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四章 乐观主义的胜利
朱利安·西蒙和保罗·埃利希之间的赌注引发了诸多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常常见诸学术期刊和报纸社论。一九八〇年夏天，西蒙和埃利希第一次产生了正面的文字冲突。在六月份的《科学》期刊中，西蒙痛斥了有关环境灾难的末日预言。他在文章开头便驳斥了《新闻周刊》和联合国的一则报道，该报道声称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西非有十多万人死于干旱造成的饥荒。事实上，只有少数人真正死于饥荒。西蒙认为，夸张的统计数字只是再常见不过的操纵伎俩，“尽管现实的证据正好相反”，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方面的负面新闻却“处处可见”。西蒙还质疑可耕地不断消失的预测。预测称，当前农业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数量却在持续下降，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但西蒙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农业人口正在减少，生产力却在不断提高，养活的人口数量之多也达到史上最高，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
西蒙主要驳斥了埃利希的《人口炸弹》以及其他人口增长将导致饥荒的言论。埃希利在《人口炸弹》中指出，有限的粮食供给会导致政府实施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也会加深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切断极度贫穷国家的粮食援助。然而，西蒙指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全球粮食供给总量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八〇年，美国的农民已经开始担忧“粮食过多导致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死于饥荒的人口已逐渐减少。
西蒙还驳斥了《增长的极限》中自然资源有限、人类已经接近生态极限的观点。他表示，这种“明显未经论证的观点”完全是“误导性言论”，能源“会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稀缺。西蒙以铜为例，指出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他反驳了铜矿资源将会枯竭的观点，认为人类可以从其他金属中提取更多的铜。“后人拥有的铜矿总量并不受地球铜矿总量的限制，能够决定铜矿总量的只有宇宙里的铜矿总量。”西蒙关于铜矿资源无穷无尽的说法听起来近乎炼金术，也受到了诸多挑战。但他的主要观点反映了技术进步和物质之间可替代性的基本经济思想。西蒙认为“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矿脉，因而发明更好的生产方法，也能发现新的替代品”，只有人类的知识会限制“我们享受无限的平价原材料”。
作为结语，西蒙质问了为什么“关于坏消息的虚假言论”能够主导舆论。他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因为研究人员想要获得项目资金支持，二是因为“坏消息能够让图书、报纸和杂志更畅销”。西蒙还提到了心理因素，即人们总喜欢拿当下与未来的“理想状态”对比，却很少与过去作比较。其实，仔细比较过去的趋势就能发现，人类的福祉一直都在改善。《增长的极限》中使用的新型指数增长模型往往会“误导和迷惑”它们的使用者，从而产生广泛的“狼来了”效应。西蒙认为，埃利希和其他环境学家的末日预言并非只是单纯的“毫无恶意的夸张”，他们的言论会让“真正的威胁缺乏可信度”，导致“公众信任的缺失”。
西蒙在《科学》期刊上的文章（部分文章内容还被西蒙节选发表在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板块）激怒了埃利希阵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埃利希阵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连串尖刻的反驳文章，颇有疾风骤雨之势。保罗和安妮·埃利希以及与他们关系亲密的同事约翰·霍尔德伦和约翰·哈特共同发文谴责西蒙，称其文章中尽是“骇人听闻的谬论”。他们坚持认为，能源和矿产的稀缺是当前切实存在的威胁。几人还表示，西蒙所谓从其他金属中提取铜的说法简直“可笑”。他们还攻击了西蒙认为人类理应“使用地球上的所有资源”来维生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能取代生态系统本身的功能，例如调节气候、水循环以及太阳辐射等。这些科学家嘲笑西蒙那套“陈旧的说辞”是典型的“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经济学家思维。韦恩·戴维斯是肯塔基大学研究蝙蝠迁徙和生物学的专家。虽然不是地理学家，但他也坚持认为矿物质和化石燃料具有稀缺性，并且嘲笑西蒙关于石油价格将持续走低的预测“并不符合逻辑”。
西蒙回应了这些反驳，否定了关于资源稀缺的新时代（即资源难以维系将成为长期趋势）已经开启的言论。他认为，过去，经济力量带来了进步，以后它也会继续推动创新和市场解决方案的出现。西蒙还强调，他并不是说“全球各地一片祥和”。未来并非只有“美好”，“孩子们依然会面临饥饿和病痛，人们依然会因生理或智力上的缺陷失去机会，战争或一些新的污染问题依然会威胁着人类生存。”但是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而忽略经济的整体进步，丝毫无助于改善世界贫困人口的现状。西蒙也承认，自己只是在“非人类物种的生存权”这个基本问题上与科学家观点相左。他表示：“将人类和大自然中其他物种相比时，我更同情人类。”
一九八一年春天，埃利希和西蒙的争论依然在继续，二人针锋相对的观点见诸《社会科学季刊》。“先知要犯多少次错误，我们才不再将其奉为先知？”西蒙写道。他指出，埃利希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口统计数据的解读并不正确，自己的预测才是正确的。例如，埃利希曾在一九六九年称：“如果我是个赌徒，一定会压同额赌注，赌二〇〇〇年英国不复存在。”埃利希认为，如果不控制世界人口，人口过剩将导致核战争、瘟疫、生态灾难或灾难性的资源匮乏。西蒙表示，埃利希在发表这类不负责任的言论时从未考虑过“错误的言论将带来的后果”。他说，“我愿意付诸行动，而不是随便说说”，并建议埃利希也这么做。不过西蒙没有赌未来英国会不会存在，而是和埃利希赌原材料价格，以此检验二人关于未来资源的观点孰对孰错。埃利希警告人们留意经济增长极限、饥荒和粮食产量减少等，认为资源价格会上涨，而这反映了人口增长导致的资源稀缺。而西蒙则持相反观点，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智慧的进步，自然资源的稀缺会得到改善，价格也会随之降低。
埃利希接受了挑战，“在其他贪婪者接招之前”接受了西蒙的“邀约”。埃利希咨询了朋友约翰·霍尔德伦和约翰·哈特，选择了五种他们认为最为稀缺的原材料。他们选的五种重要金属，每一种在当今经济中都不可或缺：铬是不锈钢中的关键元素，可用于防腐蚀涂装；铜先是因韧性出色，数千年来被广泛使用，后又因良好的导热导电性能备受青睐；镍可用于制造不锈钢、电池和磁铁；锡可用于制造防腐蚀合金；钨耐热性好，多用于制造灯泡、阴极射线管、加热元件和合金。在二十世纪，上述金属的产量均大幅增加，二十世纪的铜产量占有史以来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述五种金属的市场价格少则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铜），多则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五十七（铬），这让埃利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但当时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平均高达百分之七以上，这让很多人产生了价格增长迅速的错觉。排除通货膨胀影响，铜的价格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九年间实际下跌了百分之十五。铬的价格扣除物价因素依然翻了一番之多，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三，但实际增幅远远小于表面数据。而排除通货膨胀影响，镍、钨和锡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百分之七十六以及百分之一百二十六。与此同时，美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贬值了，导致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提高。
埃利希、霍尔德伦和哈特都了解通货膨胀和汇率，但表面上的价格飙升仍然让他们坚信资源愈加稀缺。很多人也认同这种看法。得克萨斯州石油家族的后代邦克·亨特和赫伯特·亨特操纵白银期货的案例，本来也许可以让这些科学家有所警醒的。亨特兄弟把数十亿美元压在了白银上，预测银价会上升。他们和合作伙伴一度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七的私有白银。然而，在一九八〇年三月，因政府收紧信贷，限制白银交易，亨特兄弟的操纵瞬间崩盘。由于银价猛跌，亨特兄弟绝望之际被迫借了十多亿美元，才得以从这场白银闹剧中脱身。然而商界案例并没有让埃利希和同事警醒，相反，他们依然坚信价格趋势与自己预测的一致。他们自信会在这场博弈中大获全胜。
埃利希与西蒙之间的赌局（霍尔德伦和哈特也参与其中）持续了十年之久，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涉及五种矿物质，赌资为一千美元（每种矿物质的赌资为两百美元）。如果排除通货膨胀影响，矿物质价格上涨，西蒙需向埃利希支付差价；反之，则由埃利希和同事向西蒙支付差价。埃利希、哈特和霍尔德伦对这种对赌机制尤为满意，因为一千美元的矿物质价值的提升没有上限，而就算他们输了，最多也不过输掉一千美元。在他们看来，作为让朱利安·西蒙闭口十年的代价，这实在不算多。对于双方而言，这场博弈最大的意义在于胜者为王，证明自己对未来历史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正如《高等教育纪事报》所言，这是一场“十年学术之争”。
