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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聆听卡珊德拉
一九七四年六月，保罗·埃利希和好友约翰·霍尔德伦从加利福尼亚飞往华盛顿特区，前往国会做证。他们受邀谈谈有关一项提案的想法，这项提案要求政府的经济学家分享重要商品和物料的相关数据。这场参议院听证会显示，一九七三年石油禁运之后，《增长的极限》和对资源短缺的恐惧引起了国会的关注。石油禁运使油价翻了两番，并使整个国家对能源产生了危机感。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担任听证会主席，他表示重要原材料和能源资源遭人掣肘是“美国经济病症的核心”。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温和派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同样形容石油禁运是“痛苦又耻辱的经验”，而美国其他的原材料也面临同样的风险。珀西认为，反对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在“给自己壮胆”。参议员们相信，美国自然资源大丰富的时代已经结束。肯塔基州的民主党人沃尔特·赫德尔斯顿则表示这是“自然供给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地球、美洲大陆还是美国，都不能再被当作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之泉了”。
曾提出庆祝和宣传首个地球日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是国会中的环保主义领头人，他抱怨说：“历史上的资源专家最后都成了卡珊德拉的合唱团。”尼尔森指的是希腊女先知卡珊德拉，尽管她能准确预言未来的灾难，却总被人忽视。与卡珊德拉一样，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等科学家拥有预言“全球性灾难”的能力，这灾难来自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但他们却遭受着无人相信的诅咒。尼尔森警告人们，现在全世界都可能面对“卡珊德拉困境的可怕后果”。
主流政治家们对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的热情推崇，显示出环保主义者已经突破了卡珊德拉的角色—事实上，人们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埃利希和霍尔德伦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都谈到了有关资源短缺和世界毁灭的预言。埃利希说道，“地球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类会从“丰富时代走向稀缺时代”。十年内，食物和水就将变得难以获取、价格昂贵，这会导致十亿甚至更多人死于饥渴。主要矿物供给将告罄，使工业缺乏重要原料。“疯狂增长的经济”将陷入萧条，美国人将面临经济零增长乃至负增长。
埃利希发言结束后，霍尔德伦开始为《增长的极限》《人口炸弹》及同类书籍辩护。《增长的极限》的批评者认为市场价格、技术创新和便宜的能源“多少能帮我们摆脱困境”。霍尔德伦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索洛和威廉·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误解了经济学扮演的角色。霍尔德伦承认，经济学通过价格帮助社会有效分配稀缺资源。但是，价格和市场并不能让“稀缺资源变得不那么稀缺”。因此，霍尔德伦又回到了经济学无法克服的基本生态限制这一观点之上。经济学家将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看作经济生产中可以互换的因素，但霍尔德伦却坚持认为生态系统无法通过人工手段维持。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不存在“技术上的对等物”。他表示，人类不能像运行阿波罗太空舱一样经营地球，他将“对技术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视为社会面临的“最危险的导向”。
霍尔德伦称自己“坚定地属于新马尔萨斯阵营”，坚信人口增长将超越可利用的资源。他表示，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担负起举证责任。“究竟是相信悲观主义者而他们却错了的结果比较糟糕，还是相信乐观主义者而他们却错了的结果比较糟糕？我想结论显而易见。”他附和了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中的结论，两人同样认为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人们应该更重视环保主义者的警示，“如果我错了，人类还是会吃得好、住得好，会更加幸福”。霍尔德伦和埃利希对提案的优势充满信心，这反映了许多环保主义者对人们呼吁经济增长的无视。埃利希和霍尔德伦轻慢地对“零增长”社会和“消除发展”畅所欲言。他们并不承认，阻止增长可能致使人们无法脱离贫困，或者造成任何严重后果。
保罗·埃利希在华盛顿的发言，体现了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于经济增长的终结和紧缩时代来临的看法。在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演讲中，埃利希形容美国是过度发展的国家，以危险且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耗着地球上的资源。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富裕的终结》中写道：“未来的前景是什么？”该书批判了美国的大规模消费社会，与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畅销书《富裕社会》不谋而合。但加尔布雷思呼吁实行能够加强经济安全、解决社会不公的公共投资策略，埃利希夫妇却认为美国的发展模式注定要失败。埃利希夫妇在文中写道：“未来三十年里，全球各国都将陷入增长狂热，面临解体。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无限增长的游戏已经结束，我们已接近极限。”埃利希夫妇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写道，现今的社会应自发改变，以避免未来由灾难引发的变化。他们认为这些提案的短期成本不值一提，包括阻止经济增长将导致的失业，总好过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
埃利希夫妇传达的信息远远超越了人口本身，涉及深远的社会转型。洛杉矶因其混乱的交通和城市扩张成了埃利希夫妇反对的典型，“在资源短缺的时代，不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的最佳范例”，应该重建城市中心，停止开发郊区。埃利希夫妇提议改变“美国整体的交通模式”，放弃联邦高速公路，改为建设铁路。建筑物和电器应该有效率标准，浪费的照明和加热技术应该禁止使用或加以限制，扩大回收利用的范围。其中一些设想后来成了环保运动的核心原则，例如发展市中心附近的交通枢纽，或者为电器设置全国的功率标准。而其他的设想却没有多少吸引力。埃利希夫妇提议取消恰好出现在星期一的假期，以鼓励人们多在本地休闲，减少周末小长假驾驶出行的活动。当然他们也明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呼吁建设高速公路的游说团体、工会和其他商业利益团体都会加以阻挠。
