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

一九七〇年，保罗·埃利希整个冬天都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之间奔波，面向喜爱他的全国观众巡回演讲。朱利安·西蒙则待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的家中。没有人在意这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教授对环境问题的看法。然而二月末，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取消了原计划要在厄巴纳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教员论坛上做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演讲。朱利安·西蒙答应顶替利夫顿出场。西蒙演讲的题目“科学并未显示人口过剩”道出了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要研究的主题。他大胆宣称：“在我看来，人口爆炸并非灾难，而是一场人类的胜利。人口增长是过快还是过慢，是基于价值观做出的判断，而非科学。”

尽管论坛规模不大，但西蒙的相反观点引起了当地学生报社和教师同事的关注。两个月后，围绕四月的地球日开展的“环境危机周”宣讲会上，西蒙受邀在周二晚的“人口计划”小组讨论中提供对立观点。这次他有了大量的观众。在伊利诺伊大学拥挤的礼堂里，家庭计划协会的主席阿兰·古特马赫就家庭计划和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做了主题演讲。西蒙的演讲在古特马赫之后，他质疑了人口增长和资源匮乏是否真的会造成问题。伊利诺伊大学生物学教授、西蒙的同事保罗·西尔弗曼随后上台发言。西尔弗曼就坐在西蒙旁边，他无视古特马赫，花了二十分钟当面大声斥责西蒙的发言。西尔弗曼称西蒙为“伪预言家”，认为他对于世界食物供给的乐观看法“既缺乏学识，也没有实质内容”。相反，西尔弗曼声称自己和古特马赫，以及保罗·埃利希都是在“为世界的未来”而奋战。西蒙被这番言论攻击气得七窍生烟，抱怨活动组织者曾承诺演讲者只会针对当日主题发言，不会相互攻击。他怀恨在心—两周后，在教员聚会上，西蒙找西尔弗曼搭讪，并把一杯饮料泼到了他的脸上。两人进而扭打在一起。伴随着难堪，乃至暴力，西蒙开启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涯。

西蒙在大学宣讲活动中的尴尬处境，反映了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扮演的角色—挑战埃利希世界末日预言的怀疑论者。西蒙并非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起初，他也认为人口增长会造成严峻的经济威胁。在六十年代后期的学术文章中，西蒙试图从经济层面证明投资家庭计划的合理性，并提出一些改进推广及宣传手段的方法。然而，西蒙早期对人口控制的热情，不久便转变为质疑人口增长是否真的会导致经济问题。考虑到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尚不明确，西蒙渐渐开始怀疑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能否轻易评判人口增长的道德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朱利安·西蒙关于人口增长造成的经济影响的文章，正好契合其他经济学家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和限制因素而构建的框架。尽管保罗·埃利希等生物学家强调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限制，这种限制无法消除，但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质疑自然资源独特的重要性，他们更强调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他们认为，自然不过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因素。通过开发替代品、减缓需求和刺激生产，市场能够对资源消耗进行有效管理。朱利安·西蒙赞同这一观点，并将其发展成了针对环保主义的挑衅式批判，以及对保罗·埃利希末日预言的尖锐抨击。

朱利安·西蒙在自传《逆流人生》中写道：“我第一次学会说‘要打赌吗’，是在和父亲争论某件事的时候，他会以一种权威的姿态说出错得离谱的话，并且拒绝任何质疑。除了‘要打赌吗’，我无话可说。”西蒙喜欢事实和数据，他喜欢在实证的基础上比较自己的理论和别人的理论。他生性好斗，喜欢尖锐的言辞争论。学术工作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他撰写及编辑了二十多本书、一百多篇学术文章，以及大量的评论和热点文章。

朱利安·西蒙好辩的风格，以及他对学术、对理性辩论的热衷，都和保罗·埃利希极为相似。这并非巧合，两人都来自新泽西州相似的犹太社区。西蒙的祖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纽瓦克开了一家五金店，姑姑们就住在五金店二楼的公寓里。他的父母后来搬去了纽瓦克市旁边的维夸西克—菲利普·罗斯所著的《波特诺的抱怨》中的神经质犹太主角在此度过了童年，这地方也因此成名。维夸西克坐落于现今纽瓦克市机场附近，战前的居民大多是犹太人。两层的隔板房沿街而立，街角有家犹太肉铺。西蒙小的时候，送奶工还是用马车运送牛奶。一九四一年，西蒙的父母带着九岁的独子搬去了新泽西州米尔本，这里距离保罗·埃利希在梅普尔伍德的家只有几英里。和埃利希家一样，西蒙家也是向社会更高层流动的犹太家庭，这样的家庭分散在纽瓦克市周边的郊区。