一九八〇年，在埃利希和西蒙就资源价格和人口增长的影响打赌之际，美国人也面临着自己对未来的赌局。显然，还有更多事情利益攸关：吉米·卡特还是罗纳德·里根？政府管控还是自由市场？悲观还是乐观？冷屋寒衣还是用核能与石油供暖的温暖之家？当然，作为复杂的政治家，无论卡特还是里根都不能与这些标签精确地匹配。例如，卡特曾敦促美国政府放松对航空旅行和能源等经济领域的管控。而埃利希与西蒙关于矿物资源价格的赌注恰恰反映了卡特与里根之争中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埃利希和其他环保领袖共同发起了一场影响力颇深的运动。但这场运动也引发了人们对自由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抵制，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在总统竞选中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回顾当时，在八十年代初期，里根与共和党反对环保主义的极端言辞，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卡特和环保主义者（如埃利希）同样极端的末日言论的回击。
一九七九年，里根在纽约市宣布竞选总统，向美国人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承诺美国经济将持续繁荣。他表示，美国人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他知道未来必将美好”。跟朱利安·西蒙一样，里根对人类的智慧充满信心。“一切皆有可能，”里根说，“人类改变自身境遇的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他讥讽卡特对美国未来的悲观态度。“他们告诉我们必须学会节俭，教育我们的孩子未来的生活不如现在繁荣富足……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大家也不会相信。这也正是我参加竞选的原因。我不能坐视不管，看着这个国家自行堕落。”里根嘲笑卡特管理自然资源的方式“彻底失败”。他认为，美国政府在各个领域均“开支过度，预期过高，监管过严”，包括卡特的能源政策。在里根看来，“解决能源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减少消耗’。‘节约能源’充其量只能减缓能源消耗速度”。要想满足国家的能源需求，美国只需要“提高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里根对美国富饶与繁荣持乐观态度，反映了他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在环保领域好坏参半的记录。与尼克松总统一样，当时里根回应了加强环境保护的呼声，称污染问题“有辱国家颜面”，威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他支持成立国家环保部，并签署了防治空气和水污染的法案；他还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建立红木国家公园，反对在费瑟河和鳗鱼河上修建大坝。为管理塔霍湖的开发，里根组建了州际区域管理机构。他高调地带领队伍在塞拉山脉东部的拜塔荒原上骑马旅行，并在那里宣布反对修建横跨塞拉山脉的高速公路的提议，因为高速公路会破坏连片的受保护土地。众所周知，里根非常喜欢西部景观，保护土地的举措恰好与这一点契合。里根对美国西部和常在野外活动的人很有感情，他本人刻画的政治形象便是西部牛仔。他酷爱骑马，拥有很多大牧场，其中一处地产位于加利福尼亚圣塔巴巴拉西北部圣伊内斯山脉，面积为六百六十八英亩，这里也是他任职总统时在西部地区的度假地。他非常享受“有马有书的夜晚”。
虽然签署了部分环保提案，但里根认为其他提案超出了州政府的管辖权，会限制经济发展，不利于地方治理。他表示，环境保护不应该“过多地阻碍经济发展”。他反对立法机关成立州海岸能源委员会，拒绝为海岸保护项目提供资金。里根批评了“对于加州过度建设的担忧”，斥责环境学家的“末日”预言。他尤其不认同关于危机、人口过剩和饥荒的新预警，认为这些“不过是夸大其词”。一九七一年，在美国石油研究所的演讲中，里根不屑一顾地表示：“过去我们面临的都是问题，而今我们面临的却都是危机了。”里根认为，像保罗·埃利希这样的人不过是“反对技术和工业化”，而“提出末日预言的人则完全忽略了我们真正取得的进步”。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石油禁运期间，里根表示美国丰富的资源和科技实力可以保证国家能源自给自足。在他看来，市场和技术可以解决人口问题。
里根也不赞同在《增长的极限》和《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模型和专家声明。他指责卡特接受了“精英”社会规划者的意见，同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卡特政府中认同增长的极限的人影响力很大。实际上，他们在对我们说，美国经济这块蛋糕正在缩小，我们所有人都只能接受更少的分成。”里根主张“政府退出市场，让市场把蛋糕做得更大，这样所有人的分成都会增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后，里根抨击了那些“不知名的专家”，比如《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他们用电脑捏造模型，警示我们即将面临资源稀缺的危机”。一九八〇年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之际，卡特政府发布了《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里根反对该报告关于人口过剩和资源稀缺的预警。一九八〇年九月，里根指出：“大家都知道有位名叫马尔萨斯的专家认为粮食将要枯竭，但他没有想到我们还有化肥和农药。”虽然卡特政府视《全球二〇〇〇年报告》“如《独立宣言》一般重要”，但里根却认为这份报告中的消极态度毫无根据，推论也不堪一击。他坚信资源极限并不存在，资源极限也不应该限制美国的未来。
在里根看来，一九八〇年大选中美国民众应基于国家状态和经济增长停滞的现状做出选择。在与吉米·卡特的一次辩论中，里根指出，当投票人涌向投票站时，他们应该问自己：“我现在的处境比四年前有所改善吗？”在里根看来，政府管制和规划让美国连连退步。“这个国家完全不必处于现在这种境地……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他呼吁联邦政府“停止管制”，人们不需要联邦政府来告诉我们“如何生活”。他承诺减少联邦政府管制，赋予各州更多的管辖权。
与此同时，环保主义领袖最初也并不完全支持卡特，因为他们对卡特在任期内的表现非常失望。虽然卡特在环保领域诚意满满，却多次失信于环保主义者。备受争议的田纳西泰利库大坝正是在卡特的支持下得以竣工，他还放宽了关于清洁空气和水源的部分条例。他支持使用合成燃料，而环保学家则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些做法导致部分环保积极分子在民主党党内初选之际，便选择支持马萨诸塞州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其他环境学家，如约翰·哈特，则与独立党派候选人约翰·安德逊眉来眼去。为了补救，卡特的智囊团特地邀请了环保主义者在大选中建言献策。在推荐环保组织负责人时，卡特任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共创人之一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斯为环境质量委员会的主席。一九七九年八月，卡特在给白宫参谋长汉密尔顿·乔丹的指示中潦草地写道：“环保主义者对我而言至关重要。”他要求参谋长提高环境质量委员会的知名度，并让白宫在委员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卡特的国内政策顾问斯图尔特·埃森斯塔特告诉同事：“我们要留住环保主义人士这一投票群体。”
一九八〇年九月，大选在即，二十二位国家级环保组织领头人来到白宫表示愿意支持卡特。这些人成为一九八〇年大选里根卡特之争中的“基本指向标”。在环保选民联盟执行理事马里恩·艾迪看来，里根“无视环境问题”是“非常不理智的”。国家奥杜邦学会主席罗素·彼得森表示：“对于关注后代生存的人来说，选择已经非常明显。”彼得森的支持尤为重要，因为他曾是共和党特拉华州州长，并曾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任期内担任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在彼得森看来，卡特敢于“正视”地球上长期存在的问题，而里根不仅对此“缺乏基本的认识”，还决意“放任工业自由发展，从而大赚一笔”。
里根提议提高能源产量，这反映了两位候选人之间的极大差异。为了减少石油进口，卡特将提高能源效率和生产新能源作为竞选的核心计划。卡特不信任国际石油公司，支持对这些公司征收附加税，以阻止其牟取“暴利”。而里根认为，如果“政府退出市场，让石油公司开采生产我们拥有的石油”，美国的能源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他甚至嘲笑卡特：“他们倡议‘关掉恒温器，少开车或者干脆不开车’。”其实美国只需“放开石油行业”。美国地下和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卡特不鼓励对其进行开发。煤炭和核能也能满足百万家庭的能源需求，却遭到了“蓄意阻挠者”的反对。里根在大选中曾说“我是一位环保主义者”，但他认为美国国家环保局总是“坚持不合理也未经实践检验的标准”。他把环境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称“繁荣的经济也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抱怨，如果让拥护“零增长”的官员在美国国家环保局大行其道，那么“美国民众只能住在兔子洞或鸟窝里了”。让环保主义者和社论作家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谬称一九八〇年五月圣海伦斯火山爆发和树木腐败时释放的污染物远远高于汽车和发电厂产生的污染物。里根认为，一九七〇年以来，美国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很大改善，而迫于监管政策，“很多工厂已经关停，大量工人也随之失业”。他支持内华达州的“山艾反抗运动”。这项运动抵制联邦政府的土地管理，要求联邦政府将土地的管控权转移到各州和私人拥有者手中，进一步提高发展速度。环保领导者达成共识，务必尽快让里根败选。
