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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物学家的援救
时值一九六八年冬，长期担任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的戴维·布劳尔希望招募保罗·埃利希。他在广播里听到埃利希预言了食物短缺与饥荒爆发、自然环境恶化、拥挤的地球上冲突加剧的灾难。于是，布劳尔想请这位当时三十五岁的斯坦福生物学家将这些想法写成书，归入巴兰坦图书公司出版的塞拉俱乐部平装书系列。埃利希同意了。他和妻子安妮紧密合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疯狂赶工，完成了手稿。他在短短数周内“极尽疯狂”地赶写草稿，然后交由朋友们加工润色。《人口炸弹》一书于一九六八年年中问世，出版时将保罗·埃利希列为唯一作者。据埃利希称，这本书的目的是促使“人口危机成为今年竞选的议题”。他在给朋友查尔斯·伯奇的信中这样写道：“至少在本学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出现在‘竞选活动’中。”埃利希下定决心要改变美国人看待人口问题的方式。
埃利希将《人口炸弹》一书送到了乐于接受残酷预言的读者手中。同年，罗伯特·F·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和堪萨斯城发生了暴乱，巴黎和墨西哥城爆发了学生运动。与此同时，越战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埃利希更是雪上加霜，发出了“大范围饥荒”的警告，并呼吁人们进行“根治性手术”，切除人口增长失控这个“肿瘤”。他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危机汇总起来，得出了一个宏大得多的结论。他表示，人类享受了长达四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但“这种繁荣显然要结束了”。他呼吁读者从人口总数中寻求每一个社会争论的答案。虽说是汽车太多造成了雾霾，但归根结底是人口过剩导致了汽车过量。更多的孩子意味着要建更多的学校，偿还更多的学校公债。埃利希警告人们，为了保持社会福利水平，出生率应该与死亡率持平，否则“人类终将走向毁灭”。
《人口炸弹》成了畅销书，三年内加印了二十二次。埃利希随之成为全美著名的环境问题发言人，演讲邀约不断。在人口过剩的框架下，埃利希还谈到更广泛的威胁，包括过度消耗、杀虫剂的使用、疾病以及生态系统的限制，他认为这些问题会限制未来的食物产量。许多环保主义者逐渐将伶牙俐齿且充满热情的埃利希视为“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埃利希的话总是透着一股机敏幽默。某个感恩节的早晨七点，埃利希在旧金山的一档电视节目上回答观众问题。有位女士打电话给埃利希。她说：“素食主义就是问题的答案。”埃利希回应道：“除非吃沙拉可以让男人性无能。”“你怎么称呼使用安全期避孕法的人？”埃利希开玩笑说：“父母。”埃利希能说会道，是个打嘴仗的好手，与人们刻板印象中不擅长解释自己工作的研究员形象截然相反。为了确保《人口炸弹》能尽可能广泛地吸引读者，埃利希付给十二岁的女儿十美元，让她阅读手稿并标记每一处难懂的段落。
很快，埃利希的行程表上就排满了公共活动，他从科学家变成了名人。他的演讲费增至每场一千美元（考虑通胀因素，相当于二〇一三年的六千美元）。电视和广播节目发出采访邀约，出版社请他出书。一九六八年八月，埃利希对朋友说：“最近我花在广播和电视上的时间似乎比在床上的时间还要多。”当月的一天，在华盛顿特区，埃利希从上午七点到午夜一共上了七个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午还和一位报社记者做了场午餐访谈。埃利希解释：“这本书为我提供了很多在公众和媒体面前高谈阔论的机会，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在书出版后的一年内，狂热的工作节奏使埃利希精疲力竭、健康堪忧。医生嘱咐他减少活动，他却很少听劝。光一九七〇年，埃利希就做了一百场公开讲座，参加了两百次广播和电视节目。每次出差回家，都要应付大量的信件：有的人向他提出见解和问题，有的人向他征求意见。保罗·埃利希已经达到了目的，站在舞台中央，拥有大量对他感兴趣的观众。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仅将一部分时间用于生物研究，而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写作和演讲，探讨人类与自然界岌岌可危的关系。
保罗·埃利希成长于新泽西州郊区，当时正值核能和化学时代来临，城市化兴起。他的父亲威廉是位衬衫推销员，母亲露丝是名家庭主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四一年，保罗九岁，妹妹萨莉四岁半，全家从费城搬到了梅普尔伍德。这个郊区小镇有着安静的街道和优秀的教学体系，附近城市的犹太家庭纷纷移居至此，埃利希家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甚至在高中对面买了栋房子。因为工作，威廉·埃利希时常带着样品箱出差。搬去新泽西州几年后，年逾三十的威廉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威廉工作劳累，再加上身体衰弱，抚养孩子的重任大多落在了露丝的肩上。威廉最终因劳累和疾病于一九五五年去世，他生前并没有太注意保罗早期对昆虫和蝴蝶的兴趣。露丝却鼓励保罗探索户外世界，她坚强又不失温柔，和儿子一样，是个极为聪明的人。威廉去世以后，她本想回费城做英语和拉丁语老师。
少年时期的埃利希常常漫步在梅普尔伍德的田野中，手里拿着蝴蝶网探索大自然。十几岁时在佛蒙特州夏令营，他第一次学习了捕捉和保存蝴蝶标本。那时他只觉得标本“漂亮”，并且喜爱收集东西。很快，卧室里堆满了蝴蝶标本盒，装着热带鱼的鱼缸则杂乱地放在二楼。后来埃利希搬到阁楼上睡觉，以便节省更多的卧室空间摆放收集的东西。某天，家里的暖气（或是电）停了，妈妈冲去学校接他，好让他回来救鱼。十五岁的时候，埃利希坐火车去纽约，向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蝴蝶收藏展馆的馆长查尔斯·米切纳毛遂自荐。米切纳没有钱雇一个高中生，于是他给了年轻的埃利希一些色彩缤纷的热带蝴蝶标本作为回报，这些没有标签的标本对博物馆并没什么收藏价值。
高中时，埃利希早早地在科学领域展现出了智慧，他愿意挑战他人的想法，并热爱实地考察。他总是“非常自信，坚信自己的观点”。一九四七年，年仅十五岁的埃利希成为鳞翅目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新组织专门研究蝴蝶。他是少数来自新泽西的成员。次年，埃利希在学会编辑的《鳞翅目新闻》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学考察笔记。在只有三段长的报告中，埃利希详细描述了他在梅普尔伍德家中和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他曾在那儿度过夏天—对蝴蝶的观察。埃利希仔细检查了四百多个橙粉蝶标本的眼睛颜色。他对科学的热忱使他与同龄人产生了隔阂。“这孩子非常不合群，”他的母亲后来回忆，“也难怪，他一直拿着蝴蝶网追蝴蝶，伙伴们总是嘲笑他。”埃利希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他深信自己能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看见被同龄人忽视的自然界的运行模式和美丽。
新泽西州郊区为培育年轻的环保主义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梅普尔伍德和周边的小镇是化学防虫的战区。大卡车在街道上前行，喷洒DDT杀蚊子。埃利希发现越来越难找到“没被洒过DDT的食用植物来喂毛毛虫”。后来，研究化学品成为埃利希的学术兴趣。一九五三年，他在研究生院的第一份助教工作就是研究果蝇的DDT耐药性发展。房地产商建起郊区住宅，破坏了新泽西州的农场、起伏的山丘和乡村小路。埃利希反感新泽西州周遭地貌的改变。后来，他回忆道，自己对环境的兴趣渐长，正是始于“当我看见原来收集蝴蝶的地方建起了住宅区”。可以说埃利希属于在郊区蓬勃发展浪潮中长大的那一代环保主义者。田野、树木和后院吸引了这些家庭入住，但房地产建设的热潮和对蚊子及其他害虫的控制却威胁着郊区的自然环境。这个问题唤醒了许多像埃利希这样的郊区居民的政治意识。
一九四九年秋，埃利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他对昆虫和生物的热情不减。大学期间，埃利希和两名二战退伍军人在费城的一间校外公寓里同住了一年。他喜欢和朋友们度过美好时光。尽管也喜爱研究，他却称自己的大学时代专攻“烈酒和女人”。埃利希声音洪亮，笑声爽朗，对各类话题都持激烈的观点。人类的未来就是一个备受青睐的话题。正是在这段时期，埃利希阅读了费尔菲尔德·奥斯本的《我们被掠夺的星球》和威廉·福格特的《生存之路》，这两本写于一九四八年的书向世人做出了人口过剩和资源匮乏的著名警示。奥斯本是纽约动物学会的会长，福格特则是著名的鸟类学家，两人都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他们利用不久前发生的世界大战，强调了由资源消耗和人口过剩引发的危害。奥斯本写道，“人类与自然的冲突”是一场“沉默无声的战争”，所造成的“终极灾难甚至比滥用原子能还要严重”。奥斯本描述了森林枯竭、耕地短缺和人口增长的危害，警告人们：“倘若继续重蹈上个世纪的覆辙，文明将面临最终危机。”他呼吁人们要有谦卑之心，“蔑视自然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人类这一“全新的‘地质力量’必须认识到与自然合作的必要性”。威廉·福格特赞同奥斯本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剩和资源消耗危及人类的生存。他写道，“人类毁灭性的开采方式就像原子弹爆炸后笼罩广岛的蘑菇云”。他坚信，人类不过是另一种“臣服于自然法则的生物”。奥斯本和福格特的书为年轻的埃利希及其朋友的夜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欣然接受他们的观点，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臣服于相同的自然法则和资源限制，而且面临着可怕的风险。
