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

一九九〇年十月的一天，朱利安·西蒙在位于马里兰州切维蔡斯郡郊区的家中收到了一封信。在这封从加州帕罗奥多市寄来的信中，西蒙发现了两张纸：一张是金属价格表，另一张是由保罗·埃利希开出的支票，金额为五百七十六点零七美元。除此之外，一句留言也没有。

不论以哪种标准判断，在和埃利希的赌局中，西蒙都是最终的获胜者。尽管世界总人口从四十五亿增加到了五十三亿，五种金属矿物—铬、铜、镍、锡和钨的价格却平均下跌了近一半。二十年前，西蒙在伊利诺伊大学礼堂公开抨击了保罗·埃利希所做的关于“世界地球日”的演讲。二十年后的今天，西蒙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胜利，足以让他和支持者们好好炫耀一番。虽然赌金只有区区几百美元，但因为胜利油然而生的荣耀感却价值连城。

埃利希和西蒙的赌局很快成了批判环境监管的保守派人士与环保主义者之间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标志性武器。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派而言，西蒙的胜利证明了环保主义者的愚蠢。一九九〇年，记者约翰·蒂尔尼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这场赌局，引起了全美的广泛关注。蒂尔尼是朱利安·西蒙的忠实拥护者，而非中立的旁观者。后来，他还称西蒙和自己的通话是“个人采访生涯中最具收获的一通电话”。一九八五年，蒂尔尼曾打电话给西蒙，采访他对于肯尼亚人口增长的看法。蒂尔尼本以为会从西蒙口中听到“肯尼亚的人口过剩已经无药可救”之类的话，没想到西蒙的回答却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仍然有很多人能活下来，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西蒙在人口问题上激进而另类的观点让蒂尔尼目瞪口呆，并因此转变为人口问题上的乐观主义者。蒂尔尼后来表示，自从打了那通电话，“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美好了”。蒂尔尼和西蒙也渐渐成了朋友，偶尔还会相约在华盛顿打壁球。蒂尔尼把西蒙当作“良师益友”，因为正是西蒙教会了他“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环境和人口问题。

一九九〇年，蒂尔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有关这场赌局的报道。他将埃利希描述成一个骗子，一个荣获了麦克阿瑟天才奖、过着富豪生活的名流，几乎对所有事情的预测都大错特错。蒂尔尼将埃利希列在一系列失败预言家的末位，从托马斯·马尔萨斯，到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再到二十世纪美国自然科学家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和威廉·福格特。人们反驳这些人的预言的典型原因包括不认同他们使用的数据，以及认为他们提及的遥远事件可能再过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都不会发生。埃利希和西蒙的赌局谁胜谁负显而易见，因为结果直接取决于具体的商品价格，这为“记录和检验全球的未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蒂尔尼在文中如是写道。

当然，埃利希对此并不赞同。他对蒂尔尼坚称，这场赌局并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他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将时间限定在了十年。这五种商品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只不过时间要再久一些。而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朱利安·西蒙就像个从帝国大厦顶层跳下去的人，经过十层楼的时候还在说一切进展顺利”。埃利希警告人们，要关注臭氧消耗、全球变暖以及地球能否承受人类造成的影响等新问题。但是，蒂尔尼仍然支持西蒙关于环境发展趋势及其未来的观点。他将西蒙描述成一名未受到充分赏识却始终谦逊温和、坚持讲真话的人，西蒙在这场对决中已经稳操胜券，因为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

蒂尔尼将全美国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这场赌局上，而埃利希的公开失败，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保守派人士常用来批判环境监管政策的例子。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恩·贝利在他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生态骗局：生态启示录的假先知》中写到，埃利希和西蒙的赌局证实了“认为地球资源富足的人们的看法：资源供应会越来越丰富，而非越来越稀缺”。此外，贝利还认为，环保运动的问题在于“从理论上就失败了”，他们过度依赖有缺陷的模型，而这个模型会做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夸张预测。在《上帝希望你富有》一书中，理财类作家保罗·皮尔泽称赞西蒙是“真正的天才”，指责埃利希是“江湖骗子”。皮尔泽在书中提出，没有物质限制的世界可以提供无限多的致富机会。彼得·休伯在《坚硬的绿色：从环保主义者手中拯救环境—保守主义宣言》一书中宣称，在西蒙赢得赌局的一九九〇年，“可以说马尔萨斯主义时代正式终结了”。

对于保守派评论者而言，“西蒙战胜了埃利希”这一无可争议的简单事实远比金属具体是什么价格重要得多。不过，即便说起来乏味，五种金属矿物的价格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仍然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矿物价格的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的起伏，尤其是石油的价格，在这一点上，朱利安·西蒙十分幸运。全球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陷入衰退，经济活动放缓，对金属矿物的需求也下跌。经过几年的需求减少、供大于求之后，金属矿物价格于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再次上涨，尽管并未达到一九八〇年时的峰值。随后，股市崩盘，经济增长放缓。金属矿物的价格再度下跌，到了八十年代末则跌到比十年前还要低。与人口增长相比，宏观经济循环才是这十年里影响商品价格涨落的主导因素。

1900年至2010年，埃利希和西蒙赌局中涉及的每种金属价格（以1980年的美元标准计算）。价格数据来源于托马斯·D·凯利、格雷西亚·R·马托斯等人所著的《美国矿物和物质商品历史统计》，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系列140，2011年版。

埃利希与西蒙的赌局涉及的五种金属的指数，1980年时价格为美元（每种金属200美元）。价格数据来源于托马斯·D·凯利和格雷西亚·R·马托斯等人所著的《美国矿物和物质商品历史统计》，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系列140，2011年版。

