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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九七〇年一月初，在《今夜秀》的录制现场，一位男子在深夜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的身旁坐下，他身材瘦高，留着一头黑色短发、蓄着鬓角。三十七岁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埃利希上身微微前倾，毅然警告全国电视观众，人口过剩正威胁着人类和地球。两年前，轰动一时的悲观主义作品《人口炸弹》使埃利希一举成名。“养活全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埃利希在书中警示，并预言数亿人“将死于饥荒”。他在《今夜秀》的首秀中将自己打造成了冷静预示厄运降临的预言者形象，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卡森向数百万美国民众介绍埃利希时，一场新的环保主义运动开始了。在同月的国情咨文中，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向国会和全体民众提出，“七十年代的严峻问题”在于美国人能否与自然和平共处。此时正值第一个地球日的前三个月，尼克松也准备成立美国国家环保局。尽管埃利希的预言残酷严峻，但他本人却是一位风趣幽默的嘉宾，睿智自信、笑声爽朗。卡森又在二月和四月两度邀请埃利希上节目。每次节目结束前，屏幕上都会放出人口零增长组织的地址，该组织由埃利希建立，旨在推动控制人口的议程。每天约有一千六百封信涌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附近洛斯拉图斯的组织总部。人口零增长组织迅速在全美发展了八十个分会。
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同样三十七岁却鲜为人知的工商管理学教授朱利安·西蒙正在家中观看埃利希的节目，此时他充满愤怒，又心生嫉妒。卡森问埃利希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埃利希直言“这再简单不过了，约翰尼”。人口增长，食物供应就会随之减少。埃利希表示“避免饥荒为时已晚，数百万人会因此而死”。
然而在朱利安·西蒙看来，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这位师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近期写道：加工过的鱼、大豆和藻类可以“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并且成本低廉”。和埃利希饥荒逼近的观点相反，西蒙认为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缓解许多国家严重的蛋白质匮乏。分配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是个挑战，但西蒙认为，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未必会造成全球性的食物短缺。
但他现在只能独自坐在客厅里，一边发着牢骚，一边看着深受全美喜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注视着保罗·埃利希，像西蒙后来抱怨的那样，带着一副“佩服到呆若木鸡的表情”。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未来的激烈讨论中，西蒙和埃利希代表了两种极端论调。埃利希的可怕预言为当时的新环保主义意识打下了基础，西蒙的质疑则加剧了保守派对美国政府扩大监管范围的强烈反对。十年间，埃利希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写作和演讲的邀约蜂拥而至。他至少上了二十次卡森的节目，那可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上镜机会。他还为《星期六评论》写专栏，并在《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上和读者分享自己对饥荒和人口增长的担忧。埃利希的评论内容广泛，涉及核能、濒危物种、移民和种族关系等方面。他毫不犹豫地谴责那些“得了增长狂热症的经济学家和贪图利润的商人”，并警告因人们争夺有限资源而导致的“社会浪潮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数年来西蒙一直扮演着失意受挫、常被忽视的角色。“我能做什么？去和五个人谈谈我的观点？”后来他说道，“有这么个人，领导着环保主义者的狂热势力，拥有大量观众，这让我束手无策。”他的愤恨背后略显讽刺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西蒙也曾据理力争，主张减缓人口增长。他曾撰写文章，指出生育控制计划是各国寻求经济增长的“绝佳经济筹码”。他还利用自己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专长提升家庭计划[1]的效率。但到了一九七〇年，埃利希活跃在电视荧屏上时，西蒙已经改变了想法。他不再认为人口增长会带来问题。与埃利希的世界末日理论不同，西蒙认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想法、更新的技术以及更好的解决方案。人口增长并不会引发世界危机，反而有助于解决危机。正如西蒙在其一九八一年里程碑式的著作《终极资源》中提出的，人类才是“终极资源”。
这位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和这位鲜为人知的怀疑论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正面交锋，用一场双方观点纠缠不休的赌局为这十年画上了句号。一九八〇年，西蒙在《社会科学季刊》中向埃利希发起挑战，提出二人进行一场比试，以检验他们对未来截然相反的预测谁对谁错—一方担忧人口过剩，认为世界末日将至；另一方看好人类的前程，持乐观态度。
埃利希同意和西蒙打赌，他赌铬、铜、镍、锡、钨的价格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上涨。这个一千美元的赌局看上去很简单，只关于“五种工业金属的价格”“十年内”“上涨或下跌”。然而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埃利希认为，金属价格上涨将证明人口增长会导致资源匮乏，从而支持他呼吁政府主导的控制人口以及限制资源消耗政策。埃利希的理念反映了一九七三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人们的普遍认识，即全球都面临着重要资源耗尽的风险以及增长的极限。西蒙则认为，市场和新技术会使价格下降，由此可以证明社会并未面临资源危机，人类的福祉在稳步提升。这场赌局的结果，要么会为埃利希的反人口增长活动和环境灾难论提供论据，要么会推动西蒙关于新技术和市场的力量将丰富人类资源的乐观主义观点。
埃利希和西蒙将他们的赌局置于二十世纪后期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冲突的风口浪尖。多篇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记载了这件事，两人的赌局反映了当时发生在全美的文化冲突，同时也体现了一九八〇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吉米·卡特和其共和党竞争者罗纳德·里根截然不同的思路。
作为政府规划者和爱好自然者，吉米·卡特支持环境保护和相应的限制政策，并认同资源是有限的。他主张美国需要调整消费和生产，以适应“急速缩减的资源”。卡特投入了宝贵的政治资本来改变美国的能源政策，将其视为优先实施的国家战略。