搬到米尔本后，西蒙愈加孤独，并敏锐地意识到家里没有经济保障。为了融入郊区生活，他将维夸西克移民喧闹的生活抛诸身后。有时他会觉得自己是附近唯一的犹太孩子。到米尔本后，他的父亲总是竭力寻找并保住工作，却经常处于失业的状态。家人小心翼翼地掩饰着家中的经济窘况。有段时间，西蒙的父亲在纽约工作，担任咖啡烘焙师，但据西蒙回忆，“每天清晨，他拿着公文包离开家，就像其他去纽约金融区和银行区工作的人一样。”只不过父亲的公文包里装的不是工作文件，“而是午餐”。西蒙后来表示，大约十二岁的时候，他便在情感上和父亲疏远，因为他断定“他们之间无话可说”。孩童时期的西蒙认为“除非我做了惹恼他的事情”，父亲从不走进他的世界。成年后，西蒙回忆起父亲，认为他无法养家糊口，且思维散漫，评论事情总是带有个人偏见。西蒙和母亲更亲近一些，但他还是感到母亲并不认可自己。回顾童年，西蒙感到“乐趣太少”，“欢庆的时刻”也寥寥无几。他与两位留在纽瓦克的未婚姑姑关系更为亲密。终其一生，他对拥挤喧闹的城市都抱有好感。

尽管西蒙怀念城市移民生活这个舒适圈，但他也享受到了一些郊区生活的乐趣，比如在磨坊的贮水池里玩曲棍球，骑自行车等。他加入了美国童子军，并在十四岁时成为一名鹰级童子军[1]。西蒙后来回忆：“在为获得自然研究勋章而学习时，我尤其感到快乐。我喜爱用藤蔓和树枝在小溪上建起一座小桥，还对自己生火的能力倍感自豪。”十二岁的时候，西蒙参加了六周的童子军营，与同样来自米尔本童子军协会的男生们合住。这些人全是比他大一岁的白人新教徒，而且是童子军营的老成员。西蒙记得自己被这些男生戏弄凌辱，他最后“快疯了”，于是向所有人宣战。男生们这才收敛了些。这段经历让西蒙感到自己是个斗志旺盛的局外人。西蒙认为自己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从小就同情“那些在困苦生活中挣扎的穷人、没有权势的人和因环境而贻误机会的人”。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仍旧不喜欢精英主义的行为和态度。”尽管埃利希就成长于几英里外的地方，所处的环境也大体相似—家境并不富裕，也没有精英背景—但西蒙的偏好使得他更容易与颇具影响力且受到权威主流机构支持的环保人士发生冲突。

然而即便朱利安·西蒙鄙视精英阶层，他仍渴求外界的认可及精英机构提供的晋升机会。一九四九年，他获得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学习。同年，埃利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人都是二战后美国一流学院和大学里迅速增长的犹太学生群体的一员。然而，与埃利希相比，西蒙的学术之路较为曲折，取得学术上的成功也更晚。大学时，西蒙做过各种工作，例如百科全书销售员、药店店员、啤酒厂工人、草籽工厂员工、出租车司机和锡罐厂工人。这些经历使他对又苦又脏的工作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理解。在草籽厂的地板上吸灰尘的回忆，促使西蒙将毕生的热情投入技术之中，想彻底除去这些既乏味又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大四的时候，西蒙还常常通宵打扑克，用赢得的钱维持自己的大学生活。西蒙对笨拙之人没什么耐心，但他的大学密友认为他是绝佳的同伴。西蒙富有好奇心，又有幽默感，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兴趣，例如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的好友阿里斯蒂德斯·迪米特里厄斯。

一九五三年，西蒙获得实验心理学学位，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在海军驱逐舰上当了三年分队军官，任职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列尊营。尽管他没有亲眼见证朝鲜战争，但是去过世界各地，通常都是些游客们很少去的地方，例如建设中的港口城市。后来，他凭借早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印象，记述了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是如何改善经济状况的。后来西蒙离开了海军，进入纽约的广告行业。一九五七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和商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西蒙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时候，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开始挑战罗斯福新政的正统经济观念。尽管西蒙攻读的是商学院的博士学位而非经济学院的，这些经济学家—各自领域里的巨人—仍然以他们的自由市场思想激励了西蒙。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经济自由会带来繁荣和个人自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弗里德曼撰写文章抨击政府的监管—租金控制和专业执照—并推动为曾经的违禁品建立新市场，例如污染物和初等教育。哈耶克也曾在其二战期间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警告人们，由政府把控经济决策将导致暴政。

尽管西蒙从未师从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但他将二人视为志同道合的人。“你无法选择自己的亲属，”西蒙后来写道，“但你可以做做白日梦。”他梦想中的家人是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其中一些是保守派名人。“威廉·詹姆斯做我的父亲，哈耶克当叔叔，米尔顿·弗里德曼当哥哥，西奥多·舒尔茨是我的论文导师，戴维·休谟是我的偶像。”西蒙没有解释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人做家人，但可想而知，他认为这些人的理念与自己的抱负和自我认知紧密相连。他对詹姆斯十分着迷，可能是因为这位哲学家提出了实用主义理论并强调“科学忠于事实”。西蒙忠于数据，乐于接受数据揭露的真相，哪怕真相有时不符合自己的预期。休谟同样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呼吁人们摒弃所有“没有事实和观察基础”的哲学体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舒尔茨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保守派经济学家。