然而，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里根赢得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民选票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举人团投票；卡特也获得了一些州的支持，但选民选票为百分之四十一；独立党派候选人约翰·安德逊则获得了百分之六点六的选民选票。导致卡特彻底败选的原因很多。当时美国经济依然深陷高通胀、高利率和高失业的泥潭，任何一名在任的总统都很难再次当选。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国际争端升级，这一切都引发了人们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力度和效率的质疑。除此之外，里根获选还因为卡特直言他接受限制经济增长的提议，并对未来表示担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环保人士和卡特积极寻求支持，限制增长，减少消费。但很多美国人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大多数人选择投票支持里根，因为后者相信美国将走向繁荣，并质疑政府的角色。
败选后，卡特仍在继续推行保护环境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一九八一年一月，在告别演讲中，卡特强调《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的主题是他任期内最重要的遗赠。卡特指出，“不可替代的矿产资源迅速枯竭，表层土受到侵蚀，自然之美遭到破坏，污染带来重重困境，数十亿人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易于观察预测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空气、水源和土地面临的“切实且不断恶化的威胁”。据卡特的一位演讲稿撰写人透露，卡特花费了大量时间修改完善告别演讲稿，比他在任期内任何演讲上投入的精力都多。卡特希望保持《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的势头，敦促里根政府解决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那么到二〇〇〇年，这个世界供养生命体的能力将远不如现在。”卡特说道。在随后的评论中，卡特表示《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不是末日预言，如果我们能够留意这些警告，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这份报告带给我们的便是自信与希望”。
然而，里根当选后，《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的各项警告便被弃之不顾。里根刚获胜不久，共和党国会议员大卫·斯托克曼和杰克·肯普便向这位当选总统递交了一份题为《避免共和党的经济退败》的详细经济计划书。斯托克曼三十出头，是一位来自密歇根的保守派人士，非常孩子气，不太靠得住。肯普四十五岁左右，是一位来自纽约西部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涉足政坛前曾是圣地亚哥电光队和布法罗比尔队的全明星四分卫。这份报告阐述了即将上任的里根政府面临的经济挑战，包括经济衰退和短期内石油与粮食价格可能暴涨。斯托克曼和肯普敦促里根解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环境、能源和安全立法浪潮造成的“监管定时炸弹”。在卡特政府时期，“麦戈文支持者零增长活动分子”控制了政府核心岗位，催生了“数量繁多的政策、解读性法规和重大诉讼”，大大加重了监管负担。斯托克曼和肯普呼吁“减轻监管负担”，单方面“延期、修订或撤销”可能会产生上千亿美元执行费用的监管措施。他们特别提及新出台的针对汽车排放、工作场所噪音、石棉接触、电器效率和工业废水的联邦标准会造成的影响。斯托克曼认为环保局的有些规定“一旦生效，美国经济便会彻底崩盘”。
里根非常认可这项反对监管的提议，于是任命大卫·斯托克曼为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负责实施这项计划。《华尔街日报》评论这项任命时，称斯托克曼为“逆众意（资源即将枯竭，政府必须合理分配资源）而行的无情勇士”。在斯托克曼看来，《增长的极限》只是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人提供了依据。上任第一个月，里根便听从斯托克曼的意见，推迟实施数百项监管措施，下令审核可能增加政府负担的联邦条例。他还下令组建一个类似内阁的新部门，由副总统乔治·H.W.布什负责，工作重点是放宽政府监管。里根削减了开发可替代能源的资金，后来甚至大张旗鼓地卸掉了卡特在白宫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并束之高阁。
里根还任命激进的西部人詹姆斯·瓦特负责改变联邦自然资源管理现状。瓦特高高瘦瘦，已经谢顶，是西部保守派人士，曾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任期内担任内政部副助理部长，负责水电工程。瓦特深谙联邦官僚体制，懂得如何推进工作。他性格坚毅，接受成人洗礼并皈依五旬节福音派后，宗教信仰也非常坚定。瓦特的政治立场十分清晰，支持“私营企业开发自然资源”。加盟里根内阁之前，瓦特曾担任山区各州法律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法律中心，由库尔斯酿酒公司总裁老约瑟夫·库尔斯出资支持，旨在强化私人财产权，反对政府监管。库尔斯还成立了保守的传统基金会，为反环保运动提供理论支撑。传统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便敦促支持者“阻挠环保运动”。在传统基金会看来，环保运动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威胁”。瓦特言辞激烈地反对环保运动。一九七八年在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他提醒人们要留意“美国新出现的一股政治力量。这是一小撮极端分子，他们目光狭隘，不关注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个群体便是环保主义者”。那么，这些“极端环保主义者”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在瓦特看来，他们的目的是“阻碍甚至拒绝能源开发”，以及“削弱美国实力”。
作为内政部新任部长，瓦特允许开发联邦土地，并且解雇了内政部负责执行环保标准的检察官。他大刀阔斧地淘汰与他政见相左的资深公务员，聘用支持他的政治理念的人。瓦特坦言，他的使命是“彻底改变政府在过去五十年的不良形象”，即过去联邦政府加强管控公共自然资源的行为。他意在开放公共土地进行能源和矿产开发，为此甚至叫停了购买土地新建国家公园的项目。瓦特要求大面积开放已有的公园，不应该只将其作为供“精英群体”和“年轻的背包客”消遣的荒野保护地。据报道，国家煤炭协会主席卡尔·E·巴格谈到瓦特的任命时，表示“异常开心”。而国会内的环保主义者领袖莫里斯·尤德尔则抱怨里根选择了“最具争议且夸夸其谈的人”。《华盛顿邮报》曾引用了办公室里流传的一则笑话：“阻止一百万个环保主义者需要多少电量？一瓦特就够了。”里根支持瓦特的做法，赞同瓦特的观点，即必须保护美国民众不被极端环保主义渗透。在一九八一年的一则日记里，里根记录了与瓦特的一次会谈，指出：“瓦特遭受了大量来自环保极端分子的侮辱，但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人类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不能总是寻找食物，也不能一直住在山洞中。”里根任命科罗拉多州州议员安妮·戈萨奇为美国国家环保局局长，这一任命带给环保主义者的震撼不亚于瓦特的上任。安妮原是科罗拉多州一家电话公司的律师，一九七六年当选科罗拉多州州议员，是当时著名的“众议院疯子”之一，想彻底将政府变成保守派。作为“冰山女王”和“强势龙女”，戈萨奇上任之后便在国家环保局的资深官员中处处树敌。批评家罗素·特雷恩曾在尼克松和福特的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他指出戈萨奇的人员和预算削减方案可能导致“环保局毫无实权”。
一九八一年里根就职的第二天，美国九大环保组织负责人相聚于华盛顿的一家餐厅，共商对策，讨论如何应对新政府。瓦特和戈萨奇成为环保分子的眼中钉，导致当时各类社会组织的会员注册率都大幅提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塞拉俱乐部的会员注册率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短短几年内，俱乐部的规模就翻了一倍。因正面抨击里根政府，国家奥杜邦学会在募捐活动中获得大量捐助，是过去募捐活动所得的十倍之多。环保组织提起诉讼，要求里根政府实施《清洁水法案》和其他相关法律。而此时受通胀影响，里根政府正在努力将国家环保局的执法预算削减百分之三十九。
环境保护组织与民主党、温和派共和党人结成关系日益紧密的同盟，不过温和派共和党人的数量正逐步减少。在与瓦特和戈萨奇斗争的过程中，环保主义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一九八三年底，瓦特和戈萨奇已经双双下台。戈萨奇因为超级基金法案[1]项目受到国会调查，因此辞职，里根称她“是被追求新闻头条的国会议员处以了私刑”。在他看来，瓦特“工作做得不错”，只是也未能幸免于“环保主义私刑的浩劫”。环保主义者则为此相互庆贺。戈萨奇辞职后，被冷落的环保局官员纷纷穿上了印有“我熬过了冰山女王的苛政”的T恤。然而，伴随着这场政治活动的成功，环保主义者们发现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全国的专业环境保护组织越来越依赖末日预言来筹集资金和维持组织运行。对环保主义者而言，瓦特带来的消极影响非常深远。他的离任让塞拉俱乐部差点陷入财务危机。据时任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的迈克尔·麦克洛斯基回忆，他们“失去了反派”。媒体对里根环境政策的报道骤然减少。会员注册率和慈善捐助也大幅下跌。然而，在瓦特离任后的数年中，共和党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依旧在不断扩大。因为关注环境监管的共和党批评人士和倾向民主党的环保主义倡导者都要利用彼此间的冲突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吸引和鼓励支持者。