西蒙、罗伯特·索洛和其他经济学家为回应《增长的极限》而提出了“日常市场力量”，即技术的更新时代、以价格为导向的竞争和新的供给来源。这种“力量”也是商品价格降低的部分原因。不过每种金属矿物价格的变化却不尽相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锡被广泛用于镀在钢铁容器的内表面以及焊接电子元件。锡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产锡国家为保持较高价格而限制产量的协议所决定的。七十年代后期，锡的价格急剧上涨，很多观察者预测可能会出现短缺。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马来西亚的生产商企图囤积锡，进一步抬高锡价。然而，此时人们却在巴西境内的亚马孙流域发现了高品质的锡矿，打破了锡市场的垄断格局。到了八十年代末，之前作为生产者处于边缘地位的巴西供应的锡产量达到了全球约四分之一。而自从七十年代末期锡价上涨之后，市场对锡的需求开始下降。制造商在包装环节开始使用铝和塑料代替锡。为了稳定锡价，《国际锡协定》提出存储全球每年四分之一的锡产量不进入市场，却无济于事。国际锡理事会很快就花光了经费，协议也随之解除。此后，锡价就像“自由落体”一样陡然下降，从一九八五年十月的每磅五点五美元下跌至一九八六年三月的每磅二点五美元，跌幅超过百分之五十。总体来看，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年间，锡市场的涨跌情况印证了西蒙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新的供应来源、替代产品以及锡垄断瓦解对锡价的影响远远超过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最终导致锡价下跌了近百分之七十五。

与锡一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商品市场上的“铜产品热”带动了铜期货市场和铜股价飙升。铜被广泛用于建筑、电器以及汽车制造业的管道系统和布线。许多狂热的投资者与埃利希看法一致，相信铜价的上升反映了铜的供应量有限。然而，七十年后期铜价之所以上涨，部分原因在于智利铜矿工人罢工以及铜生产国扎伊尔和赞比亚发生了政治动乱。一九八〇年夏天，经济衰退和需求减少导致铜价再次下跌。新的铜生产商进入了市场，全球的铜产量激增，当时又恰逢一九八一年经济衰退，使得铜价低迷了近五年。与此同时，铜面临着来自光纤电缆和卫星的竞争，电话公司逐渐将上述两种产品运用到了全新的通信基础设施当中。铝和塑料则在其他方面取代了铜。一九八五年，智利发表了一份关于全球铜市场的研究报告。报告表明，铜行业的问题在于“如何创造需求”。受挫的美国生产商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铜产量。投资停滞后，铜市场在八十年代末迎来了新一轮的价格上涨。然而和十年前相比，八十年代末的铜价依然下跌了近百分之二十。和锡一样，相比人口增长，日常的市场动态才是铜价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了解的，同时也是埃利希经历艰辛才学到的：仅在十年内，动荡不定的商品价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人口增长的影响。商品价格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常常会在繁荣和萧条、稀缺和富足之间波动。埃利希的赌注是草率鲁莽的—事后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这场赌局同样也表明了埃利希和他的同僚对经济学和商品市场理解尚浅。

与此同时，西蒙的胜利也并非确定无疑。并非每一个以十年为期的关于商品价格的赌局他都能赢。事实上，后来经济学家对从一九〇〇年到二〇〇八年间每个十年都进行了模拟，他们发现在百分之六十三的情况下都是埃利希获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赌局的期限更长一些，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埃利希。这份一九〇〇年至二〇〇八年的数据并未显示在本世纪内金属价格是稳定上涨的。它显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商品价格崩溃，接着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规律变动后，商品价格又回到了一战时的水平。模型显示，埃利希之所以能在以十年为期的赌局中拥有百分之六十三的获胜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品价格在一战后骤然下跌至低点。

不过，这场赌局本身的象征意义很简单。赌局反映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正好符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充满分歧的环境政治。保护濒危物种的法规、减缓全球变暖的政策，以及为了保护国家森林和牧场所做的努力，如今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造成了激烈的分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要的环境立法是在两党的支持下通过的，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政治家在环境政策上的立场却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试金石。

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了各党派在意识形态方面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开始逐渐将自身转变为同地区、同意识形态的集团。美国南部和大平原地区的各州逐渐倾向于共和党，而沿海各州的国会代表则倾向于民主党。与堕胎权利、枪支管控与种族关系一样，环境政策也驱动着自由派和保守派，正如它也令埃利希和西蒙观点相左。有别于其他争议问题的是，美国人似乎并不会针对环境问题进行明确投票。候选人在环境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他们更为广泛的基本立场，这些立场涉及未来、涉及政府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以及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国会关于环境立法的投票记录显示自一九八〇年以后，两个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日渐扩大。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选举出的共和党人对环境监管相关的科学与经济学的质疑与日俱增。

乔治·H.W.布什刚担任总统时，曾承诺会打破共和党对于环境政策的强烈反对。布什代表了里根执政之前的共和党。他出生在东北部地区一个纯正的共和党家庭，是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儿子。普雷斯科特·布什是耶鲁大学出身的商人，也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曾积极地为美国节育联盟和家庭计划协会工作。作为七十年代初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乔治·布什承继了父亲在人口问题方面的努力，共同推动了旨在通过地方诊所为人们提供节育和家庭计划服务的立法。此外，他还领导了一九七〇年共和党针对资源和人口议题成立的特别工作组，并呼吁稳定美国人口。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活动中，乔治·布什戏称里根的强硬右派保守主义是“巫术经济学”。在里根总统两届任期内，布什都兢兢业业地担任着副总统，包括领导特别工作组，试图减少联邦监管。但是，一九八八年他开始为自己的总统竞选宣传时，却打破了里根的环境理念。他宣称自己将成为一名“环保总统”。布什坐船环游波士顿港，并谴责民主党竞争对手—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没有为解决水污染问题做出更多的努力。