考虑到政府和企业可能不会回应环境危机—美国绝对会“在能源领域搞砸”—埃利希夫妇呼吁个人采取行动，节省能源，为“富裕时代的终结”做好准备。他们的一些建议反映了自我否定和节俭的文化，这种文化难以与“唯我”十年盛行的自恋主义和业已萌芽的消费主义共存。例如关灯、在冬天调低恒温器温度、夏天提高温度。衣服尽可能晾干，穿毛衣。其他的建议反映了他们对于脱离社会、达成自给自足状态越来越感兴趣。埃利希夫妇建议读者减少对社会的依赖（这种建议已近乎生存主义），学习基本生存技能，例如如何找到水和食物。“陷于远离文明的困境时有用的技能，在社会分崩离析时可能同样有用。”他们建议人们开始在花园里种植食材，贮存可供生存几个星期甚至一年的食物和水。“如果你有个小院子，那就没理由不随时准备几个装满水的垃圾桶备用。”购买能穿很久的衣服，而不只是紧追“时尚潮流”。给门加把锁，考虑养只看家狗，尽管又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在繁忙的研究和旅行之余，安妮和保罗并未花太多时间在园艺和生存准备上。但埃利希夫妇仍然鼓励年轻人考虑脱离社会，开始独自生活。他们表示：“现在改变生活方式，可避免以后手足无措。”每多一个已经拥有农场或求生物品的人，就能减少一个灾难来临时排队等待救援的人。他们的结论是，应该“为相互依赖的束缚松绑了”。
埃利希夫妇主张的是“轻松的生活方式、亲密的朋友和愉悦的性生活”，而不是名和利。他们的观点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民众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吻合，拒绝物质主义、全球市场和先进的技术。肯塔基州的诗人温德尔·拜瑞在广为流传的文章《考虑小事》中表示，战争、种族压迫和污染相互关联—都是由“贪婪和剥削的欲望”造成的。拜瑞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对环境危机负有责任，公众和个人都需要行动起来解决问题。“几乎每个人，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在直接地参与毁灭地球。”拜瑞呼吁美国人不要“好高骛远”，而要着眼于小事，少开车、少消费、少浪费。他指出，要想挽救美国人被过度消费、军事主义和浪费削弱的意志，“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更艰难、更费力、更少的奢侈品和器具。但同时我也相信，这样的生活方式会更有意义，能让人获得更多真实的愉悦。”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E.F.舒马赫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小即是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应该强调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利用适宜生态和社会的技术，适度发展。舒马赫的书在美国广为流传，“小即是美”成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有些美国人只是减少了使用空调等技术产品的频率，但一小群反主流文化运动者却真真切切地“回归了田园”。例如，一九七一年，精神领袖史蒂芬·盖斯金的数百名追随者一起乘巴士从旧金山出发，来到田纳西州乡村的一个公社定居。该公社名为“农场”，在那里，盖斯金的追随者和许多其他公社的居民一样，反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试图开启一种全新的生活，以适应资源受限的时代。
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华盛顿，律师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按照埃利希、拜瑞和盖斯金等人的设想彻底改造社会。不过，受到环保思想家和倡导者的激励，立法者确实针对美国的经济活动创建了全新的法律框架。国会通过了重大的环境法案，解决大量的环境议题—如杀虫剂、海洋倾废、水污染、饮用水、濒危物种、固体废物和有毒物质等。美国国家环保局禁止使用DDT杀虫剂，许多年前，埃利希还是大学生时就研究了DDT对环境的影响。美国一九七四年启用无铅汽油，一九七五年开始使用催化转化器，大幅减少了汽车对空气的污染。新成立的环境法律组织，包括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公共利益法律中心和塞拉俱乐部法律辩护基金会，积极推动法院强制实施新的联邦法律。最高法院裁决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其中包括涉及跨阿拉斯加石油管道、核电站和在加利福尼亚州美洲杉国家公园附近建滑雪胜地的提案。这些大型开发案或是被成功阻止，或是暂缓。激进的环保观点甚至已深入最高法院。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就曾为滑雪胜地的案件激情辩论。他认为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应该具有法律地位：“作为原告的河流为自己生态单元里的生命辩护。与这条河流有关系的人—无论是渔民、划船者、动物学家还是伐木工都应该有资格为这条受到破坏威胁的河流代表的价值辩护。”七十年代中期，保罗和安妮·埃利希的许多环保观点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主流，代表了包括白宫在内的美国最高权力层的意见。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前往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宣布参选总统。卡特将演讲的重心放在水门事件之后的政治改革上，包括采取措施提升政府透明度，减少贪污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卡特仿佛得到了埃利希的暗示，还提醒人们警惕由“世界人口增长、食物短缺、环境恶化和不可替代品的消耗”带来的复杂威胁。美国人需要改变自己浪费的生活方式，合理管理能源和自然资源。“我们正在大量浪费能源和其他珍贵的原材料，好像这些资源可以无限供应。”卡特抱怨美国“现在缺乏可以理解的、清晰的国家目标”。他呼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从道德层面解决问题。卡特引用《圣经》中的典故：“如果号角的声音含糊不清，谁还会为上战场做好准备？”
卡特的话和保罗·埃利希以及《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如出一辙—他真的相信生态末日即将来临。如果美国不抑制浪费的消费方式，不为受限制的新时代做好准备，将面临严峻的危险。卡特表示：“我们甚至必须直面基本生活方式注定改变的未来，这种改变要么是我们主动以计划好的合理方式进行，要么就是不可阻挡的自然法则将混乱和痛苦强加在我们身上。”他的言论呼应了生态学家的观点，即“自然法则”将严厉地惩罚人类，正如上帝之怒。