在保罗·埃利希看来，里根、戈萨奇和瓦特仅仅是不了解环境问题。一九八三年接受采访时，埃利希表示：“我觉得他们既不是十足的蠢货，也不完全是恶魔。”他总结道，这些人只是“对环境问题一无所知”。埃利希没有想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可能催生不同的结论。他确信自己的观点，因此狂热地投身于政治斗争中。但也正因如此，埃利希很难理解那些反对他的观点，也很难说服他人。他继续进行蝴蝶研究，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州落基山生物实验室。一九八三年，他写信告诉耶鲁大学生物学家G·伊芙琳·哈钦森，他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套有关蝴蝶交配策略的实用新理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但一点小胜利也越来越让人满足了。”
埃利希看重科学领域取得的每一次小小胜利，因为里根时代几乎让他对未来陷入绝望。他对里根的军队建设和鹰派言辞尤为不满，所以将注意力转移到核战争和核扩散可能带来的威胁上。从四十年代起，科学家们就投身于反核运动，现在他们将关注集中在了核战争和核扩散对生态系统的威胁上。埃利希开始专注研究这个问题。一九八三年六月，他写信告诉哈钦森：“距离十二月部署巡航导弹或潘兴Ⅱ战术导弹[2]的日子越来越近，中程核武器谈判却毫无进展，政府还在积极推动影响局势稳定的导弹工程，这让我越来越不安。”埃利希在研究和文章中也表达了对核武器的担忧。一九八三年，他参与组织了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召开的会议，主题是核战争带来的生态威胁。埃利希还是《科学》杂志上《核战争所带来的长期生态后果》一文的第一作者和主要负责人。包括卡尔·萨根和史蒂芬·J·古尔德在内的另外二十位知名科学家都是共同作者。他们警告世人，大型核战争可能会带来核冬天，烟灰和烟雾遮住阳光，导致全球气温骤然下降。一九七七年，埃利希就在《生态科学》中提出了这种可能性。核爆炸将导致太阳辐射量改变，可能摧毁支持人类文明的生态系统，让人口数量减少到史前水平，甚至更低。一九八四年，埃利希、卡尔·萨根和其他两位作者共同为剑桥大会编写了报告《寒冷与黑暗：核战争之后的世界》，报告指出：“不排除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埃希利对核冬天的预言与他之前的末日预言密切相关，因为他担心资源匮乏和人口过剩会引发冲突，导致全球爆发核战。
就在埃利希为文明的终结忧心忡忡之际，朱利安·西蒙在华盛顿收获了一批新的热心支持者，因为里根总统任命了很多支持自由市场、反对环境监管的人担任要职。对西蒙来说，一九八〇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那篇备受争议的文章改变了一切，他很享受随之而来的关注。第二年他在自我总结中写道：“我简直是中了头等奖，现在这个世界对我非常友好，我不再沮丧，也不再需要为了保持心情愉快而逃避事业上的种种困难。相反，现在我可以沉溺于世俗的‘成功’，从中收获快乐。”因为这篇文章，他收到了很多约稿和演讲邀请。他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理念传递给更广泛的人群了”。此前人们大多不理会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本听不到他的想法。
埃利希和西蒙在《科学》期刊和《社会科学季刊》上针锋相对并达成赌约的这段时间里，朱利安·西蒙最终完成了《终极资源》一书，并希望这本书成为他的代表作。一九八一年，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大西洋月刊》分三期摘录。在该书中，西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的看法。在西蒙看来，人类才是“终极资源”。“人类的智慧和进取心”能够克服即将出现的资源紧张局面，不断地解决问题。实际上，新的解决方案往往能让整个社会变得“比问题出现之前更繁荣”。西蒙承认自己的观点不是原创的。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之后的作家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等人，都极其看重人类在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近年来，西蒙·库兹涅茨关于国民收入与人口的研究、哈罗德·巴内特关于资源稀缺性的著作以及埃斯特·博塞拉普关于农业创新的相关理论都为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带来了新思路。
西蒙认为，粮食、土地、自然资源和能源会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稀缺。他为什么这么想？资源稀缺会体现为价格以及价格收入比不断上涨，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源价格整体呈下滑趋势，尤其和收入相比。人们用于满足取暖、采光、粮食和饮水等基本需求的时间和收入越来越少。西蒙认为，人口增长并不是机械的、自动的，不像马尔萨斯（以及后来的埃利希）描述的那样，从长期看会呈指数增长。在西蒙看来，生孩子跟喝酒是一个道理，很少有人会像酒鬼那样喝到死，大多数人会吸取经验，适度饮酒。同样，西蒙的研究表明，在生育方面，大多数家庭会做出理性选择。这些选择会根据情况改变，也会因资源稀缺和其他表明人口过剩的指标出现得到调整。西蒙认为，人口过剩确实会加重社会负担，但新生儿和移民群体的产出大于消耗。他们带给社会的好处远远大于消耗。鉴于资源的富足、新生儿及移民带来的好处，西蒙抨击了旨在减少人口增长的行为，称那些行为是被误导的，且往往是压制性的。
西蒙在《终极资源》中对控制人口这一观点的批评反映了他个人的价值观和功利主义哲学。如何看待人的生命的价值，是西蒙与埃利希和其他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专家的根本区别。西蒙抱怨，埃利希曾说如果现在的人口没有那么多，我们也不会什么有损失，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会更加繁荣。一九七二年，美国人口将近两亿一千万。埃利希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我实在想不通有什么理由让美国的人口超过一亿五千万。”西蒙认为，直接否认这六千万人的价值是非常轻慢的。在西蒙看来，埃利希对人类苦难的冷酷描述表明他认为“穷人的生命没有价值”。西蒙决心为穷人代言。他写到印度贫穷的乞丐，如此感叹：“埃利希从来不会写这些人的欢笑、爱意或对孩子的疼爱，而这些在贫穷的印度人身上也是存在的。”受功利主义“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观点的启发，西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让更多的人最大化地享受社会福利。“因为人总要活着，我相信人们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些生命在我的理论框架下便有了价值。”穷人依然存在，但并不代表人口过剩，西蒙写道。
一九八一年，《终极资源》出版，朱利安·西蒙从此被推崇为国家级的保守派学者。《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评论家对西蒙的观点颇为认同，称西蒙的著作是“对过去十五年里大行其道的环保主义理论最有力的挑战”。在公共电视节目《最前线》中，保守派评论员威廉·F·巴克利称，“朱利安·西蒙的出现，应该是自车轮发明以来世界上最令人开心的事了。”巴克利认为，《终极资源》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口与资源争论中“占上风”。
似乎也急于证实巴克利的看法，西蒙在其著作出版之后，又在全国各地的重要出版物（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大西洋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实录，再三强调移民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学者表示人们迫切需要的农田正在快速消失，农田上架起了高速公路，盖起了郊区建筑。西蒙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农田比过去更多而不是更少了。《纽约时报》评论，朱利安·西蒙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坚信“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
一时间，西蒙成了众所周知的反环保主义者，吸引了美国保守派组织的注意力，而此前他们并未听过西蒙的大名。雄心、决心以及有限的资源和机遇让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一跃成名。西蒙得到了各类基金会和保守派智库在经济和组织方面的支持，并开始混迹上层保守派的圈子。西蒙崭露头角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看上去无比适合支持并帮助里根政府进行政策宣传。
这些来自组织机构的支持在一九八二年变得尤为重要。当时西蒙开始与个人风格强烈的保守派人士赫尔曼·康恩合作，共同准备反驳《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康恩蓄着白须，身材滚圆，是哈德逊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哈德逊研究所是一个政治上持保守主义的研究中心，主要出版关于未来的研究成果。康恩因一九六〇年于兰德公司[3]任职期间出版了一本颇具争议的著作而名声大噪。该著作名为《热核战争》，主要观点是认为核战争既是可能发生的，也是可以打赢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康恩对国内政策的相关问题产生了兴趣。他抨击了环境灾难预言，并且预测未来几十年将出现“空前的繁荣”。一九七五年，在得克萨斯州伍德兰兹举办的主题为“增长的极限”的会议上，康恩称：“两百五十年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处于贫穷、物质匮乏的状态，对大自然的力量毫无招架之力；两百五十年后，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都将生活富足，并将拥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康恩对未来持坚定的乐观态度，并与朱利安·西蒙同样看重市场的力量—包括技术创新、替代品以及新资源的发现。在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康恩两次讥讽说《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应该叫“二〇〇〇年全球谬论”。当全球人口达到四十四亿时，康恩就称“地球没有理由养不活三百亿人口”。康恩预言，资源日益丰富，国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将再一次经历经济腾飞。在他看来，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一场“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不断进步、促进技术传播的变革。为此，康恩在一九八二年专门出版了著作《即将到来的繁荣》，详细阐述了这些乐观的预测。