埃利希对科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他决定将科学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追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的夏天，上完大二和大三后，埃利希都作为北方昆虫调查队的现场专员被派往加拿大北极和亚北极区。大学毕业后，埃利希继续在堪萨斯大学读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他重拾对蝴蝶的爱好，在高中导师查尔斯·米切纳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米切纳已经从纽约搬到堪萨斯。在一次采访中，米切纳亲切地回忆起埃利希，说他是个“聒噪傲慢”同时又“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人们常说，要想找到米切纳，只要顺着走廊听保罗·埃利希的大嗓门就可以了。在科研团队中，埃利希凭借个人魅力和交际能力脱颖而出。他兴趣广泛，研究范围远超出狭窄的蝴蝶领域。
就读研究生期间，埃利希遇见了安妮·豪兰，一名同校的法语学生，比他小一岁。安妮也读了保罗读过的那些书，认同他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会对土地造成压力。安妮在爱荷华州得梅因的一个文艺之家长大，有着非常开阔的人生观。祖母曾参加主张妇女参政的游行，母亲和姨妈都决心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安妮的母亲为《得梅因纪事报》的社会版写文章，姨妈则在芝加哥一家著名的广告公司工作。然而，安妮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却因她和保罗的关系而耽搁了。安妮大三的时候两人开始交往，几个月后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们便结婚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丽莎在次年十一月意外降临。由于经济拮据，外加有了新生儿，安妮只能辍学，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责任。那时他们认为自己养不起第二个孩子，而当负担得起的时候，却似乎不合时宜了。
尽管安妮有很强的求知欲，却一直没能完成学业。她和保罗紧密合作，利用自己的艺术天赋，先是为保罗的博士论文画插图，之后又为两人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认识蝴蝶》画了上百幅插画。这是安妮在家里照顾孩子之余能做的工作。后来，保罗开始撰写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安妮也加入其中，最后也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保罗是“嘴”，安妮则是“脑”。保罗喜欢拿二人异常亲密的共生式的合作关系开玩笑。他性格外向，喜欢被人群围绕，让人开怀大笑，而安妮（尤其是在早期的婚姻生活中）则倾向于退居幕后。
一九五九年，在芝加哥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带着丽莎搬去了帕罗奥多。在那里，保罗在斯坦福大学生物系开始了超过十五年的教学生涯。在人口生物学方面，他有数百篇科学论文，其中颇有影响力的是一九六五年与斯坦福的同事彼得·雷文合著的论文，推动了关于“协同进化”—即动物和植物在一系列的适应性防卫和反应中共同进化—理论的研究。埃利希强有力的分析和他所代表的新生态科学，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人们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联性的注意。埃利希和雷文等生物学家说明了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并且记录了快速变化的环境、濒危物种所面临的威胁以及DDT等有毒化学品如何通过全球食物链迁移。
在斯坦福成功开展研究项目后，埃利希跻身二战后的一代生物学家之列。这些生物学家将工作置于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下。一九六二年，雷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发了一场有关化学杀虫剂危害的轩然大波，公众的担忧因此成了新政治环保主义的一部分。环保主义成为一种世俗宗教，埃利希对此欣然接受。他认为保护自然、恢复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是人类的道德义务，并在实现这种义务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埃利希后来说，自己的政治观念发展是一段“自然的过程”。“我并没有突然跳出来说‘天哪，我要让所有人停止胡闹’，更像是顺其自然。”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由于政府和企业并未公开有关新化学品和核辐射风险的重要信息，埃利希越来越怀疑他们能否有效地应对生态危机。他强烈主张美国人应该重视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放弃有风险性的技术和挥霍浪费的消费方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印度的食物危机触动了埃利希，促使他从实地研究转而面向大众。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保罗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和安妮搬去了澳大利亚。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作为前往泰国和柬埔寨的长途旅行的一部分，埃利希和家人在印度旅行了几周。那时候，新闻报道示警，干旱和粮食低产引起的“大规模饥荒”威胁着数百万印度人的生命。保罗本想在克什米尔捕获一些蝴蝶做标本，却发现这一地区“过度放牧”。然后，埃利希一家去了新德里，这里大量的贫困人群令他震惊不已，深深影响了他的看法。“长久以来，我对人口爆炸的认识都停留在理性层面。”埃利希在《人口炸弹》的开篇就提到了这次印度之旅，“而在几年前德里的一个臭烘烘的炎热夜晚，我才从感性层面上理解了这个问题。”
妻子、女儿和我乘着老旧的出租车返回酒店，车座上有跳蚤，车只能挂第三挡。我们的车缓缓过城市，进入拥挤的贫民窟。气温超过了三十八度，空气里弥漫着烟尘。街道上挤满了人，人们在吃饭，四处张望，睡觉，参观和争辩，尖叫，手伸进出租车车窗乞讨，随地大小便，挂在公交车上，放牧。人头攒动，人挨人，人挤人。我们缓缓穿过人群，喇叭按得滴滴响。这里的尘土、噪音、闷热和炊烟构成了地狱般的场景。
在担忧能否安全返回酒店之余，埃利希也承认自己仅仅是“不习惯在印度的所见所闻”。然而德里街道造成的感觉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给了他极度混乱的“人口过剩感”。这种对印度街市生活的极度反感在西方游客中普遍存在，但他本能地将其归咎于人口总数，而不是印度的文化形态或治理能力，这反映了西方的思维方式正在发生转变。
埃利希认为，人口增长给资源带来的压力将会压倒一切技术进步。农业领域的创新也会遭遇人类无法克服的自然限制。他批判说，那些“狭隘的同事想提出一些愚蠢的万能药来解决食物问题”。诺曼·博洛格等农学家利用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提供的资金，寻求用肥料、杀虫剂和新作物品种来显著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法，此举后来被称为“绿色革命”。博洛格荣获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成功研发了高产抗病的全新小麦品种，大大提高印度的粮食产量，缓解了食物危机。埃利希认为，食物产量激增，充其量只能为全社会赢得短暂的时间来采取行动应对人口增长。最糟糕的情况下，绿色革命甚至可能使局势恶化，“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人口了”。一九七〇年一月，埃利希在给农业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的信中写道，害虫抗药性渐增等“生物因素”将使绿色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偃旗息鼓”。然而他失望地发现，绿色革命的成功使许多人相信“人口问题已经解决”，“无论有多少的人”，地球都可以养活。
埃利希对于人口过剩和饥荒的恐惧，反映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精英们的普遍担忧。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世界人口从二十五亿增长到三十三亿五千万。许多评论家质疑地球能否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一九六五年，《新共和》杂志宣布“世界人口已超过食物供给，饥荒已经开始”。该杂志预测，即使是“激进的对策”也无法扭转局势。“全球灾难”将在十年内爆发。杂志编辑写道，“二十世纪最后的三十几年中，唯一且最为重要的事实”就是世界饥荒。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也赞同这一观点，一九六五年六月，他对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即将到来的世界饥荒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一九六八年一月，正是埃利希撰写《人口炸弹》的那年，一个自称“制止人口爆炸活动团队”的团体开始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刊登整页的广告，其中充斥着末日启示的意象。有一则广告上画了一只巨大的秒表，称每八点六秒就有一个人“死于饥饿”；另一则广告显示“世界人口的增速已超过了地球供应食物的能力”；还有一则广告在标题“对和平的威胁”下面放着一张婴儿的图片，警告人们“人口的暴增会让我们居住的世界走向灭亡”；还有一幅三格漫画，将地球描绘成一个将要爆炸的炸弹，而控制人口是解除威胁的唯一方法。