卡特对自然的喜爱和他对自然限制的认识，源于他早年在佐治亚州中心的一个小镇农场的成长岁月。他在农场辛勤工作，照看农场里的动物、收鸡蛋、喂鸡、帮着耕地种田。他和朋友们在林间和沼泽附近玩耍，捉麻雀、兔子，玩小游戏，钓鳗鱼和鲶鱼。成年后，他也保持着和自然界的亲密互动。七十年代早期，吉米·卡特担任佐治亚州州长时，常常和妻子罗莎琳利用周末出游，他们“乘着木筏、小舟或皮划艇，横渡湍急的河流”。卡特尤为喜欢佐治亚州东南部的坎伯兰岛，初夏时节，海龟会在那里产蛋。卡特后来回忆说：“我们在那里欣赏大西洋的日出，然后在广阔的白沙滩上开二十英里的车，看不见一个人。”卡特赞同州立环保政策，他担心土地过快开发会糟蹋他心爱的佐治亚风景，历史性地标也会“被推土机摧毁”。
卡特一生都充满了道德热忱，对自然的热爱为他提供了出口，也塑造了他竞选总统时向全国展示的政治经历。卡特是位因信教而获得新生的福音派基督教徒，不抽烟，很少喝酒，定期去教堂当执事，偶尔传教。在当选州长之前，他还曾做过旅行传教的工作。他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在我认为正确的原则上，我不知道如何妥协。”这位成功的政治家“拒绝妥协”的说法有夸大的成分，却也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卡特将自己坚定的原则感和道德正义感注入了政治语言和决策。他的语言充满评判色彩，批判了对环境不负责任的掠夺。担任州长时，他发表讲话，表示“贪婪、自私、拖延和忽视”威胁到了佐治亚州“壮阔的自然美景和前程”。卡特当选总统后，反复强调这个主题，称美国是“地球上最浪费的国家”。
除了对户外活动和道德哲学的热爱以外，卡特相信地区规划能解决问题，这份信念也推动他去制定有关自然资源的政策。卡特是受过训练的核工程师，他的父亲热衷于农业改良，因此他相信科学的力量，也相信利用专业技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当选佐治亚州州长之前，他便凭借进行政府规划在该州树立了声望。一九六六年，卡特在佐治亚州的州长初选中失利，随后，他花了四年时间准备再次竞选。他协助组建了一个涵盖八个县的规划和开发委员会，并担任了几年的委员会主席。他还帮助成立了一个新的州规划协会，支持地方的规划委员会。卡特对规划的兴趣贯穿了他始于一九七一年的州长任期。在他的支持下，佐治亚州各地举办了五十多场公共会议，让数千名本州居民参与有关“公共生活长远目标”的讨论。卡特认为，政府应该规划好二十年内可能发生的事，并处理好“社会各因素间的关系”。这种主动规划的意识是卡特努力的基础，他致力于让州政府的运转更合理，并声称可以废除或合并三百个州立机构中的二百七十八个。
卡特也赞同家庭规模规划，部分原因是受到母亲六十年代后期在印度的经历的影响。他的母亲叫莉莲·卡特，是名注册护士，一九六六年报名参加和平队。卡特在自传《永恒的信心》中写道，莉莲·卡特在申请表上写下希望被派遣到“深肤色人群急需帮助的地方”。她被派往孟买附近的小村庄，协助推行节育和家庭计划。她参与了一个项目，内容是通过鼓励、同时威胁对方将失去社会福利，说服当地男性结扎。她曾在一个下午协助了三十三次结扎手术。吉米·卡特拒绝利用类似的强制手段去限制家庭规模、抑制人口增长，他更支持自愿的家庭计划。作为福音派浸礼会教徒，卡特强烈反对堕胎，认为这种做法是在剥夺人类的生命。在他担任州长期间，佐治亚州通过了严格的反堕胎法，他还反对以政府基金资助堕胎。但他基本支持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该判决在宪法层面上确保了堕胎的权利，但更支持进行家庭计划。
卡特对自然的关心、关于自然限制和人类该做的牺牲的道德热忱以及对规划的信念融为一体，正好代表了自由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方面的政治观念。凭借表明对环境的兴趣，例如加入与环境相关的联合国委员会，卡特树立起自己在美国的政治形象。一九七二年六月，卡特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保罗·埃利希在一个边厅里与巴里·康芒纳的支持者唇枪舌剑，辩论人口增长的意义。除了重组佐治亚政府之外，卡特表示他“作为州长，花费在保护自然资源上的时间超过了任何议题”。身为州长，他呼吁人们节约能源、回收利用、规划并研究能源的使用、调高恒温器温度、减少空调使用。早在一九七三年，他就警告人们美国面临“能源危机”，呼吁开展能源方面的“曼哈顿计划”[1]，开发大量的燃料。卡特对于政府领导工业发展的蓝图暴露了环保运动的内部分歧，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技术究竟会提供解决办法还是带来威胁。卡特设想的是利用大规模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生态问题，而不是E.F.舒马赫等人提倡的小型替代方案。一九七四年，卡特在准备竞选总统时呼吁要有统一的国家蓝图和方向。他相信美国人民和领导者能够治理好资源，“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设计出有效、可理解且实际的目标和政策”。解决资源短缺和人口增长问题，是卡特关心的全球性议题的重中之重。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新当选的总统吉米·卡特登上讲台，向因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陷入幻灭的美国民众发表就职演说。那是个寒冷的晴天，刮着寒风，气温只有几度。许多美国人已准备好迎来一位能带给美国道德领导力的总统，帮助国家为即将来临的资源稀缺时代做出规划。卡特对美国民众说：“‘更多’不一定意味着‘更好’，即便是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也有切实存在的限制。”卡特提到，现在《增长的极限》在白宫也有了拥护者。就职典礼上的阅兵台就是用太阳能板供电的。为了展现自己的谦逊以及遵守节约能源和俭朴生活的承诺，新总统夫人罗莎琳打破传统，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美国国会大厦步行了一点五英里来到白宫。为了省钱，卡特取消了白宫幕僚享有的司机接送服务。第一次进行炉边谈话[2]时，这位总统穿了一件温暖的毛衣，以贴合能源节约和节俭的主题。
卡特总统就职几天后，天然气短缺的问题就将能源政策推上了新闻头条，既为这位新总统带来了危机，也创造了机会。《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上写着“暴风雪让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巴尔的摩太阳报》则称“今年，天然气之‘狼’真的来了”。这一年美国东部异常寒冷，人们对天然气的需求激增。与此同时，政府控制着通过州际管道运输的天然气的价格，这意味着生产者不愿意将天然气运输到东部，并以较低的规定价格出售。若不进行跨州的交易，他们的天然气能卖得更贵。一九七七年一月底，有九千多家工厂和企业暂时关闭。据白宫统计，有五十万工人因为天然气短缺而失业，还有一百六十万人可能岗位不保。各学区因为教学楼没有天然气供应，上万名学生无法上学。卡特宣布因天气寒冷和热能短缺，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地区成为灾区。卡特总统被拍到在冰上滑倒、双手伸开的照片—这像一个恰当的隐喻，在卡特总统任职初期，自然力量的闯入震撼了他。
尽管天然气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受到管控，功能失调，但卡特却认为，天然气短缺反映了他在竞选时谈到的未来能源短缺问题。卡特总统之行的第一站便是乘直升机飞往匹兹堡，参观已部分关闭的西屋公司工厂。卡特说自己穿着“厚重的长内衣”，还穿着温暖的毛衣。他警告人们美国面临着“永久且极为严重的能源短缺”，需要制定“全面的国家能源政策”。“这次危机可能在几天或者几周内结束，但能源短缺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情况只会恶化，不会好转。”卡特总统承诺在四月二十日前，也就是他发表就职演说后的九十天内，推出一项全面的能源法案。同时，卡特还要求国会紧急立法，允许联邦政府将天然气转送到东北部，并暂时取消部分价格控制，鼓励通过州际管道销售更多天然气。