在芝加哥期间，西蒙和社会学专业学生丽塔·詹姆斯相识并结婚。丽塔青少年时期曾是左派积极分子，是纽约社会主义青年团体的一员。但她已将那段经历抛在脑后。她同样发现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能让人摆脱束缚，令人振奋。安·兰德那些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小说，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激励了丽塔。完成学业后，朱利安和丽塔·西蒙于一九六一年搬去了纽约地区，以便让朱利安开展生意，丽塔则继续学术研究。朱利安·西蒙建立了一家直邮公司，贩卖花朵、花式咖啡和茶等产品。他还短暂地尝试过卖一美元一本的小册子，指导人们如何立遗嘱，如何做家酿啤酒，如何冒险做些违反政府限令的事，比如无照当律师以及通过邮寄售卖酒类。这些禁令都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明确批评过的。西蒙在自传中回顾并提及，这几年很多规定都变了，指导人们立遗嘱和酿酒的书，如今可以在书店中正常销售了。做生意的经验巩固了西蒙的自由论观点。他抱怨“官僚主义的暴政”，认为它迫使小企业主关闭了具有生存力的企业。

做了几年各式各样的生意之后，朱利安·西蒙开始不安于现状，决定写一本关于如何开展直邮业务的书。他认为，学术上的地位能让他从事一直想做的事，比如写作和思考。那时正是高等教育壮大发展的时候，各所大学都在迅速扩充师资。朱利安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寻得了一份教广告的工作。丽塔越过了裙带关系守则—该守则用来限制聘请职工的配偶—在该校的社会学系就职。两人在安静的布西大道上买了房子，走路就可以去学校。他们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戴维于一九六四年出生在厄巴纳，一年后，妹妹朱迪斯出生，随后很快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丹尼尔。朱利安和丽塔两人勤俭持家。丽塔生产时停了几节课，但很快又补了回来。白天，夫妇两人雇人照看孩子，这样他俩都能在学校全职工作。

虽然在厄巴纳过着田园式的家庭生活，朱利安·西蒙的学术之路却遭遇了低谷。他患上了抑郁症，被折磨了近十三年。后来他将自己情绪上的挣扎归咎于一桩出了意外的邮购业务，但从未提及任何细节。西蒙患上抑郁症的事只有妻子知道，抑郁使他痛苦不堪。“我巴不得去死。”西蒙写道，“只是我想到孩子们需要我，正如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父亲，才忍住没有自杀。”“每天无休无止地回想自己的过错和失败，让我疼得直打滚。我不允许自己做妻子建议我去做的事，因为那些事能让我快乐，而我认为自己就该承受痛苦。”孩子们对西蒙的病情一无所知。他喜欢带孩子们骑车出城，去大学的实验农场，戴维坐在车筐里，朱迪斯坐在后座的篮子里。他们长大一些后，朱利安喜欢带着戴维和戴维的朋友们一起打篮球。这些年里，西蒙总能在工作中寻得庇护。顺利完成学术写作项目让他获得了家庭生活以外的些许快乐。但工作上的投入或许也加深了他的抑郁。西蒙拒绝进行药物治疗，因为他害怕药物的副作用会损害思维的清晰度。

身为学者和作家，朱利安·西蒙喜欢针对数据提出基础问题，看看会揭示出什么。他从相对平常的问题入手，如通过经济分析决定有多少书应该存放在大学图书馆，又有多少书应存放在外面的新仓库里，紧接着开始针对一些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在一篇文章中，他估算了为弥补受奴役的祖先被迫付出的劳动，非裔美国人应该获得多少赔偿金。他的方法并非基于道德，而是从更实际的角度出发，关注没有获得报酬的劳动力的价值。他发现，这些奴隶的后代在一百年后获得的赔偿金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算时采用的利率：如果以每年百分之三的利率计算，就是五十八亿美元；如果以更高的百分之六的利率计算，就是五万亿美元。与西蒙早期涉及争议性主题的文章一样，关于赔偿金的文章小心地避开了政治问题，如是否理应支付赔偿金，以及现在用钱赔偿当初的强制劳动能否完全弥补当事人的损失这样的道德问题。犹太经济学家在写关于赔偿金的文章时，必定会联想到自身的遭遇，但西蒙并没有在文中提及犹太人的苦难或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西蒙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希望通过利用看似简单却理性的数据与分析来解决令人担忧的社会挑战—又或者市场长期缺乏效率的问题。

丽塔·西蒙和丈夫一样喜欢利用数据应对有争议的问题，但态度更为中立。夫妻两人搬到厄巴纳几年后，丽塔邀请了一些著名的左派领袖来大学演讲，谈谈他们三十年代的经历，重温她自己激进的过去。前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斯·沙赫特曼和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纷纷踏入位于伊利诺伊州麦田中的大学，回顾激进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丽塔已经放弃了年轻时的政治倾向，但她知道什么主题引人注目。她汇编的《我们眼中的三十年代》成了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丽塔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撰写有关陪审团、职业女性、种族关系、跨种族领养以及移民等主题的文章。针对每一个主题，她喜欢将问题定义得狭窄一些，然后收集相关调查数据，而且常在总结研究的社会意义时戛然而止。举个生动的小例子，一九六六年三月，八百多名守卫、投递员和女仆在伊利诺伊大学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在学校办公楼和宿舍前面拉起了警戒线。丽塔趁机让学生向一百六十四名教职工做了电话调查，探明他们对此次争端的态度。她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简报上公开了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大多数教职工都会选择越过警戒线。和她所写的许多文章一样，丽塔用中立的语气描述了工人与大学之间关于报酬、工作时间安排和合同期限的冲突，回避了对罢工活动的支持或反对态度。