这些暴力的比喻，突显了全球人口增长与美苏冷战的交叠。争夺战略优势时，美苏越来越倚重借助经济发展援助的方式来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而人口增长危及了它们为促进国际关系发展而做的努力。那些将目标转向海外，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美国人，担心自己的努力将会被贫穷和饥荒淹没。一九六六年，林登·B·约翰逊[1]在演讲中警示道：“无论是和平还是权力，都无法长久抵挡数百万绝望之人心中的焦躁和不满。”
马尔萨斯式灾难会加剧全球冲突，对这一问题的恐惧催生了激进的解决方法。威廉和保罗·帕多克兄弟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饥荒一九七五！》一书中表示，美国应该将军事急救分类的概念运用到国际食物援助中，将这些国家分为“无法救助”（海地、埃及、印度）、“尚可救助”（利比亚、冈比亚）或者“应该救助”（巴基斯坦、突尼斯）。帕多克兄弟的分类法和限制食物援助的理念在华盛顿特区得到了响应。一九六六年，约翰逊总统拒绝将美国小麦运送至印度，直到印度执行了强有力的家庭生育计划。据总统顾问约瑟夫·卡利法诺透露，约翰逊曾告诉他：“我不会把对外援助浪费在拒绝处理本国人口问题的国家上。”约翰逊和美国其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对印度面临马尔萨斯式危机一事有多坚信，以及他们有多需要利用饥荒的说法来促使国会同意继续“粮食换和平”出口计划，有待历史论证。但美国的救援工作规模之大毋庸置疑：两年间，美国送往印度的小麦数量约占全美年产量的四分之一。
印度政府拒绝“饥荒”的标签，并坚信任何短期的国内食物短缺都是国家战略的重心偏向工业产量导致的。然而埃利希、帕多克兄弟和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印度的人口增长已经超过了该国生产食物的能力。埃利希支持帕多克呼吁将食物援助与人口控制挂钩，并称其为“善意的强制措施”。一九六七年，埃利希对同事说：“最近我在所有关于人口危机的演讲中都引用了帕多克兄弟的话。”他说自己相当“震惊”，美国人竟会为了将鉴别分类法运用到国际食物援助中一事感到“惊恐”。美国应当宣布不再向印度等国家援助粮食，因为有“客观分析指出，印度的食物与人口之间的失衡已经无可挽回”，埃利希在英国杂志《新科学家》中这样说道。在给澳大利亚同事查尔斯·伯奇的信中，他写道：“任何对没有人口控制政策的不发达国家的援助，都是浪费。”这些观点震惊了许多读者和听众，其中就有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温伯格公然抨击丰衣足食的美国人的“精英主义”，抨击宣称“马尔萨斯之钳”是唯一能迫使人们少生孩子的方式的美国人。“人们饿肚子时，除了给予他们食物，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温伯格写道，所谓“今日遭受的痛苦……是为了人类长期的利益”这种说法，“是令人发指的科学的傲慢”。
对国外食物短缺的极端反应，以及同意中断给这些国家进一步的援助，都是埃里希的科研理念的直接反映。和许多生物学家一样，他认为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动物物种。他对人口过剩的恐惧反映在他关于蝴蝶生态的推论上。可用资源与来自捕食者和疾病的外部威胁构成一种脆弱的平衡，蝴蝶就在这种平衡中生存。和缓的“自然平衡”并不能让蝴蝶的数量保持稳定。确切地说，所有动物物种都具有种群周期性盛衰起伏这一特征。种群数量增长到某一临界值后，就会因资源短缺、疾病和对其他种群的依赖等因素而减少。“生物学家熟知人口增长曲线，”在一九六九年以人口过剩为主题的论文《生态灾难》中，埃利希写道，“在从爆发到谷底的这一曲线中，我们正处于爆发阶段。资源丰富时，人口快速增长，最终会耗尽食物及其他必需品，进而导致人口下跌至较低的水平，甚至灭绝。”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失衡必然会在“人类历史的大灾难中得到重新调整”。埃利希警告人们，人口过剩会导致饥荒、瘟疫或热核战争，这些会提高人口死亡率，削减过多的人口数量。一九七〇年，他在《奥杜邦》杂志上表示：“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人口爆发—接下来就是人口谷底。”
许多生物学家试图和埃利希一起，从生物系统和非人类生物的种群数量中推断出人类社会的命运。例如埃利希的朋友，耶鲁大学的人口生物学家查尔斯·雷明顿也在研究蝴蝶。他也将昆虫数量与人类联系在一起。雷明顿十分热爱昆虫，曾在电视节目上生吃蝉，以证明它们的美味。他通过研究检验昆虫数量与植物的关系，发现在低种群密度下，昆虫个体能更好地存活。在他看来，这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一旦人口增长，悲剧就会发生。最起码，人类的生活将不再富足圆满。“我很害怕。”一九七一年接受采访时，雷明顿表示，“在人口稳定下来之前，会发生许多可怕的事，比如饥饿、大规模饥荒、严重污染、为娱乐消遣消耗土地、只让付得起钱的人受教育、服务水平退化等等。”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曾写道：“如癌细胞般增长的人口会愈加威胁到人类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人类就像是环境的寄生虫，“毁灭宿主”就会面临灭绝的风险。值得称赞的是，埃利希、雷明顿和奥德姆等生物学家将矛头指向了人类对自然愈加强烈的控制欲和征服欲，这种欲望导致了一系列耗资巨大的科技计划，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提议利用核爆炸在阿拉斯加修建深水港口的“战车计划”。然而，正如后来朱利安·西蒙所言，生物学家对人类与蝴蝶的差异不甚了解，对如何管理经济体系并缓解资源短缺、促进投资和创新也知之甚少。
美国太空计划的成功以及从太空拍摄到的地球照片，也影响了埃利希和他的同事。地球从月球上方升起、浮在太空中的绝妙画面启发了人类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自身。人类孤独地生存在宇宙中，完全依赖于地球有限而脆弱的共享资源。埃利希在一九六七年的演讲中说道：“第一步就是要让每个人都相信，地球如同一艘宇宙飞船，只能装载有限的货物。”荒凉的月球地貌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据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观测，月球、火星和金星都无法支持人类独立生存。“有限的世界只能供养有限的人口。”哈丁总结道。人类应该学会在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允许的条件下生存。埃利希、哈丁等人呼吁为了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人类需迅速将经济模式转型为“太空人经济”[2]。为了阐明宇宙飞船或救生筏的概念，一九六九年，加州有八十九名男女禁食一周，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狭小的避难所里，体验“人口过剩的后果”。
就在埃利希和哈丁等生物学家用生态学抓住公众的想象时，环境问题也吸引了众多年轻科学家的关注，其中就有两名年轻的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和约翰·哈特。后来，霍尔德伦和哈特成了埃利希最亲密的同事和挚友，并在和朱利安·西蒙的赌局中成为埃利希的盟友。霍尔德伦和哈特两人的学术生涯都是从物理学领域开始的，但不久就转而研究环境科学中更为普遍的问题。二战后，由于冷战时期核武器和核能的发展，以及太空竞赛，美国科学界在物理学家身上投注了大量的资金和关注。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霍尔德伦和哈特这样有抱负的物理学家对于越南战争、对于由军队为物理研究提供资金感到万分失望，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全面分析。遵循热力学基本法则，即“能量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霍尔德伦和哈特赞同埃利希的理念，即自然限制会束缚人类社会，因为水、食物和能量这些社会基本构成无法凭空产生。霍尔德伦和哈特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算法。
认识保罗·埃利希的时候，约翰·霍尔德伦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学位。霍尔德伦成长于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距离斯坦福不远。高中时，他阅读了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朗一九五四年所写的《人类未来的挑战》，接受了布朗跨学科研究人口、资源和技术的方法。布朗对“基因健全”和“物种退化”的思考中带有明显的优生学思想，这些似乎没有吸引年轻的霍尔德伦。但布朗的书为他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个将科学应用于政策制定的新方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航空学和物理学后，霍尔德伦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受埃利希的讲座和作品的鼓舞，约翰通过研究生物学的妻子谢利找到了埃利希，当时谢利和埃利希在同一间实验室工作。
