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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赌一赌地球的未来
极端的声音开始主导美国政治，党派之争也愈演愈烈。导致这种巨大分歧的原因在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之间的分歧就是典型的例子。两位学者都曾在科学、经济和社会领域提出重要见解，但是双方的观点都无法独占鳌头。埃利希和西蒙的冲突史反而突显了他们互不相容的理念的局限性。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也展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容易中伤对手，令自己关注的议题沦为严酷且容易引起纷争的言辞之辩。两人的赌局代表的冲突不仅引发了美国的政治辩论，而且使得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两极分化最严重且最容易造成分歧的政治议题之一。
埃利希和西蒙两人都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并不认可彼此的功劳。保罗·埃利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环境科学家们的贡献在于，他们揭示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地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埃利希和其他科学家通过研究和倡议，预防了生态灾难真正发生，并且指出了新技术的风险。如果科学家们没有针对平流层臭氧减少提出警告，各国就不会在一九八七年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该议定书敦促各国逐步停止使用会破坏使地球免受太阳辐射的保护层的化学物品。而有关热核战争潜在影响，以及放射性废弃物和放射性沉降物危害的科学研究推动了限制大气实验的条约的产生，并改善了对放射性物质的处理方法。更宽泛地说，埃利希及其他环境科学家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新环境法规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新出台的环境法规大大抑制了美国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环境科学家不仅影响了立法，还帮助全社会树立了新的意识。埃利希及其同事质疑消耗的意义，以及“更多”是否真的意味着“更好”。他们还展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重要性。例如，科学家们并没有单纯地把湿地当成需要进行排水的沼泽，而是将其视为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并且在水资源的管理和净化方面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这种“人类依赖自然环境”的全新认识已经广泛被政治家、企业领导以及公众接受。
朱利安·西蒙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和市场的力量使社会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提高人类利用能源的效率和生产力。埃利希等人曾呼吁减缓或暂停经济发展，这可能影响全球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而这一呼吁被西蒙等人阻止了。市场动力学的经济分析同样说明，政府做决策时需要考量经济成本，包括监管资源使用和保护环境方面的决策。美国对经济放松管制始于七十年代后期，加速于八十年代，导致很多行业出现激烈竞争，产品价格下降。尽管有时放松监管过了头，比如银行业出现了监管松懈与失察的现象，但美国政府对交通、能源和通信等领域的松绑鼓励了改革创新和经济增长。科学家们做了生态学方面的研究，经济学家的研究则检测出了长期存在的偏见，揭示了政策提案未曾预料到的结果。例如，西蒙自己的研究便反驳了“移民是美国经济负担”这一没有事实根据的观点。他提出的“移民会带来经济效益”的观点，是一九八六年数百万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众多推动因素之一。
有时，口舌之争会使双方的观点都得到打磨，变得更加完善。但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却恰恰相反。尽管两人各有优势，但埃利希和西蒙在这场对战中都显得有些得意忘形，失去理智。而双方的听众也鼓励他们危言耸听。他们不愿意在刻薄的辩论中退让，往往越发暴露了各自观点中的弱点。
最为根本的是，过去四十年的人类发展史并不符合保罗·埃利希的预测。就最基本的标准而言，地球人口持续增长，却没有出现人口崩溃或因人口增长导致食物供应不足，继而引发大面积饥荒的情况。相反，除了个别地区外，全球人均寿命提高，人均收入增长，食物产量紧随人口增长的步伐，能源依旧富足。近年来的食物和能源价格上涨仅仅意味着短期的匮乏，或者长期的市场紧缩，但不至于导致灾难性后果。各国之间的健康和福利水平的差距并没有加剧，反倒有所减弱。世界各国基本都在持续改善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倒退至更加贫穷艰苦的情况。