作为六十年代的成功学者和三个孩子的母亲，丽塔·西蒙是女性运动的先锋。她曾写文章探讨女性在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和裙带关系问题。与同时代许多在高等教育界争夺席位的人一样，丽塔也反对基于性别的赞助和扶持行动，赞同仅以优点作为衡量标准。丽塔并没有让自己卷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她记得自己曾告诉抗议的学生们，她必须缩短会面时间，回家照顾孩子，他们只能次日再继续争论。丽塔·西蒙在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表现出色，于一九六八年成为该系第一位女系主任，一直任职到一九八三年，只有全家休假去以色列的时候才会短暂离开岗位。一九七八年，她担任了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的编辑。朱利安和丽塔的婚姻关系非常平等，两人都追求全职学术工作。不过，作为早期倡导性别平等的先驱者，朱利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社交障碍和持续的抑郁症；丽塔同意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时，朱利安坚持要求丽塔明确表示他不是“妻子”，他们不会在家里宴客。

在伊利诺伊大学广告学系工作几年后，朱利安·西蒙与系主任发生冲突，然后于一九六六年转去商学院教授市场营销。西蒙也在寻找新的研究领域。他选定了人口增长问题，决定从人口增长将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假设入手。针对该主题所写的前几篇论文中，他尝试将自己的营销专业知识运用于推广节育。比如，在一九六八年的文章中，西蒙建议对家庭计划进行宣传，简述了推广节育的建议。他的著作在倡导者中获得了认可。一九六九年，人口委员会的W·帕克·莫尔丁安排西蒙前往印度，看看能否推广可激励节育的方案。人口委员会还为西蒙提供了一份开展营销宣传活动的工作。

起初，西蒙假设人口增长会带来可怕的经济威胁，正如保罗·埃利希坚称的那样。西蒙看到了多生孩子会直接抵销额外的收入。比如，在一九六九年一篇关于避免生育的论文中，他想尝试算出家庭计划宣传活动的成本和利润，以证明投资宣传活动是合理的。他在文中写道：“我的出发点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如果出生率更低的话，经济状况会更好……因而从经济角度考量，让更多人节育是一件好事。”西蒙得出的结论是，每少生一个孩子，国家便能多获得至少一百一十四美元。他将至多耗费五美元便减少一次出生的节育计划称为“美妙的经济交易”。西蒙认为对家庭计划和节育的投资收益是其他发展投资的“四十倍”。他颇为激动地表示，家庭计划宣传活动“规模太小，政府必须加大力度”。西蒙还呼吁政府向不生育的公民支付现金补贴。尽管在印度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政府向每个家庭支付一百一十四美元“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只需更少的费用就能大大改变人们的行为。在对政府支付现金补贴的研究中，西蒙体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学市场经济时受到的影响。在他看来，在规划家庭的规模时，人们也会做出“理性的决定”。他们不会“像动物一样不加思索地繁殖”。

然而，西蒙早期对降低出生率的劝告，很快就被对人口增长是否会带来危险的疑惑取而代之。对推广节育和生育率的研究促使他开始探索家庭规模的动态变化。根据一个家庭过往财富与教育水平的不同，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变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有很大区别。收入增加会鼓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生育。相反，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而言，更多的收入会使她们减少生育。提高教育水平也会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更多的学校教育会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减少生育，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则很少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小型家庭往往会利用额外收入增加生育，而大型家庭通常不会。换言之，生育率并不只是由一种公式决定的。似乎没有一种策略能成功减缓或控制生育率。

当西蒙意识到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十分复杂时，也愈加怀疑人口增长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后来，西蒙将自己观点的转变归功于由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伊斯特林提供的对比数据，这些数据是二人在研究国家经济增长与人口的关系时收集的。库兹涅茨和伊斯特林在一九六七年撰写的文章中表示，没有历史数据显示人口增长削弱了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指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造者和生产者。”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对于农业增长的研究也助长了西蒙刚萌发的疑虑。博塞拉普发现，人口增长推动了农业创新，并刺激经济体内的储蓄增多。相比托马斯·马尔萨斯农业模式限制人口规模的观点，博塞拉普持有相反的看法：是人口的规模和密度促使人们采取相应的经济高效的农业模式。

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下，西蒙开始质疑人口增长会带来危险的主流观点。造成这一转变的既有理智的因素，也有感性因素。他说一九六九年，在华盛顿特区参加海外人口计划会议时，自己曾顿悟过。西蒙提前到达了会议地点，便去参观附近的硫磺岛纪念碑。他在阵亡士兵纪念碑前沉思时，回想起了犹太牧师罗兰·葛图森著名的硫磺岛悼词中的一段，那段话是对有潜力的人才和希望的逝去的哀悼。西蒙后来写道：“于是我想，我疯了吗？我究竟为什么要让人们少生孩子？他们中间没准就有莫扎特、米开朗琪罗，甚至是爱因斯坦，或者能给家人和族群带来快乐的人，又或者是享受人生的人。”心态改变后不久，西蒙便在一九七〇年的地球日登上厄巴纳的讲台，质疑人口增长会对社会造成威胁的科学假设。