卡特上任后几周内发生的天然气危机将他和能源问题捆绑在了一起，也定义了他的总统生涯。卡特已经请詹姆斯·施莱辛格制定了全面的国家能源政策。施莱辛格长期在华盛顿工作，以打破官僚作风而闻名。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国家安全专家，曾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任职期间担任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莱辛格曾支持核能，环保主义者因此反对他，但任用他仍是卡特为建立两党都支持的政府而付出的努力。施莱辛格后来回忆，天然气危机“将能源问题推向了舞台中央……卡特确实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这归根于他的道德感、历史感和作为工程师的使命感”。因此，能源政策综合了卡特政治特性的不同侧面—他的道德目标、他对规划的信念，以及他对自然限制不可避免的坚信。
卡特应对天然气短缺的方式与前几任总统截然不同，他热衷于节约能源。对这位总统而言，节约比仅仅解决资源供应问题更为重要。施莱辛格表示，卡特“在能源问题上是一名说教者”，“他觉得我们浪费得要死”。施莱辛格还指出，卡特将节约作为能源计划的基础，是因为他有一种“道德信念，认为我们应该节约全能上帝赐予地球的资源”。天然气危机期间，卡特总统下令，白天将联邦政府大楼的恒温器下调至十八摄氏度，晚上调至约十三摄氏度。通风良好且寒冷的白宫为许多房主和大楼管理员树立了国家级的典范。据说，白宫管理员开始下调温度时，卡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强调：“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温暖的会议。”
并非白宫里的每一个人都欣然同意这样的个人牺牲。罗莎琳·卡特回忆起刚从佐治亚州搬到白宫时的震惊：“我不敢相信，自从搬进来，我就冷得要命。我的办公室冷飕飕的，没法集中注意力。工作人员都戴着手套打字……我曾求吉米将温度调到二十摄氏度，但毫无用处。”罗莎琳不得不穿上长款内衣和长裤，以适应寒冷的冬天。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后来回忆，卡特在夏天也不开空调。“我还记得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华盛顿夏天炎热，室外温度高达三十五摄氏度，但卡特却要求关掉白宫的空调。每当开内阁会议的时候，我们就全程坐在闷热如地狱的室内，所有人都在擦额头的汗。卡特正襟危坐，因为他想为全国人民树立典范。”白宫的维修人员—绰号“恒温器警察”—会定期造访办公室，确保没有人调整恒温器的温度。据说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还曾将一盏灯挪到办公室恒温器附近，好让空调因为灯光的热度自行启动。
一九七七年四月，卡特表示该与美国人谈谈能源问题了，尽管这是一次“不令人愉快的谈话”。他称“能源危机”是前所未有的难题，是除了战争之外，“美国人有生之年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他赞同自然资源会限制社会的增长这一看法。全世界“几乎要用完”石油和天然气了，人类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结束前，耗尽全世界所有的石油探明储量”。卡特警告人们，本世纪的“能源危机”将进一步恶化，带来全国性的威胁。美国人不应“自私胆小”，美国必须在对能源的需求和缩减的资源之间找到平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要推出“不受欢迎”的提案，这些提案需要人们“牺牲”，也可能为人们带来“不便”。
卡特承认，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的紧急情况已经解除，但他坚持认为，事实上美国的能源问题愈加严重。国内石油产量持续减少，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未来的规划一直未能成形。卡特预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将大于生产量。他直言，美国会耗尽石油，因此必须采取严格的节约措施，并增加煤炭和其他能源的使用量。他描绘了一幅图景：美国将因为自己的不作为而日渐衰弱。卡特认为，如果不能规划能源的未来，美国“将在不断增加的压力之下进一步掠夺环境。我们不得不采取应急计划，建造更多的核电站、露天采矿、燃烧更多的煤、钻海上油井……通货膨胀会加剧、生产会下降、人们会失业……如果不立即行动，我们将面临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这些危机会威胁到自由的体制”。面对这样的“国家灾难”，对美国人品性的考验不亚于一场“道义战争”。
卡特的能源演说展现的末日启示观，与埃利希根据饥荒做出的大型灾难的预言相似，也与《增长的极限》根据人们过量使用资源的情况得出的预测相似。然而，卡特与埃利希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机会也有责任将自己的观点转变为政策。而这项任务将占据他接下来的总统生涯。在四月的一次演讲中，卡特提出了国家能源规划的原则，几乎涉及国内所有能源的生产源头和节能的源头。卡特承诺，通过加大煤炭以及油页岩和太阳能等非传统能源的消耗降低石油使用量，同时通过节约能源减少石油需求量。为了鼓励国内的探测和开发，卡特呼吁消除部分由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一年为了打击通货膨胀而实施的石油价格控制。一个全新的能源部将从内阁层面敦促联邦能源政策的出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卡特发表全国演说，重申“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他警告人们，过度依赖国外石油可能会导致国内失业率上升、贸易逆差上升以及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卡特指出有关能源价格的“不愉快的事实”：“无论能源计划通过与否，石油价格总会一路攀升，因为燃料会越来越少，生产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卡特将他的能源计划称作是“给未来上的良好保险”。