尽管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相差十二岁，而且霍尔德伦当时还是个博士生，但两人依旧成了密友和合作伙伴。一九六九年，埃利希和霍尔德伦为生命科学期刊《生物科学》合著了一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说明技术并不是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万能药”，批判了《星期天增刊》认为科学完全控制住了局面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海上和热带地区耕作、廉价核能和沙漠地区灌溉都不能解决人口问题，“扩大地球承载能力的努力永远赶不上毫无节制的人口增长速度。”对于埃利希这样的生物学家，与霍尔德伦这样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合著作品，有助于增加他关于能源和技术领域的理论的可信度。埃利希和霍尔德伦主张，与技术变革相比，控制人口能更有效地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比方说，我们应该想想，建立核能农工业联合体需要耗资十八亿美元，而这笔钱能支付多少例输精管结扎手术？”一九七〇年，霍尔德伦完成了博士学位，任职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埃利希和霍尔德伦开始为《星期六评论》合写专栏，探讨人口和环境议题。他们所写的文章涉猎广泛，包括越南使用落叶剂对食物生产造成的影响，霍尔德伦和埃利希将其视为“生态灭绝”和“反人类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霍尔德伦的学术生涯腾飞时，他与埃利希的合作并未中断。埃利希曾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封信中提到：“约翰一直与我密切合作，探讨环境问题。我在这一领域的每一项见解都有他的功劳。”埃利希有时会让霍尔德伦代表他参加会议，发表他们共同的观点。埃利希和霍尔德伦一起编了两本有关环境问题的书，并于一九七三年和安妮合著了《人类生态学》这本教科书。二人一直为他们所说的“献给人类的理性策略”而奋斗。控制人口增长是这一策略的核心。他们认为人口数量会让人类的影响成倍扩张。二人发明了一个等式，代表左右人类影响环境的几种因素：人类影响=人口数量×富裕程度×技术因素（I=P×A×T）。霍尔德伦和埃利希利用这一等式，反驳了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呈直接的负面倍增效应这一沾沾自喜的观念。
霍尔德伦最终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该校参与创立了能源与资源小组，这是一个他领导了二十多年的跨学科研究生项目。他继续利用自己的物理学背景，积极开展针对核军备控制议题的活动。霍尔德伦在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3]中起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一九九五年，该组织因在减少武器和维护和平方面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组织代表，霍尔德伦发表了获奖感言。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任教时期，还成了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约翰·哈特是第三个加入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赌局的人。他的经历与霍尔德伦相似，也是从研究物理学转向研究环境科学。哈特在纽约郊区长大，父母都是高中老师。和埃利希一样，他童年时着迷于郊区的野生动物，如青蛙、蛇和鸟。他为自己见过的鸟列了一张表，他的卧室和埃利希的一样，像是一间自然历史博物馆。哈特同样从对郊区自然的研究中发展出了政治环保主义。青少年时代，他就对人类砍伐郊区的树木盖新房子感到愤愤不平。叛逆期的他偶尔会在夜里外出，拔掉测量用的标桩，企图扰乱开发工程。
在投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抗议之前，哈特追求的是传统学术道路。他在数学方面有天赋，也喜爱科学。一九六一年，哈特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物理学。一九六五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在加州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待了两年。此时正值湾区学生激进主义的高潮。一年前这里刚发生了“言论自由运动”，数千名学生共同制止了警察逮捕民权运动的组织者。当时抗议者包围了押送组织者的警车，并爬到车顶上，谴责学校设立禁止校内集会结社的禁令。哈特在伯克利的数月间，反战示威者烧毁了征兵卡，吊起了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雕像，并设法阻止火车将士兵送往奥克兰军事基地。哈特也成了一名激进主义者。他通过民权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辅导非裔美国学生，并在反对越南战争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激进。一九六八年，哈特搬去耶鲁，担任物理学助理教授。之后，他和其他年轻教员一起反对战争，抗议科学研究军事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哈特在物理学家同事罗伯特·索科洛的协助下，将耶鲁的科学课程暂停一天，以反思战争和科学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哈特在耶鲁反战宣讲会中展现的领导力，意外地导致他从物理学研究转向了环境研究。宣讲活动后，一位来访的演讲者邀请哈特和索科洛加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环境问题暑期研究项目。他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拟建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新机场。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为了在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边缘修建机场而给沼泽地排水，就会危及五十万人的淡水供应。研究报告终止了修建喷气机机场的计划。这段经历激励哈特回到了湾区，进入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新能源与环境部门工作，研究酸雨等有毒化学物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没过几年，哈特就开始与约翰·霍尔德伦一同在伯克利的能源与资源小组教授解决环境问题的相关课程。在之后的学术生涯里，哈特一直留在伯克利。
哈特一直欣赏保罗·埃利希和《人口炸弹》。但他第一次见到保罗·埃利希是在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五年，和约翰·霍尔德伦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对埃利希的第一印象便是“有趣得要命”。两位科学家成了好友。埃利希夫妇和约翰·霍尔德伦邀请哈特暑假时一同前往落基山生物实验室。自一九六一年起，安妮和保罗·埃利希的暑假都是在这间位于高海拔地区的生物研究站度过的，这个研究站创立于一九二八年，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老矿镇哥特。埃利希夫妇将这个实验室当作了另一个家。这里的研究环境绝佳，他们可以靠保罗搞学术挣的微薄薪水来此小憩片刻。起初，保罗和安妮先是住在采矿时代留下的旧棚屋里，用科勒曼牌野营炉做饭。后来，他们盖了一个单间小屋，坐落在海拔九千英尺高的山杨树林里。从埃利希夫妇的小屋向外看，可以看见附近哥特山的迷人景色，那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甘尼森国家森林里的一座岩石山峰。对于门外就有蝴蝶可以观察，附近的山地草场上还有田野调查的地点，保罗感到十分欣喜。安妮在科罗拉多州的河里学习飞钓。他们的女儿丽莎，有时还有她的朋友们会和保罗及安妮一起去哥特镇，担当田野调查的助理，做些追踪雌性蝴蝶之类的工作。例如以二十分钟为一个单位，观察它们有没有产卵、卵能否采集。多年来，每天早晨埃利希会和哈特及霍尔德伦一同在山地草场散步。这三位科学家还会一起爬上一万三千英尺高的科罗拉多高峰，晚上喝酒、聊天、讲故事。他们将这样的地方作为思考社会崩坏和地球毁灭的场地，实在是非同寻常，甚至违背直觉的。
埃利希与好友们讨论自然环境面对的可怕威胁时一致同意，若想不违反生物和物理限制，政府必须积极行动，解决人口问题。否则，严酷的自然法则会使社会和生态系统崩坏。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中写道，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专家们应该确定“稳定的美国最优人口数量”，政府则应该采取政策，让人口达到这一最优数值。埃利希认为维持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人口数量极少，曾多次表示这一数字大约只有一九七〇年三十七亿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约六亿人），也有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是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约十五亿人）。
埃利希并非是唯一从生物学跳转到政治宣传领域的人。一九六八年，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公地悲剧》中，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警告人们，环境问题不能交由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决定。哈丁讲了一则寓言：在公共牧地上，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所有牧民都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牛群，不顾这会造成草地的退化。遵循这一逻辑，他说道，工厂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危害公共利益，将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每个家庭出于同样的动机会不断生育，即便人口过剩危及了共同繁荣。哈丁认为，人们需要重新定义财产权，无论是污染的权利，还是想生几个就生几个的权利。他表示“生育自由是不能容忍的”，并承认“‘强制’一词在大多数自由派看来是肮脏的”，然而为了自我拯救，社会需要接受“得到普遍认可的相互强制”。哈丁讲述的“公地悲剧”成了环保运动中的关键比喻，埃利希等人利用这一比喻来解释对无人监管的公共财产资源的破坏，这些资源包括渔业和清洁的空气等。