西蒙对地球人口增加的乐观态度与他的新研究吻合，他认为人口增长会增强而非削弱经济。一九七五年，西蒙写了一篇关于基础设施与道路建设的文章，其中谈到，“众所周知”高人口密度的“副作用”是拥挤和堵塞，以及每位农民和消费者能分到的土地更少。但高人口密度也会带来经济回报，“使每位工人拥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国家的某地区，人口越多，就越容易提供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从而为获取市场、新供给和技术帮助提供便利。西蒙同样也挑战了旧经济模型，该模型假设人口增长越快，储蓄的人就会越少，资本投资也会减少。西蒙借鉴了博塞拉普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反而会增加农业投资，比如在灌溉方面的投资。在评估发展中国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西蒙批判了“人口增长不利于每位工人的产出增长”的假设。他举例指出，一六五〇年以后，欧洲人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西蒙的模型表明，尽管高速的人口增长未必有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适度的人口增长比起缓慢的人口增长，能带来相对更好的经济表现”。

西蒙的学术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的影响“复杂且微妙”，“既不直接，也不明确”。西蒙于一九七五年写道：“对此做出任何的判断，都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和假设。”价值观很重要，因为经济学家必须决定如何评估社会进步。社会福利是取决于人均收入，还是取决于社会能供养的人口数量？西蒙赞同功利主义观点，认为“活着的人越多，福利也越多”。他称之为“圣经式的功利主义福利函数”，因为圣经训诫人们要多生多产。西蒙直言自己的哲学立场与保罗·埃利希存在分歧。埃利希发问：“六十亿或者更多的人口，与目前三十亿人口相比，有什么好处吗？我们不该问问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吗？”埃利希并不认为“人多比有限的自由人口更可取”。无论在道德还是经济上，西蒙都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让尽可能多的人孕育生命是发展经济的目的，那么许多人所认为的当下最大问题—人口增长—就是一次胜利，而非灾难”。

尽管朱利安·西蒙开始怀疑人口增长威胁论，并预言人口增长会带来更好的未来，环境倡导者依然坚信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中对灾难的预警。一九七二年，由一群实业家、科学家和政治领袖组成的国际组织“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该书讲述了人口增长和过度消耗资源带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朝人类逼近。作者丹尼斯和德内拉·梅多斯夫妇、乔根·兰德斯、威廉·贝伦斯三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专家和科学家。他们与杰伊·弗瑞斯特合作。弗瑞斯特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师，是将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用于分析社会系统动态的先驱。弗瑞斯特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世界动力学》中，创造了关于全球人口、资源和污染的模型，预言工业时代经济进步的终结。此外以丹尼斯·梅多斯为首的年轻同事进一步发展了弗瑞斯特的模型，增加了模拟的复杂程度。他们的世界系统“基本行为模型”与埃利希之前提出的蝴蝶模型相似，“人口和资本呈指数增长之后必会暴跌”。《增长的极限》的作者用计算机模型来包装世界末日的观点，为他们的预言增添了分量。该书封面的勒口处写着这样的警告：

你的孙子孙女会感谢你留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世界吗？一个工业生产力下降到零的世界，人口数量已经经历灾难性下跌，空气、海洋和土地的污染无可挽回，文明成了遥远的记忆。

这就是计算机预测出来的世界。更令人惊恐的是，这种崩溃并非渐渐成形，而是突如其来，无法阻挡。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的建模师对自己的技术能力很有信心，但他们怀疑新技术是否能让人类回避自然的限制。他们解释道：“每当我们成功地利用技术消除一些增长限制或者避免崩溃时，系统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暂时超越，然后回落。”罗马俱乐部想借此书唤起人们的“哥白尼式精神革命”，宣称“只有坚信没有其他生存之道，才能激发我们所需的道德、知识和创造力”，达到全球的均衡状态。