现在，西蒙和康恩开始重新审视“毫无依据”的《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的“消极言论”。他们原本想和美国环保署签署一份价值二十万美金的咨询合同，以支持自己的研究。他们在里根政府中的盟友，例如总统顾问丹尼·J·博格斯也表示希望抨击《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不过，有关西蒙和康恩研究项目的消息走漏后，国会中的反对人士以及里根政府的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阻挠了合同的签署，并且不让他们的报告取得正式的出版许可。因此西蒙和康恩转而向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4]寻求经济和行政上的支持。基金会主席埃德温·佛纳担心环境质量委员会发布与己方观点“完全相反”的全球环境趋势报告，比如“强调我们进取时将面对的各种物理限制，并且忽略一项重要事实，即只有人类自身的能量和意志才能限制我们取得进步”。在传统基金会的支持下，康恩和西蒙组织了一批知名的保守派学者抨击《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的观点。撰稿人包括美国经济学协会前任主席威廉·鲍莫尔、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前任主席约翰·弗雷泽·哈特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知名政治学者亚伦·威尔达夫斯基。这些作者都受邀撰写文章抨击《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的观点。
一九八三年，康恩意外中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西蒙独自一人完成了报告的编辑工作。西蒙在引言部分便言辞激烈地提出了与《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完全相反的观点。《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称：
“如果放任当下的趋势继续发展，到二〇〇〇年，世界和今天相比，将变得更加拥挤，污染将更加严重，生态系统将更加不稳定，地球也更容易遭到破坏。显然，我们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上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物质投入虽然会增加，但和眼前相比，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世界人口都会更加贫困。”
西蒙的观点却截然相反：
“如果按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到二〇〇〇年，世界的人口相比今天虽然会增加，但地球不会更加拥挤，污染问题也会得到缓解，生态系统会更加稳定，面对资源供给中断也会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届时，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世界人口都将比现在更加富裕……就经济方面而言，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会比现在更稳定。”
《进步与特权：环保主义时代的美国》的作者威廉·塔克称《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为“《睡美人》中的邪恶巫师，对这片大地施了咒语”，而西蒙与康恩的《资源丰富的地球》则是“破除咒语的善良巫师”。《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记者非常赞同西蒙和康恩的观点。他曾在报纸的封面故事中如是写道：“十多年来，末日预言家已得偿所愿，向世人描绘了整个世界支离破碎的可怕画面。”西蒙和康恩则在著作中称这些预言“一派胡言”。
一场激烈的辩论随之而来。一九八三年春天，美国科学促进会[5]在底特律召开会议。会议上，西蒙与《资源丰富的地球》的合著者汇报了他们的发现。这次讨论引起了全国上下对这篇报告的关注，激起了热烈的争辩。哈佛大学人口学家南森·凯菲茨与西蒙观点相左，在会后给西蒙写信道：“在底特律的那场讨论非常不错。与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很多，你是最有趣的一个。”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协会在旧金山举办主题为“增长的极限：我们学到了什么？”的年度会议，并邀请西蒙参加会议中的小组专题讨论。一九八四年五月，西蒙组织了第二次美国科学促进会会议，主题为“关于全球未来的激辩”，辩论的一方为西蒙和能源部副部长丹尼·博格斯，另一方为环境科学家巴里·康芒纳和彼得·雷文。“我要驳斥你和你的报告。”康芒纳告诉西蒙。两派对未来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相反和冲突的观点越来越多。《科学》期刊刊登的一篇关于西蒙及其反对者的文章就反映了这种冲突。在一篇有关即将出版的《资源丰富的地球》的文章中附了一幅漫画，内容是一个男人坐在软椅上，正在读一本名为《即将到来的繁荣》的书；而坐在他左边的人也在读书，读的却是《即将到来的崩溃》。一九八三年，《今日美国》在一则头条新闻中收集了读者对“未来是什么样的？A.黯淡的；B.光明的”一题的答案。为了提高公众影响力，西蒙和他的反对者均强调双方观点的巨大差异。西蒙原本只是一介无名小卒，却在挑战传统观念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许他才是收益最大的一方。
西蒙的努力为美国保守派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武器，以此来攻击自由派和环保主义者。里根政府反对环境监管政策，抨击了吉米·卡特任职期间国家的经济状况。《资源丰富的地球》和《资源》有力地支持这一观点。一九八三年，副总统乔治·H.W.布什在得克萨斯演讲，表示支持朱利安·西蒙对自然资源问题的看法。布什指责《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将导致经济停滞，使美国进入“限量时代”，称这份报告“白纸黑字地体现了卡特的经济哲学”。布什还指出：“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消极者眼中不断衰落的美国，还是选择眼下我们正在积极建设、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也是一个伟大的不会衰落的民族。”布什的演讲稿撰写人约书亚·吉尔德致信朱利安·西蒙，感谢他的“鼓舞和研究工作”。吉尔德表示自己是西蒙著作的“忠实粉丝”。一九八三年，副总统布什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演讲稿也是吉尔德帮助撰写的），在讨论“末日预言”的荒唐之处时，布什引用了西蒙著作中的观点，指出全球的发展趋势正在改善。布什表示，人类不会让地球资源枯竭，相反，“全世界的资源正日益丰富。新技术不仅能提高旧资源的利用率，还能帮助我们创造新的资源。”朱利安·西蒙关于资源富足性的看法与其他共和党人也不谋而合，有时还是以奇怪的方式。佐治亚州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曾与西蒙讨论利用“太空资源克服增长的极限”是否可能。后来纽特·金里奇晋升为众议院议长，并参加了总统竞选。美国内政部和美国人口调查局也邀请西蒙来培训部门官员，或者用人口调查局威廉·巴茨的话来说，“来大大激怒我们吧”。
朱利安·西蒙在美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成为环保运动最常批评的对象，还经常登上多家报纸的社论版块。一九八三年，西蒙和丽塔决定离开偏远的伊利诺伊州，移居华盛顿特区。丽塔受邀成为美国大学司法学院的院长，该学院主要从事法律和社会研究。与此同时，朱利安受斯隆基金会资助（基金会向西蒙支付了九个月的工资），开始研究移民对美国社会的经济影响。他成为传统基金会的高级成员，并且最终在马里兰大学教授商务管理。西蒙夫妇都是在纽约市或纽约周边长大的，他们从来没想过在美国西北部的大平原上生活。朱利安对厄巴纳早就有些厌倦了，“聊天时很少产生灵感，越来越没有激情”。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十几岁，马上要去读大学。移居华盛顿会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一九八三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朱利安表示：“移居华盛顿更便于我输出与公共政策相关的观点。”
朱利安和丽塔在马里兰郊区切维蔡斯郡的一处房子中定居。朱利安很喜欢华盛顿的新环境。从早春到深秋，他都会坐在屋后对着电脑工作几个小时。他身旁放着一副双筒望远镜，时不时会用望远镜观看鸟儿来饲料槽前觅食。不过他也怀念厄巴纳简单悠闲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随时“起床去办公室工作，全程只需要四分钟，也可以迅速从办公室去壁球场”。不过现在，他已经习惯在上班的路上口述信件和其他书面文件，将内容录进磁带中。
移居华盛顿后，新的机遇源源不断地涌向朱利安·西蒙。西蒙凭借在传统基金会的地位，深刻影响着华盛顿的政策走向。例如，一九八三年九月，刚加入基金会不久，他便邀请了二十多人讨论关于强化政府对资源、人口和环境监管的国会提案。基于他对《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的抨击，西蒙反对这些国会提案。他告诉基金会副主席波特·派因斯，他“正努力阻止环保主义者关于‘全面加强政府监管’的提案”。这次会议让西蒙有更多机会接触华盛顿商界的保守派，例如“竞争经济基金会组织”的弗雷德·史密斯。史密斯后来还成立了竞争企业学会。他认为：“不应让政府收集数据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会非常危险。”史密斯反对加强监管，主张以私营企业为主导，通过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来推进“自由市场环保主义”。结识史密斯这样的保守派人士后，西蒙更加迅速地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人脉资源丰富、影响深远的华盛顿评论家。