上任之后，乔治·布什便任命在环保领域拥有过硬资历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新上任的美国国家环保局局长威廉·K·赖利，就与里根于一九八一年任命的詹姆斯·瓦特和安妮·戈萨奇这些激进的西部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赖利大部分童年时光在美国东部度过，后来考上了耶鲁大学，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六十年代后期，赖利曾在欧洲担任军方情报人员，之后回到美国大学读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一九六八年，他曾花了些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聆听学生的反战演说，这些反战学生的抗议致使学校停课。一九七〇年，赖利加入尼克松的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他是该机构的首批成员之一，并且协助起草了早期的联邦环保法规。在政府初露头角之后，赖利又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担任两家中立环保组织的主席，一家是保护基金会，一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里根任命的瓦特和戈萨奇将解除联邦政府监管作为他们的政治任务，赖利则协助创立了各种监管机构。赖利拒绝接受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天然相互冲突的观点。他积极将自己定位为环保主义者，并试图打破里根任职期间的僵局，重启因争议而搁置的环保政策制定。

通过任命赖利领导环境质量委员会，以及将温和派安插在其他的环保事务关键职位上，布什想公开重建与尼克松时代的共和党人和环保主义的联系。但是，布什任命的其他官员却倾向于相反的立场，包括布什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苏努努。苏努努强调了环境监管的经济代价。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的博士学位，并对气候模型持怀疑态度，质疑那些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高成本提案是真的有意义，还是受感情驱使而提出的？苏努努等顾问相信环保主义者夸大了污染和环境恶化的风险。布什的环境政策在这两个阵营之间摇摆，和大多数民主党以及环保拥护者所赞成的“基于诉讼的策略”大不相同。布什表示：“唯有向人们寻求帮助，而不是起诉他们，你才能走得更远。”一九九一年，布什在为保护大峡谷地区空气质量协议拉选票的典礼上，提出对“文明与合作”的美好愿望。“过去很多年，美国人分裂成了不同的阵营，大家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争论不休，特殊利益群体也一直在相互斗争。”布什呼吁人们尽可能采用成本较低的非正式协商方式，而不是对簿公堂。

布什将环境保护与自由市场解决方案联系起来，而非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的监管解决问题。他于一九九一年宣称：“自由市场和经济增长会为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提供最坚实的基础。”布什标志性的环保政绩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改善空气质量。基于一项革命性的排放权交易，布什政府拟定并于一九九〇年出台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修正案旨在减少引起东北部酸雨现象的发电厂污染。所谓的排放权交易计划并没有规定具体从科技方面进行哪些改进，而是鼓励电力企业寻找最省钱的方式减少排放。每家电力企业都有一定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是自己用完排放配额，还是将配额卖给其他电力企业。此项法案出台后，来自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污染大幅减少。当然，从摆脱政府监管的角度而言，这种政府发起的市场结构调整和激励机制并不算真正的“自由”，但是市场能够更为灵活迅速地对这项举措做出反应。这项新制度鼓励以较少的成本降低污染，通过给排放量定价，激励企业减少污染。

然而，布什总统最初支持的温和派经济高效的环境监管方式，并不能代表共和党或是美国人民在未来环境问题上的公共态度。至少在全国范围内，早期围绕人口增长和资源稀缺展开的公共冲突，又继续延伸到了关于气候的新斗争之上，尽管这完全是另一个议题。比如，许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放弃末日灾难的言论框架，转而对环境和经济进行更为务实的讨论。相较于六七十年代的前辈，研究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科学家们用更加温和的语言以及更加精密的模型，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指导意见。科学家们不再预测具体的未来灾难，而是在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分析影响时使用一些表示假定的词语，比如“可能”“也许会”或是“很可能”发生什么。一九九〇年，由全球数百名科学家联手完成的首份报告发布，其中强调了人类面临的不确定的生态关系及其经济成本，并且呼吁进行大量的额外研究来确定气候变化可能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相较于埃利希生硬地将科学、政策和宣传联系在一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保领域正日渐成熟，他们采用了更加慎重的方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假定式的语气也反映了由政府代表施加的政治限制，他们与科学家就报告最终的措辞进行了协商和妥协。尽管该委员会对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处理方式优于过去的末日预言式警告，但是至少在公共领域，这种新方式并没有为围绕气候变化展开冷静的讨论建立起温和的中间地带。气候科学的怀疑者利用报告中对不确定性的公开讨论大做文章，指出气候科学仍未成形，应推迟政府的行动。化石燃料公司以及其他气候变化和能源立法的反对者推出广告，进行游说，将这些质疑声进一步扩大。美国国会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没了下文。

在众议院里，保守派共和党不断抨击环保主义者反对增长和过度悲观的态度。这些政治家的说法和朱利安·西蒙的如出一辙。一九九二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常也称作“地球峰会”）的前夕，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杜利特尔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汤姆·迪莱公然在众议院里嘲笑环保运动的领导者。杜利特尔认为，环保主义者们虚构了“人为大灾难即将降临的惊悚故事”。他抨击新近流行起来的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恐惧。杜利特尔表示，与日渐消融的冰盖和后退的海岸线相关的“古怪预言”是“拍电影的好素材”，但这些预言缺乏科学依据。

杜利特尔单挑出了保罗·埃利希和他“可笑的”预言作为嘲讽的对象。杜利特尔表示：“保罗·埃利希，如今我再也忍不住了，因为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十年你愚蠢的预言。”汤姆·迪莱作为当时的众议院共和党“副党鞭”，积极加入了嘲笑埃利希的阵营。迪莱最早从事的是害虫防治方面的工作，曾经和美国国家环保局这一“政府的盖世太保”作斗争，因为环保局禁止使用杀虫剂对付火蚁。迪莱的绰号是“害虫根除者”，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反对环境监管。如今迪莱抱怨，埃利希“不断地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炫耀他在环境和末日启示领域的最高权威这一形象”。迪莱表示，如果全世界都采纳在里约提出的通过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对抗气候变化的方案，那么埃利希呼吁的“限制工业化”就会实现。而随之而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将摧毁“我们熟知的美国生活方式”。迪莱在谈到埃利希和其他环保主义者时指出：“这些人想让我们降低生活标准。”杜利特尔则总结道，希望他们所说的这些话能成为解药，救救那些为了推动新税收和严苛法规来里约吵闹游行的生态狂热分子和极端环保主义者。