一九七二年三月，《增长的极限》在史密森学会隆重发表，有二百五十多名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各机构领导、商业领袖和其他各界人士参加发表会。《增长的极限》激起了大众和学术界的激烈讨论。如此热情的回应进一步推动了由保罗·埃利希和其他环保领袖引发的恐惧和焦虑。人们对《增长的极限》欣然接受，反映大众对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最好方法这一观点的怀疑与日俱增。这本书畅销全球，印刷了一千两百多万册。埃利希为该书写了推荐语，称其做了“巨大的贡献”，他呼吁那些因为这本书心绪不宁的读者行动起来“改变现实世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将《增长的极限》称为“觉醒的号角”，人类必须留意号角的鸣响。另一位作家称：“如果这本书没能让每位读者震惊……那地球就完蛋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称《增长的极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档”。刘易斯赞同书中表达的“生态学家一直试图教导我们的真理，即生命的诸多元素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元素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圆环，必须综合考虑”。一个领域无法轻易避开限制，不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受到《增长的极限》启发而写出的文章，作者是罗格斯大学的动物学教授伯特伦·穆雷。他说明了科学家如何将“生态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上，以及他们相信人类会受到和其他物种一样的限制。穆雷在文中表示，总有人对美国人说，他们“必须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系和零增长的经济体系之间做出抉择”。他煞有介事地问道：“美国人如何能判断谁对谁错呢？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穆雷站在了《增长的极限》和埃利希阵营的悲观主义者一边。他引用人口持续增长中的“生态原则”，认为“毫无疑问，崩溃无法避免”。他指出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相同的现象”。经济学家急切地追求经济增长，生物学家则把生物组织的持续增长视为“癌症”。穆雷从生物学跳到政治学，认为不论哪种意识形态的社会都同样“看重增长且充满浪费”，我们需要另一种“符合生态学理论”的全新的经济体系：“零增长体系”。这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将“受到高度监管”，是“一个遍及全世界、对环境负责的经济体系……由国际规划团队管理，该团队由联合国组织最为合理”。穆雷附和保罗·埃利希和约翰·霍尔德伦，坚信技术专家无法“避开生态法则”。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将人类社会、生态模型与经济模型之间的对立理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将有生物学家广泛参与。他的文章同样强调了环保主义者们广泛关注的国家及国际社会的监管，包括环境监管和经济计划。《增长的极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提供了政治口号，同时也为思考社会如何运行提供了知识模型。

在“世界模型的标准运行”中，《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展现了一个未能改变现有趋势的未来。根据他们的模型，由于物质资源和食物供给迅速减少，污染迅速增加，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口会急剧减少。（B表示出生率，D表示死亡率，S表示服务）——梅多斯等人所著，《增长的极限》，124页

《增长的极限》中谈到失控的经济体系将超出可利用的资源，这个观点引发了诸多关注，因为政策制定者和评论者已经开始哀悼廉价能源和矿产时代的结束。一九七二年三月，核物理学家拉尔夫·兰普于《增长的极限》发表几周后，在《纽约时报》上警告人们，美国对能源的永不餍足，却面临着自然资源供给“极为有限”的问题。兰普写道，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会面临严峻的能源短缺”，“在地球最富裕的土地上，我们让自然不堪重负……能源富裕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创下新纪录，石油公司被迫去遥远的阿拉斯加、阿尔及利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寻找新的供应源。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者对此表示赞同。一九七二年秋的国会听证会聚焦于“外交政策对能源危机的影响”。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部长彼得·彼得森告诉数千名参加美国石油协会年会的石油公司高管，处理能源问题将成为一九七三年总统最重要的新计划。彼得森透露：“低成本能源的时代几乎已经结束，大力水手的便宜菠菜就要吃完了。”第二年春天，美国国务院高级石油顾问，后来成为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詹姆斯·埃金斯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他选择用另一种比喻来形容早期的石油危机：“这次狼真的来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狼来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两国的战争中，因美国支持以色列，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产量，并拒绝将石油卖给美国。阿拉伯石油禁运证实了政策制定者最大的恐惧，即美国面对“石油武器”时十分脆弱。资源限制忽然威胁到了美国的繁荣。在长达五个月的石油禁运期间，石油价格翻了两番，从每桶三美元增长至十二美元出头。突如其来的供应缩减和价格骤增激起了人们对资源短缺的恐惧，对于许多当代观察者而言，这一危机似乎也证实了《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同年十一月，《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写着“一切耗尽”，配图是美国的拟人化形象山姆大叔恐惧地盯着空空如也的丰饶角[2]。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国会迅速通过了提高美国石油产量和减少消耗的法案。很快，阻碍在阿拉斯加兴建石油管道的政治僵局就被打破了。多年来，阿拉斯加修建石油管道一事因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土地归属的诉讼一直搁置。如今，石油管道法案顺利通过，明确禁止对建设石油管道的环境影响做更多的司法审查。与此同时，尼克松签署了一九七三年的《美国铁路改进法案》，表示“新兴趋势和国际事件”使“铁路的能源效率”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十二月，国会还通过了全国日光节约法案，并于一月初通过了一项措施，旨在将所有车辆的时速限制在五十五英里以内。尼克松以能源节约为由为两项法案做辩护。这些措施标志着政府开启了全新的全国性运动，降低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总统以及国会的领导人都将能源政策列为优先事务。

虽然在七十年代，公众对资源短缺和环境限制的焦虑不断加深，但许多评论家和经济学家—即便面对石油禁运—仍然对世界面临资源短缺和生态限制这一观点表示怀疑。这些批评者，包括朱利安·西蒙在内，谴责《增长的极限》的结论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等经济政策制定者认为，限制经济增长将加剧贫困和不公，导致战争和革命。国际金融专家亨利·瓦利奇也批评了该书提倡的反增长政策。一九七二年，瓦利奇面向报刊编辑做演讲时警告道，通过限制资源消耗或提高能源价格来抑制经济增长，等于“否定数十亿人对更好生活方式的渴望”。他称之为“自杀式”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记者戴维·安德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有一种方法可替代《增长的极限》建议的“完全停止增长”。安德森提出，社会可以实现“选择性增长”，即允许“人类生存”和“现有经济生活的持续运作”，又不会造成过多的浪费和污染。这种替代方法能让“全世界的财富、人口和技术达到新高度”，比人类现在采取停止增长的极端方法而维持现状要高得多。安德森认为，为了避免潜在的资源短缺的威胁，反增长的拥护者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险，那就是全世界数十亿人的持续贫困。