凭借在传统基金会的地位，西蒙发起了所谓的针对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6]和国际开发署[7]的“全面调查”，旨在“揭露非政府组织募集资金并最终在美国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模式”。一九八三年秋天，西蒙没能获得代表美国参加一九八四年八月在墨西哥城举办的联合国人口大会的资格。西蒙给副国务卿写了一封信，几乎是在请求参加这次大会，称：“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我更渴望得到参会的资格，而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虽然没拿到参会资格，西蒙还是一如既往支持里根政府在人口方面的新政策，反对人口危机的说法。六月，也就是在联合国人口大会召开之前，西蒙向众议院人口普查小组委员会做证说“人口过剩”是“很荒唐的理论”。证词中，西蒙表示美国代表团成员并不能全面反映有关人口增长的各种观点。他提醒众议院，“人口游说团体”在以堕胎权的议题为掩护，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白宫工作人员承认，西蒙的观点影响了政府新的全球人口政策。墨西哥市代表团团长詹姆斯·巴克利后来回忆，美国代表团成员最终通过数据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人均寿命延长，热量摄入增加，人均收入提高，由此打破了会议上的“马尔萨斯阴云”。一九八四年十月，在里根与沃尔特·蒙代尔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中，里根赞同了西蒙的观点，表示“人口爆炸是非常夸张的说法”。西蒙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的转变，称里根的说法“是以科学研究为依据的”。
共和党政治领袖越来越认可西蒙在人口方面的观点，西蒙则开始进一步将他的观点向自由市场理论靠拢。例如，一九八五年，西蒙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为了避免谈及政治经济制度不健全这一显而易见的原因，政府和开发署往往将全球的发展问题归咎于人口过剩。西蒙不赞成卡特时代的节约政策。他支持里根的决策，呼吁个体追逐利益，创造新资源。一九八四年，西蒙在《今日美国》上撰文称：“听听环保主义者说的那些话。按他们说的，现在的空气根本无法呼吸，水也无法饮用，这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事实并非如此。”西蒙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不再只关注人口增长和资源增加的经济学问题。同年，西蒙也在《理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人类在文化方面也发生了进化，因此“我们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倾向于成功地应对资源稀缺问题”。几百年来，社会规范和习俗让人类能够越来越好地控制资源。在西蒙看来，整体而言，人类是“创造者而非破坏者”。他说，自己的观点与反对者的观点对比鲜明。在他的反对者看来，人类就是具有破坏性的资源消耗者。
和人类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倾向相比，朱利安·西蒙更重视人类的创造力，他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也因此与日俱增。一九七九年，保罗·埃利希出版了《金色大门》一书，加入移民问题的辩论之中。埃利希主张限制移民。同一年，西蒙却两次向隶属国会的委员会提出支持移民的主张。继以人口过剩为主题的辩论之后，移民政策自然而然地成为西蒙和埃利希之间的又一个辩题。某种程度上，两个辩题都是围绕着世界上是不是有太多人展开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冲突加剧。数百万非法移民跨过南部的边境线，来到美国工作生活。一九八四年六月，《华尔街日报》提醒政府留意“拉丁人潮”。同年七月，罗纳德·里根宣布：“我国已经丧失了对边境线的控制权。”
朱利安·西蒙试图抵销移民问题相关的丑闻的影响，转而宣传移民带来的经济利益。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块，西蒙反驳了移民会抢走就业机会的说法。在西蒙看来，移民扩大了整体经济需求，创建了需要大量员工的新企业，因此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一九八五年，西蒙发表了一篇有关移民经济效益的专题论文，并于一九八九年扩展论文中的观点，写成了一本书。
西蒙支持移民的理由与支持人口增长的理由部分相同：移民并不会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威胁。尤其是非法移民，他们对美国的贡献远远多于索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西蒙称，由于担心被发现，非法移民占有的医疗和福利服务更少。他指出，非法移民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却无法享受社保福利或个人所得税退税。“我们无意中剥削了非法移民。”一九六三年，经济学家哈罗德·J·巴内特出版了《稀缺和增长》，书中，他也认为“移民并不会让我们变贫穷”。正是这本书启发了西蒙。西蒙进一步强调，移民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西蒙曾提出航空公司拍卖超售机票的方案，现在又提出拍卖美国入境权。自由派人士言辞尖锐地谴责了西蒙的提议，认为这种做法与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也不符合优先赋予难民、亲属和技术人才入境权的原则。但是西蒙认为引入能创业的移民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后来，西蒙的提议被稍加修改，写入了一九九〇年移民法案，法案规定政府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移民签证。
西蒙关于移民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论调缓解了不断高涨的抵制移民的情绪。这项颇具争议的话题让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论更加复杂。一九八四年，西蒙撰写的《关于移民的九大误区》得到了传统基金会的大力推广，并在国会山广泛传播。知名自由派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认可了西蒙的报告，并将其载入《国会记录》中。肯尼迪表示：“我们时常听说移民‘滥用社会福利’，非法移民消耗了大量的社会福利资源，并且常常偷税漏税。”但这类指责多是“产生于恐惧”。肯尼迪引用了西蒙的结论：“很多所谓的移民造成的损失其实并不存在，多是毫无根据的误解。”西蒙非常感谢肯尼迪的认可，也很欣慰肯尼迪愿意为移民发声。他告诉肯尼迪“一段久远的民族历史将惠及全人类”。
在颇具争议的移民问题上，西蒙虽然得到了民主党人士肯尼迪的认可，但他的报告和立场却在保守派中引发了分歧。有些保守派人士与西蒙观点一致，基于自由市场原则和重商主义，支持放松移民政策，包括为一些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其他人则担心移民造成的经济和文化成本，希望遣返非法移民，关闭边境。反对移民的学者向传统基金会抱怨，西蒙的“九大误区”被用来“恶意抵制众议院正在进行的政府主导的移民改革法案”。
与传统基金会一样，里根政府在移民问题上也意见不一。一九八六年，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8]撰写的一项研究草案印证了西蒙的观点，即限制移民不利于经济发展。虽然重视经济增长，但迫于政治压力，里根政府最终还是决定减少移民数量。西蒙本身是反对政府主导的移民改革法案的，这项法案旨在减少美国的移民数量。《一九八六年移民改革法案》限制未来的移民数量，但同时又为当前的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在西蒙看来，限制移民意味着“无视经济发展，是纯粹的种族主义”。他认为，对移民非法地位的担忧更多是那些“单纯抵制墨西哥人”的人打的幌子。西蒙承认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与反对移民的保守派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他本人不是彻底的政治保守派。西蒙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最终导致他离开传统基金会，加入了非常支持自由市场理论的卡托研究所。
除了对研究劳动力的自由迁移的热爱，在纽瓦克的维夸西克社区成长的经历也对西蒙支持移民的立场有很大影响。西蒙坦承，他的价值观和个人喜好更倾向于引进移民。“在去纽约的路上，我很喜欢观察人们不同的表情和样貌，看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读着不同语言的报纸。”西蒙说道。说到移居至纽约市的移民，就勾起了西蒙对过去的怀念。他回忆起他的祖父母做出的贡献，说“他们当时只有希望、冒险精神和努力工作的意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自一九八〇年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后，西蒙便树立起了政治保守派的形象。他的文章改变了美国范围内有关人口、资源和移民问题的辩论的走向。一九八四年，《华盛顿邮报》介绍了西蒙，并于一九八五年再次通过题为《成为可敬之人的异教徒》的文章对西蒙进行了详细介绍。西蒙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再度提升。在里根执政早期，一跃成为政治舞台上保守派新宠的不止西蒙一个人，也有其他学者因反对环保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声望。例如，记者伊迪丝·埃夫隆于一九八四年出版了《末日预言：癌症与天大的谎言》。书中谴责了环保主义者、科学家以及媒体，因为他们散布了人工合成的工业化学品会导致各种癌症的谣言。朱利安·西蒙与观点一致的学者共同开创了一片全新的领域。西蒙格外努力地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释《终极资源》的主题。在传统基金会的支持下，西蒙通过美国各类主流出版机构发表了几十篇专栏文章。他甚至参加了电视节目，在黄金时段接受采访，比如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旗下由麦克尼尔·莱勒主持的《新闻时刻》以及由威廉·F·巴克利主持的《最前线》。对面向大众的节目而言，关于人口过剩的辩论有点过于“高深抽象”。不过西蒙也参加了大卫·莱特曼主持的《午夜秀》《格里芬秀》以及《菲尔·唐纳修秀》。传统基金会的员工帮助西蒙组织活动，积极宣传《资源丰富的地球》和他的移民报告，吸引人们的眼球。令西蒙惊讶的是，传统基金会反复使用“相同的伎俩”，成功吸引了人们关注他的作品，让一直渴望关注的他得偿夙愿。西蒙常常向国会建言，并结识了很多保守派政治家，例如杰克·肯普。