罗纳德·里根则正相反，他在竞选时承诺让美国再次成为伟大的国家。里根坚信资源并非有限，不该因此遏制美国的未来。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竞选宣言中，里根谴责道：“有些来路不明的无名专家改写现代历史……做出一些预测……好让我们相信高标准的生活水平是种自私的挥霍，我们必须摈弃这种生活，因为我们不得不共享稀缺的资源了。”里根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环保法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于是，在他击败卡特、就任总统后，立即延缓了数百项新法规，并命令各机构负责人审查并废除其他累赘的规定，其中许多都是环保法规。
尼克松的“环保十年”就此终结。里根反对联邦法规的激进举动，终止了体现现代环保运动早期成果的两党合作。塞拉俱乐部和其他倡导型组织的成员剧增，他们谴责里根，力图将其任命的保守派官员逐出白宫。美国国内就谨慎看待还是乐观看待环境问题分成了两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进一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正是围绕着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打赌的那个问题展开的。美国和地球是否面临环境危机？我们是否正在耗尽资源，所以不得不节约？美国的增长是否受到自然的限制？
这些有关人口增长、资源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埃利希广泛传播对于人口增长的恐惧，使得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的观点再度流行。马尔萨斯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七九八年的著名论述中宣称“人口增长的力量”大于“地球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他认为人口迅速成倍增长，生活资料却只能缓慢递增。呈指数增长的人口和有限的生活资料之间的固有矛盾，注定让人类承受苦难。马尔萨斯阴郁地写道，“必需品这一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使所有动植物都遵循“既定的界限”。有限的生活资料会通过“令人痛苦的必需品法则、苦难和对苦难的恐惧”限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增长、自然限制和生存竞争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2]，推动了十九世纪中叶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发展，并在一个世纪之后得到保罗·埃利希等生物学家的推崇。
然而，马尔萨斯的早期批评者，例如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嘲笑马尔萨斯有关人类注定承受苦难的理念，算是预言了朱利安·西蒙对埃利希的批判。一八二〇年，葛德文写道，马尔萨斯冷酷无情的人口增长理论不过是“空中楼阁，显然毫无基础可言”。葛德文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会比马尔萨斯预计的要缓慢。他还坚信人类并没有给地球上的大量资源造成很大压力。葛德文认为，只需一点技术进步，地球就可以养活九十亿人口。另一位十九世纪的马尔萨斯的批评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农业生产力“通过利用资本、劳动力和科学，可以无限增长”。恩格斯宣称“由人类自由支配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农业的迅速发展，的确在短时间内证明马尔萨斯是错误的。世界人口从一八〇〇年的约十亿增长到了一九六〇年的近三十亿。但是，保罗·埃利希和同时代的人坚信，马尔萨斯所言的最后审判日只是延期了。因为信奉马尔萨斯的警告，相信人口加速增长与食物供给有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埃利希和其他新兴的人口过剩预言者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朱利安·西蒙反对埃利希的马尔萨斯主义思想，因此他的观点也触及了一些庄严神圣的问题：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衡量人类社会是否成功？西蒙受到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影响。边沁提出，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指标”应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依据这一原则，朱利安·西蒙支持人口持续增长，因为这意味着更多人可以过上富足且有意义的生活。边沁还指出，“有两种至高无上的力量—痛苦与快乐”支配着人类，他将善定义为让快乐最大化，让痛苦最小化。西蒙并没有使用“痛苦与快乐”这样浅白的措辞，但他同样将人类福祉置于他的道德体系的中心。西蒙从人类平均寿命、患病率、可提供的食物和工作以及人均收入等方面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保罗·埃利希则反对用这些简单的计算方法衡量社会成功与否。他认为，人类并非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类需要正确看待自身在地球广大的生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埃利希还反对西蒙的乐观预测，警告人们如果不做出改变，终将遭受更大的苦难。
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之间的矛盾是这场长期无解的争论的延续。不过，两人的赌局很符合时代的要求。这场赌局由冰冷的自然资源价格变动来决定输赢，正是日益两极分化的美国政治论辩的缩影。政客和评论家们不是在冷静细致地评估政治抉择，而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进一步激化反对方的态度。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频繁抛出针锋相对的重要见解，不再尽力缓解紧张局势，试着整合双方观点。对自然限制或市场力量的过度夸张为这次交锋推波助澜。面对社会风险时，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根本分歧也往往没有受到人们重视。尽管辩论从形式上满足并激励了党派支持者，但是它造成了立法瘫痪，同时加深了双方的政治敌意。例如，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今日益凸显的关于气候问题的政治辩论，便陷入了人口增长和资源匮乏的早期辩论的套路，正如埃利希和西蒙之争。受这种两极分化的遗毒，气候变化要么被说成是子虚乌有，要么被说成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有没有其他的思考未来的角度呢？与其将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的冲突视为简单的正邪之间的道德较量，不如通过他们的故事改变我们对于环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其实，尽管二人的观点鲜明强烈又针锋相对，但都经过深思熟虑，其背后的意义深远。最终，这场赌局给双方敲响了警钟，有望引出一场更温和、更高效，甚至更有希望的关于未来的对话。
[1]以家庭为单位，考虑其经济条件和妻子的健康状况而有意识地安排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措施。
[2]活跃在19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因独自创立“自然选择”理论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