还有些批评者质疑《增长的极限》模型的准确性，怀疑该书在人口增长、资源、死亡率和污染之间建立的反馈回路。他们对全新的计算机模型尤感不屑。马克斯·勒纳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嘲笑：“你能看到这些曲线上升、下降、飞涨、跳动、交汇、联结，但总是走向毁灭。”他还用带点打油诗的口吻批评道：“尘归尘，土归土，躲得过炸弹袭击，躲不过曲线指数。”《纽约时报书评》更加严厉，称该书“不过是富有争议的小说而已”。《泰晤士报》的评论员表示，《增长的极限》并非“重新发现了自然法则，而是……（重新发现了）一句计算机科学最古老的格言：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是垃圾”。他们认为，该书的计算机模型“采取武断的假设，搅拌摇匀，再得出看似科学的武断结论”。

这些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批评，反映了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家的质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经济学家在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后，开始质疑自然资源投入的重要性，转而强调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经济学家哈罗德·巴内特和钱德勒·莫尔斯于一九六三年出版了《稀缺和增长：自然资源可用性的经济学》，旨在消除人们对限制和资源耗尽的恐惧。这本书对朱利安·西蒙的影响格外重大。巴内特和莫尔斯认为，自然资源经济随着人类“对物理宇宙知识的增长而改变，这些改变将技术进步纳入了现代世界的社会进程”。他们在书中写道：“自然资源可用性会受到绝对限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资源的定义会随着时间发生彻底且不可预料的改变。”以佛蒙特州的花岗岩为例，该州人民世世代代只用它作为建筑材料和墓碑。但巴内特和莫尔斯指出，随着核能的发现，人们才知道一吨花岗岩的铀含量等于一百五十吨煤所蕴含的能量。这两位作者稍微夸大了花岗岩和煤之间的等值，因为从花岗岩中提取铀成本昂贵，十分困难。不过他们只是想说明：科学时代的资源开发“相比之前的机械时代，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都大不相同”。无处不在的物质，如“海水、黏土、岩石、沙子和空气”如今都成了经济资源。

巴内特和莫尔斯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如何与技术和科学相互作用的理论，解释为什么核能的发现是顺理成章的人类智慧的结晶，而非“纯属意外”。通过科学进步，人们能够利用宇宙中充足的能量克服表面上的限制。巴内特和莫尔斯承认：“限制可能存在，但这种限制无法用经济术语来定义或详述。”现代人类与自身生活的物理世界之间有着灵活的关系。资源短缺和替代物出现未必意味着成本提高。特定产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替代品和创新可以降低成本或改变市场。巴内特和莫尔斯指出，在市场社会中，“相对成本的改变、需求的转变、开拓更广阔市场的希望—增长的方方面面—都会制造问题，然后找到解决方案”。他们得出结论，本质上，自然资源问题是“质”的问题。人们或许会因为想避免过度拥挤，或为了保护珍贵的环境而选择解决人口增长问题，但他们不必担心人类基本的生活和生存。

巴内特和莫尔斯的话代表了一代经济学家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对灾难预言表示怀疑的朱利安·西蒙。耶鲁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否认了杰伊·弗瑞斯特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世界动力学》中提出的模型和计算，认为这本为《增长的极限》奠定了基础的书是“没有数据支持的评估”。诺德豪斯表示，弗瑞斯特的模型默认“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新资源开发、没有替代物发明，也没有能引导用充足资源替代稀缺资源的价格体系”。换言之，这个模型与人类经济的实际运作并不相符。诺德豪斯解释，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下，面对稀缺问题，充足的资源和新技术会给出相应的反馈：“铁、铝和通信卫星替代铜；氯替代碘；静电复印术替代印刷中使用的锡和铅。”他认为这种更替会持续下去，除非未来变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他还抱怨，弗瑞斯特的模型—还有由此延伸出的《增长的极限》—将人类视为“一群没有知觉的生物，不愿意也无法抑制繁殖的欲望；无法发明电脑、节育用品或合成物质；没有价格体系来协助分配稀有物品，或鼓励发现新物品”。诺德豪斯的分析则表明，人类比埃利希的蝴蝶拥有更多的选择。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因研究经济增长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同样严厉抨击了《增长的极限》的模型及之前的类似模型。索洛称这项研究“作为科学、作为对公共政策的指导都毫无价值”。他嘲讽这些模型“完全无视日常的市场力量”。价格体系使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应对相对的资源短缺。市场通过刺激人们开发替代物、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和增加产量来管理资源消耗。一九七三年，在给美国经济学学会做的伊利演讲[3]中，索洛反复向听众强调：“早在第一个山顶洞人钻木取火时，这个世界已经在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了。”社会无须担忧跨越增长的自然限制。更重要的是，未来可能出现资源稀缺并不代表当代的人类就必须削减消耗。索洛在一篇有关代际公平的文章中坚称：“前代人有权先用完自然资源，只要他们能增加可再生资本的储存量。”索洛写到，换言之，因为劳动力和资本商品可以替代资源，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应和其他资产相同。