埃利希不仅想谈论行动的必要性，他还想真正行动起来。在《人口炸弹》出版不久后，埃利希和同事一起建立了人口零增长组织，提倡在美国进行人口控制。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体现了埃利希的理念：想在海外推广人口限制，必须先稳定国内情况。此外，美国人消耗过大，因此每有一个美国人出生，消耗资源的比例都格外大。埃利希、耶鲁生物学家查尔斯·雷明顿和康涅狄格州律师兼环境保护主义者理查德·鲍尔斯在纽黑文市打了一场壁球，有了创立人口零增长组织的想法。著名生物学家如加勒特·哈丁、哈佛的爱德华·威尔逊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乔治·伍德威尔加入了该组织的董事会。截至一九七〇年四月，随着埃利希在《今夜秀》节目上的亮相，该组织在全美的分会增至近一百个。埃利希曾写信给美国生态学会的成员，介绍人口零增长组织。在信中他写道，“生态”已经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词汇”。这个全新的组织将“向美国人揭示失控的人口增长、‘牛仔’经济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科学家们有责任去纠正所有“无知”言论。
一旦涉足美国政治，就意味着人口零增长组织不得不应对节育、堕胎和妇女权利等颇具争议的问题。埃利希推动减缓人口增长的措施也借助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革命，以及将性爱与繁殖割裂的尝试。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埃利希并没有将性交视为神圣。他抨击“性压抑”，并称赞性是“人类主要且最持久不衰的娱乐”。埃利希开展活动，积极反对教皇保罗六世于一九六八年发布的教皇通谕《人类生命》—通谕中申明了天主教会有禁止大多数节育方式的传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人口零增长组织持续抗争，大力倡导堕胎权和避孕措施。在加利福尼亚州，人口零增长组织试图协助堕胎合法化的提案投票通过。作为组织的第一任会长，埃利希敦促人们推动堕胎合法化，并消除对避孕的限制，从而实现人口控制。埃利希嘲笑有人将胎儿等同于人类，就像是“混淆了设计蓝图与建筑物”。一九七〇年，在纽约通过了自由堕胎法后，非营利性组织美国环保协会的创始人查尔斯·沃斯特曾欣喜若狂地写信给埃利希：“我没想到这一切会这么快发生！这项法案现在是纽约州的正式法律了。”沃斯特将人口增长视为“问题之最”，他和许多环保主义者一样，认为现成的堕胎途径是预防计划外生育的重要工具。他还呼吁男性承担起节育的责任，包括接受输精管结扎术。埃利希甚至宣传自己的结扎手术，并在一九七〇年为《奥杜邦》杂志写的文章中表明自己已经绝育的事实。他还加入了自愿绝育协会的董事会，该协会提倡通过外科手术绝育。其他人口控制倡导者也纷纷效仿埃利希。弗雷德·亚伯拉罕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系成员，兼任洛杉矶人口零增长组织的会长。他于一九七〇年在《洛杉矶时报》上公开讲述了自己做输精管结扎手术的过程。《时代周刊》注意到了这些宣传活动，但认为它们很边缘化，“显然，很少有美国人会效仿保罗·R·埃利希和他的一些年轻追随者”。
埃利希和人口零增长组织也对女性在职场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一个家庭应该拥有几个孩子等问题表明了立场。女性的权利并非安妮和保罗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的婚姻中，两人都扮演了相当传统的角色。保罗希望安妮在家照看丽莎、做晚饭、帮他打包出差的衣物，以及料理其他家事。尽管安妮的绘画、写作以及后来的公开演讲让她超越了家庭主妇的身份，但她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保罗的工作，是他的事业的衍生品。安妮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不是她关注的重心。然而，只要女权问题与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埃利希夫妇就会积极支持。他们认为，鼓励女性工作会减小家庭规模，因此呼吁社会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儿童托管，从而让女性外出工作。一九六九年，安妮·埃利希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大量的女性生不止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们没有别的事可做。”罗杰·雷维尔是哈佛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也赞同除了选择做母亲之外，女性应该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雷维尔宣称：“在一场运动中，我是一名激进分子—那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人口问题成为人口零增长组织和埃利希夫妇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时选择的立场可能让女性的生活更艰难。他们呼吁美国政府出台政策，不鼓励大家庭的产生，包括对纸尿布、奶瓶和婴儿食品征收“奢侈品税”，这看起来有些苛刻。埃利希夫妇还呼吁进行税制改革以遏制生育，包括由生孩子减税转变为增税，并提议给没有孩子的夫妻彩票和奖励。植物生物学家、堪萨斯州土地研究所的创立者韦斯·杰克逊同样认为，“没有孩子的夫妻应该缴纳最少的税”，而有三个孩子的夫妻就该“付出高昂的代价”。杰克逊也呼吁对奶瓶、毛毯、婴儿床和其他育儿用品征税。
生物学家一方面明确要求对大家庭征收更高额的税，另一方面又回避呼吁政府采取直接手段来防范“计划外”生育。埃利希、哈丁等人不排除将强制措施作为必要的正当手段的可能性，但他们也意识到这在政治上行不通。埃利希反对父母拥有“不可剥夺的生育权”，认为全世界都规定每个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或许是最公平的方式。他提出利用药物或公共饮用水达到强制绝育或暂时性不育的假想，却回避呼吁政府直接进行生育控制。当人们对在公共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表达愤怒和质疑时，埃利希反驳说，“在政府将不育剂加入水里之前，社会说不定已经瓦解了。”尽管加勒特·哈丁曾写道“生育自由是不能容忍的”，并认为基于自愿的生育控制注定会失败，但出于战略考量，他还是在一九七〇年警告政府不要采取强制措施。哈丁认为人们还未发明出有效的强制节育技术，他表示：“在谈论强制措施时，我们不应说蠢话。”人口控制运动应该更专注于不鼓励生育，并增加堕胎和节育的途径。埃利希曾模仿著名的反吸烟宣传广告，为人口零增长组织的小家庭宣传活动募集资金。
舆论对埃利希和哈丁等人关于强制措施的立场存在疑虑。在《人口炸弹》中，埃利希呼吁创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协调“构建美国合理人口规模所需的一切步骤”。该“人口与环境部”的职能之一就是资助开发全新节育技术的项目，这些项目中可能包括“大规模不育剂”。埃利希在一九六九年的演讲中表示：“并非所有强制手段都让人恐惧。”他还说道：“显然，政府乃至整个世界都必须承担起监管人口规模的责任，正如当前它们试图监管经济一样。”这些观点激起了一些人的抵制，人口零增长组织的领导者们努力将该组织与“强制节育”的呼吁分离开来。一九七〇年四月，人口零增长组织的执行董事雪莉·拉德尔向埃利希保证，该组织“十分清楚什么对议题有害，什么对议题有利”。她明白“讨论强制节育是大忌”。拉德尔坚信“亲子关系应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但她也承认提倡强制措施会带来“负面影响”，年轻一代“并不支持暴力，我知道加利福尼亚州的氛围并不适合讨论强制手段”。埃利希和人口零增长组织因此转而推动人口教育、自愿节育以及一些更为温和的政策改革。然而，作为科学家兼辩论者，埃利希却被逻辑和抽象原则的微妙区别吸引。他坚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认为严峻的形势将会证明激烈的强制措施是正当的。他警告人们，如果不采取行动，“人们会在某天醒来后发现强制节育才是生存的唯一希望”。为此，埃利希和其他人口控制倡导者承受了来自政治左派和右派双方的批评，左派担心人口强制措施对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影响，而右派则担心高压政府会插手家庭事务。
保罗·埃利希一直将人口问题视为更大的环境危机的一部分，在《人口炸弹》一书中，他将大量精力投入了有毒杀虫剂和工业污染问题。随着该书大获成功，埃利希试图利用个人名气和身为科学家的资历获得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相比党派关系，他更重视人口问题。他公开支持民主党，但也与同样关注环境议题的自由派共和党人紧密合作，比如彼得·麦克洛斯基。麦克洛斯基是埃利希夫妇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国会选区的代表，于是保罗和安妮出于战略原因加入了共和党，这样他们就能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支持麦克洛斯基。一九六八年，埃利希和另外十一位生态学家支持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竞选总统。在一封写给三千名科学家的公开信中，这些生态学家谴责“食物、水、空气、空间、人口数量、尊严和生存危机”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年轻人的不满以及人类价值的衰微”。埃利希和联名的学者们知道有些生态学家希望远离政治，但他们反对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国家能否将这样的职位交给候选人？每一位生态学家是否必须秉承良知，检查候选人的记录和政治信仰，努力选出能在危机中给予人们最大希望，并指引我们前进的候选人？”埃利希和其他联名的学者坚信，通过给编辑写信、协助候选人和教育政策制定者等方式，生态学家也可以做出贡献。他们要推动关于“最基础的议题”的讨论。如果这些努力有效，那么“大选之后，在向新政府提出意见时，生态学家就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一九六八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大败汉弗莱。随后，埃利希开始写信给总统，希望能与政府合作。埃利希表示，政府不重视“人口－食物－环境危机”一事，令所有生态学家都十分忧虑。他希望能帮助尼克松“采取能使人类生存下去的重大举措”。埃利希对新政府的开放心态并没有维持很久。尼克松任命阿拉斯加州长沃尔特·希克尔为内政部长时，埃利希强烈要求审查希克尔在阿拉斯加开发一事中的记录。在由斯坦福大学通讯社发布的新闻稿中，埃利希谴责希克尔“既不了解，也不愿接受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不理解我们需要保护因人类自身的疏忽大意而被破坏的环境”。他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写道，希克尔的上任“足以让所有环保主义者不安”。