过去四十年里持续的人口增长和繁荣显示，人类比保罗·埃利希预测的更能应对自然的限制。一九九四年，在一篇有关“最佳人口规模”的文章中，埃利希宣称五十五亿人口已经“明显超过了地球的负载能力”。埃利希和合著者认为，地球适宜的人口规模应该在十五亿人到二十亿人之间。而自那之后，地球又增加了十五亿人口。所以，人类究竟在哪个方面“明显超过了”地球的负载能力？诚然，很多人还在遭受贫穷和营养不良的折磨，气候变化也威胁着地球。但人类还未到达埃利希预测的绝对极限。我们真的已经削弱了资源基础，从而让世界人口面临灾难性的减少？我们并不能确定地球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口，人类也许已经踏上灭亡的道路。但灭亡的那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埃利希辩论风格的问题在于，环境悲观主义者往往会不理智地预测市场如何运作，以及资源稀缺如何产生。对于资源成本激增的悲观预测，正好说明了这个常见的问题。对石油价格每桶很快将上涨至几百美元的恐惧，促成了另一场关于石油价格的赌局，那些和埃利希一样相信资源短缺迫在眉睫的人又一次输了。二〇〇五年，投资银行家马修·西蒙斯与记者约翰·蒂尔尼及朱利安的遗孀丽塔·西蒙以五千美元为赌注，赌的是二〇一〇年底石油年平均价格是否会涨到当时六十五美元的三倍，即每桶超过二百美元。但事实却是，二〇一〇年石油的年平均价格仅为每桶八十美元。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石油价格在过去五年内的涨幅不足百分之十，远远低于西蒙斯的预期。这些关于化石燃料经济的悲观片面的预测具有广泛的影响，因为它们为令人失望的美国“绿色工作”和“绿色能源”计划提供了基础。为了让美国从使用化石燃料转为选择太阳能、风能，提高能源效率，政府的引导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从短期来看，太阳能级硅材料等重要资源将供应不足、化石燃料价格会大幅提高的悲观预测，导致很多公司制定了过于野心勃勃的商业计划，并且高估了将要创造的新工作数量。美国主要的太阳能公司破产，而与此同时，绿色就业经济计划在创造工作岗位及刺激短期经济复苏方面收效甚微。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更低，这也减少了美国供货商的销量。
西蒙赢了与埃利希的赌局，让人们理解了有关能源市场的一个重要事实：资源的稀缺和富足，两者的关系是动态的。富足并不会简单地变为稀缺。稀缺则会通过价格上涨，刺激更多的创新和投资。寻找新资源、设计低成本方法的过程会催生新技术。新一轮的富足，甚至过度富足或供过于求会出现。了解这个循环过程，对于成功制定公共政策至关重要。对于资源稀缺的过度恐惧容易导致糟糕的经济管理，包括令人窒息的价格控制、恐慌之余对生产或消费的限制，以及国家采取的投资策略只能昙花一现—因为错估了价格涨幅。换言之，过度的悲观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然而，埃利希仍然坚信自己当初打赌时的基本逻辑。他在二〇一一年的一次访谈中宣称，人类正走在“毁掉维持自己生命的系统”的道路上，在某个时刻，“我们熟悉的社会将会崩塌”。这种观点有很强的诱导性，使人们在近期发生的事件中发现衰退的苗头。不过幸好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市场是富有弹性的，再加上人类的创新性，崩塌很难发生，也绝非注定发生。“石油峰值论”[1]预言即将出现社会灾难和大规模经济混乱，或者高油价可能导致航空业未来几年将“不复存在”，同样引起了对环保主义者的质疑。
朱利安·西蒙和其他环保主义批评者认为资源短缺、末日来临的预测是夸张且有误的，然而在同一问题上，他们又变得过分乐观自信。西蒙经常辩称，问题会带来解决方法，让人类比问题发生以前生活得更加富足。但西蒙只考虑了积极的一面，这让解决环境问题更加困难。他总是指出，美国的空气资源和水资源比以前更干净，而不是更脏了，却从未承认过这种改善中的讽刺意味。环境越变越好，部分应归功于保罗·埃利希等环保主义者，是他们的警告推动了监管。经过多年斗争，环保主义者终于让制造商减少了汽油和油漆的铅含量，因此改善了人类的健康水平。他们还通过改善汽车的排气系统，减少了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呼吸道疾病。而改善这些环境问题的花费远比批评者们担心的要少，对抗气候变化的成本可能也没有预计的高。朱利安·西蒙关于未来的愿景很美好，但它削弱并持续打击着其他人为解决环境问题所做的努力。尽管西蒙称赞市场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改善，但他的乐观主义反而阻止了这些能够解决问题的市场和技术创新。
西蒙认为市场是和社会脱节的，他并没有把市场视作人类创造的产物，也存在人类共有的盲点和局限性。许多经济学家支持西蒙的观点，认为市场只要能处理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就能够适时解决环境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假设。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研究表明，消除信息鸿沟和搭便车问题[2]以及处理外部成本是很困难的。认为市场能负担全部社会成本的观点已不足为信。市场的失灵是不可避免的。为此，许多经济学家倾向于赞成征收污染税，迫使经济决策制定者把外部社会成本纳入个人选择的考量因素。然而，推行征税的过程却十分艰辛，美国一直未能就针对化石燃料征收碳排放税进行立法。
西蒙和埃利希关于几种矿产品价格的赌局无法证明这些价格在未来会被市场力量拉低。而矿产品价格即使下跌，也无法证明埃利希对于环境问题的担忧是愚蠢的。如果两人没有选择在多数金属价格已经连续大幅上涨十年的一九八〇年打赌，西蒙很可能不会获胜。但朱利安·西蒙对于人类的才智和适应能力有着无限的信心。在较为得意的几年里，西蒙曾宣称，人类会发现如何从其他金属当中提炼铜，如何开发空间资源来支持人类生活，并找到方法来养活未来几千年持续增长的人口。也许这些关于未来的点子不只是空想，但朱利安·西蒙从未提出过要如何实现这些点子。他乌托邦式的愿景与埃利希反乌托邦的预测正好相反，但二者都使人们无法专注于制定实际的政策和采取行动。