美国众议院议长提普·奥尼尔仅用五个月就促成了卡特的一揽子计划的通过。但这项计划却在参议院土崩瓦解，令能源市场脱离政府管制的提案—这意味着与几十年来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思想彻底决裂—遭到了激烈的抵制。国会里许多自由派民主党人反对解除对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控制。他们担心价格上涨仅仅提升了产业利润，却不能使消费者受益。产油州的民主党人，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卢塞尔·隆—他同时也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还阻止了针对石油的新税收提案，因为这可能抵消因解除价格控制带来的“意外之财”。天然气生产者抱怨价格控制不公平，削减了他们的利润，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卡特在制定新的能源政策方面略有成效，但是围绕这一最高优先级的国内事务展开的长期斗争削弱了他的政治力量，也影响了更大范围的政策议程。卡特成功建立了新的能源部，协调联邦能源管理，并加强了对非石油燃料的资金赞助，还推动了提高汽车能效标准的政策。然而，他没能获得国会对新税收政策的支持，因为他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提高能源成本。最终，这场有关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政府控制和税收的斗争占用了卡特大部分的政治资本。卡特和国会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坚持认为，石油和天然气是关键的战略资源，其价格和生产水平必须通过政府来管控。斯图尔特·埃森斯塔特是卡特的国内政策顾问，后来，他将这场围绕价格管制的苦战形容为一场“悲剧性的错误”，尤其是天然气价格。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卡特作为总统，一直未能从天然气之争中恢复元气。卡特在回忆录中将能源新政工作比作“嚼了整整四年的石头”。
正当吉米·卡特奋力将对资源短缺和自然限制的担忧转变成政治上可行的能源政策时，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继续进行着截然不同的对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分析。一九七七年，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夫妇与约翰·霍尔德伦共同出版了名为《生态科学：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教科书，这本书有上千页，大幅增加和修改了他们之前发表的有关“人类困境”的文章。这三位作者注意到了能源价格冲击、非洲和印度的饥荒，以及核武器扩张等问题，并表示这些问题与经济不景气和人口快速增长“相互关联”，人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不过积极的一点是，环保意识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每一个能被警告的人，都得到了警告。”如今，要理解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
《生态科学》详尽完整地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展现了二战以后科学水平的增长。该书的作者们概述了地质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后，分析了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生产、森林、水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他们展现了人类既依赖又威胁着对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生态体系。同时，作者们还写下了空气、水污染和危险化学品对人类健康造成的“直接攻击”。
埃利希夫妇和霍尔德伦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目前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可行”。他们认为自然的限制是绝对的—打个比方，能从海里打捞的鱼只有数百万吨—拒绝考虑人类的创新和市场的作用持续拓展生产领域的可能性。这三位作者引用了费尔菲尔德·奥斯本于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我们被掠夺的星球》中的一句话：“地球上的人口不断增长，但地球生存资源的储量却在下降。”食物生产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农业发展计划只能为控制人口爆炸争取“急需的时间”。如果说《生态科学》的论点有什么弱点，那就是作者过度自信，相信自己能计算出人类和环境所具备的潜力的绝对限制。一位英国生态学家大体正面评价了《生态科学》，认为尽管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可能做出的贡献，但它传达了之前十年的“生态福音”。虽然《生态科学》的市场定位是教科书，但作者在书中呼吁采取行动阻止人口增长，包括给予小型家庭经济奖励、推行节育，以及可能的话，“强制性控制家庭规模”。
在没有人认可的情况下，埃利希和两位合著者开始考虑一些令人激愤的点子，例如可流通的生育许可证和大型绝育活动，结果埃利希发现自己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回应强烈的反对意见。批评家们不断谴责人口控制，并批判埃利希本人是种族主义者和反穷人主义者，因为他关注的重点是生育控制和移民群体。威廉·肖克利是埃利希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科学领域的同事，同时也是荣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曾贬低非裔美国人的智商，并呼吁实行优生学政策，以促进人类物种的基因进化。埃利希蔑视肖克利和他的种族观点，但也发现批评家常常将自己的反人口增长活动与肖克利等人的优生学思想联系在一起。
埃利希试图证明控制人口和移民都有科学依据，与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毫无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将部分注意力从生物研究转移到令社会担忧的种族和移民问题上。一九七七年，就在《生态科学》出版的同一年，埃利希还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雪莉·菲尔德曼合著了《种族炸弹：肤色、偏见与智商》。埃利希和菲尔德曼合著的这本书抨击了肖克利的“种族”观点，并表示种族与智商的关系的辩论在科学上毫无意义。两人在书中写道：“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种族本就无从谈起，所以有关种族优劣的问题毫无意义。”但他们承认种族观点影响巨大，“推动了文明走向灾难的边缘”。他们表示：“很少有事物能像肤色和以‘种族’为名义的复杂问题一样，正好挡在人类脱离当前困境的道路上。”“在资源馅饼看似不断扩大，或早或晚每个人都能获得富足的时代，种族问题就已非常棘手。而如今，富足的憧憬迅速黯淡，种族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埃利希和菲尔德曼提到了一九六五年发生在瓦特、一九七四年发生在波士顿和一九七六年发生在索韦托的暴乱和种族冲突，称之为“大事不妙的前兆”。与史学界的大多数解读不同，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冲突反映了人口过剩的压力和有限资源的冲突。
埃利希和菲尔德曼试图不让人口和家庭计划被种族主义污染。他们承认，有些人“希望施行人口控制计划能够减少‘劣等’人种的人数”。但他们坚信，美国政府提供节育信息和服务是为了“造福穷人”，并不是为了实行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灭绝”。埃利希和菲尔德曼援引了W.E.B.杜波依斯认可节育的言论以及马丁·路德·金谈到家庭计划对于减少意外生育的重要性的言论。他们表示，阻止向人们提供节育和家庭计划服务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行为”，因为“所有国家的贫困人口会因为自身人数的增长，最先遭殃且受苦最深”。