杜利特尔、迪莱和其他共和党政治家成功劝阻了布什政府在一九九二年的里约峰会上签署具体的排放目标和时间表。尽管在环境问题上，布什比里根的态度更加温和，但布什依旧立场坚定而明确地站到了同党派的环保批评者一边。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环境预言时，布什表现得不屑一顾。“二十年前，一些人谈到了增长的极限。如今，我们意识到增长其实是改变的动力，也是环境的朋友。”一九九二年大选来临之际，布什嘲笑副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的环保理念，并且把戈尔戏称为“臭氧人”。布什宣称，戈尔是“脱离实际的极端环保主义者，会让所有美国人丢掉工作。他的观点太极端，太不切实际”。

一九九二年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国会的共和党便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环境政策。一九九三年，国会的民主党提请征收能源税，以平衡预算并应对气候变化，共和党却加以阻挠。随后，在一九九四年中期选举时，共和党成功利用能源问题投票来分化政治对手，掌握了参众两院。汤姆·迪莱为共和党接管众议院出谋划策，也因此成了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此后，迪莱和其他共和党领袖紧密合作，削弱联邦环境法，导致环境法倒退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环境问题成了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与民主党比尔·克林顿领导的白宫交锋的重要阵线。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迪莱及其同僚在预算拨款法案中附加了环境条款，试图迫使克林顿政府改变长久以来的环境政策。例如，通过一九九五年的木材抢救附加条款，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推迟了《濒危物种法案》和《国家森林管理法》的通过，并要求联邦政府从公共土地上砍伐木材。这项木材条款附加在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的相关经费法案中，因此从政治角度出发，克林顿总统很难否决。但克林顿政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次成功击退过此类企图，甚至在将共和党描绘为极端主义者后看似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声望。有关拨款法案附加条款的斗争，显示了左右两派在环境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共和党宣称，民主党比起就业和经济增长更重视环保，民主党则痛斥共和党不惜以公众健康和环境为代价来服务企业的利益。一九九六年，自由派漫画家加里·特鲁多在《杜恩斯伯里》连环漫画中，将纽特·金里奇画成了一颗已被点燃导火线的炸弹，迫不及待地想拍卖对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美国西部的公共土地“进行掠夺的权力”。

随着总统否决议案和政府停工，国会内部的分歧越发尖锐，正如华盛顿以外也一直存在言辞尖锐的争论。经济学家、系统分析师和生态学家不断争论资源稀缺、人口增长和人类在地球上的地位等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七十年代颇有代表性的那批作家更新了早期发表的报告，明确肯定了他们之前的预言。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在《人口爆炸》一书中回顾了《人口炸弹》中的结论，并表示过去的二十年已经证明他们预言是正确的。他们哀伤地问道：“当时导火线就已经点燃，现在人口炸弹已被引爆。为什么大家不像我们一样害怕？”人类正在“把自己逼入死角”，人们要么面对突然爆发的剧烈核毁灭，要么面对旷日持久的环境崩坏和社会崩塌，这种情况下，“饥饿和流行病”会增加全球的死亡率。埃利希夫妇再次谴责美国的“超级消费者”，认为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更温柔地对待地球”。埃利希在一九九四年的文章中写道：“为了保护美国人和全世界避免受因人口过多而产生或加剧的问题困扰，阻止美国人口增长至关重要。”埃利希呼吁限制移民进入美国，并且应该将美国的家庭规模降低至每户一点三个孩子，减少消费，改善贫困国家的生活条件。

对于埃利希以及许多和他一样立场坚定的人而言，如今他们的阐述更加明晰。在《超越极限》（一九九二年版）一书中，丹尼斯·梅多斯和《增长的极限》一书的合著者肯定了前作的论点，宣称“如果材料和能源流没有显著减少，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均粮食产量、能源使用和工业产量都将无法控制地下降”。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回顾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杰拉尔德·巴尼回顾了《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的预言，并且重申了对未来的预测：“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信念和政策，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更加拥挤，污染更严重，经济和生态环境也会更加不稳定，比起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彼时的地球将更禁不起暴力破坏。未来，人们将在宗教间关系、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和安全等领域面临重大的压力。总体来说，全球人民在很多方面将会比现在更贫穷。”巴尼呼吁由传统信仰来引领人们改变观念和行为。

批评家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抨击。一方面，因服务于美国移民改革联盟、加州人支持人口稳定组织、“承载力网络”组织以及其他主张限制移民的组织的顾问委员会，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受到了左翼人士的质疑。另一方面，在加州以及整个美国反移民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埃利希夫妇努力跨越越来越难弥合的政治分歧，在提倡减少移民的同时，又表现出支持移民的态度。一九九三年，保罗·埃利希与一篇宣称“移民是社会的经济负担”的报告公开划清了界限。但承载力网络作为推动该项研究的组织，于同年与其他反移民团体联手，共同拥护通过第一百八十七号提案。这是一九九四年出台的一项具有争议的投票修正案，规定非法移民不能享受一系列公共服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限制移民问题上的纷争扰乱了环保阵营。作为塞拉俱乐部委员会成员的安妮·埃利希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塞拉俱乐部究竟是否应该在移民和美国人口稳定的问题上表明立场？尽管呼吁出台理性的非歧视性政策，或者让俱乐部远离极具争议的问题，但是安妮后来回忆道：“移民的支持者却认为我是种族主义者。”经过一次竞争激烈的投票后，塞拉俱乐部成员决定抵制一项不就移民问题进行明确的表态。保罗·埃利希不断收到公众的抗议，抨击他“为反对移民的环境意识形态提高了公信力”。最终，埃利希夫妇不再担任承载力网络和美国移民改革联盟的顾问，这些组织特别针对西班牙裔移民，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种族主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主流经济学家在批评新一轮的环境预言时也是老调重弹。就职于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指出，《超越极限》只不过是“致命模型二号”，是一九七二年《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翻版。新报告奉上的是“相同的角色、情节、台词和电脑制作的场景”。诺德豪斯警告人们，这本书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要“牺牲居住者以拯救地球”。本书中谈及的任何一种“致命条件”都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但是，诺德豪斯在这些悲观景象中也看见了许多解决办法。他指出，两个世纪以来，“在与自然资源耗尽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赛跑中，科技明显获得了胜利”。展望未来，诺德豪斯预测资源上的限制将导致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约三分之一个百分点，这些限制主要体现在能源、矿产、土地稀缺以及全球变暖等方面。因此，资源上的限制便成了“微小却值得注意的障碍”，不过科技创新可以轻易克服这个问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也支持诺德豪斯对于《超越极限》的抨击。他表示，电脑模型不仅“没有可信度”，而且只能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萨默斯认为：“我们与一九三〇年之间的距离和与二〇五〇年的距离是一样的。”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一九三〇年的人们能想象使用计算机或者抗生素吗？”萨默斯将经济增长视为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道德律令。