埃利希还试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影响该州政策，推动某些提案。一九六九年，埃利希将一长串有关人口和环境问题的立法设想提交给了圣何塞市的民主党加州州议员约翰·瓦斯康塞洛斯。其中有关人口立法的设想包括：不鼓励移民至加州；包含穷人在内，所有人实行节育；通过自由度更高的堕胎法；改变对单身、无子女者和小家庭不公平的税法。他还呼吁在经济上给妇女更多机会，并提供低价的儿童托管服务，这样可以帮助妇女投入职场，减少生育。在环保方面，埃利希敦促加州禁止使用DDT，增加购买杀虫剂和除草剂的难度。他还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对雾霾，例如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埃利希提到，奥克兰的加州参议员提出的“禁止内燃汽车的法案……没有被通过，十分令人遗憾”。（这项法案于一九六九年在州参议院获得通过，却没有在众议院通过。）他继而建议加州禁止“所有马力超过一百或一百二十五的汽车，若有人需要更高马力，需在严格监督下使用”。埃利希同时力劝政府减缓加州的开发速度，不鼓励郊区扩张。瓦斯康塞洛斯的助理弗兰克·奥尔里奇对此回应，“就加州的政治局面和萨克拉门托市民众的意识水平而言”，埃利希抵制内燃机的提议“是不切实际的，但其他一些提议在各方面来看都不错”。埃利希回复，他“明白有些提议要想立即实行的确不切实际，但……认为它们是值得一提的，也许两三年后就不再是不切实际的事情了”。埃利希希望能为国家转变方向开拓道路。
埃利希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的环保政治正在迅速变化。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总统就职几周后，圣塔巴巴拉海岸发生了严重的原油泄漏事件，使得环保问题更加紧迫。电视上播放着浑身沾满石油的鸟类死在加州海滩上的画面，激起了人们反对工业污染的决心。圣塔巴巴拉的反石油积极分子迅速组成了一个名为“石油滚开”（GOO）的抗议团体，抵制在加州沿岸进行石油钻探。当地的组织者发布了《圣塔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呼吁“环境正开始反抗人类，应该进行一场革命，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所作所为”。除了石油污染带来的威胁之外，该宣言还谴责了乱扔垃圾、污染空气、灭绝物种和压缩公共空间的行为，并提倡用全新的道德观念来“管理人类与所有生命形态的联系”。圣塔巴巴拉原油泄漏六个月后，克里夫兰的凯霍加河因充斥着炼油废水和废弃物而起火。这一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早期环保运动的发展。凯霍加河燃烧事件既不是首次，也不是情况最糟的一次，但它加剧了人们对自然环境正遭破坏的担忧。因污染引起的缺氧和水藻爆发将导致伊利湖“消亡”，这则预言同样助长了人们对于环境恶化的担忧。
尼克松总统通过加强自己在环保问题上的资历，战胜了一九七二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竞争者亨利·杰克逊和埃德蒙·马斯基等人。一九六九年七月，在埃利希出版《人口炸弹》一年后，尼克松发表演讲，称全球人口增长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世界性问题”。他是第一位重视人口问题的美国总统，这意味着埃利希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成果。尼克松警告人们，人口数量的增长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他发誓支持其他国家实行自愿的人口和家庭计划。尼克松也宣称人口增长给美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他承诺拨出更多的联邦资金，用于支持家庭计划项目，支持对人口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并呼吁创建委员会来调查美国未来的人口趋势及影响。人口增长和美国前景委员会于一九七〇年开始运作，由标准石油创立者的孙子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领导。他同时还为“家庭计划服务中心”、人口理事会和其他人口组织提供财力支持。
一九七〇年，尼克松继续就环保问题展开积极活动，决意不让民主党主导任何领域的政治决策。国会和总统一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两党政策制定，这不仅出于政治竞争的考量，也源于共同的目标。新一波的联邦立法从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制定开始了。此法案声明了环境价值观，即提倡“在人类与环境之间建立既富有生产力又令人愉悦的和谐关系”，并要求联邦机构评估各类行动对环境的影响。除此之外，该法案还成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为总统提供建议，帮助总统协调联邦政策。起初，尼克松倾向于启用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且力度较弱的环境顾问委员会，但他必须支持法律，否则会招致严厉的批评。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这是他在七十年代颁布的第一个正式法案。他表示自己坚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人无疑将通过净化空气、水和居住环境来偿还过去欠的债，如果不从现在做起，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尼克松积极采取行动，获取了对这一议题的控制权，并在一九七〇年一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环境修复是一项“超越党派的事业”，“七十年代的大问题”是美国人将“屈服于”环境恶化，还是将“与自然和平共处”。美国不应让居住在城市里的国民忍受“拥堵不堪的交通、令人窒息的烟雾、有毒有害的污水、震耳欲聋的噪音和对犯罪的恐惧”，而是应当追求平衡的经济增长，维护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一九七〇年二月初，尼克松向国会专门发布了一条关于环保的信息，宣布启动一系列立法提案和行政命令，彻底处理空气和水污染、管理固体废物、建立公园和休闲区。环境清理工作不仅仅在于保护环境，还在于“修复”环境，这需要“动员所有人”。尼克松试图把环境问题塑造成所有美国人共同面临的挑战。他放弃找出“罪魁祸首”，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人们普遍对环境问题的疏忽大意。尼克松的做法迎合了人们对个人责任和不可持续的美式生活日益密切的关注。后来，沃尔特·凯利笔下的卡通人物波哥曾针对人口增长问题说过这样的名言：“我们已经遇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保罗·埃利希促成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这种关注正持续升温，尼克松及其竞选对手不过是与大众的关注点保持一致。一九七〇年四月，在首个地球日，两千多万美国人走上街头，呼吁采取环保行动。保罗·埃利希是国际地球日组织小型指导委员会的八名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参议院环保先驱盖洛德·尼尔森提议举行全国性的环保宣讲会，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众议院环保先驱兼埃利希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彼得·麦克洛斯基的支持。埃利希在斯坦福时的学生丹尼斯·海斯领导着这个全国性组织，努力协调许多地区性的独立的地球日活动。在西北大学举行的为正式的地球日做准备的大型宣讲中，埃利希向八千多名观众发表了演讲。西北大学的这场活动有九位演讲者，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之后所有参与者被分成十九个小组，一直讨论到黎明时分。本次活动的高潮是有二十五名美国印第安人抢占讲台，打断了演讲，其中两人穿着整套印第安人服饰。他们要求校方停止援助那些“排放污染，杀害我们”的公司。在加州南部的演讲中，埃利希表示，“过度发达国家”的人们是“地球的掠夺者和污染者……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否则都将走向死亡”。埃利希和其他评论者对美式生活方式的批判成了新的主流观点。《纽约时报》宣称对于美国人来说，四月二十二日的地球日就如母亲节一般。“保守派支持这个节日，自由派也支持，民主党、共和党和独立党都支持……没有一个公职人员反对。”
控制污染背后的政治推动力压倒了华盛顿对变革一贯的抗拒。地球日三个月后，尼克松通过重建联邦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成立了全新的统一的美国国家环保局（EPA）。因联邦法律要求显著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国会大幅放宽了新国家环保局的权限。与此同时，联邦法院从严解读了对环境影响报告的新要求，并允许独立的环境法律组织介入有争议的开发计划。有关潜在的环境影响的诉讼案件将阿拉斯加石油管道等大型开发计划推迟了数年。其他计划，例如约翰·哈特反对的南佛罗里达州修建喷气机场的提案，也统统被取消。新的法律和法院判决深深改变了联邦政府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触动了经济。对于环保运动而言，这是一场惊人而迅速的胜利，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企业与政府之间最为深刻而急剧的关系转变。