保罗·埃利希逐渐由种族问题开始转向研究移民问题。如今他已经与生物学和蝴蝶渐行渐远。就像在《种族炸弹》中，埃利希反驳了人口控制是种族主义行径的“胡言乱语”，如今，他的目标是重塑移民问题的讨论，确保自己呼吁严格限制移民的行为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埃利希对移民问题的新关注反映了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动态。国内生育率—在指定年份中，已达到生育年龄的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便急剧下降。从一九五七年婴儿潮时期三点七八的总生育率峰值，下滑到了一九六九年埃利希出版《人口炸弹》时的二点四六。之后，到了一九七五年，总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一点七四，低于所谓的生育更替水平[3]。埃利希倡导小型家庭、倡导增加节育及合法堕胎途径的呼声，可能对一九六八年后生育率的下降起了一点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女性进入职场和家庭经济状况变化所带来的快速变革。与此同时，美国移民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构成也在变化。一九六五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不准亚洲、非洲、南欧和东欧移民入境的限制。来自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非法移民数量也在增加。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在美国出生的外籍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从九百六十万人增长到一千四百多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六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
埃利希和其他人口控制倡导者把注意力从美国的家庭规模转向了移民问题，将移民视为美国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许多人既担心人口增长，又恐惧移民抢占本土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正如一九七四年人口零增长组织的发言人在《华盛顿邮报》上所言：“在这样一个为本土出生的公民提供工作都困难重重的时代，来自移民的就业竞争将是一个愈发严重的问题。”一九七七年，人口零增长组织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活动，旨在推动对合法及非法移民的限制。埃利希署名的募捐活动认为非法移民是“人浪”，致使“经济萧条，需要美国纳税人每年缴纳约一百亿至一百三十亿美元，用于补偿收入和税收损失、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一九七七年六月，人口零增长组织委员会提议，将合法移民的数量从每年四十万人减至每年十五万人，同时禁止非法移民。人口控制倡导者起初是为了妇女权利和堕胎权利与自由派结盟，如今却与具有反对移民这一共同目标的政治右翼牵手。
因为反对移民而受到抨击时，埃利希努力捍卫自己，将自己的立场和那些“顽固不化”的美国人微妙地区分开。一九七九年，保罗和安妮·埃利希与一位名叫洛伊·比尔德拜克的移民历史学家共同出版了《金色大门：国际移民、墨西哥和美国》。在该书中，保罗·埃利希极力将自己与那些认为非法移民“不求上进又懒惰”的人区分开。如今他否认自己和人口零增长等组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曾对批判移民推波助澜。“所有负责任的研究都表明，非法移民工作勤勉，工资微薄。总体而言，他们所做的工作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与坊间传闻不同的是，据我们所知，他们也纳税，却很少申请或接受公共援助。”埃利希同样不认同“一个非法移民会取代一个美国人这种过分简单的观点”，认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对“美国人无法理解和欣赏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感到惋惜。他表示，历史上的移民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人的自私自利、种族偏见和政治上的一时权宜所主导的”。埃利希辩称，大多数公众对于墨西哥移民“危机”的担忧可以“追溯到心胸狭隘者和官僚主义者的恐吓战术”。
然而，在移民问题上，埃利希并非真正的自由派。他想要的并不是更大程度地开放边境，而是建立起非种族主义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基本原则，对移民设立严格的限制。由于埃利希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城市暴动，他很大程度上是从人口增长和人口过剩的层面看待移民问题。他将那些为了经济机会来美国的移民称作“人口难民”，他们因为人口过剩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埃利希表示，即便美国人对自己与墨西哥的复杂历史关系负有责任，美国也不能成为墨西哥人口增长的“安全阀”。要与自然保持平衡的关系，不仅意味着要节省资源和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还需要减少美国人口。“大多数美国人期待的生活会对许多事情设下实际的限制，包括人口规模。无论某个移民有多出色，他或她还是会增加美国的人口数量。”埃利希呼吁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以进一步降低美国人的生育率，并让人们做出“理性的规划”。他坚持认为可以将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搁置一旁，出台移民政策应该只是为了维持理想化的人口水平。在《金色大门》的结尾，埃利希推荐了他最喜欢的两个组织—人口零增长组织和美国移民改革联盟，并留下了这两个组织的联系方式。埃利希称这些移民组织“以人口控制运动为基础”，“致力于发展符合人道主义与现代民主价值观的限制主义政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埃利希推动着与自己社会观点一致的人口和移民控制。与此同时，在伊利诺伊大学默默无闻地从事学术工作多年之后，朱利安·西蒙变得更加尖锐，也更为大众所知。他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中抨击了政府人口控制的基本原理，并专门谴责了保罗·埃利希。人口增长真的会威胁环境或经济吗？西蒙称近期的人口剧增为“人类文明成功的关键性标志”。他表示：“事实上，我们的经济体系能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在我看来这很棒。”西蒙因为埃利希反对采用医学手段降低死亡率—埃利希戏谑地称之为“目光短浅的死亡控制计划”—认为他“在道德上令人厌恶”。西蒙哀叹，埃利希等著名的科学家和教授是在用一些负面词汇激起大众的恐惧，像是“人口爆炸”、“人口污染”、“人口炸弹”和“人口瘟疫”等。