一九九五年五月，朱利安·西蒙对埃利希等人的批判上升到了挑衅的新高度。“地球日”二十五周年庆典之后不久，西蒙“入侵”埃利希的专业领域，给《旧金山纪事报》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地球日”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持末日预言论的环保主义者”—这里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了保罗·埃利希—对饥荒、正在干涸的海洋湖泊，以及即将发生的能源短缺提出了警告。西蒙回忆起了一九七〇年“地球日”时那场令他招致攻击论战的演讲，并将那段经历粉饰成和同行教授“发生了肢体冲突”。西蒙宣称，之后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事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平均看来，全世界的人们比以前活得更久、吃得更好。相较于前几个世纪，死于饥饿的人越来越少，食物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也下降了……发达国家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也减轻了。”西蒙宣称，“美国乃至全球人民在物质和环境方面的福祉都在改善，而非恶化。所有的长期趋势都和末日预言者的推测截然相反。”

之后，西蒙讲到了他和埃利希的赌局，并承认“单单一次打赌，并不能证明什么”。因此他主动提出重新打个赌：“所有与人类物质福祉相关事物的趋势，走向都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西蒙声称，没有“著名的末日预言者”愿意和他打赌。于是他向“首席‘官方’末日预言者”副总统阿尔·戈尔公开喊话。他认为戈尔关于环境问题的著作《濒危的地球》“与出版过的同主题书籍一样，通篇充满了愚昧无知又执迷不悟的陈词滥调”。西蒙也承认，自己口出狂言地发起挑战肯定会招致“不愉快且粗鲁的对话”。“但是提出打赌是‘失意者最后的避难所’。”他抱怨道，“尽管二十五年来末日预言家们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们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却越来越大。”

保罗·埃利希并未因之前赌局的失败而灰心，他欣然接受了西蒙的提议，决定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观点。埃利希和同事—斯坦福大学的气候学家史蒂芬·施耐德一周后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做出了回应。他们谴责朱利安·西蒙是骗子团伙的首领，无视普遍的科学共识，包括一份由一千七百名科学家签署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书”。埃利希承认自己当初“犯了错误，受到刺激同意和西蒙打赌，赌的问题跟环保关系不大”。尽管一九八〇年，他曾热切表达打赌的意愿，现在却称自己“上当受骗了”，金属价格并不能反映环境质量。“这一次，我们要逼他认输。”埃利希说自己决心证明西蒙是错误的，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公开羞辱西蒙。埃利希和施耐德向西蒙挑战，要就几项不同的指标打一个新赌。他们提出了十五个指标，赌注为每个指标一千美元，期限为十年。这些指标包括物质的变化量，如大气中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和臭氧的浓度，全球温度，热带森林面积，以及人均占有的鱼类、水稻和小麦产量。

西蒙否决了埃利希和施耐德提出的指标。他认为：“他们提出的指标只能间接影响人类福祉。”西蒙建议选择能直接反映人类健康和经济水平的指标，例如人类的平均寿命、休闲时间、购买力及商品价格等。相较于围绕臭氧层这样的物理实体打赌，西蒙建议衡量“皮肤癌死亡的趋势”。他表示，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会因为新科技、适应能力以及市场的支持而持续下去。

埃利希称西蒙“毫无头绪”。埃利希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西蒙并不理解可能影响人类福祉的风险、趋势和其他事物，“我们根本没有兴趣与他辩论”。埃利希和施耐德拒绝了西蒙的提议，即以人类福祉而非环境变化作为衡量标准。人类平均寿命取决于很多因素，并且很可能在下降前经历短暂上涨。“西蒙想就人类做的一切打赌，不管是好是坏，却不关心别的事物。我们刻意关注负面的环境或社会趋势，是因为不管其他正面趋势如何，负面趋势才是人们急需着手处理的。”埃利希声明，如果他指出的负面趋势得到扭转，人类平均寿命就能大幅提高。他之所以参与这场“愚蠢的赌局”，只是想让西蒙收回主张，或者让公众明白西蒙只是在“说大话，提出论断却不能证明”。埃利希认为西蒙和其他乐观主义者有作弊的倾向，他们明显是在为了私利加速资源消耗，“却让其他人和子孙后代承担风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埃利希和西蒙没有为促成第二次赌局寻求共识，反而是在用越来越具有人身攻击性质和侮辱性的字眼互相谴责。埃利希曾于一九九五年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如果西蒙从地球上消失，对人类将大有益处。”西蒙对此反驳道：“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个混蛋了，但是我每次都是正确的，这次也一样。”西蒙认为，埃利希“不知羞耻、态度傲慢，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两个人还都批评记者和其他公共人物篡改事实，同时忽视自己这一方的逻辑疏漏。这一时期，他们在各自著作—西蒙的《欺骗国家》和埃利希的《科学和理性的背叛》—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和尖酸刻薄的语气。一九九二年，西蒙曾对阿尔·戈尔的《濒危的地球》做出评论，“身陷重围的是真相，而不是我们稳定持久的星球”，戈尔的书充满了“无知言论和陈词滥调”。西蒙认为戈尔的无知是“故意的，而非出于天真”。戈尔故意选择了“忽略科学文献”。西蒙尤其谴责戈尔依然支持埃利希式的环境议程，不顾过去二十年已经证明埃利希是错的。在另一篇文章中，西蒙抱怨道：“我在一九七〇年针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清洁的趋势所说的一切，现在都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国家和国际机构公布的环境议程仍然没有改变。西蒙认为，人们正在经历一场真理之战，以及一场反对经济学的活动。他尤其批评他们“对于人类境况评估得很消极，但事实上一切都会尽如人意”。大多数环保主义者所谓的“浪费”不过是“生活必然的产物”。西蒙公开露面时在秃头上戴了一对红塑料制成的恶魔角，以强调自己被环保主义者诽谤。