埃利希和西蒙的冲突造成的最有害的影响，是使气候变化问题陷入了持续的政治僵局。历史上关于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的错误观点—比如埃利希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预测，食物短缺将造成大规模饥荒—逐渐削弱了提倡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可信度。保守派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曾这样评价保罗·埃利希：“埃利希一再地喊狼来了，恰好掉进了那些视环保主义为疯狂运动的人的圈套。”保守派评论家发出了关于“末日疲劳”的警告，并且时常提及埃利希和西蒙的赌局，以证明环保主义者是被误导的恐惧心理散布者。自由市场能源学者罗伯特·布拉德利在二〇〇九年一篇关于气候科学争议的文章中写道：“气候门事件并非始于气候。”布拉德利将“关于气候的危言耸听”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联系起来，表示“这些末日预言者都极为自信，并且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保守派政治家持续抨击气候科学的动力，部分源于美国社会几十年来对环境科学家的质疑。那些质疑埃利希早期的可怕预测的保守派认为，针对气候提出警告只是自由派的新策略，旨在加强政府管制以及推行征税。竞争企业协会主席弗雷德·史密斯认为，随着大众对政府经济计划的支持逐渐减少，“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是在假借地球的濒危和脆弱来掩饰争夺权力的意图。
最极端的情况是，对于环保主义是阴谋论的质疑导致一些著名的保守派和共和党政治家排斥气候变化科学，认为它是自由派的骗局。一九九二年，政治科学家亚伦·威尔达夫斯基在一篇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轻蔑地写道：“全球变暖是所有环境恐慌的源头。”国会中反对美国气候变化立法的主力詹姆斯·英霍夫，呼吁同事“抵制末日预言者借拯救地球免受灾难的名义散布传播伪科学”。保守派电台评论员拉什·林堡同样抨击说“环保主义怪人”将“纯粹的政治伪装成科学”。化石燃料公司和其他的气候立法反对者则出资大力宣扬这些观点，进而引起了公众对“温室气体排放正在使全球变暖”这一强有力的科学共识的怀疑。
根据我们最可靠的科学知识，气候变化的确在发生，而最近我们观察到的全球变暖现象大多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一个可能产生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的严重问题。人类正在创造的这个世界极有可能发生强烈风暴、长期干旱以及生态系统的重大改变，未来发生的变化不太可能是人们所期望的。这是保罗·埃利希等环境科学家的重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二十世纪末气候变化将导致“数十亿人死亡”或者人类文明将要崩塌的预测，这不过是在重复埃利希式环保主义最无济于事的一面。
在气候议题的相关辩论中，人们经常忽略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之间的冲突带来的教训。对于应该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人们应该展开严肃的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将造成多大损失，而人们有多急需采取行动？关于未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的社会是否应该依赖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来迎接并适应全新的挑战？抑或我们是否必须立即减少碳排放，并以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这两种互相较量的观点正好对应着西蒙和埃利希的立场。双方都夸大了对方观点会造成的后果：一方面，不用化石燃料的成本究竟有多高，会造成多大混乱？另一方面，人类有没有可能适应变暖的世界？
人口数量是否应该继续增加，人类能否继续在变暖的地球上生存，都只是评估未来的方式之一。在二十世纪，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索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为适应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以及未来的气候变化，我们正在以令埃利希痛心的方式迅速改变地球。即便能证明朱利安·西蒙的人类能适应变化的地球并继续繁衍生息的观点是正确的，未来的世界会是人类希望生活的世界吗？如果人类继续保持如今消耗资源的速度，将会严重地改变地球。对于资源的探求也会彻底重塑人类社会。这些改变将导致风险，将对不同人群造成不平等的负担，这能否被人们接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长时间共同谨慎思考的问题。不过，埃利希和西蒙两人对于未来的构想都过于鲜明，要么是世界末日，要么是乌托邦，这让对话几乎无法进行。
埃利希和西蒙互斥的观点对于我们构想未来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从互相较量的观点中做出选择，而是要尽力找到方法来平衡这两种观点引起的紧张和不确定感，吸收双方观点中有价值的部分。最终，决定人类进程的不是自然的铁律或无限的市场力量—埃利希和西蒙各自的指导原则—而是我们所做的社会和政治选择。无论是生物学还是经济学，都无法替代一个更深层次的道德命题：我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1949年由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提出，他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产量达到顶点后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2]经济学概念，一种发生在公共财产上的问题，指一些人需要某种公共财产却事先宣称不需要，等着别人付出代价去取得后不劳而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