西蒙频频亮相媒体，撰写的各类文章广受欢迎，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众怒。有些批评家不认同他的数据和结论；也有人嘲笑西蒙为“邮购大师”，因为他在一九六五年出过一本关于邮购业的畅销书，这本书被麦克格劳希尔集团再版了五次。就连支持西蒙观点的学者也批评了他颇具争议的论述风格，以及他在意识形态上向保守派组织机构（例如传统基金会和曼哈顿学会）靠拢的做法。例如，地理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抱怨《资源丰富的地球》的引言部分“争议性太强”，影响了这本书的可信度。
西蒙则坚持认为，对于一个多年来一直渴望发声却迟迟未能成功的局外人而言，这种颇具煽动性的写作方式非常重要。在写给同事的信中，西蒙直言，出版《资源丰富的地球》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西蒙向斯隆基金会的主席阿尔伯特·瑞斯解释：“如果我不以煽动性强的方式陈述观点，可能依然是个默默无闻的局外人，只有我的孩子和为数不多的邻居知晓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他告诉人口学家塞缪尔·普勒斯顿：“能够冷静、优雅、有尊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固然很好，但是持少数派观点的人往往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九八七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西蒙提到“在进行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和写作时，我不断经历着痛苦、挫折和失败”。由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人品受到攻击，以及长久以来一直感到被侮辱被无视，西蒙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这也滋养了他自儿童时期便已存在的反对主流观点的态度。
尽管时常感到挫败，西蒙还是凭借坚持不懈和充满煽动性的写作方式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辩论局势。凭借传统基金会的影响力，西蒙在颇为包容的政治环境中找到了听众。一九八六年，隶属于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在关于人口和资源的辩论中，西蒙的观点已经大大占了上风。此前在一九七一年，国家研究委员会曾研究过人口问题，提醒人口增长可能会减缓人均收入的增速，加剧经济不平等，从而破坏社会福利体系。而一九八六年的报告则保持了中立，在人口增长的经济效应这个问题上既反对“过于警惕”，也不支持“过于乐观”。据参与起草这份报告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言，西蒙坚持重申的观点充实了报告的文献综述。《增长的极限》和《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指出“人口增长将会造成很大威胁”。而一九八六年的报告则称，在过去二十五年里，虽然全球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均寿命和识字率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没有数据表明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将人口和经济联系起来的其实是人类行为和各类机构。
美国最重要的科学机构开始声称，人口增长并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威胁。一九八六年的报告多次引用西蒙的论著，采纳了其观点的精髓。报告称，对资源枯竭的顾虑“往往太过夸张”。“在近期和中期看来，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最多会略微阻碍经济的增长。”价格的提高自然会使人们提高节约意识、改善提取工艺、研发替代品。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并不会限制全球经济的增长。”埃斯特·博赛拉普提出了农业创新的观点，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稀缺性会推动技术进步，刺激人们“寻找更加经济的策略”。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份报告不过是“一篇冗长的咆哮，不停嚷着‘马尔萨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报告没有提到马尔萨斯的名字，反而想“让这位老人不再被瞩目”。
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令西蒙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关系的看法成为主流。西蒙对这份报告表示欢迎，称“报告勇敢地采纳了很多过去广为传播却被无视的反对意见”。不过他对报告并非完全满意。在西蒙看来，报告的结论读起来感觉像是“指控无辜的人一级谋杀，然后又请求法院为杀人罪减刑”。难道他应该对此心怀感激吗？国家科学研究院“虽然不再支持那些现在看来近似疯狂的人……但依然留下了负面影响”。报告作者依然认为，如果出生率下降，经济的发展速度会更快。西蒙认为，这种错误的观点将导致美国采取“错误而危险的政策”。这份报告的语气并不强硬，所以世界银行、国际开发署以及其他机构一如既往地推行人口控制政策。有关这份报告的新闻报道让西蒙大为恼火，因为那些报道依然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归咎于“市场机制紊乱和人口快速增长”。他表示这种说法与另一种解释大相径庭。后者认为“独裁政府征用耕地，对粮食征收重税，禁止农民自由迁徙，农民被迫乞讨，因此才导致了粮食短缺”。新闻报道说“市场机制失灵”，在西蒙看来应该是埃塞俄比亚政府专制才对。
在西蒙勉强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保罗·埃利希则对这份“无用的”人口报告大为不满。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造资源”，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基础建设。埃利希抨击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土地和水资源的恶化、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环境消化污染物的能力。虽然这项研究主要关注人口增长产生的经济影响，但埃利希依然抱怨评议委员会中没有生态学家、进化论者或地球科学家。
很多科学家也跟埃利希一样，对一九八六年报告持抨击态度。G·伊芙琳·哈钦森告诉埃利希“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意以我的名义抨击这种无知言论”。一九五六年，安斯利·科尔与其他学者共同发表过一份影响颇为深远的报告，该报告将人口增长视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因素。因此，他强烈反对一九八六年的报告，认为报告过度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即市场可以解决人口方面的挑战，但这一假设忽略了低收入国家几乎不可能降低出生率的事实。环境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也批评这份报告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束缚”。戴利认为，报告忽视了环境的长期承载力是有限的。他反对“资本能够替代自然资源”的观点，认为“稍加思索便知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戴利承认自己“非常震惊”，因为一个隶属国家科学院的委员会竟然赞成朱利安·西蒙和赫尔曼·康恩等保守派人士的观点，却忽视保罗·埃利希和加勒特·哈丁等生物学家的观点。
在埃利希看来，一九八六年报告反映了人口生物学地位极低的事实，因为没有人口生物学家参与该报告的撰写。埃利希认为，导致人口生物学地位低下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生物学的研究结果指出了“人类的进取事业是有极限的”。人口生物学家“很少带来好消息”，他们总是说出让经济学家、开发商、政治家和化学家难以接受却必须听取的事实。分子生物学也许能够治疗癌症，将美国人的寿命“稍微延长几年”，但无视人口生物学家的建议“将轻易地使美国人的寿命缩短三十年甚至更多”。小概率事件，例如核战争和气候变化会带来“无限多”的风险，这些原本正是保守主义的社会想要避免的。埃利希指出，如果不限制人类不断扩大的活动规模，“必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人类的生命质量大打折扣，甚至是文明毁于一旦”。埃利希敦促生态学家和人口生物学家更强有力地向政府陈述自己的观点，并且大力培养“科学政治学”领域的毕业生。