保罗·埃利希一直是朱利安·西蒙主要的敌人。西蒙不断抨击埃利希关于人口控制和资源稀缺的观点，常常引用一九六八年版《人口炸弹》中的原文。他拒绝放弃自己“资源本质上无限多”的观点。在一九九七年的文章中，西蒙承认有压力逼迫自己改变立场：“有好心人建议我‘承认’资源是有限的，因为地球的承载力有其上限，认为这样能让我避免‘失去可信度’。”但西蒙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承认自己“一定看上去非常固执”，但依旧不放弃自己的理论观点。

埃利希和同事们指控西蒙等人散播“一连串错误信息”。埃利希称之为“反绿”，意思是“通过错用或错误报道科学，蓄意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最小化”。埃利希表示，“反绿者”一直想“摆脱自然法则的约束”。他们并不理解熵和节约能源等热力学的基本法则，也不懂指数增长的简单数学原则。西蒙曾经写下一段略微夸张的话：“现在的我们已经拥有—就在图书馆里，真的—能为未来七十亿年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衣食和能源的技术。”这段话明显很荒谬，至少可以说很难被证实。埃利希愤怒地写到，人口只要按照现在百万分之一的速度增长，七十亿年后，就会产生“比宇宙基本粒子数量还要多的人”！埃利希夫妇的生物学家盟友诺曼·迈尔斯提出质疑，“恐怕连大一学生都不会接受西蒙的算法吧？”迈尔斯从更广大的层面为埃利希辩护，反击批判者，比如西蒙对于大面积饥荒预测的质疑。“（埃利希的）批评者竟然质问饥荒灾难发生在哪里？埃利希提出警告的这些年，至少已有两亿五千万，甚至可能有五亿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发的疾病……他们在认可埃利希的观点之前，还需要看到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因为饥荒数据的不确定性，现在还无法验证迈尔斯提出的“由饥饿导致的疾病和死亡”。尽管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起，已有几百万人死于由饥饿引发的疾病，但饥荒和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缺乏充分的证据。研究饥荒的历史学家强调失灵的市场、高压的国家政策以及战争，才是造成饥荒及相关死亡的根本原因。

朱利安·西蒙和其他保守派批评家的抨击并没有削弱保罗·埃利希在专业领域的地位，尤其在科学家和自由派慈善家中间。相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提供了很多机会，来赞颂埃利希做出的贡献。从八十年代开始，保罗·埃利希陆续获得了由塞拉俱乐部、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和服务奖。九十年代，保罗和安妮步入花甲之年，有时是保罗个人、有时则是夫妇二人共同获得了许多最高奖项，包括一九九〇年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福德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一九九三年荣获沃尔沃环境奖，一九九四年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笹川环境奖，一九九五年的亨氏环境奖，一九九八年的海尼根和泰勒奖，以及一九九九年的蓝色星球奖。九十年代期间，埃利希夫妇总计获得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奖金，他们将大部分奖金捐给了人口生物学捐赠基金会，用来支持他们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些奖项，如克拉福德奖，强调了保罗·埃利希在保护生物学、动物种群生态学和遗传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如果保罗·埃利希都无法称得上‘杰出’，我们当中又有谁能呢？”美国生态学会宣称，埃利希“彻底改变了我们思考人口生物学、密度制约以及共同进化的方式”。其他奖项，以亨氏环境奖为例，关注的是埃利希夫妇环保主义领袖的身份，以及他们为警告人类“忽视和傲慢对待生态环境将带来危险”所做的努力。亨氏环境奖获奖词中写到，埃利希夫妇也曾遭遇“严厉批评”，但是他们“以优雅的姿态”接受了这些批评，“将批评视为他们直言不讳的代价”。因此，对埃利希夫妇的抨击反而彰显了夫妇二人的纯粹与坚韧。对于保罗·埃利希而言，外界的认可意味着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认可增强了他的信心，甚至是傲慢，让他可以用“傻瓜”或“愚蠢”等字眼反击自己的批评者。既然科学界的精英们和他站在同一战线，埃利希也不必再浪费时间和朱利安·西蒙等人周旋了。

相比之下，对于埃利希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一事，一九九七年朱利安·西蒙和《连线》杂志的记者开玩笑道：“我甚至连一顿麦当劳的奖励都没得过！”西蒙很享受自己的新名声，以及自己观点日益广泛的影响力。但他也抱怨，他的对手埃利希手握权力，经济学界却没有好好对待他。在一九八八年的个人笔记中，西蒙表示，他一九八一年“自以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却没那么简单。他的专业工作“改变了学术研究人员和普通大众的思维，造成了重大影响”。然而，经济学界并没有因此重视西蒙，甚至没有鼓励他继续相关的专业工作。西蒙并未受邀加入任何学术期刊委员会，也没有组织邀请他在重要的经济会议上发言。他抱怨自己在统计学的重采样方法以及在“引导经济”技术方面的创新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认可。西蒙在马里兰大学同样感到未受重视，他认为自己在过去十年里的工资水平之所以没有提升，是因为人们不认同他关于人口和移民的极具争议的观点。尽管他的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他的工资从一九八八年的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三美元增长到一九九七年的九万三千四百二十八美元。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他的工资在价值上确实缩水了，涨幅略微低于同时期同级别教员的平均水平。重点是西蒙认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考虑到他的公共形象和发表的多篇出版物，显然他的价值被低估了。西蒙一直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公开活动争取基础待遇，包括大学秘书和行政支持。在他和传统基金会分道扬镳之后，这样的支持变得更加重要。