然而，保罗·埃利希和许多环保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此。尽管尼克松总统已将全球人口爆炸形容为“一头冲进马尔萨斯式噩梦”，但埃利希仍呼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去反击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一九七〇年一月，尼克松承诺拨款一百亿美元用于治理水污染，埃利希称此事“滑稽可笑”。他预计美国每年需要花费五六百亿美元才能控制污染问题。尽管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并重组了国家环保局，一九七二年总统大选前期，埃利希仍然批评他“在真正严峻的环境问题上毫无作为，对人口政策所持的立场也让人绝望”。埃利希反对越南战争，认为尼克松是“头号生态罪犯”，因为在他看来，越南战争是对越南人民和环境“生态灭绝式”的袭击。其他环保主义者都十分赞同埃利希的看法，对尼克松感到失望并抱有敌意，这些情绪都体现在了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尼克松与环境：毁灭的政治》中。尽管政府已经进行了不少改变，环保主义者仍然认为尼克松阻碍了更为彻底的变革，嘴上功夫多于实际行动。
尼克松也因自己在环保领域缺乏政治优势而倍感挫败。他认为，埃利希等环保主义者提出了他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一九七〇年的中期选举后，尼克松开始从环境政治中抽身，他告诉白宫幕僚长H.R.赫德曼：“环保不是一个好的政治议题，我担心我们可能做得太多了。”尼克松渐渐注意到环境政策带来的高昂经济成本。他担心新的环保法会阻碍经济增长，并公开警告人们“追求生态健全是以破产为代价的”。尼克松曾私下抱怨：“有些人想回到远古时代。”他还私下对一群汽车公司的总裁说，环保主义者就是“体制的敌人”。一九七二年初，尼克松否决了由他自己建立的人口委员会提出的议题。为了在一九七二年总统大选开始前赢得天主教徒的支持，他反而开始强调无限制堕胎将带来威胁。尼克松继续在公开场合将环境问题弱化为政治议题，他关注的重心转向了外交，包括里程碑式的访问中国之行。
随着一九七二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为了麦戈文，埃利希加入了全国环保主义者委员会。但他对这位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初选时也因麦戈文在人口问题上的立场“不够强硬”而拒绝支持他。埃利希极力劝说麦戈文赞同自由派有关堕胎和节育的立场。意识到将堕胎与人口控制联系在一起会有政治风险后，埃利希试图找出两者的区别。他解释道：“人口控制主要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想少生孩子。”而避孕和堕胎则是让“已决定建立小家庭的夫妻实践起来容易而安全”。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后，埃利希最终于一九七二年秋天公开支持麦戈文。他敦促麦戈文在环境问题上攻击尼克松，还抱怨麦戈文没有邀请他去团队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若是面对特定的加州观众，我坚信我与你联合会带来政治上的助益。”埃利希认为自己了解舆情，环境问题将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竞选议题。同年十月，埃利希自己草拟了一篇新闻稿，批评尼克松忽视蓝领工人、穷人和少数族裔在环境问题上遭受的不公。他表示：“他们不得不在烟雾和污秽中工作与生活，他们干活儿的农场暴露在极易让人中毒的杀虫剂中—他们无法和尼克松的百万富翁们一样，住在污染源的上风口。没有一个群体会比蓝领工人更能从健康的生态环境中受益了。”尽管受到埃利希和其他环保主义者的此类攻击，尼克松仍然凭借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间的多项成就，成功维护了自己在环境领域的阵地。环境议题在竞选活动中遭到削弱，他便将重点转移到了越南战争、文化议题和麦戈文的第一位副总统候选人所接受的电休克治疗上。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的总统大选中大胜麦戈文，埃利希发现自己再一次被排除在了政府之外。
随着埃利希名声大噪，他和家人都付出了个人生活层面的代价。埃利希做客《今夜秀》引发公众关注后，一家人受到了来自精神不稳定的观众的死亡威胁和关注。安妮让丽莎拉好窗帘，这样外人就无法看到家里的情况，从而射杀他们。他们在家中安装了警报系统，尽量不让别人知晓他们的住处。当时是北加州的动荡时期。越南战争期间，斯坦福校园和帕罗奥多地区都处于混乱之中。某年夏天，一位痴迷埃利希的女精神病患者闯入他家，并带着她的狗住下了，而埃利希一家当时正在科罗拉多州的野外观测站。警方前来调查时，发现埃利希的屋子乱七八糟，成堆的纸和书胡乱地散落一地。他们以为这里被洗劫了，后来却得知，保罗和安妮生活的地方本来就是这副样子。这后来成了家里人常讲的笑话。
鲜少有科学家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言辞技巧，能成为埃利希这样的公众人物。他的一些科学家同事形容自己感到“精神分裂”，面临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是职业责任和个人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是人口过剩加之于他们的“道德约束”。其他人质疑充满煽动性的风格是否真的适合埃利希，并批评他宣扬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言辞。著名的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就曾在一九七〇年写信给埃利希，说：“尽管必须有一些像你这样的生态学家保持‘高曝光度’，我们同样也要鼓励许多其他的生态学家用可信度来支持你们的曝光度。”在评论保罗和安妮·埃利希于一九七〇年出版的《人口、资源、环境：人类的生态问题》一书时，著名的海洋学家兼哈佛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罗杰·雷维尔将埃利希称为“生态灾难的新主教”。雷维尔在评论中表示，埃利希作品中展现的“情感和类似宗教的感染力很难让人们深入思考并采取有效行动，但这才是解决这一难题迫切需要的”。雷维尔尤其不满埃利希滥用“暗示世界末日的副词和形容词”，例如惊人的、让人清醒的、灾难（提到三次）、巨大地、激烈地、灾难性的、戏剧性地、极大的、高度致命的、极度危险的（提到两次）、有剧毒的、更严重、非常幸运、非常脆弱、几乎完全、极有可能、新生的恐惧、不够可怕、巨大的危害、生物意义上的世界末日、超级致命、高效得近乎灾难。全书有三百多页，仅在四页中就出现了上述词汇。埃利希的导师查尔斯·伯奇用更友好的态度戏称埃利希为“亲爱的比利”，表示“我差点以为自己正在给比利·葛培理[4]写信”。伯奇还说：“你上次的来信读起来就像是比利的布道，说《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大决战即将来临，恳求世人在尚有时间的时候早做准备。”埃利希与神学的联系并非伯奇牵强附会。一九六八年末，《人口炸弹》一经出版，他就在旧金山恩典座堂和斯坦福纪念教堂举行过主日布道。
埃利希势不可挡的犀利言辞激励了许多人，也使那些认为他的厄运预言不过是夸大其词的人心生反感。就连他的支持者也表达了顾虑。埃利希和霍尔德伦曾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为《星期六评论》写专栏，据该报编辑约翰·李尔称，他接到过一些著名科学家及埃利希以前的学生打来的电话，都在批评埃利希的文章。李尔改写了一九七一年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的一篇专栏文章，以弱化他们的主张，并告诉二人：“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人抱怨，认为你们过度简化了讨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偶尔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埃利希将亚利桑那州州长杰克·威廉姆斯称作“小丑”和“傻子”，批评对方在环境和人口议题上的观点。他的犀利言辞赢得了关注，也引发了争议。他将对手称作笨蛋和傻瓜，这种行为背后是他的道德信念和自信。一九七〇年，埃利希在给人口危机委员会的会长威廉·德雷帕的信中写道：“我马不停蹄地写下这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就是想要改变不可改变之事。”一些支持埃利希的科学家和他一样拥有夹杂着绝望的正义感，他们“以地球的名义”给“武装起来的同事”写信，但大多数人却不能感同身受。芝加哥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菲利普·豪泽认为：“我只相信埃利希对蝴蝶的研究。”
有些批评者抨击埃利希过度简化问题、过度悲观，也不喜欢他的尖刻言辞，而一些左派人士则批评他执意认为人口增长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巴里·康芒纳就不太在意人口问题。在康芒纳看来，人们应多关注贫困、技术和科学。他曾经参与宣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地表核试验的危害，警告人们放射性同位素锶-90已进入食物链和人体。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畅销书《封闭的循环》中，康芒纳阐明了持续破坏自然环境的既不是人口，也不是富裕，而是新技术和科学发明—包括塑料和清洁剂—它们打破了自然的生物循环，制造了新型有害污染。康芒纳表示是企业对利益的追逐使环境不断恶化，而非人口增长，呼吁人口控制就好比“试图通过减少载货量并赶乘客下船来拯救一艘漏油船”。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它使用的新技术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当然，康芒纳也过度简化了问题，以此抨击埃利希过分强调人口过剩。在反驳康芒纳所写的“糟糕至极的书”时，埃利希指出，康芒纳对化学和技术的关注，弱化了人类对环境的其他重要影响，例如为了农耕整治土地早在工业革命前就出现了。