为了鼓励人们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社会问题，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埃利希和同事创立了一个名为“地球俱乐部”的小组，俱乐部成员包括G·伊芙琳·哈钦森和爱德华·O·威尔逊等知名生物学家。俱乐部的名字效仿了罗马俱乐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埃利希认为，这个俱乐部“能够有效地抗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无知行为”。一九八八年九月，地球俱乐部公布一项声明，指出了人口过剩带来的问题。该声明称，地球人口已经过多，人口问题带来的威胁仅次于核战争。“人口爆炸终会发生，并且很可能出现在如今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要通过控制出生率来阻止人口爆炸，还是要通过生态系统崩溃、饥荒、瘟疫和热核战争来阻止人口爆炸。”
不过埃利希成立的地球俱乐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也没能继续发展壮大。埃利希还提议组建人口生物学学会来为人口生物学研究募集资金，并通过该学会将在生态学方面的经验转化为国家政策。他多方组织活动的行为反映出，当前关于环境问题的舆论让他越来越感到挫败。在生物学领域，人口和生态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边缘化，分子研究和细胞研究则变得日渐重要。埃利希对批评者的攻击也愈加刻薄。“不理解我为何如此重视人口问题的人真应该回幼儿园重造。”埃利希时常这么说。尤其令他悲叹的是，媒体越来越关注朱利安·西蒙。埃利希拒绝直接提到西蒙的名字，而是用“邮购业市场营销专家”一词来称呼他。此外，埃利希还指责“经济学家们接受的培养过于狭隘”，以至于大部分经济学者“根本没有能力去理解经济体制的生态基础”。
朱利安·西蒙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受到了挫败。他也想成立专门的宣传机构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没能参加一九八四年的墨西哥人口会议令西蒙颇感失望。大会结束后，西蒙提议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礼赞人类的生命”，组织名为“亲民组织”或“人口与经济委员会”，旨在反对各类人口控制组织的观点，并且证明人们并没有“一致同意”需要进行人口控制。媒体已经传播了二十多年对人口过剩的绝望情绪，西蒙感受到“风向在变化”，于是提醒人们“孩子是进步的关键”，也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西方传统衡量一切的标准”。“从经济层面讲，多一个人带来的好处比坏处多。”限制人类进步的因素在减少。就一般情况而言，人口增长改善而非降低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亲民组织反对不鼓励生育和旨在稳定美国人口规模的立法。最重要的是，亲民组织能作为一个“组织”，为媒体提供关于人口问题的不同观点。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不鼓励生育的人便会指责与其意见相左的人，说他们是一小撮怪异的边缘群体”。亲民组织的主旨是与反对人口增长的组织（如“人口零增长”和“全球明日联盟”，这两大组织均赞成《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斗争。与埃利希的地球俱乐部一样，亲民组织最后也无果而终。西蒙的观点依然缺少来自组织的强有力支持。对西蒙来说，传统基金会过于关注短期的政策走向，而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与以行动为导向关注政策的智库并不契合。
西蒙的挫败感源于他虽然赢了学术辩论，却没能改变政策走向，也没能摧毁主张控制人口的各类组织。一九八六年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展现了一个新的科学观点，基本上否定了埃利希关于人口增长的看法。西蒙将这一人口问题上的转变称为“无声的变革”。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也有同样醒目的平台来传播他们的观点。一九八九年五月，埃利希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秀》上发表了三段时长为五分钟左右的演讲，观众达到几百万人。这次埃利希的电视演讲，西蒙抱怨道“连让记者一直引以为傲的‘平衡’都没有做到”。不过他又能怎么办？西蒙感到毫无希望。“改变大众的信仰和记者的观念是几乎不可能的，纯粹是浪费时间。”西蒙写道。
有影响力的政府机构也在继续敦促控制人口。国家研究委员会一九八六年发布的报告几乎没有对国际上的人口政策产生任何影响。一九八八年，在世界银行的一次讨论中，西蒙问：“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和各类人口组织为什么总是在重复那些吓人的说法？”西蒙在表达相反的观点时直接表现出了敌意。之前不久，世界银行行长巴伯·科纳布尔曾宣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势在必行”。西蒙驳斥了这一观点，称科纳布尔这种人总是“与学术事实公然背道而驰”，或者干脆“无视科学证据”。西蒙进一步攻击主张控制人口数量的学者，称他们为“夺取人命的战士，甚至是人类的敌人”，因为他们在阻碍更多人的诞生。“过去十年，因为高层机构的愚蠢—包括世界银行这么重要的机构—数千万甚至数亿万人未能问世，这个数字远远大于二战中牺牲的人数。”西蒙指责“简单的种族主义”，指责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腐败”关系，也指责为了继续推行人口控制政策而回避争议性的政治经济改革。“世界的问题不在于人口太多，而在于缺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他总结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接近尾声，这十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最终证明里根在很多方面的乐观态度是正确的。美国经济虽然有起有落，一九九〇年甚至还出现了经济衰退，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势头非常强劲，失业率也相对较低。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下后，苏联对东欧长达数十年的控制也画上了句号。最重要的是再没发生过全球性的粮食和能源短缺，甚至连这方面的苗头都没有。与此同时，里根政府的国防开支骤增，联邦政府赤字不断扩大，经济不平等愈演愈烈。里根再也顾不上像七十年代那样反对环境监管措施。保护清洁空气和水源，改善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加强相关立法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持续时间也远远超过里根的预期。里根政府全盘反对监管的言论引发激烈的有组织的反弹，导致他们更难推进有意义的保守派改革。里根未能彻底改变环保立法的历程。一九八三年之后，他开始任命温和的环保主义者，并且注意科学家的警示，甚至全力支持一九八七年旨在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八十年代，大量的环保政策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变革。
不过里根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给美国留下了伤疤。两大政治党派之间甚至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的关于环境政策的分歧，其实是埃利希与西蒙之间的分歧的折射。两人都认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学术之争以失败告终。他们都迈出了狭隘的学术圈，走向了政治之争。移居华盛顿后，西蒙结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他颠覆了美国人关于人口增长和移民的主流观点，反对卡特政府在环境和经济领域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二〇〇〇年全球报告》中）。相反，埃利希则继续推进环保运动，谴责詹姆斯·瓦特对环境的罪孽，抨击里根推行的风险极高的核武器边缘政策[9]。埃利希指出，我们可能在核冬天中经历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和人类文明的崩溃。两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两大阵营能否达成和解？抑或是进一步相互抨击，针锋相对，你来我往？
[1]美国为解决危险物质泄漏的治理及其费用负担而制定的法案，由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
[2]“潘兴”导弹是美国研制的一种中程地对地固体弹道导弹，潘兴Ⅱ是其第三代，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主要用于打击原华沙条约国，后成为美苏中程核武器谈判的焦点。
[3]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也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4]美国新右派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曾积极支持并影响里根政府。
[5]成立于184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工程学协会的联合体，也是最大的非营利性国际科技组织。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即为该组织出版。
[6]旨在帮助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的联合国组织，1987年改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7]美国政府负责对外经济援助的机构。
[8]又称“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是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侧重宏观经济分析、研究和预测。
[9]边缘政策是源自冷战时期的一个术语，用于形容一种通过近乎要发动战争的状态说服对方屈服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