在公共领域，西蒙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削弱了反对他的人口观点的个人及组织所持的科学依据。然而，他的对手仍然主导着大众的思想。他略带失望地回忆：“虽然在和相悖观点的较量中，我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相悖观点仍在势不可挡地继续前行，尽管不再像从前那样生气勃勃、肆无忌惮。”在写给芝加哥大学一名导师的信中，西蒙抱怨“如今专业期刊更加频繁和明确地拒绝我的投稿，虽然是意料之中，但也让我备感痛苦”。他努力去理解对他的工作持冷淡或否定态度之人的想法，并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会得到这样的回应？我是否有资格期待不一样的回应？”西蒙在专业领域受到孤立，又认为自己未能改变人口议题争论的走向，因此陷入新一轮的“痛苦和失望”，“数次重回抑郁症的边缘”。不过尽管困难重重，西蒙每次都成功避免跌入黑暗。从这一点来看，西蒙当众戴上魔鬼角，似乎是以一种自信而挑衅的姿态应对批评者的方法。

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西蒙都出现了身体不适，不是轻度中风，就是严重的食物过敏导致左半身失去知觉。这些意外以及几位好朋友的相继离世，让他开始思考死亡以及自己一生的成就。死亡的前景似乎让他质疑起了“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用”。一种新的紧迫感驱使他尝试完成未完成的计划。他想通过贡献获得信任，于是为此努力，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了一份书稿，但最终未能出版。这本书是有关超售机票拍卖的。此外，他试图修正重采样方法的记录。一九九四年，他这样形容为了让很多未完成的书稿顺利出版付出的努力：“我就像是一个想要用鼻子把八粒花生推上山的人。”与此同时，西蒙开始写自传。

尽管包括自传在内的这些手稿都有了实质性进展，西蒙却未能活到它们完成的那一天。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星期五，朱利安·西蒙从西班牙纳瓦拉大学获得荣誉学位后回到美国。丽塔和朱利安决定星期五晚上不在家吃晚饭，而是去外面聊聊天。之后的星期六，他们在家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安息日。星期日早晨，西蒙到家门口的露天平台上跳绳，不久便开始感觉呼吸困难。丽塔让他停下来，放松一下，到屋里看电视。不一会儿，他们的女儿朱迪斯打电话来报喜，说自己怀孕了。这是丽塔和西蒙的第一个外孙。听到这个喜讯，丽塔赶紧下楼准备告诉西蒙，却发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客厅电视机前的地板上。在六十六岁生日的前几天，西蒙死于突发心脏病。

在全国报纸刊登的讣告中，朱利安·西蒙被称为“末日杀手”，“胆小鬼的敌人”，“富饶的先知”以及对抗马尔萨斯“两百年一遇的勇士”。增长俱乐部的创始人史蒂芬·莫尔是西蒙生前的学生和助手，他表示西蒙“击败了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每一位在环境问题上危言耸听的名人，从罗马俱乐部，到保罗·埃利希，再到莱斯特·布朗，以及阿尔·戈尔”。《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蒂尔尼是西蒙的朋友，他缅怀西蒙的离世，并嘲讽麦克阿瑟基金会将“天才奖”颁发给了赌局的输家埃利希和约翰·霍尔德伦，却忽略了西蒙。

去世后，西蒙成了保守派运动中自由市场一派的象征。竞争企业协会主席弗雷德·L·史密斯在机构出版物上发表了《二〇〇〇年地球报告：重探地球的真实状况》，以大篇幅向西蒙致谢。史密斯将西蒙视为为对抗自由派而奋战的英勇斗士，他认为西蒙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让人们不得不倾听”。史密斯总结，朱利安·西蒙从一开始便支持“将人类从马尔萨斯的阴影中解放出来”。竞争企业协会以西蒙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一年一评的奖项。增长俱乐部的创始人史蒂芬·莫尔获得了首届“朱利安·西蒙纪念奖”。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奖项被颁发给了自由市场能源学者罗伯特·L·布拉德利、丹麦的反环保主义者比约恩·隆伯格。二〇〇五年，该奖项成立的第四年，它被颁给了自由协会会长、新德里新成立的朱利安·西蒙中心的主席巴润·米特拉，他推动了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呼吁通过私人保护来拯救老虎，因为通过商业贩卖能赋予老虎价值，进而挽救它们的生命。米特拉认为“老虎繁殖机构能保证以买家可承受的价格供应野生动物，这样偷猎者就失去动机，继而使野生虎免于被捕的危险”。朱利安·西蒙曾经是质疑主流环保理论的先锋，如今其他人继承了他的遗志。保守派评论家本·瓦顿伯格在一篇缅怀西蒙的讣告中写道：“下一步，将全球变暖主义者‘西蒙化’。”

二〇〇一年，比约恩·隆伯格用英文出版了颇具争议的书《多疑的环保主义者》，书中就西蒙对人类福祉将持续改善的预测进行了详细补充。一九九七年，隆伯格表示他曾在《连线》杂志上读过介绍西蒙的文章。西蒙对环境末日论的尖锐批评引起了隆伯格的注意。当时隆伯格是丹麦的一名统计学教授，他一直关注环境问题。根据隆伯格的自述，他曾召集学生一起证明朱利安·西蒙只是美国右翼的宣传者。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西蒙的观点中发现了优点。隆伯格在《多疑的环保主义论者》中总结：“世界并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几乎所有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隆伯格抨击了包括阿尔·戈尔在内的美国环保主义领导者，指出他们不应该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失灵”，并且“和地球的生态系统有激烈冲突”。隆伯格反驳：“我们已拥有更多的休闲时光、更好的安全保障，事故则减少了，我们能接受更多的教育，福利更好、工资更高，饥荒减少，食物增多，我们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这是属于人类的美好故事。把这样的文明视作‘失灵’简直是不道德的。”隆伯格回应了朱利安·西蒙于一九八〇年发表的突破性文章《泛滥的虚假新闻》，他批评人们夸大环境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不断报道日益恶化的问题，以及公众对于危险的困惑。他倒不是认为全社会不应该为了现状沾沾自喜。与朱利安·西蒙不同的是，隆伯格呼吁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而发达国家应该更加注重提高健康水平。此外，他强调改善日常生活的优先顺序应因国家而异：发展中国家应该关注清洁水资源和抗击疟疾的活动，而发达国家“需要戒烟、避免油腻的食物、加强运动。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应该完成一系列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改善”。