西蒙对人口和经济增长限制的质疑不断加深，最终开始抨击“流行的马尔萨斯信仰”。一九七七年，西蒙曾私下向自然资源经济学家哈罗德·巴内特抱怨：“在讨论全国自然资源和能源问题时看到那些争论，你不会感到异常沮丧吗？”西蒙指出太阳拥有巨大的能量，并问巴内特：“凭什么认为我们定义和理解的能源是有限的？”西蒙表示，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终极限制”。他在《人口增长经济学》中承认，自己对无限资源的信心似乎“不合逻辑”，但坚持认为“常识是完全错误的”。“常识注意到了我们使用资源，却没有看到需求引发了我们创造资源—造林、勘探新油田、发明从岩石中取油的方法、发现能源和营养物质的替代品、发明各种新工具。很明显，我们如今能得到的每一种资源，比人类在之前任何时代能得到的都要多得多。”西蒙认为资源变得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稀少。
朱利安·西蒙开始为研究人口增长问题感到激动和兴奋，这种情绪也延伸到了他的个人生活中。他最终摆脱了一直困扰着他的抑郁症，这种病使他度过了长达十多年的黯淡无光的生活。通过认知疗法，他着手处理倾向于给自己做负面比较的问题，然后自称几周内便克服了抑郁症。他回忆，自一九七五年四月起，“我几乎为自己活着而感到高兴，每天都过得很愉快。甚至偶尔会感到狂喜，开心到蹦蹦跳跳。”西蒙后来撰写了认知疗法指南，与其他人分享他的成功。认知疗法也是人类通过创新来解决自然问题的一种表现，只不过这里解决的是心理健康的问题。
除了认知疗法，西蒙还认为自己治愈抑郁症与每周参加犹太安息日的新习惯有关。西蒙表示：“犹太安息日是我们家每周的核心日子，我们尽可能让这天过得平静而愉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傍晚，西蒙会放下所有工作，并试着放下负面的想法和言论。他用一天的时间来放松、阅读历史书和其他非小说类书籍、打电话、走亲访友。西蒙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人士。例如一九七五年，他曾在赎罪日当晚的悔罪祈祷时带孩子们去看卡里姆·阿卜杜·贾巴尔的篮球表演赛，而赎罪日可谓是犹太历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星期五晚上家庭聚餐时，他喜欢谈论对佛教的见解。在一九七八年哈佛同学会的个人录上，他写下：“因为佛是最纯粹的无神论者，在神学层面上，我是一位佛教徒。”朱利安和丽塔也很珍惜每周的犹太安息日给予他们的休憩时光。两人十分享受投身于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荣光”。有几年的学术假期里，他们还带着孩子在那里小住。有一年，朱利安·西蒙加入了他们在耶路撒冷居住区的安全巡逻队。丽塔·西蒙与在耶路撒冷的摩洛哥女管家十分亲近，后来还以这位女管家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小型基金会，为身在以色列的北非犹太人提供学术奖学金。
在美国，朱利安·西蒙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上坡路，他获得了全新的认可和成功。西蒙关于航空公司座位超售的新奇提案于一九七八年被监管航空飞行的联邦机构采纳，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个人胜利。一九六八年，为了应对乘客到机场才发现已经没有座位的问题，西蒙提议，航空公司向乘客支付费用，让他们自愿放弃超售的座位。他时不时地向不愿意合作的航空公司和持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推销自己的提议。最终，西蒙的策略被民用航空局采纳，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负责规范航空客运竞争的联邦机构。对于一些长期受到严格监管的产业，例如航空公司，吉米·卡特已经开始解除管制。卡特命令各机构评估新措施的比较成本和利益，并为新规定设立监管审查委员会。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是卡特于一九七七年任命的民用航空局主席，他领导的民航局采纳了朱利安·西蒙提出的应对航空公司座位超售的建议，并表示“这个提议对于经济学家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航空公司开始向航班座位超售时自愿放弃座位的乘客支付费用。这个全新的系统使航空公司在座位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出售更多的机票，因而提升了利润，同时减少非自愿失去座位的乘客数量。西蒙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胜利，对着一位同事惊呼道：“很少有学者能用自己的想法影响政府的工作，哪怕只有一点点。”提议被采纳不久后，西蒙给自己的笔友及导师、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了封信。弗里德曼曾经怀疑这项提议的可行性。西蒙自夸道：“我并不喜欢说‘我早告诉过你了’这类的话，但是……我早告诉过你了。”西蒙将他的胜利称作“市场可以改善相关各方的生活”的显著例子。截至一九九一年，每年有六十万人自愿接受补偿金，改为乘坐较晚的航班。这是西蒙较为实际的成就之一，也让他了解到市场有提升社会福祉的力量。
西蒙还首次涉足了移民政策议题，主张移民应该被视作资产而非负债。一九七九年，在面向移民和难民政策特别委员会给出的证词中，西蒙表示，移民能很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他们并非是社会的经济负担，事实上比起本土居民，他们贡献得更多。因为移民通常年轻时就移居美国，在享受主要的社会服务之前，已经纳了多年的税。西蒙表示，移民劳动者将社会投资在他们身上的百分之四十回报给了社会。埃利希和西蒙都同意移民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是负债。他们的分歧在于美国是否应该接受更多人入境。埃利希敦促减少入境美国的移民人数，以减少美国人口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而西蒙则认为应该鼓励移民，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埃利希和西蒙的轨道不断靠近。西蒙直接将埃利希视为了主要对手。埃利希滔滔不绝的犀利言辞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了西蒙的比较对象，因为西蒙自己也爱夸夸其谈。一九八〇年，西蒙在学术论坛和大众论坛上都针对埃利希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然而埃利希并没有将西蒙视作威胁。事实上，他从未承认过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经济学家是实力相当的对手。纵观其职业生涯，埃利希并不理会反环保主义的观点，认为它们能轻易被科学反驳。他认为那些批评者就像叫卖劣质产品的小贩。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埃利希意识到，尽管他总是忽略西蒙等人，他们还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理论。《生态科学》最后比较了两种关于未来的观点—“资源富饶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埃利希和合著者批评“资源富饶论者”妄自揣测便宜能源和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大面积的富庶，低估了他们提出的技术使自然环境大范围退化的可能性。埃利希认为，失去他说的“生态系统服务”，比如土壤肥沃度或气候平衡，会给“人类福祉造成最严峻的威胁”。