康芒纳和埃利希在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上争执不下，逐渐演变成个人矛盾，两位骄傲的科学家开始在出版物和公共论坛上痛斥对方。康芒纳未经授权便抢先在《环境》杂志上发表了埃利希和霍尔德伦对他的书的书评，以及他个人对此的反驳。这种做法激怒了埃利希和霍尔德伦。（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的文章原本计划晚些时候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却在发表前被广泛流传。）一九七二年斯德哥尔摩举办联合国环境会议期间，两人的关系跌至低谷。在与官方会议同时进行的非政府论坛中，埃利希参与了一场小组讨论，组中有两名康芒纳的支持者。讨论中，还有五名反对埃利希的激进分子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走上台批评埃利希，似乎将会议变成了一次伏击。康芒纳坐在观众席中俯瞰着会议进展，并不时给盟友递上写着建议和问题的纸条。埃利希最终大喊“出来吧，巴里宝贝！”，试图刺激康芒纳来一场正面交锋，但康芒纳拒绝了。
埃利希和康芒纳的冲突凸显了当时掌握着主要话语权的人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了埃利希因为持续关注人口问题而招致左翼的批评。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支持者加入康芒纳的阵营，猛烈抨击埃利希呼吁的人口控制。有人认为，是旨在改良人种的优生诉求在推动人口运动。新泽西的一位人口零增长组织成员表示：“黑人权力的支持者们根本不会买我们的账，他们坚信我们只对种族灭绝有兴趣。”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哈里森·布朗这个激励了约翰·霍尔德伦的人，就曾对人类的“遗传健全性”表示担忧。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我们被掠夺的星球》的作者费尔菲尔德·奥斯本的堂兄弟—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二年分别协助创立了美国优生学会和人口委员会。在美国数十个州的州立精神病院里，数千名贫穷的少数族裔妇女因为优生政策而被强制绝育。在一九七〇年的“适度人口与环境”国家会议上，四十名非裔美国人挺身抗议。他们反对“将这个有预谋的邪恶灭绝计划合法化”，认为该计划旨在减少黑人、其他有色人种、穷人和移民人口。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爱丽丝·古拉缇声称：“我们不能自取灭亡。”她批评了参会者的几个观点，如生孩子是特权而非权利；可以先给幼儿打避孕疫苗，之后再给他们可以生育的解药；住在贫民区的人应为自己的悲惨困境负责。古拉缇认为，节育并不会影响富裕的白人家庭，相反，新法律会“轻而易举地控制贫困的黑人家庭，尤其是那些靠政府援助维生的家庭”。全国城市联盟中主管黑人学生项目的勒罗伊·里奇更为直白地警告人们：“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必须阻止。”会议上的抗议活动也反映出非裔美国人更为普遍的担忧：参与环保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这可能会使人们对抗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和种族歧视的努力付诸东流。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市长理查德·哈彻便批评环保主义者“分散了美国处理黑人和棕色人种人权问题的精力”。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杨则宣称：“我们应该在战胜贫穷之后，再对污染开战。”
保罗·埃利希认为自己是关心穷人和少数族裔的社会正义倡导者。他本人并不相信种族差异。在他看来，生物学上的种族分类，并不能成为社会中群体区分的依据。在一九六七年针对一篇现代生物学综述性论文发布的评论中，埃利希表示：“将‘种族’一词运用到人类身上是十分危险的，运用到其他动植物身上，可能也毫无根据。”尽管埃利希并没有积极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但在五十年代读研究生期间，他曾参与废除堪萨斯州劳伦斯市餐厅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某次，有位牙买加的黑人科学家来实验室访问，宾馆的餐厅却拒绝为其提供服务，他只能靠吃自动贩卖机里的糖果和其他食物度过周末。埃利希和一些科学家同事为他的遭遇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总的来说，埃利希批评美国是个“种族歧视的社会”，无法为不同肤色的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他还全力为贫民区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发过声，尽管常常是在谈论环境或人口这样的大框架时提到的。他相信，环境问题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更是隐秘的威胁，并试图证明阻止人口增长是符合社会公平的。
作为一九七〇年人口与环境会议的闭幕发言人，埃利希强有力地为这次活动以及更广泛的人口控制运动辩护，反对人们指控他是穷人克星和种族主义者。但他也称赞了抗议者，认为他们的举动引导人们去关注教育水平低下、社会不平等和城市衰退等十分紧迫的问题。埃利希表示，贫民区是环境亟待改善的重中之重。次月，即一九七〇年七月，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在《全美新民主党人联盟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直白地指出了人口控制和“种族灭绝”之间的关系。埃利希夫妇坦言，有色人种认为人口控制政策会带来种族灭绝，该观点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有些人口运动的支持者“似乎对控制其他人种的人口很感兴趣”。埃利希夫妇呼吁，政府实行人口控制计划，首先要降低“富裕的美国白人”的出生率。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富裕人口增长才是最大的威胁。他们在文中写道：“就环境恶化而言，一个美国孩子的出生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一个印度孩子的五十倍。同样，美国穷人拥有的掠夺和污染的能力也远远不及一个处于平均水平的美国人。”埃利希夫妇要求首先关注美国富人和中产阶级白人的人口增长问题，他们才是环境的主要破坏者。
尽管埃利希曾直言不讳地批判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人口运动涉及的种族歧视问题仍令他困扰。人口运动关注的是缩小家庭规模，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惧，担心会导致针对社会边缘人群和政治弱势群体的控制。埃利希否认种族的概念，并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然而他仍得艰难地为自己和自己的观点辩护。一九七四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一起成立“反种族主义委员会”，与其他学者一同撰写文章抨击《人口炸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埃利希大部分时间都在说服大众：人口控制和其最新的政治表现，以及限制移民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和合理性。
埃利希在政治上的弱势说明了新兴的环保运动和美国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自由主义强调的是通过政府行动刺激的经济增长，以及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公平。质疑人口规模、技术和经济增长有极限，与支持大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的观念背道而驰，如加州州长派特·布朗，他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监督修建大型高速公路和水利工程，并扩张州立大学体系。埃利希对于过度消费的批判，同样与自由主义者降低价格以促进消费的主张相矛盾。他建议生育权利需由各州限制或控制，也让民权支持者和保守派颇为担忧。因而环保主义既挑战了美国左翼的观点，也挑战了右翼的观点。通过经济监管和限制，环保主义可能会威胁到一部分特权群体，但通过限制会对私人土地和利益造成威胁的发展，环保主义也对特权群体有所保护。也许是美国文化中复杂的政治对立，以及像埃利希和康芒纳一样的个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环保运动无法推举出一位能够代表环保主义的领导者。环保主义从未有过像马丁·路德·金一样的人物，为这项运动和国家确立道德指南。埃利希坚持科学研究和教学，这为他提供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舞台，却也限制了他的角色。他为顾问委员会效力，但避免担任管理类或领导类职务。这十年中的头几年，环保运动逐渐被法律和围绕新规范展开的激烈斗争定义。而在这样的运动中，埃利希只是一位思想领袖，而非律师或政治活动组织者。他关注大范围的变化和对人类的普遍威胁，这意味着他从未投入华盛顿特区和州议会那些充满技巧和妥协的谈判。他和康芒纳等人只是负责整合知识框架，思考生态危机，并敦促美国人采取行动。｛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527｝
[1]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2]1966年，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提出了“太空人经济”的概念，用于指代和“牛仔经济”这种认为资源无限、可无限消费的经济理念相反的循环经济。
[3]一个由学者和公共人物组成的国际组织，宗旨是减少武装冲突给世界带来的危险。
[4]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担任过数任美国总统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