曾将节约视为应对资源匮乏和自然条件限制的唯一可行方式；但现在，我意识到这是将道德观运用到参数和可能性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我仍旧将恒温器的温度设定在低温挡。但研究了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的争论之后，道德的确定性似乎更加难以捉摸了。
从在家中暖气旁生出的念头到这本书成形，一路走来，我需要感谢很多人。埃利希和西蒙的家人始终慷慨奉献他们的时间和故事。感谢保罗和安妮·埃利希、丽莎·丹尼尔、萨莉·凯洛克，以及丽塔·詹姆斯·西蒙、丹尼尔·西蒙、戴维·西蒙、朱迪斯·西蒙·加勒特，感谢他们与我面谈或是电话沟通。内奥米·克莱特曼、保罗和安妮·埃利希、萨莉·凯洛克慷慨地提供了家庭照片。我也很感激林肯·卡普兰、阿里斯蒂德斯·德米特里奥斯、约翰·哈特、唐纳德·肯尼迪、查尔斯·米切纳、威廉·诺德豪斯、史蒂芬·施耐德、约翰·蒂尔尼和丹尼尔·温伯格给了我采访的机会。
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对手稿做了大量点评，帮我改进良多，包括爱德华·鲍尔、让·汤姆森·布莱克、林肯·卡普兰、弗里茨·戴维斯、费比安·德里克斯勒、戴维·恩格曼、约翰·麦克·法拉格、贝弗利·盖奇、格伦达·吉尔摩、马修·雅各布森、内奥米·拉默利奥克斯、安东尼·莱斯洛维茨、戴维·麦考密克、史蒂文·摩斯、杰弗里·帕克、戴维·普洛茨、克莱尔·波特、泰勒·普里斯特、杰伊·特纳、克里斯·尤德里、佩里·德·瓦尔派、约翰·沃戈、理查德·怀特和唐纳德·沃斯特。在本书成形前，威廉·克罗侬提供了宝贵的初期建议，并深刻影响了我对历史与环境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与理查德·布鲁克斯、唐纳德·陈、乔恩·克里斯坦森、威廉·德弗雷尔、罗宾·艾因霍恩、格雷戈里·杨、赛斯·戈德曼、雅各布·哈克、丹尼尔·凯夫利斯、马修·克林格、南希·兰斯顿、佩恩·洛、珍妮弗·马龙、斯蒂文·穆夫森、达拉·奥罗克、彼得·珀杜、伊桑·波洛克、汤姆·罗伯森、哈里·司盖博和杰伊·温特等人的对话，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感谢这本书的出版方。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让·汤姆森·布莱克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专业指导。萨拉·胡佛对手稿做了很棒的润色，劳拉·琼斯·杜利的编辑工作使这本书更加完善。我的代理人戴维·麦考密克娴熟地帮助我推进了这一项目。加布里埃尔·博特略、阿维纳什·恰克、杰罗德·道金、乔安娜·林茨、凯拉·卢和迈克尔·维索尔莫斯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我还由衷地感谢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遗产中心、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吉米·卡特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局、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给予我帮助。
我非常感谢耶鲁大学提供的学术研究支持，包括由莫尔斯人文学科奖、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基金和弗雷德里克·W·泰勒出版基金提供的资助。
在耶鲁，我很高兴能和约翰·沃戈、阿米蒂·杜利特尔、萨拉·斯迈利·史密斯和杰弗里·帕克等人一起发展环境研究本科专业，而且受益匪浅。感谢耶鲁的同事让－克里斯托弗·阿格纽、内德·布莱克霍克、戴维·布莱特、丹尼尔·波茨曼、加里·布鲁尔、贝基·康奈金、丹尼斯·柯蒂斯、亚力克斯·菲尔逊、保罗·弗里德曼、乔安妮·弗里曼、贝弗利·盖奇、格伦达·吉尔摩、杰伊·吉特林、罗伯特·哈姆斯、凯伦·赫伯特、乔纳森·霍洛韦、马修·雅各布森、本·基尔南、珍妮弗·克莱因、玛丽·雷、丹尼尔·马加齐纳、约瑟夫·曼宁、乔安妮·迈耶罗维茨、阿兰·米哈伊尔、史蒂文·平卡斯、史蒂芬·皮蒂、威廉·兰金、朱迪思·雷斯尼克、爱德华·鲁格莫、马尔奇·肖尔、罗纳德·史密斯、弗兰克·斯诺登、蒂莫西·斯奈德、亚当·图兹、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珍妮弗·范弗莱克、查尔斯·沃尔顿、约翰·沃纳和约翰·威特，我很欣赏他们融洽的同事关系和远见卓识。历史系教授劳拉·恩格尔施泰因和乔治·昌西给了我大力支持。感谢德克·贝格曼、基什瓦尔·里兹维、达西·蔡斯、伯里克利·刘易斯、希拉·黑尔、佩奇·麦克莱恩、保罗·埃尔·费萨维、迦勒·克莱普纳、特德·鲁格、戴维·西蒙、迈克尔·斯隆、莱斯利·斯通、戴维·伯格、罗宾·戈尔登和我的友情，我很欣赏他们的风趣幽默。环境领导力项目的朋友和同事不断激励我。每年夏天，基蒂·培根会邀请大家去她佛蒙特州的家中待几个星期，分享她的秘密天然游泳池，一起吃蟠桃。我们乐于将这一传统交由詹姆斯·斯特姆、雷切尔·格罗斯、伊娃和夏洛特继承。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大家庭，我的父母玛杰丽和吉姆·萨宾对新奇想法和冒险的热爱影响了我，很高兴能将这本书献给他们。家里依旧冷冰冰，却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应当给他们颁发一枚养育子女的金牌。迈克尔和黛比·萨宾致力于教书育人，让我心生敬佩。我的侄子扎卡里、马修和侄女埃琳娜是大家的开心果。我妻子一家，里克和艾琳、拉腊、马特、卡特和埃拉、吉尔、乔尔、哈珀、特雷弗、戴娜和戴维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快乐，我真的非常幸运。
过去几年一直和妻子埃米莉一起写书，这种同心协力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乐趣。我热爱我们共同创造的生活—她是我此生下的最确定也最正确的赌注。我的儿子伊莱和西蒙忍受着我和妻子同时写作时对他们的忽视，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和对世界的好奇却给了我很多惊喜。写这本书时，我问当时八岁的西蒙，我们怎么知道世界人口过剩了没有？他答道：“所有东西快用完的时候就过剩了。”我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说明了，事情远远比那复杂得多。但有时候，简单的话语却能抓住最根本的事实。为了伊莱和西蒙，以及所有的孩子，我希望我们能谨慎下注，创造一个人性化且繁荣的未来。
[1]约合15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