隆伯格承认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威胁，并将气候变化归因于人类活动，比如燃烧化石燃料。但是他认为人类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并没有什么即将发生的生态灾难要惩罚我们”。隆伯格质疑以严厉手段治理气候变化的成本。他警告，激进而迅速地控制排放会增加全球经济受损的风险，由此带来的损失几乎可以和全球变暖本身造成的经济威胁相提并论。隆伯格认为，全球变暖带来的真正“灾难”在于“用过高的成本，不理智地将资源用于抑制现今的碳排放”。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环保主义者是错误的》的文章中，隆伯格指出，为了快速减少碳排放而付出的成本“足以为全世界的每个人提供干净的水源”，这样每年能够拯救两百万人的生命，并且阻止五亿起严重疾病的发生。他敦促要在新型低碳能源技术方面持续投资，而不只是强制减少碳排放。

隆伯格之所以能够成功引起大众关注，多少与他两面讨好的政治立场有关—他左右逢源，在要求更多地协助国际社会发展的同时，又不赞成控制排放和环境监管。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隆伯格针对有关环境灾难的“陈词滥调”做出了西蒙式的反击，令他受到了《经济学人》及其他主流出版物的大力赞扬。然而，媒体的热情支持却激起了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顶尖科学家谴责隆伯格有选择性地使用数据，并误读了科学证据。爱德华·O·威尔逊将《多疑的环保主义者》称作“骗局”，因为本书“固执无知，有选择性地引用，忽视了杰出的专家和破坏性的宣传活动”。威尔逊表示，隆伯格对灭绝率的估测远比该领域最保守的权威估测小了一个数量级。在《自然》杂志的一篇评论中，生物学家斯图尔特·皮姆和杰夫·哈维批评隆伯格就是另一个朱利安·西蒙。他们将隆伯格的书比作“一篇糟糕的论文”，并且把隆伯格的好辩风格与大屠杀否认者相提并论。包括保罗·埃利希在内的对隆伯格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要求剑桥大学出版社召集学术小组，指出书中的科学性错误，并且停止出版此书。丹麦的某委员会认为隆伯格的这本书“在科学方面并不诚实”（尽管六个月后，该委员会的管理方式受到了另一政府部门的谴责）。在英国牛津的一家书店里，一名认为国际环境政策在两极分化的气候积极分子朝隆伯格的脸上扔了一块奶油派，指责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撒谎”。

一些学术评论者指出，隆伯格及其批评者的思想源自不同的价值观，而单单只凭科学数据并不能对非科学性的政策问题做出解答。在《环境科学与政策》期刊中，几名学者表示，《多疑的环保主义者》中的争议显示了科学是如何逐渐在“价值观争论”中被用作“法宝”的。科学史学者内奥米·奥利斯克斯观察后指出，隆伯格及其批评者都诉诸难以获得的典范级的科学证据，将科学共识的发展曲解为一种社会进程，而非纯粹理性的产物。奥利斯克斯还指出，隆伯格和他的对手在衡量世界的状态时采用了大不相同的标准：隆伯格与之前的朱利安·西蒙很大程度上围绕人类的繁荣和苦难来衡量成败；而隆伯格的批评者，包括奥利斯克斯在内，却明确拒绝用人类的生活作为“万物的衡量标准”。奥利斯克斯表示，隆伯格很多关于人类寿命和福祉的主张“完全正确”，但是她反对隆伯格定量分析人类生活的做法。她指出，包括“道德、美学、哲学和情感”在内的环境保护中的非经济因素，又该如何解释？奥利斯克斯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无权消灭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也无权破坏可能对未来人类的生活有价值的资源。”奥利斯克斯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被湮没的重要观点推出了水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个观点常常湮没在环境议题的争论中。“很多环保主义者的主张都与人类生命的质量相关，而非数量。它们关乎美学和道德选择，也关乎平等和伦理。”或许人类能够通过掠夺地球来改善物质生活，但这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这样做吗？

朱利安·西蒙去世后的几年，在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分歧不断扩大。在竞争激烈的二〇〇〇年总统大选中，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副总统阿尔·戈尔与得克萨斯石油商人乔治·W·布什展开对决。激烈角逐后，布什当选总统。在新一届政府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布什政府就与克林顿政府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总统布什和副总统理查德·切尼支持泛共和党立场，抨击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布什政府与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党“党鞭”、“害虫根除者”汤姆·迪莱合作，试图彻底修改美国的环境法规，继承罗纳德·里根未竟的事业。布什政府的一些国内政策顾问认为，他们在努力让环境法规的成本和收益达到更好的平衡。与此同时，副总统切尼开始主持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工作，建议扩大石油勘探、减少公共监督、增加核能使用。尽管能源特别工作组也认同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但切尼仍然对节约能源不屑一顾，认为节能只关乎“个人品德”，不能构成“可靠而全面的能源政策的基础”。从朱利安·西蒙的角度出发，切尼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能源稀缺并没有引发真正的问题，为什么还要迫切地要求节约能源呢？同时，败北的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名游历全球以反抗气候变化的斗士。二〇〇六年发行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讲述了戈尔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做出的努力，该片荣获了奥斯卡金像奖。而戈尔本人也于二〇〇七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尽管戈尔呼吁采取全球性措施以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布什和切尼却质疑人类是否真的改变了气候，以及气候的变化是否重要。两种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之间的分歧从未如此巨大。｛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527｝

[1]世界气象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联合建立的政府间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