尽管索洛相信市场效率，但他也承认就像在经济政策的其他领域一样，市场失灵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资源使用方面。资源生产者可能不会考虑到包括污染和浪费在内的所有社会因素，他们消耗资源的速度会比最优速度更快或者更慢。索洛指出，信息不准确会导致消耗的资源未能有效利用。他建议政府应该承担起重要角色，“不断收集和宣传有关技术、储备和需求的信息”。他还建议，可以利用税收将收集信息的社会总成本摊到个人头上。

尽管索洛认同人口增长、环境恶化和资源耗尽都是重要的问题，但他强调这些问题都是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对象，并非不祥的预兆或无法控制的威胁。他认为《增长的极限》和相似的模型都有所夸大，并预先设定了悲惨的结果。索洛抱怨，环保主义者将批评他们的人视为颓废的享乐主义者和寻求刺激的人，认为他们对地球的未来漠不关心。“如果你认为天堂就是以九十英里的时速行驶在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一边看着广告牌一边污染着拥挤的湖泊上方的空气，而且这片湖泊本身已被双一百马力发动机小艇的尾气污染了，而且你说起食物就只知道可可脆麦片，那他们就会认为你支持增长。”然而索洛并没有提出可以引导理智行为的重要警告，只是总结道，《增长的极限》的模型“转移了人们对补救式公共政策的注意力”。他提出疑问：“在计算机宣布世界末日到来之际，谁还会关注为征收硫排放税立法这种不起眼的事呢？”

当然，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像诺德豪斯和索洛一样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就像并非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赞同埃利希那种世界前景堪忧的观点。罗伯特·海尔布罗纳是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也是任职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宣称人类的前景将“痛苦、艰难，可能毫无希望”。他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探究人类前景》一书中表示，世界人口增长预示着“残酷的马尔萨斯式结果”。受到埃利希有关绿色革命文章的影响，海尔布罗纳形容高儿童死亡率是“人类极大的悲剧，但也是人口统计学中重要的安全阀”。他和埃利希都担心短期内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提高食物产量会造成“威胁”，将导致亿万额外人口达到生育年龄。海尔布罗纳认为“只能想象出两种结果”：要么不发达国家陷入社会动荡，要么“能够阻止世界坠入地狱”的高压政府崛起。尽管海尔布罗纳因曾撰文研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等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而广受尊敬，却无法代表日益技术化且关注量化模型的主流经济学。其他在该领域边缘的经济学家，例如埃利希的知识盟友赫尔曼·戴利，试图创造全新的环境或生态经济学，挑战关于经济增长重要性的主流假设。戴利和同事并不赞同索洛、诺德豪斯以及其他主流经济学家的核心前提：经济模型和经济市场能够充分说明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成本，以及劳动力和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自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朱利安·西蒙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关于生育和人口在技术层面的问题的，也有关于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人口学和发展学的学术期刊上。他的文章未能引发大众对《增长的极限》和能源危机的讨论。西蒙对于人口和资源短缺的整体观点，反映了索洛和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适应性的普遍看法。这些经济学家对于资源短缺的思考与生态学家截然不同。生态学家将稀缺资源视为一种根本的限制，它们要么迫使人类发生剧烈变化，要么引发危机；而经济学家则将资源短缺或丰富视为动态的变量。科学家认为，在生态系统中，丰富的资源导致过度增长，而资源一短缺，崩溃就会发生；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在市场中，丰富的资源会带来增长，而资源短缺却不会导致危机。相反，资源短缺会带来挑战，刺激经济往新的方向发展。生态学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生态系统各部分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各个物种在其中扮演的独特角色，而许多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脱离生物系统，反对自然限制的说法。

从一九七〇年在首个地球日发表演说开始，朱利安·西蒙对主流人口增长观点的尖锐抨击变得愈加夸张，以致其他经济学家不愿附和。西蒙关于人口增长应该“使我们激动而非害怕”的言论，震惊了许多人。他完全否定有关人口增长的正统观点，将自己孤立于其他经济学家。西蒙坚信市场不败，这样的信念同样超过了诺德豪斯和索洛等更为主流的经济学家。自由派和环保主义者，例如反对西蒙的伊利诺伊大学动物学家保罗·西尔弗曼，就认为西蒙是头脑简单的空想家，看待严肃的环境问题时过分乐观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对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一步加深。环保主义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尤其是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与此同时，朱利安·西蒙和其他批评家加大抨击力度，全力批判人口控制和环境监管。

[1]最高级别的美国童子军。

[2]又名丰饶羊角，为装满鲜花和果实的羊角，象征丰收和富饶。常见于西方的雕塑和绘画中。

[3]美国经济学学会每年举办一次的演讲，邀请杰出的经济学家主讲。以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之名命名。