尽管埃利希直白的“人类困境悲观论点”在美国社会曾经很边缘，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却成为主流观点，得到了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拥护。卡特总统上任后不久，政府就采用了《增长的极限》中的计算机模型，试图创建正式的政府版本。卡特的环境质量委员会聘请了杰拉尔德·巴尼开发国家模型，以预测到二〇〇〇年为止的能源、人口和自然资源的走势。巴尼曾于一九七〇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一年的博士后，其间与系统动力学小组紧密合作，为“极限”项目做准备。之后，巴尼在尼克松政府的环境质量委员会从事与“极限”研究有关的项目。接着，他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资助了《增长的极限》的合著者德内拉·梅多斯，并为麻省理工学院之后的系统工作提供了资助。他还与德内拉·梅多斯合作，于一九七七年共同编写了《未完的议程：公民的环境问题政策指南》，警告人们资源正越来越稀缺，并建议在进行所有的食物和农业援助时都应注意使出生率和死亡率一致。在结论一章，巴尼强调了“世界正面临由资源富饶转向资源稀缺”的挑战。这种转变不仅涵盖“物理上的增长限制”，还包括“价值观的深刻改变”，这种改变将使社会的重心由“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转向“整个社会的利益”。巴尼引用了罗伯特·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说明审美素质的重要性，并引用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这些都反映出一种典型的新纪元精神。
巴尼想通过提交给卡特总统的报告，将系统模型和预测在联邦政府内制度化。因此，巴尼团队的所有预测以内部生成的政府数据为基础。在巴尼的这番尝试之前，联邦政府缺少一个全球化的资源、人口和经济模型。政府机构使用的是独立的特定领域模型，这些模型之间没有相互作用，也无法以动态的方式运行。与《增长的极限》的观点一致，巴尼和同事们认为累积的影响和反馈将决定未来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稳定性。巴尼后来表示，由于先前的模型“没有适当的反馈”，所以“更偏向于未经证实的乐观主义”。当然，反馈信息可能支持任何一方，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这取决于模型的具体参数。
巴尼的团队由安妮·埃利希担任团队顾问，他们在六个月内交出了一份报告，批判联邦政府的模型，并预测未来一片黯淡。该报告呼应了《人口炸弹》和《增长的极限》，警告人们“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到二〇〇〇年，与我们目前居住的世界相比，地球将变得更加拥挤、污染更严重、生态更加不稳定、面对各种破坏时更加脆弱”。白宫的一些评论家，尤其是卡特的国内政策顾问担心这份报告的政治影响。他们质疑政府是否应当全盘接受这种卡珊德拉式的警告。推迟两年后，白宫终于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发布了《给总统的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大热，售出了一百五十万册，翻译成九种语言。该研究预测，到二〇〇〇年，食物和能源的价格将增加一倍以上。有关该报告的新闻报道指出，贫穷和饥饿将“困扰全球”。
随着卡特任期接近尾声，《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展现的悲观主义与许多美国民众的心情相符。国家经济依然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率从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十一增长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十八，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七。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伊朗激进分子控制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挟持了几十名美国人质。卡特在任期内未能解决伊朗的人质危机，这加深了美国国内的无力感与瘫痪感。一九七九年发生在三里岛核电站的可怕事故，让人们对原子能的安全性、技术和人类专业知识的可靠性提出了新的质疑。科学家还警告，美苏核战一旦爆发，很有可能造成核冬天[4]。许多美国人感到事态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他们忧心未来，却在该选择哪条路重归繁荣的问题上存在激烈分歧。
吉米·卡特号召美国民众“节约能源”“消除浪费”，并发出“物质有限”的警告。卡特听取了卡珊德拉的警告，将自己珍贵的政治资本投入到推动能源立法之中，该立法的部分前提是美国会很快“耗尽石油”。卡特的战略并不仅仅包含节约能源，他资助了研究节能和太阳能的项目，但同时也呼吁扩大煤炭使用，并支持美国在波斯湾驻军。卡特坚信，人类对石油的需求量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超过石油产量。在一次演讲中，他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全世界所有探明的石油储量将在一九九〇年用尽。现在看来，卡特对于资源短缺的担忧似乎有些言过其实。石油供大于求，全球石油价格从一九八〇年的顶点持续下跌至一九九八年，降幅大约为百分之八十（以不变价格美元[5]计算）。然而，听取卡珊德拉的警告，也意味着卡特将联邦政府对节能技术和可替代燃料的支持力度提升到了新的层次，而二者都是能源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因素，可以减少石油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不过，卡特的道德主义、对资源限制的强调以及对资源短缺的恐惧，并没有得到所有美国人的认同。在其任期将尽之时，美国人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卡特是否勾勒出了环保发展的必经之路？抑或他阻碍了美国的发展，为了不必要的理由限制了美国的未来？
[1]20世纪40年代美国陆军部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并动员了大量人力参与。
[2]罗斯福就职总统后，在总统的壁炉前接受多家广播公司的采访，成为美国总统利用大众传播手段进行政治性公关活动的范例，并被后来的总统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来。
[3]当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时，恰好等于更替水平。
[4]指核武器爆炸引起的全球性气温下降。
[5]一种会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